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这个“大有胡气”的朝代中，边疆战争之频繁和战胜次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非常罕见。所以只有唐朝才能诞生专门的边塞诗派，诞生像“年年战骨埋荒外”这样的诗句。而至于“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姚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种豪言壮语，则由于后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风气，甚至成为了古代史上中国人尚武精神的绝响。尤其是贞观年间，大唐帝国四面出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时代造就英雄，一个纵横四海的英雄，他的诞生除了和时代背景有关，也依赖于将领本身的人身要素，尤其是性格因素。我们常常说作战风格，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将领的性格。一般说来，性格豪爽的将领会显得更倾向猛冲猛打，而心思缜密的将领则更倾向于谋定而后动。这也就是常人所说的勇将和智将的差别。实际上，智和勇并非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想要成为一代名将，有勇有谋或者智勇双全是必须的条件。但是如果我们将性格和智、勇联系起来，那么智勇双全这样的描述就难免给人以人格分裂的联想。不过好在人格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复杂和多种特质融合的结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两方面的因素都表现的过于强烈，那么依然存在人格分裂的危险。
我们细究李世民的诸次战役，则会发现他在这两个方面都走到了极端。一方面研究李世民作战特点的人都知道，李世民最擅长的战略是防守反击，而且显著地追求“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境界，基本能做到迫使敌方在战略居于劣势的情况下被动地接受会战，对于战局的计算和主动权的控制是其拿手好戏，这方面他的谨慎和细致堪比汉将卫青甚至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地喜欢以身犯险冲杀在第一线，除了在正面决战中担任突击箭头之外，还常常亲自执行侦察袭扰这样的辅助工作，而且在从防守转入进攻之后，他往往会亲自带队进行强力追击，其彻底性和坚决程度在中国战史上可以说是无人可比。换句话说，在李世民这里，是难以简单地用智勇双全这样的套话来形容的，那样会丢失了太多的信息。因为他在发挥一方面特质的时候并未限制到另一方面特质的发挥。这么看来，如果在李世民的个案中将智和勇与性格直接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其个性就多少有点人格分裂的嫌疑了。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物呢。
如果要分析李世民的个性和他的军事才华，绕不开以下三个方面：
血统论：关于李世民家的血统，有着几种不同的说法。首先是他们家自己声称的“陇西李氏”。陇西李家族较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末的秦国大将李信。再往下一点就是西汉名将李广和他的孙子李陵，李陵在汉击匈奴的战争中被俘投降后在匈奴娶妻生子。混合了胡汉两方面血统的李陵后代迁徙到陇上这一胡汉杂居的边境地区居住下来，这就是陇西李氏。按这一族谱，陇西李已经是一个胡汉合流的家族。但史家尤其是近现代史家对李唐出于陇西的说法抱怀疑态度，这引申出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派认为李唐之李根本是纯粹的胡人伪冒；一派认为李唐之李其实是更纯粹的汉人，出于赵郡李氏，只是为了迎合关陇集团的集体认知宁可改变郡望认祖陇西，一个主要证据就是李世民曾祖父李虎最早是封的赵郡公，后来才改为陇西郡公，而当时的封爵名号往往有着特别的意义。
但是不管李唐到底是什么李，有一点是很确定的：李虎改选了陇西，李唐最后选择的也是陇西李，即使一度被封为“赵国公”，李世民最终是以“秦王”而非“赵王”的留名青史。今天的甘肃天水，是李唐认定的家乡，也是李虎埋骨的祖坟。在唐代，这里就是“陇上秦州”。对李唐坚持陇西李氏这一行为，论家也多注意到李唐所坚持的陇西李算是“汉人”的一面。但如果真的和汉族血统更纯粹一点的赵郡李相比，其实李唐所强调的，只怕是一种更综合的色彩。这吻合于胡汉合流的时代背景，尤其切合其时关陇集团的特色。而且即使李世民家族的确是相对纯粹汉族血统的赵郡李，但是从选择加入鲜卑军事贵族集团以后，就不可避免和鲜卑血统的其他家族互相通婚。李虎之子李昞和鲜卑人独孤信的女儿成婚生下李渊，李渊的结发妻子也是鲜卑人的窦氏。不过反过来说，独孤氏和窦氏也在与汉族通婚，所以要明确数出李世民身上汉人血统和胡人血统的比例，那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说李世民是一个胡汉的混血儿是不会有错的，而且他的家族做为关陇集团的一员，也必然染上关陇集团的特殊色彩。
关陇集团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基干的汉化程度很深的军事贵族集团，而李家更是这“八柱国家”的贵族体系中的重要一员。由于这个时代的特性，这个集团处于一个身为游牧民族军人贵族向农耕民族文化贵族转化的过程。从而这一时期的陇西李氏的子弟接受了大量汉族文化教育，但是也依然保持了游牧民族尚武的风气。就李世民而言，前者体现在他对于围棋、书法和诗歌的喜爱上，基本上他算是一个那个年代二流以上水平的书法家和诗人。而后者则体现在他弓马的娴熟和对狩猎等活动的热衷，实际上据他自述，他在少年时代喜欢骑射狩猎饮宴等活动而厌恶读书，“挟弹铜驼之右，连镳金谷之前”就是这一个时期的写照。实际上，他娴熟的骑射功夫在他日后的征战当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李世民出生于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元599年1月23日），是家中次子，这一点对他形成意气飞扬的性格也有影响。家庭之中长子常常受到严格的教育并且较早担负起协助父亲的责任，从而具有相对厚重的性格，而家庭次子则成长的环境则往往宽松得多，而且就李世民兄弟的情况看来，长兄建成要比他年长10岁，在他兄弟之间有连续4个姐姐，而比他小1岁的三弟玄霸自幼多病，而四弟元吉从出生就不招母亲窦夫人喜爱，应该说，在李家的这几个儿子中最受宠的应该非老二莫属了。再加上姐姐们和长兄的照拂，在这种情况下次子李世民应该拥有一个相当顺心的成长环境，或者说是有一个非常适合培养出骄纵个性的环境。
如果单从这些内容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吸纳了部分汉化却又保留了相当游牧民族活力的意气飞扬的豪族次子，实际上我们也很难想象关陇贵族会培养出文弱谦和的子弟来，不过李世民由于家庭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可能将这些特点表现得较常人更为强烈。但是如果真这么简单的话，那么最后可能出现的只会是宗世民而不是李世民。
陇西李家虽然是当年的八柱国之一，不过这个更多是宇文泰掌权初期为了安抚自己的老同事们而做的设置。如果皇权能最后稳定下来，这些可疑的柱国大将军及其家族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但是从西魏到北周，皇权始终未能稳定下来，所以一直是限制和防范为主，没有能力来解决他们。到了李渊的姨父杨坚篡位建立隋朝之后，李家由于血缘较亲所以地位上升不少。但是到杨广继位之后，对他的这位李渊表兄却相当的冷淡和猜疑。大业年间，李渊的官位一直得不到晋升，直到大业九年（613年）才获得掌握兵权的实职，而这个时候李世民是14岁。但是实际上直到李世民18岁，也就是公元617年李渊决定起兵自立为止，李家一直都是处于提心吊胆担心炀帝猜疑的境地之中。
年号论： 李世民的年号是“贞观”，其中含义既可以解释其一生功业的基础，也可以用来解读其性格。《易大传》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天地之理主于正；观：以示人也。也就是说，贞观表明了在那个急剧冲击之后逐步融合走向定型的年代里，对各方面因素采取不偏不倚、兼收并蓄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是出于预设的中庸立场将各因素的锋芒磨去，而是要给予各因素锋芒毕露的空间，再以强大的包容性使其共存。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李世民容貌“英毅”，像个纯爷们。不熟悉他的大臣刚见到他的时候都比较畏首畏尾，甚至有人连话都说不连贯。而熟悉他和他私人关系很好的大臣，如他的重臣房玄龄，在他发怒时也极其诚惶诚恐。有一个故事也许可以加深人们对李世民之“威仪”的 印象：一次李世民接见一个叫程名振的将军时发怒，程名振神色自若继续谈论自己的观点，李世民于是大加赞叹，回头对心腹大臣们说“程名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第一次晋见能在我发怒时这么镇静，真是不错，胆子不小”。这里所说的虽然是容貌，但“相由心生”，李世民的容貌神情所表现的正是他的内心世界的一个方面。而一般史家都认为，这表明李世民个性里强横坚毅甚至刚愎凌人的一面。
在具体的处事行为上，则有几个人的死为李世民之“骄暴”做为注脚。首先是卢祖尚的死：李世民决定派卢祖尚去广州做刺史，但卢以广州偏远太辛苦抗旨不从，李世民几次三番劝说不起作用，最后终于大怒当场斩了卢祖尚。应该说，这一事件上只是显示了李世民偶尔也会脾气失控，而且事后李世民马上表示悔意和做出弥补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两个人的死。这两个人，一个叫孔德绍，一个叫薛德音，都是大世族的子弟和名士。这样两位分别依附于窦建德和王世充，掌管的都是文檄写作。李世民在洛阳、虎牢关战役中一举消灭王、窦两大割据势力之后，立刻就把孔德绍和薛德音抓来以“为檄不逊”的罪名杀掉，其中孔德绍还是被扔下楼去活活摔死的。
孔、薛二人的死和卢祖尚之死很不同的地方在于：李世民不是一时怒气过头杀人，而且杀了以后他也不曾后悔。李世民杀孔、薛二人完全是为杀而杀，换句话说，最多也就是嫌这两位笔杆子 “文人无行”，对他没有实质上的伤害。读书人没有操行，还读什么书。李世民杀这两个人亦纯粹是咽不下这口气要争一个面子，或者是个性中对这种并无主见而靠出卖文字的无行文人的格外鄙视。总之，也属于一种“快意恩仇”的私人行为。这是一种豪侠般的骄气，清人王夫之评价李世民“侠烈之气，荡乎天性”，说的其实也是相似的问题。李世民也就是一皇帝，我们普通人要是随便搞这么一次“侠烈之气，荡乎天性”，是要吃枪子的。
如果联系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似乎更有助于我们把握李世民的性格，那就是对苏威的态度。苏威是谁呢？苏威是隋文帝时期的两大名相之一，治绩卓著、名重天下。在隋炀帝时期也算是重臣，但是年纪老了愈发怕事，加上炀帝杀了另外一位名相元老高颎之后，他就表现得畏首畏尾，甚至谎报平安。洛阳城破，这位老丞相来见李世民的时候摆了下谱，结果被秦王殿下拒不接见，还派人数落他一顿，大意是“你身为国家重臣，隋朝亡了也不见你扶持。你见到李密王世充都舞蹈下拜，你现在还摆什么谱？”。
应该说，这两件事情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并非是“骄暴”，而是多少有“没必要”或者“犯不着”的感觉。但是我们也由此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坚信自己内心的“正义感”而不肯妥协的倔强少年的形象。如果将对环境的妥协看做成熟的象征的话，那么这里的李世民似乎可以用“天真”来描述，思想上不成熟导致政治上不成熟。换句话说，如果环境的压力触碰到他相信的原则，他可能将不惜代价的予以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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