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庐山，一片清凉世界，乳白色的雾像一团团洁净的棉絮在拭擦着岚影波光。向来在炎署时节，在南昌如同火炉一般的日子里，庐山游人如蚁，争着在这里透一口凉气。1933年酷夏的庐山，游人却望而却步。那里戒备森严，成了军人们的一统天下。
五老峰下，庐山诸水汇集之处，所谓“百川归海”，那里叫做海会乡。明朝万历年间，在那里傍山筑了一寺，称“海会寺”。
康有为曾写过一首《夜宿海会寺赠至善上人》：
开土诛茅五老峰，
手植匡山百万松。
荡云尽吸明湖水，
招月来听会海钟。
初地雨花驯白牯，
阳崖石气郁苍龙。
读书无处归来晚，
桂树幽幽烟雾重。
这儿本是读书的好地方，眼下阵阵喊“杀”之声撼天动地。1933年7月18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便在海会寺前举行。那里新修了一批房子，作为军官们的住所。
那天，军官们齐刷刷地笔挺站立，蒋介石在陈诚的陪同下，对第一期学员进行训话。以下是蒋介石讲话的原文：陈团长！各位教官！各位学员！
今天在庐山召集我们剿匪各军各师的官长开始训练，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剿匪的工作，并尽到大家革命的责任。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各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教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晓得这一次训练，不是通常所办的什么训练班或军官团，而实在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死关头，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关头，因此我们大家格外要奋发努力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总理（指孙中山——引者注）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由刺清赤匪而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起来！因为这次召集大家来训练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天开学的时候，我特亲自来参加……
“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在庐山上飘扬，蒋介石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四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痛下决心，非在第五次“围剿”时“剿灭赤匪”不可。连蒋介石也惊呼共产党“星火燎原”了！他曾这样形容形势：
中共“在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雀，总计面积二十万平方公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
面对这“燎原之势”，蒋介石部署第五次“围剿”。这一回不同既往，他从训练军官人手。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他，深知训练的重要，于是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一期接一期地办下去。
由“中正手制”的《剿匪手本》，成了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课本。此书分。绪言“救民”“气节”“纪律”“智勇”“勤劳”“战机”等章。此书的附录赤匪的战术，倒是十分形象地勾画出毛泽东用兵的特点。
一、遇敌不轻变战，多用疑兵，眩敌耳目，集结主力，坚守静待，察破敌人弱点，变更阵势，冒险冲进。
二、取大包囤，兼程猛进，速而且匀。
三、不轻试锋，必待敌找我，而我不先找敌，以逸待劳，镇静坚守。
四、行走飘忽，瞬息百里，从山僻险要，人迹罕到之处，昼伏夜行，旋磨打圈。
五、围城不宜离城太近，免敌人潜出，难于防范，奸细混入，难以稽查……围城，应离敌远，巡查严密……因地制宜，出奇制胜……
蒋介石跟毛泽东交手多回，对于毛泽东战略战术，说得八九不离十。
《剿匪手本》中形容红军的战术特点是“射击命中，侦探敏灵，行动轻捷，伏兵要击”，所擅长的是“隘路战，山地战，夜间战”。
蒋介石在海会寺“官邸”，案头所备的是《曾文正公全集》，当年曾国藩“进剿”太平天国的“太平军”的经验，成了蒋介石最好的借鉴。他的《剿匪手本》，不时引用“曾文正公”。
蒋介石坐镇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半个月为一期，学员为上校以下、少尉以上的中下级军官，也有少数高级军官参加受训。1933年夏日，他在庐山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军官为七千五百九十八人。这些军官，成了第五次“围剿”的骨干。
蒋介石还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的“总体战”。8月起，他又开办“党政人员训练所”，训练军队的党政人员，以求加强对红军的“政治攻势”。
当蒋介石在庐山上训话时，他的身后总是站着一矮一高两个人物。这两人是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围剿”所倚重的左右手。
那个子矮小的，便是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上训话时一开头就提到的“陈团长”。此“团长”非一般的团长，而是指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向来由蒋介石自兼。他任命陈诚为副团长兼教育长，习惯地称之为“陈团长”。
陈诚，蒋介石最忠诚的门生。1920年，陈诚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炮兵科，先在浙军第二师当少尉排长，后于1922年南下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上尉连长。当时，邓演达任该团团长。1924年，邓演达调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陈诚随他来到黄埔军校，担任上尉军事教官。一天，校长蒋介石在子夜之际，巡视宿舍，唯见一扇窗口泄露出灯光。蒋介石步入室内，见一军官在灯下看书，如痴如醉，竟不知校长驾到。蒋介石对那本书扫了一眼，一望而知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不声不响地走出去了。
翌日，校长蒋介石在训话时，宣布把那个军官破格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队长。
那个军官便是陈诚。从此，陈诚成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两年后，北伐开始，陈诚担任总司令部参谋，由团长、副师长升为师长。1928年，陈诚升任南京警备司令。这时，陈诚不过三十岁。1930年，宋美龄有意把“干女儿”、谭延闽的次女谭祥嫁给年轻有为的陈诚。于是，陈诚回老家浙江青田，跟发妻吴氏办理离婚手续，旋即赴泸与谭祥成亲。如此这般，陈诚更成了蒋介石的亲信。
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虽然陈诚出了大力，仍成为败军之将，大哭一场，在南昌躲起来，羞见蒋介石。蒋介石没有怪罪陈诚，仍起用他，任命陈诚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又一次使陈诚感激涕零。
陈诚跟红军交过手，领教过此滋味，所以他宣称：“彼等虽属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为了打胜第五次“围剿”之战，陈诚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
站在蒋介石背后的高个子，一头银发，碧眼高鼻，举止傲慢。此人是蒋介石请来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蒋介石仿照曾国藩当年“借洋兵助剿”，只是把“洋兵”换成了“洋顾问”。
蒋介石十分看重德国，以为在“洋人”之中，德国的军事经验最值得借鉴。他的眼光是不错的。后来，希特勒纳粹德国崛起，果真几乎踏平欧洲。
从1928年末起，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东面的礼堂里，每逢星期五晚上，常有德国军事顾问讲课。总司令蒋介石带头前往听课。
他手下的将领也就跟随其后，步入礼堂听讲。
一个由四五十名军官组成的德国军事顾问团，驻扎在南京。首任总顾问是德军鲍威尔中将，第二任总顾问为德军佛采尔上将。
眼下，站在蒋介石身后的，则是德军派出的第三任总顾问赛克特。
比起前两任总顾问来，六十七岁的赛克特要显赫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出任德军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0年至1926年，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他于1926年退休，退休前晋升为一级上将（也有的说是元帅）。在德国军界，他堪称德高望重。
蒋介石请来了赛克特，待其为上宾。
赛克特引用希特勒的“名言”，给蒋介石以启示：“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赛克特随蒋介石从南京来到庐山，目的是为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赛克特的最大“贡献”，在于为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政策”。赛克特主张用密集的碉堡群，对中央苏区进行包围，然后缓缓推进。一边推进，一边筑碉堡。赛克特指着江西地图说：“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二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
蒋介石深以为然。他引用曾国藩的话作为佐证：“扼要立营，加高加深，应战应守，皆能有备。”他说：“前几次失败，败在‘长驱直入’！”
在赛克特的“顾问”之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策略：“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进得一步，即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匪区。”
蒋介石在庐山上摩拳擦掌，大声疾呼：“如吾军上下，果能以诚信相孚，以礼义相尚，而以廉耻相勉，专心一志，实行主义，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患匪寇之不灭哉？诸将士其将以吾言为剿匪操胜之左券乎？”
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就在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的时候，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1933年9月，瑞金热得像蒸笼，终日端坐着的报务员更是汗流浃背。忽地，从中共上海局传来的一份密电，报告了重要消息。正在机要科担任译电工作的项英妻子张亮译毕电文，迅即交通讯员把电报送到博古手中。
博古一看电报，马上召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告诉他有一重要人物由上海前来中央苏区，务必做好接护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来者一男一女。男的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女的是博古夫人何群先。博古从上海来瑞金时，何群先正怀孕，无法同行。此时，何群先在上海已生了孩子。她把孩子寄养在无锡老家，便陪同李德一起动身，一路上既可照料李德，也可以当他的翻译（李德和她都会讲俄语）。邓发知道来者非同寻常，岂敢怠慢，当即着手严密地布置保卫工作……
邓发手下有一位能干的“小鬼”，名叫卓雄，奉命带领一支精悍的队伍，前去接护从上海来的要员。
颇费周折，笔者在北京高干住宅区里寻访到卓雄。如今年近八旬的他，看上去如同一尊弥勒佛，当年却是以机灵能干出名的“小侦察”。
卓雄原名赵才廉。由于表叔思想激进，他十二岁就被表叔带出去参加革命。1927年，十五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即贺怡前夫）把他改名“卓雄”。
小小年纪，他当上团长，在湖南文家市战斗中立了功，人称“小将”。可是，肃“AB团”时，居然肃到他头上！幸亏毛泽覃、黄公略保了他。王稼祥说：“笑话！这么个小鬼，也是‘AB团’？”这一句话，就“解放”了他。于是，他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手下有个执行部，部长是李一氓，就叫他当执行科长。
来来回回地在秘密交通线上接护从上海来的首长，便是执行科长的任务。
卓雄这科长，带着十几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一色挎双枪（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出没在闽西的山区里。林伯渠、陈云、博古等进入中央苏区，都是卓雄去接的。
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曾有好几条秘密交通线，后来只剩下一条“奉星社”秘密交通线保持畅通。“奉星社”是沿途地下交通站的组织。这条秘密交通线是从1928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大体上的路线是从上海坐船到广东汕头，从那里乘车到潮州，坐小船沿韩江北上，到达粤北大埔。由那里进入闽西，经永定县、上杭县来到汀州，转往瑞金。沿途有“奉星社”的一个个秘密交通站。聂荣臻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时，他记得：“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项英是这样进来的，周恩来也是这样进来的。
“奉星社”秘密交通线的那一头，由中央特科在上海安排。这一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护送。
在卓雄去接博古、陈云的那一次，差一点出了大事：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的，消息走漏了出去，一千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有十几个小青年。幸亏卓雄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趁着夜色如黛，趁着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这一回，卓雄带着小分队正在福建汀州，忽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带着队伍到汀州东南的河田镇去。卓雄来到河田“奉星杜”，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要处长来了，交给他一张邓发亲笔写的条子，知道有紧急任务。机要处长具体交代了任务：“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来了，这东西不能拾，也不能背，你要把它安全地搞回来，深入苏区后有大部队来接你们。”这近乎“黑话”的话，出于保密，只能说到这等地步。
于是，卓雄带着小分队在夜里紧急出发。每人腰间都捆了一袋盐，因为当时被国民党封锁，食盐成了奇货。他们昼伏夜行，专拣山野上荒僻的“野鸡路”行军。好在全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跳跳蹦蹦就过去了。他们经闽西的才溪、上杭、永定，朝广东大埔进发。他们路过“奉星社”的每一个交通站时，都不住在站内，而是住在野外。“奉星社”的人，给他们送来吃的。只有卓雄知道“奉星社”的交通站在哪里，谁是交通员。站与站之间、交通员与交通员之间，没有横的联系。这是一条极端机密的交通线。不是重要人物，不走这条线……
在上海，中共特科派出的护送人员，据卓雄回忆，名叫陈泮年，胖胖的。半夜时分，李德带着几百美元、一只手提箱，和陈泮年、何群先一起，上了一艘英国海轮。一路顺风，李德装扮成考古学家，据说要前往广东考古。何群先则装成他的妻子。
在汕头下了船，如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回忆的那样：“我们一起乘车向内地行驶，到了附近的县城潮安，潮安的那一边就是‘禁区’了。我们步行离开城市，向韩江河畔走去，还没到达河畔，突然被一个国民党哨兵截住。一名军官检查我的护照，检查了好久，最后还是让我们走了。王（汕头的地下联络员——引者注）对军官说，我是考古学家，想参观附近的一座古代寺庙。以后没有再遇到其他意外情况，我们到达了韩江。另一个联络员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
李德接着描述了他的艰难的旅行：
王匆匆与我告别，我的新同伴把我引到一只船上，船系在岸边，有倒垂的灌木覆盖。我爬进狭窄的船舱，在这里我平躺了几乎二天二夜，不敢出声。将近傍晚，船终于开动了。晚上，这只小船同其他许多小船一起由一只轮船抱着，向上游驶击。沿途停了多次，在我的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我的下面是流水声。第三天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板，船夫们拖着小船，在韩江的源流上缓缓前进。天黑以后，我们在一个村庄旁边偷偷地上了岸，潜入了一间偏僻的房子。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几个带着毛瑟格的人，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红军战士……
那“几个带着毛瑟枪”的红军战士的领队，便是卓雄。他们会面的地方，是广东大埔，那里离闽西不远了，但仍是国民党统治区。
李德穿上紫红色长袍，胸前挂起十字章。刘群先也换上长袍，用黑围巾包着头。他们装扮成神甫和修女。沿途，遇上盘查，就说“到汀州天主堂传教”。
带着这么个“不能抬，也不能背”的东西前进，卓雄够吃力的。走的是“野鸡路”。翻山越岭时，用绑脚的带子扎在李德腰间，小青年们上拉下推，这才把他推上去。夜里行军，白天则躲在“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挤在里面睡觉。“奉星社”的交通站，供应红米、山芋、南瓜、苦菜。一连走了六七个夜晚，才算把“神甫”带到才溪，那里已是苏区了。
邓发和谭震林带了一个机干团，专程前来迎接李德。这个机干团，由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组成。李德骑上了马。在机干团的护送下，李德经汀州朝瑞金进发……
“独立房子”的主人
李德的到来，使博古大大地忙碌了一番。
在博古看来，李德不仅是红都瑞金的第一位外宾，而且是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要员”。为了给李德安排住所，博古花费了一番工夫。
那时，由于特务告密，叶坪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五百公斤以至一千公斤的炸弹从天而下，原先设在那里的中央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3年4月迁往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沙洲坝。于是，沙洲坝成了中央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群集之处，虽说这里只是几个小村庄罢了——下肖（又称“夏肖”）、元太屋、老茶亭、白屋子。党团机关在下肖，政府机关在元太屋，军队机关在白屋子，而在老茶亭正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
博古为李德选“宾馆”时，看了许多房子都不中意，最后选中一片稻田中央的一座庙，许多著作上都说是专门为李德建的“独立房子”，经本书作者实地踏勘、采访，并非如此。这座庙用当地话来说，属“四线三间”建筑，“四线”指房子四周四根线，“三间”是指中为客堂，左、右两耳房。博古看中这座庙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稻田中央，外人莫入，容易警卫；二是这房子正好在下肖、元太屋、白屋子三村中央，几乎等距离，不过二三百米，跟党、政、军机关联系都方便。这座孤屋，后来被人们称为“独立房子”。
虽说是一座庙，经过大扫除，刷上石灰水，在客堂间正中挂上军事地图，倒还算像样。同时博古为李德配备了两名翻译，一位叫伍修权，一位叫王智涛。他们与李德同住。
二十五岁的伍修权，是湖北武汉人。1922年，十四岁的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上五年级时，级任（即今日的班主任）便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翌年，经陈潭秋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伍修权被选送苏联学习，带队的便是杨明斋。在莫斯科，伍修权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又到步兵学校学习。这样，他既懂俄语，又懂军事知识，所以博古选中他当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1931年回国，带着几块白手绢进入中央苏区。那白手绢用秘密药水显影之后，上面出现字迹——那就是他的介绍信。
王智涛比伍修权年长两岁。他是河北人。1925年，十九岁的他去苏联留学，在基辅“卡米聂夫”混成军事干部学校学习。1927年，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同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兼授军事课，又去高级步兵学校、列宁学校担任军事教学工作六年。
王智涛在苏联前后八年，俄语流利，又懂军事科学。1931年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春天，他从苏联敖德萨出发，在海上漂流了四十多天，到达上海，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不久，就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瑞金，受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接见。这时，他被派去当李德的翻译，自然也是非常恰当的人选。
另外，博古还给李德配备了炊事员、警卫员。
李德进入瑞金，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虽说瑞金的条件远不如上海，不过，他对博古的周到的安排还是深感满意的。特别是他一到那里，居然马上喝到咖啡。自然，那咖啡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他也为能够抽到“金鼠牌”、“哈德门”、“三炮台”香烟感到惬意。之前最使他苦恼的是，一路上吃山芋，肚子一直咕噜咕噜怪叫。现在“独立房子”的炊事员，虽说从未做过面包，但居然也能用面粉、肉酱做成烤肉饼，使他饱餐了一顿红都“土面包”。脱去紫红色的长袍，穿上套头的列宁装，穿上马裤，李德变得十分潇洒。只是连续多日爬山，脚发炎了，肿得厉害。好在博古关照他初来乍到，尽量让他躲在“独立房子”里，以免个子如此高大、蓝眼金发的“洋人”在这见识甚少的瑞金乡下突然出现而引起轰动。
就在李德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和张闻天便来和他作了长谈。由于博古、张闻天都能操熟练的俄语，张闻天还会讲英语，因此跟李德交谈，不用翻译。博古、张闻天在上海时，就跟李德常常见面，老朋友重逢，自然格外兴奋。
博古说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因为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正在挥师南下，进行第五次“围剿”，而李德的到来，给博古撑了腰——博古不懂军事，正需要这样一位来自德国的红色顾问，跟赛克特对抗。
其实，在博古的心目中，李德岂止是顾问，而是要他成为红军的主帅！虽说，博古也很清楚，共产国际对于李德的职权作过明确的指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是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李德只是总顾问领导下的一位军事顾问。施特恩将军因故不能前往中央苏区，便把李德派来了。如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记述的那样：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即阿瑟·尤尔特，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引者注）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迟到秋天……
这就是说，李德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而且要接受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可是，李德刚到瑞金，博古、张闻天跟他的长谈，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了一边。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如此回忆：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李德，一下子就要“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这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的权力，猛然间大大膨胀起来……
李德是个化名，“姓李的德国人”的意思。他还有一个化名，叫“华夫”，“中国的男子汉”的意思。据说，他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父亲是会计，母亲是教师。父亲早逝，母亲无力抚养五个孩子，就把他送进了孤儿院。不过，他跟伍修权却曾说起自己是奥地利人。他的本名，据说叫奥托·布劳恩，他在德国用过“瓦格尔”的化名。
跟赛克特相比，李德在军事上的资历要浅薄很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十四岁的李德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军队中一名小兵，而当时的赛克特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不久，“十月革命”爆发，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他革命的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成为骑兵团的参谋长，参加过街垒战。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1924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就在这一年，他成了新郎，跟奥尔加·贝纳里奥结婚。
1926年9月20日，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其妻三个月后获释，而李德被摩托囚车送入莫阿比特监狱之后，受到了严密的监视。那是一幢五角星状的大楼，四周用五米高的围墙团团围住，岗哨密布。每天，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做着用钢丝穿珠子的单调的工作，而他却还能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俄语和英语。如此度过十八个月，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德国警察到处张贴悬赏五千马克缉拿李德的布告，但他已秘密地逃往苏联。
1929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后的1932年春，他毕业了。就在这时，他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知，把他派往中国，在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担任一名顾问。于是，他带了一份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住进外滩外白渡桥北堍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
李德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待垒战的经验，而当时中共王明路线正在搞“夺取中心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讲英语、俄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就这样，这位日耳曼人，成了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的主人……
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李德的到来，使“独立房子”变得热闹起来。这座“三居室”的“独立房子”正中的客堂间，成了会议室。李德到来不久，博古便通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们，在“独立房子”开会，跟李德见面。
接到通知后，项英、刘伯承从偏东方向乌石垅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沿田埂走过来，毛泽东从东北方向元太屋的中央政府机关走出来，博古、张闻天、凯丰则从正南方向下肖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走过来。不到五分钟，他们就都到了“独立房子”。
博古和张闻天事先提醒过李德，跟毛泽东见面时，如果有谁提及“罗明路线”，要尽量回避，据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他同罗明“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于是，李德便“把博古的劝告牢牢记在心上”。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记述：
过了几天，在我住处召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洛甫、毛泽东、项英、刘伯承和另外二三个同志，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其中有青年团书记。三个有名的委员没有出席，朱德和周恩来在前线，王稼祥在1932年被弹片打成重伤（应为1933年春——引者注），住在野战医院……
会议由项英主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1933年5月11日移驻瑞金沙洲坝，规定“当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在前方时，其主席职务，由项英同志代理”（《关于中革军委移驻瑞金的通令》，1933年5月17日）。据李德回忆，“博古把我介绍给大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
就这样，李德跟毛泽东结识了。毛泽东不懂外语，由博古充当翻译。在场的人当中，除了毛泽东和项英之外，其余的人差不多都能用俄语跟李德交谈。
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厚的幕，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和“谁不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疱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历来很著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也是毛泽东从历史中，也就是从19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毛泽东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李德也从博古他们那里得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信：
他们知道，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有时开玩笑说，他的影响是利用了“民众的激情”，其实倒不如说是基于长期共同进行武装斗争的传统。这种传统使毛泽东同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
李德同样也从博古他们那里知道毛泽东受到了排挤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损害。1931年中央局的建立，1932年在宁都召开的扩大会议，以及最后1933年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迁至瑞金，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警报信号。他的影响明显地减弱了……
虽说初次见面时，李德跟毛泽东彼此客气了一番，不过，由于李德完全站在博古一边，他和毛泽东的冲突注定是不可避免的。
就在李德到来不久，果真，他跟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执。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几乎就在我到达的同一天，传来了黎川失守的恶讯。”他和毛泽东的头一回交锋，就在这“黎川失守”事件上……
黎川，广昌东北的一座县城，靠近福建峻秀的武夷山。黎川是在1933年9月28日失守的。
黎川之战，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哨战。
从1933年7月18日到9月18日，两个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办了三期军官训练班，亲自作了二十三次训话和讲课，此刻下山了！
南昌，从1933年5月起设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此刻变得忙碌起来。蒋介石在赛克特的谋划下，正忙于调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部署第五次“围剿”。内中五十万大军用于江西，以求剿灭中央苏区。
此时，黎川成了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蒋介石的第一步棋，便是派出陈诚的三个师——第三路军第八纵队第五、六、七十九师，朝黎川县城推进。红军主力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正在福建跟国民党十九路军作战，驻守黎川的是萧劲光部队。
萧劲光此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成为十位获得大将军衔的将领之一。他是湖南长沙人，毛泽东的老乡。1920年秋，当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六号挂起“外国语学社”招牌时，他成了那里的学生，跟任弼时、柯庆施有着同窗之谊。在那里，他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之一。翌年，他便赴苏联学习，瞿秋白成了他的老师。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21日，当列宁去世时，他和任弼时等曾代表中国留学生为列宁守灵。回国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1927年他再度赴苏，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了三年。此后他回国，进入中央苏区。此刻，这位资历颇深的萧劲光，担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第七军团政委，司令部便设在黎川城里。
在面对蒋军三个师的时候，萧劲光手下却只有七十个兵！
萧劲光是这样回忆的：
我的主力部队已随三军团到福建去了，剩下一个独立师，在敌人进攻前的一个星期又调往峭石，归前总直接指挥。当时我手上只有一支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守黎川。在敌人进攻的前几天，中共又命令闽赣省委和省政府撤出黎川城。随即，顾作霖（省委书记）、邵式平（省政府主席）两同志率党政机关撤出了。为不致引起群众恐慌，只留一个合作社没撤。
当蒋介石的三个师进攻黎川时，萧劲光只得率教导队撤出黎川县城，退到城外六十里的溪口。萧劲光有过多年战斗经验，又两度赴苏学习，他知道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撤退。
消息传到瑞金，引起了博古和张闻天的愤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萧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皇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博古和洛甫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时了的济南战方法的回潮……”
于是，黎川失守马上被扯到“罗明路线”上去，扯到毛泽东头上去。
李德支持博古、张闻天的观点，而毛泽东则支持萧劲光，以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萧劲光应当撤退，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在闽西建宁、泰宁一带与敌周旋。
萧劲光奉命“收复赤色黎川”。他组建了红七军团，任军团长兼政委。1933年11月11日，当前总得知敌一个主力师要赶往浒湾，便命萧劲光率部阻击，以待彭德怀的三军团赶到，向敌发起主攻。浒湾在黎川西北。萧劲光在浒湾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翌日傍晚，彭德怀率三军团赶到。这时，彭德怀患疟疾，冷透骨髓，只得由彭雪枫指挥。第三天，敌人在十几架飞机掩护下，出动了装甲车，冲破了红军的防线，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
浒湾失利，主要是三军团没有打好。彭德怀主动向前总说明了情况，申明“责任不在萧劲光”。
可是，谴责的拳头仍落到了萧劲光头上。萧劲光这样说及当时的情景：“浒湾失利后，博古同志他们想整彭德怀同志，但不敢动他，就把战斗失利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他们下令撤了我的职，调往前总审查。”
李德也力主对萧劲光实行惩罚，下令审判萧劲光。
于是，萧劲光成了“军内的‘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前总主办的《铁拳》杂志出了《反萧劲光机会主义专号》，刊载顾作霖等批判萧劲光的文章。
1934年1月6日上午，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庭召开公审大会，萧劲光被押上法庭。法庭上一片紧张气氛。在书记宣读对萧劲光的控告书之后，萧劲光据理争辩：“我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我怎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上级也没有让我死守黎川。我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领七十余人的教导队撤出，这有什么错呢？”旁听的人知道真相，也不再喊口号了。
可是，法庭根据李德的意见，仍坚持判处萧劲光五年徒刑，开除党籍、军籍。
中央苏区的报纸刊登报道，说萧劲光“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红军用血肉换来的一部分军用品送给敌人，做了敌人的内应”。
萧劲光被关起来的时候，贺子珍来看他。贺子珍向他转告了毛泽东的话，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鼓舞。毛泽东说，你应该撤退，做得对！对你的处罚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王稼祥的支持。
虽说王稼祥受伤，正在病中，但他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的判决书要他审批。王稼祥拒绝签字！
李德坚持要判处萧劲光五年徒刑，找博古帮忙，以压倒毛泽东和王稼祥。博古借口工作忙，不再过问此事。
李德无奈。审判萧劲光之事，不了了之。萧劲光关了才一个月，就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当教员。
王稼祥原本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自宁都会议以来，他跟毛泽东逐渐接近。他不仅帮助了萧劲光，而且还帮助了邓小平。
邓小平被撤除了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之后，也被关了禁闭。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又贞。
“我饿坏了”，邓小平时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捕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宣。
唐义贞是湖北武昌人，1909年7月出生在那里的一个中医之家。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据陆定一回忆：“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莫斯科见面时，她穿紫红色的金丝绒旗袍，温存、文雅，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后来，在共同的战斗中进一步了解她。她是一位勇敢、坚强的女布尔什维克。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我们心心相印，使我们由同志、战友发展成夫妻……”
陆定一和唐义贞于1929年冬在苏联结为秦晋之好。在陆定一回国后，唐义贞在苏联学习医务，1930年秋回到上海。1931年4月，当顾顺章叛变时，周恩来紧急转移，就借住在上海陆定一、唐义贞家。1931年冬，何叔衡和唐义贞装扮成父女俩，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苏区。唐义贞在瑞金担任中央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厂长。她在邓小平最困难的时刻送给他两只鸡，邓小平在几十年后仍深深记得这件事。
索尔兹伯里还写及：“正是在这个时刻，邓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和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
据方志敏之弟方志纯回忆：
那时，“她，约摸二十几岁年纪，高挑挑的个子，清秀的脸庞，一对明眸闪烁着温情的光芒……听说她原来在上海，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后，与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每天吃的是‘包干饭’——用席草编成草包蒸的饭，几分钱的菜金；冬天睡的是‘金丝被’——用稻草当垫被；夏天要与‘飞机’、‘坦克’作战——经受蚊子、臭虫的叮咬……”“她有文化，又有一张泼辣的嘴巴，无论开会作报告，还是个别促膝交谈，她的一番入情入理、生动活泼的话语，特别能打动人们的心弦。”
索尔兹伯里说“阿金是广东人”，其实她是浙江省岱山县人，生于1904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二十二岁。1927年2月，她成为中共定海县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参加过领导定海、宁波的盐民运动。1930年，她在上海担任上海丝织业党团书记。1930年她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于都、胜利县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后来金维映参加了长征。1938年春去苏联学习、养病，1941年底病逝于莫斯科。
邓小平从禁闭室获释后，被派往中央苏区北部的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那里是与白区交界之处。派遣者的本意，是因为那里生活艰苦，“流放”邓小平。不料，邓小平去那里才十天，就被急急调回来。起初，邓小平不明白内中的原因，后来才听说，因为那里靠近白区，生怕邓小平跑掉。
邓小平回到瑞金，没有人敢要他。倒是王稼祥敢于要他，对他说：“你到我这儿来吧！”王稼祥调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当了两三个月，上边有人说：“怎么能让邓小平当秘书长？”于是王稼祥把邓小平安排在红军机关报《红星》报当一名编辑……
福州南较场升起“反叛”之旗
蒋介石虎视眈眈，在夺得了黎川城之后，正欲发动第五次“围剿”，一桩突然发生的事变，却打乱了他的阵脚。
那是1933年11月20日，福州南较场的旗杆上，忽地升起一面新奇的旗帜——上红下蓝二横条，正中嵌一颗五角黄星。顿时，鞭炮声、鼓乐声大作，上千人在南较场上发出热烈的欢呼。
一个新的政权“中华共和国”宣告成立。新奇的旗帜，出现在福州大街小巷，那便是“中华共和国”的国旗。
第一面“中华共和国”国旗，是在福州南较场上由蔡廷锴亲手升起的。蔡廷锴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兼副总指挥。他曾受过中共影响，参加过南昌起义，随后率部离去。1932年1月28日，当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突然从上海日租界向闸北中国驻军进攻时，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视为异己，调往福建，攻打红军。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让十九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
蔡廷锴和蒋光鼐无奈，只得率部进攻红军，与朱德、周恩来交手。蒋介石部队进攻黎川时，红军主力正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跟十九路军作战。
前有红军，后是大海，十九路军打不过红军，又后退无路。这支队伍毕竟受过中共影响，又曾高举抗日的旗帜，终于下定决心，举行兵变，实行“联共反蒋抗日”，着手成立“中华共和国”。
蔡廷锴、蒋光鼐寻求与中共取得联系，希冀得到支持。他们物色到一个颇为恰当的人物，以设法打开中央苏区之门。此人名叫陈公堵。在《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曾写及他：“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两人其实毫无瓜葛。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寿康，曾用名吴明、无名。陈公培是1919年去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的。在1920年6月他经沪赴法。在上海，他与陈独秀见面，赞同陈独秀关于筹建中共的主张。7月，他前往法国……”
陈公培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他回国后参加过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他参加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共。但是陈公培在中共方面，有许多老朋友。于是，1933年9月22日，他携带蒋光鼐亲笔所写《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进入中央苏区，在延平的王台会见了彭德怀。彭德怀设宴款待陈公培，那猪肉、鸡放在脸盆里端上来。彭德怀曾回忆说，“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
彭德怀马上电告瑞金。中共临时中央起初回电，批评彭德怀“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大抵以为那“脸盆宴会”未免太寒酸了！可是，没几天，中共临时中央又给彭德怀来电，称“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所谓“第三党”，指的就是处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生产人民党”，又称“生产大众党”。那是蔡廷锴、蒋光鼐正在和李济深、陈铭枢筹建中的一个政党。彭德怀不由得摇头，“觉得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朝令夕改，都能说出一番“歪道理”。
其实，中共临时中央对于十九路军问题，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举棋不定，导致朝令夕改。一种意见以为十九路军的“反叛”，使红军多了一支友军，中共多了一个盟友；另一种意见以为他们搞的是“社会民主党”、“第三党”，要坚决予以斗争、揭露。
内中，最令彭德怀困惑的是，项英于9月25日来电，要彭德怀对陈公培“耍一个滑头”。电报原文如下：朱周彭滕：
目前在我军结束东战线向北消灭蒋敌援闽部队（军委已另有命令来），对公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与集中时便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带之兵，但须绝时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情进行。
项英
这样的“耍滑头”的谈判，难以取得真诚的成果。
于是，陈公培在回到福州之后，只得在10月下旬再来中央苏区。这一回，他跟蔡廷锴的秘书长徐名鸿一起来瑞金，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全权代表。
博古给毛泽东打来了电话（那时已安装了军用电话），告知这次谈判是由政府出面的。毛泽东虽被架空，但毕竟还是政府首脑。于是，在瑞金，由毛泽东出面，接待了陈公培和徐名鸿。那天，毛泽东特地换上一身新衣。中共临时中央指定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谈判工作，派出潘健行作为全权代表。
潘健行是何人？原来，他就是潘汉年！此人精明能干，能文能武。他十八岁便加入创造社，主编《洪水》。十九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二十四岁的他代表中共主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跟鲁迅共商文坛大事。不久，他又转入秘密战线，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突然逮捕了他的堂兄、中共党员潘梓年以及女作家丁玲，他面临被捕的危险，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他急速离开上海，经秘密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来到瑞金后，他化名潘健行。
他在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又干起“文”这一行。当周恩来物色跟十九路军谈判的全权代表时，点将点到他头上。这不光因为他擅长交际，而且由于他在特科工作时，曾跟十九路军中共秘密党员有过密切联系，跟徐名鸿也有过交往。
潘汉年与徐名鸿在瑞金重逢，谈判颇为顺利。10月26日，双方便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共十一款。协定末，双方如此署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
协定指出，双方“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
协定签毕后，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又一次接见了徐名鸿，并派出潘汉年作为常驻福州代表，黄一青（即黄火青）为秘书，随徐名鸿一起返回福州。
有了这份协定，蔡廷锴、蒋光鼐心定了，11月20日在福州南较场升起了“中华共和国”国旗，宣告与蒋介石决裂。22日，选举李济深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在福州，史称“福建事变”。同日，“生产人民党”宣告正式成立，陈铭枢为总书记。
福州高举起反蒋大旗，打乱了蒋介石的阵脚。蒋介石不得不把已经摆好的第五次“围剿”的阵势改变，急调十一个师入闽，“进剿”十九路军。
这时，毛泽东提出了大胆的策略：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
彭德怀的见解与毛泽东相似：
他“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博古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此事是路经建宁总政委处转告的。”
坐失良机，良机坐失！那年月，中共临时中央“左”得厉害，把盟友推向了敌人一边。早在1932年3月，王明就针对当时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一事，发表文章，认为：
任何国民党匪徒、上海的资产阶级、十九路军将领都不是上海抗战的组织者，相反，他们事实上都是这次战争的敌人。
“福建事变”发生后半个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于12月5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声称福建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前进”！
博古在他的《为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一文中，特别强调要“最严格的、无情的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坐失良机。那时，蒋介石最怕的便是十九路军和红军的联合。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曾在回忆录中极为生动地描述过蒋介石的恐慌之情；
当时蒋介石进行抚州指挥，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神色异常紧张。好几天我与他同坐汽车时，见他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他坐在房子里就不时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逢他出现丑态时，宣铁吾（蒋的侍卫长）就找我去看，说他又在发神经了。宋美龄到抚州，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他的原配老婆带给他的宁波小菜罐坛，都被宋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还夹着“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确实使蒋的日子不太好过。每天晚餐后，蒋就找我和林蔚去问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嘱我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察其行动方向。后来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才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进攻十九路军的战事。
十九路军失去了红军的支持，成了一支孤军。蒋介石五万大军入闽，十九路军所辖五个军中的四个军倒戈，投向了蒋介石。1934年1月15日，“中华共和国”的首都福州易帜，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先后亡命香港，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也就降下帷幕。
蒋介石消灭了异己十九路军，松了一口气，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
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就在“中华共和国”首都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正召开重要会议——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自从1931年1月7日花了一天时间在上海匆匆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开过中共中央全会了。
会议在瑞金沙洲坝老茶亭的“中央大礼堂”举行。
那时的老茶亭，大兴土木，坐落在那里的“中央大礼堂”，简直成了瑞金的“人民大会堂”。
“中央大礼堂”是1933年8月动工修建的。据说，半边由来自福建的红军建造，半边由来自江西的红军建造，双方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才三个多月工夫就落成了。这座大礼堂系土木结构，八角形，看上去像顶红军八角帽，颇为别致。礼堂里开了好多窗，装上玻璃，相当明亮，在山沟沟里算是很不错的“现代化”建筑了。礼堂分两层，一排排长条木凳，可以坐千把人，堪称“大”礼堂。
那时，瑞金叶坪也在大兴土木，那里的一大片空地，原是“提灯游行”后举行联欢会的地方，如今修整成了一个广场——瑞金的“天安门广场”！
1933年冬，广场上一片热闹景象，一群新的建筑物正在施工。
广场上最为忙碌的人物是钱壮飞。钱壮飞跟潘汉年一样，也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而又精明强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是浙江吴兴县人。1914年，十九岁的他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学习。1926年，当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医生职业便成了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很好的掩护。1929年，他根据上级的指示，跟李克农一起打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局的前身），他居然成为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1931年4月，当顾顺章被捕、叛变之际，从武汉发给南京徐恩曾的绝密电报落在钱壮飞手中。他跳上驶往上海的列车，通知周恩来、瞿秋白立即转移，而他自己也通过秘密交通线，安然无恙地进入中央苏区。在瑞金，他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在1935年3月长征途经贵州息烽时战死。
此时，这位医学学校的毕业生，居然改操新业，变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叶坪广场上的一群新建筑物的蓝图，全都出自这位设计师之手，而工程指挥则为粱柏台。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矗立在广场上高达十三米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相当于后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红军烈士纪念塔的造型颇为别致，塔座呈五角星形，塔身却是炮弹形，远远望去，像一枚正在射向蓝天的火箭：正面，刻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构思的巧妙，不亚于梁启超之子、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此外，广场上还建起了砖木结构的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公略亭纪念的是1931年9月15日沙场捐躯的名将黄公略。博生堡呈碉堡形，纪念的是宁都起义领袖赵博生，他于1933年1月8日战死于江西南城黄狮渡。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在红都瑞金如此大兴土木，其实透露了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要在瑞金长期“扎”下去！
在沙洲坝崭新的“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之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会议听取了三个报告：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城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张闻天的《中华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会议全面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王明“左”倾路线，强调：“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潜台词，便是反对毛泽东。
会议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人，毛泽东居末位。当时的排名次序为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康生、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即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
中共中央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博古为负总责。李云龙在1987年第五期《中央档案馆丛刊》上发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何时设立的》一文，指出只有博、张、周在中共“七大”所填的简历表上写有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笔者向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费侃如请教，据告，项英是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尚待进一步查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四位书记，即政治局常委。
另外，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
自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不再称“中共临时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至此亦正式撤销。
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建议。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1934年1月18日结束。四天后——1月22日，那“中央大礼堂”里人声鼎沸，上千人蜂拥而入。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在那里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还有众多的人参加旁听。
开幕那天清早6时，沙洲坝忽地响起几声沉闷的炮声，居民们却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因为早就贴了布告，说明那是为了庆贺“二苏大会”而放的礼炮——虽说只是几门土炮而已。
沙洲坝鹅公岽脚下的一片空地，成了临时的阅兵场。临时搭建的检阅台上，站着博古、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阅兵式上最神气的是红军大学的学员，穿着崭新的斜纹紧袖“列宁装”和马裤，八个人一排，在校长兼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齐刷刷地走过检阅台。这时，何长工一声嘹亮的“向右看”，学员们的头全都向右扭去，目光投向检阅台上的首长们。直至此时，博古才发觉检阅台建造时选错了地方，不应“向右看”，应该“向左看”才对！
彭杨步兵学校的学员们也很威武，头上戴着清一色的钢盔，在晨光中闪闪发亮。那些钢盔，全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
阅兵式进行到吃早饭时就结束了，避开了国民党飞机的“铁蛋”。
“中央大礼堂”大门口正上方，贴上了一排黄色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那字是黄亚光写的。黄亚光是在台湾读书毕业后，来到厦门，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得一手好字，为毛泽东刻印过文件。此时他在文书科工作，布置会场就由他负责。
大礼堂内挂起了十来盏汽灯，显得颇有气派。主席台上贴着马克思、列宁黑色石印象和镰刀斧头旗。台上放了几张小学生的课桌，算是讲台。每位代表都领到两本油印的小册子，是用当地毛边纸印的，封面上画着五角星和镰刀斧头。那是毛泽东的新著《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是由文书科丁良相刻蜡纸，贺子珍也帮助刻印了一些。所谓“乡苏”，即乡苏维埃。长冈乡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才溪乡是福建省上杭县的一个乡，毛泽东把这两个乡树为“模范乡”。毛泽东曾到这两个乡，摆开八仙桌，请来各色人等，一边用粗饭碗喝茶水，一边口问手记，作调查研究，写出这两份调查报告。
“二苏大会”上，毛泽东先是作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关于经济政策的部分，即现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几天后，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结论报告，即现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军旗的设计稿。那国徽呈球形，上面交叉着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面则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国旗则是红色底子，加国徽于其上。
会议开了十多天，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原先由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则由张闻天担任。这样，也就是以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张闻天为政府总理。博古让张闻天担任总理，使毛泽东真正成了“加里宁”！
在任命各人民委员（即部长）时，教育人民委员引起了众人瞩目。第一届的教育人民委员便是瞿秋白，但是他一直在上海，没有到任，由徐特立代理，这一次，又任命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为副职。毛泽东告诉人民委员们：瞿秋白不日到达瑞金！
在宣布这一任命两天之后的1934年2月5日，脸色苍白、憔悴的瞿秋白，穿了一身中式棉袄，出现在瑞金沙洲坝。他那般倦怠，不仅仅因为他在1934年1月7日奉命离开上海，经过漫长、艰辛的跋涉，才到达红都，而且还因为他又一次蒙受了打击，使他的心境怆然！
自从三年前的六届四中全会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之后，瞿秋白转到了文化战线，成为鲁迅的挚友和知己。瞿秋白曾四度避难于鲁迅家。瞿秋白以手中锋利的笔，写下了大量的新著。鲁迅写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句，表达他对瞿秋白的深情。瞿秋白蒙受新的沉重一击，是在1933年9月22日。那天，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亦即瞿秋白。
决定指出：“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决定指出：“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决定还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表明，王明、博古仍然要对他进行“最无情的斗争”。
刚到瑞金，肺病就纠缠着这位忧郁、苦闷的“才子型”红色领袖。三天两头发着高烧，而他每天只能吃到一钱盐！他正承受着政治和病魔的双重折磨……
“崽卖爷田心不痛！”
江西的群山之中，只有在潇潇春雨浇洒之后，那红土下才会骤然钻出嫩嫩的笋尖。1934年初，尚是寒风呼号的时节，江西却冒出五千多座水泥钢骨的“冬笋”。蒋介石采用赛克特的建议。实行堡垒政策，这五千多座碉堡把中央苏区团团围住。用陈诚的话来说，他们建碉堡是给池塘筑坝，然后“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最早提出“碉堡政策”的是国民党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1929年，鲁涤平向蒋介石传达了金汉鼎的建议，未受蒋重视。后来，戴岳写了《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又一次提出“碉堡政策”。后来担任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课长的柳维坦也向蒋介石鼓吹“碉堡政策”。赛克特肯定了“碉堡政策”，蒋介石便下令实行。于是，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圩寨等，一时在江西“遍地开花”。
蒋介石在消灭了十九路军之后，在1934年2月，调集四路大军，一边筑碉堡，一边徐徐紧缩包围圈：
东路军，蒋鼎文为总司令，由闽北向闽西推进。
北路军，主力，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由北线向赣南推进，正面进攻中央苏区。
西路军，何键为总司令，由湖南向西推进。
南路军，陈济棠为总司令，由广东朝北推进。
前方吃紧，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此时的李德，已经独揽红军指挥大权，由顾问而成为统帅。
他的翻译伍修权如此回忆当年情景：
“我们当时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行……”
“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
李德来到“独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个“雅号”，曰“图上指挥家”。他成天价围着客堂间里的大地图转来转去，一边抽着烟，一边用红蓝钢笔勾勾画画，然后用尺子量着距离，规定着部队行军的进度——他不管那里是山是河，反正按距离计算行军的进度。他甚至就连一挺机关枪该放在哪里，一门迫击炮应布置在什么地方，都按照地图作了规定。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图，全是国民党部队“供应”的，好多地图不准确！
据云，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曾从国民党一位团长那里弄到一整箱军用地图，交给了郭化若，运到瑞金。
李德是一位“街垒专家”。他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所学的，是正规军打阵地战的战术。据曾经担任他的翻译的王智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告诉笔者，李德去瑞金的四所军事大学讲课，均由他翻译。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以彭湃、杨殷名字命名）、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以黄公略名字命名）、特科学校。王智涛的印象中，李德讲军事课程是内行的——当然所讲的全是苏联军事学院的正规课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写及：“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李德的悲剧是，他在莫斯科并没有学习过游击战术的课程，而他来到中国之后又对中国的国情、军情、民情所知甚少。他用下“国际象棋”的经验来下“中国象棋”，这不能不跌跤！
两个日耳曼人赛克特和李德，以中国的江西省为“棋盘”，对弈起来。
赛克特，熟悉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十九世纪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并效命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一一第三帝国。
李德，熟悉马克思的第一国际、恩格斯的第二国际，并投身于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
一方“棋手”来自第三帝国，一方“棋手”来自第三国际。
双方交战，争夺的焦点是广昌。
广昌在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坐落在群山之中、盱江左岸。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部的大门。照毛泽东的以往的打法，那会放弃广昌，甚至会放弃瑞金，诱敌深入而歼之。如今，军权握在李德手里，李德打的是阵地战，在广昌严阵以待，死守广昌。一个非夺广昌不可，一个非守广昌不可，于是一场空前酷烈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爆发。
1934年4月21日，《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下达了。
命令指出：“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
命令指出：我们的战斗的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
命令高呼：“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胜利万岁！”
文末的联合署名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博古
军委主席 朱德
代总政治部主任 顾作霖
广昌城里，刷着这样的大字标语：“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
蒋介石和北路军总指挥陈诚调集了十一个师，沿着盱江，一边建碉堡，一边缓缓向广昌推进，实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稳稳推进，步步为营”。
红军呢？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博古和李德调集了红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死守广昌。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红军在广昌也建造堡垒，只是没有水泥钢筋，用的是木头架子，垒上泥土，如此而已。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在广昌前线设立司令部。德国顾问赛克特也不顾高龄，亲临前线司令部，坐镇指挥。
赛克特，用的是德国军队的战斗条令；李德，用的是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一场正规化的大战，一触即发。
毛泽东被远远甩在后方，无权过问军事。彭德怀看这势头不对，“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彭德怀的话，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去。
蒋介石的部队，采用的全然是新的战术。三四十架飞机先轮番轰炸，再用德国进口的普伏式山炮、野炮和一〇二口径的重迫击炮轰击，然后步兵徐徐推进，每天只进一两公里，马上开始构筑工事。站稳脚跟之后，第二天重复着昨日的“操作程序”。
决战从4月10日开始，清早，国民党军队的炸弹、炮弹雨点般朝广昌北大门甘竹倾泻，一下子就炸死、炸伤几百名红军。因为红军的“土堡垒”不经炸，所以死伤惨重。一位战士发牢骚道：“不知捣啥鬼呵！我们一夜不睡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武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呵！”
到了下午，看看炸得差不多了，国民党军队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黑压压地攻过来，红军大量减员，弹药又不够，打得非常艰难。
如此激烈地争夺了五天，甘竹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红军被迫退守广昌城北的长生桥。那里是一片不太宽的开阔地。双方僵持了十天。红军终于守不住，只得朝广昌县城退去，广昌县城没有城墙，难以坚守。
4月27日，是战斗惨烈的一天。国民党军队央攻广昌县城。彭德怀这样描述当时的激战：
从上午8时至9时开始至下午4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
当日约8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
彭德怀去的时候，把一套旧军装放在包里，作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他预料可能他会被带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因为他有一肚子的气，再也无法忍下去了。
三军团的政委，本来一直是滕代远，此时患病，由杨尚昆代政委。杨尚昆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1月，他和张闻天结伴回国。他们经西伯利亚，回到上海。1933年2月杨尚昆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局党校副校长、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此刻，他作为政委，跟彭德怀一起来到前方总司令部。
李德、博古找彭德怀、杨尚昆，本想安排他们明天走后的工作。没谈几句，直性子的彭德怀便开始“放炮”！他历数李德的指挥错误，斥责他是“主观主义”、“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伍修权把他的话一句句译成俄语给李德听，李德绷紧了脸。
彭德怀越讲，火气越大，他骂起李德来，用一句湖南的土话：“崽卖爷田心不痛！”
可是，李德竟没有反应！彭德怀估计是伍修权没有翻译那句话（据伍修权说当时他听不懂这句土话），就请在场的杨尚昆翻译。杨尚昆照实译了：“儿子卖掉父亲的田心不痛！”
这下子李德火了，咆哮着说：“封建！封建！”
李德挖苦彭德怀，说中革军委改选时，没有继续选他当副主席，他不满意！
彭德怀反正豁出去了，他骂李德是“下流无耻”！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来，还是头一回受到这样的当面顶撞。他是个火暴脾气的人。照理，他会像对待萧劲光一样对待彭德怀。但大抵由于他自己在广昌吃了败仗，不敢那么傲慢神气了；也可能是由于他考虑到彭德怀是举足轻重的红军将领。他居然只是骂了一通彭德怀“右倾”了事。
在广昌已经败得一塌糊涂，博古和李德不得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第二天撤出战斗。
就这样，从4月10日至28日，广昌战役历时十七天，红军伤亡五千五百多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仍以广昌失守告终。国民党军队这次借助于碉堡，借助于飞机、大炮，伤亡大为减少，只死六百余人、伤一千八百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
广昌之败，红军上上下下对博古、李德怨声载道。那时，流传最广的一句话说：“毛主席从来不是这么打的！”有些红军战士干脆说：“毛大帅从来不是这么打的！”他们怀念在“毛大帅”指挥下，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那些“笑谈凯歌还”的日子……
毛泽东“病休”在会昌
在广昌炮火连天的那些日子里，失去军权的毛泽东，是在瑞金南面会昌县的文武坝度过的。那时的文武坝，是粤赣省的省政府、省委所在地，是离县城五六里远的镇子。所谓“粤赣省”，是1933年8月建立的。虽说是一个“省”，其实只包括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七县，只相当于今日的一个专区。这七个县的总人口，当时不过五十五万。那时的中共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
据刘晓回忆：“当时，毛泽东同志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是以养病的名义来会昌的。”
那是开了“二苏全会”之后，虽说毛泽东已成了空架子的政府主席，但博古仍觉得他碍事，建议他去上海休养。李德则提议他去莫斯科休养。毛泽东当然明白博古和李德的用意，便说：“我不去，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粤赣省去休息吧！”
毛泽东愿去粤赣省，除了跟刘晓挺讲得来之外，那里的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更是老朋友。
毛泽东带了三个巡视员，一起前往会昌文武坝。这三个巡视员是王首道、周月麟和朱开铨。
就这样，“毛大帅”来到小小的镇子文武坝。博古支开了毛泽东，就与李德一起去广昌前线。
当广昌大败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曾大为震怒。可是，指挥大权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他已奈何不得。他只能耐心地等待着时机。
7月23日清晨，毛泽东在粤赣省的几位干部的陪同之下，登上会昌城西北的高峰会昌山（又名岚山岭）。毛泽东望着逶迤的山峦，触发了诗兴，写下《清平乐·会昌》一首。他曾为这首词写下一段自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毛泽东所提及的《菩萨蛮》，即《菩萨蛮·大柏地》，是他1933年夏过大柏地时写的。
毛泽东的《清平乐·会昌》如下：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心情郁闷的毛泽东在写罢这首词之后，背起红纸雨伞，走向文武坝渡口。因为他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赶回红都。他望着田野，深情地说：“好快啊！来的时候早稻才有一尺来高，转眼已经抽穗，再过些天就要割禾了！”
他告别了会昌，在酷暑中，先是坐了一段小船，然后步行。七八十里的路程，走得他衣衫尽湿。
毛泽东到了瑞金，才知在他登上会昌山那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已作出了重要决定，即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这一训令要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向湖南西南方向突围西征。为什么忽地派出三千多人的红六军团西征？那是因为在广昌大败之后，蒋介石军队步步进逼，博古、李德要红军节节抵抗。三个月来，蒋介石的包围圈越收越小，“池塘”里的水渐渐被抽干。看样子，中央苏区已经保不住。这样，博古、李德决定派红六军团西征，以求和贺龙、关向应的红三军会合。如果此举成功，红军主力在无法守住中央苏区时，可以西征……
沙洲坝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有一颗巨大的炸弹的脑袋钻进土里，尾巴高翘着，居然没有爆炸。红军赶紧在炸弹四周插了一排竹子，拴上稻草绳，树起“不许靠近”的木牌。
沙洲坝目标的暴露，是因为蒋介石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红十六军的军长孔荷宠，兼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1934年春，他被调往瑞金红军大学学习。这本是要提高他的理论修养和文化水平，他却因此大为不满。他暗中勾画了沙洲坝的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分布图，然后借口到兴国前线了解情况，偷偷投奔国民党部队。当蒋介石获知红军军长前来投诚，大喜，立即发去电报，要把孔荷宠押来南昌。
孔荷宠向蒋介石当面献上那草图。
蒋介石正为空军找不到中共“心脏”而骂他们草包，得到此图，乃是意外的收获。
于是，国民党空军紧急出动，接连三天对沙洲坝狂轰滥炸。
这次空中突袭，本来是可以取得“辉煌战果”的，因为红军的那些防空壕、防空洞，怎经得起重磅炸弹的猛烈气浪？只是国民党空军太不中用，炸来炸去，竟然只把那新建的中央大礼堂炸去一角，此外无一命中目标。
经过这番狂轰滥炸，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不得不第三次搬迁。这一回，由沙洲坝迁往瑞金城西十九公里的云石山。
至于那个孔荷宠，解放后被捕，饮弹而毙。
张闻天跟毛泽东在大樟树下倾心而谈
云石山是座小山，高不足百米。小山掩映在茂密的绿树丛中。沿着石阶而上，如登高楼，两三分钟便可到山顶。
顶部平坦，建着一座青瓦黄墙古寺。寺门口有一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取这时联开头四字。横匾上写着“云山古寺”。这座云山古寺，建于1857年，占地三百多平方米。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部机关，分别驻扎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以求交通方便。这山顶古寺，分配给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总理”张闻天居住。
当毛泽东和贺子珍带着小毛迁进云山古寺时，张闻天正在“闽赣省”巡视。古寺里，正住着一位法号为“乐能”的和尚和两个小和尚。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人员要和尚搬走。毛泽东知道了，连忙制止道：“他们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岂有反客为主之理？”于是，他留下了和尚们同住。
毛泽东搬进了左厢房，和尚们住在右厢房，彼此相安而居。中堂为会议室，有一副对联：“云拥如来此地无殊天竺地，石磨直性几人直步卖花人。”开头两字合起来即“云石”。
毛泽东跟“乐能”和尚聊天，知道他本名“骆能和”。此寺闻名于方圆数十里，只是山沟沟里农民赤贫，寺里的香火不盛，和尚们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见毛泽东这样的“大官”住进寺里，伙食竟跟他们相差无几，不由得感叹万分。
古寺幽雅，芳草满院。寺后，有一棵大樟树，树粗叶茂，树下有两只青石圆凳。毛泽东常坐在青石凳上读书。有时，贺子珍带着三岁的小毛跟他在树下对坐。
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了在闽赣省的巡视工作，搬入云山古寺，独自住在侧屋。空闲时，那大樟树下的两只青石圆凳，成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对坐之处。这样极其偶然的机会，使毛泽东和张闻天朝夕相处，彼此间的坚冰消融，日益亲近起来。
毛泽东和张闻天，一个出自山沟沟，一个曾留日、留美、留苏，阅历、文化结构多有不同，虽说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总理”，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尤其是张闻天作为王明、博古的“坚定的战友”，曾几度批判过毛泽东，批判过“罗明路线”，批判过邓、毛、谢、古，何况让他当“总理”，就是为了从毛泽东手中夺得政府实权。两人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此时却奇妙地走在一条道上。
那是张闻天向毛泽东靠拢。
最初，他俩只是谈政府工作。渐渐地，谈起了两人都喜爱的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张闻天则在二十四岁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
四周围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这时正是下午2点钟光景，天气非常和暖，淡蓝的天空中航着朱红的太阳，远在北方的山顶上，我们可以看见几片白云，懒懒躺着……
《旅途》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是与叶圣陶、冰心、王统照、落华生、老舍、顾一樵的小说并列的。
张闻天跟毛泽东谈论文学，话就多了。
谈着，谈着，这位平索沉默寡言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倾诉了对博古的不满。
张闻天跟博古，原是“铁哥们”。可是，他继王稼祥之后，跟博古之间也产生裂痕，这裂痕越来越大，越来越深。
张闻天本人是这样叙述的：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时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张闻天又曾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引者注）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张闻天面对着毛泽东，“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
大抵张闻天跟博古相知相处很久的缘故，他最知博古的特点。他这样谈及博古的“左”：
他的拿手好戏，就是耙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
怪不得博古动不动就给毛泽东扣上右倾的帽子！其中的奥秘，原来如此——是博古的“拿手好戏”！
那小山上的古寺，那大樟树下的两只青石凳，为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交心”提供了良机。博古把张闻天派到政府中去，原是想“一箭双雕”，不料这“双雕”却联合起来，共同反“左”。
张闻天是中共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又兼政府“总理”，他从“左”的营垒中分化出来，倒向毛泽东，对于博古不啻是沉重的一击……
“红色华佗”星夜兼程为毛泽东急诊
1934年9月26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载了张闻天在云石山上写成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这是一篇非同寻常的社论。
1935年秋，陈云在化名“廉臣”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提及此文：
9月间在《红色中华》报（红色区域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红军区域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显然，10月中，全部队伍，均行西走矣。
1936年，董必武在回忆长征的文章中，称此文是“红军战略的社论”。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则称此文是当时部队“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
张闻天写的社论，这样“微露”了“转移”的意图：由于敌人布下了层层封锁线，我们便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之下，继续粉碎五次“围剿”。张闻天一反往日“积极进攻路线”，在社论中写及了“退却”：
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在各个战线上，我们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
博古和李德的“誓死保卫每一寸国土”的口号，已被蒋介石的“步步为营”战略所粉碎。“池塘”日见干涸。情知无法再固守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极端秘密地决定突围，进行“转移”和“退却”。
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便是为了给红军主力的“转移”、“退却”探路。在此之前，7月7日，还曾派出寻维洲、乐少华、粟裕、刘英[此刘英（男）非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的那个刘英——引者注]率红七军团东征，朝闽浙赣方向东征、北上。
西征军为的是探明前往湘鄂川黔交界处贺龙、关向应部队的路线。东征军为的是探明前往赣东北方志敏部队的路线。
主力红军准备“转移”、“退却”，这一切只有少数中共高层决策人物知晓。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古和李德已经意识到败局已定，虽然嘴上还在高喊“寸土必争”、“誓死保卫中央苏区”……张闻天的文章，唯一“微露”红军重要战略意图的信息，以便红军上上下下“公开动员公开准备”。
已经无权过问最高决策的毛泽东，在9月中旬离开了瑞金云石山，朝西进发。他带着文书、卫生员、警卫员、伙夫、马夫，向着于都前进。贺子珍和小毛，留住在云石山古寺。这时的贺子珍，又怀孕了。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关键的时刻离开红都去于都？这是一个谜。毛泽东不是去于都休养，而这时的他，身体恰恰不适，疟疾开始复发。他干吗要步行两天去于都呢？虽说给他配备了一匹马，但他却很少骑，跟随一群步行者而骑着马也够累的。他去于都，也没有什么要紧的公务，无非是“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的工作”，如此而已。
有人猜测，毛泽东不知道“三人团”的决策，不知道红军即将开始转移、西征。这仅仅是猜测，没有依据。毛泽东跟张闻天住在一起，而张闻天是知道要进行“转移”的，这样，他才可能在社论中“微露”天机。因此张闻天已和毛泽东接近，他会把这样重要的动向告诉毛泽东的。
索尔兹伯里写及伍修权的一段回忆，倒是说出了一些内情：
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不论怎么说，在那样重要的时候，毛泽东离开党政军首脑云集的云石山，抱病前往于都，充分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中共高层决策圈之外！
于都，位于瑞金和赣州之间中点的一座县城，傍水而筑。毛泽东一行，来到县城北门一条小巷深处一座灰色的砖房，人称“何里”。那儿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地，一共三间屋，腾出左厢房让毛泽东住。
赣南省是1934年7月才设立的，包括于都、登贤、赣县、杨殷四个县及两个游击区。人口不过四十万。
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日期，大抵在9月20日之前，因为他在9月20日有一份“急密译”电报，从于都发给瑞金“周副主席”，亦即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毛泽东到了于都，在他的住处召集过两个座谈会，一个是工人（铁匠、木匠、缝纫匠、篾匠）和贫雇农座谈会，一个是区、乡、村干部座谈会。他确实在做“指导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就在这时，正在瑞金云石山的张闻天，从军用电话里听见从于都传来的急促的声音：“毛主席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
电话是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打来的。
这一回，毛泽东真的病了，病得很重，发高烧到四十摄氏度！他的十七岁的卫生员钟福昌慌了手脚。
张闻天马上通知瑞金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一听毛泽东病重，心急如火燎。
这位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受毛泽东的影响，投奔了红军。他以罕见的方式加入红军——坐在轿子里，从汀州抬往瑞金，轿后跟着一群挑夫，抬着八口大箱！
这位“大知识分子”不会走远路，又不会骑马，所以只得坐轿子。至于那八口大箱，里面装的是药品、医疗器械、显微镜、X光机。
他在瑞金办起了中央红色医院，当上了院长。
这一回，他要从瑞金赶往于都，临时叫不到轿子，只得骑骡子。他从未骑过骡子，警卫员扶他上骡，然后骑马在侧，随时照料他。他在骡背上紧张极了，出了一身汗。慢慢地走了两三个钟头，他这才算是习惯了，学会了“驾骡术”。
傅连暲连夜赶路。第二天又赶了一天。直到傍晚时分，终于赶到于都城。
傅连暲顾不上路途劳累，直奔毛泽东床前，一摸前额，滚烫！量一下体温，四十一摄氏度！
“已经三天不吃东西，只喝一点米汤。”警卫员吴吉清告诉傅大夫。
傅连暲断定是恶性疟疾复发，给毛泽东服了加倍剂量的奎宁。
“傅医生，我限你三天治好！”毛泽东虽然病重，但仍不失幽默。
傅连障日夜守候在床侧。第二天，体温降为四十摄氏度。毛泽东在沉睡中度过。
第三天，一量体温，三十七摄氏度，正常了！
“傅医生，你是‘红色华佗’，果真三天把我治好！”毛泽东坐了起来，大口地吃饭，他总算又一次度过了危机。
就在毛泽东离开红都瑞金的那些日子里，就在毛泽东生病的那些日子里，博古和李德作出了关于红军和中央苏区命运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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