无岸的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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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济良说得口干舌燥,突然打住,说他饿了。我的肚子也在咕咕叫。劳顿说:“我虽然很愿意听你讲过去的故事,但不知道是真是假,更不知道对我们的调查有没有用。还是希望你不要太烦琐,尽快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为什么杀人?”王济良说:“大人,你见过没有头的绳子吗?”我说:“劳顿先生,既然你答应帮我的忙,就不要干涉他跟我的谈话。”劳顿说:“我并不想干涉,但时间是有限的。”马奇主教说:“时间由上帝来决定,也许我会听到他忏悔的声音。”劳顿说:“你会的。”我说:“也许不会。”我们走出欧人监狱,看到玛丽娅和王实诚站在监狱对面的马路边,见我们出来,都有些诧异。我大步走了过去。玛丽娅似乎想回避,扭了一下身子,又改变了主意。我说:“你们好,怎么在这里?”王实诚带着敌意瞪着我不说话。玛丽娅说:“他想进去看他爹。”“为什么不进去?”问完我就明白了:他们进不去。玛丽娅恳求道:“帮个忙吧!”我说:“我不行,看他们行不行。”劳顿傲慢地站在马路对面,不想过来跟玛丽娅和王实诚打招呼。马奇似乎想过来,看看劳顿又停下了,毕竟他有主教的矜持和有神论者的自负。我走过去给他们说了玛丽娅的恳求。劳顿断然摇头:“这不是我们权限内的事。”我说:“有时候同情会扩大你的权限。”劳顿望了一眼马奇主教,好像是商量:“我们有必要同情他们吗?我看没有。”马奇主教沉思着,决定不把陶锦章委托的关照跟同情罪犯亲属混为一谈。他说:“我看不出这对拯救王济良的灵魂有什么好处。你应该告诉他们,我们都要服从规矩。”我说:“难道上帝制定了不让亲属探监的规矩?”劳顿催促道:“走吧!”

    监狱门口只有一辆洋车,劳顿和马奇主教挤了上去。他们的身体比一般中国人都要高大肥胖,车夫吃力地迈开了腿。劳顿说:“快点儿。”我知道他们要去德国领事别墅,在那里用餐不仅免费,而且可口,是正宗的西餐,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向调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通报跟王济良的谈话。我想我也应该跟他们去,听听麦克斯先生、米澜女士和奥特莱先生怎么说——“五人调查委员会”的真实意图和联合国的目的。我隔着马路,对玛丽娅耸耸肩,摇摇头,想转身走开,看她失望得有些不知所措,便又不忍地走了过去。我说:“等着,我试试,我去给他们说。”

    我没能说服门卫放王实诚进去,一再地纠缠之后,门卫不耐烦地说:“我就是个站岗的,不是我说了算,你去找监狱长。”几分钟后我走进了监狱长办公室。监狱长说:“我们接到的命令是,除了调查委员会,任何人不准接近王济良。你得让上边同意,我才能答应你。”我回到玛丽娅身边,彼此传递着失望。王实诚瞪起眼睛说:“你走吧,俺早就知道你干不了什么好事。”我觉得我即便立刻走掉,也不能因为是他的驱赶。尊严让我定定地立着,突然意识到,我对不起他们,尽管王济良作为杀人凶手,应该绳之以法,但后辈却没有理由因此而深受伤害,尤其是来自我的伤害——我,一个迷恋着玛丽娅的长相和气质的未婚男人。我说:“你们等着,别离开,我再去试试。”我骑着靠在监狱门边的脚踏车飞驰而去。

    市政府外事局离监狱不远。我见到外事局局长张绪国时,他刚吃过午饭回到办公室。我的请求让他低着头半晌不语,突然问:“你是调查委员会的人吗?”他这是明知故问了。我说:“不是,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香港《华报》差不多就是‘皇族’的报纸,报馆派我来就等于‘皇族’派我来。‘皇族’以及代表‘皇族’的联邦德国都不希望在调查结束以后,受到任何有关‘不公正’的指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当地政府能够证明调查是秉公的,法律是健全的,当事人的权利得到了保证,包括他接受亲人探视的权利。”张绪国说:“这个自然。不过,王济良迄今并没有交代杀人动机,我们想尽量避免他跟外界的串通。”我说:“根本就不存在第二个参与犯罪的人,他有必要串通吗?再说重要的是证据,不是口供。王济良的结局只能是处死,他的动机和国民政府的动机会不会是一致的呢?”张绪国说:“你从哪里了解到国民政府也有动机?没有吧?”“我想也没有。但如果连一个记者的面子也要驳回,国民政府没有动机的说法又有谁来证明呢?你应该明白,谁更有资格说黑说白,是事件本身还是新闻记者?我是代表外国势力的记者,我觉得来自外国势力的任何威胁,中国当地政府都会在乎。”张绪国冷然一笑:“你为什么要给他们说情?我并不相信是为了什么公正。”“你是说我另有原因?也许吧。”“你不如老老实实说出来,很可能私人的意图更好商量。”我说起玛丽娅,说起上海朋友的委托,还把马奇主教拉了出来,撒谎道,马奇比我更希望满足玛丽娅的请求,只不过主教的身份让他不便出面。张绪国说:“玛丽娅?就是那个跟王济良的儿子不清不白的女人吗?”我没有回答。他又说:“这不就得了,何必绕那么远?如果是你个人的事,我倒是愿意帮忙。”我有些诧异:“这是为什么?公事公办不是更合理吗?”张绪国“唰”地拉下脸说:“党国无公事,都他妈是为了结党营私。”我一愣:他怎么这么说?张绪国转眼又笑了,从衣架上拿起礼帽说:“走。”

    我把脚踏车丢在外事局门口,坐着张绪国的灰色轿车,去了胶州湾畔的绥靖区司令部,在一间墙上挂着一排美式卡宾枪的办公室里,见到了那个曾经陪同调查委员会去六号码头监督王济良打捞尸体的上校军官。张绪国在车上告诉我,上校叫李云飞,是代表绥靖区司令部协助调查的,有关罪犯的一切都由他说了算。不过作为军人他并不霸道,反而显得过度谦虚了些,凡事都愿意跟张绪国商量。果然,他不仅温和而且热情,一见我们就又是让座又是沏茶。说起允许王实诚探视他爹的事,张绪国抢先表态:“若缺记者也是受人之托,做朋友,为朋友,不得不如此。关于‘皇族事件’,我们今后还会仰仗他许多。依我看,没什么问题吧?儿子探视老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李云飞沉吟了片刻说:“就怕有意外,部队都去前线了,监狱的守兵不是很多。”我说:“守兵再少,王实诚一个瘦不拉叽的人,又能怎么样?”李云飞说:“他当然不可能背起他爹逃跑,但谁又能保证他不是为劫狱来侦察地形的呢?”我又是摆手又是摇头:“不可能,我看王实诚又傻又蠢,没这个机灵劲儿。”李云飞说:“我不过是从最坏处着想,可能性的确不大,毕竟青岛还是党国的天下,就算共产党再有能耐,也不可能虎口里拔牙。”我一愣,问道:“听你这么说,好像王济良杀人有共产党的背景?”李云飞说:“一定有,不可能没有。”我问:“有证据吗?”李云飞说:“目前还没有,不过……快了吧!”我说:“上校先生好像胸有成竹?”李云飞挥挥手说:“扯远了,还是说眼前的事,不就是让儿子进去看看他老子嘛,我听绪国兄的。”张绪国说:“云飞兄总是这么客气,那就谢谢了。”我也赶紧道谢。李云飞又说:“不过今天不行,明天上午怎么样?”我说:“当然可以。”就这么定了,我们起身告辞。李云飞把我们送出大门,送到车上,一直在招手。我寻思,这个军人还不错,通情达理,比较容易打交道。

    张绪国的灰色轿车把我送到了外事局门口。我又骑上脚踏车去了欧人监狱。玛丽娅和王实诚还在马路对面等着。一阵青雾奔驰而来,遮去了四周的建筑,包括塔楼高耸的监狱。我看到王实诚的眼光柔和了些,看到玛丽娅在说声“谢谢”的同时,嘴角微微一抽,眼睛也随之轻轻一合,虽然还不算是快意的笑,却也不能否认已有丝丝潜在的温柔在面容上游走。我心里有了些微的舒畅:总算为玛丽娅做了点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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