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史书称他“去华务实”，并不热衷于典礼、祭祀、封禅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在生活上比较节俭，对民间疾苦比较关心，不务虚名。应该说，他是继仁宗皇帝后的又一个好皇帝。可惜的是，神宗皇帝寿命不长。公元1085年，他去世的时候不过三十八岁。神宗皇帝一死，变法运动戛然而止。
年仅十岁的赵煦被立为皇帝，是为宋哲宗。十岁的小孩子如何统治国家呢？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成为大宋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新法的保护伞倒了，帝国的政策将何去何从呢？高太后也有点不知所措了，是继续维持新法呢，还是推倒重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臣从洛阳来到京城，为神宗皇帝奔丧。
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朝廷的政策。
此人正是王安石的死对头、著名史学家司马光。
此时的司马光刚刚完成了一部史学巨著，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资治通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大部头的编年史，早在宋英宗末年，司马光就开始着手编撰这部史书。从书名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统治者熟悉历朝历代史事，“知兴亡”，“明得失”，以史为鉴。
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便不遗余力地反对变法。以前我们教科书里总说司马光是守旧派分子，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与王安石的激进相比，司马光确实比较保守，但他对新法的攻击，并非完全感情用事，因为新法的确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在宋神宗时代，司马光的立场显然不吃香，故而被排斥出中央，到洛阳当了个西京留台，说白了就是个闲差，总计待十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埋头著史，不问政事，与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为中国史学再增添一瑰宝。
对于司马光这样对历朝史事烂熟于胸的人，高太后当然十分倚重，谦虚地向他求教国家的大政方针。司马光的答复是：“朝廷应当下明诏、开言路，凡知朝政缺失与民间疾苦者，皆得尽情亟言。”就是说，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高太后一听，也对，便下诏让百官写奏折，讨论朝政的缺失。我们前面曾说过，王安石的变法，理想高远，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弊疾丛生。不仅守旧派分子反对新法，甚至民间对新法也不感冒。这言论一开，不得了，成百上千的奏章纷至沓来，大多数都是批评新法的不当。
看来宋神宗一死，新法就走到头了。
面对汹汹议论，高太后“从谏如流”，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议除新法。大家想想，这司马光老头原本就是最顽固的反新法者，现在让他来主持议除新法，这不等于宣布变法的终结吗？当然，有也人站出来反对，但不是站在新法是否合理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古训上。宋神宗刚死，就要推翻他的政策，这合适吗？
对于这样的软弱的反对意见，司马光当然不放在眼里，他呵斥道：“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当改之，犹恐不及。”把宋神宗说得仿佛是被王安石、吕惠卿一帮人胁迫似的，司马光揣测圣意也太大胆点了吧。
当然，有高太后的支持，废除新法堪称神速。在宋神宗去世当年，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保马法等就被废除了。
但是司马光对这个速度还相当不满意。第二年（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晋升为尚书左仆射，此时的他已经六十七岁，身体不太好，担心自己不能在去世前尽废新法。在他眼里，新法中残留的青苗法、免役法、置将法，与盘踞西北的西夏一样，乃是帝国的心腹之患，并称为“四患”。他曾经这样说：“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当然，在这四患中，西夏之患，司马光是除不了的，也没这能耐。对于其他三患，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三项，他还是有能力除掉的。在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新法基本都废除了。
这一年四月，王安石死了，他是目睹着自己的理想灰飞烟灭而死的。
这一年九月，司马光死了，他在有生之年打败了王安石。
在宋哲宗即位后几年，新法人物纷纷失势，而拥护旧法的人物纷纷卷土重来，这就是所谓的“元祐更化”。
旧党复辟了，新党落荒而逃。
在大宋王朝历史上，党争是一大问题，正所谓党同伐异，一吵起来便喋喋不休。那么新党倒台后，旧党执政，朝政应该和气融融了吧？其实不然。党争的顽疾并不因为新党被逐出中央而停止，反倒愈演愈烈。
原来旧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裂为三大阵营。
这三大阵营分别是洛党、蜀党、朔党。洛党以大儒程颐（洛阳人）为首，干将有朱光庭、贾易等人；蜀党以大文豪苏轼（蜀人）为首，干将有吕陶等；朔党刘挚（河北人）为首，干将有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其精神领袖是已经去世的司马光，此党的势力最大。
此三大党的政见上是有所不同的。朔党是司马光的门生信徒，对于王安石的新法，他们一概否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受到传统儒学观念的影响，以实现尧舜传说中的王道为己任，他们总体上反对新法，但对王安石变法中的复古部分并不排斥。蜀党的政治立场，则是属于调和折中派。
三党中不乏士人领袖。譬如程颐乃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赫赫有名的哲学家；苏轼乃是文坛领袖，著名诗人与散文家。然而两人在政治上却是对手，争论不断。程颐对新法中科举改革的复古部分很赞成，如考试内容改诗赋为经义，经义是他的拿手好戏，可是作为诗人的苏轼却反对。苏轼对新法中的免役法举双手认同，但尊司马光为领袖的朔党却反对。今天我攻击你的政策不近人情，明天你攻击我诽谤，纷争扰扰，不可终日。
党争从朝廷内到朝廷外，大臣们在口水战的战场上英勇奋战。可是有一个人不高兴了，这个人就是皇帝宋哲宗。
你们整天吐口水，你们把我这个皇帝置于何地？宋哲宗十岁当皇帝，高太后临朝，大权旁落，整天像个木偶一样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事事不能做主。这算什么皇帝！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皇帝心里的怨气也越发深重，愤恨难平。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种心理反应实属正常。久而久之，这种不满的情绪悄悄滋长，从对高太后把权的不满，延伸到了对旧党的不满。
郁积的不满，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公元1093年（元祐八年），老太婆高太后终于死了。这一年宋哲宗也已经年满十八岁，到了亲政的年龄了。
在哲宗当皇帝的前八年，朝臣们只知有高太后，几乎要把泥菩萨皇帝忘了。可是现在，泥菩萨变成了活菩萨。对于这尊活菩萨，大臣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的模样，陌生的是他的思想。
总有人具备超级敏感的政治嗅觉。
礼部侍郎杨畏就是这么一个人。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对宋哲宗来说，前八年只是高太后的时代，如今才是自己真正的时代。既然如此，岂能重用这群从来没把自己放在眼里的朝臣呢？杨畏看清了皇帝的心思，抢先一步上疏道：“神宗更法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就是说，高太后与司马光这伙人破坏了宋神宗的变法，现在应该要改过来，继续完成神宗皇帝未竟的事业。
此言大投宋哲宗所好。
说实话，宋哲宗对新法了解多少尚是疑问，但他对这帮投靠高太后的朝臣不满是实实在在的，只有换一批人，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皇帝。皇帝问杨畏：“先朝旧臣谁可召用？”时间才仅仅过去八年，当年新法健将多数尚在人世。杨畏一口气罗列了章惇、吕惠卿、邓润甫、王安中、李清臣等人，他还大大赞扬了神宗皇帝变法的伟大精神与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宋哲宗大受鼓舞，遂下诏重新起用章惇、吕惠卿等人。
政策变了，宋哲宗把年号也改了。公元1094年，年号由“元祐”改为“绍圣”，绍就是“绍述”，即继承的意思，“圣”就是指神宗皇帝。从年号的更改可以看出宋哲宗的决心，他就是要推翻旧法，把神宗变法发扬光大。
于是一大批新党人物迎来了政治的第二春，而旧党如刘世安、苏轼、范祖禹等纷纷被踢出中央。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党不必等上三十年，只用了八年时间，便卷土重来了。大宋的政治又为之一变，从“元祐更化”变成为“绍圣绍述”，新党全面把持朝政。
问题是，争议不休的朝政是否因此变得祥和？在新法与旧法之间折腾日久的国家是否从此长治久安呢？
答案是否定的。
问题出在哪儿呢？
大海航行靠舵手。在熙宁变法中，帝国航母的总舵手便是宋神宗，他胸怀大志，锐意进取，对旧法弊端有深刻的认识。而在绍圣绍述中，总舵手宋哲宗并没有父亲的魄力与才干，他起用新党人物，只不过是对旧党人物不满而已。熙宁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大公无私，立法尽管有问题，但基本出发点乃是富国强兵，为国为民。元祐更化中的复辟分子，尽管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但在道德品行上并无亏缺，甚至被誉为“元祐诸君子”。而绍圣绍述中的新党领袖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在自身修养、道德人品上都不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意气用事，假公济私，迫害政敌，反攻倒算。
从宋神宗时代开始，新旧两党便势不两立，但是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死对头，也仅仅只是政见不同，对事不对人，私底下都佩服对方的学问、人品。即便是司马光复辟，旧党掌权，也没有对新党进行人身迫害。可是在绍圣年间，新党的胸襟却远不及旧党中的士人君子。
已经去世的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都遭到反攻倒算，章惇甚至要求把这两个“罪大恶极”的人开棺暴尸。宋哲宗虽没有同意，仍然下诏夺去两人的赠谥。对死去的人如此，对活着的政敌，新党更是磨刀霍霍，四处出击，甚至屡兴大狱。在元祐诸君子遭到流放命运后，章惇等人甚至主张将其斩尽杀绝，从肉体上消灭政敌。
在大宋开国之初，宋太祖曾经留有一条遗训——“不以言罪人”。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宋朝并未发生历朝历代中难以避免的诛戮功臣的恶性事件，这个文明国度虽然武力并不算强大，但在仁慈方面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元祐旧党之所以大难不死，得益于皇帝张开保护伞挡住了射来的冷箭，宋哲宗虽不算是英明过人的皇帝，仍然坚守太祖皇帝的遗训：“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正是这个指示，才把迫害旧党的行动约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装着变法的瓶子表面上是旧的，可是里面的酒却已变质。新法的目的与其说是发愤图强，不如说是耍政治阴谋、争权夺利的工具。帝国滑向深渊的命运，已然是不可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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