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都瑞金盛大的“提灯游行”

    1931年11月7日，太阳西坠，暮霭很快就笼罩着赣东南的重镇瑞金。人们在盼望着夜幕早点降临。

    入夜，往日各家门户紧闭的黑漆漆瑞金县城，今夜忽然冒出一团团耀眼的火光。人们手中举着用废旧竹竿和篾索做成的火把，也有很多人手中提着灯笼。灯笼有红色、黄色的，也有的在灯笼上贴着红五角星、斧头镰刀图案。

    人们涌上街头，汇成一条闪光的“河流”，朝着城东北流去，流到离县城六公里的小村叶坪，会聚在那儿的谢家祠堂。

    谢家祠堂又高又大，始建于明朝，那木柱、木壁都已变成棕褐色，今日却热闹非凡。祠堂左侧的防空洞里，一台发电机在隆隆作响，使挂在祠堂里的一串串小灯泡射出明亮的光芒。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正中挂着一面红旗，旗上缝着一颗黄五角星和斧头镰刀图案，右侧是马克思像，左侧为列宁像。挂着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工农堡垒”、“民主专政”。大门口的横幅上则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主席台上站满了人。站在正中的是项英。项英的旁边是朱德、张鼎丞、周以栗、曾山、陈正人。稍远，站着个子瘦高的毛泽东。面对欢呼的人群，毛泽东虽然脸上挂着笑容，但是那笑容有点勉强。

    如此盛大的“提灯游行”，在瑞金是史无前例的。

    这一天，“11月7日”即苏联“十月革命节”，被选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提灯游行”，便是为了欢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生怕蒋介石部队的飞机会前来轰炸，欢庆活动特地改在夜里。游行的队伍从谢家祠堂里出来，集中在旁边的一块大草坪上，举行联欢晚会，一直到夜半，欢呼声才渐渐平息……

    早在1930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就已经提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马上响应这一建议，打算在攻下长沙之后，寅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正式政府”。只是因为二攻长沙未克，这一计划流产。

    王明上台后，虽说对李立三实行否定，不过对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仍予赞成，并力催毛泽东、朱德早日实行。

    不过，面临着蒋介石的一次次“围剿”，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只得搁置一旁。直至打败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之后，赣南、闽西红区连成一片，内中包括二十一座县城、二百五十万人口，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这时，蒋介石暂时还来不及再度对中央苏区发动新的“围剿”，使中央苏区有了一段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日臻成熟了。于是，择定了11月7日作为大庆之日。

    瑞金，成了这片红区的中心，成了“红都”。

    瑞金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云古代建县时掘地得金，遂称“瑞金”。瑞金位于武夷山西侧，是一片丘陵。

    1927年8月，朱德在南昌起义失利后，带着部队南下，曾占领瑞金。此后，红军又多次占领过瑞金，不过，占领的时间都不长。这一回，1931年9月下旬进入瑞金，却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当红三军由西向东进军瑞金途中，9月15日，在行军途中突然遇到蒋军飞机袭击。军长黄公略本已和先头部队隐蔽起来，听一参谋前来报告第七师正在路上前进，黄公略奔去指挥第七师疏散，被蒋军飞机射中数弹，流血过多，于当晚7时许死去，时年三十三岁。红军失去了一员名将。

    毛泽东于9月28日，到达瑞多叶坪村，在那儿住下。红军和中共首脑机关，也设在叶坪村。

    那是考虑到瑞金县城目标太大，容易遭到蒋军飞机轰炸，所以隐蔽在这小村里。陆定一的前妻唐义贞这年12月30日在叶坪产下一女，便取名“叶萍”作为纪念。

    毛泽东自从离开井冈山后，直到此时进入叶坪，才算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贺子珍跟他住在一起。毛泽东所住的，是一幢谢姓两层民房。

    跟毛泽东住在同一幢楼里的是朱德和康克清。自从1929年春伍若兰牺牲之后，43岁的朱德在福建长汀，偶然遇见一位十九岁的红军女战士。他问她，参加红军怕不怕流血牺牲，她马上响亮地回答：“报告军长，怕死就不出来当红军了。”这位年轻的女战士，便是康克清。

    康克清是江西万安县人。她本是童养媳。如她所忆：“我的养父是个地下党员，他带了一个戏班子演采茶戏，经常到罗源洞、棉津一带演出。1926年他是农协主席，红军来万安时，第一个就是找他接头的……”在养父的影响下，她小小年纪，参加了乡农民协会、妇女协会。1928年9月间，陈毅率一营红军来到万安。她跟随陈毅部队上了井冈山，参加了红军。

    朱德跟康克清谈话时，被曾志（后来成为陶铸夫人）看见。曾志悄声问朱德：“军长，你看刚才那姑娘怎么样？”朱德说：“很不错，像个红军战士的样子。”曾志见朱德这么说，便充当月下老人的角色。不久，朱德便与康克清结为伉俪。

    那幢两层民房，成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所在地。除了毛泽东、朱德外，还住着任弼时、王稼祥。小小的叶坪村，一时间成为红区的中心。

    在举行“提灯游行”的那天，“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全苏“一大”）在叶坪村谢氏祠堂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六百余人。项英主持大会。大会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邓广仁七人组成主席团。

    全苏“一大”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诞生。大会通过周恩来在上海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定这个新型的国家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相抗衡。

    全苏“一大”也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改瑞金为“瑞京”。

    这样，瑞金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全苏“一大”由项英致开幕词，毛泽东作《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朱德作《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经济政策报告》，王稼祥作《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工农检查处报告》。

    11月19日，全苏“一大”选出六十三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那时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产生国家主席之后，接着选举总理、副总理（那时称“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依然是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这样，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兼总理，亦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之称，始于此时。从此，人们对他的称呼，从“毛党代表”（红四军党代表）、“毛委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改为“毛主席”。此后，毛泽东一直被称为“毛主席”，但这“主席”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含义：

    1943年3月20日起，这“主席”指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年6月19日起，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此后直至他逝世，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从1937年8月洛川会议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后来改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在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时，张国焘不在江西，而在鄂豫皖苏区。选举张国焘为副主席，表明新政府不仅统辖江西中央苏区，而且统辖全国各红色区域。

    中央政府之下，设九部一局。那时的部长，称“人民委员”：

    外交人民委员 王稼祥

    军事人民委员 朱德

    劳动人民委员 项英

    财政人民委员 邓子恢

    土地人民委员 张鼎丞

    教育人民委员 瞿秋白（当时他在上海）

    内务人民委员 周以栗

    司法人民委员 张国焘

    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何叔衡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邓发

    那座谢氏祠堂里，用木板隔成一个个小房间，每个小房间只有一张乒乓球桌那么大，门口挂着一个“××人民委员会”的牌子。那一个小房间，便是一个部的办公室。虽说那一间间简陋的办公室，远不及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部的传达室，但今日的一个部却是由那一个个小房间发展而来的。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后来成为外交部副部长，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成为十八年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预演。

    1931年12月1日，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共同署名，发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宣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动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刺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雏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刺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又遭“批判”

    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忙碌的，可是他的心境并不舒畅，因为他在党内刚刚蒙受了一次“高强度”的批判。

    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31年5月，项英被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毛泽东担任。可是，在全苏“一大”前夕，却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担任！

    正因为这样，全苏“一大”由项英主持，任主席团主席。至于毛泽东后来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全然由于他在红军、在苏区那广泛的影响，由于他领导三次反“围剿”连连取胜而赢得的声望。

    关于项英重新取代毛泽东的原因，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对此说得颇为坦率：

    三中全会（指六届三中全会——引者注）结束后，中央派项英同志来到苏区。项英对立三路线进行调和，认为李立三不是路线错误而是策略错误。四中全会后，王明统治了党中央，派任弼时等同志来江西，对项英同志进行打击。于是，项英就被王明路线俘虏了。苏区中央局形式上是项英同志掌权，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任弼时同志手里，由王稼祥同志出主意，顾作霖同志打先锋。毛泽东同志对任弼时同志曾说过一句幽默的话：“任弼时同志说我是‘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后就发奋读书了。”

    在战场上大胜蒋介石的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蒙受了沉重的一击。那是在“提灯游行”的前夕，1931年11月1日至6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

    会议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中央“三入团”主持，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路线。

    王明在1931年初上台，到了这年6月22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更进一步控制了中共中央。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长达一万两千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被称为“九月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指共产国际——引者注）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王明最初是想拉拢毛泽东的。他很快发觉，毛泽东有一整套自己的路线和见解，决不是拉拢就能拉过来的人。何况随着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日益显得重要，在天平上的分量要超过王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王明急欲紧紧控制中央苏区的领导权。

    不早不晚，红军从公秉藩手中夺来的那台一百瓦特收发报机，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电台接通了联系。那天深夜，值班员刘寅首先听到上海秘密电台的信号，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刘寅马上报告曾三（后来成为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拟了个密码电报发过去，上海秘密电台收到了——这成为中央苏区和中共中央之间第一次无线电通报。

    曾三是从上海派来的，原来在中共中央上海秘密电台工作。那个秘密电台，是周恩来花了气力建立的，周恩来派出中共党员李强、张沈川改名换姓，到上海无线电学校学得了收发报技术，于1929年冬在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建立了秘密电台，跟香港的中共地下电台发生联系，1931年3月，上海秘密电台的伍云甫、涂作潮、曾三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只是中央苏区没有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仍无法与上海联系。直至在东固歼灭公秉藩师，缴获了那台企盼已久的大功率收发报机，这才终于架起了“瑞金一上海”的无线电之桥，毛泽东曾向无线电台报务员们的出色工作表示热烈的祝贺。可是，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空中捷径，却给王明提供了莫大方便——这下子，他可以用无线电报，直接、迅速地对中央苏区实行“遥控”。这正是王明当时求之不得的！

    这时候的王明，正准备去苏联。他在10月18日动身前，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硬要把他那王明路线强加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在战场上能够打败蒋介石，那是在于双方是平起平坐的财手，尽管蒋介石人强马壮，人多势众；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却不能不居于劣势，冈为王明代表上级，代表中央，可以对他发号施令，而他碍于组织纪律，必须服从。

    10月，王明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第四号电报，又一次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按照王明的指令，“三人团”主持赣南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曰“狭隘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曰“富农路线”。因为当时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

    三曰“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必须实行“先发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

    会议作出决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前的主要危险——右倾。”

    这么一“集中火力”，就把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撤销了。这样，毛泽东失上去了中共苏区最高首长的地位。

    另外，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的第一号电报还指示：“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决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样。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主席、副主席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第一号电报开列的名单当选。总政治部主任由王稼祥兼任。“中革军委”成立，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军队集中统一于“中革军委”统辖指挥。这样，也就取消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

    毛泽东遭到了排斥（也有人认为对毛泽东的排斥小是始于赣南会议，而是始于宁都会议——引者注）。失去了党内、军内的重要职务，此后他专做政府工作了。

    就在瑞金举行“提灯游行”那天，王明到了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由于接通了“莫斯科——上海”和“上海——瑞金”的无线电联系，王明可以坐在莫斯科，“遥控”着上海以博古为负总责的中共中央，再由博古向瑞金发出种种指示……

    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首长

    上海，寒风吹过人行道上的落尽树叶的法国梧桐。夜幕下，行人无几。

    在离上海北站不远的海宁路和山西路交叉口一家小店，先是出来一个小伙子，稍过片刻又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穿对襟监哔叽中式短上衣，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手中拎着一只小皮箱。两人跳上两辆黄包车，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中。小店楼上，一个妇女轻轻撩起窗帘的一角，目送着两辆黄包车。

    那个妇女，便是邓颖超。“三十多岁的男子”，则是周恩来。

    那是1931年12月上句。两辆黄包车直奔十六铺码头。护送周恩来的小伙子叫黄平，在十六铺陪周恩来登上一艘太古洋行的轮船，来到统舱里找到一位“小广东”。黄平跟地下交通员“小广东”打了招呼，把周恩来交给他，便匆匆下船了。

    这是一艘驶往广东汕头的轮船，船上来来去去的，很多是广东工人。周恩来混杂在他们中间。船往南行驶了几天，才算到达汕头。

    下了船，周恩来摇身一变，成了个画像先生。另一位地下交通员前来护送他。一路乘车坐船，穿越了重重封锁线，由闽西进入赣南，终于在这年年底来到红都瑞金。

    三十三岁的周恩来的到来，也就使项英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自然消失，因为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之日起，周恩来便被任命为书记。只是他当时在上海忙于工作，未曾前往中央苏区到任。周恩来是继项英和任弼时“三人团”之后，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物，比起项英，比起任弼时，周恩来的政治经验更丰富，也更成熟。周恩来的到来，理所当然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虽说那时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的赣南会议上刚刚挨过“批判”，周恩来不顾忌这些，一到瑞金便去看望毛泽东，跟他作了长谈。这时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但他对毛泽东一直是尊重的。

    周恩来走马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便是纠正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他在由广东进入闽西时，见到一位红军团长，问起关于“AB团”的事。那位团长答道，大约有“六千AB团”。这使周恩来大为震惊……

    “富田事变”经项英冷处理，本已安然过去。可是，项英一受中共中央的指责，那个李韶九就神气活现起来，成丁“富田事变”中反“AB团”的“英雄”。于是，在1931年4月下旬，李韶九被任命为苏区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掌握了肃反领导权。

    李韶九一上台，紧锣密鼓肃“AB团”，掀起肃“AB团”的“高潮”。内中的重点，当然是发动“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以下到副排长，全军七百多名干部，都被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一时间，“AB团分子”简直满天飞！滥施肉刑搞逼供信，乱供乱信，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突然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团分子”，弄到无人再敢当地方干部的地步！

    在闽西根据地，这时翻新花样，肃起“社会民主党”来了！

    怎么忽然会冒出“社会民主党”呢？

    事出有因。那是因为自1929年以来，共产国际发出了加紧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共产国际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的情况而言。

    事有凑巧。1931年初，红十二军在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时，有人领呼口号：“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领呼口号的人，名叫林海汀、吴拙哉。他们喊错口号，是在于他们连“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弄不明白，在稀里糊涂中喊错口号。

    这下子，林海汀、吴拙哉被当成了“社会民主党”，加以严刑审讯。在遭到毒打之后，他们只得按照审讯者的“提示”，乱供一气。林海汀“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既然有“宣传部长”，当然有“特委书记”。又是一番严刑逼供，傅柏翠被说成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

    傅柏翠在1928年领导过闽西蛟洋暴动，因与中共闽西特委产生矛盾，在1930年12月被开除党籍。这下子，又成了“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于是，“顺藤摸瓜”，逼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委员”们，逼出各级组织成员们，逼出一个个“社会民主党党员”。纯属审查者们子虚乌有的想象，却在棍子、皮鞭下，变成煞有介事的“第三党”！李韶九越“肃”胆子越大，甚至想把陈毅也打成“AB团分子”！

    总前委曾下达“任务”，要陈毅在二十二军中“打出”五百名“AB团分子”，而这支部队总共只有三千人！

    陈毅无法完成“任务”，被说成是包庇“AB团”，而“包庇者”自己也很可能就是“AB团分子”！

    于是，陈毅被召去开会。

    陈毅自忖凶多吉少。临行前，对他当时的妻子、二十岁的萧菊英说：“等到下午6点钟，你就快走。回你家乡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找回来……”

    陈毅走了。马拉松式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8点。

    当陈毅回到家中，已不见萧菊英。四处寻找，在一口井里找到她的尸体——她以为陈毅成了“AB团分子”，跳井自杀了！

    闽西肃“社会民主党”之风，也刮到瑞金来。从1931年5月起，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以为瑞金也有“社会民主党委”，把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抓起来杀害，县苏维埃、县工会百分之八十的干部被打成“社会民主党”！

    周恩来一到中央苏区，便对肃反扩大化来了个急刹车。他到任没几天，1932年1月7日，他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此问题。会议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

    这一决议案，一开头便写道：

    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

    决议案指出：

    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理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的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内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

    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部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行”。

    那个引起极大民愤的李韶九，在1932年2月底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后来，终于被处决。二十多年后，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往事，对于中央苏区肃AB团，说了这样一句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毛泽东“退隐”东华山

    也就在那次讲话中，毛泽东把自己的错误分为“真错”和“假错”两类。他说“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属于“真错”；“南雄打了败仗（指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围魏救赵’——引者注），是我指挥的”，也属“真错”；还有“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等等。

    毛泽东说，他也有许多“假错”——“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毛泽东在回忆这“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时，特别提及了：

    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

    在那批评毛泽东“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病了！

    小小叶坪村，那时仿佛成了“红色华盛顿”，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都集中在那里。人来人往，毛泽东不愿住在那里。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十三人到东华山去了。

    东华山在瑞金面二三十里处，山上树木蓊郁，山顶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那古庙，住了进去，据他的警卫员吴清回忆：“主席住左边耳房。房内陈设极为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旁放着两只铁皮公文箱。一张木床，床上铺着一张边带条子的浅红色线毯，上面是白粗布床单。床上靠墙角的一头，四四方方叠着一条旧棉被和一条红色旧毛毯。”

    毛泽东摆脱了冗杂的事务，步入这桃源世界般的东华山，埋头于读书。他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此外，他饶有兴趣地读着“郑爱群”派人给他送来的报纸，内中有《申报》、《新闻报》，广州的《工商日报》和《超然报》。自从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以来，便养成了每日读报的习惯。上了井冈山之后，难得见到报纸，他简直如饥如渴地企求着得到报纸。据云，他有一回派一支小分队去袭击一座县城，不为别的，只是为了从县城府里搬回几个月以来的报纸！

    如今，在瑞金也无法订阅国民党地区的报纸。一个名叫“郑爱群”的人，在福建汀州给他订了好几份报纸，通过地下交通线不断给他送来。

    这“郑爱群”的名字，是毛泽东为那人取的化名。

    此人的真实姓名叫傅连暲，汀州福音医院院长。福音医院是汀州颇有名气的教会医院，傅连嶂是那里的名医，附近的豪绅达官生了病，总要请他看。1925年底，当傅连暲到连城为一个大地主看病时，偶然在客店里结识邓子恢。邓子恢把瞿秋白著《新社会观》一书送给傅连嶂，他看后顿开茅塞。从此，傅连暲的思想日渐激进。

    1927年8月，贺龙部队的营长陈赓在南昌起义后受伤，傅连唪收留了陈赓，让其在福音医院养伤。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打下了汀州，跟傅连暲结识。毛泽东便“拜托”他代为订报……

    毛泽东在东华山上读书、看报，每天还花四个小时为警卫战士教文化课，上午两小时文化学习，下午两小时时事学习。有时，他还带战士们一起出去砍柴。农家子弟出身的他，砍柴的动作非常利索、熟练。看得出，毛泽东的身体还可以——他上一回在红四军“七大”蒙受打击后，得到了恶性疟疾，倒是真的大病一场。

    毛泽东人在山上，心在山下。他不断地看报纸，看文件，记挂着山下那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闲暇时，他把那些在马背上哼成的诗词加以整理、修改，誊清后给贺子珍一句一句地讲解。

    每当山下来人，毛泽东总是详细问起打赣州的战况。说实在的，他这次上山，说是因病休养，其实是心中不快。除了赣南会议，还由于那场打不打赣州引起的大争论……

    2月下旬，毛泽东在东华山上处理了一件重要的事。那是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陆续刊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亦即周恩来。

    当年，他在天津参加觉悟社时，社员编号，他抽签抽到五号，便以谐音“伍豪”作为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谐音“逸豪”为笔名）。周恩来明明在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怎么会“脱离共党”呢？显而易见，那启事纯属捏造、混淆视听的。

    毛泽东当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起草了布告，为周恩来辩护：

    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在“文革”中，江青曾借“伍豪启事”发难，毛泽东当即于1968年1月16日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泽东在东华山上住了五十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

    3月上旬的一天，突然发生的事情结束了毛泽东在东华山上的休养生活。

    那天，毛泽东正在给警卫员们上时事课，忽然值班警卫前来报告，说是两个骑马的军人正朝山上来。

    毛泽东出去一看，来人渐渐近了，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

    项英远道赶来，显然有要事。

    果真，项英上了山顶，没有歇一口气，便对毛泽东说：“恩来同志让我专门来请你下山。”

    “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毛泽东马上猜出项英来意。

    “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所以，恩来同志请你赶往前线。”项英答道。

    毛泽东听项英介绍了赣州前线的情况之后，马上很爽快地说：“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项英一走，毛泽东收拾一下文件，当天便下山。正在这时，乌云翻滚，眼看一场大雨要倾泻而下，贺子珍劝毛泽东晚一天走，别让雨淋出毛病来。

    “不，我一工作起来，病就好了！”毛泽东说着，就迎着风雨下山了。

    赣州之败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为了打不打赣州，曾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引起一番近乎白热化的争论……

    事情是由来自上海的指令引起的。

    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自从王明去莫斯科、周恩来去中央苏区，不得不建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称“中共临时中央”。中共临时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以博古为负总责。1931年9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

    博古执行王明的指令，实行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使中共临时中央颇受鼓舞，头脑热了起来，在1932年1月9日作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认为，“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决议对苏区工作作出了指示：

    “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

    这么一来，又重弹李立三的进攻中心城市、实行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老调。决议特别提及，毛泽东所主张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过去是正确的，而“现在是不同了”。那一段文字这样的：

    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

    决议还具体规定了“占取”哪几个中心城市，即南昌、抚州、吉安，然后造成“威胁武汉”。

    周恩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凭借这几年跟蒋介石多次交锋的经验，深知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远比红军强大，攻打这几个中心城市，势必会失败。

    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复电中共临时中央，告知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

    中共临时中央当即复电，删去了原先提出的南昌，要求至少在抚州、吉安、赣州三城之中，择一而攻！

    中共临时中央已经算是退了一步，因为南昌属大城市，而抚州、吉安、赣州属中等城市。

    周恩来再度征求毛泽东意见。毛泽东的答复很干脆：“不行！一打准输！”

    周恩来毕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必须执行临时中央的命令。于是召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经过对抚州、吉安、赣州三城反复比较，多数人赞成进攻赣州。

    赣州，是当时江西省仅次于南昌的第二大城市、赣南的中心。提出打赣州会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是因为赣州有着特殊的“诱惑力”：赣州的四周，已是一片红区，赣州成了嵌在红区中的一颗顽固的钉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建立了，却把瑞金作为首都，瑞金是座小县城，未免太没有气派。倘若打下赣州，把那里作为“首都”，那就像样得多。

    还有，听说赣州的守卫部队只有马昆的一个旅，以为容易“吃”掉。彭德怀在其自述中，便忆及；

    还在第一次苏雏埃代表大会时，中央局某负责同志曾问过我，可不可以打下赣州？我说，赣州守军马旅（即马昆旅——引者泣）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采增援，是可以打下的。

    连彭德怀的估计都这么乐观，“打赣州”的呼声理所当然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占了上风。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可是，他处于少数，他的意见被否定了。何况，赣南会议上已经批判他右倾。他反对打赣州似乎又是一种右倾的表现。

    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定之后，他闷闷地带着警卫员上东华山去了！

    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2年1月10日发布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指出：“应该站在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势力向外发展，以争取一省数省的首要任务上，趁着目前有利革命发展的时机，坚决的取得苏区临近较大城市——赣州，”于是，彭德怀被任命为攻打赣州的前敌总指挥。“打赣州”便轰轰烈烈开始了。

    “夺取赣州，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到处刷上了这样的大字标语，到处喊起了这样的口号。

    2月4日，红军进逼赣州城下。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城下。他指挥红军，把赣州围个水泄不通：红三师攻北门，红七军攻东门，红二师攻南门，红一师攻西门。红军总兵力为一万四千人。

    彭德怀原以为可以一鼓作气而攻下赣州，不料，一打才知赣州是块硬骨头，“啃”不动……

    赣州乃历史名城，早在晋朝已设郡，处于赣江上游的章水、贡水两江汇合之处，三面临水，山丘环抱，筑有很高的城墙，是个易守难攻的城市，号称“铁赣州”。毛泽东极力反对打赣州，不仅因为他吃过打长沙、攻南昌的“苦头”，而且他在两年前。1930年3月中旬，也打过赣州，当时他一看赣州易守难攻，迅即下仅红军撤围。他有过这一系列亲身经历，所以认定赣州非输不可。

    赣州城池坚固，不炸城墙，难以攻克。彭德怀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东门。

    城墙内外，出现了有趣的斗争场面：

    城外，红军日夜不停地挖坑道，延伸到城墙下方。然后往坑道里安放“棺材炮”——在一口棺材里，装满了土制炸药，用以炸城墙。那时的红军没有重炮，只能用这样的土办法攻城。

    城内，马昆组织了一支特殊的“瞎子听音队”，谛听着发自地下的声响，以便弄清红军究竟在哪里挖坑道，以便早作准备！

    “棺材炮”和“瞎子听音队”，构成了奇妙的对抗！

    红军虽说要炸城墙，指挥部却又规定不可炸得太厉害，因为已在那里设想把赣州定为“首都”，保持城墙的完整，有利于未来“首都”的防御！

    一回回爆破城墙开始了：

    头一回，2月13日，太保守，城墙的缺口炸得太小，不顶用；

    第二回，2月15日，计算不准确，城墙炸坍时向外倒，把隐蔽在城下的红军压死一大批；

    第三回，2月23日，炸开了不小的缺口，可是遭到守军的强烈抵抗，激战四小时，未能攻进；

    第四回，3月4日，已经顾不得为未来的“首都”保护城墙了，一下子在东门下的坑道里塞进三口“棺材”。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之后，掀翻了东门城楼和左右侧墙各二十余丈。冲锋号在满天烟尘中吹响。本以为这一次总可得手，谁知城内事先得到密报——一个本是马昆手下的兵士参加了红军，此时叛逃，报告重要情报，马昆在城里预作准备，挡住了红军的进攻。

    正在这时，蒋介石派出的援军来到赣州。于是，赣州守敌力量大增。红军攻打赣州失败已成定局。毛泽东的预言，被一个多月冷酷的现实所完全证明。红军在攻城中损失惨重，红一师师长侯中英、三十七师师政委欧阳健阵亡。

    此时，周恩来派出项英，风风火火赶往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共商大计……

    毛泽东冒着寒风冷雨，步行下山，到了瑞金已是傍晚。他找到郭化若，往前线发了份电报，连夜赶路，来到于都梓山澄江渡口。在那里，他总算坐上小船。一路上，小船摇摇晃晃，朝赣州方向驶去。

    这时，红军久攻赣州不克，不得不于3月7日撤围。攻打赣州，以失败告终。

    1965年，当彭德怀读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时，见到马昆所写的一篇回忆录，方知当年军事情报的不准确：当时驻守赣州的马昆部队是八千人，加上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的一万人，守敌共计一万八千人，并非当时情报所说的“马旅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

    毛泽东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毛泽东的小船，经过两天三夜的航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

    这时，从赣州撤退的红军，正集结江口。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亦集中那里。在前敌总指挥部，周恩来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亦即“江口会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委员有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王稼祥和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亦参加苏区中央局工作。

    “江口会议”面临的第一道议题，便是要不要再打赣州。仍有入主张再打。毛泽东发话了。他说：“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毛泽东一席言，说得主张再打赣州的人哑口了。

    接着，会议进入第二道议题，即下一步棋怎么走。来自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指令，理所当然地占上风，“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又一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在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毛泽东再一次陷于少数，陷于孤立。

    3月17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以下简称《训令》），透露了“江口会议”的最终结果。《训令》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

    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

    这么一来，毛泽东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他要受到“致命的打击”《训令》写及“江口会议”作出的战略部署：

    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的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按照“江口会议”的这一部署，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把红军重新编为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为三路迸发。

    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向赣江西岸出击，然后向北发展，称“西路军”。

    中路军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为总指挥，任命进入苏区不久的聂荣臻为政委，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

    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委，由朱德坐镇，在赣南苏区协调西路军和中路军。

    毛泽东被分配在中路军，名日“随军行动”。这时的毛泽东是政府主席，并无军职，但红一军团实际上就是原红一方面军，都是他的老部下。他“随军行动”，实际上成了总指挥——虽说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毛泽东不顾这些，他在江口会议结束之后，便来到了红一军团。

    毛泽东随红一军团出发，走到半路，他便说服了林彪和聂荣臻，改变行军的方向：放弃原定北进计划，改为向东，朝闽西、闽南进军。

    摄聂荣臻回忆，毛泽东是这样陈述自己的见解：

    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中路军改成了东路军，向东进军了。

    这么一来，东路军便掌握在毛泽东手中。他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又“导演”出一出不亚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新戏”来。

    这时，驻守闽西、闽南一带的，是福建军阀、号称“闽西王”的张贞。

    张贞是福建最南端诏安县人。1918年，三十五岁的张贞趁着军阀混战，在闽南拉起一支“民军”，日“福建靖国军”。由此起家。后来，他到北京陆军大学“镀金”，回到福建后便成了“福建自治军前敌司令”。名声虽好听，手下其实只有几支收编的土匪民军而已。北伐时，张贞成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那时，陈伯达成了他的秘书，佩少校军衔。1929年，蒋介石任命张贞为“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

    张贞的部队，其实是一支杂牌军，有一雅号日：“战无不败的‘豆腐军’”。可是，是位张贞“将军”偏又爱摆派头，曾规定漳州各商户每月必须缴“飞机捐”，凑齐七十万银元，向国外购了旧式油布练习机和侦察机各两架，运输机一架，开辟了机场。那飞机在漳州上空飞来飞去，十分神气。其实那飞机堪称“饭桶飞机”。一天，该师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吴光星搭乘侦察机，那飞机在半途中飞越龙门岭时，竟挂在松树上！书记长先生受伤不用说，那架飞机用了几十人拉、抬，才运上公路，用大卡车载回漳州修理。还有一次，张贞坐飞机由永定回漳州，家属早早在漳州机场迎候，却久久不见空中有飞机的影子。事后才知，“饭桶驾驶员”弄错方向，把飞机飞到广东潮州去了！

    毛泽东选择了东进，选择了张贞的“豆腐军”为攻击目标，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专拣“豆腐”欺！

    果真，红一军团跟张贞部队在福建龙岩一接触，首战便告捷，歼敌六百八十五名，一下子就攻占了龙岩县城。

    接着，毛泽东确定下一步目标：攻取闽南重镇、张贞老窝漳州。

    漳州的屏障是天宝山，张贞派了两个旅固守。在毛泽东指挥下，林彪、聂荣臻率部两天赶了一百五十多里。4月19日，红军突袭天宝山，痛歼敌军。张贞闻讯，吓得赶紧点燃城中弹药库，然后抱头鼠窜，逃往厦门。这样，翌日漳州便落入红军之手，这一仗俘一千六百多人，缴枪两千三百多支。

    最为新奇的收获，要算是那两架不及飞走的侦察机，落入了红军手中。这样，红军算是有了空军——虽然那飞机非常蹩脚。毛泽东特地去参观了这两架双翅膀、机翼是油布做成的飞机。林彪和聂荣臻分别在飞机前拍照留念。其中的一架，后来由一个红军驾驶员驾驶，飞到瑞金，曾使红都为之轰动。

    毛泽东住进漳州发电厂附近一所天主堂的“洋房”里。他的警卫员拿起脸盆去打水，到处找不着水井，不由得埋怨“洋房”的主人怎么平常不洗脸。直至毛泽东领着警卫员到自来水龙头前，拧开了龙头，水哗哗流出，使警卫员大为惊讶，以至当脸盆里的水满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关上龙头——这些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们，还是头一回进入这样“阔气”的城市呢！

    毛泽东率红一军团东征，获得了大胜，又一次表明他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等。

    经周恩来力争，毛泽东恢复总政委要职

    就在毛泽东东征节节胜利的日子里，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却正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一篇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权威性文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上发表。这是一篇社论，题目很长，也很“鲜明”，即《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此文写于1932年4月4日，发表于同年4月25日。

    作者何人？署名“洛甫”。

    “洛甫”，也就是张闻天，中共中央的一支笔。当时的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着“左”的高调。人毕竟是人，不是神。张闻天走过曲折的路，全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赞许的是，1990年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全文收入了那篇社论的原文，毫不躲躲闪闪，文过饰非。文末，编者还为此文加了一段说明：

    这是张闻天30年代“左”倾错误的另一篇主要文章，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此文是继续和发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观点的文件之一。张闻天本人整风中对此文也作过检讨。这篇文章的主要错误在于根据共产国际对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系统地论述了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纲领。

    张闻天写的社论，这样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

    很明显，中央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于反对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回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一句话，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

    张闻天此文，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也点名批评了“中央职工部的仲篪同志”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观点”。“仲篪”是谁？刘少奇也。

    紧接着，5月20日，通过发报机电键的嗒嗒声，从上海传来中共临时中央一份长长的指示电。译报员译出电文时，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因为这份电报，点了毛泽东的名。

    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指出，“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这份电报，最清楚地表明了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泽东不转变立场，站到王明“左”倾路线这边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予以解决！

    正在“随军行动”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中共临时中央的这份电报。他仍忙于指挥作战，只是深感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诸多不便。

    5月29日，正在闽南的红一军团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千里回师赣南。原因是得知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意欲进犯赣南。红一军团回师之后，也就不再成为“东路军”了。

    6月17日，周恩来在汀州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作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

    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牵涉到一个敏感的问题：谁任总政委？

    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为朱德，总政委为毛泽东。这次恢复建制，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照理，应当也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朱毛红军”名震中国，便是因为朱是总司令，毛是总政委。

    可是，中共临时中央5月20日的电报，使中共苏区中央局不敢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于是，采取了回避之策，即恢复建制时，不设总政委。

    毛泽东依然被安排在第一军团“随军行动”。

    红军历来强调党的领导，红一方面军怎可不设总政委呢？中共苏区中央局曾提议周恩来任总政委，为周恩来所谢绝。周恩来深知，如果由他出任总政委，那就过分使毛泽东难堪，不如不设总政委。

    7月中旬，周恩来赶赴前线，设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任代理书记（许多中共党史著作称代理书记为项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称代理书记为任弼时）。实际上，由于毛泽东“随军行动”，后方的政府工作由项英主持。项英也参与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工作。

    7月21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周恩来，到达位于赣州之南的信丰县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在跟朱德、王稼祥交谈中，在跟毛泽东交谈中，都发觉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确实很不方便。

    这样，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这就是说，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毛泽东，“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朱德，而“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周恩来。

    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复电，不同意这一建议，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

    为此，周恩来于7月29日，又以他个人名义去函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出如果由他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且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周恩来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经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于是，中革军委于8月8日发布如下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怀

    就这样，毛泽东终于恢复他在赣南会议前的军内要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与此同时，“军事最高会议”在前方建立，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

    前方和后方首脑为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说实在的，毛泽东能够复总政委之职，全然由于周恩来的力争，因为周恩来毕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虽然周恩来按照组织手续为此向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请示，任弼时在作了一次否定之后，也不能不考虑到周恩来的职务，最后勉强同意了。

    毛泽东的复职，却导致了前后方领导人物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

    前方——“军事最高会议”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

    四比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彼此顶牛。

    在前方，虽说周恩来是“军事最高会议”主席，但他非常尊重毛泽东。朱德则是毛泽东的“老搭档”。王稼祥呢？他原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出的“三人团”之一，也曾经颇“左”，不过他跟毛泽东一起共事后，日渐转为支持毛泽东。这么一来，前方的核心人物，实际上是毛泽东。

    王稼祥曾这样忆及他在龙冈跟毛泽东相识后的印象：

    初见了几次面，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相同的，是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

    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王明的竭诚的拥护者王稼祥，自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慢慢被毛泽东的魄力和魅力所征服。

    后方的核心人物是任弼时。他是“三人团”的首席。进入中央苏区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另一名“三人团”成员顾作霖则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

    任弼时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忠诚的拥戴者、亲密无间的战友。不过，当他受命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而进入中央苏区时，他却唯王明、博古马首是瞻。正因为这样，主持赣南会议，批判毛泽东，便是他。自从读了张闻天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的社论，看了中共临时中央5月20日密电，他更明白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斥态度。正因为这样，他一而再地阻拦毛泽东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

    项英从一到中央苏区开始，他的党内职务便比毛泽东高。他跟毛泽东在工作中几度产生分歧。他也受到过王明路线的排斥——因为他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项英此人，组织观念颇强。他没有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可是，当他从赣西南萧道德等人那里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十月来信”后，很快就表示服从王明路线的领导，受到任弼时的赏识。

    在缴获公秉藩部队那个大功率无线电台后，1931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接到中共临时中央第一号电报，便是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选名单的指示：“政府执行委员名单，在任弼时处有。但须除去向忠发、周勉群、邝继勋，加徐锡根、陈绍禹、关向应、瞿秋白及各地苏维埃政府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这份电报，透露了任弼时地位的重要性。他前来中央苏区时，身边带着未来的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名单。

    当时的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为曾山。照第一号电报的意见，政府副主席为张国焘、曾山。但是，任弼时在1931年10月31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致电中共舒时中央，提议项英任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曾山改任土地人民委员，得到了上海的同意。这样，项英主持了全苏“一大”，当选主席团主席，当选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而且排名于张国焘之前。这么一来，项英更加听命于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了。

    至于顾作霖，作为“三入团”成员，当然倒向任弼时。作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当时思想也“左”倾，他在肃反中搞扩大化便反映了他的“左”倾思想。

    前后方“四对四”的矛盾，围绕着毛泽东的复职，猛烈地爆发了！

    第一个回合是在8月24日，红一方面军原计划攻打江西东部重镇南城。毛泽东发觉那里已有敌三个师十七团兵力守卫，主张不动。周，毛、朱、王意见一致。周恩来致电后方。8月28日，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来电，认为前方不攻南城，是错误的决定，要求红军主力绕至宜黄一带寻战敌军主力陈诚部队。前方只得遵命，结果在向宜黄一带移动时遭敌袭击，一个多团失去联络。

    第二个回合是在9月23日，敌增援六个师，后方要前方“攻城打援”。前方，周、毛、朱、王两次致电后方：“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大不利局面。”可是，后方于9月25日复电，仍坚持要前方“积极地出击敌军”！9月26日，周、毛、朱、王又致电后方，表示不能“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

    红军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无线电台，本来是为指挥作战提供快捷通讯，此时却被前、后方首脑间无休止的争论所困惑。前、后方的战略意图如此南辕北辙，在红军作战史上也是空前罕见的。

    说穿了，无非是后方首脑以为毛泽东复职，等于“右倾机会主义”上台，叫你打南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倾”是什么？前方呢，首脑们面对敌军，深知敌情，不能不量力而行。

    论指挥打仗，毛泽东确有一套过人的才略。指挥三次反“围剿”时，军权集中在他一手中，打得潇洒，打得自如。眼下，他要左请示，右汇报，把他电弄得很不自在。

    终于，第三个回合，导致前、后方的争执白热化了。

    那是9月26日，前方忍无可忍，决定置瞎指挥的后方首脑们于不顾，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这个《训令》是得到“军事最高会议”及其主席周恩来同意发出的。

    《训令》指出，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但是，目前“敌人坚守据点”。在这样的形势下，红一方面军应该抓紧时间，在向北地区做群众工作，“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以求“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

    当无线电波把《训令》从前方传到瑞金，后方首脑大为震怒。当时，项英和邓发出差到闽西去了，主持工作的任弼时接连给前方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

    9月29日，后方电周、毛、朱、王，作了明确的否定表态：“9月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

    9月30日，后方单独给周恩来去电：“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要求周恩来对“分散赤化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

    10月1日，后方再度致电周、毛、朱、王：“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布置。”

    其实，《训令》是毛泽东思索多日作出的，是他为第四次反“围剿”规定的策略和部署。本来，周恩来和他打算经过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后予以发布的。为此，9月25日，周、毛、朱、王致电后方：“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央局全体会议，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

    可是，翌日后方来电，便否定了这一提议。后方称，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你们亦须随军行动”，“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既然不能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而又军情紧迫，前方也就在这天发布了朱、毛署名的《训令》。

    后方得知《训令》发布，对毛泽东极度不满，认为已到了非撤毛泽东之职不可的时候了。于是，致电前方，同意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时间定在10月上旬，地点则选在周、毛、朱、王9月25日电中提及的“宁北的小塘”。

    就这样，一次以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为主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终于召开了。

    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军权

    “宁北的小塘”在哪里？

    “宁”，也就是江西宁都，位于瑞金之北，广昌之南。

    不过，宁都县城以北并没有名叫小塘的村庄。据中共宁都县委党史办公室查证，那里有个小源村。大抵是发报或收报时译电员的笔误，把“小源”误为“小塘”。

    在十个多月前，宁都曾名震全国。那是驻守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其中实力最强的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季振同等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14日晚，赵博生盛宴全军团以上军官，在酒酣之际突然宣布起义。这样，第二十六路军易帜，成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副总指挥，萧劲光被派去担任军团政委。这一事件，便成为轰动一时的“宁都起义”。

    眼下，宁都又一次被载入史册。在这里的小源村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被称为“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据黄少群考证，在1932年10月2日之后至10月12日之前的某几天。黄允升的考证，更为精确些，认为是上限为10月4日，下限则为10月10日。

    据小源村曾栋材老人回忆：“那年的8月中秋以后，割‘金包银’（一种晚稻的名称——引者注）接迟禾新的时候，村里来了好多红军和红军的领导人。我记得在榜山祠住了朱德和一个留长胡须的人，毛主席住在我房子里。”他所说的“留长胡须的人”，便是周恩来。那时，周恩来蓄着黑色长须，俨然美髯公。

    不过，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周恩来不在。他是在会议开了一半时才飞马赶来的。他曾回忆说：

    宁都会议是任弼时同志召开的，我当时不在，正在前线。但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对掉的……

    不必再依靠无线电报来来去去，前方四位首脑（除周恩来晚到）和后方四位首脑终于开始面对面交锋。据云，出席会议的还有彭德怀和刘伯承（尚待进一步查证）。

    会议是空前激烈的，这可以从现存的档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以下简称《简报》）中的一句话看出：“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这清楚地表明了会上斗争的尖锐。

    后方首脑占了上风，因为后方首脑有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支持，项英取代了王稼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仿佛组成了新的“三人团”，以猛烈的火力批判毛泽东。

    他们所说的毛泽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也就是不顾后方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发布《训令》。因而也就造成“组织观念的错误”。

    《简报》还透露：

    会议中批评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

    “过去七个月”，是从打赣州算起。在毛泽东看来，“过去七个月”确实“都错误了”：他反对打赣州。果真，打赣州失利；他主张东征、打漳州，曾遭到反对，但是打漳州大胜。这表明正确的是他，错误的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可是，后方首脑们却完全颠倒过来说：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而且“攻赣本有克城可能”，只不过“因对敌必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以及“爆破技术有缺点”，这才“未能克城而撤围”至于“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

    照后方首脑们这种奇怪的逻辑，变成打赣州输了也是对的，打漳州胜了也是错的！

    这么一来，毛泽东反对打赣州、主张打漳州，变成了“错误主张”！变成了“否认过去胜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

    虽说在“文革”中，毛泽东被封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把他推上至高至尊的地位，可是在宁都会议上，他却受这种“窝囊气”，简直是他的推崇者们不可想象的！其实，他后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正是从一次次折腾中磨炼出来的，从一次次“批判”中考验出来的。

    后方首脑们批判朱、毛《训令》，批判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认为那是“等待主义”，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毛泽东，也就成了“右倾主要危险”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是条硬汉子，他不会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他据理反击，被认为“毛同志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后方首脑们主张要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撤除毛泽东的军职——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往后方，让他专做政府工作去。

    就在这时，使任弼时震惊的是，原是“三人团”成员的王稼祥，作了不寻常的发言，明确地支持毛泽东：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王稼祥又说道：

    众所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

    王稼祥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后方首脑的批判，和毛泽东的反驳、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正在这时，周恩来赶到。他作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显然要担负“裁判”的角色。周恩来处于矛盾的境地。

    他在来中央苏区之前，一直在中共中央工作，先后跟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共事，有着多年的高层领导经验。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批评了他对瞿秋白持“调和态度”之后，说道“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正因为这样，曾与瞿秋白，李立三共事的他，在瞿、李倒台之后，仍能与王明共事。王明派他前来中央苏区，自然是要他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路线，而向来有着很强组织纪律性的他也总是习惯于服从上级。

    周恩来跟毛泽东1923年底在广州结识，但没有深交。这次来到中央苏区，特别是随红一方面军一起在前线，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他开始了解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使他颇为佩服。正因为这样，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是他再三坚持终于说服了任弼时，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这一回，任弼时、项英等坚持要撤掉上任还不到两个月的总政委毛泽东，使周恩来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简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对前方战争领导，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对于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怎么办呢？他先是在口头上，也批评了毛泽东：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他又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供会议讨论，如《简报》所述：

    周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

    不论哪种方案，周恩来都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要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他否定了后方首脑们要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的意见。

    周恩来的后一种方案，显然是后方首脑们所不能接受的。经过一番论战，如《简报》所记录：

    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既然会议已最后“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怎么又“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呢？

    那是毛泽东面对会议的决议表态了：既然苏区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了他的总政委之职，他很难在前方“助理”。于是，他提出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

    就这样，宁都会议以后方首脑的大胜降下了帷幕。

    就这样，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一手抚育红军壮大、成功地指挥了三次反“围剿”的毛泽东，痛苦地被剥夺了军权，默默地回到曾栋材家的黄泥草屋。

    周恩来赶往草屋，看望毛泽东，安慰毛泽东。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就这样，10月10日，周恩来在一份电报中写道：“泽东同志因病请假回后方。”

    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10月12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通令，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只是采用了婉转的“外交辞令”，写成“苏维埃工作的需要”，写成“暂回”后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主席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怀

    经过“粉饰”的通令，看上去，毛泽东属“正常工作调动”。

    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最后的署名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

    周恩来在计划上注了一句：“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

    这样，前方的电报由“周、毛、朱、王”，变为“周、朱、王”。

    至此，围绕毛泽东的一场格斗，该算是结束了。然而，那“余波”仍在前、后方首脑之间激荡。

    11月12日，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认为：“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过去的迁就和平状态。”他们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周恩来呢，他也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见：“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周恩来反驳了后方中央局关于他“调和”的批评，他指出：“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周恩来还写道：“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

    这表明，调毛泽东回后方，是后方首脑们在会上提出，事先并未征求过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研究了双方发来的电报，意识到如果听任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这样批评周恩来，势必会使中央苏区领导层造成大分裂，于是复电明确支持周恩来，表示指责周恩来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前后方领导加强团结是目前最重要的。

    这么一来，后方中央局那咄咄逼人的气焰，才算收敛了。

    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还为毛泽东重回前方，留好余地。周恩来写道：去探望毛泽东时，“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说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周恩来还为毛泽东解释，“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难得的“帅才”。他为毛泽东留好伏笔，以便在适当时机，以毛泽东“病愈”为理由恢复他的军职……

    周恩来在毛泽东危难之际周详地维护了毛泽东，这为毛周后来四十多年的亲密合作奠定了基础——虽说在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至被一些不知真情的人说成是“周恩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遭罢官的毛泽东在汀州休养

    毛泽东走了。

    从宁都南行两天，便到了瑞金。他没有在这红都落脚，却从瑞金东行，才一天就到达福建汀州。

    毛泽东一进汀州城，就到福音医院看望老朋友傅连暲。

    “毛主席，恭喜！恭喜！”傅院长连声对毛泽东说道。

    傅连暲恭喜什么呢？原来，毛泽东喜得贵子！

    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后，贺子珍在1929年生下一女孩。那时，正值红军二打龙岩，战事频频，贺子珍只得把女孩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送上十五枚银元，说是日后再来接孩子。

    可是，后来托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去这家老百姓家接孩子，得到的回答是“孩子不在人世”了。

    1932年，贺子珍又怀孕了。她被送进福音医院。十四天前，贺子珍生下一男孩，怪不得傅连暲向毛泽东贺喜。

    毛泽东见到贺子珍，见到出世不久的儿子，烦闷的心境得到了暂时的快慰。

    这时，贺子珍患痢疾，生怕传给孩子，请了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习惯地喊孩子“毛毛”。如此这般，孩子的奶名便叫“小毛”。

    毛泽东听说孩子奶名的来历，大笑道：“这倒是一语双关！人家喊我‘老毛’，我的儿子不就成了‘小毛’！”

    在笑声中，毛泽东给儿子取了大名，叫做“毛岸红”。“岸”，是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龙的“岸”辈；“红”，则是生于红区、长大了当红军之意。

    毛泽东也就在汀州住了下来。

    离福音医院半里多路，有座苍松茂郁的北山。山脚下，有一口年代久远的水井，人称“老古井”。离井不远，有一幢淡红色的小洋楼，原是一家地主的别墅。红军第一次攻打汀州，那地主就逃了，这儿也就成了红军的休养所。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曾住在那里休养。这一回，傅连障安排毛泽东住进小楼。

    毛泽东很高兴，一进小楼，便见到了老朋友陈正人。二十四岁的陈正人是江西遂川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相识，曾任毛泽东秘书及中共遂川县委书记。此时，他患肺病，来此休养（解放后陈正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毛泽东在老古井住下来。每天下午，他总去福音医院，看望贺子珍和小毛。

    晚饭后，则上北山散步。

    夜里，是他读书、看报的最好时光。他可以看到“郑爱群”为他订阅的最新的报纸。

    傅连障为他仔细地检查身体。他确实有点病，发低烧。以为是肺病。经过X光透视，肺部有钙化点，这表明他曾患肺结核，但已痊愈。傅连暲认为，发低烧可能是过度劳累的缘故，劝他在这里好好休息。

    傅连嶂常常陪毛泽东上北山散步，他们结下亲密的友谊。傅连嶂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毛泽东常去福音医院，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病员，名叫罗明。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那时，他腰部受伤，在福音医院动了两次手术。

    在病房里，毛泽东跟罗明聊了起来，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问起了福建的情况，罗明说，自从主力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就进军闽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三千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一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是怎么取胜的，讲述了游击战争的规律、战略，讲了集中优势兵力、择弱而打，讲了诱敌深入的方针……毛泽东滔滔宏论，使罗明顿开茅塞。

    罗明说，在福建，完全可以照毛泽东的一套去办嘛。

    罗明急于出院，急于向中共福建省委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急于到上杭、永定和龙岩等地去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略。

    可是，罗明尚在病中。他请傅连哮检查他的伤口，认为伤口大部分好了，不过如果要提前出院，要外出工作，身边得有个护士照料。恰巧，罗明的妻子在护士学校学习过，罗明有妻子照料，便急急出院了……

    罗明压根儿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他遭到狠狠的批判，他在福建所搞的一套，被称为“罗明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路线），这是后话。

    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

    宁都会议的情况，传到了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派往上海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及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对于毛泽东失去军权的态度：

    他虽然还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引者注），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响和迄今为止的权力。他是从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像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引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从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位由项英接替，在中央红军前敌指挥部的职位由周恩来接替了。

    当时，彭德怀的心态，也颇有代表性。他在回忆录中所述及的，代表着一大批红军指战员的思想：

    我没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

    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除此以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当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的小楼里休养的日子里，上海日益吃紧。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中央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中统局上海行动区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就连鲁迅也受到中统特务的严密监视。一个名叫刘翰梦（又名刘汉生，化名高尔梦）的特务经常出入内山书店，收集鲁迅行动情报以及与鲁迅交往的人员的动向……

    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规定了严格的联络暗号。白天，只有阳台上放着一盆作为暗号的红色的花，夜晚那间亮着灯光的房间的窗帘拉开一角泄出亮光，这才表明是安全的，可以进入联系。

    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向忠发的被捕、叛变、处死，极大地震动着中共临时中央。

    另外，王明去了苏联，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去了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成了空架子，经常在那里值班的只有博古和张闻天。

    后来博古从上海消失了，张闻天、陈云也从上海消失了。

    1933年初，张闻天首先出现在红都瑞金。不几日，博古、陈云也到达那里。他们是沿着周恩来进入苏区走过的秘密通道，由上海来到瑞金的。

    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随着他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就迁入瑞金。在上海，另行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机构，由康生负责。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初，两者并存了一段时间，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 中共苏区中央局”。到了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消失。二十六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博古的到来，使中共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同样失去存在的意义。任弼时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随之消失。任弼时不久被调离瑞金。一本关于任弼时的传记，这样写及任弼时遭贬的经过：

    他参加组织召开的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和1932年8月（应为10月——引者注）宁都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意见，排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做法，事后，他就认识到是不对的。对于临时中央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搞的这一系列“左”的东西，更是有看法。他正是被临时中央认为贯彻极“左”路线不力，而被免去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区作省委书记。

    瑞金县城西面五公里处的沙洲坝热闹起来。那里的下肖村一幢杨姓私宅，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被博古看中，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这幢房子建于1879年，占地一千一百多平方米。

    那幢房子附近的另一座杨姓私宅，成为“少共中央局”（亦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那幢房子也是土木结构，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占地六百多平方米，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即何克全）、秘书长胡耀邦、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少年先锋队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在这座屋子里办公，担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组织部长王盛荣，也住在那里。这些当年尚属“小字辈”的人物，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

    博古的到来，再也不必借助无线电报机“遥控”，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路线，进一步批判毛泽东。

    罗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新官上任三把火。”博古来到中央苏区，第一把火烧的便是那个罗明。

    在中共党史上，凡是称为“××路线”的，那代表人物必定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诸如“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等。可是，博古来到中央苏区不久，便大张旗鼓地批判“罗明路线”，颇为令人困惑。罗明，又名罗善培，最初是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往厦门的特派员，后来成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忽地有了一条“罗明路线”呢？这，最初连罗明本人都纳闷莫解，蒙在鼓中。

    其实罗明挨批，无非是他在汀州福音医院听了毛泽东的长谈，便把毛泽东的一套主张在福建加以贯彻。博古碍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和威信，不便直接批判“毛泽东路线”，抓了罗明当替罪羊！

    据博古自云，“罗明路线”是他“一手发现”的！这样，批判“罗明路线”，也就由他一手导演。

    不过，批判罗明的第一炮，是博古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发出的。那份《中央局关于闽粤省委的决定》，是在1933年2月15日下达的。《决定》指出；“中央局在检查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部的一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为此，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一系列决定：

    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这一决定一经公布，2月2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立即响应，作出《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指责福建团委书记陈荣在反罗明斗争中“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彻底性和顽强性”，号召“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紧接着，2月24日，撤除罗明职务后组成的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作出响应中央局决定的决议，斥责了刘晓（解放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为代表的“对罗明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

    两天后——2月26日，博古以《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为题，在瑞金作长篇政治报告，“深刻揭露”了“罗明路线”的“实质”，号召全党投入反“罗明路线”的“伟大斗争”。这样，幕后的“导演”跑到前台来了。

    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斗争》，像炒豆一般，接连发表啪啪作响的批判文章：《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足进攻路线》、《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

    内中起着定调子的重要文章《什么是罗明问志的机会主义路线？》，出自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张闻天之手。虽说此文的观点是错误的，如今仍一字不易、磊磊落落载入《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并加上“选编说明”指出：“对于这次错误斗争张闻天本人后来作过诚恳的检讨。为研究和吸取这次历史的教训，本书选录了此文。”

    张闻天的文章称，“罗明路线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党的总路线”，就是“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

    倾盆大雨般的批判，落在罗明的头上。

    在汀州，在福建省委的批斗会上，罗明被斗了三天三夜！

    罗明奉命前来瑞金检查，一到瑞金叶坪就遭软禁。

    博古找罗明单独谈话。在谈话中，罗明才知他的错误的“要害”所在，博古提及了罗明1933年1月底写的《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博古正是从这份报告中，“一手”发现了罗明的“严重错误”。那份报告中，有这么一段：

    如果只注意局部莱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的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最使博古觉得刺眼的便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句，虽然罗明在此后还开列了“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

    博古质问罗明，准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这下子，罗明完全明白了他为什么挨批判！

    博古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不言而喻，这“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是指毛泽东！

    张闻天那篇批罗明的文章中，也摘录了罗明报告上的那段话。张闻天的文章是公开发表的，不能像博古谈话时那么直截了当，但也说得够尖酸刻薄的：“然而我想，企图拿罗明与斯大林比较，那正像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的觉得不伦不类吧！”

    在张闻天的眼里，罗明成了一条狗！

    如此过激的言词，正是当时“大批判”的浓烈火药味的写照。

    挨整的“毛派”——邓、毛、谢、古

    博古来到中央苏区的第二把火，烧的是“江西的罗明路线”——邓、毛、谢、古！

    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

    在“文革”中，邓小平复出时，毛泽东旧事重提，1972年8月4日曾写下如下批语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批判邓、毛、谢、古，是从毛派的头子一邓小平开始的。

    最早是1933年2月20日《斗争》所载任弼时的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发出批邓信号弹。任弼时的文章点名批评道，“永吉泰和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

    所谓“永吉泰”，即永丰、吉水、泰和，三县位于江西的中西部。当时，三县联合，设立中心县委，书记便是毛泽东的小弟弟、那个当年朱德派往井冈山寻找毛泽东的毛泽覃。

    所谓“会寻安”，即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位于江西西南端，亦联合设中心县委，书记便是邓小平。

    所谓“纯粹防御”，指的就是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跟”进攻路线相对立。

    2月28日，以李富春为书记的中共江西省委，出于无奈，只得批评“会寻安”县委“所犯纯粹防御路线之来源，与罗明路线相同”，可是，中共临时中央对中共江西省委的表态深为不满，认为邓小平即“江西的罗明路线”，认为中共江西省委犯了“严重错误”。

    于是，中共临时中央一边决定改换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一边决定甩开省委，直接派张闻天去“会寻安”召开党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

    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了“会寻安”。如今，仍可从1933年3月31日所通过的《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中，看出当年“批邓”的真实情况：

    “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代表洛甫同志的政治报告与结论。”

    “大会认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决议还指出，“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的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会议一结束，“会寻安中心县委”便进行改组，邓小平被调离。

    张闻天回到瑞金后，赶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发表在4月15日出版的《斗争》上。文章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在江西”；“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还在江西其他地区”。这样，一下子就把批判“罗明路线”，扩大到江西各地区，文章又一次批评中共江西省委，“对于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存在，始终没有公开的指出来”。

    张闻天的文章，当然是代表中共临时中央写的。文章发表的翌日，在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下，召开“江西党三个月工作会议”，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一下子扩大了，扩大到批邓、毛、谢、古。

    斗争不断升级，邓、毛、谢、古不仅成了“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甚至成了“反党派别”以至“反党小组织”！

    《斗争》、《红色中华》接连发表火辣辣的批判文章：《给江西罗明路线的回答》、《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一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

    毛泽东在福音医院跟罗明的见面，会惹出个“罗明路线”，又派生出“江西罗明路线”，真是始料不及。其实，批毛泽东，批毛泽东路线，批“毛派”，中共临时中央倒是有计划地一步紧逼一步……

    对于邓小来说，这次作为“毛派的头子”挨批，是他一生“三起三落”的第一次“落”——此后的第二次“落”是“文革”初期批“刘邓路线”，第三次“落”则是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历经三劫而不倒，他被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称为“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他怎么会成为“毛派的头子”呢？

    邓小平是在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二十三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领导广西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邓小平任政委。1931年2月，红七军占领江西崇义县，前委决定派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在上海，邓小平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这时，红七军进入江西兴国，与朱、毛红军会师。

    1931年夏，邓小平奉派，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最初，他作为中央特派员，在闽西巡视。7月，他奉命赶往瑞金。8月初，他和金维映一起来到瑞金，与谢维俊共事。他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那时的瑞金，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中共瑞金前县委书记李添富和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在那里搞肃反扩大化，到处抓“社会民主党”，把瑞金的革命先行者、原县委书记邓希平也作为“社会民主党”杀害了。瑞金县大批干部被捕、被杀。邓小平到了瑞金，下令拘捕了李添富以及谢在权。9月，邓小平在瑞金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李添富、谢在权，得到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的拥护。

    在瑞金，邓小平工作了十个多月，调任“会寻安”三县中心县委书记。在批判“江西罗明路线”开始之际，邓小平正接到调令，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挨批，是因为他在“会寻安”实行毛泽东的游击战术。1932年10月后，原本守卫那里的红军独立三师奉令调往别的地区，广东国民党陈济棠部队朝“会寻安”扑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邓小平放弃寻乌县城，开展游击战争，这就被说成“纯粹防御路线”，说成“江西罗明路线”！毛泽覃是在1931年6月，担任“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的。那时，贺子珍之妹贺怡在那里担任县保卫局局长。他和她早在1929年8月便相识。那时，毛泽覃在江西大庾战斗中受伤，不得不离开主力红军，一边担任中共东固区委书记，一边养伤。受赣西特委指派，贺怡前来照料、护理毛泽覃——因为考虑到她是他嫂嫂的妹妹，比较方便。那时贺怡已和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结婚。1930年8月，刘士奇在赣西特委受到错误批判，被调往上海，加上他和贺怡婚后感情不和，也就中止了婚姻，当贺怡和毛泽覃在“永吉泰”重逢，很快产生爱恋之情，于1931年7月20日结婚。1932年9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当毛泽覃遭到批判时，他已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贺怡则担任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那篇《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指责毛泽覃实行“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亦即游击战术。说这是一种“怕有伤亡打滑头仗”、“怕有疲劳反对追击”的战术。点的是毛泽覃的名，实际上批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毛泽覃在黄公略牺牲之际，曾代他指挥全军。他担任过红军独立师师政委、师长。

    至于“毛派”的谢、古两人，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曾提及：

    1930年11月18日，红军放弃吉安，19日我和古柏、谢维俊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属之蘅田，会合红军主力，21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古柏、谢维俊与毛泽东同行，是因为他俩当时都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所以追随毛泽东左右，跟毛泽东有着密切的交往。

    谢维俊又写作谢唯俊，字蔚清，湖南耒阳人。1926年，年仅十八岁的谢维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随朱德、陈毅部队上井冈山，在红军中担任连党代表、营党代表、一纵队政治部主任。

    后来，他成为总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当邓小平初来瑞金县委时，正在那里的谢维俊帮助邓小平工作。此后，谢唯俊担任过中共永丰县委书记。接着，调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虽说他不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常给毛泽东写信，征求毛泽东对工作的意见，毛泽东给他回过信。

    古柏，常使人以为是化名，其实这是他的真实姓名。古柏是江西寻乌人。1925年，十九岁的古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寻乌最早的中共党员。1929年1月31日，朱毛红军急行军途经寻乌县菖蒲区，古柏连夜赶去，跟毛泽东见了面，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1930年5月，毛泽东到寻乌进行调查工作，当即找担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的古柏。他和古柏朝夕相处了二十天，结下亲密的友情。毛泽东写出《寻乌调查》，文中两处提及古柏：

    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鸟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不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分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鸟，困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

    此后，毛泽东把古柏调来，担任前委秘书长，而前委书记便是毛泽东。

    据已经86高龄的古柏夫人曾碧漪对笔者说，她与古柏于1928年结婚，也随古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曾碧漪是粤北南雄人，原名曾昭慈。她跟贺子珍亲若姐妹，她在毛泽东那里负责保管文件。毛泽东需要什么文件，总是向她要。她记得，古柏常用秘密药水，替毛泽东把文件抄在衣服上、布匹上，交给通讯员送出去。有几回，通讯员给毛泽东送来线装古书，古书的每一页是折起来的，古柏从折页中抽出一张张白纸，用药水一涂，就显出了字迹。

    正因为毛泽东跟古柏有着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富田事变”中，那封伪造的毛泽东的信，就是写给古柏的。曾碧漪记得，发生“富田事变”时，她和古柏以及陈正人（亦即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休养时同住的那位陈正人）的妻子彭儒，正住在设在富田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里。他们三人好不容易死里逃生，逃到兴国。那里听说富田发生事变，不明他们三人的身份，就把他们绑了起来。后来遇上陈毅，才放了他们。彭儒正怀孕，于是留在兴国。十几名赤卫队护送古柏夫妇前往宁都小布总前委所在地，毛泽东在那里。可是，到了小布，天色已黑，那里又因发生“富田事变”而戒严，他们受到哨兵反复盘问。“我是古柏！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任凭古柏这么大声说明，可是那时没有“工作证”，而哨兵又不认识古柏，怎么说也没用。正巧，总前委秘书谢维俊查哨，听见古柏的声音，奔了过来，惊喜交集。谢维俊告诉古柏，今天早上刚为古秘书长开了“追悼会”呢！毛泽东见到古柏，也放怀大笑，说阎罗王那里“开恩”，放回了古秘书长。

    古柏在1931年调离了总前委，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

    邓、毛、谢、古分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怎么会成了“反党小组织”呢？内中的根本原因，当然在于他们跟毛泽东都有着密切关系，属于“毛派”。直接的起因，则是由于他们四人对博古、张闻天、任弼时等不满，称他们为“洋房子先生”——他们来自上海的“洋房子”。

    “洋房子先生”们排斥毛泽东，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他们反驳道：“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全是马克思主义！”

    诚如罗明的“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句话激怒了博古，他们对“洋房子先生”的揶揄传进“洋房子先生”们的耳朵中，“洋房子先生”大为震怒了。于是，他们成了四个“罪人”，受到挞伐。

    如今仍可从档案中查到的1933年5月4日纪念五四青年节时，“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的《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总批判》，内中写道：

    以邓小平、谢雏俊、毛泽草、古柏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

    邓、谢、毛、古几位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

    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塞雏克的队伍。

    “就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在“洋房子先生”们的领导下，批判“罗明路线”、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声波，震撼着闽赣两省红区。

    随着批判的“深入”，打击面不断在扩大着。

    在福建，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军区司令谭震林，抵制批判“罗明路线”，在1933年6月被撤除福建军区司令员的职务。

    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也因同样的原因，遭到撤职。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省委常委郭滴人、团省委书记陈荣，也遭批判，受到打击。

    在江西，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的密友何叔衡，也被指责为“右倾”。1933年7月7日，《斗争》发表张闻天的《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主要批判了何叔衡。这位“何胡子”，被撤掉了工农检察人民委员的职务。

    中共江西省委及红区各县委的许多干部都受到批判。除了“会寻安”、“永吉泰”受到《斗争》、《红色中华》点名批判，在这两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被点名的还有“宜（黄）乐（娄）崇（仁）”、“建（宁）黎（川）泰（宁）”中心县委以及石城、于都、永丰、新淦、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受到批判、处分的干部数以百计。“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如此人人过关，造成人人自危。

    1933年5月5日，经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维俊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出：“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

    《决议》还规定：

    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

    （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为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作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地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的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

    有两篇批判邓小平、火力颇猛的文章，署名“罗迈”。罗迈，也就是李维汉，那两篇文章是《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和《为党的路线而斗争》。

    李维汉曾作为中共中央常委，在1927年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他曾一度成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后来，他受到王明的排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到苏联去学习。他在1932年底回国，1933年3月他才到达中央苏区。起初，他连赣南会议、宁都会议批毛泽东都不知道。所以新来乍到的他，被什么“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弄得稀里糊涂。张闻天带他去“会寻安”，他也一时闹不明白。

    李维汉后来这样回忆往事：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雏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革、谢雏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李维汉还谈了他后来的看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他们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还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

    李维汉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说出了那些“洋房子先生”们反“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的实质。

    经过反“邓、毛、谢、古”，四人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派往县区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即工作队）员工作。

    红军长征时，毛泽覃被留了下来。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带领游击队在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中，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牺牲。后来，敌人从他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题赠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泽东胞弟。毛泽覃牺牲时，年不过三十岁。

    谢维俊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5年底，在进军保安途中，谢维俊作战阵亡，终年二十八岁。

    古柏在红军长征时，留下来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3月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两个战友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一百多名敌兵包围，从清晨坚持到中午，最后弹尽，三人全部战死。古柏终年二十九岁。

    1937年秋，毛泽东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为古柏挥毫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1943年，林伯渠在陕北作诗，追怀往事，感慨万分：

    偶忆往事便心惊，

    谢古邓毛刺小平，

    割裁无情读八股，

    江西路线有罗明。

    毛泽东被架空了

    博古来到中央苏区，在放了第一把火——批“罗明路线”，放了第二把火——反“邓、毛、谢、古”后，紧接着，便下第一步棋——架空毛泽东。

    中央苏区党、政、军三权，党权已在博古手中，军权由周恩来掌握，但政权仍在毛泽东手中，他毕竟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安排张闻天出任“总理”，亦即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毛泽东只是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

    用博古的话来说，毛泽东成了“加里宁”！因为加里宁虽然多年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苏联国家元首，但实权全然操纵在斯大林手中……

    毛泽东确实被架空了。只是他仍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在汀州福音医院休养了三个多月，回到了瑞多叶坪。

    1933年2月10日，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毛泽东只得服从，从此把主要精力花在“查田运动”上去。

    所谓“查田运动”，是认为中央苏区农村有些地方划错了阶级，导致土地分配不合理。于是，要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运动，亦即“查田运动”。

    于是，1933年3月毛泽东在瑞金叶坪进行“查田”试点。然后，在中央苏区推开“查田运动”。

    5月，毛泽东忙于率中央政府代表团去武阳墟召开“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

    6月，毛泽东接连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关于“查田运动”的三篇文章：《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去开展查田运动》。6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

    到了8月，毛泽东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毛泽东，原本是中央苏区最高首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党——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政——中央政府主席兼“总理”，军——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如今，却只能分管“查田”——这项工作，本来只需“土地人民委员”（即土地部部长）去做就可以了。

    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甚嚣尘上。

    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正烈。

    前线，司令部里见不到毛泽东高而瘦的身影。繁忙的司令部里，朱德作为总司令、周恩来作为总政委、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在指挥战斗。

    如彭德怀所言：“这时，军团内的行政管理、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等，王明路线还未完全统治得了，大体还是照旧。”

    “照旧”，也就是照毛泽东的一套。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仍按着毛泽东的策略指挥作战。从1933年2月中旬起至3月20日，红军接连在黄陂战役、东陂战役中大胜蒋介石军队，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5月8日，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意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决议增补项英、博古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由项英任中革军委代理主席。

    毛泽东呢？他在领导“查田运动”告一段落之后，8月16日，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常会决定，毛泽东出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毛泽东在那里给学员讲《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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