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口述实录-着《人心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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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7月上旬,梁漱溟认为自己生平最重要的第三部书《人心与人生》撰写完稿。这也是“文革”期间梁漱溟最大的收获,“本得偿夙愿于暮年”,梁半个世纪前决心做的事,终于做成了。为了尽快将多年来研究的成果早日与读者见面,1984年,他自费出版了《人心与人生》一书,初印2500册,不料出版后供不应求,故于次年由三联书店公开出版,向海外发行。

    是书初作于1960年,之后断断续续地在写,直到1975年夏天方告完成。为什么要写这部书?他说,是书着眼点在补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过失与不足。那部书是1921年出版的。当时对西洋哲学认识不够,亦不全面,对儒家哲学的一些问题,如孔子的“仁”的概念,认识也不够深入和全面,因此下决心另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以匡正之。不料在此50多年里,虽以此题目多次为人讲学,但终因奔走国事或从事于其他著述而把它给耽误了。此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才旧念复萌,决心去继续写作,将它完成以了却当年的夙愿。

    梁漱溟在“书成自记”中说:“书虽告成,自己实不满意……竟而勇于尝试论述……自己不能胜任的学术上根本性大问题--人心与人生,是因为第一,年十六七之时对人生不胜其怀疑烦闷,倾慕出世,寻求佛法,由此而逐渐于人生有其通达认识,不囿于世俗之见,转而能为之说明一切。第二……当今人类前途正需要一种展望之际,吾书之作岂得已哉!”

    在“书成自记”中,梁漱溟记述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及与友人的友情。梁回忆:“1924年愚辞北大讲席,聚会少数朋友相勉于学。自是以后,数十年来相从不离之友,既习闻《人心与人生》的讲说,因之有记其讲词至今者。”梁的好友云颂天记录并保存了梁漱溟的讲词。1960年梁漱溟真正开始写《人心与人生》书稿时,云颂天把记录稿寄到北京梁家,成为梁漱溟写作的重要参考材料。1970年云颂天由四川进京,梁漱溟日记中写道:“颂天、星贤来坐甚久,以稿付阅看。”梁给两人看的便是抄家失而复得接续着写的《人心与人生》书稿。1975年书稿写成后,梁当年友人多已过世,而有机会相聚的只有黄艮庸、云颂天两人;同年梁在7月11日的日记中写有“早起检出颂天抄旧讲稿记录阅看,去艮庸家与颂天谈话”。不数年,黄、云均先于梁漱溟谢世。

    在这部书里,他一共写了21章,约18万字。他在绪论中写道:“吾书旨在有助于人类之认识自己,同时盖亦有志介绍古代东方学术于近日之知识界。”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明白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及作者的意图是要人深刻地了解自己。“为了认识自己”,他从人类心理发展的角度讲述了各个概念和研究范畴,并介绍了他的认识和体会。他说:“吾书既将从人生(人类生活)以言人心;复将从人心以谈论人生(人生问题)。前者应属心理学之研究;后者则云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或道德论之类。”又说:“其言人心也,则指示出事实上人心有如此如此者,其从而论人生也,即其事实之如此如此以明夫理想上人生所当勉励实践者亦即再次焉。”从上所述,可见这部书前半部是讲心理学方面的事(即人心),后半部是讲社会的礼俗、制度、宗教、道德等方面的事(即人生)。从“心”的作用推论出人类文化的三种模式,并预测印度文化将成为人类文化之最后归宿。在他看来,“心理学是介居哲学与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纯理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而为一核心或联络中枢者。它是最重要无比的一种学问,凡百学术统在其后”。因此,他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题是以“人心”为出发点。过去在这方面认识不够,经过多年的学习与思考,他决定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在这部书里,他引用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许多名言及巴甫洛夫的学说,来论证自己的学说主张,但其结论仍然是过去一贯的主张。他在书中写道:“此人生三大问题之说,愚发之50多年前,为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理论上一根本观念。”这三大问题,就是人类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个不同:第一是人对物的问题;第二是人对人的问题;第三是人对自己的问题。由于问题之不同,人类生活中所秉持的态度,即应付问题的办法也有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态度是两眼常向前看,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满足于外者。第二种态度是两眼回来看自家这里,“反求诸己”,调和我与对方之间,以变换主观自适于这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满足于内者,其代表为中国儒家文化。第三种态度是以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要求为最上之满足,其代表为印度文化。最后他总结说,由此观之,“又难明白世界文明三大系之出现,恰是分别从人生三大问题而来。现代文明仍属在第一期中,但正处在第一期之末,就要传人第二期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转变行将到来,那正是把人生第二问题提到人们面前,要人们彼此本着第二态度行事,而其第一态度只用于对大自然了”。可见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之复兴来日不远了。但是第二期文化之后,其发展路向将奔至何方呢?中国儒家文化之后,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必然要进入印度的佛教文化。他说:“任何事物有生即有灭,有成即有毁,地球亦然。太阳系亦然,生活于其间的人类无待言矣。‘然人类将不是被动地随地球以俱尽者。人类将主动地自行消化去,古印度人所谓‘还灭’是也。此即从道德之真转于宗教之真。道德属世间法,宗教则出世间法也。宗教这真唯一见于古印度早熟的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社会末期,我之测度如此。”综上所述,可见梁漱溟的文化思想是建立在主观唯心论基础上而自成一家之言。对此他并不讳言,且公开提出“人心”为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他要人们认识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去改造人类社会。

    梁漱溟为了写《人心与人生》一书,阅读了四十多位古今中外著名专家学者的著作五十多卷,还翻阅了许多有关刊物上的有关文章。其中有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弗里茨汉的《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本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的理想》;列宁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所受到的批评》;斯大林1924年在军校演说:《列宁的为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有柏格森的《创化论》《心力》;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论教育》;施密特的《复苏》;汤姆生的《科学大纲》《心之初现》;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绪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无政府主义的道德观》;艾华的《古希腊三大教育家》;詹姆士的《心理学简篇》《大心理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罗维的《初民社会》;以及康德、费尔巴哈的有关论述。

    梁漱溟对苏联巴甫洛夫的著述亦阅读了不少,有《巴甫洛夫选集》《大脑两半球机能讲义》《研究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的生理学与心理学》《神经系的演化过程》《精神病学》《苏联高等医学院校教学用书》《关于巴甫洛夫学说》等。

    梁漱溟还参考了国内学者的有关译著,有臧玉淦译的《神经系演化过程》;潘光旦的《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朱洗的《智识的来源》;荆其诚的《知觉对实践的依赖关系》。

    在引用中国古典著作方面,梁漱溟阅读了《论语》《礼记》《大学》《乐记》《墨子》《庄子》《孟子》《王阳明》以及大程子、王船山、陆象山等宋明儒家学说。佛书方面,有《大乘起信论》《唯识论》《楞严经》《成唯识论》《禅宗》《瑜伽师地纶》等。

    梁漱溟曾为《人心与人生》写过一首“书成自题”的小诗:

    道理平铺在,随人自取念。

    偶然有得处,知亦同无知。

    复再题两句:

    一分辛苦一分功,再三咀嚼味不同。

    梁漱溟的书出版后,在海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学术界很快将其翻译成日文出版,著名学者景嘉在其序言里高度评价了这部书。他说:“我的看法是,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诚为梁先生所说,吾书旨在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这句话,是今天全人类最缺少的心情,所以说这本书的真目的,并不是专为中国一国而写的。再细读此书时,就可证实梁先生思想、看法,始终一贯,虽有细小的订正,并无前后的矛盾。此书可以说是梁先生平生著书以及思想的总结。”

    1985年7月,《人心与人生》日文版出版。梁漱溟为该书写日文译本弁言:“拙著《人心与人生》一书如1975年‘书成自记’之所云,早在1926年即以此标题曾为一次公开讲演,兹于1984年乃始以积年底稿付印出书,求教于国人,盖慎之又慎焉。今复乘池田笃纪先生翻译成日文,景嘉先生审定之,将更得友邦人士之指教,曷胜心感,谨志衷心感谢之忱如右。”

    1987年春天,景嘉逝世半年后其学生和崎博文致函梁漱溟,景嘉生前翻译的《梁漱溟》一书,日文本即将付印出书,景嘉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宇野正一为《人心与人生》所作的序文已校订完毕,并将由和崎本人补写日译本后序。和崎在信中特别提到,遵照景嘉先生的遗嘱,日文版《人心与人生》一书所得的版税,将与几位日本学者资助的基金合在一起,建立“梁漱溟学术教育基金会”,定期奖励优秀的中国留日学生;并作为在日本翻译出版《梁漱溟先生全集》的部分费用,希望梁漱溟能同意这个意见。

    梁漱溟阅信后非常高兴,当即复信和崎,全文如下:

    和崎博文先生大鉴:

    来函敬悉。拙著《人心与人生》一书日文译本,蒙宇野正一名誉教授与已故之景嘉先生撰写序文,现又由先生为写日译本后序,并即将付印出版,不胜感荷。《人心与人生》日译本之得以问世,全赖景嘉先生与台端之力,待先生来华把晤时,当面致谢忱。

    先生建议将译本出版之收益,用做教育基金,以资助敝国留日学生,并作为今后翻译出版其他拙著费用,本人完全赞同,此乃有利于中日两国之文化交流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之事业也。

    尚望先生早日来访问敝国。敬布复, 并祝撰安!

    粱漱溟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高瑞泉回忆:1984年末由沪赴京拜访梁漱溟,恰逢《人心与人生》初版成书,梁认真地题字盖印,对高说:“这书可以代表现在的我。”高瑞泉认真阅读了这部著作,除了该书的基本内容外,高引用梁漱溟的话作了论证:“中国文化有它的长处,一是伦理情谊,一是以是非观念代利害观念。西方人是个人本位;中国人是伦理本位,父慈子孝,替对方着想,互以对方为重,以礼让为上,而不像西方人遂遂于外的追求争夺……《人心与人生》所要论证的,就是上述人生态度和伦理标准的合理性。”认为梁研究人性的结构含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带有动物性的本能,第二层是生活工具的理智;第三层是感情意志,或叫“理性”。第三层是最根本的,最能体现人的特征的,即梁漱溟误以为是一种人天赋的独立的善良意志,即伦理理性;并且理性作为心灵之本体,又是宇宙的本体,如梁语:“生命通乎宇宙万有而为一体也。”

    高瑞泉认为:梁漱溟的新著还对其在《哲学》一书上强调人的直觉、本能冲动等观点做了修正,使用理性一词来表示意志本体的实现与外化,并对人的原始生命力、本能、无意识的冲动等给予了相当严厉的批评。高认为:“《人心与人生》一书清洗了五四时代的野性、洋气和鲜活,比《哲学》更为儒学化了。”

    文末,高瑞泉充满敬佩地指出:“当然,梁漱溟先生是个独立不倚的思想家,比起那些在什么什么主义后面掺入儒学糟粕的人,更要真诚得多、坦荡得多,也执著得多。尽管我们看了《人心与人生》一书,免不了生出‘绣岭官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的叹息,我们仍然要感谢梁漱溟先生提醒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的谆谆厚意,并且对他半个世纪以来坚持自己的选择,偶有修正也如日月之食般光明磊落的人格,表示深深的敬仰。”

    章德良回忆:1987年9月6日,章与学林出版社副总编辑柳肇瑞一起,在北京拜访了梁漱溟。梁漱溟热情接待章、柳两人,并谈了写作、出版《人心与人生》的过程和近况。两人见梁漱溟谈得很兴奋,怕影响梁的健康,便转了话题,谈到梁即将出版的另一本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两人问:“您将30年前的这本书,奉献给今天的广大读者,不知有何新的意义?”梁微笑着回答:“这个问题提得好。咱们国家正在实行对外开放,只有深入研究中国文化,才能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吸收利用人家的长处……有人曾经害怕对外开放,开展中西文化交流,会离开了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丢掉。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吸收了不少外来的有益成分。近代西方文化中有许多进步的东西,如高速发展的自然科学技术,载人上天的航天飞机,围绕宇宙飞行的人造卫星等,我们都可以吸收利用来为中国的四化建设服务。唯有开放,才能适应世界的潮流。至于我们祖国传统中的一切优秀的东西,自会继承下来并且愈益丰富发展,不必担心丢失掉,用不着顾虑咱们中国会全盘西化的。”章德良认为:梁老的谈话,如同他的著作一样,有其独特的见解与风格,听了颇能发人深思。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在漫长的学术生涯和人生旅途上,这位可敬的老人,始终有为人正直、表里如一、从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的高贵品质。20世纪50年代初,梁老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仍然毫不气馁,挥毫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隋可不言喻,文期后世知。”他相信总有一天,后世的人们会真正了解他的著述和为人的。到了漫天阴霾的十年内乱期间,“四人帮”一伙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阴谋打倒周总理。身处逆境的梁老闻讯后竟拍案而起,他秉笔直书,写了一篇长达3万字的《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孔子》,旗帜鲜明地提出:“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他宁肯在自己文稿的结尾处写上:“1974年11月8日立冬撰写完成不发表”的字样,而绝不向黑暗势力屈服。

    台湾学者韦政通引用美国学者艾恺的话:“我认为这本书仍然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基本原则都一样”,是梁漱溟晚年最重要的著作。

    韦政通认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重点在探讨文化形态,《中国文化要义》探讨文化特征,《人心与人生》探讨人心与人性,也就是透过人类心性的探索,以加强认识人自己。

    韦政通还认为《人心与人生》有两个要点:第一,梁先生肯定阶级性之外,还有普遍的人性,这是对“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人无敢以人性为言者”的现象的抗议;同时他也借本书对人性与阶级性之争,在理论上求取一个解决,在这里的确可以证明他是“不随俗浅薄”的。

    第二,是关于人类文化前途的论断。他说:“此书中论断:人类生活发展在最近的未来,无疑地要从资本主义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阶段;随着社会经济这一转变的到来,近代迄今盛极一时向着全世界的西洋文化即归没落,而为中国文化之复兴,并发展到世界上去。”这一段文字涉及的问题太复杂,书中虽时有涉及,但究竟怎样才能得到这个论断的过程并不清楚。

    梁培恕除了从《人心与人生》的“绪论”和“书成自记”中回忆父亲的写作经历,还特别从“文如其人”的角度,回忆梁漱溟的这本书“集中了他想说的话”,梁漱溟以极大的热忱赞美永不休止的争取主动、争取灵活,认为那是生命本性;认为:“人类有一种最大的本领,一切其他本领都是从这里来的,那就是以外在事物摄人心中,通过思维构成观念,又得到语言文字的帮助,方便地加以联想运用,对事物一一预有其概念、概念,从而人的行动可以有计划性。”“吾以为人心之特征在其能静耳”!“自觉与心静是分不开的……但今点出自觉来,较徒言心静,其于知识计划之关系乃更显明。”

    梁培恕认为:《人心与人生》“自觉”之义贯彻全书,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是有理智(西方文化)和理性(中国文化)的,而中国文化的优长在理性,“道德是最深最永的趣味”,且:“社会必有一种相安共处的道路,为社会所公认和共信的观念、礼俗。凡是行事合乎这个的,社会便称奖之,否则便认为不道德而排斥之。因此(庸俗的、非真的)道德是因时间、地域不同而各异,但又相近。”书中最后一段话说:“人类将不是被动地随地球以俱尽者,人类将主动地自行化去,此在古印度人谓之还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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