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后，宋英宗继位。英宗在位时间仅仅四年，属于典型的过渡型政权。此时大宋帝国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已是危机重重。帝国的危机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财政危机；其二是军事力量薄弱。
有些人会感到奇怪，既然天下太平，为什么帝国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呢？这里面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制度上的种种缺陷所致。“冗兵”“冗官”“冗禄”是造成财政亏空的三大原因。
在宋太祖时，帝国军队（包括中央禁军及地方厢军）数量是37万人；到了宋英宗时，军队猛增到了116万人，每年光军费的支出，就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不仅兵员多，官吏也多。在宋真宗时，帝国官吏人数是1万多人，到了宋英宗时，已经达到2.4万人，几乎翻了一倍。宋朝以高薪养廉，每年官俸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除此之外，朝廷还会发放许多额外的“冗禄”，比如高官在退休后还有发放“祠禄”，对于其后代还有“荫俸”等，以示皇恩浩荡。只是随着官吏数量以及“恩荫”人数的不断增多，这笔开销几乎成了无底洞。我们不要忘了，帝国为了维持与辽、西夏的和平，每年还提供大量的“岁币”，这也是极大的开销。以上种种原因，造成帝国表面风光，实际上财政已是捉襟见肘。
再来说说大宋的军事力量。
光从数量上看，英宗时代116万的常备军，放在今天也算是庞大的武装。可是大宋军事上的孱弱，在仁宗时代就尽现无遗了。且不说与西夏交锋时完全处于下风，就连西南算不上强大的侬智高，凭着数千兵力就可蹂躏两广，一路向东打到广州城下。这么多的军队干什么用呢？
宋朝在军事上积弱，是有历史原因的。
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篡取政权后，吸取唐末以来藩镇势力强大、中央政权脆弱的经验，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把兵权收集于中央，大大削弱地方兵权，建立起“内重外轻”的军事制度。在宋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这种军事制度的弊端尚未明显体现，当时用于扫平诸雄的主要力量，都是中央的禁军。
自“澶渊之盟”后，帝国进入长期和平时期，这种军事制度的弊端显露无遗。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集中于中央，那么边防怎么办呢？于是朝廷采取了一种轮戍的办法，中央禁军轮流到边疆戍兵。边疆将领没有一支固定的军队，军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领与士兵长期严重脱节，士兵的训练水平很低。遇到边疆有战事时，匆匆派中央军前往，结果士兵既不熟悉敌情，也不熟悉地形，也不熟悉将领，战斗力自然十分低下。
朝廷积贫，国家积弱。
帝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时势造英雄。在这个时候，一位伟大的人物横空出世，他便是以变法光耀史册的王安石。
公元1067年，过渡皇帝宋英宗病死，他的儿子赵顼继位，史称宋神宗。
是年宋神宗年仅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在宋朝诸帝中，除了开国的宋太祖、宋太宗之外，就属这位宋神宗比较有雄心壮志。面对暮气沉沉的政坛，年轻的皇帝自然心有不甘，偌大一个帝国，却要受制于契丹、西夏，这皇帝脸上也没有光彩。他渴望着能像秦皇汉武那样，把帝国建成为一个超级强国，可是要怎么做呢？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此人便是王安石。
为什么是王安石呢？
我们且来简单说说王安石的经历。他出生于1021年，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任淮南判官，开始其仕途生涯。二十七岁时，王安石任鄞县知县，在任四年，政绩卓著，后调任舒州通判。大家都知道，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章、学问著称于当世，得到大文学家曾巩、欧阳修以及宰相文彦博等人的一致交赞，声名显于当世。1060年（仁宗嘉祐五年），王安石入京，出任三司度支判官，相当于财政部预算署署长。当时他便向仁宗皇帝上了一道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但是未被采纳。英宗皇帝即位后，王安石因母亲去世，依旧例守丧数年，暂时离开政坛。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思想家，他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有非凡的见解，故而即便在野，仍有相当影响力。宋神宗之所以对王安石印象深刻，主要是从韩维那里得知其政治见解的。
韩维乃是王安石的好友，宋神宗还是太子的时候，韩维是太子府的书记官，经常给太子讲学论道，说到精彩之处时，他总是停下来谦逊地说：“这不是我的见解，这是王安石的见解。”正因为如此，宋神宗即位后，试图振衰起弊，重整国家雄风时，自然想到了王安石。
很快，王安石复出了。神宗皇帝先是任命他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进京，皇帝亲自召他入对。
神宗皇帝开门见山便问：“治理国家，以何为先？”
王安石答道：“择术为先。”
神宗又问：“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当效法尧舜，何以效法太宗皇帝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末世学者不能通达，以为高不可及罢了。”
我们都知道，尧舜在古代被认为是最为圣明的君主，王安石强调，为政就必须向最高的尧舜之道看齐。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有两次，一次是先秦的商鞅变法，另一次便是王安石变法。但是俩人的路是截然不同的，商鞅变法走的是法家路线，而王安石变法走的则是儒家路线。
神宗又问了一个问题：“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王安石并没有当场回答，而是写了一篇文章作答，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了。他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并且矛头直指“积弱”、“积贫”两大问题：“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
可以说，君臣二人通过问答的形式，谈得相当融洽。宋神宗在王安石身上看到了帝国的希望，而王安石感于宋神宗的知遇，也竭忠尽智辅佐皇帝，推行改革。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开始了。
变法的目的，可用四个字概括：富国强兵。
王安石变法，便是围绕着“富国强兵”这条主轴而展开。主持变法的总机构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由陈升之、王安石负责，王安石为其灵魂人物。自秦汉后，中国政治的创新精神不足，守旧思想浓厚。只要改变祖宗之法，总会遇到一大堆人的反对。因此，从一开始，王安石就处于四面受敌的尴尬处境。为了确保变法的推行，他向皇帝推荐吕惠卿、章惇、曾布等具有革新精神的人物进入条例司，协助变法。
我们先来说说变法的第一项重要内容：富国。
富国并不单纯只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要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百姓殷实了，国家才能真正富裕。因此，王安石在解决“积贫”这个问题上，是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略述于下：
其一，青苗法。
青苗法实际上就是给农民提供贷款。农业耕作有季节性，农作物生长周期较长，从耕作到收成期间，需较大投入。许多农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得向富人高利贷款，一旦还不了款，土地便被兼并。因此，到了宋神宗时，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许多人流离失所，无以为生。青苗法就是政府以二分的年息贷款给农民，谷物成熟时还钱，若遇到灾荒年，可延期还款。此法乃是以金融手段助民增产，同时防止富人兼并穷人的土地。
其二，免役法。
宋代徭役众多，也就是平常百姓家，每年都要给政府干活，只出力而没有任何报酬，甚至还要倒贴钱，而官吏将校僧道等，则可以不服役。免役法就是废除役法，改由百姓出钱充役，称为免役钱。免役钱得交多少，则具体按照各家富贫情况而有所不同，极为贫困的家庭可免交。以前不必服役的官吏僧道等，则按半数缴交。据当时的实现情况来看，这项改革是惠民之政，大大减轻百姓的负担，但是却损害到了官吏阶层的利益。
其三，方田均税法。
这项改革是针对田赋不均的情况而定的，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肥瘠不同而分五等定税。
其四，农田水利法。
政府大力建设水力工程，保护农田正常生产，这是最惠民的一项政策。
其五，市易法。
市易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富商垄断市场，控制物价。具体做法是在若干重要城市设市易务，由政府拨给本钱，在市场上货物滞销时，由市易务收购。商贩们可以向市易务抵押借款或赊贷货物，每年以二分计息。
其六，均输法。
为了确保首都的消费需要，宋初设立六路发运司，每年地方都要按规定向京城输送定量的物资。但是这种规定非常死板，既没有考虑需求与储备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地方生产的实际情况，没有按照实际供需情况来求得平衡，是久弊端重重。均输法就是改地方上供为中央直接采购，根据采购价就低不就高、采购地就近不就远的原则，节约采购成本与运输费用。
以上六大变革，重在理财与惠民。
再来看看变法的第二项内容：强兵。略述于下：
其一，保甲法。
保甲法有两大目的，一个是训练民兵，另一个是防止百姓造反。具体措施是这样的：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若有两个男丁以上的，抽一人为保丁。实际上就是组建民兵或地方治安队，是维系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
其二，保马法。
马匹在古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宋代马匹主要是由官府牧监饲养，不仅成本高，而且不能满足需求。保马法就是由百姓代官家养马，每户可养一到两匹。养马者可免交一部分租税，但如果马死了，则须赔偿。
其三，裁兵法。
前面说过，宋朝到了英宗时，军队多达一百一十六万，光军费的开销就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帝国军队虽然多，却没战斗力，并不精锐。王安石执政后，大刀阔斧裁军。在熙宁年间，军队由一百多万削减到了六十万左右，差不多砍掉一半人。
其四，置将法。
针对军队中存在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情况，在全国设置九十二个集中训练的军分区，每个军分区由一位主将负责。全国共设九十二将，其中京幾、河北有三十七将，西北有四十二将，主要用于保卫首都及防御契丹、西夏，其余地区有十三将。
其五，军器监法。
宋代军器制造原本归三司胄案管辖，不过三司作为国家财政机构，对兵器制造顾及甚少，导致武器质量低劣。新法设置独立的军器监，统一管理全国武器制造。此项改革大大改进了宋军的装备水平，宋代在武器发明上也多有创新，火药的使用是最典型的例子。
除了理财、强兵之外，变法还涉及吏治与教育等诸多方面。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是大宋帝国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变革，规模宏伟，涉及面之广，要远远超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这也是继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改革。可是这次改革并没能改变大宋帝国的根本面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之多，争议之大，都远远超出王安石的预料。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从王安石推行变法的那一天起，失败的影子便隐约可见了。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说富国强兵的出发点也是错的吗？
富国强兵固然没错，可是这次变法有其致命的弱点。我们可以把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做个对比。无论在变法的广度上或具体措施，王安石的变法都要超过庆历新政，但是两者重心却是不同的。庆历新政，重心在吏治上。范仲淹的十大改革措施中，前四项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都是针对吏治。而王安石变法重心则在理财技术上，加大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金融成为重要的手段，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明显增加。
固然，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改革与军事改革两个方面，但经济改革是根本。而经济改革所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也最多，几乎从一开始便受到朝野的广泛攻击。从王安石的本意来说，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促生产、均赋税、抑兼并，出发点是很好的，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
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政策自身的问题；其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比如说青苗法。王安石的本意是要救济百姓于青黄不接之时，出发点是很好的。可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并非免息，而是年息二分，虽然比民间借贷要低，但对于普通百姓家，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欧阳修曾批评说“直是放债取利耳”，国家这是变相收刮民财，与民争利。更严重的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贷款利息要远远超过所规定的二分。有的地方执行三分的利息，更有些地方官吏在规定的利息外，还有种种勒索，导致实际利息达到80%甚至100%。这与变法的初衷已全然是南辕北辙了。
再比如免役法。变法的初衷，百姓交了免役钱后，可免除义务劳役。但是一旦政策到了地方，完全变了样。免役钱交了，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强迫百姓服役，活照干，钱还得交，两头受罪。就连神宗皇帝都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民。”
再说说市易法。王安石的目的是“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目的是抑制商人对商品价格的垄断。可是在具体操作中，市易务作为资本雄厚的“央企”，却取代富商垄断了市场。
大学者梁启超对熙宁变法曾经有这么一段议论：“盖其初意本欲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起初朝廷的意思是要抑制兼并，最后国家却成了最大的兼并者、垄断者。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好的政策为什么成为坏的政策呢？
问题出在执行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们来对比一下王安石变法与历史上一些其他著名变法的不同之处。在中国历史上，变法的黄金时代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变法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赵国的胡服骑射等。战国时代的变法，都是由上而下的变法，即从权贵阶层开刀。为什么要自上而下呢？手握权力的权贵阶层若不接受新法，试问新法如何推行？变法的内容固然重要，倘若得不到执行，那也只是画饼充饥，只是作秀罢了。故而整顿吏治，是变法能否顺利推行的先决条件，政策的贯彻执行，必须要一以贯之。商鞅变法之所以是最成功的改革，就在于其入手处，就是从打击权贵阶层开始。
前面说过，宋朝积贫积弱，主要原因有三冗：冗兵、冗官、冗禄。熙宁变法只解决了冗兵的问题，而在冗官、冗禄上，非但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冗兵问题之所以得到较好的解决，乃是因为士兵是底层阶级，没有什么权力，裁撤起来比较简单。至于冗官、冗禄，都是有权力的官僚阶层，在这一块上，王安石并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说实话，他也没有能量改革吏治，作为熙宁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的权力是有限的，他从来没有商鞅独断专行的大权。正是因为官僚阶层的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变样了，好的政策也沦为恶的政策。
知道以上这一点后，我们就可以发现，王安石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在于开源，而不在于节流。也就是说，他努力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不是削减财政支出。他在金融领域、流通流域上做文章，但是效果是比较局限的。在古代，科技对生产力的影响并不像今天那么大，国家的生产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就难以大幅度增长。如果国家总体财富维持稳定，那么国家财政这一部分增长了，相应的百姓的收入就要相应减少。因此，自从经济改革以来，新法被认为是“与民争利”，国家发放利息不低的贷款，实行专卖制，搞市场垄断等，都严重打击民间经济。
正是因为新法存在种种弊端，特别是执行不力，王安石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新法的人，有许多都是当世名重一时的人物。比如反对青苗法的人有韩琦、富弼、欧阳修、程颢等；反对均输法的有苏轼、苏辙等；反对市易法的有文彦博等；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几乎反对王安石的每一项政策。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往往是有事实根据的，这也使得新法的推行遭到极大的阻力。
在这次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中，宋神宗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他对王安石是支持的、信任的。然而这并未能减轻王安石身上巨大的压力，随着变法运动的推进，王安石面对种种责难，越发孤立无援。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任参知政事，两年后跻身宰相。随着新法的推行，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王安石为了表示自己并非栈恋权位，只是一心希望国家富强，遂于熙宁七年（1074）上书称病辞职。宋神宗一再慰留，但王安石去意已决，连上六表求辞。神宗皇帝最后没办法了，只得同意。不过新法并未因此中断，在韩绛、吕惠卿等人的努力下，新法仍然不屈不挠地得到推行。
一年后（1075），神宗皇帝再召王安石入相。然而，二次入相对王安石来说，徒留伤心回忆罢了。反对派的攻击依然如疾风暴雨般袭来，而新法集团却已不是铁板一块了。改革派的分裂是必然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改革派人物都像王安石那样高风亮节，有些人纯粹就是投机分子，投皇帝所好，把变法视为求取功名的途径。改革派分裂了，王安石与改革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吕惠卿分道扬镳。更要命的是，宋神宗对王安石已经不再无条件地言听计从。在变法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皇帝与宰相的观点有了很大的分歧。不仅如此，王安石的新法还遭到后宫及皇亲国戚的压力，这位改革的总设计师已是心力交瘁。而在此时期，王安石的长子又去世，令他更加孤单与悲戚。熙宁九年（1075），复相后一年，王安石又一次递交辞呈。宋神宗虽仍极力挽留，但王安石还是毅然退出中枢。
王安石主持变法，总计六年。新法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离去而中止，应该说，宋神宗在变法这件事上，是坚定不移的，从这点看，他堪称是宋朝三百年历史中最有改革进取精神的皇帝。
尽管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不同程度地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他们也只是反对其政策，对于其道德操守、学问文章，仍然充满敬意。譬如变法的最大反对派司马光曾在私人书信中这样评价王安石：“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后世学者梁启超对王安石有一段精彩的议论，试录于下：“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尽管变法在实施过程中差强人意，但还是取得一定成效。在王安石执政期间，大宋帝国在军事上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这就是王韶开河熙之地。
在宋神宗即位前后，宋夏再度爆发战争，西北局势紧张。熙宁元年，当时还是无名之辈的王韶上了一道“平戎三策”的奏章，他写道：“国家欲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这个战略主张就是先收复河湟，令西夏陷入腹背受敌之境，扭转与西夏战争的不利局面。这个战略，与西汉时张骞的“断匈奴右臂”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
王韶乃是宋代一位传奇人物，他早年曾经考科举不中，索性游历陕西，这不单纯是旅游，更是细心地了解西北边疆的形势。在若干年后，他的付出没有白费，他成了西北问题的第一流战略专家。这份奏章令宋神宗暗暗称奇，特地召王韶前来询问边事方略。
熙宁四年，在皇帝与王安石的支持下，王韶被任命为主洮河安抚司事，经营河湟。河湟谷地在汉、唐时就是一块战略要地。东汉时，汉与西羌多次争取河湟谷地；到了唐朝时，河湟谷地则是唐与吐蕃的一块主战场。宋朝与汉朝、唐朝相比，帝国土地面积小了许多，如北方燕云十六州落入契丹之手，河西走廊落入西夏之手，而战略要地河湟谷地则被控制在西蕃手里。
王韶抵达秦州后，先招抚了西蕃俞龙珂所部十二万人。有意思的是，俞龙珂之所以愿归附宋朝，乃是因为他是包公的粉丝，十分仰慕包青天的人品。归顺之后，他甚至向宋神宗提了一个请求，要求皇帝赐“包”姓，与偶像包青天拉近距离。
俞龙珂部归附后，王韶乘势西进，进攻西蕃诸羌部落。王韶有谋有勇，宋军的进攻遇到诸羌的顽强抵抗，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王韶亲自披甲上阵，力挽狂澜，竟然奇迹般地反败为胜，并且占领武胜，建镇洮军。宋神宗下诏，在新开拓的土地上设熙河路（相当于现在的省），王韶升任经略安抚使。王韶开疆拓地的意志不可阻挡，很快，他又进攻河州，河州酋豪瞎药投降，宋神宗同样给他赐“包”姓，看来包公的威名真是驰名中外、饮誉东西啊。
到了熙宁六年，王韶的军队接连收复河州、岷州、宕州、洮州、叠州，进军一千八百里，斩敌数千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可以说，在大宋历史上，王韶是最有进取精神的一位将领，他的伟大成就令宋神宗大喜过望，战后被提拔为左谏议大夫。
然而，王韶离开河熙奔赴朝廷之后，西蕃的势力又卷土重来。
西蕃首领木征乘王韶离去之机，反攻倒算，在熙宁七年的踏白城之战中大败宋军，河州知州景思立战死。之后，木征又进攻岷州，继而围攻河州。西部局势一时间恶化了，宋神宗不得不又一次把王韶派往前线。
王韶非但是一流的战略家，也是一流的将军。抵达熙州后，他并没有马上援救被围困的河州，而是采取围魏救赵的计谋，出动两万精兵，进攻定羌城，以切断木征的后援。此计果然大获成功，木征不得不放弃对河州的围困而退兵。然而王韶并不罢手，他对木征穷追猛打，斩首七千余级，打得木征走投无路，最后只得缴械投降。
先是开熙河六州之地，拓地两千里，收复中原政权沦陷二百年之地；后又解河州之围，擒木征以致阙下；王韶奇迹般的表演，非但是大宋历史上的传奇篇章，同时对改革派也是一次巨大的鼓舞。王韶之所以能立不世之功，与王安石的极力推荐提拔有直接的关系，而他也以伟大的胜利，让所有人看到“强国梦”的希望。
后人对王韶有这样的评论：“韶以书生知书，诚为不出之才，而谋必胜，攻必克，宋世文臣筹边，功未有过焉者也。”他为帝国收复了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无疑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勋绩。
王韶后来官至枢密副使，他从默默无闻的小官吏，一举为国家立下不朽之勋业，也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可谓是奇人也。有人戏称他为“三奇副使”，三奇，指是是奇计、奇捷、奇赏。奇计，说的是他的平戎奇策；奇捷，是他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胜利；奇赏，指的是他最后官至枢密副使，跟以前的包拯包大人一样大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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