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尔·华纳德除了最基本的一点知识外，对政治一窍不通。”托黑说，“他还是在用‘地狱厨房’的民主党俱乐部的方式想问题。那时候对于政治上的腐败当然一无所知了，你不这样看吗？”
“我才不管呢。我说的不是那个。我是说，《纽约旗帜报》正逐渐变成一种阻碍。它对生意不利。现在这个世道，人还是当心些好。你没有跟对主儿，受了拖累，首先，你要知道，有人在冲着另一个人泼脏水，稍不留神，你也会被溅一身的。我可蹚不起这个浑水。”
“那还不完全是浑水嘛。”
“我不管。无论是不是真的，我都不管。盖尔·华纳德的事，我伸那么长脖子干什么？我是谁呀？如果大家都怨恨起他来，我就该尽快躲远点。而且又不是我一个。和我一样想法的人多了。菲利斯-西梅斯公司的吉姆·菲利斯，威姆-福力克公司的比利·舒尔兹，托德-托克斯公司的巴德·哈珀，还有……见鬼，这些人你们都认识，他们都是朋友，是我们一伙儿的，自由主义的商人。我们都要求赶紧将我们的广告从《纽约旗帜报》上撤下来。”
“休谟，稍微再耐心点嘛。我不会着急的。凡事都有个火候，不是还有最佳时机这个说法吗？”
“那好吧。我就听你一句话。可是还有——空气中还有一种味道，有朝一日会有危险的。”
“或许吧。我来告诉你什么时候有危险。”
“我还以为埃斯沃斯·托黑是为《纽约旗帜报》工作的呢。”瑞妮·斯劳顿大惑不解，茫然地说。
其余的人都转向她，既愤慨又怜悯。
“你很天真，瑞妮。”夏娃·兰登耸了耸肩。
“可是《纽约旗帜报》出什么事了？”
“哎呀，孩子，你就不要为那些肮脏的政治操心了。”杰西卡·普拉特说，“《纽约旗帜报》是一家不道德的报纸。华纳德先生呢，是个邪恶的人。他代表有钱人的自私利益。”
“我觉得他很英俊，”瑞妮说，“我认为他很性感。”
“噢，看在上帝的分上！”夏娃·兰登叫出声来。
“喂，得啦，毕竟，瑞妮有权发表她的见解。”杰西卡·普拉特立刻生气了。
“有人告诉我说，埃斯沃斯是华纳德集团的工会主席。”瑞妮拉长了腔调说。
“噢，我的天呐。不，瑞妮。我绝不是任何组织的主席。我不过是平头百姓。就像任何送稿生一样。”
“他们有‘华纳德集团工会’吗？”休谟·斯劳顿问道。
“开始那只是个俱乐部。”托黑说，“去年变成了工会。”
“是谁组织的？”
“谁知道呢？多多少少是自发的，就像所有的群众运动一样。”
“我觉得华纳德是个杂种。”米切尔·兰登断言说，“无论如何，他以为他是谁？我是来参加股东会议的，而他竟然像对待奴才一样地对待我。我的钱不如他的好使？我不也拥有该死的报纸的股份？关于新闻出版，我都能教他一两招。我有的是创意。他到底牛气什么？就因为他自己创下了一份产业？就因为他是从‘地狱厨房’来的？他有必要这么势利吗？如果别人不幸没有发家于‘地狱厨房’，没有从中跳出苦海，那是他们的错吗？没有人知道生于有钱人家是多大的不幸。因为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你天生就是个富人，如果你不那样，大家都会觉得你不行。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有盖尔·华纳德那样的运气，现在我会和他一样有钱，而且名气是他的三倍。可他竟然如此自高自大，而且还全然无知！”
没有一个人吭声。他们听到米切尔·兰登歇斯底里的语调又升高了。夏娃·兰登看着托黑，面露求救的神色。
托黑微微一笑，向前迈了一步。“米奇，我都为你羞愧。”他说。
休谟·斯劳顿倒吸一口凉气。关于这个话题，人们从来不责备米切尔·兰登，人们从不责备米切尔·兰登谈论任何话题。
米切尔·兰登撅起的下嘴唇缩了回去。
“我为你感到羞愧，米奇。”托黑严厉地又说了一遍，“竟然拿自己和盖尔·华纳德那么卑鄙的人作比较。”
米切尔·兰登绷紧的嘴唇放松了，换上了某种和微笑一样柔和的表情。“此话一点不假。”他温驯地说。
“不，你永远没法与盖尔·华纳德的事业相比。你有敏感的心灵和博爱主义者的天性，你比不过他。米奇，正是这个因素压制着你，而不是你的钱。现在谁在乎钱？钱的时代已经成了过去。是你的本性太好了，不适应资本主义制度下残忍的竞争。不过，这一时代也快过时了。”
“这是明摆着的事。”夏娃·兰登说。
托黑离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感到很兴奋，于是决定步行回家。周围的街道空旷而肃穆，黑压压林立的楼群高耸入云，大胆自信而又毫不设防。他记得有一次他对多米尼克说过：“一台复杂的机器，例如我们的社会……然而，将你小巧的手指在某一位置一按……所有重力的中心……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化为一堆废铜烂铁……”他想念多米尼克，希望她能和他在一起听听今晚的谈话。
那种无人分享的感觉在他胸中沸腾。他站在静寂的大街中央，仰头大笑，目光落在摩天大楼的顶部。
一名警察拍拍他的肩膀，问：“怎么了，先生？”
托黑看到一排纽扣和宽阔胸膛上的蓝色制服，一张忠实可靠的面孔，严厉而又耐心；一个和周围的建筑一样坚定可靠的男人。
“警官，在值勤吗？”托黑问道，他笑声的回音就像声音在痉挛一样，“在保护法律和人类生活的尊严和秩序吗？”那名警察用手挠挠后脑勺。“你应该逮捕我，警官。”
“好吧，朋友，好吧。”警察说，“走开吧。我们偶尔都会喝醉的。”
7
最后一名油漆工走了以后，彼得·吉丁才感觉到孤独，肘弯内侧一阵麻木酸痛。他站在大厅里，抬头看着天花板。在油漆刺目的光彩下面，拆除楼梯留下的那个缺口痕迹依稀可辨。盖伊·弗兰肯的旧办公室不见了。吉丁-杜蒙特事务所现在只剩下了一层楼。
他想起了那段楼梯，想起第一次沿着那红色丝绒台阶走上楼的样子，手指尖捏着一幅图纸。他想起盖伊·弗兰肯的办公室里那流光溢彩的蝴蝶倒影。他想起了那间办公室成为他自己的那四年。
他已明白在过去的几年里公司出了什么问题。当穿着工作服的人将那段楼梯拆掉，将天花板上的缺口堵上时，他已经明白了。然而是那白色油漆下面方形的痕迹使这件事变得真实起来，而且已成定局。
他早就对每况愈下的生意听之任之了，并不是他选择了听天由命——那样反倒是一个积极的决定——只是悲剧已经发生了，他便听之任之。那种情形简单而毫无痛苦，就像困倦时没有什么比一场期待已久的睡眠更好一样。他之所以有这种迟钝的痛苦，根源在于他想了解这一切发生的原因。
先是“世纪征程”博览会，可是单单那一件事还不重要。“世纪征程”在三月份开幕。那是一个转折点。有什么用呢？吉丁想，干吗不用个贴切一点的词呢？彻底的失败。那是一个可怕的失败。“这个冒险的标题是非常合适的。”埃斯沃斯·托黑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可以假定，那几个世纪是骑在马背上走过去的。”其余有关博览会建筑价值的描写都如出一辙。
吉丁苦苦沉思着，想起他们当时是如何认真负责地工作，他与其他七位建筑师一起设计着那些建筑。那时，他爱出风头，竭力地想引人注目，而且贪婪地抢夺向新闻界宣传的机会，这都是事实，可是在设计方面，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工作得协调一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各自对其他人做着让步；抱着一种真正的集体主义精神，没有一个人想把自己个人的偏见或者自私的想法强加于他人。就连罗斯通·霍尔科姆都忘了他的文艺复兴风格。他们把大楼设计得很现代，比斯劳顿百货商店的展示窗都现代，比任何人所见过的都现代。他觉得它们看起来并不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一堆被人用脚从牙膏管里踩出来的盘状牙膏或者风格化的低等腔肠动物”。
可是，公众似乎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公众也有什么观点的话。他无法判断。他只知道“世纪征程”的门票是在电影院的宾戈[25]场上硬塞给观众的，而且还知道博览会的轰动人物，财务救星，是一个叫朱安塔·费的人，他和一只活孔雀跳舞，并以此作为唯一的服装。
可是，就算博览会彻底失败了，那又有什么关系？顾问团其他几位建筑师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受损。高登·Ｌ·普利斯科特比以前更吃香了。并不是因为这个，吉丁想。事务所的每况愈下早在博览会之前就已经露出了端倪。他也说不准是从什么时候。
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大萧条使他们都遭受了打击；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恢复，而吉丁-杜蒙特事务所却没有。随着盖伊·弗兰肯的退休，为他们提供客户的那个圈子中的某种东西已经不复存在。此时，吉丁才如梦方醒，在盖伊·弗兰肯的职业生涯中，有着微妙的艺术和技巧，而且散发着自身某种非逻辑的力量——这里面是大有学问的，纵然那种艺术只包括他的社会魅力，而那种力量只用以诱惑那些糊里糊涂的百万富翁们。在人们当初对盖伊·弗兰肯的反应中，存在一种扭曲了的情绪。
他看不到现在人们的反应中存在任何一点合理的痕迹。建筑行业的领袖是高登·L·普利斯科特——只是规模已大不如前，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没有当年那种规模了——他是美国建筑师行会的主席。高登·L·普利斯科特主持关于玄妙的实用主义建筑和社会规划的讲座，出席荷兰籍纽约人的晚宴，将脚踩在餐桌上，大声地批评汤的味道。社交界的人说，他们喜欢一位自由主义建筑师。全美建筑师行会还在，仍然执拗地保持着那份僵死的威严，可是人们在提到它时，只当它是“老人之家”。统治这个行业的美国建筑家委员会正在讨论一家封闭式工厂，尽管还没人想出该怎么实现它。每当有一个建筑师的名字出现在埃斯沃斯的专栏里时，总会是那个奥古斯特·韦伯。在三十九岁的时候，吉丁就已经被描述为一个过了时的建筑师。
他放弃了努力去理解的念头。他模模糊糊地知道，那种吞噬着整个世界的解释方式正在改变，它们具有一种他不愿知道的特性。在他的青年时期，他对盖伊·弗兰肯和罗斯通·霍尔科姆的作品持有亲切友好的藐视，努力赶上并超过他们似乎仅仅是一种没有恶意的大话。不过他清楚，高登·L·普利斯科特和奥古斯特·韦伯代表的是无礼和不道德，以至于他想视而不见都很难。他相信以前的人们从霍尔科姆身上看到了伟大，而且觉得从他“借鉴”来的伟大中再“借鉴”一些东西也能得到满足。他知道，从高登身上，任何人都不会看到任何东西。他从关于高登的天赋的谈论中，看到某种黑暗的、斜眼睨视的神态；仿佛他们并不是在向高登表示敬意，而是在藐视和侮辱。曾经一度，吉丁无法理解民众；甚至连他都清楚，公众的偏爱已经不再是一种对于优点的承认了，而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耻辱的烙印。
他受惯性的驱使，继续苦心经营。他已经负担不起那一大层楼的办公室了，而他连一半的房间都没派上用场，可他仍然留着它们，把亏空的数额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垫上。他非继续下去不可。他在一次股票投机中赔掉了大部分财产；不过他还剩下足够的钱，可以为余生提供舒适的生活保障。这个问题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钱已经不再是左右他视线的主要因素了。令他感到惧怕的是无事可做；如果工作的日常规则注定要被改变的话，那才是那个从远处阴森森地向他逼近的问号。
他慢慢地走着，胳膊紧贴着身体，肩膀弯成弓状，仿佛永远怕冷似的缩着。他一直在发福。他的脸膨胀着，像是水肿；他低着头，衣褶一样的双下巴被挤在他的领结上，成了扁平状。他过去的风采依稀可辨，却反而让他看上去更糟；仿佛脸部的线条被画在一张吸墨纸上，而墨水已经晕开，变得模糊。他的两鬓已经染上了岁月的风霜。他经常喝酒，但并不快乐。
他求母亲回来跟他一起生活。她回来了。漫长的夜晚，他们一起坐在起居室里，相对默默无语；没有带着怨恨，而是在对方身上寻找着安慰。吉丁太太不再提建议，也不再责备。相反，她对待儿子的方式里，增添了一种新的诚惶诚恐的温驯。尽管他们雇了一个女仆，她还是常常为他做早餐；她总是做他最喜欢吃的菜——法式煎饼，是他九岁得麻疹时喜欢吃的那种。如果他注意到她的良苦用心，并且高兴地有所表示的话，她便点点头，眨着眼睛转过身去，问自己，这为什么让她觉得快乐？而如果她真的快乐的话，为什么她的眼中满含泪水？
沉默一会儿之后，她会冷不丁地问：“皮迪，会没事的，不是吗？”他并不问她指的是什么，而是平静地回答：“是的，妈妈，会没事的。”把他最后的一点怜悯能力变成一种努力，让他的声音听上去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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