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自1981年6月后已不再写日记，但几乎每天都有拜访者。他从不拒客，只是到了1987年秋天，他感到自己身体精神减差，乃在家门口贴了一则启示，请来访者将谈话时间限制在半小时。
对于生死，梁漱溟看得很淡。20世纪50年代，一位故交的遗孀向他请教，问：“先生，人什么时候能得解脱？”梁答：“佛家不求生，不求死。”
在梁漱溟与美国学者艾恺的谈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艾恺：梁先生是年纪很大，而且具有智慧的人，你对人死亡有没有见解？
梁漱溟：我曾经说过死亡不会断灭。有些人认为人死了就完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是说过八个字“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生命本来就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似就是了，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相似就是了。其实早已不是一回事。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不是一回事，早已不是一回事。人都如此，生命都是如此，那我也是如此。
艾凯：人总是怕死吗？
梁漱溟：不愿意死。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因为任其自然才是“廓然大公”。
梁漱溟在90岁之前，经常与朋友去公园休息，坚持打太极拳；搬到木樨地新居后，自感身体、精力大不如前，乃主要在室内活动或家门口练太极拳，每次外出都有儿孙陪同，独自已不敢出门了。
有人问梁漱溟的养生之道，梁的经验是：在生活上少吃多动，持之以恒；在精神上气贵平和，情贵淡泊。
梁漱溟自19岁吃素食，坚持70多年，每餐适可而止，吃七八成饱。他的锻炼，主要是走路和打拳，天天早睡早起，定时运动，持之以恒。90岁以后虽然主要在室内活动，他仍然坚持锻炼，每天早晨5点醒来，先在床上做操：伸腰、蹬腿、转动颈脖，然后吸气、呼气、屏气，50分钟后下床活动，每天在读书、写作的间隙，在室内散步或打拳。
因年龄大，不能去公园散步，梁漱溟遗憾地说：“人总是要老的，志趣可以不变，但体现这种志趣的途径和方法，却不得不加以变更。”
梁漱溟一生处事都是“气贵平和，情贵淡泊”。他曾写了一幅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认为：“一个人遇事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气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算得上是人生身心锻炼的一项功夫。”梁漱溟还认为，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加上“思考到老”，不但有益思想，也有益健康。
1986年，有关团体评选梁漱溟为健康老人。标准是：生活上能自理，能单独行走；智力上能阅读，能交谈。而梁漱溟不仅能读，还能写，还能登台讲演。
梁漱溟的学生王先进回忆：1983年我自新疆回来路过北京，到梁漱溟家拜见老师。见梁先生音容笑貌，依稀当年；在惊涛骇浪之中，生活那么多年，还能保持这样的健康，非胸怀宽大视死如归的人不能。1985年北京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王先进为5个名誉所长之一，梁漱溟为高级顾问，王遂谒梁漱溟面前说：“梁先生，山东是您第二故乡，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大会，有山东代表39人，都想与梁先生合影留念，梁先生意见如何？”梁漱溟乃与山东代表合影。
又一学生唐宦存回忆：我于1981年、1984年和1986年三次拜访梁先生。1984年6月曾经有六天的时间，上午8时半到11时，下午2时至5时，给我谈了他一生与共产党的主要关系。从谈话中，我深刻意识到梁先生是热爱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尊敬和钦佩，只是对毛主席晚年犯的错误，表示惋惜。
梁漱溟在接见唐宦存时，曾两次为唐题词、照相。
1984年写的题词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1986年的题词是：“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梁漱溟不食肉，平时喜欢豆腐乳，饭后少量水果，如广柑数瓣。唐宦存曾寄一些给梁漱溟，梁却批评唐寄多了。
学生袁鸿寿回忆：在批林批孔转而为“批梁”的毫无退路时，梁老说了一句“匹夫不可夺志”的话，大家称之为“中国的脊梁”，齐声叫好，其实小瞧了梁老。回顾抗战时期，我在桂林时曾宴请梁老于七星岩（吃素），敌机在头上盘旋时，梁老与我在七星岩外一棵小树下聊闲天，我大惊失色。万一“中头奖”，何以对天下人！而梁老镇定自若，聊天如常。从这点看，他的对生死关早已过了，不可夺志是一贯的。在唐山地震时，北京的人都逃出户外，梁老安居不动，直到家属坚请不要冒险，逼得他没有办法，才有几个晚上在新中街寓所门外的草地上露宿。
对于梁漱溟的长寿，袁鸿寿认为：除了梁老七十几年吃素，还得益于梁经常在户外活动。梁老认为人不能与大自然隔绝，要少吃多动，除散步外，对访客常倾听对方的谈话，使脑子也多动。再有梁老穿衣较少，而且穿的都是几十年的旧衣服，所用手帕之类小物件他都自己亲手洗。梁老的被子很薄，冬天多盖一二床。他的床头加一挡风木板，以避免睡熟时受凉气侵袭。
还有一次，袁鸿寿与梁漱溟谈及喜怒哀乐问题，因为袁在“文革”前后受莫须有之委屈时，往往狂躁，愤不欲生，袁夫人常请梁漱溟来劝解。每次，梁老不谈客观原因，总是归结到一句结论：“不要对自己过不去。”袁鸿寿听到梁老极其平静的语调，如醍醐灌顶，心中的积怒涣然冰释。所以袁鸿寿认为梁漱溟是修养到最高层次的无我境界，已没有喜怒哀乐等凡夫的俗情。但出乎意料，梁老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是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南京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1985年春天，李渊庭和妻子阎秉华看望梁漱溟。闲谈中问到梁漱溟的年谱完成与否，梁说没有写出多少就搁下，已经多年未再编写。李渊庭表示，愿意和妻子阎秉华一道为老师编写年谱。梁漱溟听了说声“好”立即到卧室拿出许多手稿资料，交给李渊庭夫妇。
李渊庭、阎秉华抓紧时间，看过资料后开始编写，至1987年春夏之交，他们将编写的年谱稿送梁漱溟审阅批改。同年9月，李渊庭取回原稿，发现原稿上有多处梁漱溟修改的字迹，有增补和删节。
1988年1月14日，李渊庭、阎秉华将修改补充过的年谱再送梁漱溟审阅时，梁漱溟问：“写到哪一年？”李答：“写到1987年。”李、阎告辞时，梁漱溟亲自送他们到电梯旁。“我们一再劝他回屋休息，保姆赵大姐也劝他，他却不肯离去，炯炯有神的双目直望着我们，表示出惜别的深情。直到我们进入电梯，还看见老师站在那里望着我们。此情此景当时我就很感动，很难过”。
同年2月17日过春节，李渊庭去给梁漱溟拜年。李问到年谱，梁说：“看了些。”李问觉得怎样。梁说：“太密。”后来李渊庭听梁培宽说是嫌内容太多了。“我原也想删掉一些，但为了较详细地反映老师一生的思想变化和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宁可详细些，不能失之过简呵！由于为梁老师编年谱，使我对梁老师的一生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他一生勤奋治学，为国奔波，关心民情，直言无畏的精神更为感佩”。
1991年，《梁漱溟先生年谱》终于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1994年，李渊庭逝世。《梁漱溟先生年谱》的出版，为梁漱溟研究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获得好评。此后，阎秉华看到又有很多资料可以补充进“年谱”，为了更好地开展梁漱溟研究，让更多关心、研究梁漱溟的人了解更多更真实的情况，她不顾年迈多病，努力工作，以87岁高龄完成了对《梁漱溟先生年谱》的增订工作（2003年4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梁漱溟先生年谱》增订本），这对夫妇对老师的情谊令人感佩至深。
同样，梁漱溟对学生也是关心备至，爱护有加。李渊庭1950年4月被安排在全国政协工作。1953年梁漱溟受到批判时，上级曾动员李渊庭参加批判。李坚持认为梁漱溟没有反党，不予置理。1954年，梁漱溟的三个秘书陈亚三、黄艮庸、李渊庭被降级。其中，李被降七级工资，李告诉陈、黄两人，不要对梁老师说，以免他难过。1966年，“文革”时政协一“造反派”头头说李渊庭是临时工，收回李的工作证、公费医疗证；后来还要给李办退职，李拒绝，停发工资长达12年半。虽然1978年按照有关政策给李渊庭补发了工资，但却没有恢复到1953年时的工资级别。直到1986年，李渊庭夫妇才向政协领导申诉，要求恢复原来的待遇。信写好后，他们请梁漱溟过目，梁看了信心情沉重，非常诧异，此时他才知道，学生竟然多年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自己连累了学生。
梁漱溟仔细地看信，字斟句酌地修改，从上午10点，直到下午1点才看完，并吩咐李渊庭把信重新写好后再给他看看。李渊庭夫妇走后，梁漱溟写信给政协主席邓颖超等领导，请求解决李渊庭夫妇的问题。信曰：
邓颖超主席、列位副主席赐鉴：
我多年的老学生李渊庭是一九五0年周总理曾嘱我提出安排工作的五个人之一。现在关于他一直存在的待遇问题，敬请依据党的干部政策给予重新考虑，可否作为历史遗留下来问题之一，加以适当安排，俾副落实政策之旨，则非一人之私幸也。
以上所陈敬乞钧裁幸甚！专此布达顺祈谅察，恭致政祺！
梁漱溟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四日
艾恺的著述与采访后，各国学者想采访梁漱溟的越来越多。生于中国哈尔滨，曾30余次访问中国的苏联哲学家布罗夫，1985年冬再访北京时，与同来自南斯拉夫的研究生米列娜在谈话中谈起了梁漱溟，布罗夫说梁曾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米列娜说：“为什么曾经是……他还活着，我正在和他会面。”过了一段时间，布罗夫在与中国哲学史专家汤一介会面时，问起梁漱溟的情况。汤说梁漱溟很健康，布罗夫便说出想采访梁的想法。汤一介在纸上写下了梁漱溟的电话号码。布罗夫打通电话，正好是梁漱溟本人接的电话，问明来意，立刻同意说：“请您明日就来吧。”
第二天，布罗夫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梁家，本以为“自己将看到的是一位年老体衰的睿智老者，可迎接我的却是一位身体健康、清瘦矍铄的小老头……”两人交谈了两个小时，谈论的话题主要是儒学和佛教。按照梁漱溟的观点，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弟子，他对自己的弟子非常宽容，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谈话中，梁漱溟还回忆了印度思想家泰戈尔访问中国时两人的谈话。当时泰戈尔说，绝不能把儒家学说归列为宗教，孔子的话可以作为基本原理来利用，但他的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是教义。梁漱溟还笑着向布罗夫讲述了他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学习俄语，但没能学会。告别时，梁漱溟送给布罗夫一本1984年出版的新书《人心与人生》，并送布罗夫上电梯。
1987年5月，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亚洲研究室主任阿部洋研究员访问梁漱溟，讨论中日文化交流史与中国教育史有关问题。
同年12月5日，苏联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彼德罗夫斯基（中国名字德柳欣）拜访梁漱溟，说他在50年代担任苏联驻中国记者时期，与梁漱溟见过一面；又说，他们所里的一位研究生正在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翻译成俄文，出版后送与梁漱溟。梁漱溟取《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文化要义》三本书并题名送与彼德罗夫斯基。
牟小东回忆：1988年年初，他陪同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家杨午晴夫妇到木樨地22号楼看望梁漱溟。“初次见面，他那清癯面貌、矍铄精神以及有条理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午晴代表海外的一些朋友祝梁漱溟福寿绵长，身体健康。梁漱溟将自己新出版的著作《我的努力与反省》赠给杨午晴和牟小东。“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拿起送给我们的书要在扉页上题字盖章。我们唯恐他太劳累了，就建议让他孙子替他盖个图章就行了。而老人家执意不肯，他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地写了‘某某先生指正’，下面署上名并盖上章。这细微处体现了梁先生做事一丝不苟的精神”。
据李任夫回忆：李1987年北游最后一次见到梁漱溟时，梁对李说，美国有好几个大学要请他去讲学，梁感慨地说：“可惜我身体精神都不行了，如果在十年以前，我一定要去的。”
来访者中还有潜心佛学的年轻人。据梁培恕回忆：1987年秋天，来北京参加藏密学术讨论会的三个青年人（一男二女）来访，进入客厅，低声交换了一下意见，双手合掌毕，跪下，屈身，双手触地向前平伸，全身匍匐于地呈一字形，即常说的“五体投地”，如是者三次。这是源于古印度佛教致敬的礼节，依所示敬意程度，分为九等，这是等级最高的一种，我国藏传佛教采用。“如此地礼敬使我吃惊地退入门后。父亲没有还礼，他说，因为腰痛不能躬身，请原谅”。
1988年3月下旬，倾心佛学的女教师高琳领来一个上了两年大学，弃学出家的小和尚。“他显得很特别，年轻人的眼睛喜到处看，到了新地方更会如此，但是他全不看，他的心情是领取佛法，或许只是为了听到一种可以引领自己的声音。父亲也全然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专一于对这很像自己的年轻人说话。只有一个话题，而且几乎只有一句话，反复重复地说：‘就是要发愿，发悲愿。’父亲的每说一句，小和尚都高声逐字重复一遍，好像唯恐遗漏。他们起初分宾主坐在两把藤椅上，不知何时两把椅子并到一起去了。如果心灵可以合并，那就是当时的情形”。
1984年秋，由著名学者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等几位教授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学者，决定创办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中国文化书院。旨在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梁漱溟被聘担任第一届院务委员会主席和发展基金会主席。
1985年3月，92岁高龄的梁漱溟为中国文化书院筹委会与九洲知识信息中心在北京举办的第一期“中国文化讲习班”讲学，主要讲“中国传统文化”。
请看当时的报道：
九十二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两个人的左右搀扶下，坐到了“中国文化讲习班”的演讲席上。他的出现，紧紧吸引了会场几百人的视线。他六十多年来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引起了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据说，在海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中，他的影响似有超过胡适的趋势。
梁漱溟老人以那种前辈对后学特有的坦诚，对几百名听众做了一番极为动人的自白，并介绍了他认为“拿得出手的”五本书：他29岁时，就完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确立了他对东西文化的基本观点，1921年出版后，不断再版，颇为风行。1931年，他出版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五年以后，又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他力图从乡村入手，从中国社会的基层入手，发动、组织农民，以此作为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根本。那么，现在看来，什么是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作呢？他诚恳地把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和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推荐给大家：“要了解我的思想内容，应注意看这两本书。”
这位92岁的老人，一口气进行了两个小时演说。主持人曾担心他过于劳累，两次请他休息，但都被谢绝。演讲刚结束，他又立刻处于几十位中外青年的包围之中。他饶有兴致地解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为大家签名留念。一位外国留学生颇有感慨地说：“这样一位老人，头脑如此清晰。并能用如此简单的语言说明如此复杂的问题，真是令人难忘。”
曾任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的张岱年评论和回忆：梁漱溟先生是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有深刻理解的渊博思想家；梁先生是为民族自救，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积极奋斗的爱国思想家；梁先生更是一个特立独行，坚持独立思考的严肃思想家。梁漱溟在《值得感念的岁月》一文中曾说：“从我十几岁会用思想之日起，就爱寻个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的话，凡是我心中成为问题的，便不肯忽略过去。”张岱年认为：这是一种认真的态度，因为认真，所以不肯轻易放弃慎重考虑过的见解，坚持自己所认识的真理，绝不随风摇摆，绝不随风向的变化而转移。这是一个严肃思想家的科学态度，5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人写文章，都是窥测风向，随风转舵，哗众取宠；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此风尤甚。梁先生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能坚持所认识的真理，无所畏惧，此种坚强不屈，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更是令人敬佩的。
1985年6月初，香港《百姓》杂志发表了陆铿的《胡耀邦访问记》一文，同期发表了梁漱溟早年写的（未发表过）《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前文中陆铿对胡耀邦说：“在海外的人都认为梁老是很了不起的，棱棱风骨，他本人能够站在共产党一边，这事本身对你们就是了不起的事情。”胡耀邦对陆铿说：“梁漱溟先生从参加新中国的政治舞台头一天起，是不大讲我们好话的。他几年以前就开始讲我们的好话了，大概是四年前吧！”在谈到1953年9月对梁漱溟的大批判时，胡耀邦说：“可能毛主席也有他的想法，国家的事情这么复杂，你却那么样的瞎放炮，不大好吧！那一年……就给批了一下，现在看是过头了！”“尽管他不讲我们的好话，也应该允许人家么！在有些事上，还未经过自己脑子证实，他一时想不通，从而不大赞成。”陆铿说：“的确是批过头了。”
1986年1月，梁漱溟应邀为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第二期“中国文化讲习班”讲学，讲“东西文化比较研究”，最后说：“我六十多年前就曾预测，中国文化必将复兴。”
梁漱溟曾回顾记录下自己参加中国文化书院讲学的经历：“中国文化书院是几年前由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汤一介、牙含章、石峻、吴晓玲、虞愚、阴法鲁、戴逸、朱伯昆等北京的学者、教授共同发起成立的，得到国家教委的大力支持，可能是我最年长、学界辈分最高的缘故吧，各位同行推举我为该院的院务委员会主席，在我这种年纪，当然是挂名的。不过这个书院的宗旨，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并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外国文化的介绍和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加强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并起到促进台湾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作用。这个学院以培养从事中国哲学史、宗教史、历史、文学和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为目标，参加学习、研究的人包括海内外。本院的这个宗旨，颇合我的一贯主张。我虽年迈力衰，也曾几次去讲授《中国文化要义》，《略论孔子及其后儒学学术流布的分歧与它的时盛时衰》等大题目。”梁漱溟的讲课有录音磁带发行。
同年6月10日，梁漱溟应邀出席北京师范大学西方文化研究中心和太平洋史学会联合召开的文化座谈会，认为：“依我从来的看法，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社会人生、社会生活，是大不同于近代西洋的。近代西洋文化，我常用八个字概括：‘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和中国人相反，传统的中国人讲‘孝、悌、慈、和’，扼要地说就是互以对方为重，并非要求自己的权利，而是认识自己的义务，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礼俗、伦理、人伦’。”“有人以为文化交流切不可忘记自己的祖先，不可忘记上代传统的思想，有人在提倡中国本位的文化时还联名发表宣言，……我以为不用害怕，不用担心，人们是不会忘记的，要紧的是文化继承和交流过程中要择善而从。”
年近古稀，身体欠佳，梁漱溟却在不停地思考国家大事，总结自己一生的政治、社会生活经历。1987年6月，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梁漱溟的《我的努力与反省》一书，梁漱溟在《序言》中说：“我生于中日甲午之战前一年（1893），又经历了八国联军的入侵和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等列强对我国的欺凌与侵略。从清王朝的覆灭和辛亥革命的成功、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到新中国的建立，直至‘十年浩劫’，其间的政治纷争，军阀混战和社会动乱，我亲身经历不少，耳闻目睹更多。我既从事文化学术工作，又曾投身于社会运动；既曾出入农村基层，又曾参与过一些上层政治活动。如果将这种种加以记述，把自己走过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作一番回顾，是有意义的。”
同年7月的一天，应中国人大常委会之邀访问中国的晏阳初来访梁漱溟，两位曾共同致力于乡村建设的老人见面后非常高兴。
晏阳初说：“梁老，我们两人都生于1893年，又都从事过乡村建设运动，真是奇缘。我们就彼此称兄道弟吧！”
梁漱溟微笑着连连点头说：“是啊！我们两人今年都是94岁，是真正的兄弟手足之情！”
晏阳初讲述了自己在40年代定居美国以后，在海外工作的简况，并介绍了设在菲律宾境内的国际乡村建设学院。表示：“我几十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到今天问心无愧，力（行）恶出出己，一心为平民。知我者谓（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梁漱溟对晏阳初在长达七十年的时间里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地从事平民教育的精神称赞不已，并叙述了自己为中国文化书院讲课的情况。
话题转到晏阳初这次回国访问的感受时，晏阳初说：“祖国的变化的确很大，中共中央雄才大略，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局面为之一新……真希望以后再有机会回国看看！”
梁漱溟热情地说：“会的，会有机会再回来的，我等待着再一次与你会面。”又吩咐孙女倒了两杯橘汁，两人以此当酒碰杯祝福。晏阳初一饮而尽，高兴地说：“这叫做酒逢知已饮，话逢知己说，我们在一起，越谈越投机。”临别时，两位老人互道珍重，晏阳初嘱咐梁漱溟，要注意休养，为祖国文化的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1987年10月31日（农历九月初九）是梁漱溟94岁诞辰。本来他的家人、弟子和朋友，准备为他祝寿，但他坚决不同意，并写了《谢寿启示》。
这一年又是梁漱溟受蔡元培之聘任教于北京大学70周年，中国文化书院决定在北京召开“祝贺梁漱溟从事教学科研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海内外的七十余名学者出席了讨论会。中国文化书院的研究人员和学生、梁漱溟的弟子、友好六百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与会者对梁漱溟的思想及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展开了讨论。尽管对他学说有不同的见解，但一致认为：梁漱溟一生探索真理，坚持独立见解、不阿权贵的精神值得学习和赞颂，表现了一个真正思想家的品格。
梁漱溟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对召开此会表示诚恳的谢意。
诸天寅回忆：在梁老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与会者中以梁老年岁最长，但发言者大多坐在主席台座位上讲话，当梁老发言时，他竟站立讲了近15分钟，中间服务员3次请他坐下发言，都被梁老谢绝。“礼也者，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敬人者恒敬之。梁老待人接物，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一律以礼相待，迎送来客，讲话立坐，似为细枝末节，但反映了他对人的尊重。”
同年12月25日上午，梁漱溟在其孙子的陪同下，到中央党校参加“中国现代哲学史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式，这是梁漱溟七十年学术生涯中最后一次公开学术讲演。讲话时间不长，却语出惊人，他说：
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小时候读书，就喜欢思考些问题，想出家当和尚。当时，别人告诉我说，你所思所谈的是哲学，我说这就是哲学啊？你说是哲学，那么就算是哲学吧。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
长话短说。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的是救国运动。当时，中国被日本侵占，割地赔款，所以救国是第一大问题。我不注重一身一家的事情，注重的是救国。
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我虽出身于官宦人家，生长在北京，可我投身于社会的底层--乡村。在广东，搞乡村建设讲习所（应为“村治讲习所”）；在河南，搞村治学院；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研究院。我自始至终投身于乡村，不尚空谈，注重实干。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这就是我当时所努力、所追求、所工作的目标。我未曾料到，像我这样一个搞事功的人，却被人家看成是什么学者，说我是个什么哲学家，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搞了一辈子哲学。
我一生贯彻的是实事求是，不说空话的原则。乡村虽苦，我这个出生于官宦人家，生长在大城市的人，还是在乡下和农民一起吃苦。吃苦干什么？就是为了实现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个目标，要农民不守旧，在生产生活上都走新的路子--科学技术的路子。
一句话，我一生投身乡村，实事求是。
梁培恕认为：在梁漱溟最后一次的公众集会上，他为什么会以尽可能明确地口吻说：“我不是书生”，“我是一个实行家”。很像是有意作此声明。接着以乡建运动为例说，那是为建设一个新中国打基础，地方自治是民主、宪政国家的必要条件。“为什么我会清楚地记得他说了这句话？因为听时有意外感，因为我记得他的几次重大努力（行动）都没有成功。这就是说，在我心里隐然有一个观念（一个偏向），以为成功了的行动才算数，而且‘大’的行动才算数。这样就把他从第一人生态度转为第三人生态度，再转为第二人生态度忽略了。他是出奇地认真，思想必与行动一致，才有了一生改换三种生活态度的事”。
1988年3月24日下午，梁漱溟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后继续当选为全国政协七届常委。
4月10日，友人张西曼的女儿张小曼来访，两人谈话近两小时。张小曼请求梁漱溟为她题字留念，梁问她想要什么字，张说：“就题您一生中最喜欢的一句话吧！”梁漱溟乃写出“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八个苍劲的大字，题上“小曼同志留念”，签名盖章后，交给张小曼带走。
4月13日，梁漱溟在梁培宽、梁培恕、长媳和三个孙儿陪同下，前往良乡祖坟扫墓。这天风大，梁漱溟回到家后感到身体不适、气短。
4月25日，梁漱溟感觉呼吸困难，病情加重，由家人陪同到协和医院看病，大夫初步检查后，告梁留院治疗，作进一步检查。经医院采取了一些医疗措施后，梁漱溟呼吸困难有所缓解，确诊患的是尿毒症，继续住院观察。
5月3日，李渊庭夫妇到医院探病。梁漱溟眼神疲惫无力，脸色也不好，在病床上转过身来望着他们未说话。5月11日，李渊庭夫妇又到医院探望老师，梁漱溟面壁而卧，保姆赵阿姨凑到他耳边说：“李先生和阎先生来看您。”梁漱溟掉转头示意要翻转过身来，保姆扶助他翻过身来，当时梁漱溟的外甥邹小青等也在病房，他们和李渊庭夫妇都站在先生床前，只见梁漱溟用无力的双眼看看大家，闭了闭眼睛，又睁开望着李渊庭，微张口，想要说话。李渊庭靠近病床前问：“先生有话要和我讲吗？”“你比我小多少岁？”梁漱溟用低沉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讲出这句话。“小13岁。”李渊庭回答。梁漱溟看着他，一会儿闭上眼，一会儿又睁眼看看，似有话说却未说。
5月17日，台湾《远见》月刊记者尹萍来京采访，找到梁培宽。说希望能与梁漱溟见一面，拍一张照片，知道梁病重，绝不多打扰。当尹萍与梁培宽来到病房时，梁培宽贴在梁漱溟耳边告知尹萍是从台湾来的，梁漱溟转过脸来，示意梁培宽附耳过去，断续说出： “台湾，郑彦棻与我相熟……还有张群……李朴生……他在美国……胡秋原……”当尹萍问到能否对台湾青年说几句话时，梁漱溟稍想了想，断断续续地说：“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要读我的《中国文化要义》。”尹萍再问，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期望时，梁漱溟回答：“要顺应世界潮流。”
5月中旬一天晚上，梁漱溟突然呼唤当班陪侍的梁培宽： “我有话要说！”接着断断续续地说：“岳美中先生讲过：‘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人的寿数有限，我的寿数到了。你们不要勉强挽留了，吃点药，顺其自然发展吧！”说话时很平静。
梁漱溟曾多次表示要出院回家，一是不愿再治疗下去，二是不喜欢医院的环境。
笔者之一（李仲明）的父亲李光灿当时亦在协和医院住院，与梁漱溟隔两间病房。有一件事情给李仲明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1988年5月末，李父已不能吃多少饭菜，家属每天利用医院的榨汁机榨西瓜汁给李父喝。有一天，听说榨汁机被梁漱溟的保姆借去，李仲明轻轻地走到梁漱溟的病房，敲门后进屋，看见梁漱溟先生半躺靠在病床的被子上，身着黑色上衣，盖着一条单子，闭着眼睛，梁家的保姆正在小桌上榨西瓜汁，已接近榨完。李仲明犹豫了一下说：能否借我用一下，用后马上送回来。保姆有点生硬地说：“不行！我还没用完呢。”这时，只见梁漱溟先生微微睁开眼睛，声音很小地对保姆说：“不要这样，让人家先用嘛！”这让李仲明十分感动，梁漱溟一生为国为民，病重如此，仍然关怀别人。
1988年6月15日，香港大学举办了“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的学术研讨会。原本邀请梁漱溟作演讲，但因梁先生病重无法出席。梁漱溟曾于当年2月份写了一篇1000字的短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进行了讲话录像。因此该研讨会第一议程就是放映梁漱溟的讲话录像，在这篇短文中，梁漱溟阐述了儒学、伦理、天下太平等中国传统思想，并指出这些传统思想精神在现代依然存在的价值。这也是梁漱溟的最后一次发言。原文如下：
我从来说中国缺乏宗教，中国人淡于宗教。孔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就是注重现实人生。这是孔子的非宗教态度。
有人将儒家称为儒教，这不对。儒家不是宗教。“子不语怪力乱神”。宗教与此相反，它恰恰要议论“怪力乱神”。孔家的精神全部放在照顾现实生活上，如父慈子孝，如兄友弟恭，都是眼前生活。从前读书人供奉“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天地”与“君”、“亲”、“师”同时供奉。宗教则不能如此。宗教中的“上帝”是“全知全能”，是高于一切，不能与人并列。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总是在现实生活中毕恭毕敬于眼前。宗教则毕恭毕敬于“上帝”。故说中国人淡于宗教，中国人远于宗教。故说中国儒家不同于其他宗教。
在上述情况下，外来宗教乘虚而入。中国所有的伟大宗教均为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佛教，无不是外来的。中国也有些零零碎碎的迷信流行于社会，但够不上宗教。伟大的宗教中国没有产生过，有则均为外来。中国有的就是伦理。
“上帝”一词，古书上有，但不重要，而伦理在中国特别重要。伦者偶也，伦理内容的根本精神是“互以对方为重”。这与西方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不同。“互以对方为重”，是双方的，不是单方的。此种精神在任何地域，任何情况下均合乎人情，最行得通的。
随着注重伦理而来的是讲“天下太平”。“天下”，无所不包，不分国内国外；讲“太平”而不讲“富强”。讲“富强”，春秋战国时有之，但此后均讲“天下太平”。“天下”无疆界可言。讲“天下太平”，最无毛病，最切实可行。这个精神最伟大，没有国家，这是人类理想，人类前途不外乎此。
中国此种传统精神与现代化不相冲突，它在空间上不分地域，在时间上无论何时，均合情合理。
有人说，发展商品经济要讲“利”，而中国传统强调“义利之辩”，耻于言“利”，因此是彼此矛盾的。讲义与利，义不是空的；利在义中，义包含了“利”的问题。合乎情理的利叫做义，不是完全对立的。
据叶笃义回忆：梁漱溟病重后期，叶去看梁，正好刚从台湾来的一个人，由一位中国文化书院的同志陪同来看梁先生。他看到梁先生的样子，知道无法进行对话了。于是他站在梁先生病榻前面，央求陪他一道去的人为他照了一张相。他又拿出本来预备同梁先生对话时所用的录音机来，一个人在机前喃喃自语讲了大致如下的一小段话：“我是一个刚刚由台湾来的人。我在台湾时候就与梁先生的著作有所接触。来到北京，我首先提出来要求见见梁先生。我今天见到了梁先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要求见的是一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随风倒的如×××式的人物。……”讲完这些话，他就向梁先生鞠躬告退了。
6月20日，梁漱溟的身体已极为衰弱，经医生检查后，说心和肺都好，可以做人工肾手术。梁培宽告诉父亲：“李先生、晓青、阎先生都赞成做人工肾手术。”梁漱溟点点头。正当人们满怀希望，等待6月24日做人工肾手术时，却出了意外。
6月23日早上，梁漱溟突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医生采取急救措施，梁漱溟的心脏跳动这时快到1分钟170下，紧接着又急促下降。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梁漱溟断断续续地讲了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便溘然逝世，时上午11点35分。
当晚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梁漱溟逝世的消息。6月24日， 《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等报纸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报道了“文化名人梁漱溟逝世”的消息。
7月7日上午8时半，在北京医院举行“梁漱溟遗体告别仪式”。梁漱溟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清癯的面孔，头戴一顶瓜皮帽，遗体上覆盖着一块白布，四壁排列着花圈和挽联。
万里、李先念、彭真、邓颖超、胡耀邦、刘澜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广西壮族自治区等有关党政机关以及中国文化书院等单位送了花圈和挽联。李先念、习仲勋、阎明复等中央领导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梁漱溟的学生、亲友等共400多人向梁漱溟先生遗体告别。
灵堂正门两侧显挂的大幅隶书对联引人注目，联曰：“百年沧桑，为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中国的脊梁。”
在告别会上及会后，国内及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刊发了不少纪念文字，其中一些挽联感情深挚，仅举12例：
冯友兰的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张岱年的挽联：
善养浩然之气有学有守
弘扬中华文化立德立言
袁晓圜的挽联：
柏松永劲明月胸襟示范
金石弥坚高风亮节长存
启功的挽联：
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
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
任继愈的挽联：
廷议天下兴亡旷世难逢此诤友
学究华梵同异薄海痛失一代师
常任侠的挽诗：
树人立教见悃诚，爱国忧民九五龄。
一士谔谔能直语，不因污漫损清名。
遗貌清漉倍可亲，天街小雨痛斯人。
前年同室还谈往，谁识拳拳报国心！
王蘧常（复旦大学教授）的挽联：
侃侃高谈，贻谋垂千古
循循善诱，食报享大年
方敏（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的挽联：
一代宗师，诲人不倦
一生磊落，宁折不弯
范忠信（梁漱溟著作的一年轻读者）的挽联：
华夏风骨，中国之魂
哲人虽去，精神永存
梁漱溟的学生李渊庭怀着悲痛之情，写下这样一幅挽联：
治学邃于思辩，扶幽发微，著述等身；首创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弘扬东方学术，探索人生真谛，自成思想体系，中外共仰。道德文章无愧一代宗师。
处世巍然卓立，尽瘁国是，席不暇暖；发起豫鲁乡村建设运动，组织民主同盟，创办光明日报，关心民间疾苦，宠辱不惊。高风亮节堪称举世楷模。
时年88岁的周俟松（许地山夫人）写下挽诗一首：
哭尊梁漱溟仁兄
噩耗传来倍伤神，汉学痛失一巨人。
翁者主办光明报，寄往寒舍在香港。
号呼奔走为抗日，扼腕报国豪气真。
与我伉俪极相契，称呼地山亲兄弟。
共讨佛梵造诣深，生活简朴恬淡情。
公余老幼同嬉戏，两姓一家乐天伦。
沧桑一别五十载，去年在京又重逢。
苍颜鹤发体特建，侃侃高论似当年。
铮铮抛地金石声，朗朗铁骨岂容尘。
共忆日寇侵香港，兵荒马乱未忘情。
周公不忘中华子，游击接送得保存。
旷世难免此诤友，怎不令人悲从衷。
故旧如秋凋零逝，耄耋之人怀念深。
鞠躬尽瘁忠党国，先忧后乐怀子民。
久历严冬今春到，深惜匆匆未了功。
浩然之气垂千古，冰心玉洁留人中。
努力奋发建四化，聊慰忠魂九泉宫。
早谢晚凋是规律，冥冥安息漱溟兄。
在告别仪式上，有一副用白绸子书写的挽联引人注目：
一哭恩师梁公漱溟
为天地立心，为民生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西方叹称“最后的儒家”，东方戏谓“出土之文物”，最后二字其实可悲。文物、出土，何故来迟？志士仁人拍案哀叹，有情天地痛苦同声。断绝学乎？斯学绝矣！纵使江山代有哲人出，后来者何时何人？呜呼！求仁而得仁。天怒，形灭，神存。
二哭恩师梁公漱溟
情不可逾，有天知、地知、人知。文必后世显，已德立、功立、言立。心是宇是宙是大海，骨为岳为山为金刚。胸怀忘名忘利，风骨不阿不折，不居庙堂只缘无求，潜处地下忧有心忧。黑云摧城城不摧，风吼大树中天立。统三军之大帅可擒拿折磨，八十岁匹夫之浩志终不可夺走。听其言观其行言与行无不一。读其书想其人学与养无不融。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耶，认真的人和他，认真的一生不正是，悲剧之主人。智者讥之不智，仁者赞之得仁，纵盖棺且慢评，是和非难说也。藏之石室金匮，五百年必有公论。总之，清清白白，认认真真，一代宗师一代哲人。
梁漱溟一生努力奋斗。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他与“西化”派大打笔墨官司，进行文化战；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他提出一套建设新农村理论，并亲自到乡村实验；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他深入敌后我游击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为了和平、民主，他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综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个信奉佛教的儒家学者，他努力研究和宣扬孔子的学说，并有所创见和发展，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捍卫了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那表里如一、无私无畏、为民众谋利益的进取精神，更值得后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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