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1月、7月、9月，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辞世；这一年的7月下旬，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二十多万人死亡。
本来，于上一年完成了《人心与人生》写作的梁漱溟，认为自己终于完成了写作的夙愿，有如释重负之感；但这一年的三位领袖逝世和唐山地震，使他深深忧虑国家的前途。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梁漱溟1月9日日记：“早起听周总理逝世广播。……群众悼念周公……闻街道开会，群众亦有哭者。”
1月14日日记：“王芸（生）提到周公遗嘱及赵朴初悼诗甚好。”
1月16日日记：“陆殿栋在悼周总理致词中，不能毕其词而病倒。”
4月2日日记：“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潮流甚盛。”
7月初，朱德委员会长逝世。梁漱溟7月11日日记：“今日公祭朱德委员长。”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梁漱溟当日闻毛泽东主席逝世，其1月10日日记：“早起听广播毛公逝世讯。”
9月17日日记：“车来赴会，宣布明日追悼大会的安排。说我在家不必出。……街道革委会李同志等来坐，约我明日看电视广播大会实况。”
10月初，“四人帮”被打倒。梁漱溟1月12日日记：“维志、培恕先后来谈政局一新。”
梁漱溟后来回忆：“至于我个人，无论是周总理，还是毛主席，他们的去世，都是很悲痛的。但我的发言都不多，不长。我想的更多的是他们辞世之后，国家、民族将会怎么样？中国往何处去？这正是当时全国不分男女老少都最关切的事，嘴上不敢说，心里却非想不可。我本人这时期更多的是自己想，很少说，不是不敢说，而是没有把握说。因为现实的变化太复杂了，局外人不可捉摸。”
这一段时间，梁漱溟考虑最多的是有关接班人问题，认为：“一个国家，若以法治国，则不存在选某个人来接班的问题，只有以人治国，才会考虑谁接班合适或不合适之事。……从事实上看，毛主席是始终为接班人问题呕心沥血的。他先选中刘少奇，认为不合适了，才发动‘文化大革命’，选了林彪，而后林彪自我爆炸，最可靠的接班人‘告吹’。时至1976年，周恩来去世，‘天安门事件’发生，本来亦由毛主席再度起用的‘人才难得’的邓小平，又再度被打倒；而毛本人又重病在身，怎么办呢？按中共中央的排位子，按‘当过兵打过仗，当过工人种过地’的条件，王洪文这时自然成了最佳人选。……在周总理去世、邓小平被批判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正是这个接班人轮空，后继无人的问题。我的心情也是这样，这就是不管选接班人的做法是如何不合法治国家的原则，但在当时中国的状况，如若选错了人，国家和人民将会更加遭殃的。但这件事，除了毛主席，谁都不敢说，不好说，谁都搞不清毛主席心里想的是什么。……毛主席却又自己否定了王洪文的接班，出其不意地举出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放在王洪文之上，华又兼任国务院总理。……至于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做，这又是一个谜。”
同年4月，梁漱溟写《老来回忆此生多有非自己早年意料之事》一文，提到：“吾先世累代宦游北方，我自幼从父母住家北京，曾无一日尝过农村生活味道，然竟投身农村运动，茹若自甘，号召国人以为创建社会主义，复兴民族之唯一途径，砣砣十年，徒以日寇入侵，未竟其意。”
12月，梁漱溟开始写《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与毛主席的谈话》一文，至1977年2月写完。文章分了1946年3月、1950年3月12日、同年9月23日、1951年9月5日、1952年8月7日5次的谈话内容。文章结尾处谈到：“毛主席要我出去各地作社会调查一事，事隔两年之后，我始于主席的美意大有所悟。此即毛、周两公常谈的知识分子要劳动人民化，工人、农民要知识分子化。这一方针是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走所必要的。回想从1950年3月起至1952年8月，同主席先后谈话五次，每次他总劝我出去看看、走走，只头一次我听从了，其他几次我均拒不从命，大大辜负了他。……再则，我想去苏联研究解决的问题，经我在京学习研究后，亦大致各得其解决”。
1977年2月18日，梁漱溟写完《我致力乡村运动的回忆和反省》一文。文章说明他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和经过、反省及预测，简要总结了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并反省批判自己的错失所在。
同年5月15日，梁漱溟写出《今后国内政治局面之预测》一文，指出：“过去几十年即是毛主席的人治时代，如我预测，今后则将是法治之代兴也。”5月28日，梁又写成《论毛主席的晚年》，认为：“毛主席功在国家，功在世界，其功德真是数说不尽”。“但对照起来，从前谦虚谨慎，今则一反常度”。“前后判若两人的另一明证，即在其后来完全不听旁人的话，没有人能向他进言”。“目空一切、无法无天，是晚年以前毛泽东所以闹革命，革命无往不胜的根本威力所在。当其晚年生命力见出衰颓时，缺乏警惕，便闯出祸乱了”。“一旦他去世，中国历史其将掀翻一页而入新局乎！”
这一年的2月22日，梁漱溟采访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雷洁琼，主要谈毛主席思想中的法律观，写成《毛泽东对于法律作如是观--访问雷洁琼同志谈话记》一文，文中说：“我固然早知在毛主席思想体系中，法律只是施政的工具，非其所重。”“毛主席不沿用法政一词而必日政法者，正谓无产阶级专政为主”。“但建国初期，中央各部院中犹有司法部，史良任部长，后来便撤了。虽至今有各级法院之设，而事务甚简，社会上有不少问题，皆由公安部门或以行政处分处理之。”雷洁琼亦向梁漱溟讲了一些不重视法治、不注意培养法治人才的情况。
“文革”接近尾声时，梁漱溟曾在一次政协学习组的学习讨论会上发言，谈“唯生产力论”的问题，认为：“报上许多大批判的文章，一概把‘唯生产力论’臭骂一顿，实在没有必要，我不明白真意是为了什么。其实，据我自己粗浅的学习体会，马克思主义学说一开始就把着眼点或者基本点放在物上、生产力上，所以叫做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马克思、列宁都把物放在第一位，斯大林当政三十年，又何尝不是把发展生产力，把物放在第一位呢？我不明白。这‘唯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何区分？特别是‘唯生产力’竟成为一种罪状，仿佛发展生产力也是大错特错的事。果真如此，没有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高度的物质基础又从何而来？”梁的发言，遭到一些人指责，说是放毒，但已近“文革”末期，没有连续批判，会议散了也就不提了。
1977年下半年，盼望国家走上正轨的梁漱溟，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后来说出自己的忧虑。从粉碎“四人帮”以后至次年上半年，“我也是这样欢欣鼓舞的心境！但兴许是老于世故吧，脑子里考虑得更多的是中共的路线政策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比方说，我最关心的阶级斗争这个老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究竟是如同‘文革’那样，长期斗下去呢？还是改变旧道，另谋新路？慢慢儿地，我注意到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新的主席兼总理上台了，这当然是可庆幸的事。但遗憾的是路线、方针、政策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在理论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实践上，对‘文革’没有丝毫的否定，甚至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也照样出现在报刊和街头巷尾的大标语牌上。特别是华国锋上任后所作的大事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使我更加深了自己的观察，对现实不可过于乐观，中国今后前进的道路依然存在着种种阻力”。
梁漱溟认为，他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看法，并非因为第五卷中收有《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与他本人直接相关。而因为整本选集都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上编选的，“说到那篇批判我的文章，我觉得有两点要说的：一是有一些内容在我记忆中并没有，不知怎样加进去的；二是本来是毛主席的许多插话，不是在同一天讲的，现在串起来变成一篇完整的讲话和文章了”。
1978年2月下旬，全国政协召开第五届全国委员会，梁漱溟出席会议并继任全国政协委员。
据汪东林回忆：“当时那个会呀，是三中全会没有开，对这个‘文化大革命’啊，阶级斗争为纲啊，都没有否定。尽管大家受了‘文革’之苦，委员们都痛哭流涕地讲过去的事情啊，‘文革’的遭遇啊，毛主席去世，周恩来去世，讲这个事，但是没有人从正面直接对‘文革’谈什么。”而当时，“只有梁漱溟这个时年八十四岁的怪老头”，“提出人治和法治问题”而遭到会议的批判。汪东林说梁漱溟的长篇发言是在2月15日。
梁培恕分析：《梁漱溟全集》卷七所收三次发言，是根据政协机关的打字文本，时间分别是2月15日、5月5日和5月12日。与梁漱溟日记核对，则2月15日尚在举行第五届大会之前，但已在小组会上“讨论宪草，略有发言”。2月23日，政协大会开幕，委员们纷纷住入宾馆。3月1日，“早起程思远动员我发言”，为了做准备，虽有三人来访，都“约其改时间再谈”，但会上“发言反响不佳，自叹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之难”。此日发言应属主要，可惜无存稿。3月7日又曾发言，“反响不佳，叹息反省而已”。无存稿。
因此，梁漱溟的这次发言，是2月15日、3月1日还是3月7日，已无法考证。现已出版的有关梁漱溟研究的著作、论文，大多按照2月15日记载。
梁漱溟的发言全文如下：
现在我们又有机会讨论宪法，参与制定宪法了，这是一桩可喜的事情。在旧中国，从民国元年开始，便有过各种临时的、正式的宪法；新中国成立后，有过1954年制定的新宪法。这些历史，我都经过了。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回溯宪法的产生，最早起于英国，其来头是为着限制王权。因为王权无限大，一个人主宰一切，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更多的人参与治理国家，便有了立宪之举。有了宪法，王权就受到限制，大家都要共同遵守的是宪法，宪法是最高的权威。
新中国成立30年，有了自己的宪法，但宪法是否成了最高的权威，人人都得遵守呢？从30年中的几个主要时期看，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就说最近10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那样做，内在的原因据说是刘少奇不是孤家寡人，他在中共党内的上层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虑到首先在党内高层开会就会遇到麻烦，弄不好就会搞成僵局。因此，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把热情有余的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国无宁日。结果被冲击的就不单是刘少奇，还有许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摊子！而不是常说的“一小撮”！
毛主席的这种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想过，为什么毛主席能这么做，而且畅通无阻，一呼百应，反对者甚少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说他缔造了党，缔造了国家，他的权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制地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权威，于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中国的历史，上个世纪以前自不用说，半世纪以来虽曾有过各种纸上的宪法，但从总体看都没有真正施行过。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
但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头。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即便有人想搞人治，困难将会更大；再说经过种种实践，特别是“文革”十年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人们对法治的愿望和要求更迫切了。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宪法，很必要，很重要，要用十二分的认真和细心对待这个大问题。中国由人治渐入了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的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
梁培恕认为：有打字文本的两次发言应是上级组织批判时所作发言了。5月12日日记：“众人追问我上次发言，回家写出若干条。”22日“王芸生发端对我批判，其余诸人继之，一概不答”。6月16日，“写有民盟张毕来等多人参加对我批判，略答一二语”。显然，梁漱溟虽曾作答，亦无存稿。
对梁漱溟的批判从3月持续到6月，每次会议都要求梁到会。但毕竟“文革”已经结束，大家的批判力度和热情已不是很强很高，多少有点走过场的态度，有的人干脆一言不发，例如黄维。当学习组负责人让汪东林找黄维谈话时，黄维认为梁漱溟的发言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毛主席几十年没有认真搞法治，主要搞的是人治，因此而造成“文革”的大灾难；“文革”人斗人，派斗派，破坏了国民经济，应彻底否定。不能因人废言，而要看讲话是否有道理，有可取之处。
对梁漱溟的批判不了了之。到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梁漱溟以法治国的思想得到重视，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同年12月，梁漱溟检阅头年所写《毛主席对法律作如是观》一文后作批注：“毛主席逝世两年后法制与民主的呼声渐起，其前途必逐步展开，无疑也。”
在全国政协学习组，有两个人与梁漱溟的关系值得一提：一是赵朴初；一是程思远。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全国政协学习组先后有四位召集人，即赵朴初、于树德、王芸生、程思远。20世纪60年代初，赵朴初因工作较忙或健康原因经常请假，有时每周能来一次学习会，于树德、王芸生主持会议较多，于树德与梁漱溟是交往半个世纪的朋友，是全组公认的谦谦者，对当时那一套“左”的东西，他是奉命维持，与梁关系较好。
赵朴初与梁漱溟的交往，缘于都关注佛教文化。汪东林担任学习组秘书不久，有一天梁漱溟在散会后对汪东林说：“今天赵朴老没有来，这是我向他借的两本佛经，请您替我还给他。”两人互借书籍时间较长。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学习组大多发言，唯梁漱溟尚未发言（在家准备长篇发言），发言后，其中有一句毛主席的话，梁说我记得毛主席讲过，自孔夫子至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这话就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一时没有查到毛选的出处。梁发言次日，赵朴初召汪东林过去，交给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我回家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纸条上写着毛选第几卷第几页，题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内容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梁漱溟接过纸条后深表谢意。
1985年，汪东林写的《梁漱溟问答录》开始在《人物》杂志连载。第一章刊出，梁漱溟告诉汪东林，说刊物如有富余，可每期送一本给赵朴初看。1986年，赵朴初又为《梁漱溟问答录》题写书签。
梁漱溟逝世翌年，汪东林的《梁漱溟与毛泽东》出版，汪给赵朴初送书，赵感慨地说：“梁老没有能看到这本书，遗憾，可惜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虽有争执，但他们是相识相知的老朋友，这已载上历史，你的书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赵朴初并为山东邹平县准备建梁漱溟的墓碑题写了“梁漱溟先生之墓”。
1992年春，赵朴初为民主同盟纪念梁漱溟先生征文，在香港《明报月刊》4月号上，撰文纪念梁漱溟，文章回忆了几年前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梁漱溟以特约研究员身份，第一个出席，第一个发言，说自己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前生，有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是一个禅宗和尚。然后拿出一篇论文。当时与会者均认为是一件异事。赵朴初便将此事写成一首诗：
梁老有以异于人，望之俨然即之温。
向不妄言但率真，是非功过公诸人。
昔年佛会邀众宾，翁先到席发高论：
我乃瞿昙弟子、达摩之裔孙，前身是一禅宗僧，三生有信去来今。语罢出示一卷文，言简意赅大小乘。
读者莫不叹其条达而深，出自九十四岁老人之至诚。
藏身人海最后露一鳞，不及期年翁遂行。
世人于翁多述评，独此一事知者无多人，吾今记之告后昆。
担任第四任学习组组长的程思远，1965年随李宗仁从海外归来，紧接着“文革”开始，1969年李宗仁病逝。70年代初，程思远参加政协学习组恢复的学习活动。因其特殊身份，除“文革”外未经历各种政治运动，初来学习组他是只听不发言，后来有了少数发言。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程思远在全组所有人都发言后，批判梁漱溟的会议即将由小组会转为大会批判时，才发言说：“……与各位相比，我还是一名刚刚启蒙的小学生，因此我没有勇气发言，更不可能像有的同仁那样出口成章，洋洋一大篇。对于梁漱溟先生，我一来这个小组就说过，他是我的乡长，是我们广西老乡中的前辈。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学问家，对孔孟之道深有研究，而不像我这样的知识浅薄，只知皮毛。但我以为，梁老的错误恰恰在于他太懂得孔孟之道了，反而被学问所误，而脱离了现时的政治运动，发展到成为政治运动的障碍。要批判梁老的学问，我才疏学浅，没有资格。要劝阻梁先生不要执迷不悟，而继续阻碍当前的政治运动，那倒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这也是我的态度。”梁漱溟认真听了程思远的发言，并点头示意。
1976年3月底的一次学习会上平素发言甚少的程思远，直言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不理解：“在理论上，有个问题我感到糊涂。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党内有思想斗争，这毫不为怪。但党内斗争是否会一下子扩大到篡改党的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呢？是依据哪些条件而由思想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呢？一个人思想认识上有错误，提‘三项指示为纲’，而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人是否就一下子上升为敌我矛盾，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我实在弄不清楚。第二个问题，‘三项指示为纲’里的三项指示都是毛主席的话，我过去认为很好，现在的‘文件’、‘社论’又告诉我，‘三项指示为纲’错了，而且是严重的方向性的政治错误，但是，‘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其要害究竟是什么？我实在搞不明白，这个思想弯子不容易转过来。第三，毛主席、周总理在去年四届全国人大，对国家领导机构已做了人事交替的安排，这是一件大事。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国内政治局面仍不安定，特别是自周总理病逝至今，明确开展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风起云涌，再度陷入混乱。像我这种不了解内情，心中又放不下，神经又脆弱的人，真是经受不了啊，我的血压也由原长期正常的130/80，升到160/90，那是夜不能寐的恶果啊！我家小孩子从外边抄回来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一百例》’，说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领，我看了又看，就是看不懂，理解不了，何以它成了反革命的纲领？我还听来人讲，最近四川省大字报上街，炮轰中共四川省委，公开点了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名，而且指名邓小平是后台，提出再度打倒邓小平。我听到这些消息，很不理解，心里非常难过！”程思远说到这里掉下眼泪，说不下去了。
赵君迈过来劝慰：“程公，你不必激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无回天之力，就顺其天意吧！”梁漱溟也对程思远说：“程公，你的问题提得好，但这是我们这些党外（指共产党外）之人无法知晓的难题！要解答，也得请共产党内的高人。我看现时今这样的高人难请……”会议休息后复会时，主持会议的于树德说：“程思远先生今天的发言提出的问题，所表示的困惑，我看可以理解。最近几个月来的政治学习，形势发展变化如此迅速，请问在座诸公有几位跟得上趟？又有哪几位能回答清楚程公今天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我认为，我看是内部学习，讲自己的心里话，提出自己解不开的问题，是允许的。我们能解决的，自己解决；我们思想认识跟不上，确实解答不了，那就向上反映，请高明的理论家帮助我们解答。当然，我们在学习组会上内部说的话，也不必到处随便外传，免得被人误会，引火烧身。”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60岁-70岁已被称为老人。据梁培恕记述：“父亲是83岁（1976年）那年才感到腿脚乏力的，这迟于许多人十几年甚至二十年。80年代初的一次体检，医生颇惊讶地说，他的心脏跳动差不多像年轻人那样有力。91岁（1984年）患肾功能衰竭之前，他仍可以说虽年高而不衰。即使进入九十岁以后，并非什么都不写，只是与过去相比差多了。勤于思考则一如往昔，如‘就欧洲文明濒末路写数语存之’。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来访者见梁老身体少见的好，为之欣然，他却淡淡地回答，没有什么病，但是头脑恍惚。他不喜欢不能工作的生命（梁培恕这样理解）。”
但1979年，对于梁漱溟来说，却是重要而特殊的一年，亦可说是梁步入晚年的开始。
这一年的2月14日，梁漱溟的夫人陈树棻不慎跌倒，致使左股骨折，卧床不起。为了照顾病人，梁家开始请女工。83岁的陈树棻骨折后身体加速衰弱，于9月7日病逝。
袁鸿寿曾回忆：“这位师母论学历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论品性狷介绝俗，结婚时年纪大些，无所出。梁老在小铜井住时，我见其督责保姆太严，又背着梁老说，梁老不太听话。其后‘文革’中，抄家时身受皮肉之苦，梁老认为她在街道开会时不慎失言，有所得罪，才遭此横祸。迁铸钟厂两间破屋时，尚能同舟共济，再迁至新中街，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我建议就医，而师母坚定不肯吃药，我虽着急，但又无法勉强，只给她找了一位南方保姆，一直侍候她到死。梁老自身在被围攻之中，而室人又歇斯底里经常发作，所以丧偶之痛甚淡。”
梁培恕认为：“父亲的第二次婚姻不妨说是半个失败。因为同是北京的生活习惯，自结合以来父亲的饮食起居得到细心照顾，此外可肯定的就不多了。她的坏脾气使亲属和友人极小心地和她保持距离。和她保持距离的动机不是针对她，而是为了免生龃龉（龃龉），生龃龉则父亲便受影响。……然而，大家可以和她保持距离，父亲却没有可以和她保持距离的空间，不得不承受干扰，所请的保姆则往往是她发脾气的对象。数十年中经常换人。”
梁培恕引用梁漱溟的日记：“早二时半起，邀棻谈话，年纪已到，为日无多，相约不生气恼，对于连芬亦不吵闹。但于来后终又吵闹。至于走了不再来。”于连芬是赵凯、赵春生之母。“与继母有亲戚关系，尚且如此不能相容，其他可以想见”。
后来又请了女工孙梅娣，虽相处不很融洽，但经梁培恕一再挽留，孙梅娣亦念及“老先生是好人”而留下，一直照顾到陈树棻逝世。
陈树棻逝世，梁漱溟当然很悲痛，当晚他为妻子诵《地藏经》守录，“为亡人回向”（即从自己的方面，回转朝向他人的方面，用自己的心力通过诸佛菩萨的愿力而达于所要回向的对方。凡是正信的佛教徒，每做一桩功德，都会发愿回向给一切的众生，体现慈悲心的自然流露。
9月8日，“对门母女来吊，下泪，愚亦出涕”。9月9日，“陈瑾贞来吊，设祭哀伤”。
虽然陈树棻生前个性较强，但毕竟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梁漱溟感到妻子逝世后的凄凉。从这时起，无论是孩子或亲朋，梁漱溟的身旁始终有人陪着。同年年底，梁漱溟搬入新居--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22号楼。
这一年，梁漱溟有感而发，写了《谈乐天知命》一文，文日：何谓乐天知命？天命二字宜从孟子所云“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来理解，即：一切是事实的自然演变，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主宰在支配。自然演变有其规律，吾人有的渐渐知道了，有的还不明白。但一切有定数，非杂乱，非偶然。这好像定命论，实则为机械观与目的观之合一，与柏格森之创化论相近，不相违。吾人生命与宇宙大自然原是浑一通彻无隔碍的，只为有私意便隔碍了。无私意便无障碍，任天而动，天理流行，那便是乐天知命了。其坦然不忧者在此。然而亦不是没有忧，如云“忧道不忧贫”；其忧也，不碍其乐。忧而不碍其乐者，天理廓然流行无滞故耳。孔子自己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意思可见。孔子又云，“五十而知天命”，殆自言其学养功夫到五十之年自家生命乃息息相通于宇宙大生命也。在平素缺乏学养的我如上所说，不过朦胧地远远望见推度之词。即从如上所见而存有如下信念：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但所以信念如此者，必在日常生活上有其前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也。
梁漱溟的一生其实就是这样，在国事和家事中，总是国事在前，为国事而忘家事或顾不得家事。为国事分忧、呼吁、奔走、著述，至于是祸福、是荣辱、是得失则完全接受，尽管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亦不怨不尤不悔。
年迈未敢忘忧国。同年11月，梁漱溟在1977年5月写的《今后国内政治局面之预见》一文末，写了一则后记，说：“觉察其与当前局面实情表现有合有不合。例如当前领导上和舆论强调法制和民主，非其有合之一面乎？然而如报载，某女争取婚姻自主十分艰苦之事例，则尊重个人自由的新礼俗之形成似远远有待也。言论出版之统制未见弛放，只文艺方面稍放开耳。且看一九八0年后如何。”
1980年3月中旬，梁漱溟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博士来信。艾恺曾研究梁漱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多年，写出《梁漱溟传》《梁漱溟言论集》共4本书。艾恺将搜集到的梁漱溟在《乡村建设月刊》《光明报》和在中国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影印编入书内，还到台湾搜集摘抄了抗战时期梁漱溟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发言和提案等档案，分期分类编辑在书内。并将其编、著的4本书，陆续从美国寄赠梁漱溟。
4月间，艾恺致函梁漱溟，说为印证所著《梁漱溟传》等书事实，订正该书未尽正确、周详之处，想来北京与梁见面，请办签证。梁漱溟乃于5月间致函政协，为艾恺来京事请求办签证。
8月，艾恺来到中国。8月12日始，艾恺与梁漱溟谈话十几次，对梁漱溟的生平和学说进行了采访并录音。1984年艾恺曾第二次访问梁漱溟。
按照艾恺自己的说法，他能与梁漱溟会面交谈，确有一些很偶然的因素。1979年年末，艾恺班里的学生--俄亥俄州阿克伦大学中国同事的女儿打电话告诉艾恺：她的“梁伯伯”听说了这本书（即艾恺的《梁漱溟传》）并希望我能去访问他，因为也有一些新作要给我看。好像这位姑娘的外祖母是梁漱溟的老友和邻居，她显然是受梁漱溟之托让她的外孙女转达这个意见。我于是通过她这位外祖母寄给了梁漱溟一封信和这部著作的几个副本。一个月以后，我接到了加利福尼亚一个中国老工程师打来的电话，他是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这位先生几经努力终于在前一年访问了梁漱溟，并受托告诉我梁收到了信和书。又过了一个月，我终于收到了梁漱溟本人的来信。他那时已88岁了，但这封信是用高雅的毛笔“草书”按照讲究的传统体裁写的。这是一个神志清楚精力充沛的人的作品。梁漱溟正式地感谢我为他作传，并特别提到他已听说我将去中国。他回答说，他很希望能见到我。
第一次见面时，艾恺曾提出将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梁漱溟婉言谢绝，说他是个中国人，这部书应该先在中国发表。1980年梁漱溟携全家人陪艾恺去一家素食饭店楼上吃晚饭，上楼梯时并不感到困难；但1984年再度会晤时，梁的身体似乎有些差了，他已经不能在挂轴上写大字了。
据艾恺观察，梁漱溟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清晨5点起床，然后做一些简单的锻炼。他整天都在工作，或出席会议，或在书房中认真读书、写作。中午睡一小觉。他的两个儿子、儿媳和孙子们在工作允许时来陪伴他。我们会谈的书房里疏落地放着几个书架，上面放着梁漱溟保存的藏书；一张写字台，一把简朴的赶背木椅；两个衬垫椅子，中间放着一个茶几。里间是梁漱溟的卧室，里面存放着更多的书籍和文稿，一张简易的木板床。这所公寓里还有一个小饭厅，里面放着一台电视机。梁漱溟偶尔也看电视。
当艾恺问梁漱溟是否有什么消遣或嗜好时，梁轻声地笑了，说：也曾有朋友提过这样的问题，他回答说那就是思考。到如今这仍然是他最好的消遣。梁漱溟认为自己之所以能长寿并有一个较为康健的体魄，就在于面对那些往往使世人心烦意乱的飞石冷箭他却能泰然处之。“但使我沮丧的是，当我问到他对命运带来的各种打击（他和毛泽东的冲突，对他的批判运动，红卫兵等）有什么感想时”，只得到他一次又一次的回答：“这时我没有什么。”
“总的来说，梁漱溟是一个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有的人也许认为他在历史这场大游戏中是失败的一方。然而他对我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
诚如梁漱溟与艾恺第一次见面时所谈起，梁认为最重要的话：
我是希望你了解我思想的根本。我思想的就是儒家和佛家，如果能对佛家和儒家多了解，比什么都好，比了解我过去的一些事情都重要。我愿意把我所懂得的儒家跟佛家说给你听。我的意思是把我们的谈话重点放在这个地方。而不是重在我个人的事情。不但是希望于你，而且也希望欧美人能够多了解这两家，一个儒家，一个佛家。
1981年9月至1982年4月，作为全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梁漱溟参加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的三次会议，每次会议都连续开9天，对宪法草0案逐条研究，大家严肃认真，畅所欲言。“尽管自己年迈，凡宪法修改委员会召集的会议，我都尽力参加，毫无保留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1981年8月，香港《中报》发表赵端写的《梁漱溟忆旧谈新》，报道他访问梁漱溟的谈话情形，文章介绍了梁漱溟的居住、写作环境，接着写道：“他今年89岁，头发斑白，并未秃顶。走路既不用手杖，也不需人搀扶，很自如。而且从沙发上起坐毫不吃力。读书、写字不用花镜，而是用一副比平素度数较浅一点的近视镜。但梁先生说，他确实感到自己是老了，虽然没有什么病痛，身体素质已不如过去。明显的变化是他的记忆力大为减退。腿，也不像以前那么有劲了。”
同年10月，梁漱溟写《对毛主席一生功过的我见》一文。11月，梁收到陆铿来信，陆为其在香港出版的《百姓》杂志约稿，想在《百姓》发表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前一、二章。梁未同意，另寄《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可能是10月所写《对毛主席一生功过的我见》文章换了个标题，略加修改而成）。
梁漱溟认为：“从建党建军而建国以来的毛泽东主席，其一生功大于过，这是不争之论，他的过错多出在晚年，亦是众目共睹的。现在要问，他的过错有没有总根源呢？我看是有的。这就是他既在思想言论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更且以其不可抗的权威而励行之。以致造成不少灾难和罪恶，令人痛心、长叹息！”文中还说：“我又检看旧日笔记，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对美国朋友斯诺谈话，曾说到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产业工人为数不多，而且亦很年轻云云。这些正是难得吐露的真情实话。既然中国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了，缺乏敌对的两大阶级了，却为何要无风起浪，制造阶级斗争，什么‘破四旧’，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胡闹！从1965年动乱遍及全国各地约达十年，言之痛心！思之可叹！”文章最后指出：“可为欣幸者，今后不会再出现这样人物，而在标出要集体领导，要遵行法制，要民主协商，前途正可抱谨慎的乐观。至少我个人是如此。”
《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过错的根源》一文，1982年1月1日在香港《百姓》半月刊发表，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香港《信报》《明报》《东方日报》《财经日报》《星岛日报》《新晚报》和台北《中国时报》等先后发表文章评论，一时出现了“梁漱溟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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