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结论恐怕论据不足。第一，宋太宗颁布之时可能就称为《戒石铭》。清倪涛撰《六艺之一录》卷一百一十载：“戒石铭治平四年（1067），郡守祖无择撰。（旧在凤凰山府治，见成化《杭州府志》）”此无疑是北宋的《戒石铭》，而不称《外官戒谕辞》。
又据《（重修民国）滑县志·金石录》卷五载：“某某某年宋太宗御制戒石铭。……在城内县公署二堂前南墙下。今存。正书大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是州县戒石铭有二本，一为北宋原刻，太宗时颁布；一为南宋重刻，高宗时颁布。滑州当南宋时已沦于金，且滑之戒石铭字体颇近唐楷，与山谷笔迹大相径庭，虽年月不著，自为北宋无疑。”此亦不称《外官戒谕辞》。
第二，据《长编》卷二十四、太平兴国八年四月丁未记事，宋太宗所颁《外官戒谕辞》是“书其辞于治所屋壁，遵以为戒”，而上述《戒石铭》都是刻石的。
至于宋太宗究竟何时颁布《戒石铭》于郡县，有待进一步考证。
而宋高宗颁布《戒石铭》于郡县的时间，史书则有明确的记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五载：“绍兴二年六月癸巳（四日），颁黄庭坚所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为晨夕之戒。”《玉海》卷三十一《太宗戒石铭》、卷一百三十一《绍兴戒石铭》均同。湖南道县、广西梧州现存有南宋《戒石铭》碑。其第四截为吕颐浩等人于绍兴二年（1132）七月癸酉（十五日）撰写的跋，亦称：“皇帝拨乱爱民，规橅祖宗，乃六月癸巳，诏以黄庭坚所书刻之石，将以墨本赐天下，使日见而知戒焉。”由此可知，绍兴二年（1132）六月癸巳（四日）宋高宗颁《戒石铭》于郡县是毫无疑义的。
北宋《戒石铭》碑的内容，据江西泰和县快阁现藏黄庭坚（1045—1105）手书《戒石铭》碑，参见王联兰：《黄庭坚书迹——快阁戒石铭碑》，《南方文物》1999年第4期。大概有“御制戒石铭”及“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共二十一字（见附图一）；其形制则已不甚了了。南宋《戒石铭》碑，湖南道县、广西梧州现存有其碑原刻；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二《戒石铭》载有道县《戒石铭》碑的录文，陆耀遹《金石续编》三编宋五《戒石铭并诏》，则载有梧州《戒石铭》碑的录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这两通碑的拓片，系缪荃孙艺风堂和张仁蠡柳风堂旧藏，其中缪荃孙艺风堂旧藏湖南道县《戒石铭》碑的拓片甚精。清人吴荣光编《筠清馆金石记》云：“道州此碑，乃嘉庆初沈令道宽访出，立于吏目署。”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二《戒石铭》附录。清人瞿中溶编《古泉山馆金石文编》载：“右宋太宗戒石铭，黄山谷书，绍兴二年七月勒石。己巳四月，于役道州，于州治堂侧羁候所壁间访得之，亟命工拓其文。”同上。嘉庆己巳，即嘉庆十四年（1809），传世的道州存宋高宗颁布的《戒石铭》拓片，当始于此。据湖南道县今存《戒石铭》碑的拓片，我们不但可以得知其内容，而且可以得知其形制。现主要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湖南道县《戒石铭》碑的拓片（见附图三），简要介绍如下。
北大藏湖南道县《戒石铭》碑拓片著录通高184厘米，宽95厘米。《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二《戒石铭》注云：“高五尺七寸，广二尺九寸。”碑刻分为四截：第一截，碑额，3行，篆书，每行2字，共6字；第二截，铭文，6行，行书，每行2—4字，共21字；第三截，宋高宗诏谕，13行，前12行，行书，每行3—9字，第13行为宋高宗花押，包括花押共100字；第四截，吕颐浩（1071—1139）等宰执大臣题跋，27行，楷书，每行2—15字，共306字。其内容与行款如下（为更接近原文，录文特采用繁体字）： 第一截，碑额，3行（篆書）：
第1行：太宗
第2行：皇帝
第3行：御製
第二截，铭文，6行（行書）：
第1行：御製戒
第2行：石銘
第3行：爾俸爾祿，
第4行：民膏民脂。
第5行：下民易虐，
第6行：上天難欺。
第三截，宋高宗诏谕，13行（行書）：
第1行：近得黄庭堅所書
第2行：太宗皇帝御製戒石
第3行：銘。恭味
第4行：旨意，是使民於今不厭
第5行：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
第6行：歷郡縣，其戒石多置欄
第7行：檻，植以草花。為守為令
第8行：者，鮮有知戒石之所謂
第9行：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
第10行：頒降天下。非惟刻諸庭
第11行：石，且令置之座右，為晨
第12行：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
第13行： （宋高宗花押）
第四截，吕颐浩等宰执大臣题跋，27行（楷書）：
第1行：臣等竊惟
第2行：太祖皇帝武定天下，而
第3行：太宗皇帝文以撫之。是時五代之餘，遺
第4行：民赤子新去湯火，哀矜擾綏，寄在守令。
第5行：乃發
第6行：大訓，垂諸庭石。如
第7行：雲漢在天，為光昭回。其施在下，則為露
第8行：為雨。民涵
第9行：斯澤，豈其有極！而吏更歲久，或不知誦
第10行：斯文矣。
第11行：皇帝撥亂愛民，規橅
第12行：祖宗，乃六月癸巳，
第13行：詔以黄庭堅所書刻之石，將以墨本
第14行：賜天下，使日見而知戒焉。嗚呼！此
第15行：盛德大業之本，豈特讀《正觀政要》而太
第16行：息哉！臣等材駑，不足以佐
第17行：萬分，而知贊且勵，蓋不獨郡邑之吏，洗
第18行：然於
第19行：茲賜也。謹昧死書于左方。紹興二年七
第20行：月癸酉，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簽書
第21行：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臣權邦彥，左通
第22行：議大夫、參知政事、福建江南西路荆湖
第23行：南北路宣撫使臣孟庾，左通奉大夫、守
第24行：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
第25行：樞密院事臣秦檜，特進、尚書左僕射同
第26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
第27行：江淮荆浙諸軍事臣呂頤浩謹題。 其碑第二截黄庭坚手书《御制戒石铭》，其行款与江西泰和县快阁现藏黄庭坚手书《御制戒石铭》碑稍异。黄庭坚曾于宋神宗元丰三年至六年（1080—1083）任吉州太和县令，《戒石铭》碑即书写于元丰五年（1082）。据附图一，其行款为8行，第1行，3字：御制戒；第2行，2字：石铭；第3行，3字：尔俸尔；第4行，3字：禄民膏；第5行，4字：民脂下民；第6行，3字：易虐上；第7行，3字：天难欺；第8行，3字：黄庭坚。从字体看，二者全同，或许是宋高宗绍兴二年颁降《御制戒石铭》时，将《戒石铭》的行款改为每行4个字了；也或许相反，有待进一步考证。
其碑第三截宋高宗诏谕，又见《景定建康志》卷四《高宗皇帝御札》和《咸淳临安志》卷四十《颁行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文字全同。
其碑第四截有个别字漫漶不清，如第13行“墨本”之“墨”字，第14行“呜呼此”之“此”字，几乎无法辨认，《咸淳临安志》卷四十《颁行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注引有吕颐浩题跋，可据以补之。第15行“正观政要”之“正”字应为“贞”字，盖避宋仁宗赵祯之讳也。
宋高宗颁布诏谕之后，还派遣台谏官到各路巡视，在“检察诏令，平反刑狱，观风问俗，宣布德意”的同时，还命这些使者将《戒石铭》的墨本赐给州县官，让他们刻石立碑，以为警戒。如李正民《刻戒石铭记》云： 绍兴二年十二月，诏遣监察御史五人，循行诸路，检察诏令，平反刑狱，观风问俗，宣布德意。凡异时所下诏令，有司奉行不虔，徒挂墙壁，而实惠弗及于民者，咸得以按治之。既亲洒宸翰，丁宁训饬，以太宗皇帝取孟昶官箴之语书为《戒石铭》，命使者就赐，俾刻诸石，以为守令座右之戒。于此见上之焦劳求治，忧悯元元之意甚厚。臣待罪此邦，躬被诏旨，敢不夙夜自竭，以率八邑之吏，其各悉乃心，共乃事，以承休德，庶使斯民舍刀剑而操耒耜，复臻太平之盛，必自兹始矣。李正民：《大隐集》卷六《刻戒石铭记》。李正民此时任知吉州（治今江西吉安）事，所说“诏遣监察御史五人，循行诸路”之事，实始于绍兴二年十一月乙丑（八日），大概使者到达吉州时已经是十二月了。吉州一州八县就是此时镌刻《戒石铭》的。《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上收录有张全忠、葛谦白的两封《谢赐戒石铭表》，现存史书上虽然查不到关于张全忠、葛谦白的记载，但他们应该是当时的州县长官，为恭谢高宗赐以《戒石铭》墨本而上谢表的。
宋高宗书法造诣甚高，也很喜欢题词，据说杭州凤凰山麓的“忠实”二字，就是他的墨宝。而所颁《戒石铭》用黄庭坚所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酷爱黄庭坚独特的书法。周必大（1126—1204）《分宁县学山谷祠堂记》云：“高宗中兴，恨不同时，追赠直龙图阁，擢从弟叔敖为八座，置甥徐俯于两府，皆以先生之故。宸奎天纵，至下取其笔法；戒石刻铭，遍于守令之庭。”周必大：《文忠集》卷五九《分宁县学山谷祠堂记》。以至于宋高宗的诏谕也是用黄庭坚书体书写的。《戒石铭》颁布之后不久，廖刚（1070—1143）曾上书云： 臣闻天尊地卑而贵贱之位定，等威不可潜忒，其庸可倒置乎！窃惟陛下昨以太宗皇帝《戒石铭》切爱于民，乃诏郡邑监司用黄庭坚字改刻于庭，且又亲跋其后，以申训教，德意至矣。然州县往往共为一碑，置于厅事，刻庭坚大字于上，而御制反在其下，盖庭坚实书祖宗所制故也。臣谓陛下奎画之妙，冠映古今，何惮作十六字以易之，上以增光先德，下以耸动群瞻，且免倒置之悖乎！臣愚不胜区区愿望之至。宋高宗并未采纳廖刚的建议，直至南宋末年，《戒石铭》都是以湖南道县、广西梧州现存《戒石铭》的形制流传的。
大概到南宋时期，“刻诸庭石”的戒石碑上开始覆盖以亭，置之仪门之内、设厅之前的甬道上。《宝庆四明志》卷三：“戒石亭（设厅前）。”这一规制亦为后代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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