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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玛丽娅和王实诚后，我看时间尚早，便骑着脚踏车，直奔德国领事别墅。院门口的几个警卫不让我进去。我说是劳顿先生让我来的。警卫就去把劳顿叫了出来。劳顿说：“尽管我没有叫他来，但我依然欢迎他来。”又小声对我说，“我们正在吵架，最好你也能听听。我怀疑麦克斯先生正在跟国民政府做交易。”我很高兴劳顿能对我这样说，证明他跟我比较接近，立场是中立的，虽然我现在还无法确定到底是他跟麦克斯的矛盾导致了他的中立，还是他的中立导致了他跟麦克斯的矛盾。领事别墅可以举办舞会的大客厅里，四围有沙发的一角，“五人调查委员会”的人正在开会，我的到来让会议中断了。我说：“对不起，我来得不是时候。”麦克斯冷冷地问：“你找谁？”他没有站起来迎接我，想以此表明我应该马上离开。劳顿也问：“你是找我，找麦克斯先生，还是找大家？”我明白劳顿的提醒，赶紧说：“我找大家，没想到大家都在，真是机会难得。”麦克斯无奈地说：“坐吧！”一个穿旗袍的姑娘过来给我上茶。我瞅了一眼，心说：她个子真高。

    我说：“不介意的话，你们继续开会，我听听。”劳顿抢先道：“很介意，因为你也在调查，我们不希望你比我们知道的更多。”麦克斯瞪了他一眼，又对我说：“没关系，调查委员会的所有问题都应该是透明的，我们也想通过记者尽快向世界传达我们的看法。”米澜女士和奥特莱先生也都友善地冲我点了点头。我意识到劳顿是故意那样说的，莫非是这样的：只要是他坚持的，麦克斯就必然会反对，为什么？劳顿说：“没有证据的支持，我们不能仓促下结论。”麦克斯说：“这就是政治和法律的区别，政治根据需要断定事件的性质，而法律却要求排除‘需要’带来的所有干扰。我要说服大家的是，联合国是个政治机构，不是一个司法机构；调查委员会的行动一定会带有政治目的，而不仅仅是搞清楚真相和拿到证据。”劳顿说：“可我只是一个警察，我曾向上帝宣誓，忠于事实高于一切。对我来说破案是唯一的目的。”麦克斯说：“已经破案了，抓住凶手是我们来青岛的最好结果。”劳顿说：“不，搞清楚动机比抓住凶手更重要，好比面对一个射击者，我们不能只关注子弹不关注枪。”麦克斯说：“正是这样，枪比子弹更重要。”劳顿说：“但你是想让高射炮射出手枪的子弹，或者相反，让手枪打出五十磅一枚的炮弹。”我听得莫名其妙，插了一句：“我想知道联合国‘需要’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事实？”

    没有人回答我。沉默了片刻，意大利人奥特莱先生说：“我曾是一名军人，打死过人，也差点儿被人打死。对战争来说，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目前凶手有了，被杀的人数也已经证实，就需要一个并不重要的合理解释，何必要争吵不休呢？麦克斯先生代表联合国，我们听他的就是了。”劳顿不服气地说：“退役的上校好比骟了的公马，动机‘并不重要’，是吗？”奥特莱忽地站起：“你敢侮辱我？”马奇主教说：“先生们，请不要这样，把一切善良的动机交给上帝，把一切罪恶的动机交给撒旦，人类没有什么可争吵的。调查需要心平气和。”劳顿说：“王济良杀死的人跟你无关，你当然会心平气和。”马奇主教申辩道：“所有的生命都在上帝的关怀之中。”又对奥特莱和蔼地摆摆手，“坐下，坐下。”麦克斯转向米澜女士：“为什么不说说你的看法？”所有人都把眼光对准了她，好像这位美籍华人一直在沉默，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米澜撩了一下头发，露出遮住的一只眼睛，平静地望着麦克斯，说：“毫无疑问，我觉得劳顿先生是正确的。”她没有说出理由，但就这么一句话，让劳顿立刻两眼放光，盯着她频频点头。麦克斯扫视着在座的人说：“我跟奥特莱先生一致，劳顿先生跟米澜女士一致。现在就看马奇主教了，也许你能代表上帝做个决断。”马奇说：“我早就说过，只要确定凶手的身份，就能明白一切。现在大家都不知道王济良到底是干什么的。”米澜说：“的确如此。”麦克斯说：“这件事很简单，当地政府会向王济良问清楚。”劳顿说：“恐怕没那么简单。尽管王济良知道他必死无疑，但也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犯了杀头之罪，如果他否认跟共产党有牵连呢？很可能王济良说出来的并不是你需要的，何况他也许跟共产党本来就毫无关系。”麦克斯说：“那只能等到问过以后才知道，我这就去打电话催催他们。”

    我算是听明白了：所谓“并不重要的合理解释”、政治的需要，就是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党是“皇族事件”的后台，王济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或者他就是共产党。如此一来，王济良的杀人动机就再合理不过，天下人都知道：共产党仇视来中国烧杀抢掠的侵略者。在国民党节节败退无力保护外国人的局面下，王济良奉命在敌占区“替天行道”不算什么意外。可问题是：证据呢？劳顿是惯于办案的警察，他的职业水准要求他摒弃一切合理推断。米澜女士是大学教授，严谨和诚实应该是她一贯的追求。那么我呢？《华报》是“皇族”的附庸，我是《华报》记者，自然应该坚持“皇族”的立场，可“皇族”的立场又是什么？《华报》主编弗兰斯并没有给我任何明确的指示，连暗示都没有。我现在只明白，代表党国军队的李云飞一口咬定王济良杀人有共产党的背景，代表联合国的“五人调查委员会”的召集人麦克斯及其成员奥特莱根据政治需要与合理推断，准备认同李云飞的说法。劳顿说他怀疑麦克斯正在跟国民政府做交易，并不是没有道理。

    我望着打电话回来的麦克斯问道：“你把电话打给了外事局局长张绪国？”麦克斯说：“不，这种事应该由绥靖区司令部负责。”“那就是李云飞上校了？”“正是。”我又问：“联合国的真实意图是搞清杀人的真相，还是为了拿到共产党指使谋杀的证据？”麦克斯说：“两者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真相有多种可能性，或许跟共产党无关呢？”麦克斯沉思片刻说：“当然是拿到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呢？”“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你不会把意图当事实吧？”麦克斯“哼哼”一笑，说：“对一切冲突，包括目前中国两派愈演愈烈的冲突，联合国唯一能够采取的办法就是政治解决，明白吗？”我说：“不明白，难道政治解决就是认定‘皇族事件’有共产党的背景？”意大利人奥特莱突然插了进来：“王济良杀人是富有启示性的，也许它仅仅是个开头。在中国，随着共产党的胜利，大批外国人将遭遇同样的命运。”我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奥特莱说：“这么明显的预兆，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劳顿挖苦道：“原来你还是个精通星占术的神巫，墨索里尼先生。”奥特莱挥了一下拳头：“我真想掐断你的脖子。”劳顿说：“那就来吧，骟马。”奥特莱扑了过去。

    退役上校奥特莱显然不是现役警官劳顿的对手，被打得爬下再起来，起来再爬下。麦克斯喝止道：“都给我住手，你们不知道这是在给联合国丢脸吗？”起身过去，推了劳顿一把，“警察先生，看来你得立刻离开这里回香港了。”劳顿喘着气，怒视着捂起脸的奥特莱说：“我也这么想。”麦克斯说：“那么香港政府会怎样对待一个不肯与联合国合作的警官呢？”劳顿“哼”了一声，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他知道如果自己就这样被打发回去，面临的局面一定很尴尬，十有八九是会被解职的。他泄了口气，愤愤地说：“对不起。”麦克斯望望窗外就要黑下去的天色说：“今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吧！等着看王济良怎么说，也许明天就会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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