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窦山上结亲家

    1937年4月4日，蒋介石在家乡为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蒋锡侯举行葬礼。一时间，国民党党、政、军要人云集溪口，形同“国葬”。

    刘乙光在同溪口蒋介石的侍从室联系后，来请示张学良是否也参加葬礼，他开始还答应前去凭吊，可是后来一想，来溪口的达官贵人中，有不少人因西安事变而与他反目，这些人千方百计在南京要对他施以重惩，甚至欲将他置于死地。他实在不想与这类人同处一堂，虚情假意地握手寒暄，彼此都落得尴尬。于是，他吩咐刘乙光置办了些吊祭品，又亲手写了挽联，差人送去。自己则静静地待在屋中，与赵四小姐下棋对弈。

    张学良不想见人，但有人却想见张学良。就在葬礼的当天，宋子文便驱车上了山，并另装了满满一车罐头、果品、书报和其他营养品送给少帅。

    自“南京审判”后，张学良已有三个多月未见到宋子文，只听说为他的事，宋子文同蒋介石翻脸争吵，最后一气之下去了上海。到了雪窦山后，他曾多次收到宋子文从上海寄来的东西，但却不知他本人情况究竟如何。他这个国民政府的前“财政部长”是否真的会退出官场，赋闲而居。听送挽联祭品去溪口的警卫回来说，宋子文同蒋介石见面时表情冷淡，两人虽是郎舅关系，却只说了两三句话便各自转向了一旁。张学良想，此番子文迢迢千里来溪口，恐怕是吊唁为虚，借机要来看看自己为实吧。这么一想，心中便有些发热。

    临下楼前，赵四小姐想让张学良换上一身整洁的衣服，以代替身上的便装。张学良却摆手表示拒绝。“子文是老朋友，用不着那么讲究。再说，我现在与世隔绝，闲居山林，纵是西装革履，又有什么意思。”

    当宋子文从高级防弹车中弓身出来，一眼便见到了迎立门前的憔悴消瘦、不修边幅的张学良和家常装束的赵四小姐，未及说话，眼圈便红了。他使劲握着迎上前的张学良的手，声音哽塞地叫了声“汉卿”，便再也说不出话了。赵四小姐掏出手绢，在一旁悄悄地抹着眼泪。

    进到屋内，张学良神色惨淡地说：“没想到你还能来看看我。谢谢你了，子文。”

    “你这么说叫我如何开口呢，汉卿？”宋子文有些尴尬地说，“在西安的时候，话都被我说尽了，谁能想得到他一回南京就换了面孔！不管怎么说，我是愧对朋友的……”

    “话也不能这么讲，子文。有些事不是你能左右的，你的心意，你的情分我都明白。这些日子难得这么清闲，把好些事情翻来覆去地想过了。我还是觉得，这本是一出好戏，可惜被委员长演砸了。”

    “汉卿！”赵四小姐叫了一声，似乎想要阻止张学良再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被刘乙光等耳目听了去，报告给蒋介石。

    “事到如今，汉卿说什么也是应该的，”宋子文望一眼赵四小姐，低沉地说，“我早就表示过了，汉卿的自由是我保证过的。只要你不能自由，我就守寓闲居，不出来做事。”

    “难为你一片好心了……”张学良哽着声，有些说不下去了。赵四小姐倚过身，紧抓住他的手，想给他些镇定。

    宋子文垂下头，叹了好一阵，最后说：“我力量有限，但保障二位的安全和生活还是做得到的。今天我坐的车，是特制的防弹轿车，专门带来送给你们，出去转转也方便。”

    张学良面露一丝苦笑：“我在这儿形同囚人，外出活动都划有范围，再好的车也不怎么用得上，你还是……”

    宋子文摆摆手：“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就不要驳我面子了。只要你们平安顺意，于我多少也是一点安慰。”

    三人见面一个多小时，彼此都说了许多安慰和祝愿的话，伴随着一声声悠长的叹息。后来，还是张学良转开话题，故作轻松地说：“子文，我看今天你就不必走了，我这里有的是客房，我们俩的网球好久都没交过手了呢。”

    “行啊，”宋子文一扫脸上的愁容。“我还生怕你不让我在这儿住一晚呢。”他又转脸看看赵一荻，“四小姐，有你陪着汉卿，他的网球水平肯定提高不少。恐怕我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吧？”

    三人一路说着，来到了平平整整的网球场。说是打网球，实际上彼此心里都明白，不过是想借运动来冲淡一些忧郁的气氛，于球路技术倒没怎么在意。玩了一阵，三人的情绪都渐渐有了些好转，开始谈起一些陈年往事和故旧的情况。宋子文又讲了些近日来南京政府的内幕和日本人渐渐进逼的局势。“看起来，全面抗战是在所难免的了。”他说。

    “如果真能实现抗战，那学良心愿足矣，”在回房间的路上张学良说道，“个人恩怨得失都算不了什么。”

    “要论抗战，我看头功就属汉卿，”宋子文说，“要没有西安的事，南京还不会有那么些变动呢。”

    “西安兵谏，功过恐怕都要由后人去说了。”张学良望着渐渐沉下的暮霭，幽幽地说道。

    晚饭后，张学良又与宋子文关在屋里，促膝长谈。刚见面时那种伤感的情绪已被一扫而光，两人不时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汉卿哪，我们已是多年情同手足的至交了，”宋子文突然说道，“我们能不能来个情上加亲，世代相交呢？”

    张学良一时没明白宋子文的意思，不知怎么作答。赵四小姐忙伏在他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他顿时面露喜色：“你是说，愿将令爱……”

    宋子文微微颔首，笑而不语。

    “好啊，好极了，”张学良激动得站起身来，让赵四小姐去斟了两杯马提尼酒，递一杯给宋子文，自己高高举起一杯。“我们以酒为誓，一言为定。”说完，仰首一干而尽。

    重新坐下之际，张学良忽又有些顾虑地说：“子文，说起来你我还都算新派人物，这种事情，恐怕还得看看两位年轻人的意见。”

    “放心好啦！”宋子文将酒杯放下，笑吟吟地说：“大公子闾琪和拙女在美国过从甚密，不说是情投意合，也可说是暗中有意。我们出面，不过是给他们搭个台阶而已。”

    由于说起了亲事，二人的话又多起来，直谈到晨鸡叫了头遍，这才意犹未尽地分手就寝。

    第二天吃过午饭，宋子文便告辞了。握别时，两人都是眼泪汪汪，赵四小姐已经哭出了声。

    “二位一定多保重，以后生活上有什么需要，随时发电报给我。”宋子文言罢，掏手绢抹着脸上的泪水。

    张学良好容易才忍住滚滚欲落的眼泪，说：“子文，你我相交多年，彼此都知道心思。话我不多说了，也不再远送。希望你也多保重。”

    “保重！”宋子文执手胸前，深深一揖。

    汽车开动了，由近而远。张学良站在门口久久相望，直到它完全驶出了视线。

    ###名流、显要上山来

    开春以后，到雪窦山来看望张学良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除了东北军的部属和宋子文等老朋友外，南京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和军队将领也晤见了这个正被“严加管束”的副司令。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素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也到雪窦山下，同张学良有过长时间的交谈。他们给张学良带来了些许的安慰。但他也深知，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能左右蒋介石，更没有人能够说清在“严加管束”的背后，蒋委员长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因此，相见之中，不过是安慰一番，感叹一阵，甚至陪着洒几滴清泪而已。

    张学良没有料到，亲日派的首领人物（后来终于沦为汉奸）的汪精卫也会来看他。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后成为国民党的副总裁，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论起来，他与张学良已有过十多年的交往。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首领张作霖一面整军经武，一面同身在广东的孙中山加强联系，意欲联合击败贿选总统曹锟和北洋军阀吴佩孚。1923年秋，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前来东北，商议讨伐曹、吴大计。张学良此时虽才23岁，但已开始协助其父谋划军政大事。此次相见，张、汪二人彼此印象甚佳，共同达成了南北夹击，打倒曹、吴的计划。1928年张学良继承父业，主持东北军政事务后，两人间又打过多次交道。张学良逐渐看出了汪精卫的个人野心，但表面上仍保持谦谦有礼的姿态。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间有很深的矛盾和分歧，而他又不掌握军队，因此在同地方实力派人物的交往中，比较注意笼络与拉拢。而在张学良眼里，汪精卫是一个极善耍弄诡计的政客，素来敬而远之。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领土后，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咬牙切齿，一致要求对日抵抗，而汪精卫却发表了一系列“走和谈道路”、“与日结成同盟”，“坚持进行‘剿共’”等汉奸言论，很令张学良反感。但碍于过去的交往，加之人家又是专程来访，因此张学良仍持过去那种彬彬有礼的姿态，并邀请客人乘轿游山逛景、观览名胜。

    陪同汪精卫来的，是蒋介石的老师董显光。张学良一眼便看出，蒋介石对汪精卫来看他不放心，故派董随行监视。在2月份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与蒋介石屡起冲突，以蒋介石的为人，他对汪精卫的一举一动不能不防。想到这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多疑也有些反感，因而对董显光有些不冷不热。

    在住所内招待汪、董二位吃过午饭，张学良便陪客人们上了山。对于雪窦山的特别景致，汪精卫似乎有很大的兴趣，不断停步驻足，感叹评点一番。看过千丈岩瀑布，张学良以为汪精卫会累了，提出休息一阵，但汪精卫却劲头十足，说此地难得来一次，应抓紧时间多看看委员长的故乡。张学良无奈，只得陪着他们一路游逛，又去了入山亭、妙高台、三隐潭。最后，一行人下到入山亭顶上的半山腰，握手告别。

    “你要多保重，汉卿。国家会有重用你的时候。”汪精卫笑着说。

    张学良却全无笑意，沉着脸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学良何去何从不足为念。请转告蒋委员长，”张学良又转向董显光，“我在这里情况很好，正好好读书呢。”

    “我一定转达。”董显光认真地点头。

    双方在半山腰上客客气气地分了手。未及汪、董二人钻进停在入山亭口的汽车，张学良已经坐轿悠然而去。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张学良在招待所的门口迎住了从南京迢迢千里专程赶来看望他的莫德惠。

    莫德惠与张作霖是同乡，亦是好友，深得“大帅”的信任。由于莫德惠幼年好学，熟读经史，对天下兴亡、政局变幻能道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因此，被张大帅纳为幕僚，十分倚重。张作霖得势前后的许多重要政策，莫德惠都曾参与制订，算得上是东北政坛上的一位耆宿。张作霖在世时，张学良对经常出入帅府的莫德惠便十分尊重。张大帅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后，莫德惠恸哭三日，尔后站出来协助张学良接过帅印，稳定军政局势。由于莫德惠在东北政坛的特殊作用，他被选为国民党的参政员，后又被选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深知，自己之所以能够显赫，完全是仰仗了张家父子的权势与关照，因此，西安事变一起，他顿变忧心忡忡，及至听到张学良被判十年徒刑，后虽被“特赦”，但仍交军委会“严加管束”的消息后，禁不住连连慨叹，当下提出要见张学良，但却一直拖到4月，才获得批准。

    张学良素将莫德惠视作父辈，以“莫老”相称。此时，见莫德惠风尘仆仆地从车上下来，他就像见到亲人一般，只叫了声“莫老”，便激动得再也说不出话，只以盈眶的热泪表达着此时的感动。

    从辈分上来讲，莫德惠算得是他的父辈，但从身份上来说，莫德惠又是张学良的下属。但此时的张学良却已顾不了什么身份不身份，趋步上前，双手相扶，搀着莫老上楼，进了客厅。

    一番泪眼相看和长吁短叹之后，张学良简要地讲述了自己来雪窦山后的情形，然后听莫德惠讲起了外面的局势。

    “看来，中日之间战事难免了。倭寇步步进逼，大有吞并整个中国之势。全国百姓怨声载道，纷纷上书，要求政府领导抗日。尤其是东北三省，铁蹄之下，哀声不绝。”

    说起东北，张学良眼里好似顿时蒙上了一层云翳，脱口叹道：“我对不起东北的父老！没能守住家乡。”

    “此事哪能怨你！”莫德惠说，“你是军人，执行命令而已，将来真相大白，同胞们自能见谅。西安的事，你虽然鲁莽一些，但本意还不是为了抗敌，收复失地？”

    “只要父老们能明白我的这番真意，我就知足了。”张学良说着长叹一声。

    “这一点，汉卿你大可告慰，”莫德惠说着从带来的包内掏出一大包信件放到桌上。“这些都是你在东北的故旧、社会贤达们辗转写来，让我带给你的，人人莫不信任副司令，把收复家园的希望寄托在你和东北军身上。”

    “父老乡亲至此仍能信任我，学良死也足矣！”张学良重叹一声，泪水夺眶而出。

    来雪窦山看望张学良的人中，最使人感到意外的，要算曾任过他的顾问的澳洲人端纳。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端纳不顾安危，利用他私人与各方的情谊，三进西安，为蒋介石的获释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蒋介石在返回南京后，论功行赏，授予他一枚最高宝石勋章。对这项“殊荣”，端纳似乎并不特别在意，他更关心的是在西安所作出的承诺：西北地区交由东北军、西北军治理，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和人身自由。可是，不到一个月，他的这两个当初得到蒋介石认可的承诺都被蒋介石破坏了，东北军、西北军被调离西北，张学良被禁山中。作为一个较具民主思想的西方人，他曾多次找到蒋介石，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但每一次蒋都是支支吾吾，不给明确答复。端纳一气之下，开始在公开场合指责蒋介石背信弃义，并批评他对日寇一再退让的政策。完全可能是出于某人的授意，3月中旬，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刊出一篇社论，谴责端纳背叛中国，要求将他驱逐出境，不许再来中国。端纳大怒不已，将社论剪下来寄给宋美龄，质问是否是由蒋先生授意。宋美龄一见报纸，亦十分生气，向蒋介石出示了这篇文章。蒋介石表示，他对这篇社论毫不知情，下令参与炮制这篇文章的人向端纳赔礼道歉。一场风波这才得以稍稍平息。

    由于刚经过社论风波，因此当端纳提出要去见张学良时，蒋介石便不好拒绝，但私下里却指示戴笠，要刘乙光注意二人的行踪言论。端纳做过新闻记者，与国际上的同行颇多交往，如果两人会面时说出些什么不利于蒋介石的话，捅到了国际舆论上，那将极大地动摇蒋介石在国内外的形象。

    端纳的到来，既令张学良感到意外，又使他好一番感动，当即吩咐伙房准备西餐，招待这位外国顾问。

    “想不到你还能想起我，大老远地跑到这儿来。”张学良在饭桌上说。

    “从西安回来后，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想起将军，”端纳说道，“对你失去自由，我想我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这事怨不了你，”张学良宽谅地说，“你虽然来中国多年，先是给我，后又给蒋委员长当顾问，但是，你对中国的政治和中国人的性格还是缺乏了解。”

    “可是在西安我是做过保证的呀！之所以那么久没来见你，是因为我无法平静坦荡地面对你。”

    “我再说一遍，这怨不了你。”张学良加重了语气，“我尚且有心存幻想、上当受骗的时候，何况你一个外国人。”

    这时，站在一旁为两人服务的警卫咳嗽了一声。张学良明白，这是在提醒他，在这个外国人面前，话不要说得太“出格”了。张学良冷笑一声，沉默了一阵，终于还是转开话题，说起了他在这儿的生活，雪窦山的名胜和过去两人在一起时的日子。端纳也讲起了笑话，似乎想给张学良带来点乐趣。分手时，端纳郑重其事地说：“张将军，我已经失信于你一次，今后我将为你恢复自由，不遗余力地呼吁。”

    “谢谢端纳先生。”张学良很是感动，紧紧握住这位前顾问的大手，久久没有松开。

    在雪窦山上，张学良还会见了第二位外国人—意大利贸易商伊雅格。

    张学良统领东北军期间，曾花费大量款项，用来改善部队装备，其间，也从国外进口了不少轻重武器。伊雅格是意大利籍，经常穿梭于各国，从事木材、钢铁、机械和军火买卖。经人介绍，张学良同他相识，并经他手，买了一批机枪和步枪。为了增强东北军实力，张学良还组建了空军部队，但却苦于没有性能优良的飞机。于是，他便委托伊雅格，在美国订购了一架有武装设备的大型客机。由于西安事变发生，飞机交货的时间被迫推迟。后来，张学良被禁，东北军东调，飞机交付给谁一时没了着落。由于订购这架飞机花费了巨额款项，加之抗战在即，多一架飞机亦多一分力量，于是，张学良叫刘乙光派专人赴上海，将伊雅格找来溪口，亲自告诉他，那架飞机须在近期内运来中国。

    “这没问题，”伊雅格说，“可是具体交货地点在哪儿？是交给东北军吗？”

    “这个问题我反复考虑过了，”张学良说，“我决定把这架飞机送给蒋先生。请你到南京，具体同他联系。我这里，会先捎信给他的。”

    大约一个月之后，这架飞机飞到了南京，交给了国民党中央军的空军。蒋介石在得知飞机已正式交付使用之后，只让宋美龄转达了一句话：“谢谢汉卿的美意。”

    ###蒋经国慨叹：果真是员勇将啊！

    由张学良出钱，建于招待所后面水涧岩的几间房子造好了。远远望去，黄墙灰瓦，与四周的山色倒还协调。书房由赵一荻亲自指挥布置，几个大书柜面壁而立，另外还做有阅览架，摆满了中、英文报纸杂志。启用那天，张学良很高兴地坐进房里，翻看一本本印制精美的外国画报。主持修建书房的钱君藏来到他身边，问房子修得如何，张学良连连点头，说：“不错，不错。”过了一会儿，他又对钱君藏说：“雪窦山是名胜，来来往往总有些人。这儿只有你这么小的一个旅行社，给我包下来，怎么过得去啊？”

    “有人付钱，副司令你尽管住着就是。”

    “我还是觉得不好。”张学良说着站起来，到与书房相连的几间空屋转转，又说：“我看这样吧，不如我搬到这里来，有三几间房子足够了。旅行社腾出来，也好接待些游客。”

    钱君藏见张学良说得认真，不好再擅作回答，于是只回道：“旅行社条件总要好些。再说，住不住这里，我做不了主，得问问刘秘书。”

    提到刘乙光，张学良便没再开口。当天晚些时候，刘乙光便找到张学良，说搬出旅行社不妥当。书房这里只几间土屋，怎么能住人呢。

    张学良知道，刘乙光他们所担心的是他若搬来平房，不便看管。其实，“条件不足”完全可以改善，不过是添些设施而已。张学良“哼”了一声，愤愤地说：“不搬也罢，我死也死在招待所里了。”说完一声长叹。

    见张学良发了火，刘乙光忙嗫嚅地作些解释。张学良却腾地站起，倒背双手，出了房间，留下刘乙光一人站在房里。刘乙光望着张学良的背影发了半天呆。

    进入5月，天气逐渐燥热起来。为了照顾儿子闾琳，赵一荻与张学良挥泪相别，回到上海，后又转去了香港，精心照料她与张学良爱情的结晶。于凤至已发来电报，说待她的病稍有些好转，即来溪口陪伴丈夫。

    无人相伴相诉的孤独重又降临。张学良的笑声没有了，终日里闷声不语，只穿着短裤汗衫待在屋中，有时看会儿书，乏了仰头便睡。赵四小姐在时，两人便不大去餐厅吃饭，由厨子将饭菜端到房中。现在赵一荻一走，张学良就更不到餐厅露面了。看着他日渐烦躁，刘乙光等人也很紧张，说话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生怕张学良动怒骂人。

    这么过了约一个星期，张学良的心情才渐渐有了好转，提出要上山看景，到沙堤村游泳，或到溪口镇上去转转。看见张学良肯走动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忙不迭地安排布置。为了让他散散心，刘乙光还出面联系，让张学良到宁波城里，连着看了两天的戏。

    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先前还是极亮极热的晴午，转眼间竟像是黑夜一般，大团大团的乌云贴着山峰直往下落，几声巨响，白亮亮的雨点噼噼啪啪地砸落下来，打得柳枝横飞，尘土高扬。又一阵风袭来，宛若一只巨手，拉幕般地将乌云一片片地扯开，重又展露出白晃晃的天光。

    下过雨，空气凉飕飕、甜丝丝的。张学良从屋里出来，招呼副队长许建业和几名警卫，说：“好久没去溪口镇上了，现在凉快，我们去转上一圈。”说完便顾自走向停车棚，让人将车开出来，钻了进去。

    雨后的溪口镇，变得分外清爽宁静。由于山上小溪的灌注，河里的水已经涨起，翻着土灰色的泡沫。由于是暴雨，地上并没翻起泥泞，只一些凹洼处，尚存有一团团水渍。临近夏收，农人们要么在院中收拾农具，要么在田中巡看庄稼，街上并无多少闲人。张学良走进一家糕点店，见柜中摆有雪白的米糕，便向店家要过一块品尝，只咬了一口便连说“好吃、好吃”，吩咐随行买下两箱，说是带回去让大家尝尝。店家难得遇上这么个好主顾，自是连声称谢，又转出柜台，将客人送出老远。

    溪口镇不大，走走停停约十几分钟，便看完了主要的街市。一行人正欲回转身，却见前边又来了一群人，中间走着一个三十多岁、身躯微胖的男子，旁边是个一身缟素、金发高鼻的外国女人。张学良有些奇怪，想起不久前同赵四小姐来镇上时，也曾撞见过这两人，当时以为他们是来雪窦山观光的游客，就没怎么在意。怎么这么些天过去了，他们却没有离开，显然也是住在附近的什么人物。

    “他们是什么人？”张学良问身边的许建业。

    “不认识，”许建业摇摇头。片刻之后，又说：“上次听刘队长说，委员长的大公子蒋经国也来溪口读书了，还说他娶了个苏联女人。这会不会就是蒋经国夫妇？”

    张学良“哦”了一声。他想起在西安时，周恩来同蒋介石会面，谈到要想办法把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弄回国来，让他们父子团聚的事。看来，这人定是蒋经国无疑了。他盯住那越走越近的男子，想从他脸上看出点蒋介石的神影，但却怎么也不能把身材颀长的蒋介石同这个中等身材的胖男子联系起来。他又看看那女人，见其举步稳重，容貌娴雅，并无一点趾高气扬的神态。他本想上前打个招呼，若是蒋经国便可攀谈几句，还可托他向蒋介石转致问候；若不是，那就只当认错了人，转身走掉便是。但旋即又一想：我现在是被“严加管束”之身，而蒋经国新近从国外回来，对西安的事未必有所了解，恐怕存有不少误会。再则，从辈分上来讲，他当唤蒋经国为侄子。侄子尚无拜见之意，他若先行执礼，有些说不过去。于是，张学良慢转过身，对许建业说：“我们回去吧。”顾自踏上了回程。

    来人正是蒋经国和他的苏联夫人，中国名字叫蒋方良。1937年4月间，他偕妻子及儿子蒋孝文由苏回国后，即到南京晋谒父亲蒋介石。蒋介石要他先回溪口老家读书，一面清洗在苏所受到的“赤化宣传”，一面了解熟悉国内局势，准备参政。蒋经国回溪口后，住在妙高台蒋介石的一幢别墅内，要么闭门读书，要么上山游览。今日见暴雨下过，也专程到溪口看看雨后的街市。

    蒋经国已经注意到刚才迎面站立的人对他的打量，但却不知其为何人。从其前呼后拥的一大帮人来判断，此人非同一般，其仪态目光均有威猛之气。待那人转身远去，蒋经国便问身边人，知不知那穿汗衫短裤者的身份。当他听说那就是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他父亲的张学良时，蒋经国愣住好一阵没挪步。良久，他才叹了一声：“果真是员勇将啊！”过了一阵，他又说，改天他将亲自登门拜望，听听这位西安事变主帅对时事政局的高见。

    ###请缨抗敌与“好好读书”

    1937年7月7日夜，在华北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的日本侵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强行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当日军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国驻军拒绝后，日军竟以此为借口向中国驻军发动了进攻，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爆发了举世瞩目的“卢沟桥事变”。驻军第二十九军旅长何基沣、团长吉星文率部奋起抵抗，歼灭日军100多人。“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大举增兵华北，进攻北平， 8月13日，又对上海发动军事进攻，开始了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    日寇的侵略，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强烈反响。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国民党的对日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在7月17日的抗日谈话中说：“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日本进攻上海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发表了《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

    雪窦山的消息知道得总比山外晚几天。当张学良终于从迟到的报纸得知由“卢沟桥事变”而爆发全面抗战的消息，像突然间注射了兴奋剂，神情激动地在房间内外来回奔走，逢人便举着手中的报纸高喊：“知道吗，全面抗战爆发了！我张学良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平日时常出现的那种忧郁和委顿从他身上一扫而光。刘乙光到宁波办事刚刚回来，在招待所大门口便被张学良从楼上叫住：“刘秘书，你去通知伙房，今天做些好吃的，我们大家庆贺庆贺！”

    听说抗战爆发，众人都有些兴奋，加之好久没看见张学良这么高兴过了，所以晚餐席上是一片激动的喧嚷。张学良叫人从房中搬出宋子文赠送的外国名酒，每人都满满斟上一杯，然后，他将酒杯高高举起，高声对大家说：“弟兄们，大家陪了我这么久，我的心思你们也都明白。我张学良的所作所为，目的只有一个，打败日寇，收复家园！苍天有眼，这一天终于让我等到了！我敬大家一杯，祝贺抗战开始！”说完，仰首一饮而尽。

    干完这杯酒，刘乙光又站起来，说：“难得副座今天这么高兴，我代表诸位弟兄敬副座一杯，感谢副座平日对我们的关照！”

    刘乙光举杯要喝，却被张学良一把拦住。“不是你们谢我，而是该我谢你们，平日多有麻烦。现在抗战既已开始，我张学良的希望就已实现，即使一死，也可以含笑瞑目了！”说到此，他已是声音哽咽，眼中泪光闪闪。略为一顿，他突然提高嗓门，像喊口令似的大呼一声：“日后大家抗日战场上见！”说完又将一杯酒仰首喝干。

    张学良平日不太喝酒，有时避不开应酬或逢到兴事，也只是喝上一两杯，而这天的晚餐，他却一连干了五六杯，面红似血，额上青筋突暴。到席终时，他已是步履踉跄，动作有些失控了。刘乙光忙叫人将他扶住，送回房中歇息。

    静静地在沙发上坐了一阵，又喝过两杯茶，张学良醉意渐渐消淡，思维也明晰起来。望望窗外，月华如水，倾泻到灰黑色的山峰、林木、田畴之上，向人传达着一种神秘的庄严与悸动。他抓过报纸，将上面有关抗战的消息又读了一遍，然后坐到桌前，提笔先写下了“介公委座钧鉴”几个字，又思索一阵，这才游龙走蛇，洋洋洒洒地挥展自己的一腔抗日热望。

    当这封请求杀敌报国、参加抗战的请缨书托人送走之后，张学良便处于苦苦的等待之中。每日的报纸一到，他必仔仔细细从头到尾读上一遍，对着一幅中国地图研究敌我两军的位置和战略态势，并密切注视着东北军将士们的动静。

    有一天，张学良来到后面的图书室，见有几名警卫正在那里看报，并对抗战的事议论纷纷。张学良一走进，便对众人说：“日本亡我之心早已有之，多年前我就有所预言。可是，‘九一八’后我们误信国际联盟及其和平机构，错认公理可以制裁强权，所以步步退让，总希望得到外来的帮助，现在这一切迷梦都可以醒了。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拼命！”

    张学良这番话，明显是批评政府，众人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答，再看看他，却是满脸义愤。

    “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见人们不吭声，他又继续说道，“我现在很希望领袖能给我机会。前年‘何梅协定’的消息传来后，我就说过这样的话，‘不要让我去剿什么匪，应当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现在也是，让我在这儿闲死，不如让我上战场去同日本人拼死！”

    张学良说完，逐一看了看几名警卫。见他们那种欲答不能的神情，他恍然明白了什么，说了声：“你们看报吧。”转身出了图书室。

    望眼欲穿的满意答复终于没有来，倒是宋美龄回了一信，说是代表蒋介石意见，认为现在让张学良去领兵打仗尚不合适，嘱他要“好好读书”。

    寥寥数语，将张学良的一腔热望击得粉碎。他顿时像变了个人，重又回到那种郁闷、委顿的状态中。守卫大门的警卫注意到，一连几天夜里，张学良房里的灯光都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看看他的眼睛，纵横的血丝中，仍有巨大的忧愤与恨意。

    没过几天，戴笠到了溪口，名为看望张学良，实则是来观察他的动静。张学良由于已被蒋介石拒绝参加抗战，因而对戴笠前来的使命也猜着了几分，无意再在他面前提起抗战之事。戴笠在招待所住了两天，只觉张学良情绪低沉，却不见他有任何异常举动，终于忍不住提及了张学良的那封信。

    “其实，副司令的一片心意委员长是明白的。只是他现在忙于组织抗战，难得抽出时间同您好好谈谈。据我所知，委员长不止一次地暗示过，国家早晚会倚重于副司令的。”

    张学良苦笑一下。“我同委员长之间并无个人怨怒，相反，这么些年，我张学良所作所为，无一不是维护他的领袖尊严和权威。1930年的事自不必说了，就拿西安的事来说，我为什么会送他回南京，难道我就不知南京有刀丛箭雨？我还不是为了他领袖的面子，为了他的尊严？可是，他现在却是这样对我，连抗战的机会也不给，让人怎么思想得过嘛。”

    “也许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什么不成熟？”张学良激愤起来，“日本人杀了我父亲，占了我的故土，现在已占平津、上海，中国眼看就要被他们全部占完了，难道真要等成了亡国奴，时机才会成熟！？”

    戴笠无言以对，尴尬地沉默了好一阵，这才说：“副司令，南京的情况你都是知道的，我做事都是照委员长的意思……”

    张学良抬手止住戴笠，说：“雨农，这些事哪能怪你。你来看我让我很感谢。只望你回去之后，见着委员长，一是代我向他问好，二是向他表明我抗战的一片决心真意。”

    戴笠走了不久，蒋介石就派了一个中过前清进士的浙江籍步老先生，来溪口教张学良读书。

    由于请缨抗战的要求被驳，张学良情绪极为低落，哪还有心思静静坐下来读书？可是，步老先生是蒋介石派来的，而“好好读书”又是蒋委员长的“圣旨”，不好违拗。于是，张学良便叫上刘乙光和一班警卫，一同听老先生讲课，以免冷清和尴尬。

    步老进士是受蒋委员长之请而来，因此讲课也分外卖力。每天一个半小时，他在众人面前摇头晃脑，唾沫四溅，讲《论语》、讲《中庸》、讲《大学》。开始两天，大家还有些兴趣，但渐渐地，那些陈词滥调便让人感觉乏味了。有的警卫一面对步老进士就打瞌睡，听了几天，仍不知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张学良对讲课虽未表示任何不满，但却始终打不起精神，心思完全飘向了远处。

    张学良和众警卫对讲课的这种消极态度，终于使步老进士的课无法继续讲下去了。到第10天上，老先生不得不表示了停课离去的意思。刘乙光来请示张学良，是否有挽留的意向。张学良看着刘乙光问：“你想挽留吗？”接着又一笑，说：“既然是步老先生自己的意思，那我们也就不强人所难了吧。”

    ###兄弟笔谈：“自由”二字，渺茫，很渺茫

    8月初，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与赵四小姐由宋美龄的亲信、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陪同，来到了溪口。

    张学思由中央军校毕业后，被分到驻北平的国民党53军当了见习排长。张学良被拘之后，他曾向上峰多次提出前往看望的请求，均未获准。现在抗战爆发，社会上传言张学良要出面重主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张学思又再度恳请会见大哥，几多曲折，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南京一别，不过才半年多时间，但兄弟两人却像已分隔了三年五载，彼此都有千言万语要诉说，但一时都不知从何处谈起。刘乙光和他的手下以款待张学思、黄仁霖、赵四小姐为名，不停地在屋里屋外穿梭进出，两兄弟根本不可能单独相处、倾诉衷肠。张学思望着大哥，伤感地摇头，悄声说：“大哥，你太难了！”张学良无语，唯以苦笑相对。

    陪同前来的黄仁霖既是蒋、宋面前的红人，又是张学良的朋友。两人同是1901年出生，并同在东北一个叫泗水场的地方长大。那时候，黄仁霖的父亲是该地的铁路站长，而张作霖正在毅军中崛起，两家时有往来。若干年后，张学良、黄仁霖都投身军中，一个子承父业，当上了副司令；一个独闯天下，倚结豪门，成为励志社的总干事。张学良每次去南京，差不多总能见到黄仁霖，时常一同骑马、打网球，彼此间有了不寻常的友谊。西安事变时，宋美龄救夫心切，急需人前往西安见张学良，她第一个想到的是曾做过张学良顾问的端纳，第二个便是黄仁霖。在西安，由于黄仁霖在同蒋介石见面时违反了张学良事先提出的“不准交谈和捎带口信”的条件，而被拘禁了11天，后与蒋介石同时被释。黄仁霖在西安所表现出来的对蒋介石的忠诚，大受宋美龄的赞赏，很快便成为其亲信。张学良在南京受审期间，蒋介石亲召黄仁霖，交代他负责照料张在南京的食宿和安全，再次受到赏识。此次张学良再次请战，外界已有议论，蒋介石先是派戴笠前往观察，继而派步老进士讲学。批准张学思前往溪口之后，蒋介石又想到了这个似与张学良结下了深缘的人，要他“陪同”前往。

    张学良当然明白，黄仁霖虽是“朋友”，但在对蒋介石的认识和政治主张的问题上，彼此却大相径庭。见到老朋友，张学良固然高兴，但也十分清楚，黄仁霖远涉千里，绝不仅仅是来看望或是陪同四弟和赵四小姐而已，他一定还另有使命。

    果然，在安顿下来之后，黄仁霖便让刘乙光作了安排，由他单独同张学良相见。

    本来老朋友相见，应当无拘无束、谈笑风生。但自西安事变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说话便不那么随意无拘了，有时甚至有了很浓的“公事公办”的成分。对此，两人心里都觉颇为遗憾，但又无可奈何。

    “汉卿，”黄仁霖呷了口茶，缓缓说道，“我临走的时候，委员长召见了我。”

    “哦？”张学良应了一声，脸上并不显得惊奇。

    “委员长让我来看看你在这里生活得怎么样，读书有没有新的获益。”

    张学良“嗯”了一声，知道这并不是他来的目的所在。他不想说些违心的话。

    黄仁霖有些难堪，面色泛红。沉默了好一阵，他终于说道：“汉卿，你我多年朋友，上辈又是至交，彼此间应该没有隔阂才是。”

    “我并没有什么隔阂。我是在想，朋友应当体谅我这时候的处境。”

    “你的处境我何尝不知？”黄仁霖说。他看了张学良一眼，又问：“我在南京送你的《圣经》，不知读过了没有？”

    张学良知道他这是想调节气氛。在南京军法会审前，张学良心神无定，烦躁不安，黄仁霖便送来了一本《圣经》，并在上面题了一句话：“我希望这本书帮助你，就像它帮助我的一样。”

    “只是翻了翻，”张学良回答，语气有了些缓释，“还没钻得进去。以后我会认真读的。”

    “《圣经》博大精深，助人灵魂，我自己受益匪浅。等你读过，我们还可以交流交流。”

    “那你是想让我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啰？”张学良笑问。

    “成教徒又何尝不可。委员长和夫人不都是虔诚的教徒吗？”

    提到“委员长”，张学良的脸又阴了下来。半晌，才说道：“委员长有什么话，你就直对我讲好了。”说完，直愣愣地望着黄仁霖。

    “委员长的意思……”黄仁霖有些嗫嚅，但终于还是直说了出来，“现在抗战开始，军队须置于领袖的统一指挥之下，绝不可三心二意。东北军调离西安之后，传说有的官兵有些想法，不太安稳。委员长担心将来调度起来可能会不方便，影响整个全局……”

    “东北军都是些有国仇家恨的人，只要是打日本，哪里会三心二意。委员长怕是多心了吧。”

    “外面有些流言，说要是副司令不回去，东北军就不打仗。委员长有些忧虑。”

    “流言都是无稽之谈，”张学良有些激动地站起来，“打仗是为了赶跑日本人，收复失地。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怎么能说他们不见我就不打仗呢？难道你们也听信？”言罢，他口里又顾自嘟哝了一句什么，沉重地坐下来，闷着声问：“委员长想让我干什么？”

    黄仁霖见张学良自己问出了他想提的问题，有些激动。“委员长说，不管这些流言是真是假，从抗战大局出发，请你给东北军各军长写封信，让他们听从委员长指挥，服从调度，创立勋绩。”

    “原来如此，”张学良眼里浮起一层冷光，“我没想到，到现在委员长还在担心东北军另有图谋。”没等黄仁霖答话，他又说：“你回去告诉他，不用在这种事情上费脑筋。信我马上会写的。”似乎是不再愿意同黄仁霖谈下去，他很快转了话题：“好久没跟你打网球了。难得你那么远跑来，我招待你同我打场球。”

    张学良先前的话，已足以让黄仁霖在“老头子”面前交差了，所以，这时也爽快地站起来。“我也好久没摸球拍了，今天恐怕要输给你啰。”

    一连两天，张学良、赵四小姐都陪着张学思和黄仁霖，不是游山观寺，就是玩牌打球。由于刘乙光等特务紧紧相随，须臾不离，张学良和四弟简直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张学思心中有千言万语想向大哥诉说，可是看看张学良，却是一副悠然自得、放情山水的模样，他不禁忧心如焚。才仅仅八个月啊，一个叱咤风云、敢作敢为的统帅，就变得这么不可思议地逍遥与沉沦，难道这雪窦山中，真有什么魔法不成？

    张学思痛苦地望着走在前面几步的大哥，恰逢张学良转首，四目相对，稍纵即逝，但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张学思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大哥眼中流露出的苦闷、怨恨、孤独与痛楚，以及隐隐约约的期盼，它们交织在一起，似一支利箭，扎得张学思心中涌起一阵剧痛。

    大哥，你的万千话语，怎么不对我吐露只字片言呢？张学思心中一阵大喊。

    第二天，张学思便要由黄仁霖“陪同”，离开雪窦山。下午，由赵四小姐张罗，同黄仁霖、刘乙光、许建业组成了一个牌局，好不容易让两弟兄有了单独在一起的一点空隙。

    张学思跟着大哥走进书房，正欲开口，张学良却用手势将他止住，又指指两边的墙，表示这里隔墙有耳，接着又从书桌中取出了一叠纸和一支铅笔，表示只能笔谈。

    “现在抗战局势是否已真正形成？”张学良刷刷地在纸上写下一行字。

    “全民已经动员，将士群情振奋，中日必有大战。”张学思飞快地用笔回答。

    “东北军近况如何？是否有人弃战？”张学良又写下一行字。

    “官兵们莫不望早日开战，打回老家，收复失地。”张学思望大哥一眼，又写道：“全军上下都盼你回去号令抗日。”

    张学良沉重地叹口气，接过笔，重重地写道：“自由二字，渺茫，很渺茫！”

    两弟兄就这么你书我写，以笔代口。张学良又询问了中共的主张，得知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已在杭州、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将联合抗日时，神情有些激动，在纸上写下：“西安‘三位一体’不存、中共统一战线又起”一行字。接着，他告诉四弟，他曾上书请缨，但宋美龄复信只叫他“好好读书”。黄仁霖此番前来，主要是想要他给东北军写信，要旧部听从蒋的调遣。“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他写道，又在“自由”二字下，划了一条粗杠。

    张学思心潮激涌，热泪滚滚而下，止不住低声叫道：“大哥！”

    张学良拍拍四弟的肩头，接过笔写道：“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

    张学思抹了把泪，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大哥的话我一定办到！”写完便掷笔于案上，紧紧抓住张学良的一只手，又痛呼一声：“大哥！”

    第二天上午，兄弟俩挥泪相别。张学良执意相送，直走出一里多路，才由众人劝住。

    “大哥保重啊！”张学思再也忍不住这一声哭喊，最后望了一眼短衫布鞋的大哥钻进了汽车。

    两兄弟谁也没料到，此次雪窦山分手，竟成手足间的永别！

    抗战爆发，面临激战，被调往豫南、皖北、苏北地区的东北军无不盼望张学良能返回军中，集中旧部，在抗日战场上一展东北军的雄威。接到张学良写来让他们服从中央、听从蒋介石统一指挥的信，将士们思念少帅的心情更为迫切。9月初，东北军各部都派出了将领，前往奉化，探望张学良，听候他对东北军抗战的指示。

    眼前的少帅已明显地消瘦、憔悴，精神也显得有些委顿。众人一见，难免心酸，叫一声“副司令”眼泪便扑簌簌地往下淌。

    见到久别的部下，张学良心情也十分激动，说上两句话，眼睛便湿润了。

    “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回去告诉大家，请大家放心。”

    “副司令，”一位少将师长向张学良说道，“我们东北军现在有两大心愿：一是早日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二是盼望副司令早日归来，指挥我们上前线杀敌。”

    “我们都盼着副司令回来主持东北军，”另一位将领说，“西安兵谏之后，东北军被分散调度，驻地分散，相互间没有军令上的统属关系，打起仗来，互相没有协调。而现在，又无人能担此重任。副司令，东北军没有你，就要这么散了啊！”说着，眼泪便滚了出来。

    张学良听大家说完，叹了一口气，说：“大家的心情我都知道。可是现在，我们的愿望恐怕还难以实现。”说着，他朝门口望了一眼，见一名警卫正注意着他的谈话，刘乙光的身影也在门口闪了一下。他皱皱眉，又继续说：“现在还不是我回去的时候。何时回去，中央和委员长自有安排。抗战之事，是我们东北军盼望几年的事，西安兵谏也是这个目的。请回去转告全军，一定要服从中央，努力杀敌，收复国土。”

    “没有副司令，东北军首尾难顾啊！要打胜仗谈何容易！”一名将领哭出声说。

    “我们要求的是全民利益，全抗日战场的利益，”张学良忽然提高了嗓门，“就是把东北军一个连一个连地调着用，大家也要服从！东北集团和我个人，都不足多虑！”

    张学良的一席话，让部下们再次领略到他宽博的胸襟。

    ###“我带你们打日本去！”

    张学思走后，一连好些天，张学良都心神不定，神思倦怠，连饭量也减了许多。刘乙光偷偷问赵四小姐，副司令是不是患了什么病。赵一荻摇摇头，蹙着眉叹气：“你们还不明白么？他心里有事。”刘乙光听了，也只有摇头。

    中秋节到了。

    张学良在一次游妙高台时，见这里山崖险峻，古树参天，下可观绿湖碧波，上可触浮云天光，便说中秋之夜，若到这里摆酒赏月，倒不失为人生的一桩乐事。刘乙光记下了这番话，回来便吩咐许建业置办中秋到妙高台赏月的事。

    夜色降临，月光初起，张学良、赵四小姐和刘乙光、许建业等二十多个警卫看守们已置身于妙高台的山亭之中。酒席早已摆好，极为丰盛。一巡酒下来，皎月已临空，峻峰深壑、平湖崖松，全都沐浴着银白色的清辉。轻风阵起，在四下里的林木间浅唱低吟，更衬出山中世界神秘的宁静。

    张学良不胜酒力，平日极少饮酒，但今夜却摈弃顾忌，对山、对月、对松连饮几杯。赵四小姐本想劝劝，但一看他那充满愤怨的目光，又止住了。许建业向前凑凑身，建议赵一荻小姐唱支曲儿来为赏月酌酒助兴。张学良手一摆，说：“她别来，还是我来吧。”说着放下酒杯，遥望明月，念起了韩愈那首《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

    念到“幽居默默如藏逃”一句，张学良突然声咽，再也不能往下读了。赵四小姐担忧地望着他，轻呼两声“汉卿”，想让他镇定下来。刘乙光也叫了一声“副座”。

    张学良却毫无理会，反而站起身来，端着酒杯，遥向明月，说：“中秋是好日子，大家都应该干杯。”说完，这一杯酒又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张学良并不坐下。眼望如盘圆月，想起故土沦丧、山河破碎、白山黑水遭受蹂躏之惨状，而自己却被幽闭深山，虎躯难伸，胸中愤懑难以抑制。他忽然向大家猛挥了一下手，大声说：“现在日本鬼子来侵略我们祖国了，我带你们打日本去！”

    “对，打日本去！”警卫中有人附和。一阵山风拂来，将声音带向山峰沟壑之间，使宁静的月夜有了些令人震颤的回响。

    “汉卿，你别再喝了！”赵一荻拉着张学良的胳膊，让他坐下，又伸手夺过他的酒杯。她生怕张学良在借酒浇愁之际，说出什么令当局不快的话来，让刘乙光这些“耳目”报告给南京，惹出些难以预料的祸事来。她听宋子文说过，张学良被拘之后，蒋介石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关心”。

    “副司令，你喝醉了。”许建业挪开椅子，过来扶住张学良。

    “副座醉了。今天大家也尽兴了。撤席吧，扶副司令回去！”没容张学良答话，他便招呼人过来，扶起张学良开始下山。

    中秋赏月就此结束。张学良的一声呐喊，却永留在了松林山岳之间，回荡于在场众人的鲜活的记忆之中。

    ###告别雪窦山

    中秋节后接连两天，张学良都未出门。直到第三天，赵四小姐才陪着他到附近散了散步。警卫们发现，张学良似乎比往日略瘦了些，但精神却很亢奋，不停地同赵四小姐说这说那。门口的两名卫兵望着张学良的背影，悄声说：“仗打起来了，他该是要回去领兵抗战了吧？”

    “难说，”另一名警卫回道，“蒋委员长会轻易放过绑过他的人么？”

    “这倒也是。”

    就在这天，招待所的厨房失火。由于气候干燥，加之有风，火势越来越猛，整个招待所都被吞没在烟雾烈焰之中。附近的乡民和雪窦寺的僧众见到火光，都纷纷跑来助救。张学良和赵一荻被转移到屋外，幸得无事。赵一荻望着“呼呼”作响的大火，急得连连跺脚。“快，快叫人去救书房哪，千万别把书画烧掉了！”她大声疾呼，指点着几名警卫。张学良站在一旁，看着赵一荻和众人急煞煞的模样，感到有些好笑。先前在屋里时，他正摆弄一架赵一荻从香港带来的照相机，失火时便顺手带了出来。他拦住几个正上前扑火的人，说：“你们慢着，等我拍下这个镜头再说。”众人不解，困惑地望着这个神色泰然、安若无事的“副座”，看他“啪、啪、啪”地揿动照相机快门。

    由于附近无水，扑救困难，不到一个小时，招待所便成了一片废墟。所幸的是，后来修建的书房，没有损失一本书，没有烧掉一本画报。

    招待所被毁，张学良便无安身之地了。刘乙光急得团团转，后来赶去雪窦寺同住持商量，便在寺中借了几间房舍，让张学良、赵四小姐和一些陪伴人员暂时栖身。

    “我尝够了无家可归的滋味，”当晚，张学良在寺里的油灯下对赵一荻说。“现在又知道什么叫‘无立锥之地’了。”

    可是赵四小姐发现，那天晚上，张学良却睡得格外安稳。

    雪窦寺是佛门之地，僧众们每日晨钟暮鼓，青灯黄卷，雷打不动。张学良住在这里，休息自然要受些干扰。再则游山的游客到了雪窦山，难免要进到寺里烧几炷香，许几个愿；附近也有些固定的香客，隔三差五便要到寺里来磕几个头，在佛像前添些灯油，这就使刘乙光的安全保卫工作遇有许多不便。寺里的住持太虚法师对张将军能暂居寺院虽然也表欢迎，但其心底又哪里会赞同让一班武夫在庙里久住呢？刘乙光和许建业一面吩咐部下们加强了警卫，一面频频同南京联系，报告张学良的近情。大约过了一个月，南京方面来了指令：

    将张学良移往安徽歙县黄山。

    繁杂的搬迁工作开始了。

    初冬的雪窦山，已有阵阵凉意，但负责保安工作的警卫和外围的宪兵连士兵一个个都满头大汗，忙于打包收拾，整理物品。刘乙光和许建业更是不得空闲，一面指挥部下们里里外外地奔忙，一面发电报打电话联系车辆和沿途的安全食宿问题。

    招待所失火之后，张学良发了封电报给上海的于凤至，告知她雪窦山的近况和即将移往黄山的消息。张夫人很快回电，说她将即刻起程前来溪口，陪伴丈夫迁往安徽。由于蒋介石早有明令，无论于凤至或赵一荻，只能有一人陪伴张学良，于是，赵一荻很识大体地向张学良提出：“大姐好久都没见你了，我也想回上海去看看闾琳。这一路上，就只有麻烦大姐照顾你了。”

    张学良略微沉吟一阵，说：“小妹，现在的情形你都了解，大家都吃了不少苦。今天迁往黄山，以后还不知迁往哪里呢。闾琳还小，需要人照顾，你不在他身边，孩子会有很多苦头。所以我想……”张学良说到这里，已是声音颤抖，眼里泪光闪闪。

    “我明白，汉卿，”赵四小姐一把抓住张学良的手，啜泣着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无论你到哪里，我的心都随着你。孩子的事，你放心。他姓张，是我们俩的骨血，我一定会照料好的。”

    赵四小姐临走时，许多警卫都有些依依不舍。在溪口的日子里，这位年仅25岁的青年女子以其温柔贤淑与活泼、多才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她对张学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忠贞不贰的爱情，也令大家赞叹不已。一个曾求赵四小姐帮忙写过家信的小兵，帮助她把皮箱拎上汽车后，望着赵一荻说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来接您。”说完，眼圈便有些发红。赵一荻双唇颤动，连话也说不出来，一钻进汽车便掏出手绢捂住眼睛……

    赵一荻走后第二天，于凤至到了溪口。随之而至的是南京派来的七辆小轿车、十四辆大卡车。装车之后，发现东西尚有余留，于是，刘乙光又给浙江保安处打电话，让增派了两辆大卡车。

    一切装置停当，刘乙光请张学良出来检查。对于行军作战，辎重运行，张学良早在任旅长时就谙熟于心，对于这个二十四辆车组成的车队，他用作战眼光又进行了调配，要求开道的为一辆小车，紧接四辆大车，然后是轿车和其余大车。“有一辆小车在前，窄道能过，便于熟悉道路地形，四辆大车若能通过，后面的车也不再会有问题。警卫人员主要在前头四辆车上，后面也留一些，首尾都能照顾。”张学良告诉刘乙光。

    “坚决按副座指示办。”刘乙光立正说。接着，他又指指车队，说：“为了防止路上敌机空袭，戴局长让布置了十四挺高射机关枪。我拿不准，是稍微集中一下火力呢，还是每辆大车上都放上一挺？”

    “当然是每辆车装一挺！”张学良肯定地说，“这样散布面大，对敌机威胁大；再则，就是挨了炸，火力也不会全都完蛋呀！”

    “副座不愧是将才，”刘乙光奉承一句，转身命令随行的宪兵连长，将高射机枪分别装上了所有的卡车。

    临行之际，张学良走进屋内，舒展笔砚，给到上海旅行总社汇报失火情况的旅行社经理钱君藏留下一信，感谢他数月来在生活上的多方照顾，同时，请他将在水涧岩所修的那几间书房，代为赠送雪窦寺的住持。后来钱君藏归来，看完信后禁不住连声作叹：“将军自是仁义人，奈何今世坎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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