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直言极谏，愈黜愈奋
范仲淹认为：“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庭诤，国朝之盛。有阙即补，何用不臧！然后上下同心，致君亲如尧舜；中外有道，跻民俗于羲黄。”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睦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41页。 “臣不兴谏，则君道有亏；君不从谏，则臣心莫写。……岂不以君之德也，贵纳谏而温恭。”范仲淹：《范文正公别集》卷二《从谏如流赋》，《范仲淹全集》，第430页。 所以，“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范仲淹全集》，第355页。“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资政晏侍郎书》，《范仲淹全集》，第202页。 立志要像灵乌一样，“警于未形，恐于未炽”。“虽死而告，为凶之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灵乌赋》，《范仲淹全集》，第12页。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天圣七年（1029）冬至，时章献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欲率百官于会庆殿为刘太后拜寿，“诏下草仪注，缙绅失色相视，虽切切口语，而畏惮无一敢论者”。洪业、聂崇岐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86页。范仲淹时任秘阁校理，独上疏言：“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李焘：《长编》卷一〇八，天圣七年十一月癸亥，第2526—2527页。“疏奏，遂罢上寿仪。”洪业、聂崇岐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86页。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云：“其事遂已。”《长编》卷一〇八云：“疏入，不报。”今从富弼《墓志铭》与欧阳修《神道碑》。 又上疏请刘太后还政，说：“今上皇帝春秋已盛……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文莹：《续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76页。“后颇不怿，寻出为河中府通判”。洪业、聂崇岐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86页。“晏殊初荐仲淹为馆职，闻之大惧。召仲淹，诘以狂率邀名且将累荐者。”李焘：《长编》卷一〇八，天圣七年十一月癸亥，第2527页。 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写了一封很长的《上资政晏侍郎书》，说明自己是出于“有忧天下之心”，与天子“共理天下”，所以“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国家冬至上寿之礼”若不正之，“后代必有舅族强炽，窃此为法，以抑制人主者”，那时就无可奈何了。“是故轻一死而重万代之法”。此乃“忠臣之分”，并非越职言事，“好奇邀名”。以上均见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资政晏侍郎书》，第202—205页。晏殊终于表示愧谢，仲淹此举给仁宗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道二年（1033）二月，章献刘太后崩。四月，范仲淹被召入朝，任右司谏。宋仁宗时，比较重视谏官，单独设立谏院，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中央机构。设知谏院、同知谏院，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等谏官，专门负责谏诤皇帝，论奏朝政阙失，弹劾宰相及百官等。参见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谏官虽小，但与宰相一样，是最能直接“左右天子”、“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当时身在洛阳的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写道： 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士大夫们对范仲淹寄予了重望，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贤也。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面争庭论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七《上范司谏书》，第974页。范仲淹也果然不负众望，在右司谏任上，做了许多“直辞正色面争庭论”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反对立杨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云： 明年，章后弃长乐，擢为右司谏。属朝廷用章后遗令，策太妃杨氏为皇太后预政。制出，都下汹汹。公上疏极陈：“王者立太后，所以尊亲也，不容冀幸于其间，未闻武武相蹑，一二而数，况复称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后世有以窥之者。”上悟，第存后位号而止。因为范仲淹等人的建言，未让杨太妃参决军国事，而仅仅保留了皇太后的称号。
第二件事，是建言遣使安抚江、淮、京东灾伤。明道二年（1033），江、淮、京东大旱，蝗虫成灾，范仲淹多次上疏，建议遣使巡行救灾，均无答复。他找了一个机会，当面对仁宗说：“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今数路艰食，安可置而不恤！”七月，乃命仲淹为江、淮体量安抚使。他“所至开仓廪，赈乏绝，毁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李焘：《长编》卷一一二，明道二年七月甲申，第2623页。还把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广德军（治今安徽广德）饥民所吃的乌昧草子封进奏给仁宗。他在《封进草子乞抑奢侈》的奏章中说：“窃见贫民多食草子，名曰‘乌昧’，并取蝗虫曝干，摘去翅足，和野菜合煮食。……民于饥年艰食如此，国家若不节俭，生灵何以昭苏！臣今取前件草子封进，伏望宣示六宫、藩戚，庶抑奢侈，以济艰难。”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点校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上仁宗封进草子乞抑奢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4页。封进饥民所食草子，让天子宣示后妃、宗室、外戚，以抑制奢侈这样的事情，大概只有范仲淹才做得出来。
第三件事，是极谏废郭后。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云： 适议废郭后，公上书曰：“后者君称，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称后。后所以长养阴教而母万国也。故系如此之重，未宜以过失轻废立。且人孰无过？陛下当面谕后失，放之别馆，拣妃嫔老而仁者，朝夕劝导，俟其悔而复其宫，则上有常尊而下无轻议矣。”书奏，不纳。明日，又率其属及群御史伏门，论列如前日语。上遣中贵人挥之，令诣中书省。宰相窘，取汉唐废后事为解。公曰：“陛下天姿如尧舜，公宜因而辅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辅，名骨鲠，亦扶公论，议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辅将留百辟班，挹宰相庭辩。抵漏舍，会降知睦州，台吏促上道。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丙辰，范仲淹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同时被贬，“又遣使押道辅及范仲淹亟出城。仍诏谏官、御史，自今并须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请对，骇动中外。……（杨）偕奏乞与道辅、仲淹俱贬，（郭）劝及（段）少连、富弼再上疏，皆不报”。富弼在上疏中一再指出：“陛下纵私忿，不顾公议，取笑四方，臣甚为陛下不取也。”“今陛下举一事而获二过于天下：废无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实痛惜之。”“今天下凶歉，盗贼如麻，国用空虚，人心惶扰。奸雄观此，已有窥觊之心。陛下当兢兢惕惕，宵衣旰食，日与臣僚讲论安天下之计，犹恐不及。而乃自作弗靖，废嫡后，逐谏臣，使此丑声闻于四方，知陛下不纳谏臣，朝政不举，则奸雄益喜，以为内外皆乱，事势相符，必可集事。臣一念至此，心寒骨颤。此已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说也。望陛下审思之，明察之。”李焘：《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丙辰，第2649—2653页。仁宗都置之不理。
废郭后既是仁宗的家事，更是宋朝的国事。在这一事件的背后既有帝、后之间的矛盾，后、妃之间的矛盾，皇帝与太后之间的矛盾，又有宰相与皇后之间的矛盾，台谏官与宰相之间的矛盾，台谏官与皇帝之间的矛盾，等等。其中既有权位之争，又有道义之争。参见刘静贞：《范仲淹的政治理念与实践——借仁宗废后事件为论》，《纪念范仲淹一千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文学院编，1990年；又收入《范仲淹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范仲淹在被贬至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后所上《睦州谢上表》中说： 昨闻中宫摇动，外议喧腾。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废；以宗庙祭祀之主，非大过不移。初传入道之言，则臣遽上封章，乞寝诞告；次闻降妃之说，则臣相率伏，冀回上心。议方变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盖以前古废后之朝，未尝致福。范仲淹认为，郭后无大过，不当废，而且前朝废后，未尝致福而却遭祸，理所当言，所以有犯无隐，死无所避。虽遭贬黜，仍不曲从。范仲淹作为谏官，在君权、相权高压之下，被贬外任，未能“左右天子”而行其道，但在道义上却是胜利者，他表示仍然“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睦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41页。
景祐二年（1035）八月，范仲淹由知苏州第三次被召入朝，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跻身侍从之列。他这次入朝为官不到十个月，也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是揭发入内都都知阎文应的罪恶。文应“专恣不恪，事多矫旨以付外，执政知而不敢违”。两年前他与宰相吕夷简相勾结，怂恿仁宗废了郭后；现在又因有毒死郭后之嫌被罢职外任，而称病不去。范仲淹“闻之不食，将入辩，谓若不胜，必不与之俱生。即以家事属长子。明日，尽条其罪恶，闻于上。上始知，遽命窜文应岭南，寻死于道”。洪业、聂崇岐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87页。这样，为国家铲除了一大祸害。
第二是治理开封府。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云：“公自还阙，论事益急。宰相阴使人讽公：‘待制主侍从，非口舌任也。’公曰：‘论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诱，乃命知开封府，欲挠以剧烦，而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即罢去。公处之冞月，威断如神，吏缩手不敢舞其奸，京邑肃然称治。”当时京城有民谣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王称：《东都事略》卷五九上《范仲淹传》，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第368页。
第三是弹劾宰相吕夷简。吕夷简是太宗、真宗朝三度入相的吕蒙正的侄子，仁宗初即位，他就为参知政事，后也三度入相，共长达十一年之久，是仁宗时期任期最长、最受信任的宰相。参见王德毅：《吕夷简与范仲淹》，《史学汇刊》第四期，1972年4月；又收入《范仲淹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吕夷简长期把持朝政，“进者往往出其门。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夷简大为恼火，趁机说：“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为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讥指时政。”李焘：《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二年五月丙戌，第2783—2784页。建言对宰辅等臣僚应该“委以人臣之职，不委以人君之权”，“区别邪正，进退左右，操荣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权也，不可尽委之于下矣”。不然就会发生三家分晋、王莽篡汉、李林甫专权天下丧乱之祸。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七《推委臣下论》，第133页。 “又言：‘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辨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诉，辞愈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韩渎希夷简意，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从之。”李焘：《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二年五月丙戌，第2784页。
景祐三年（1036）五月丙戌，范仲淹由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落职知饶州（治今江西波阳）。集贤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上书论救，相继遭贬。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一时传诵天下。范仲淹《饶州谢上表》云：“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四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节。庶从师训，无负天心。”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饶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43页。表示自己是以身许国，犯颜直谏。现在出知饶州，宽和施政，造福一方；将来一旦入朝，将更加直言极谏，以尽臣节。这是遵从圣人之道，以不辜负皇上的一片心意。
范仲淹在因谏废郭后第二次被贬后所上《睦州谢上表》中说：“既竭一心，岂逃三黜？”不幸被其言中，果然难逃“三黜”之劫。但他却愈黜愈奋，“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邠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68页。“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润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44页。“乐道忘忧，雅对江山之助；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睦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41页。正如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所云： 公为学好明经术，……立朝益务劲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欣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则然。苟尚未遂弃，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韩愈所谓“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洪业、聂崇岐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91页。韩琦在《文正范公奏议集序》中亦云： 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尽瘁，知无不为，故由小官擢谏任，危言鲠论，建明规益，身虽可绌，义则难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二二《文正范公奏议集序》，巴蜀书社，2000年，第724页。富弼、韩琦是与范仲淹同时为官从政的名臣，他们的评论无疑是入木三分的。
（二） 出将入相，敢做敢当
宝元元年（1038）十二月，宋闻西夏主李元昊称帝，遂命知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夏竦、知延州（治今陕西延安）范雍负责抵御西夏。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于延州的三川口大败宋军，朝野震惊。三月，范仲淹因韩琦推荐，由知越州（治今浙江绍兴）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旋改陕西都转运使；五月，又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当时，延州新败，人心惶惶，八月，范仲淹主动请求兼知延州。“属亡战日久，兵无纪律，猝有外警，荡然不支。公（按指范仲淹）于是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析为六将，分命裨佐，训敕不数月，举为精锐，士气大振，莫不思战。而寇知我有备，即引去。朝廷推其画诸路，诸路皆以为法。”洪业、聂崇岐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88页。其法即为后来“将兵法”的雏形。西夏兵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按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按指范雍）可欺也。”李焘：《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庚戌，第3036页。西线战局得到初步稳定。
面对西夏，是攻还是守？仁宗与二府大臣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决定采用韩琦所画攻策。康定元年（1040）十二月“乙巳，诏鄜延、泾原两路取正月上旬同进兵，入讨西贼。”李焘：《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第3062页。早在康定元年五月，范仲淹在陕西都转运使任上就曾上言：“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又闻边臣多请五路入讨，臣窃计之，恐未可以轻举也。”李焘：《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五月甲戌，第3012页。范仲淹：《范文正公别集》卷四《论西事札子》，《范仲淹全集》，第464—465页。现在，“朝廷既用韩琦等所画攻策，先戒期师”。庆历元年（1041）正月，知延州范仲淹又上言，请求所在鄜延路正月不要出兵，他说：“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则惧春初盛寒，士气愈怯，二则恐隔绝情意，偃兵无期。”李焘：《长编》卷一三〇，庆历元年正月丁巳，第3079—3081页。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补编》卷一《论夏贼未宜进讨》，《范仲淹全集》，第651页。诏从仲淹所请。仲淹又言：“鄜延路入界，比诸路最远。若先修复城寨，却是远图。请以二月半合兵万人，自永平寨进筑承平寨，俟承平寨毕功，又择利进筑，因以牵制元昊东界军马，使不得并力西御环庆、泾原之师，亦与三路俱出无异。”李焘：《长编》卷一三〇，庆历元年正月戊午，第3081页。仲淹终于修复承平等前后十二寨，蕃汉之民，相继复业。
庆历元年二月，韩琦命环庆副部署任福率兵出击，又招致好水川之败。三月，朝议欲悉罢诸路行营之号，明示招纳，使贼骄怠，仍密收兵深入讨贼。诏范仲淹体量士气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驱策前去，乘机立功。仲淹曰：“今乞且未进兵，必恐虚有劳敝，守犹虑患，岂可深入？臣非不知，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奈何成败安危之机，国之大事，臣岂敢避罪于其间哉？”李焘：《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三月丙辰，第3111页。十一月，又上《攻守二议》，建议：“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李焘：《长编》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十一月，第3203页。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七《上攻守二策状》，《范仲淹全集》，第140页。庆历二年正月，又上《再议攻守疏》，进一步说明：“攻其远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必随；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并指出：“招纳之策，可行于其间。”李焘：《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正月壬戌，第3216页。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补编》卷一《再议攻守疏》，《范仲淹全集》，第654页。在“近攻久守”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修城寨，如在延州修筑青涧城（今陕西清涧），在庆州修筑大顺城（今甘肃华池县东北）等城寨，有力地加强了防御能力。二是招抚属羌，大力争取宋夏交界处的少数民族。三是用土兵，兴营田。四是选将练兵，严明号令。参见李涵等著：《范仲淹传》第三章《抵御西夏的帅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庆历二年十一月，又以范仲淹与韩琦、庞籍为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并许“便宜从事”。在范仲淹、韩琦等的指挥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宋夏战争的局面得到扭转。边境上有民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朱熹撰，李伟国点校：《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参政范文正公》，《朱子全书》第12册，第213页。事实证明，范仲淹的战略思想和行动举措是正确的。正如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所说： 公周施安集，坐可守御，蓄锐观衅，适图进讨。会羌人复修贡，朝廷始议息兵，而从其请，于是不能成殄灭之功。然其阅武练将，可以震敌；城要害，属杂羌，可以扼寇，此后世能者未易其过也。至于垦田阜财，立法著信，爱民全国体，赫赫在人耳目，皆可为破贼之地者，又可道哉！ 早在庆历元年正月，元昊派高延德假意请和，“仲淹既见延德，察元昊未肯顺事，且无表章，不敢闻于朝廷，乃自为书谕以逆顺，遣监押韩周同延德还抵元昊”。李焘：《长编》卷一三〇，庆历元年正月末，第3085页。二月，因好水川之败，元昊再次来书，语辞更加傲慢，仲淹当着使者面焚毁其书，而潜录副本闻奏。因被劾不当与元昊通书，又不当将其书焚毁，仲淹被降知耀州（治今陕西耀县）。庆历三年正月，延州言元昊遣使请和，但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而不称臣。二月，范仲淹不计较两年前被黜知耀州之事，和韩琦一起又上《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奏》，表示：“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国家之忧，须罄刍荛，少期补助。其元昊来人到阙，伏望圣慈于纳和御侮之间，审其处置，为圣朝长久之虑，天下幸甚！”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补编》卷一《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奏》，《范仲淹全集》，第663页。 庆历四年五月，宋夏以元昊称臣、宋岁赐二十五万五千、双方互开榷市达成和议。范仲淹是主张“化干戈为玉帛”的，他在庆历二年正月所上《再议攻守疏》中，就指出：“招纳之策，可行于其间。”李焘：《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正月壬戌，第3217页。《范文正公集补编》卷一《再议攻守疏》，《范仲淹全集》，第655页。但是，他在《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中又指出：“为今之谋者，莫若择帅练兵，处置边事，日夜计略，为用武之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彼知我有谋有备，不敢轻举，则盟约可久矣。如不我知，轻负盟约，我则乘彼之骄，可困可击，未必能为中国患也。”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范仲淹全集》，第530页。这些都是以天下为己任、敢做敢当、许国忘身的表现。
庆历三年三月，宋仁宗曾派内侍宣谕范仲淹、韩琦、庞籍：“候边事稍宁，当用卿等在两地，已诏中书札记。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荐举。”李焘：《长编》卷一四〇，庆历三年三月末，第3361页。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谢传宣表》，《范仲淹全集》，第362页。四月，以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五辞，不许，乃就任。八月，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宋仁宗超擢范仲淹、韩琦、富弼荣登两府之后，“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九月，又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然后，“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仲淹所奏即是《答手诏条陈十事》。其十事谓：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李焘：《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丁卯，第3444页。参见朱瑞熙：《范仲淹“庆历新政”行废考实》，《学术月刊》1990年第2期；方健：《范仲淹评传》第三章《庆历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答手诏条陈十事》是范仲淹面对“夷狄骄盛、寇盗横炽”，正本清源进行改革的总纲领，也是他为官从政近三十年的总结。如前所述，天圣三年（1025）四月，他曾向刘太后和仁宗上《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他又向当时的宰相王曾等上《上执政书》；天圣八年，他又曾向当时的宰相吕夷简上《上时相议制举书》，但都没有得到答复，更不用说付诸实施了。另外，他还撰写了《任官惟贤材赋》、《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选任贤能论》等，在政治上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这次位登政府，为参知政事，得到天子的信任，他才得以将以往的建言总结、归纳、概括为《答手诏条陈十事》，付诸实施，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吏治改革。第一，在官员的选拔方面，一是要改革恩荫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及其他亲戚荫补入仕的官阶与资格和出官的年龄与资格；“两府、两省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阁职任”，此即十事中的“抑侥幸”。参见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奏重定臣僚奏荐子弟亲戚恩泽事》，《范仲淹全集》，第515页；《宋大诏令集》卷一六一《任子诏》，中华书局，1962年，第612页；《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三《诫约两府两省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阁职任诏》，第708页。二是改革科举制度，“为立学舍、保荐送之法”，和“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此即十事中的“精贡举”。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三，中华书局，1957年。第二，在官员的升降方面，一是京朝官须任满三年、无杖以上私罪、有清望官五人保任，方可磨勘。“自请厘务于京师，五年一磨勘，因举及选差勿拘。”“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鞫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选人视此。”此即十事中的“明黜陟”。李焘：《长编》卷一四四，庆历三年十月壬戌，第3485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一三。二是令转运使副兼按察使，澄汰所属州县年老、病患、赃污、不才的官员；令待制以上每年举荐省府判官、转运使副、提点刑狱、转运判官。此即十事中的“择官长”。李焘：《长编》卷一四四，庆历三年十月丙午，第3480页；《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二月乙卯，第3750页。第三，在官员的待遇方面，定天下职田，“给其所未给，均其所未均；约为差等，概令周足”。“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此即十事中的“均公田”。《宋大诏令集》卷一七八《定职田诏》，第642页；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奏重定职田顷亩》，《范仲淹全集》，第517页；《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80页。范仲淹深知：“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七《选任贤能论》，《范仲淹全集》，第130页。“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4页。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吏治改革是最为艰难的改革。但他知难而进，锐意革新。结果“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李焘：《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壬子，第3637页。因为遭到大量贪官、庸官的反对，范仲淹的吏治改革多遭废罢，但他的改革精神却是不可磨灭的。
“庆历新政”的另一项内容是富民强兵。第一，是发展农业生产。范仲淹认为：“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81—482页。所以，对务农非常重视。庆历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仁宗颁《劝农诏》云：“自今在官有能兴水利，课农桑，辟田畴，增户口，凡有利于农者，当议量功绩大小，比附优劣，与改转或升陟差遣，或循资、家便，等第酬奖。……至于省徭役，宽赋敛，使百姓而乐于务农，亦所以广劝民之道也。”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七九至一八〇。 此即十事中的“厚农桑”，亦即王安石“农田水利法”的雏形。第二，减省徭役。其主要办法是合并县治，以省职役。如“庆历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省河南府颍阳、寿安、偃师、缑氏、河清五县，并为镇。”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二之一八。五县虽然不久又复旧了，但这一措施却为王安石变法所继承。此即为十事中的“减徭役”。第三，广施恩信，使郊祀赦书中“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贫，振举滞淹”等惠及百姓的事情，一一得到施行。此即十事中的“覃恩信”。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85页。 第四，十事中的“修武备”，惜未能施行，但其精神却为王安石的“保甲法”所继承。
“庆历新政”的第三项内容是加强法制。即“重其法令，使无敢动摇，将以行天下之政”。同上书，第486页。立法要慎重，有法要执行；法律有差失，必须上报，经中书、枢密院审查，确有不当，然后再更改。此即十事中的“重命令”。
早在景祐三年（1036），宰相吕夷简将范仲淹贬出朝廷的三大理由之一就是“荐引朋党”。范仲淹荣登二府，推行“庆历新政”，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也是以“朋党”作为主要武器攻击范仲淹的。欧阳修说：“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惟以朋党罪之，则无免者矣。”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82页。与以往不同的是，面对反对派的攻击，范仲淹等并不忌讳朋党。庆历四年（1044）四月，当夏竦把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看做党人时，修乃作《朋党论》上奏给仁宗，公然说：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李焘：《长编》卷一四八，庆历四年四月戊戌，第3580—3581页；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十七《朋党论》，第297页。《长编》卷一四八又载： 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二人所言皆为事实。其能直言不讳，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范仲淹等人互相往来，彼此支持，乃是出于公心，即“有忧天下之心”，由于“同道”，即“圣人之道”，决非结党营私。正如韩琦祭范仲淹文中所说：“与公并命，参翊万枢。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言如初。指之为党，岂如是乎！”李裕民、佐竹靖彦共编：《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〇八《代韩魏公祭范希文》，第364页。但是，“朋党”乃天子的一大忌讳，欧阳修、范仲淹的直言忠告不但未能消除仁宗的疑虑，反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参见江小涛、李晓：《中国政治通史》第六卷《四、士大夫的崛起与仁宗朝的政治革新》，泰山出版社，2003年。庆历四年十一月己巳，仁宗下诏诫励朋党，仲淹乞罢参知政事，诏不许。庆历五年正月乙酉，右正言钱明逸按照宰相章得象等人的旨意，攻击仲淹、富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乞早废黜，以安天下之心”。李焘：《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正月乙酉，第3740页。仁宗遂罢仲淹参知政事，出知邠州（治今陕西彬县）；罢富弼枢密副使，出知郓州（治今山东东平）。因此，后来不少人将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朋党之争。这恐怕需要推敲。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从中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甚多，容以后进一步探讨。
漆侠先生说：“1946年秋后，本师邓恭三广铭先生讲授《宋史专题研究》一课，曾论及范仲淹等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进行改革的。”由此，漆先生在1992年撰写了《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一文，多有创新和发明。漆侠：《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读欧阳修〈朋党论〉书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不过，是否称为“范仲淹集团”，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因为，在现代汉语里，“集团”是指“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40页。我想是否将范仲淹等人称之为一个新兴的士大夫群体或政治派别更好些。
由以上可以看出，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可以说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也可以说是“左右天子谓之大忠”。这次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应该予以充分肯定；范仲淹等一大批士大夫所表现出来的担当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
朱熹说：“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沆）、王文正（旦）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自国初至熙宁人物》，第3086页。《宋史·范仲淹传》也说：“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其所说“名节”、“风节”，其实主要就是出于忧国忧民忧天下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直言极谏，敢做敢当，“左右天子谓之大忠”，与天子“共治天下”，“为万世开天平”。这也就是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政之道。范仲淹以其先进的思想、宽阔的胸怀、感人的人格魅力成为当时士大夫公认的领袖，也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典范，直至今天，也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和教育意义。
（张希清）
§§官箴与《戒石铭》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向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提出了许多治国安民的良策嘉谋，总结了大量为官从政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古代保存下来了大量的被称之为“官箴”的著作。其中主要讲的就是为官之道与从政之法。所谓官箴，原系百官对国王所进的箴言，如西周时期的《虞人之箴》；《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秦汉以后演变成对百官的劝诫，即做官的箴言。这类官箴书源远流长，现存官箴最早可以追溯到《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为吏之道》。这部秦简论说做官为吏的规范，大概就是秦代官箴书的一种。到宋代，官箴书大为发展起来，现存有题为陈襄（1017—1080）的《州县提纲》、李元弼的《作邑自箴》、吕本中（1084—1145）的《官箴》、胡太初的《昼帘绪论》等；至明清，则达于极盛，并且传播到海外如日本、朝鲜等国。例如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刊印了明朝朱逢吉撰的《牧民心鉴》，宽政十二年（1800）刊印了明朝胡缵宗编的《薛文清公从政名言》。据我们初步调查，现存的官箴书约有四百余种，数量甚多。这些官箴书，素有“宦海指南”、“牧民宝鉴”之称，可以说是古代官员的百科全书。参见拙作《清、慎、勤——为官第一箴言》，《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历史上的包公》，《中华文明之光》第二辑（唐宋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在这些为官箴言中，流传范围最广的莫过于《戒石铭》了。对于《戒石铭》，已经有一些文章做了初步介绍和研究，王雪玲：《戒敕与〈戒石铭〉》，《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1 期；徐梓：《〈戒石铭〉及其流传考》，《文献》2004年第4 期；等等。但大多不太深入。现仅就《戒石铭》的由来、颁布、含义、流传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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