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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斯沃斯·托黑说：“现代世界的最基本问题是理性的谬误——以为自由和强制是对立的。要解决这一在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澄清思想上的混乱。我们必须获得某种哲学上的洞察力。在本质上，自由与强制是统一的。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交通灯限制了你随时过马路的自由；可是这种限制却使你免遭被卡车撞死的危险。如果给你一份工作，而又禁止你离开；那这个工作会限制你的职业生涯，但是同时却给予你不用担心失业的自由。无论何时，当新的强制强加于我们时，我们便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接受完全的强制，我们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

    “说得对！”米切尔·兰登尖声叫道。

    那可真是一声名副其实的喊叫，声音又细又高，像吓人的火警声那样突如其来。客人们都将目光集中到米切尔·兰登身上。

    他半躺半坐在客厅的一把饰有绣花罩毯的扶手椅里，双腿和腹部向前凸出，就像一个该受谴责的孩子在耀武扬威地夸耀着自己难看的姿势。关于米切尔·兰登本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离恰到好处差了一点点：他的身体一开始是往高长的，可是中途改变了主意，最终使他有一副长长的躯干，下面则长着两条短粗的腿。他脸部骨骼精巧，可是那些肉同它们开了个大玩笑，像发面似的膨胀起来，还不足以患肥胖症，仅仅够得上向人们暗示——那是永久性的流行性腮腺炎。米切尔·兰登撅着嘴。那并不是一个临时性的表情，也不是面部的布局问题。那是他的品性，影响着他的整个人格。他的全身都在撅着嘴，发着脾气。

    米切尔·兰登继承了两亿五千万美元，他生命中的三十年时间都花在了努力把那些钱消耗掉这件事上。

    埃斯沃斯·托黑穿着晚礼服，懒洋洋地靠在一个橱柜上。他的漫不经心里透出一种潇洒的随意和些许的不耐烦，仿佛周围的人都不配得到他面面俱到的礼貌似的。

    他的眼睛在屋子里四处打量着。屋子不完全是现代的，也不具有殖民地时期的特点，只缺了一点儿法兰西帝国时代的味道。房子的装饰有着垂直的平面和鹅颈一般的支撑，黑色的镜子，防风电灯和绣花罩毯；它们具有唯一的共同特质：昂贵。

    “说得对。”米切尔·兰登挑衅般地说，仿佛他预料到每一个人都不同意，所以在提前侮辱他们，“人们对自由这个东西太他妈的小题大做、庸人自扰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个暧昧的滥用词。我甚至没法确定那是不是某种见鬼的神赐。我认为，在规范化的具有一定模式和统一格式的社会里，人类要快乐得多——就像跳民间舞一样。你知道民间舞是多么漂亮，节奏感也很强。那是好几代人共同创作出来的，容不得任何机会主义的白痴来改变它们。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模式。我是说，有节奏、充满美感。”

    “那真是个恰当的比喻，米奇。”埃斯沃斯说，“我一直跟你说，你有一个创造性的大脑。”

    “我的意思是说，人们不快乐的原因不是选择的机会太少，而是太多了。”米切尔·兰登说，“要作出抉择，一直要作，一直在左右为难。而今，在模式化的社会里，人便有了安全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没有人老是来缠着你做这做那。没有非得要做的任何事，当然了，我的意思是说，为共同利益的工作除外。”

    “重要的是精神观念。”休谟·斯劳顿说，“必须要赶上时代，而且与世界保持同步。这可是个精神的世纪。”

    休谟·斯劳顿长着一张大脸，两只眼睛令人昏昏欲睡。他的衬衫纽扣是用红宝石和绿宝石做的，就像凉拌沙拉从他硬挺的前领上掉下来了似的。他拥有三家百货商店。

    “应该有条法律强制每个人研究古老神秘奇迹，”米切尔·兰登说，“那些奇迹都记载在埃及的金字塔里。”

    “此话不假，米奇。”休谟·斯劳顿同意他的看法，“关于神秘主义，很值得一说，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

    “那并不矛盾。”米切尔·兰登拉长腔调傲慢不恭地说，“未来的世界会把两者结合起来。”

    “实际上，”埃斯沃斯·托黑说，“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具有相同的目的。”他的眼镜反射着耀眼的光芒，仿佛光是从里面照射出来的。他似乎很得意于自己说话的这种独特方式。

    “我只知道一点——无私是唯一的道德原则，是最高尚的原则，是一个神圣的职责，而且要比自由重要得多。无私是实现快乐的唯一途径。我想把所有拒绝无私的人都枪毙，好使他们脱离不幸和苦难。反正他们都是不可能快乐的。”杰西卡·普拉特沉思地说。她的脸温和而苍老，上面敷满粉，但没有化妆，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轻轻碰一下，手指上就会留下一点白色的灰尘。

    杰西卡·普拉特出生在一个古老的家族，没钱，但有份深情：那便是对她妹妹瑞妮的爱。她们早年就成了孤儿，她将自己的人生献给了抚养瑞妮。她牺牲了一切；她从未结过婚；这么多年，她挣扎过，算计过，图谋过，诈骗过——终于成功地把瑞妮嫁给了休谟·斯劳顿。

    瑞妮·斯劳顿蜷缩着身子，坐在一只小凳上，正在嚼着花生。每隔一会儿，她便将手伸到旁边的水晶碗里再取一颗花生。她做的就是这些，没有表现出进一步的努力。一双苍白的眼睛在她苍白的面孔上无神地睁着。

    “又扯远了，杰西。”休谟·斯劳顿说，“你不可能期望任何人都变成圣徒。”

    “我不期待任何东西。”杰西卡·普拉特温顺地说，“我很久以前就放弃了期待。可是，我们需要教育。我认为托黑先生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每个人都接受某种强制性教育，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如果强迫人们做善事，他们便会快乐。”

    “这是完全没用的讨论。”夏娃·兰登说，“当今没有一个聪明人会信仰自由。自由已经过时了。未来属于社会计划。强制是一种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是不言自明的。”

    夏娃·兰登很漂亮。她站在枝形吊灯的光影里，乌黑光亮的头发垂在头上，浅绿色的锦缎长袍好似一注清水，仿佛马上就要从身体上流淌下来，将她那柔软的、晒成棕褐色的皮肤全部暴露出来。她有一种特殊的才华，能将锦缎和香水弄得像铝皮桌面一样摩登。她活脱脱是一个从海底潜艇的升降孔中升起来的维纳斯。

    夏娃·兰登相信她的人生使命就是成为先锋人物——做什么样的先锋倒无关紧要。她自有妙法——常常是漫不经心地一跳，便洋洋得意地远远超过别人着陆了。她的哲学由一个句子构成——“任何事情都甭想让我落水。”在交谈的时候，她将它阐释成她偏爱的语句：“我呀？我就是未来。”她骑术精湛，不仅是一名赛车手，而且是一名技艺超群的飞行员，还是一名游泳冠军。当她发现时代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思想领域时，她又跃进了一大步，就像她从任何沟渠上越过去一样。她着陆时还是远远在别人前方，仍然是前卫的。等她着陆后，她惊奇地发现居然有人要对她这一身好本事提出质疑——还从不曾有人怀疑过她的成就呢。对不赞同她政治观点的人，她形成了一种不耐烦的愤怒。那是个私人问题。既然她是未来，那她就肯定是对的。

    她的丈夫——米切尔·兰登，很讨厌她这一点。

    “这是一场完美而有理有据的讨论，”他厉声说道，“我亲爱的，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能干。我们必须帮助别人。那是凭理性办事的领袖们的道德责任。我的意思是说，应该抛开对强制这个词谈虎色变的无端惊恐。当它有利于慈善事业时，便不再是强制了。我的意思是说以爱的名义。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我们的国家理解它。美国人是这么不开化。”

    他无法原谅这个国家，因为它让他得到了两亿五千万，然后却拒绝将等量的威望赋予他。人们在接受他支票的同时却不肯接受他有关艺术、文学、历史、生物学、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他抱怨人们过于从钱的方面认同他。他恨他们，因为他们对他的认同还远远不够。

    “对于强制这东西，还有很多值得推崇的地方。”休谟·斯劳顿申明，“假如能进行民主规划的话，共同的利益总是第一位的，不管你喜欢与否。”

    具体说来，休谟·斯劳顿的观点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部分。但这种对立的观点并没有使他困惑，它们同时完好地并存于他的意识之中。首先，他认为抽象的理论是无稽之谈，如果顾客对此情有独钟的话，那就给他们好了，反正是万无一失的，而且，还能确保他的生意兴隆。其次，他觉得因忙碌而忽略了不管人们称其为什么的精神生活，他于心不安，也许像托黑一样的人对此会有看法，即使他的商店被没收了，那又有什么要紧？像一个国营百货商店的经理那样生活，不是更容易吗？难道一个经理的薪水还不足以维护他的威望和他现在所享受的舒适生活吗？——又不用承担业主的风险？

    “在未来社会，任何女人都会跟任何她喜欢的男人睡觉，这是真的吗？”瑞妮·斯劳顿问。这句话本来是当作问题提出来的，可是她说话的语调渐渐低落下去，结果听起来倒像下了一个断语。她并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她只是感到无聊的好奇，好奇拥有一个自己想要的男人是怎样的感觉，这种想要本身又是怎样的。

    “谈论个人的选择是愚蠢的。”夏娃·兰登说，“那已经过时了。个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个集体性实体。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埃斯沃斯·托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得对群众采取点措施。”米切尔·兰登宣称，“他们非得有人领导不可。他们不会知道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有益的。我是说，令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像我们这样有文化有地位的人可以把集体主义理解得这样透彻，而且自告奋勇地自愿牺牲个人利益，而那些要从集体主义中获取一切利益的劳动大众却那么愚蠢而漠不关心。我无法理解这个国家的劳动者为什么对集体主义缺乏同情心。”

    “难道你真的不理解这一点吗？”埃斯沃斯·托黑说，他的眼镜片上闪烁着光芒。

    “我对这个话题厌烦了。”夏娃·兰登厉声说，在房间里踱着步，灯光从她肩头流泻下来。

    话题又转到艺术和当今艺术各个领域中公认的领袖身上。

    “洛伊丝·库克说过，词语必须从理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她还说理性对于词语的束缚不亚于资本家对于劳动大众的剥削。必须允许词语和理性通过讨价还价来进行磋商。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这个人说话真逗，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爱克——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怎么又给忘了！——他说戏院是爱的乐器。他说，说戏在舞台上上演是不对的——戏是在观众的心里上演。”

    “朱尔斯·佛格勒在上星期的《纽约旗帜报》增刊上说，在未来的世界里，剧院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他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就如同莎士比亚最出色的悲剧一样，是一件艺术作品。在未来，没有对戏剧家的需求。批评家将只是简单地观察群众的生活，并为公众评估出一个分数来。朱尔斯·佛格勒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不知道是否同意他的看法，不过他看问题的角度倒是满新鲜有趣的。”

    “兰斯洛特·克鲁格说大英帝国注定要灭亡。未来没有战争，因为全世界的劳动者是不会允许战争发生的，发动战争的是国际银行家和军需品标记员，他们已经被踢下台了。兰斯洛特·克鲁格说宇宙是一个谜团，还说他母亲是他的挚友。他说保加利亚的总理早餐吃的是鲱鱼。”

    “高登·普利斯科特说，四壁和天花板就能成为一座建筑。地板可有可无。其余的则都是资产阶级的卖弄。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居民头上都有一个屋顶之前，谁都不该被允许在任何地方修建任何建筑。那么，巴塔哥尼亚人又怎么办？教会他们要一个屋顶是我们分内的工作。普利斯科特称之为辩证的跨越空间的互相依赖。”

    埃斯沃斯·托黑一言不发。他站在那儿，冲着心中巨大的打字机幻想，脸上露出微笑。每一个他听到的著名的名字都是键盘上的一个键，每一个键都控制着一个特殊的领域，每一下敲击都会留下它的印记，而这些加起来又会在一张巨大的白纸上造出互相关联的语句。他想，做一个打字员的前提是他必须有一只手去敲击键盘。

    他听到米切尔·兰登生气地说：“噢，是啊，又是《纽约旗帜报》，见它的鬼！”便连忙收回了注意力。

    “它出错了，”休谟·斯劳顿说，“它肯定是出错了。对我来说那可真是个好投资。这是埃斯沃斯犯过的唯一一个错误。”

    “埃斯沃斯从不犯错。”夏娃·兰登说。

    “可是，那次他是错了嘛。是他建议我买那种烂股票的。”他看见托黑的眼睛，里面流露出天鹅绒一样的韧性，赶紧又说，“我不是在抱怨，埃斯沃斯。那没什么大不了。它甚至还能帮我分担一些个人所得税呢。可是那肮脏下流的保守小人肯定是在走下坡路。”

    “有点耐心好不好，米奇。”托黑说。

    “难道你不觉得我应该将那些股份抛出去吗？”

    “不，米奇，我不这样想。”

    “好吧。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能出得起这个钱。有多少我都吃。”

    “可是我赔不起！”休谟·斯劳顿的语气激烈得令人吃惊，“我不敢在《纽约旗帜报》上做广告了。倒不是它的发行量——那还好——可是有一种感觉……埃斯沃斯，我一直在考虑终止我的合同。”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们不读华纳德报纸’运动？”

    “我听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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