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是这样说，可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赵悼襄王力排众议，娶了该女。这位新王妃果然是来者不善，生下赵迁后，她就盘计着怎么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储君。当时赵悼襄王已经立了太子赵嘉，而赵迁只是庶子，按理说，怎么也轮不到他来继承王位。可是当一个君主迷恋上一个女人，并对她百依百顺时，一切就顺理成章了。赵悼襄王去世前不久，开始变得昏庸的他终于做出一个致命的决定：废黜太子赵嘉，改立赵迁为接班人。
为什么说这个决定是致命的呢？赵悼襄王在位仅仅九年，此时赵迁不过只是几岁大的小孩子，根本没有能力来统治国家。这样，国家的大权便落到了其母亲及权臣郭开的手中，而郭开正是陷害廉颇的奸臣。可以说，赵悼襄王的错误决定，最终葬送了赵国。
赵王迁二年（前234年），秦国又一次大举入侵。秦军统帅桓齮出兵攻打平阳、武城，赵国政府派扈辄率军前往救援。扈辄只是一个平庸的将领，在秦军的猛攻之下，赵军大败，十万名赵军将士横尸沙场。
对赵国来说，这无异于灭顶之灾。在长平之战后缓慢恢复元气的赵国，实在难以承受一次十万人被歼灭的大损失。当秦军大胜的消息传到咸阳，秦王嬴政大喜过望，下令将所占领的赵国土地合并为两个郡：雁门郡与云中郡。
平阳、武城之战的失利，震动赵国。国危思良将，究竟谁才能抵挡得住秦军的进攻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人：李牧。不错，在赵国将领中，李牧无疑是最有才干的一人，他的北方大破匈奴的经典战例，是华夏族对北方游牧民族战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可是我们在这里也心生一个疑问：这些年李牧哪去了呢？
翻开史书，我们可以发现，在公元前243年，李牧伐燕，取二城，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就销声匿迹了，无论是与燕国的战争或是与秦国的战争，都没看到他的身影。战事频频，为何李牧却被晾在一旁呢？
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种可能，李牧得罪了赵悼襄王。这个猜测的可能性十分大，李牧伐燕时间是赵悼襄王二年，也大概是在这个时候，赵悼襄王执意要迎娶歌女出身的寡妇，即后来赵王迁的母亲。李牧坚决反对，认为这个女人会给国家带来祸害。这无疑令赵悼襄王十分不快，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索性又把李牧派到北方前线，远离京师。
第二种可能，李牧受到军界高层的排挤。在赵国后期，军界高层斗争十分激烈，赵悼襄王即位后，以乐乘取代廉颇，廉颇一怒之下，攻打乐乘，然后逃往魏国。然而乐乘并没能掌权多久，赵悼襄王三年，老将庞煖取而代之，成为赵国军界的一号人物。庞煖在军界混了数十年，长期被赵奢、廉颇、乐乘等人的光芒所掩盖，好不容易熬出头了，这时又冒出个李牧，无疑严重威胁到他的地位。那么李牧被闲置，是否与庞煖有关呢？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总之，赵悼襄王在位的多数时间里，李牧被闲置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对赵国没有贡献，至少在这一段时间里，北方的匈奴人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赵王迁刚上台，赵国军队便被秦军打得落花流水，折损十万人。不仅如此，秦国得势不饶人，桓齮兵团非但没有见好就收，反倒继续深入。赵国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只有李牧有能力挫败秦军的进逼，拯救赵国于危急之中。就这样，李牧被任命为大将军，实际上就是赵军总司令，奔赴前线，阻击秦军。
时间已经是公元前233年（秦王嬴政十四年，赵王迁三年），桓齮统领的秦国兵团经过短暂休整后，继续深入，与赵军战于赤丽、宜安（河北石家庄东南）。这里我们注意到，赤丽与宜安都位于赵国首都邯郸的北面，显然秦军的战略并非直接进攻邯郸，因为邯郸城的守卫实在太坚固，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桓齮采取的是大包抄战术，先扫荡邯郸北部的赵军据点，实施大迂回，在攻克赤丽、宜安后，转向东南，包抄邯郸，彻底把邯郸变为一座孤城。倘若桓齮的计谋得逞，赵国就岌岌可危了。
精于战略的李牧当然识破桓齮的伎俩，他临危受命，纠集了一支军队，驻扎在赤丽、宜安东部的肥城（河北晋县）。这支军队的主力应该是来自北方军区，也就是李牧一手训练出来的部队。我们在李牧大破匈奴之役中，就可以看出这位当世名将的非凡指挥才能，他善于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兵种的优势，注意骑兵、车兵、步兵、弓箭兵的搭配与协同作战，做到远攻与近战结合，进攻与防御结合。李牧的军事原则是打歼灭战，不仅是击溃对手，而是最大程度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李牧这支北方兵团，乃是整个赵国战斗力最强的武装部落，由于长期与匈奴对抗，这支部队尤其长于骑射，机动性十分强，在素质与勇气上完全不亚于秦军。与新锐的李牧兵团相比，桓齮兵团已露疲态。秦军在赵国境内已经征战将近一年，又刚在赤丽、宜安发动攻势，已是疲惫之师。更重要的是，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赵军上下同仇敌忾，摩拳擦掌，他们已无退路，唯有背水一战。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破釜沉舟的勇气激发了高昂的士气。
应该说，桓齮是一位优秀的将领，可是他显然低估了对手李牧。
赤丽、宜安两城尚未攻下，李牧的生力军已经赶到宜安以东的肥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秦军的位置相当不利，随时可能受到赵军的左右夹击。对桓齮来说，最好的选择当然是退却，避开李牧的锋芒。可是他并没有退却，因为他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
桓齮的骄傲自有其道理。作为长平之战后崛起的新一代将领，桓齮对赵国的军事力量抱着藐视的心理，他曾经两度率兵侵赵，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特别是在平阳、武城之战中，歼灭赵军十万人，堪称伟大的胜利。然而，低估对手总是致命的，桓齮显然也只把李牧视为普通的将领，尽管李牧曾经在北方战场消灭十万匈奴兵，但匈奴兵的战斗力怎么能与大秦军队相提并论呢？
可是李牧很快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不仅是匈奴人的克星，也是秦国人的克星。在摸清了秦军的底细后，李牧大胆地发动进攻。
关于这场战争的详情已不可考，《史记》之《李牧列传》，仅有短短数言：“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这个记录实在过于简略。战国中后期的六国史书，后来都被秦始皇烧了，所以找不到更多的资料。要知道秦国人向来对打败仗十分忌讳，损失了多少人，是从来不提的。
虽然史书未提及秦军的伤亡，但笔者分析，秦军的损失至少在十万人以上。何以得出以上的判断呢？有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秦军大将桓齮在宜安之战惨败后，不敢返回秦国，他只身一人逃到了燕国，改名樊於期（从杨宽的说法）。秦国律法森严，将领倘若叛逃，那是死罪，连举荐该将领的人都要连坐。惩罚如此严厉，桓齮为何还要叛逃？不要忘了他在一年前还歼灭十万赵国大军，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呢。因此我判断，秦军损失人数超过十万，功不能抵过，若非如此，何至于畏罪潜逃呢？
第二个证据，在宜安之役后，李牧被封为“武安君”。这个封号有意思，因为一代战神白起就是秦国的“武安君”，赵国政府把这个头衔给了李牧，显然把他当作赵国的白起，是一面胜利的旗帜，这明摆着是向秦国示威。要知道当年李牧歼灭十余万匈奴大军，也没有被封为武安君，这说明宜安之战的战绩，绝不逊色于他在北方围歼匈奴之役。
宜安之战的胜利，打破了秦军迂回包抄邯郸城的企图，拯救了岌岌可危的赵国政府。不仅如此，李牧还乘胜追击，光复许多被占领的城邑，秦国人耗时一年之久的攻赵之役不仅颗粒无收，甚至还把先前吞并的土地吐了出来，可谓是赔本买卖。
秦国的疯狂进攻暂时被击退了，赵国获得喘息之机。看来赵国果然是块硬骨头，不好啃。但对于实力超群的秦国来说，损失是可以承受的，无论在土地面积、经济实力、军力上，秦国都要远远超过六国中的任何一国。不过想要吞并六国，还得一步一步来，先拣个软柿子捏吧。哪个国家的实力最弱呢？当然是韩国了。
五毕竟是书生——韩非之死
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君主。自从铲除吕不韦及嫪毐两大集团后，他开始亲政，牢牢地把权力握在手中。在他看来，国家强大了，并不等于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事实上，君主的权力一直受到权臣的挑战。权力的秘密是什么呢？要如何来操纵、摆布其他人呢？如何避免出现第二个吕不韦与嫪毐呢？这些都要秦王嬴政所要思考的。
权力这个东西很奇怪，明明可以感受到其存在，可是看不到摸不着，想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并不容易。正当秦王嬴政绞尽脑汁时，有一个人带着几卷手抄本进献给他。这几卷手抄本就放置在他的案头上，说是手抄本，倒不如称为手刻本更贴切，因为那个时代纸张还没有出现，只能刻在小竹板上，用绳子把这些竹板串编起来，卷成一团，称为书卷。这几卷书摊开着，最右侧写有篇名，名称相当醒目，标题有“孤愤”、“五蠹”等，光从标题来看，实在看不出作者究竟想写些什么。
秦王嬴政随手翻开一篇，只见文章开头便写道：“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直到劲直，听用，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看来这篇《孤愤》并不是发牢骚、无病呻吟的散文，而是政论文。秦王嬴政被文章的内容吸引住了，虽然他不知道作者究竟是何人，可是强烈地感受到其智慧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当然，秦王嬴政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文章剖析了权臣如何惑主，如何攫取权力，“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
这段文字，让这位年轻的君主感同身受，回想一下吕不韦、嫪毐这些人，不就是“朋党比周”、“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吗？他如饥似渴地读完一篇又一篇，时不时拍案叫好。这些文章似乎是专门为他而写的，大体上说的是，国家要强大，君主就得善用权术，控制臣下。这不正是秦王嬴政日思夜想的事情么？
读完了案头上的竹卷后，秦王嬴政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他已经把这些文章的作者当作知心朋友，倘若有幸与此人相识，死而无憾。当然了，帝王随口说出来的话是不可相信的，后来把这个作者送上断头台的人，正是这位自称“死不恨矣”的秦王嬴政。
那么文章的作者究竟是何人呢？他正是战国后期学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
说起韩非子，确非常人。韩非子，名韩非，名字后面加个“子”，那是尊称，相当于是“韩非先生”的意思，他出身高贵，是韩国公子，王室成员。按理说，一个王室的公子哥吃也不愁穿也不愁，可他哪来那么多的愤懑不满，以至于写出《孤愤》这样的文章呢？这是因为韩国确实已经衰弱到了极点，作为一个有志青年与贵族成员，看到的却是君臣们苟且偷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思进取，一心只想着用一些歪门邪道来苟延残喘。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韩王派水利专家郑国前去秦国修渠，想用这种土办法让秦国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水利工程中，拖延时日。明明有一流的水利专家，韩国政府却不能用他来让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这种政府的效率可想而知。国家到了危亡的关头，可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却醉生梦死，难怪韩非韩公子要孤愤了。
实际上韩非子之所以为后人所熟悉，绝非其公子身份，而是因为他是个文化巨人。他曾经拜荀子为师，与李斯是同门师兄弟。韩非子的学问并非都来自荀子，他深受法家人物申不害、商鞅思想的影响，曾认真地对比两人的优点与不足。韩非子不仅学术功底扎实，而且对人性的弱点有着异乎寻常的洞察力，这一点贯穿在他的文章之中，令秦王嬴政读后佩服得五体投地。李斯曾经公开承认，自己的学问不如韩非子。从这点看，李斯是有自知之明，他读书的目的是要当官，要当个官仓中的老鼠，决不当茅厕的老鼠，他要摆脱清贫的生活与卑贱的地位。可是韩非子与李斯不同，他根本用不着考虑吃穿、社会地位这些问题，所以他能更专心地投入到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研究中。
但韩非子有一个方面肯定是比不上李斯的——口才。我们现在看到韩非子的著作，那绝对是先秦写得最出色的一本书，笔力遒劲、雄辩滔滔、夹叙夹议、妙笔生花，给人的感觉是，这家伙真是能说会道。可是错了，韩非子会思考，会写作，可是他不会说话，他一开口，就结结巴巴的，原来他有“口吃”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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