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龙鳞”不过是幌子

    李世民比魏征小19岁，发动玄武门之变逼取帝位时，才二十六七岁，血气方刚，不择手段。他初登帝位，内外危机重重，臣民上下观望，于是李世民核名实，买人心，把几个当时的人杰安排在宰相班子的合理位置上。

    因为实行三省六部制，当时的宰相是五六个人，三省即尚书、中书、门下，在唐中期以前，三省长官即为宰相。尚书省辖六部、管政务，长官尚书令，因为李世民曾担任此衔，所以后来废置，尚书令副手左右仆射成为事实的长官，房玄龄、杜如晦就是左右仆射，但杜如晦在右仆射位置上一年多就早逝了，后来此位置换过多人，前后有封德彝、李靖、长孙无忌等。中书省管政令的拟定和国策研究，长官为中书令，岑文本、温彦博、马周都任过此职。门下省管政令的复议、封驳，有权打回中书省和尚书省的拟敕和奏折，纠错矫正，是最接近皇帝，并承上启下的部门。门下省长官为侍中，魏征长期任此职，此外还有一个侍中叫王珪。

    三省制的要旨，就是这几个宰相互相制约，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宰相们每天上午到政事堂议政，其中房玄龄、李靖都是老狐狸，史载李靖“每参议，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称”，其实李靖出将入相，房玄龄深谋远虑，都不是不能言词，但偏偏不说出来；与魏征出现言语交锋的，多为封德彝、温彦博等。

    这正是唐太宗希望看到的

    房杜、长孙这些人，从李世民还是秦王时，就都是其藩邸旧人，号称“十八学士”，李世民取帝位后，水到渠成地把朝廷的实务交给了他们，但是李世民最担心的恰恰是这股势力太大，不好控制，所以常暗地压抑。而魏征跟王珪，原本都是太子建成的亲信旧人，唐太宗竟先后重用这样两个人做侍中，显然是要利用他们“孤臣”的身份，抑制秦府旧人的势力过度膨胀，达到“兼听”的效果。

    而封德彝不容魏征，是由于他和魏征在善于纵横术上面是一类的：封德彝在隋朝时是中枢佞臣，到唐高祖时，在太子和秦王处两边投机。封德彝处处为难魏征，魏征也在太宗面前说封德彝的坏话，太宗曾问：隋炀帝博学多才，为什么把天下丢了？魏征说：他以为自己最聪明，结果被奸臣虞世基蒙蔽了，太宗听了一度深以为然。

    封德彝当年正是虞世基的死党。唐太宗在贞观年间的一次国宴上，失口对长孙无忌说了一句感慨：“魏征、王珪事隐太子、巢刺王时，诚可恶，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

    魏征怎么说呢？ “陛下导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数批逆鳞哉！”原来，被后世人目为诤臣的魏征，其“无限话语权”是唐太宗给他的，魏征同志不过是扮演了一个肉喇叭的角色。魏征是唐太宗的发言人，唐太宗不能讲，或不好突兀讲出的话，就由魏征说，或由他当众“启发”出来。

    翻开《谏太宗十思疏》，可以看到其中的思考并没有触及唐朝政体的实质，不过老生常谈的高调而已，唐太宗能够发动政变夺权，能够稳住朝局，已经说明他是个很明白权力规则的人，魏征这篇上疏中的泛泛之谈对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把这样的文字公诸天下，只不过是皇帝要强调自己的施政取向而已。

    魏征死后，唐太宗哀叹：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个比喻很精确：唐太宗始终把魏征当做自己的分身，让天下人可以从老魏身上看到一个更完美的自己，并且这个善于纵横术的分身，可以给自己增益美德的分数，放大自己的言辞于天下。不过，魏征他比一般“言官”伟大的地方在于，他的手段虽然复杂，但政治抱负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

    自古成大事者，必先识人。魏征的聪明，就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虚心求谏、重用人才的表象后面隐藏着本身固有的疑惧、残忍及独断，也看到了李世民急于在众人面前刻意修饰自己，以掩饰自己杀兄逼父之非。这些从贞观时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而李世民后期由于功德圆满和对山东集团的成功打压，所以杀掉侯君集、逐杜正伦。对魏征，也在他死后“罢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此时二人的关系才从“求谏”、“直谏”的重重迷雾之中露出了原本互为所用的实质关系。看来这君臣二人在玩阴的上面，都不是善茬。宋代文化圈大佬欧阳修曾经爆料，说有一次李世民、魏征、长孙无忌三人一起喝酒，可能喝高了，气氛比较暧昧，说话也就有点越界。长孙无忌跟魏征抱怨说：你丫混到今天这份上，实现自我价值，有我一份推荐的功劳吧，怎么我现在在你这儿说话就这么不管用呢？魏征一个劲儿地打哈哈，喝酒，喝酒。长孙把话匣子一打开，三人就这个话题耍开了嘴皮子。最后魏哥仗着酒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李世民说：我知道老板需要我放炮，要不然我哪敢跟您硬顶？要不是您有需求，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敢，除非我活腻了。还有一次，魏征当面给李二指出错误，李二也当场表示悔悟。皆大欢喜之余，老魏说了句无比诚恳的话：俺愿意做良臣，不愿意做忠臣。良臣是啥？老板英明，自己也幸福，总之你唱我随，一生平安；忠臣是啥？直着脖子死谏老板也不听，还把你给杀了。瞧瞧这马屁的水平，不仅表明自个儿心迹，力道和方向也恰到好处，不肉麻不恶心，已是天外飞仙的境界，不是你我凡俗之人能够拍出来的。

    据史料上讲，魏征光上书谏言给李世民就有二百多条，数十万言，还不用说大量的口头谏言呢？这些谏议，不仅是有关国家大事，更多是在生活上、道德上的。老魏这老狐狸的形象功臣当得相当不赖，还当出了高水平。李世民也配合得相当的好，俩人一唱一和，成就了戏台上的千古佳话。

    砸烂牌坊一场戏

    贞观十六年（640年），魏征染病卧床，李世民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房屋。李世民随后亲自去看魏征，魏征叩拜后正想讲话，太宗就抢先对魏征说：“朕知道你又要来劝谏朕不要花费这些钱财帮你盖房子，朕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没有另外花钱，因为这些材料本来就是要替宫中添一座小殿用的，朕现在停止盖小殿，把这些材料送过来给你盖正寝，并没有多耗一分国家的钱，所以你不用操心了。”

    魏征听了这话，当然感动地磕头如捣蒜。过了几天，魏征病重，唐太宗又来到魏征家中，抚着魏征的手臂，痛哭流涕，并问魏征想要什么东西？魏征回答说：“臣不要任何的东西与抚恤，臣只担忧国家的兴亡。”不久，魏征病逝家中，李世民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时光闪回，史料记载侯君集被诛，杜正伦遭逐后，李世民开始怀疑魏征的诚意，认为这魏老头逢迎上意，徇私枉法；比附于下（上始疑征阿党），但实际上并非在魏征死后李世民才怀疑魏征“阿党”，而是李世民一直就有所觉察，只因种种因素的制约，始终隐忍罢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君臣之情谊，合作之默契，留下了诸多佳话。可魏征死后半年，李世民就开始怀疑魏征在朝廷内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后来，李世民又得知消息：魏征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书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李世民怀疑魏征是故意靠自己来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先前李世民已经同意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这时也后悔了，下旨解除婚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便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砸毁了自己的“镜子”。

    为什么李世民对生前死后的魏征态度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其实在李世民的心目中，魏征的身份很尴尬但同时又很重要，他是李世民的一颗重要棋子。魏征既不是山东贵族，又不是山东武人，他的责任不仅仅是用来联络山东豪杰，更重要的是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同时分合操纵当时唐廷内部各政治集团，让他们既互相团结，又互相掣肘。形成分而不裂，合而不黏的局面。如果魏征的行动越过李世民赋予的这种权力，就可能触犯李世民的政治底线。魏征推荐杜正伦为相，而杜正伦的出身是山东豪门，所以李世民赋予魏征监视山东贵族的作用就有可能消失，转过来魏征又落了个联合山东集团文武两大势力的嫌疑。候君集与李世民都属于六镇胡汉关陇集团，史书上说，他的才能出将入相没有问题，魏征举荐杜候二人，等于集合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而他自己身为其枢纽，这是李世民最不能容忍的。后来侯君集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被杀，幸好这些事造成的恶果暴露在魏征死后，否则魏征也是罪责难逃。

    贞观十八年（642年）初，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耳边重又响起自己大言不惭地批评魏征的话，感觉十分丢面子，不得不对群臣说出了“如果魏征在，决不会让我有今天的失败。”的反省话，他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修了魏征墓，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李世民的真正用意是修复了自己的面子，也重塑了自己纳谏惜臣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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