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孟昶《令箴》的记载，在宋初大概主要有两部著作。一是景焕的《野人闲话》，二是张唐英（1029—1071）的《蜀梼杌》。洪迈（1123—1202）《容斋续笔》卷一《戒石铭》云：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太宗皇帝书此，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谓之《戒石铭》。按成都人景焕，有《野人闲话》一书，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颁令箴》，载蜀王孟昶为文颁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僭伪之君为可称也，但语言皆不工，唯经表出者，词简理尽，遂成王言，盖诗家所谓夺胎换骨法也。据此，《戒石铭》源于《野人闲话》。持此说者，还有南宋人王明清（约1127—？），其《挥麈录余话》卷之一载： 成都人景焕《野人闲话》，盖乾德三年所述，其间载蜀后主一条，今录于后：“蜀后主孟氏，讳昶……尝为箴诫颁诸字人，各令刊刻于坐隅，谓之《颁令箴》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爵，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诫，体朕深私。’”治平中，张次功著《蜀梼杌》，亦书是箴，与此一同。另外，还有南宋人孙奕。其《示儿编》卷十七《太宗戒官吏》云： 太宗皇帝御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以戒监司守令，民到于今，受其赐，德至渥也。盖本蜀后主孟氏昶攽《令箴》以箴诫字人之词，凡十二韵，二十四句，九十六字。而帝实摘取之，始见夫词简而意严，详略有体，故并录之于左。“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无私。”（原注：宋乾德三年，景焕《野人闲话》） 王明清、孙奕所录孟昶《令箴》较之洪迈所录微异。如《容斋续笔》之“言之令长”，《挥麈录馀话》、《示儿编》作“托之令长”；《容斋续笔》之“赋舆是切”，《示儿编》作“赋役是切”；《容斋续笔》之“体朕深思”，《挥麈录余话》作“体朕深私”，《示儿编》作“体朕无私”。《挥麈录馀话》、《示儿编》与《容斋续笔》录文孰是孰非，有待进一步考证。
另外，“元人所编次”的《氏族大全》卷十六《戒石碑》亦云： 景焕有《野人闲话》一书，宋乾德三年，立郡国《戒石碑》四句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即其书中语也。 张唐英的《蜀梼杌》卷下亦载： 广政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颁于郡国，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昶好学，凡为文，皆本于理，尝谓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蜀梼杌》所载孟昶《令箴》与《容斋续笔》、《示儿编》，在文字上也略有差异。如《容斋续笔》、《示儿编》之“抚养惠绥”，《蜀梼杌》作“抚养安绥”；《容斋续笔》、《示儿编》之“朕之赏罚”，《蜀梼杌》作“朕之爵赏”；《容斋续笔》、《示儿编》之“勉尔为戒”，《蜀梼杌》作“特为尔戒”，等等。其文字显逊于《容斋续笔》、《示儿编》。
《四库全书》史部九《蜀梼杌提要》云：“今世官署戒石所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四语，自宋代以黄庭坚书颁行者，实摘录孟昶广政四年所制官箴中语，其文全载于此书。”持此观点者，还有南宋人郑兴裔（1126—1199），其《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戒石铭跋》云： 绍兴壬子（二年）夏六月，御笔钩临黄庭坚书《戒石铭》，颁赐诸郡县，俾镌之石。其文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本出蜀主孟昶文：“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乙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载《蜀梼杌》（蜀史名）中。熙陵（宋太宗陵名）表出，言简理尽，遂成王言。其所引录孟昶文，与《容斋续笔》略同，而与《蜀梼杌》微异。而南宋人张端义（1179—？）也认为《戒石铭》出自《蜀梼杌》。其《贵耳集》卷上载： 泰陵（按哲宗陵名）书《戒石铭》赐郡国，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用《蜀梼杌》中所载孟王昶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亦可称。后熙陵（按太宗陵名）表出，言简理尽，遂成王言。 那么，就《野人闲话》与《蜀梼杌》两部史书来说，宋太宗的《戒石铭》应该是从哪部史书中摘录出来的呢？按景焕在《〈野人闲话〉自序》中说：“野人者，成都景焕，山野之人也；闲话者，知音会语，话前蜀主孟氏一朝人间闻见之事也。其中有功臣瑞应，朝廷规制，可纪之事，则尽自史官一代之书，此则不述。故事件繁杂，言语猥俗，亦可以警悟于人者，录之编为五卷，谓之《野人闲话》。”《说郛》卷十七《野人闲话》。南宋人洪迈认为“《野人闲话》一书，乾德三年（965）所作”。而《蜀梼杌》的作者张唐英，蜀州新津县人，生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卒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庆历三年（1043）进士及第。张商英：《张御史唐英墓志铭》，《琬琰集删存》卷三。其《蜀梼杌》大概撰写于宋仁宗嘉祐末年，定稿于宋英宗治平初年。陆昭迥：《蜀梼杌后序》，《全蜀艺文志》卷三十。所以，宋太宗绝不可能从《蜀梼杌》中摘录《戒石铭》，而只能摘录自成书于宋太祖乾德三年（965）的《野人闲话》，也或许另有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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