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

    且说毛泽东在1929年4月与彭德怀“第二次握手”之后，不久便“第二次分手”。

    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二人闽西。

    毛泽东看中闽西，那是不久前得到了来自闽西的一封信。他看罢来信，当即提笔复函，告知红四军将向闽西挺进……

    毛泽东率部下了井冈山之后，进入闽西，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曾从上杭县城北上，前往长汀县城寻找他。可是，这位男子走到半途，听说红四军已离开那里到江西去了，只得非常遗憾地半途而返。

    此人名叫邓予恢，福建龙岩县人，曾留学日本，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邓子恢在家乡龙岩县组织暴动。不久，邻县永定县也发生暴动，领导人名叫张鼎丞。他遂率部与张鼎丞部合并，成立了一个独立营，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为党代表。这样，在闽西便冒出了一支工农红军。听说毛泽东率红四军入闽，邓子恢当然赶紧去找毛泽东。可惜，晚了一步。

    不久，邓子恢代表中共闽西特委给毛泽东写了长信，报告了这里的情况，派专人送往瑞金。

    毛泽东得知，这里有“独立营”，永定有“铁血团”，龙岩有秘密农会，会员们有“三毛钱的驳壳”（插在绑腿里的小匕首），便决定在这里开辟新的根据地……

    “欢迎红军来龙岩，打倒陈国辉！”当毛泽东率部进入闽西，那里便贴出了这样的标语。陈国辉，是驻守那里的国民党旅长。

    闽军不堪一击。红四军人闽才几天工夫，就打下了龙岩县城和永定县城，一举歼灭陈国辉旅三千多人。旅长陈国辉带着几十个随从落荒而逃。

    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正在这“红旗跃过汀江”的时候，毛泽东又经历了一番政治危机：毛泽东失去了他最为重要的职务——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

    那时，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前敌委员会书记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失去了这一职务，意味着他失去了对红四军的领导权！

    那是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人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要求更换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人选……

    打从中共中央“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中传达之后，便有人利用“二月来信”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希望毛泽东交出军权。

    5月，刚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出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对情况很不熟悉，军内不服，引起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紧张。

    这样，红四军内出现反对中共领导军队的倾向，反对前委集中领导军队的倾向。6月8日在闽西长汀白沙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取消临时军委。这样，反对毛泽东的呼声越发高涨。

    于是，在红四军内部，对于红军的领导方法和建军原则，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就连朱德和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

    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在红军中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还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毛泽东的领导，被认为是”家长制。

    激烈的争论导致了匆忙召开中共红四军“七大”。由于朱德是争论的一方，会议由非前委委员、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

    匆忙的会议导致了草率的结果：在重新选举前敌委员会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

    谁被选为前敌委员会的新书记呢？陈毅！

    于是，毛泽东被调离部队，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到中共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住在上杭县蛟洋。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被迫离开由他一手创建的红四军，比上一回被“开除党籍”更为严峻——因为他被“开除党籍”之后，毕竟还担任师长。

    祸不单行。福建山区的疟蚊，也猛烈地攻击了毛泽东，使他患恶性疟疾。在缺医少药的那个年月，毛泽东一病数月，甚至一度病危，徘徊在死亡线上！他一会儿如同步行在酷热的撒哈拉沙漠，一会儿又如同跌进北极的冰天雪地。

    他急需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在闽西山区，弄不到这种药，于是派了两个地下交通员到上海为毛泽东买药。在归途中，其中一个地下交通员被捕，掉了脑袋。另一个地下交通员经历千辛万苦，总算把白色的奎宁丸送到毛泽东手中——这时，毛泽东已被疟疾折腾得死去活来！

    落选和患病，这双重打击，把毛泽东推向政治生涯的低谷。这消息辗转传到莫斯科，居然误传为毛泽东病死！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误登讣告，说毛泽东在福建死于肺病，指出：“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好在他是一个豁达的人，能够承受这双重的压力。后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他这么谈及：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锖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板，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在沪起草“九月来信”

    今日的读者，惯常以为毛泽东是周恩来的“上司”。然而，在当年，周恩来却是毛泽东的“上司”。“二月来信”，便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毛泽东发出指示。那时的毛泽东，还只是一个“中层干部”或“地方干部”，周恩来则是“中央首长”。

    当时周恩来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这“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亦即今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长。

    中共是在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始重视军事工作的。中共广东区委在1924年首先设立了军事部（亦称军事委员会），最初由张伯简负责。11月，便由周恩来任部长，足见周恩来在这一方面资历之深。

    1926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中央军事部”，由张国焘任部长。9月，便由周恩来接替张国焘，出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

    1928年，在中共“六大”，由杨殷担任新的中央军事部部长。

    杨殷是孙中山的同乡，于1911年加入了同盟会，1917年任孙中山卫队副官兼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广州起义时，他率敢死队攻下了广州市公安局，后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他是一个颇为精明能干的人物。1929年8月，他在上海被捕，死于龙华刑场。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分管军事工作，所以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很多出自周恩来之手。“二月来信”，便是由周恩来起草的。杨殷死后，各地红军更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写“二月来信”时，周恩来对红四军的情况不清楚。他希望能够得到红四军的第一手材料，在4月7日曾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函朱、毛：“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中央讨论问题。”

    两个月后，周恩来终于收到辗转传递而来的毛泽东的4月5日来信。看罢毛泽东的信，周恩来立即意识到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确实有许多不妥之处。周恩来是个谦逊的人，他接受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批评：“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讨论毛泽东4月5日的信，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说“二月来信”是“有些毛病”。周恩来又一次提出，希望“朱、毛处来一个得力的人”前来中共中央，以便详细研究制定关于红军的方针、政策。

    就在周恩来用药水写的密件刚刚交给上海的交通员时，在福建龙岩，毛泽东落选了，离开了红四军。

    这时的红四军改为纵队编制，军之下辖三个纵队，每纵队人数在一千六百人左右。其中一纵队留在闽西。朱德率二、三纵队向闽中进发。

    红四军失去了毛泽东的领导，五花八门的思潮登台：有的只是热心于“走州过府”，不愿建设根据地；有的要搞极端民主化，搞绝对平均主义；有的要求进攻大城市，以求摆脱山区的艰苦生活……

    朱德率部进入闽中，8月下旬，在永春县福鼎村吃了败仗，损失了三百多人和一百多支枪。

    朱德当即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认为进军闽中不妥，决定回师闽西。

    就在这时，红四军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求“来一个得力的人”前往中央出席各地区军事联席会议并汇报工作，派谁呢？毛泽东正在病中，朱德军务在身，此事非陈毅莫属。

    于是，“陈老总”乔装打扮成一副商人模样，和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一起出现在厦门，他在那里向中共福建省委作了汇报，然后取道香港，踏上驶往上海的轮船。

    李立三对毛泽东十分推重。不久前，他便曾著文称：“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他在1929年6月15日代表中共中央发给贺龙的指示信中，也强调应学习朱毛的游击战术经验。

    李立三和陈毅都曾去法国勤工俭学，是老熟人，相见甚欢。李立三随即约了周恩来，跟陈毅见面。

    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听取了陈毅的汇报。陈毅的汇报后来写成了《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发表于1930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第一期。陈毅的汇报，使中共中央对于“朱毛军”有了清楚的了解。

    陈毅的汇报，分“四军的历史”、“四军的组织及训练”、“四军的近况”、“结论”四部分。

    《中央军事通讯》编者曾为陈毅的汇报加了如下编者按：

    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从他们几个时期的历史来看已经很可以明了他们两年来是在怎样的艰苦斗争，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饥不得饱”的时候，还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万武装工农拥护”（见毛泽东来信）的巩固基础！

    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陈毅汇报之后，决定重新起草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以解决红四军内部产生的明显分歧。政治局委托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小组，专门研究红四军问题，起草中央指示信。

    这样，李立三、周恩来、陈毅这三个留法学生，便一次次在上海秘密聚首，小声地讨论着。陈毅详细地介绍了中共红四军“七大”所产生的种种分歧。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讨论，由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此信在9月28日经中共中央同意通过，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主要是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意见，由陈毅整理而成。此次由于情况明了，所以“九月来信”比“二月来信”要正确得多。“九月来信”的八个部分，后来收进《周恩来选集》，这清楚地表明这是周恩来的著作。

    就在中共中央通过了“九月来信”，陈毅欲归未归之际，在闽西发生了重大变故，使红四军卷入了一场新的危机……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打了大败仗

    在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一副担架正急急地从福建永定县合溪北上，送往红四军军部所在地上杭县，担架上躺着重病之中的毛泽东。他不是赶往上杭治病，却是要赶去劝阻朱德南下……

    那是毛泽东得知紧急的情报，一个名叫谢汉秋的巡视员来到红四军军部。这位巡视员是中共福建省委派出的，他给朱德带来了《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此信1929年10月6日发出，朱德13日收到。

    这封指示信，给红四军下达了紧急行动任务：向广东东江地区进军。

    信中写道。

    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

    因为这次军阀混战的爆发是比较以前因蒋桂、蒋冯战争来得复杂，牵动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军周，这是极利于工作的发展，朱毛红军在这军阀混战中，必定要极力扩充，建立并巩固基础，坚决的采取进攻策略，到群众基础比较强大与军阀战争附近的区域去实行游击，发动与扩大群众的斗争，以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

    这一原则之下，目前朱毛红军无疑的是要开到东江去工作……

    朱德向来以“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接到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便坚决贯彻执行。

    毛泽东在病中闻讯，焦急万分，他以为红四军在闽西立足尚不稳，应着重于建设一个根据地，不宜离开闽西去广东。上次进军闽中便吃了败仗，到广东也会如此，因为那是敌军势力强大的地区。

    朱德觉得毛泽东的见解不无道理，但是中共福建省委的信中说，进攻广东东江，是“中央对前委的指示”，不可不从。

    这样，朱德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名义，于10月18日致函中共福建省委转中共中央，信中说：

    （一）跟福建省委转来紧急信一件，四军全部立即开往东江湖梅一带游击。

    （二）我们在10月13日接此信后，立即调三个纵队向潮梅布置游击，准于10月20日集中粤边，10月21日以后，进攻焦岭……

    信中这样写道：

    陈毅同志仍未回来，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负责同志更觉困难……

    信刚发出，10月20日，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便分三路，从上杭、武平向东江推进。

    陈毅晚了一步，他从上海回到闽西时，红四军已经出发。

    10月22日，陈毅从闽西追到广东北部的松源，才在那里追上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机关，见到了朱德。陈毅离开上海时，周恩来也主张红四军向广东进军。这样，朱德、陈毅便共同率领红四军，南下广东。

    谁知红四军出师才一星期，便在广东梅县打了个大败仗，一下子损兵一千多，成为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蒙受的最大损失！梅县，乃叶剑英的故乡。南昌起义失利后，叶挺、贺龙、陈毅率部南下，亦在梅县打过一仗，损失颇大。

    这时的红四军，由于反掉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前委的集中领导，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什么事都得“大家谈，大家议”。为了打不打梅县，竟然“讨论了数日”。

    最后，终于“官兵一致”决定攻打梅县。10月31日拂晓攻进梅县县城，却遭到敌人猛烈反击，损失惨重——红四军全军损兵近三分之一！

    后来，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报告（1930年1月6日）时，这么谈及失败的原因：“四军八、九、十纵队，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

    这一次大败仗，使红四军的士气顿时大为低落，向广东进军的计划也就告吹——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反对进军广东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诚如中共福建省委的《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所言：“东江的失败，大家都疲倦了，红军也削弱了！”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处于危机之中！

    红四军在10月31日吃了败仗，不得不于11月2日从广东北部的石上和矮嶂子之间向西北方向退去，缩入江西寻乌县境内。

    朱德和陈毅商议，决定班师。11月13日，红四军退入闽西，进入武平县。

    11月18日，朱德和陈毅在兜了一个圈子之后，率红四军回到原地——闽西上杭县官庄。

    直到这时，红四军才算喘了口气，陈毅有机会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是一封颇为重要的指示信。此信支持了毛泽东。信中指出：

    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显而易见，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地表示了对毛泽东投赞成票。因为毛泽东向来主张，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亦即“党指挥枪”。

    信中还指出：

    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逢有极太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采肃清之。

    信末提及：

    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毂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迭前委及全军同志。

    这表明，中共中央授权，陈毅是中央指示的最权威的传达者和解释者。

    陈毅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嘱咐：

    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前委书记，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

    周恩来的强有力的支持，使毛泽东摆脱了危机。

    朱德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很爽快地对陈毅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

    在前敌委员会结束之后，朱德和陈毅当即修书一封致毛泽东，转达中共中央关于他复职的指示，并派出一支部队前往上杭县蛟洋，迎接毛泽东回红四军。

    毛泽东终于回来了！11月26日，毛泽东抵达长汀县，在那里与朱德、陈毅会合，重新出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重新成为红四军的最高首长——从他6月中旬失去这一职务，到此时复职，历时将近半年！

    毛泽东结束了危机，红四军也结束了危机。朱毛紧密合作，红四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复出的毛泽东着力整顿红四军

    毛泽东刚刚官复原职，马上修书一封，致中共中央。信中跃动着他复出的喜悦。信不长，意在向中共中央报告自己已经复职：

    中央：

    我病已好，11月26日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即谢汉秋——引者注）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定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准备一个月给养。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教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余详前委报告。

    毛泽东

    1929年11月28日于汀州

    信中提及的“布报”，亦即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红旗》，则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

    写罢致中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又给老朋友李立三写了一信，交给地下交通员一起带往上海。

    毛泽东致李立三的信也很短，全文如下：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敏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这里提及的“泽民”，即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当时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独秀”，亦即陈独秀，当时在中共党内散布托洛茨基观点，成立了反对派小组织。

    毛泽东发走了这两封信之后，便着手整顿红四军。他发觉，在他离开红四军这半年时间里，红四军中各种错误思潮泛滥，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

    中共红四军“七大”撒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以后，又在10月上旬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八大”。那时否定了“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以为无产阶级应实行最彻底的“民主”。于是，什么事情都要开会讨论。调一个人，拔几支枪，都得开会讨论，一讨论便是几个小时。前委不再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却成了各纵队的“联席会议”。开起会来，非得各纵队的头头脑脑全部到齐，少一个人就得等，等齐了才开会。“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前委还认为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的中心。”

    中共红四军“八大”在上杭县召开时，成了一次争论不休的会议。光是为了选举前敌委员会委员，就争论了很久，最后来一个平均分摊，每个纵队都有人参加前委，选了十七人之多。

    内中有个谭玺，是中共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的，当时正在一纵队，没有出席会议，可是有人提议他应该进入前委，说他如何如何的好，会上宣传了两次，结果谭玺竞成为前委的常委！其实，当时他新来乍到，还没有几个人认得他……

    为了补充兵员的不足，很多俘虏兵进入红四军，没有及时进行教育，把国民党的作风带进红四军：有人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人打骂士兵，所谓“不打不成兵”；有人赌钱，谁赢了钱谁请客；纪律松懈，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

    毛泽东复出之后，下力气整顿红四军。他在作了一个月的准备之后，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

    他反对“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种“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分配前委委员的方法，鲜明地提出，只有符合三个条件的人才可当选前委委员，而不必考虑各纵队之间的入选比例。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条件是“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

    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在陈毅的主持下，中共红四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

    古田是上杭县最北的大集镇，地处群山之中，有一千多户人家。这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古田会议”。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中共红四军“九大”的气氛跟“八大”截然不同。“八大”时“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一回，会议开得井然有序，红四军的“三巨头”分别作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会场上高悬四条标语，即“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

    会议只开了两天。在听了三个报告之后，通过了十二项事先起草好的决议，即：《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员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政治决议案》、《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是“八大”所不可想象的。

    大会的主角是毛泽东。由他起草的部分决议《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后来改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这篇决议中，毛泽东历数了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一）单纯军事观点；（二）关于极端民主化；（三）关于非组织观点；（四）关于绝对平均主义；（五）关于主观主义；（六）关于个人主义；（七）关于流寇思想；（八）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毛泽东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了红军的性质：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毛泽东起草的这一决议，被认为是“历史性的决议”。《毛泽东选集》为此文所加的题注写道：“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

    这一次改选前敌委员会委员，选出正式委员十一人，即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另选候补委员三人，即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内中的五人原本是在基层工作，毛泽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提名他们为前敌委员，即宋裕和（湘南农民）、李长寿（独立团老兵）、田桂祥（湘南农民）、黄益善和罗荣桓，毛泽东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这时的红四军，已有四个纵队。第四纵队便是邓子恢、张鼎丞那支闽西部队，在1929年8月成立。

    毛泽东写长信批评了林彪

    就在毛泽东驻兵古田进行整训之时，蒋介石下令进行“三省会剿”。“三省”部队，即江西的金汉鼎部队、福建的刘和鼎部队和广东的陈维远部队。

    刚刚结束了古田会议，毛泽东便决策主力由闽西向赣南转移，以避开“三省会剿”的锋芒——在三省之中，江西最“软”。

    新年刚过，林彪先率第一纵队从新泉朋口出发。1月3日，朱德率红四军第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经宁化向赣南进军。

    毛泽东呢？他率第二纵队到龙岩县小池打了一场阻击战，然后返回上杭县古田。

    这时，毛泽东读到了一封奇特的写给他的“新年贺信”，信中透露了一股悲观情绪，主张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

    信的作者是谁？林彪！

    此时，林彪已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正在出征赣南途中。

    尽管戎马倥偬，1月5日，毛泽东当即在古田村写下一封长信致林彪。除了向中共中央写汇报信比较长之外，毛泽东很少写长信。这次他给林彪写信是个例外，竟然写了七千字！此信是一封公开信，写毕印发红四军各基层单位。毛泽东在古田花了一天时间写毕此信，翌日便率二纵队离开古田，向赣南进发。

    这封长信，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成了著名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林彪比毛泽东小十四岁，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十一月初一，亦即1907年12月5日。湖北黄冈县人氏，本名林育容，又写作林毓容。

    林彪的父亲，亲友通常称他“四爹”，在杂货铺里当店员。后来到长江小火轮上当会计，也做过织布工人。

    林彪的母亲，亲友通常叫她“毓四婆”。

    林彪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弟弟。

    林彪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从湖北带全家逃往衡阳，再逃往柳州，林彪的母亲死于逃难途中。

    大嫂在去贵阳途中被日本飞机炸死。父亲辗转打听到林彪的消息，找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被送往延安。解放后来到北京，1961年病死，终年八十四岁。

    林彪的哥哥在黄冈参加过游击队，1959年因脑溢血而死。大弟弟林向荣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团政委，战死于太原。二弟弟林毓菊后来在天津一家医院担任党委书记。姐姐则生活在湖南。

    林彪在九岁时读私塾，十一岁人八斗湾浚新学校。1921年，浚新学校停办，他随堂兄到武汉读书。他受同乡陈潭秋、林育南的影响，思想日渐进步。1923年，林彪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林彪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自进入黄埔军校起，由原名林育容改名林彪。

    北伐开始时，林彪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排长。

    南昌起义时，林彪担任第十一军军部特务连连长。

    此后，他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上山后一个月1928年5月，他出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一营营长。

    过了半年，1928年11月，他升为二十八团团长。这个团是朱德南昌起义带过来的主力团。

    过了一年多，他升任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成为红军的骨干将领。

    林彪此人性格内向，言语不多，论指挥作战，确有一套本事。也正因为这样，他会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一个一个台阶迈上去。他在红军建设上也有贡献，例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最后两项注意，便是林彪提出来的。

    不过，林彪又常常左右摇摆。在井冈山，在面临第三次“会剿”时，他便曾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曾批评他“娃娃不懂事”。

    这一回，毛泽东读了林彪的“新年贺信”，一下子便抓住了林彪的悲观情绪。此时的毛泽东，刚刚在古田会议上批判了党内种种错误思想，却未曾对悲观情绪来一通批判。而毛泽东对林彪悲观情绪的反感，由来已久，他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就直截了当地复函称中共“太悲观了”。

    一股激情在毛泽东的心中升腾，终于把思绪从笔端汩汩流出，写出了致林彪的长信。他借林彪来做文章，端正红四军上上下下的对形势的错误估计。

    毛泽东此信，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了删节。信的开头一段，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没有的。毛泽东的原文是这样的：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有些事忙，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令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刚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行动问题。我以前感觉到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是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的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圆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的革命不适合的。

    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级中互相争夺的殖民地一件事认识清楚。

    以上这些被删去的原文，可从中共中央北方局1944年印行的《抗战以前选集》中查到。毛泽东在信中，提及了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他写道：

    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

    毛泽东对悲观情绪的根源作了如下分析：

    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最后，毛泽东以充满诗意的笔触，如此热烈欢呼道：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此信，写得这般潇洒，表明他复出后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信的结束语，也是后来被删除的。原文是：

    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圆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的就在于这一点。

    古田镇赖家坊“协成店”小屋的油灯，彻夜通亮。毛泽东一气呵成地写成了给林彪的这封长信。他加上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交付油印，发至各大队党支部。

    后来，此信以《毛泽东同志写给林彪同志的信》为题，收入1941年出版的《六大以来》。194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全文收入此信。

    1948年2月28日，林彪致函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印行《毛泽东选集》时，此文不要公开他的名字，称这样可以“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国外“种种无益的推测”。

    此时，林彪已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请求，将此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时删去了信的开头几段和末段中直接涉及林彪的文字。

    这样，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定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在1952年印行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题注没有提及林彪：“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

    “文革”中，林彪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仍耿耿于怀于这笔旧账。1969年9月，林彪授意他人代表，写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

    繁茂三湾竹树，

    苍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

    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

    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

    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

    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启蒿菜，

    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

    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

    斗志不容稍减。

    内中的“岂疑星火燎原”一句，显然是想把那笔旧账勾销，据云，拟稿者最初写作“何疑星火燎原”，林彪改为“岂疑星火燎原”。

    如此反反复复，历史云遮雾障。直至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问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题注才如实写上这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

    毛泽东“春风得意”驰骋赣南

    星星之火在扩大。朱毛红军——红四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中树起了一面武装斗争、武装割据的旗帜，各地纷纷响应，冒出了一支又一支新的红军。

    红五军——以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活跃在湘鄂赣边界。

    红二军一一以贺龙为军长、恽代英为政治委员（未到任），活跃于湘鄂西一带（该军最初亦曾称“红四军”）。

    红四军——与朱毛红军同名，由邝继勋为军长、余笃三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参谋长，活跃于鄂豫皖边区（这支红四军中的一部分，原曾称“红一军”）。

    红六军——同称“红六军”的有三支部队。一是以孙德清为军长、周逸群为政委的红六军，活跃于鄂西洪湖地区；二是以李勋为军长的红六军，亦在鄂西；三是以黄公略为军长、刘士奇为政委的红六军，在赣西、湘赣边界一带。

    红七军——1929年12月11日广西百色起义之后诞生的，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活跃于广西右江地区。

    红八军——1930年2月在广西左江地区成立，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

    红十军——军长方志敏（后为周建屏），活跃于赣东北和闽北地区。

    红十一军——同称“红十一军”的有两支部队。一支以吴光浩为军长、戴克敏为党代表，活跃于鄂东：一支以古大存为军长、胡丙泰为政治委员，活跃于广东东江一带。

    红十二军——也有两支。一支是以伍中豪为军长、邓子恢为政治委员（最初称“红九军”），活跃于闽西一带；一支由谢振亚领导，活跃于鄂东南一带。

    红十四军——以何昆（李维森）为军长、李超时为政治委员，在苏北活动。

    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政委王平章，在鄂豫皖一带（1931年10月始建）。

    红二十六军——1930年9月19日，河北南部的东明、长坦两县农民暴动，打起了“红二十六军”军旗。

    此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地区组织武装暴动，队伍亦称“红二十六军”。

    如此众多的红军在中国大地诞生，显示了毛泽东的影响。因为毛泽东最早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早创建红色根据地，朱毛红军成了一面旗帜，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标杆。虽说当时的毛泽东，还只是“各路诸侯”中的一个，却已成为各路红军的榜样。

    从1927年秋收起义，到1930年，不过三年多的功夫，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中国有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十三个省的三百多个县，发生了武装暴动，建立了大小十五个红色根据地，建立了十三个军的正式红军，共约六万二千七百余人，稍后则发展到十万人。赤卫队也发展到十多万人。

    毛泽东率部从闽西转入赣南，1月16日占领了广昌。他复职后，精神颇佳，那曾经折磨他多日的疟疾也霍然而愈。他满怀信心地指挥着红四军。

    红四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上上下下也都充满了信心。此时，红四军早晚点名，官长喊一声“进攻敌人”，士兵便答一句口号：

    进攻敌人——消灭军阀混战！

    进攻敌人——武装拥护苏联！

    进攻敌人——建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

    进攻敌人——彻底分配土地！

    进攻敌人——扩大工农武装！

    进攻敌人——夺取江西全省政权！

    1930年2月，毛泽东率部从广昌进逼江西中部重镇吉安。心境愉悦的他，在行军途中哼成《减字花木兰·广昌路上》一首：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无翠柏。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雷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内中“雪里行军无翠柏”一句，在1963年公开发表时，改为“雪里行军情更迫”。

    毛泽东率红四军在江西中部、南部驰骋。到了1930年3月，赣南一带除了赣州、吉安等几座孤城之外，三十多个县都变成红色，形成了赣南根据地。

    赣南根据地跟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红色区域日渐扩大。这一大片红区，史称“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样，毛泽东在丢失了井冈山根据地之后，又创立了新的、更大的根据地。

    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也扩大了。1930年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和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德为总指挥。这“政治委员”一词，是周恩来沿用苏联红军建制，改掉了中国红军中原设的“党代表”。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中说：“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自从毛泽东出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后，人们也就称他为“毛委员”；在此之前，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为“毛党代表”，不久，红五军、红八军、红二十六军合编，组成红军第三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1930年8月，红一军团又与红三军团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朱德为总司令。朱德的“总司令”之称，便始于此时。后来，他成为“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这个“总”字，最初起源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这一职务。

    红军第一方面军拥有三万兵马，比毛泽东初上井冈山时那七百多人，声势要大得多了。春风得意的“毛委员”已在江西树起一面红色的大旗……

    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

    就在毛泽东结束了在闽西的半年的沉默，闯进赣南，打开了新的局面，他又遭到了猛烈的打击。

    这一回新的打击来自中央，来自他的老朋友李立三！

    1930年3月，周恩来由上海去苏联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便完全落到了李立三手中。

    李立三开始实行他的“左”倾冒险机会主义路线。

    1930年6月9日，柏山（即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时，对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李立三如此说：

    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

    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游击战争的战术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形势……

    想当年，这位李立三看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去见毛泽东时，羞羞答答“没有明白表示意见”。在毛泽东面前，李立三是个“小弟弟”。如今，李立三把持了中共中央，批评起“四军毛泽东”来，一点也不客气。

    李立三挖苦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秘诀”，是“逃、跑、走”。

    据云，李立三的嘴甚大，他常给朋友表演“绝技”：把拳头伸进自己的口里，转了一圈，再把拳头取出。

    此刻，他张着大嘴，正在大声鼓吹他的路线：红军“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

    确实，毛泽东有着一条“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的路线。他的游击战争经验，是近四年红军作战切切实实的总结。然而，坐在上海亭子间里的李立三，却要对毛泽东进行“根本解决”！

    六天之后——1930年6月15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即毛泽东，下达了命令式的一封信。信的措辞是异常激烈的：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

    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李立三强调，“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他要求毛泽东率红四军“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光是写信、下命令还不够，他还特地指派了中央特派员涂震农向红四军传达、督战。

    李立三此时是上级，毛泽东是下级；李立三此时代表中央，毛泽东代表地方。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毛泽东不能不执行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进攻南昌！然而，脚踏实地的毛泽东，当然掂量得出进攻南昌该付出多少血的代价。

    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聪明：

    7月11日，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城北雨坛脑召开了红军和地方武装人员的万人誓师大会，摆出了向南昌进军的架势。

    7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率部攻克清江县樟树镇，歼守敌两个营。26日，攻克离南昌不远的高安县。

    7月30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攻入南昌近郊新建县的西山。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说服部队不要进攻南昌，以避免惨重的损失。

    8月1日那天，毛泽东派出罗炳辉带了几十个人到南昌赣江对岸的牛行车站，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举行“八一”示威。南昌城里一阵紧张，正欲派出军队反击，毛泽东的部队已不见踪影——早已朝奉新、安义县转移了。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接到李立三的命令：进攻长沙！李立三的“宏伟计划”是毛泽东攻南昌，彭德怀取长沙，然后会师武汉！

    彭德怀执行了命令，率部乘军阀混战之际，长沙空虚，于7月28日攻入长沙，当即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以李立三为主席。

    李立三闻讯大喜。正在这时，何键调集十五个团，南北夹击长沙。幸亏彭德怀急急率部撤退，才算避免了全军覆没——占领长沙不过十一天而已！

    李立三得知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退出长沙，大骂他们右倾，急令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

    毛泽东只得从命，和彭德怀部队一起，再攻长沙。这时，何键坐镇长沙，拥有四万兵马，远非上次那么空虚。毛泽东为避免红军损失，屯兵长沙城下。

    何键得知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在长沙板仓，悬赏一千大洋“捉拿毛杨氏”。

    杨开慧不幸和儿子毛岸英一起被捕，被押往长沙。杨开慧在狱中遭到严刑酷虐。各界闻杨开慧被捕，纷纷来人、来电要求保释。何键说：“只要杨开慧同意登报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行了，其他都不必审讯。”杨开慧冷眼相对，坚决拒绝。1930年11月14日下午1时，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杀，年仅二十九岁。

    毛泽东后来从报上得知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当即写信给杨开慧胞兄杨开智，痛悼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毛泽东还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毛泽东深知长沙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只能采取围城的办法，然后设法诱敌出城，聚而歼之。好不容易引出敌人一个师，一举歼灭，士气大振，要求攻城的情绪也猛然高涨。李立三又连连催促进攻长沙，毛泽东不得不在9月10日签署《强攻长沙命令》。

    命令下达后，红军发动强攻。何键的部队在长沙四周打了木桩，架上电网。红军。买了几十条水牛，牛尾上绑棉花，浇了煤油，点火之后，水牛狂怒，朝电网冲去，才打开了缺口，可是，电网之后有壕沟，有工事，红军一次次冲锋，一批批倒下，损失惨重。毛泽东决定撤围。

    就在这时，李立三派来长江局代表周以栗，要求毛泽东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于是再度对长沙发动进攻。

    毛泽东与周以栗彻夜长谈，陈述了不能再攻长沙的原因。他写下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说明了退兵的理由，交给周以栗带去。长沙一仗，使红一军团损失一千六百余人，红三军团的损失人数也与红一军团相近。

    于是，毛泽东在9月13日带着部队撤退，退往湖南株洲。毛泽东的意图是带部队回到赣南。

    10月3日，毛泽东率部包围了江西南部重镇吉安县城。午后2时，毛泽东下达了对吉安发起总攻的命令。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一下子缴获了上千支枪。拔掉了吉安这钉子，使赣南一片红色，只剩赣州一座孤城未克。

    10月17日，毛泽东率部抵达江西中部的峡江县，收到中共湘东特委9月以及9月以前发出的三封信，转达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再度进攻南昌！

    毛泽东无奈，于10月19日复函中共湘东特委：“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

    正在毛泽东十分为难的时候，中共中央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是由于中共中央设在上海，而那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毛泽东尚不知李立三已经下台！

    8月下旬，翟秋白、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9月24日，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宣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路线。

    虽然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但是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于恢复了他在八七会议时的党内地位——他是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经过了将近四个春秋，他这才终于重新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

    直至1930年12月上旬，从中共中央来了一位“大员”，毛泽东这才详细得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情形。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派来的，只是交通员、巡视员，这一回派来的却是一位政治局委员！这表明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朱毛红军了。

    派来的政治局委员，当时名叫“江钧”，即项英。项英织布工人出身，所以在中共“六大”强调工人成分时，他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成了政治局常委，在党内的地位远远高于毛泽东。他甚至还当选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会见过项英，夸奖过他，还送了一支手枪给他，这使项英在中共党内的声望骤升。

    自1930年8月起，项英又兼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项英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传达了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的批判，内中，还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加强和统一中共中央对各苏区党的领导。这一新的机构，命名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显然，这“中共苏区中央局”，成了苏维埃地区的中共最高领导机构。

    关于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早在1930年8月29日，中共中央的《中央关于在湘鄂赣三省成立苏区中央局给长江局的信》中，已经指出：“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

    中共中央派出的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最初人选是关向应。关向应是满族人，1924年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只是关向应赴任时，因道路阻隔，半途而返。

    1930年10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改派“江钧”前往苏区。中共中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写及；“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未到达以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

    可是，当时正忙于作战，拟议中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未建立起来。

    直至项英到达苏区，这项工作才终于落实了。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镇正式成立，书记并非毛泽东，而是周恩来。由于周恩来尚在上海，任命项英为代理书记。这样，项英成了苏区的中共最高领导。

    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由九人组成：周恩来（未到）、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未到）、余飞（来到）、曾山及湘赣边特委、少共中央各一人。

    其中的曾山是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1930年10月7日，在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当选为省府主席。

    1月15日，在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同时，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军事最高领导机构。

    这样，在苏区，形成了项英、毛泽东、朱德的“三驾马车”新格局。项英成为苏区的最高首长。

    李立三的下台，使毛泽东又渡过了一次政治危机，不过，项英当时并不认为李立三是路线错误，而只是策略的错误。项英的到来，并非彻底扭转李立三路线在苏区的影响，反而不时和毛泽东产生新的矛盾……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攻南昌，战长沙，虽说毛泽东迫不得已，却耸动了视听，成为国民党报纸上的“热点新闻”，连篇累牍加以报道。

    于是，红军名声大振，毛泽东也名声大振。

    毛泽东成为街谈巷议的传奇人物，如他所忆：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指毛泽东家乡湘潭——引者注）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毛泽东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

    毛泽东名震中国，蒋介石把他视为心腹之患，无奈，从1930年5月起，蒋介石正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跟阎锡山、冯玉祥逐鹿中原，打得不可开交。到了1930年10月，“蒋、阎、冯大战”以蒋介石取胜而告终，蒋介石便腾出手来，对付毛泽东。

    蒋介石在1930年8月5日，任命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何应钦受命伊始，说了一通“深刻”的话：

    “各省从前剿匪，大都不免省界观念，能将匪共驱出省界即为了事；他省如何不欲过问。故匪等东击西窜，不能根株尽绝，反而愈延愈广。国府因见及此，特命行营负此专职，统筹兼顾，谋根本解决，以矫正前此之流弊。”

    这么一来，也就从过去的“会剿”，改为“围剿”。

    蒋介石在10月7日攻占郑州之后、平定中原，便确定赣南为“剿匪重点”，着手部署第一次“围剿”，南昌市中心洗马池，那里的江西大旅社忽地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人莫近。这家大旅社是当年南昌首屈一指的豪华宾馆，三年多以前周恩来等便是住在这里发动八一起义的。12月7日，蒋介石抵达这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

    几天之后的12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的“南昌通讯”，便报道了蒋介石这一动向：“蒋主席为限期肃清赣境共匪起见，特电召十八、新五、新十五等师师长来省开军事会议，并面授机宜，各师长将陆续由前方赶到，晚即在总司令部行营开会，出席者有何成浚、朱绍良、鲁涤平及张辉瓒等十余人……”

    会后，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表明这次“围剿”的声势大不。

    蒋介石“面授机宜”，制定了“围剿”的十六字方针：“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他调集了十一个师两个旅，约十万兵马，进行“围剿”。另外，还派出三个航空队，以造成空中优势，因为红军没有一架飞机，连高射炮也没有。

    说实在的，那时的蒋介石，还没有把毛泽东放在服里。他以为，作了这么一番“面授机宜”之后，足以“荡平共匪”。他在南昌逗留几日之后，便带着吴稚晖、周佛海、邵力子、陈布雷上庐山作逍遥游，不久就返回南京去了。

    毛泽东面对气势汹汹的十万敌军，以为《孙子兵法》所说的八个字极有见地，那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尽管许多人主张“主动出击，北上迎敌”，甚至提出“主动进攻九江南昌”，而毛泽东却依据《孙子兵法》，提出了四字方针：“诱敌深入”。

    1930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对“诱敌深入”方针作了阐述。他以为，当强敌扑来之际，红军应向根据地内撤退，不应硬拼，在退却过程之中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消灭敌军。毛泽东在会上说：“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

    后来，毛泽东作了如此生动的形容：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泽东学林教头，在蒋介石的十万大军面前退让着，而根据蒋介石的“长驱直入”的方针，蒋的部队也就随着红军的退却“长驱直入”了。

    在蒋介石诸将之中，有一位名唤张辉瓒。《民国日报》“南昌通讯”中提及的蒋介石“面授机宜”的将领之中，便有此公的大名。

    张辉瓒是湖南长沙人，年长毛泽东七岁，曾在北伐战争时与毛泽东相识，不意如今成了交战的对手。张辉瓒此人，是一员道地的武将：早年在清朝军官讲武堂学习，然后又去日本士官学校和德国学习。他比起毛泽东“强”多了，因为毛泽东连军事学校的大门都未曾进去过，更何况留日、留德喝洋墨水了。

    张辉瓒在1924年出任国民党军第四师师长。1929年，出任南昌卫戍司令。1930年3月，兼任江西省“剿匪”总指挥。由于他屠杀共产党人不眨眼，因此人称“张屠夫”。

    这一回，“张屠夫”受命“剿匪”，趾高气扬。他向部下发表训词：“吾党与共匪势不两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还，愿吾汝辈共勉之！”

    张辉瓒挥师南下，在樟树镇驻营时，第五十师谭道源的参谋长李家白曾去看望，记下了当时的印象：

    张住一楼房。我师副师长森岳邀我去看看他。一进大门，只见守卫士兵各荷自来得手枪及马刀各一，枪柄吊金红丝稳，佩系颈上，刀柄系蓝绸制的国民党小党旗；穿着崭新的灰色军服，看来十分威武。大门口站四个卫兵，楼梯上下各一个，房门口又站一个。张素爱排场，这时更令人刺目。我们见面彼此客套一番。张正为人谋差使，写好了介绍信，叫“来人”，一马弁（当时通称卫士为马弁）应声进来，张命：“叫特务连长拿我的私章来！”一会儿，特务连长进来拿出师长的私章盖上，仍把私章带去（特务连长张迭泉系张的胞侄）……

    江西中部的东固，驻有红军主力。国民党新编新五师师长公秉藩和张辉瓒，分别率部朝东固进军。

    张辉瓒求胜心切，12月20日晨，率部逼近东固。清早，浓雾遮日，张部在雾中听见人叫马嘶，判定为红军主力，当即发动强攻。对方人强马壮，马上予以猛烈还击。双方在浓雾中激战。张辉瓒以为，这下子真的遇上红军主力，乃是千载难遇的立功之机，下令猛攻。

    双方厮杀正酣，浓雾渐消，对方发觉死者穿的是十八师军服，大吃一惊，急忙吹号联络。张辉瓒部队一听号声，方知对方不是红军，原是公秉藩的新五师。这一场大战，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

    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见公秉藩、张辉瓒两师朝东固扑来，避其锋芒，退兵至龙冈。公秉藩捷足先登，占了东固，马上发电报到吉安给鲁涤平、到南昌给何应钦、到汉口给蒋介石，抢报头功。蒋介石当即复电，称赞公秉藩“该师将士用命，克奏肤功，实堪嘉奖”，给二万元“犒赏官兵”。张辉瓒不知此事，以为东固仍在红军手中，所以在雾中开火，误杀一阵……

    张辉瓒挨了蒋介石的臭骂：“该死！”“可耻！”

    公秉藩在他1963年写的回忆录中，忆及当时的情景：

    “我去十八师师部看张辉瓒，请示明日如何行动，张说：‘你明日留东固休息，我率领十八师进攻龙冈。’”

    张辉瓒的牙齿咬得咯咯响，非要立一“大功”，以雪东固之耻。

    这时，毛泽东稳坐中军帐。12月25日，他在离东固不远的小布镇召开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他别出心裁，给大会写了一副对联，高悬在主席台两侧，这副对联，生动地反映了他的游击战争的策略：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正是运用这副对联中的策略，对付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

    张辉瓒的求胜之心甚急，12月29日率主力五十二旅、五十三旅及师部九千余人逼近龙冈。毛泽东料定张辉瓒明日必然途经苦竹岭进军龙冈。苦竹岭距龙冈二十华里。毛泽东、朱德在苦竹岭设立了指挥所，调集红军主力埋伏在龙冈。龙冈是江西永丰县的一个五六百户人家的小镇，高山环绕，中间是一峡谷，是打伏击战极好的“口袋”。

    军情急，已经无法再作战前动员。红军战士急行军。这时，下起蒙蒙细雨，山道甚滑，可是为了争取时间，甚至要在细雨中小跑。

    战士们不知何故如此急迫，原定向上固移动，如今突然转了方向，见到路边的大门板上用粉笔写着的一行大字，这才恍然大悟：

    军长、政委示

    上目无敌，敌在龙冈，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

    林彪口

    当时刘亚楼任红四军第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经过紧张的急行军，毛泽东调集了优势兵力，布下罗网：红三军负担正面攻击，红十二军任左路，红四军由上固转向龙冈西北侧，这样，毛泽东和朱德布好了“口袋”，坐镇苦竹岭观察动静，以便决定何时收紧“口袋”。果真，张辉瓒翌日率部进入“口袋”。真是天助毛泽东，当天下午3时起，居然浓雾四起！红军熟悉那里的地形，而张辉瓒的十八师人地生疏。在朱毛下达总攻令之后，张军乱成一团，九千多人顷刻瓦解，成了瓮中之鳖，只能束手就擒。一夜之间，张辉瓒部队全军覆没！鲁涤平当天给蒋介石发去的电报，喟然长叹：“龙冈之役，十八师片甲不留！”

    翌日，红军打扫战场，不见张辉瓒。张辉瓒哪里去了呢？须知，龙冈那“口袋”，插翅也难逃。

    红四军十师的一个班，在一棵大枫树下面，发现一件狐皮大衣。显而易见，只有国民党大官，才会有这样“派头”的大衣。细细查看，在大衣里发现一个手指头大小的牌子，上写“张辉瓒”三字。这表明，张辉瓒一定是扔下这件显眼的大衣逃命，可能离此不远。

    战士们开始搜山。在大枫树附近，发现一个山水冲成的山窝，窝里有个土洞，洞里躲着人。

    “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啦！”战士们喊道。

    那人战战兢兢地从洞中爬出，他，肥头大耳，却穿了一身过小的士兵服装，绷得紧紧的。

    此人便是张辉瓒！

    一传十，十传百。“活捉张辉瓒”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在龙冈传开。

    在龙冈大坪，张辉瓒被押去见毛泽东。

    “润之先生，润之先生。”张辉瓒一边向毛泽东鞠躬，一边赶紧叙旧，提及往日的友情。毛泽东哈哈大笑道；“你曾一再说过，要剃朱、毛的头，想不到今日被我们剃了头。”

    张辉瓒连声道：“惭愧！惭愧！有罪！有罪！”

    这位中将师长，身为阶下囚，此时此际唯求毛泽东高抬贵手，饶他一命。张辉瓒答应，愿给红军捐款、捐药、捐枪弹。

    毛泽东关照部下好好看管张辉瓒，不要杀他。毛泽东说，可以安排张辉瓒到红军学校即将开办的训育系当教员，发挥他的一技之长。

    张辉瓒家属得知张辉瓒被俘，急着在上海找中共中央关系，愿不惜任何代价，以求换回张辉瓒。中共中央派出涂作潮赶赴江西苏区。

    无奈“张屠夫”名声太恶，加上当时“左”倾思想颇盛，张辉瓒被押往东固公审。1931年1月28日，东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在一片怒吼声中，张辉瓒被斩首。

    张辉瓒的首级被装在笼里，笼上插着三角旗，写着“这是张辉瓒的头”。当地群众又找来一块“张氏公祠”木匾，把笼子放在木匾上，抬了一百多里，扔进赣江，说是漂到南昌去。

    国民党七十七师的哨兵发现江上漂着的怪物，驾着小船捞起，速送正在吉安的鲁涤平。张辉瓒乃鲁涤平嫡系。鲁大哭一场，派人把张辉瓒首级送往南昌。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涂作潮在南昌得知张辉瓒已死，只得重返上海。鲁涤平给何键和蒋介石发去电报。张辉瓒是湖南长沙人，何键痛哭一番之后，派人前往南昌运回张辉瓒首级，又派人砍了几段樟树，雕成身子，合葬于岳麓山。何键还大做道场，在张辉瓒墓前立碑，书“魂兮归来”四字……

    据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一书载：“几个星期之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上海派来的通讯员来到朱将军（即朱德——引者注）的指挥所。他送来一封信件，要求释放张辉瓒，蒋介石的交换条件是释放大批政治犯，并愿付二十万现款。‘我们对杀了他很感后悔’，朱将军说道，‘倒不是因为那笔钱，而是因为蒋介石对此进行了报复，杀害了我们许多在狱中的同志’。”

    在一举全歼张辉瓒部队之后，谭道源师惊慌失措，夺路而逃，自相践踏。毛泽东挥师追击，1月3日追至东韶，歼谭师一个旅三千多人。

    这样，五天连胜两仗，歼敌一万二千多人，第一次“围剿”电就画了句号。

    毛泽东笑了。这是他在遭受中共红四军“七大”和李立三路线的诘难，两次打击之后，头一回大胜利。

    “人逢喜事精神爽。”毛泽东诗兴勃发，写了这么几句：

    雾满龙冈千嶂暗，

    红军怒气冲霄汉，

    唤起工农千百万。

    齐声唤，

    前头提了张辉瓒。

    这是最初的几句。后来，过了几个月，蒋介石进行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又补写了下半阕，并对前几句加以修改、补充，才成了如今印人《毛泽东诗词选》中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八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这里下半阕的“二十万军重人赣”，指的是蒋介石调二十万大军重新人赣进行第二次“围剿”。

    伪造毛泽东亲笔信差一点惹起大祸

    就在紧张地进行第一次反“围剿”的日子里，在急骤的战斗进行曲中忽地蹦出不协调的刺耳音符。

    事情发生在彭德怀的三军团指挥部。

    那是1930年12月中旬一天夜半，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忽然给彭德怀送来一封密信。一看那特殊的毛笔字，便知是毛泽东写的。他那与众不同的“毛体”字，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彭德怀阅信，那两条浓眉紧紧拧在一起，大为震惊。毛泽东的信，不是写给彭德怀的，却是写给古柏的。

    古柏是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共寻乌县委书记。1930年5月，毛泽东到寻乌作调查时，跟古柏结下很深的友谊，于是调他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亦即相当于毛泽东的秘书。

    那封毛泽东致古柏的信，全文如下：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共产党的英文开头字母——引者注）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准告知。

    毛泽东

    显而易见，这是一封绝密之信。信中提及的“朱、彭、黄、滕”，即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膝代远。

    至于“AB团”，乃是“Anti-Bolshevik”的缩写，英文原意是“反对布尔什维克”！

    朱、彭、黄、滕怎么会成了“AB团主犯”？！怎么要“早日捕杀”？！

    除了那封毛泽东密信之外，还附有上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开头的第一句话便触目惊心：“党内大难到了！彭德怀叛变投敌！”

    虽说彭德怀有着“李逵”之称，连他自己也承认“有些类似李逵”，此时倒粗中有细。他问周高潮这信是谁送来的，周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彭德怀要周把送信人找来，周高潮出去半天也没找来。彭德怀认为，此信肯定是伪造的，毛泽东绝不会写这样的密信。彭德怀谈及此事，曾说：

    当时我的脑中回想着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会议，争取袁、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

    翌日晨，彭德怀召开紧急会议，说了自己的看法。人们仔细看那封信，发觉信末写着“10/12”，毛泽东从无这样的写作习惯。滕代远同意彭德怀的分析，说道：“好危险呵！这是一个大阴谋！”

    当时彭德怀的三军团指挥部在东山坝，毛泽东的总前委在黄陂，这“黄陂”不是湖北省的黄陂县，是江西宜黄县和宁都之间的小镇。附近还有白陂、东破、礼陂等小镇。两者相距六七十里。彭德怀当即代表三军团起草一简短宣言，派人急送毛泽东，宣言表示：“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就在这时，朱德那里也收到同样内容的毛泽东的“亲笔信”。

    李井泉曾这样回忆事情的经过；

    那时，东固来了个刘副官。到了黄陂，用毛泽东同志的名义写了封信，偷偷地放在朱总司令那里。信的内容是说朱总司令怎么不好，落款是用英文签的名。这下就露了马脚。朱总司令一看，就说毛泽东同志写信从来不用英文签名，这是个阴谋。于是，把这封信公开了。那个刘副官放下这封信之后就逃走了。

    就这样，一场离间毛泽东和朱、彭、黄、滕的阴谋被识破了。红军的一次大破裂危机，安然渡过了。

    是谁伪造毛泽东的亲笔信？是谁制造这起阴谋？经过详细的调查，这才逐渐查清其中错综复杂的内幕：

    “AB团”是一个反共的秘密组织，1927年1月在南昌成立。那是国民党右派组织的。最初，因“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取名“AB团”。

    那是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初，蒋介石派出他的亲信段锡明、郑异为“中央特派员”，前来负责国民党江西党务。段、郑两人均为江西籍。后来又加派了洪轨前来南昌。于是，段、郑、洪在南昌秘密成立了“AB团”，以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目的。

    三十一岁的段锡朋，颇有来历：他是江西永新人，从江西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人北京大学政法科，曾是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1920年起，他先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出任武昌大学、广东大学教授。他来到南昌后，出任中国国民党江西党务指导委员，是“AB团”的创建人。

    “AB团”在江西为害三个来月，被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视为眼中钉。中共江西区委决定对“AB团”采取行动。1927年4月2日，在中共江西区委领导之下，江西工会、农会、学联和朱德手下的军官教导团，突然冲往南昌百花洲，包围了那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了“AB团”骨干三十多人。段锡朋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这样，“AB团”作鸟兽散，从此销声匿迹。段锡朋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大学校长，1948年病死于上海。

    本来，在“AB团”总部被捣毁之后，“AB团”也就画上了句号。可是，在1930年3至4月间，在江西莲花钱山，发现了所谓“改组派AB团”。接着，5月，又在安福西区、纯化兴国破获“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8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又称，“破获他们大批组织”。

    中共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6月25日发出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提出改组派“AB团”是“红旗下的奸细”，必须对他们“实行赤色恐怖”。9月24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又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指出“AB团在赣西南有了数年的历史，他们诡计百出的混入我党及各政权机关，希图暴动起来，夺取政权……”这样，肃清“AB团”的声势越来越大。

    10月，红军攻下赣西南重镇吉安时，在城里发现几年前的“AB团”旗帜、印章，更使“AB团”问题引起注意。

    中共赣西南特委把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那里的团特委发行科朱家浩“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首先被怀疑为“AB团”分子。于是，对他实行逼供：

    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组织赣西南“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和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统统供报出来了……

    如此“软硬兼施”、“严加审问”，使朱家浩乱供，使谢兆元乱供，使一大批被“捉拿”的人乱供，造成了“AB团”满天飞的局面！

    12月7日，总前委派出了李韶九，作为特派员，前去吉安东固领导肃反。

    李韶九此人，原在程潜的第六军五十四团四连担任指导员。八一南昌起义时，他成了俘虏，加入了朱德部队。当朱德部队在东江失利，他又重新回到国民党部队。半年后，再度加入红军，来回摇晃于红白之间。

    李韶九一到来固，在他看来，简直遍地是“AB团”。在12月7日到达，至12月10日晚，短短四天之间，他竟在那里的中共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三个机关中，逮捕了一百二十名“AB团”嫌疑犯，而且把其中五十多人处决。

    用今日的语言来说，李韶九此人搞的，乃是“肃反扩大化”！

    李韶九又把怀疑的目光投向驻扎在吉安富田的红二十军，逮捕了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说他是“AB团分子”。谢汉昌又乱供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不过，刘敌和李韶九都是湖南嘉禾县人，看在同乡的面上，李韶九找刘敌谈话，指出他是“AB团分子”，却没有逮捕他。

    当李韶九押着谢汉昌离开富田去东固，12月2日，刘敌便召集第一营的干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提起来了，以后还要抓我们。”

    于是，刘敌率一营去东固抓李韶九。李韶九逃掉了。刘敌释放了谢汉昌，释放了一大批被抓的所谓“AB团分子”，其中包括江西省行委的段良弼等。这一事变震惊了苏区，史称“富田事变”。

    事情闹大了。段良弼、谢汉昌等以为李韵九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来的，便带着红二十军过了赣江，到永新、永阳一带，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事情越闹越大。段良弼、谢汉昌他们要制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和朱、彭、黄、滕的矛盾，造成分裂，想出了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内中有个名叫丛永中的，平日喜欢模仿“毛体”，此时派上了特殊的用场：伪造毛泽东亲笔信。

    就这样，彭德怀和朱德都收到了那奇特的“毛泽东亲笔信”。

    所幸，彭德怀、朱德都察觉了这一诡计，没有上当。那时，正面临着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如果彭、朱中计，红军分裂，马上就会被蒋介石所击破！

    关于“富田事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当时“答辩”的一封信中指出：

    实行挑拨离间，竞不惜一面说出要勒招朱、彭、黄、滕的罪状捕杀朱、彭、黄、滕，一面企图挑拨朱、彭等来杀毛周（“周”指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引者注），竟如此毒辣，陷害同志……

    信中对这一事件，作了如下分析：

    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呢？是不是泽东同志个人问题？决不是，如果是毛泽东同志个人问题，为什么还要提起用以栗同志呢？“纵令退一万步”以暴同志刚到江西，使了什么政治手腕？提了哪一个？打了哪一个？AB团取消派还得敢造谣言吧。那末为什么要打倒毛泽东同志呢？正因为毛同志，代表正确的革命路线，目前实际在领导斗争，推动中国革命。AB团取消派企图破坏中国革命，所以就要打倒毛泽东。正因为以栗同志代表中央正确路线。所以同样要提起。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呢？并不是拥护革命，因为革命就没有私人拥护与否的问题。他们也不是忠实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了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给一个打倒，同志们当此阶级决战紧急，蒋介石在外面大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战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呵。

    从上海派来中央“三人团”

    “富田事变”惹起一番大风波。

    事情变得错综复杂：

    段良弼、谢汉昌、刘敌等所谓“富田事变头目”，本不是“AB团分子”，硬是被李韶九摘“扩大化”而“扩”进“AB团”之列。

    可是，他们又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发动“富田事变”。特别是伪造毛泽东的亲笔信，差一点挑起一场大内乱！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为那些指责他们是“AB团分子”的人提供了“证据”。

    解决“富田事变”这棘手的任务，落在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的头上。

    项英当时的头脑还算是比较冷静的。他首先抓住了重要的一条，即段良弼、谢汉昌发动“富田事变”之后，带走了红二十军，虽然脱离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但并没有去投降国民党。

    这样，由项英主持，1931年1月16日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通过《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认为“富田事变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的行动”，并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但是，决议并没有称“富田事变”是“AB团的暴动”。决议还指出，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逮捕”。

    项英对“富田事变”进行“冷处理”，他“责成曾炳春同志亲自到河西永新苏区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并随带中央局的指示，通知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过江来苏区中央局开会”。这样，他没有用武力去解决红二十军。经过宣传、教育，红二十军回归到红军中来。“富田事变”的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等，“向党承认自己的错误，请党教育”。

    这样，一场剑拔弩张的“富田事变”，经项英妥善处理，也就安然过去。红二十军开赴前线，参加了跟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此波刚平，彼波又起。1931年4月上旬，从上海派出了“三人团”，来到当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所在地宁都县青塘圩。这“三人团”的正式名称叫“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那时因为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上台。为了在苏区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中共中央派出了代表团。代表团共三人，即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人称“三人团”。和“三入团”一起来到苏区的，还有叶剑英、欧阳钦。

    任弼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位留着八字胡、戴近视眼镜、二十七岁的湖南人，早在1920年秋，便出现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六号的石库门房子里。那儿门口挂着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实际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任弼时是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学习俄语，教师是杨明斋以及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这年冬天，任弼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任弼时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翌年，在那里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他返回中国。1926年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理书记、总书记。大抵由于他有过苏联留学经历，在王明看来是信得过的，派他前来苏区。他是”三人团中级别最高的人物。

    王稼祥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王明理所当然信得过。

    顾作霖不过二十三岁，是“阿拉上海人”，出生在上海嘉定徐行。十七岁那年，他考入上海大学，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亦即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长江局主席团成员。进入苏区前夕，他在上海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当时，他的妻子杨龙英正临产，他的儿子顾家来只一岁。他告别爱妻，幼子，和任弼时、王稼祥一起化装成商人，经香港、汕头进入闽西，再进入江西。

    “三人团”到来之后，江西苏区有了两位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即项英、任弼时以及毛泽东。不过，项英很快就遭到“三人团”的排斥。虽说项英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仍保持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但他最初是为了贯彻六届三中全会而派到江西苏区来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否定。

    没多久，“三人团”便批评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中是“完全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反而肯定富田事变不是AB团的暴动，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

    于是，项英被认定“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撤去了中共苏区中央代理书记的职务。

    由谁取代项英呢？1931年5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

    接着，6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亦进行改组，撤去项英的主席职务，改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项英为副主席，叶剑英为总参谋长，周以栗为政治部主任。

    这样，毛泽东成了苏区中共和红军的双重最高首长。毛泽东成功地领导红军战胜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使他的声望大增。

    “横扫千军如卷席”

    南昌的百花洲，那里的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易人。首任行营主任鲁涤平因“指挥不力”，被蒋介石撤职。

    1931年2月22日《民国日报》报道，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西上，代理总司令职权指挥南昌武汉两行营，处理湘鄂赣闽四省剿共事宜，藉以统一指挥，而专责成，以冀最短期间，将四省共匪肃清”。

    四十一岁的何应钦，虽然出生于贵州义兴，但祖籍江西。他跟蒋介石有着颇深的交情：1908年，十八岁的何应钦赴日本留学，在振武学堂结识比他大三岁、来自浙江奉化的小伙子。那小伙子便是蒋介石。同窗之谊，使蒋何之间变得亲密。

    何应钦回国后，在黔军中任团长、旅长以至成为黔军总参谋长。由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突然遭刺，他失去靠山，离黔出亡，到广州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谋。当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任战术少将总教官兼黄埔军校教育长，从此蒋何携手。1929年，当蒋介石出任海陆空军总司令时，何应钦出任海陆空军司令部总参谋长，翌年，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蒋介石派出了何应钦这么一位军界大员坐镇南昌指挥，表明了他对此番再度“围剿”的重视。

    蒋介石反省上次“围剿”之败，败在“长驱直入”，人了毛泽东布下的“口袋”。这一回，他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改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

    何应钦调集了二十个师又三个旅，兵力二十万，比第一次“围剿”增加了一倍，亦即毛泽东的词中所谓“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这时红军的总兵力为三万五千人，只及国民党军队的六分之一。蒋介石发表演说，他紧握拳头，大声宣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面对六倍于己的敌军，该怎么办？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可是，面对“二十万军重人赣”，他却提出了错误的意见。他主张转移，主张“跑”，把红军开到四川去。他引述斯大林的话来作为依据，“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项英见过斯大林。当他对没有见过斯大林、连苏联都没有去过的毛泽东说出这番话来时，充满着一种自豪感、优越感。

    也有许多人主张“分兵退敌”，以为红军分散游击，可以分散敌军的目标。

    毛泽东为排众议，依然坚持“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的战略。毛泽东分析敌情，指出这二十万“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不必过分惊慌。他主张“拣弱的打”。

    经过前后一个半月、四次会议的反复讨论，毛泽东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新派来的“三人团”的认可。

    何应钦指挥着二十万大军，“齐头并进，稳扎稳打”，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联营七百里，徐徐朝南推进。到了4月下旬，已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一线。直至此时，何应钦仍不知红军主力何在。

    毛泽东是一位军事奇才。他约了彭德怀，在东固一带的群山之中钻来钻去，一边摘吃山上的刺梅，一边察看地形，最后看中了东固这块地方。

    东固在上回“捉了张辉瓒”的龙冈之北，地形很有点像井冈山，只是没有井冈山那么高罢了。东固群山环抱，北有东固岭、钟鼓山，东南有名为“狐狸十八歇”的大山，南有大乌山、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有九寸岭，群山之间，只有五条羊肠小道，类似于井冈山那五大哨口。这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自1931年4月20日起，毛泽东竟把三万红军主力调入东固，派兵严守各山口。三万大军在这深山之中悄然待命，伺机而动。

    这时，东固的西、北、南三面皆有蒋军，而且挨得很近；西有王金钰部队，驻扎在富田陂下一带，离东固不过四十华里北面郭华宗部队，驻扎水南、白沙，离东固只七十里；南面，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占领了兴国县城。毛泽东所下的是一步险棋。一旦消息走漏，三军夹击，那就天机尽泄，陷入包围圈之中。项英挖苦毛泽东，说他“钻牛角”。毛泽东坦然答日：“我们就要钻这个‘牛角’！”

    毛泽东看中东固，除了那里群山环立、地形极为有利之外，还在于中共在东固有很深的根基，那里曾被誉为赣西南“群众斗争最红的地方”。三万大军进山，那里的妇女、孩子都帮助放哨，查“路条”。家家户户借粮给红军。

    不过，东固原本只有万把人。陡然增加了三万青壮年，粮食顿时紧张，蔬菜也不够供应。于是，红军从每日三餐改为每天两顿，纷纷上山挖竹笋、下田逮泥鳅、入河摸螺蛳，权且当菜。

    何应钦和毛泽东，两位主帅都在摸对方的底：何应钦觉得好生奇怪，怎么一路“稳扎稳打”，从未遇上有力的抵抗，不见红军主力的踪影？毛泽东坐在深山之中，却在终日琢磨，选择什么时机突然奇袭，才会收到最好的战果？

    何应钦的右路军总指挥为王金钰，王手下的部队之一是第二十八师（原称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乃是红军的老对手。公秉藩部队参加过第一次“围剿”，那时首先攻占东固是他，跟张辉瓒部队在浓雾中火并的也是他。七一回，幸亏他逃得快，才算未曾全军覆没。此次又与毛泽东交手，未免心惊胆战。

    5月8日，公秉藩麾下的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报告极端重要的情报，该旅步哨抓获一红军排长，说毛、朱、彭、黄皆在东固，那里集中了红军七八个军！那排长据云是犯了严重错误，受到重罚，乘监视疏忽之机逃了出来，过来投诚。

    毛泽东的苦心经营，差一点断送在这个排长身上！

    不过，公秉藩未敢贸然相信排长之言，生怕有诈。一边嘱令严审这一排长，一边急电何应钦。

    何应钦下令对东固进行飞机侦察。

    漆着青天白日标志的侦察机在东固上空反复盘旋，没有发现异常迹象。

    于是，5月11日，何应钦复电公秉藩：

    “连日派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仍盼鼓励所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

    这样，那个反叛的红军排长所提供的重要情报，反而被视为“苦肉计”，遭到了否定。毛泽东则在东固深山之中，正侧耳谛听着山外的“声音”。

    说实在的，毛泽东得“感谢”张辉瓒，因为张辉瓒全军覆没之际，他的无线电台也落入红军手中！

    在此之前，红军没有无线电台。正因为这样，当年毛泽东和朱德互相寻找，朱毛和彭德怀互相寻找，花费了多少工夫！也正因为这样，中共中央的指令和朱毛的汇报，要用药水写在白衬衫上，写在竹纸上，靠地下交通员递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

    龙冈一战，红军从张辉瓒师部缴获一台十五瓦特的收报机，如获至宝。同时，还俘获了几个无线电报务员。不过，缴获的发报机却是坏的。所幸，紧接着在宁都东韶歼灭谭道源五十二师一个旅时，又缴得一台十五瓦特收报机和发报机，在被俘的无线电报务员中，有两人愿加入红军。193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指挥者），在宁都小布附近的一座祠堂里，热情地接见了这两位报务员——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技术人员。这两名报务员，一个叫王诤（1963年至1978年，他成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另一个叫刘寅。没几天，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台便宜告成立，台长王诤，政委为冯文彬（在“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以王诤、刘寅为教师，办起了报务员训练班。12名小青年，成了这个训练班第一批学员。学员之中有胡立教（“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这个电台跟随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行动，成了毛泽东、朱德的“耳朵”。此刻，在东固，红军电台昼夜一直有人值班，监听着国民党部队发出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国民党部队做梦也未曾想到，红军居然也在接收着他们之间的联络电报！

    在监听中，要算公秉藩师部发出的无线电报讯号，最为“嘹亮”，因为其他部队用的都是十五瓦特的收发报机足以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直接联系，而公秉藩师部用的是一百瓦特的收发报机。红军对公秉藩师部的收发报机垂涎三尺，盘算着如何完好无损地弄到手——因为那台十五瓦特的收发报机是无法发送远距离电报的。

    红军主力三万大军，在东固大山之中，已经埋伏了整整二十五天，很多人都已烦躁起来，怀疑毛泽东钻“牛角”究竟能不能钻得通。

    正在这节骨眼上，1931年5月15日黄昏，红军电台从空中捕捉到重要情报！

    那是公秉藩师部跟该师吉安留守处之间的明码往返联络——

    师部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哪里去？”

    师部台：“东固。”

    红军电台马上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总司令部的灯火通宵亮着。毛泽东和朱德忙碌着调兵遣将，在公秉藩师必经之路上布好“口袋”。

    5月16日清早，前方侦察部队向公秉藩汇报，说通往东固的道路“平静得和水一样”。公秉藩又提及那位红军排长，说此人所说情况“显然与事实不符”。

    迎着朝阳，公秉藩率师向东固前进了。山问路窄，队伍成一列纵队前进，前前后后达五、六里长。内中最显眼的是三顶大轿，里面分别坐着师长公秉藩以及副师长、参谋长。

    上午10时许，公秉藩师全部进入毛泽东的“口袋”。一声令下，寂静的山谷忽地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这时，红军电台收到了公秉藩师部发出的“SOS”求救呼号声，红军总司令部闻讯笑声连连。

    下午3时，战斗结束。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全军覆没，四十七师五旅也被歼灭。这一仗，红军共歼蒋军一万多人！

    师长公秉藩也被红军活捉。不过，他化装成士兵。红军宽大俘虏，给回家的蒋军士兵每人发两块“花边”（即银元）。公秉藩也混在士兵中领大洋。发到他的时候，只剩一块大洋。红军要他等一下，过一会儿补发一块大洋给他。他生怕有变，连声说“一块‘花边’足够用”，想赶紧逃脱，溜之大吉。

    至于红军垂涎已久的公秉藩那部一百瓦特的电台，真的完好无损地被缴获。另外，还缴获了六部十五瓦特收发报机。从此，红军建立了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这支无线电总队一直窃听着蒋介石部队的往返电报，为红军提供了重要情报。

    东固一战，朱毛红军威风大振。毛泽东乘胜连连出击：从5月16日至31日的十五天内，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支。第二次反“围剿”也就落下了大幕。

    毛泽东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韬略雄才。彭德怀从此称他是“摇鹅毛扇的”，把他比作诸葛亮。彭德怀说了一番佩服毛泽东的话：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泽东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胜利之时，毛泽东又发诗兴，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写及的“白云山”，便是歼灭二十八师之处。据毛泽东自云，那天一早他登上白云山时，山头还是一片白云。红军奇兵突击二十八师，蒋军士兵惊呼“你们是天上飞下来的呀”，故毛泽东有“飞将军自重霄人”之句。至于那“有人泣”，不言而喻，乃指蒋介石也。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在鏖战正急、战火正烈的日子里，又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小插曲……

    彭德怀的三军团指挥部，忽地来了两位神秘的客人，求见黄公略。一个青年学生模样，另一个五十多岁。那五十多岁的人自称是黄公略的胞兄，名叫黄梅庄，看上去确实有几分像黄公略。

    黄公略乃“毛、朱、彭、黄、滕”的“黄”，红三军的军长，红军的领袖人物之一。毛泽东十分倚重黄公略。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便有一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黄公略本名黄汉魂，敬佩汉代名将张良，因张良受书于圯上老人黄石公得以精通韬略，遂改名“黄公略”。

    来者黄梅庄，确系黄公略同父异母之长兄。黄公略之父黄秀峰娶妻左氏，生三子，长子即黄梅庄，次子黄星远，三子黄麟四，左氏去世后，黄秀峰娶丫环彭氏为续弦，生一女一子，女为黄菜香，子即黄公略。黄公略与长兄黄梅庄，相差二十多岁。

    黄公略于1927年初入黄埔军校，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7月，和彭德怀一起在平江领导暴动。10月，彭德怀、滕代远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黄公略仍留平江一带打游击。1930年6月，黄公略出任红三军军长。这时，彭德怀为红三军团总指挥。

    彭德怀平日从黄公略的谈吐之中，知道黄梅庄在家欺凌庶母彭氏，以为彭氏丫环出身，身份低贱。他与黄公略关系也不好。如今，忽地远道赶来求见黄公略，此事颇为蹊跷。再说，彭德怀前些日子听说《湖南民国日报》（1931年3月24日）登出《彭德怀黄公略赶快率部来归》，其中提及何键把黄公略的生母彭氏和妻子刘玉英押来长沙，作为“人质”。看来，国民党十分“看重”黄公略，因为他毕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曾在“蒋校长”手下受训。

    彭德怀过去见过黄梅庄。这一回，“旧友”重逢，置酒相待。彭德怀拿出“竹叶青”，频频劝酒，却自称不饮酒（其实他是能饮而不饮）。黄梅庄酒后吐真言，原来，他此行负有特殊使命；“委员长、汉湘叔，均有信给公略。”

    “委员长”，即蒋介石，“汉湘叔”，乃黄公略的堂叔黄汉湘。蒋介石任命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在那里建立“宣抚使署”，从事对红军的“宣抚”，亦即策反。黄汉湘“宣抚”的头一个目标，当然是黄公略。于是，找来黄梅庄，派他前去求见黄公略。

    黄梅庄说着，打开带来的皮箱，箱内有一千五百枚银元，在皮箱的夹层里，藏着两封信，那是蒋介石、黄汉湘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黄梅庄把信交给了彭德怀。蒋介石的信，以“校长”身份，劝黄公略“迷途知返”，而黄汉湘的信，则称赞“蒋公美德”，并愿以叔父身份担保黄公略“反水”之后的人身安全。

    彭德怀阅信后，知道了黄梅庄此行的来历。

    不日，彭德怀将那皮箱密封，交给与黄梅庄同来的青年特务，说黄梅庄已去黄公略处，嘱他将此箱速速运回南昌，面呈黄汉湘。

    “宣抚使”黄汉湘收到这皮箱，以为策反有望。打开箱子，却几乎使他昏倒。原来，箱内是一颗人头——黄梅庄的脑袋！

    箱内还附有以黄公略署名的一封信，内云：“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死；汉湘附逆，亦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还尔狗头，以儆效尤。”

    从此，那“宣抚使署”从南昌消失。黄汉湘再也不敢去“宣抚”红军了。

    蒋介石见何应钦吃了败仗，“宣抚使”亦无济于事，便于1931年6月21日再赴南昌。这次，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直接指挥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围剿”的兵力增至三十万。所增加的十万兵马，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以卫立煌为总预备军总指挥。蒋介石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发表文告宣称，他不能“解甲归田”，那就“舍命疆场”。主帅从鲁涤平而何应钦而蒋介石，兵力从十万而二十而三十万，蒋介石确实是要“踏平”红军了。

    红军呢？刚刚结束第二次反“围剿”，还是三万多兵力，还来不及喘一口气休整。这一回，以一比十，迎战蒋军，何况敌方主力是蒋军嫡系精锐之师。

    仗着人多势众，兵力雄厚，蒋介石又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为战略方针。

    毛泽东仓促上阵。因为从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到第三次反“围剿”开始，相隔不过一个月。红军想不到蒋介石来得那么快。

    毛泽东呢？好在上两回反“围剿”都获大胜，在军内威信倍增，这一回依然用“诱敌深入”作战略方针，依然用的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办法。

    一开始，蒋介石好得意，雪花般的捷报纷至沓来：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广昌城头；宁都不战而克；瑞金落入国军之手；富田、水南、白沙、沙溪、中沙、大金竹、头陂……接连易主。

    面对十倍之敌，毛泽东连连放弃一座座城池。正在蒋介石兴高采烈之际，毛泽东秘密召见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面授机宜。

    自从毛泽东一番吩咐之后，红十二军忽然改变了朝南退却的步子，却朝东北方向前进。往日行军，衔枚而进，偃旗息鼓，如今扬起了红旗，特别是在蒋介石的飞机前来侦察时，连花被面都被扎在竹竿上，迎风招展，颇为招摇。队伍特地拉开距离，行军时变成长长的队伍。他们偏爱泥尘多的道路，喜欢踏得尘土飞扬。每逢三岔路口，则必定用石灰水刷上某某军团朝此前进之类字眼，画上大箭头。到了村庄扎营，则在各处门板上写上某团某营驻地之类，那些部队番号随便“创作”……

    正在寻觅红军主力决一雌雄的蒋介石，听信飞机的侦察报告，把红十二军当成红军主力。于是，调兵遣将，尾追不舍。

    罗炳辉见蒋军主力尾随，知道蒋介石已经中计，于是十分“照顾”蒋军，放慢了前进速度，以使蒋军能够跟上。有时，还往后打几枪。蒋军以为红军布下伏击“口袋”，小心翼翼派出侦察部队探路，直至查明没有设伏，这才继续前进。

    罗炳辉走着走着，专拣高山行军。不断地翻山越岭，弄得尾追的蒋军叫苦不迭。蒋军士兵不由得长叹，“剿共简直是无期徒刑！”如此这般，红十二军把蒋军主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这时，红军主力在毛泽东率领下，悄然在江西兴国境内，休整了半个月！毛泽东在那时，从从容容主持作战会议，细细研究着“雷公打豆腐”，如何“拣软而欺”。

    待蒋介石发觉上当受骗，已经晚矣。8月6日，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莲塘首战告捷：以红十二军为左翼，红三军为右翼，红三军团、红四军为正面主力，把蒋军第七十四师第一旅包围于莲塘村东北山谷内，一下子全部歼灭！

    翌日，红一方面军向良村急进，又吃掉敌五十四师两个团！

    蒋介石闻讯，恨恨地在南昌发表训词：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无奈，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之下，三战三捷，歼蒋军十七个团，三万余人。

    正在这时，胡汉民、汪精卫联络两广军阀，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对抗。9月4日，粤军入湘。蒋介石忙于对付国民党内讧，不得不下令结束第三次“围剿”。

    蒋介石在南昌对部下训话时，不得不叹道：“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

    这时，《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歌》在红军中一下子成了“流行歌曲”。歌中唱道：

    三期战争获全胜，

    胜利原因要记清：

    第一莫忘共产党，

    共产党主张样样灵。

    第二红军团结紧，

    十人团结胜千人。

    第三群众力量大，

    群众拥护一定胜。

    学此经验与教训，

    不愁百战不百胜。

    彭德怀对毛泽东领导第三次反“围剿”，作了如下评述：

    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泽东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中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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