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道德教育的教学内容上看，重中之重便是启发受教育者自主地培养和树立道德信仰与道德信念。它不应该是一个教育者颁布信仰或要求信仰的过程，因为信仰具有现实之超越性，它是一个相对自主的精神性事务，是一种内生而自发的情怀，外界无法强求，比如师道威严，家族权威，或者名声地位金钱的强势影响……这些来自外部现实世界的权威力量不能真正成功地促使受教育者自主地建立或皈依某一种信仰。有时受教育者迫于压力而屈服，看似奏效，实际上也只是一种“被建立”的信仰，不是发自内心的“由仁义行”而仅仅是表面上的“行仁义”，多半言不由衷，无真情实感，因为这不是受教育者甘心情愿认同、接受、归属和实践的信仰。而且诸多事实证明，在信仰或信念领域，外界的强求与压迫很多时候会起到适得其反的负作用——容易导致受教育者从心理上产生反感，从而激起抗拒与反叛，反倒无形中增加了道德教育的难度，弱化了培养受教育者道德信仰的实效性。尤其是年轻人到了高中及大学，仍然处于个人身心成长过程中的叛逆期，混杂着一些负气、不驯和许多迷惑……与其他年龄阶段相比，自我意识格外强烈，敏感而多思，内心本就对学校和家庭教育存有一种莫名的质疑和对峙，所以要对这个年龄阶段的年轻人进行道德信仰的教育，更不宜强求。另外，信仰与信念的培养不只是一个说理的过程，如上所述，信仰超越了逻辑性，逻辑性能够阐明道德原理的起承转合，从而说明其合理性……但是它无力解答关于道德信仰或道德信念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人的德性从哪里来？“良知”从哪里来？为什么看到别人受苦，人会心有不忍，即使逻辑能力尚未被开发，未经理智教育的幼儿已然会动恻隐之心？此外，人无德，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有人把友善、公正、平等诸如此类的“善”看得高于个人自身的利益，甚至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
培养道德信仰一如培养其他类型的信仰，本质上需要的是精神的启迪。如何启迪？按照心理学的规律，“观念可以相互‘吸引’；只要相似，一种观念可以激发起另一种（观念）并将之召唤到意识中来。这条规则也完全适用于感受。一种感受就像一种观念一样，可以在心灵中引起类似的感受。”[1]与上述两者一样，一种精神能引来类似的精神，一种信仰能引发类似的信仰。在此，“精神启迪”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理解为用精神来吸引精神、以信仰来激发信仰。所以在道德教育中，要培养受教育者的道德信仰，前提和基础是教育者自身要对道德精神有所追求，对善有所信仰，而这两点最集中的体现就在于：受教育者要在意自身的德性修养，换言之，他对真诚、公正、平等、正直、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提及的）美好的德性不仅有理智的认同和情感的热忱，而且有将道德信仰落实为具体的选择和行动的高度自觉，以及在自我的实际生活中躬身力行的切身实践。什么样的信仰决定了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精神决定了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思想决定了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语言决定了什么样的影响力——所以受教育者要真正掌握信仰语言的妙诀，追根溯源，关键在于自身对道德有所信仰，有所热爱，有所追求，有所持守，如此这般，当他谈及道德时才会因为自身切实的生命体验和灵性感悟而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而不只是使人敬而远之的道德义理或者条条框框的伦理规则，人的真情实感往往具有任何大道理都难以匹敌的对人心的穿透力，影响力也非比寻常。
那么我们该如何将信仰语言合理地引入我们的道德教育，使之能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心灵世界，对受教育者的精神产生启发性呢？换个说法，就操作层面上具体而言，我们该如何实践，方能使我们的道德教育语言具备信仰语言的特性和效果？或者说，怎样的语言表达才能具有信仰语言的特质，发挥信仰语言的优势——激发出人的“超越性（神圣性）；献身精神；庄重感；劝勉性；启示性等”[2]？
为了要对语言表达的效果有进一步的认识，首先“我们可以在语言表达的启发性（在脑海中唤起的印象）和语言表达的信息性（语言实际承载的信息内容）做一个区分。”[3]如果我们对信仰语言有一点接触，那么我们从直观上就会得出这样一个感觉：信仰语言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理智语言，后者似乎更倾向于语言传递的信息性——比如“在涉及一些与律师、技术人员或医务人员的专业相关的领域时，他们需要直白的、精确的事实性陈述（例如法律文书、技术说明或者医学诊断），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常说的——‘不争的事实’、或‘证据确凿’，他们更注重语言的信息性而非启发性”[4]；而前者，即信仰语言，则似乎更倾向于语言表达的启发性，“它能影响人们的感受，进入人们的想象世界，作用于他们的感情。它……具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直击心灵，激发人们的深邃感和崇高感。”[5]
两者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的表达方式也呈现相应的差别，一般而言，理智语言以其平实直白来有效地传递信息，而信仰语言则往往会采取间接的、迂回的、较为诗歌化的表达方式来陈情达意——有时通过一则寓言故事，有时借用一个比喻，有时是一个传说、一句格言、一个谚语、一段诗文，对听者旁敲侧击地施以提醒、敲打或警示，“比如在古代近东地区、古希腊或者古波利尼西亚流传的神话和传说，印度史诗，古代中国儒家的名言警句，智慧书，福音书里面的比喻，吉他经里面的传说，充满机巧的苏菲派寓言和佛教里的典故——‘弥兰王问经’。”[6]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在课堂中向学生讲述世界的多元性、真理的多面性，进而说明我们应当尽可能保持思想的开放性，避免自命不凡、自以为是时，我们可以使用理智语言给出众多论证或例子来强化这一观点，但理智语言或许只能言尽于此。事实上这种时候，一个恰当的故事抵得上千言万语的理论分析，而古往今来我们的文明如此繁盛，以至于我们从来也不缺这样的故事，缺的是在合适的时机恰到好处地引入这些故事以作点睛之笔。回到上述对真理保持思想开放性的命题，笔者曾旁听一位老师论及该话题时借寓言之力轻巧地点透了真理的无限性和自我认知的局限性，事半而功倍，发人深省。她用的寓言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盲人摸象”——任何一个盲人都以为自己摸到的大象的某一个部分（象腿、象鼻子、象耳朵……）就是大象本身，殊不知这只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与真相相去甚远——人类在智识上的骄傲自大何尝不是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就理智语言与信仰语言这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相比较，前者侧重直白性，后者则侧重象征性[7]。
信仰语言之所以常用象征性表达手法，原因有二：“首先，信仰试图表达的是很深的人类体验和人类情感，并且试图对人类的回应与行动有所影响。其二，信仰试图涉及的主题特别艰涩深奥、模糊抽象（抑或是宗教对象，抑或是超自然的情境，抑或是意识的神秘状态）。”“它一直以来不只是一种知性活动。它与人的情感反应密切相关，关系到人对善和美的敏感性。”而“迂回的、间接的、象征性的语言既适用于第一点，它能唤醒人们的情感回应。”“同时，它也适用于第二点，它能言说那些超越性的对象”[8]。
就信仰语言使用的具体手段而言，通常有如下几种：“类比、寓言、比喻、或者象征符号的形式”[9]——一个应景的寓言故事、一句恰如其分的格言、“一个机智的比喻，比如一组图像的精妙裁剪混合，或者一个构思精巧的语言，往往可以揭示某个深奥的真相。”我们熟悉的古希腊哲学如柏拉图的“洞喻”、苏格拉底的“无知之圆圈”；我国古典哲学家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庄子的“庄周梦蝶”；伊索寓言中的“农夫与蛇”；佛教文化中诸多当头棒喝的公案偈语如六祖慧能的“不是幡动，不是风动，是心动”；基督教经典中数不胜数的比喻如撒种、麦子与稗子等等……从理智的角度看，“它们不一定都基于现实性，”但事实上“这并不妨碍（它以精妙的象征性语言）向我们揭示出一些深刻的真理或带给我们一些深邃的启示。”[10]
注释
[1][德]鲁道夫·奥托著，成穷，周邦宪译，《论“神圣”——对神圣观念中的非理性因素及其与理性之关系的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
[2]Peter Donovan, Religious Language, 1976, Sheldon Press.
[3]Peter Donovan, Religious Language, 1976, Sheldon Press.
[4]Peter Donovan, Religious Language, 1976, Sheldon Press.
[5]Peter Donovan, Religious Language, 1976, Sheldon Press.
[6]Peter Donovan, Religious Language, 1976, Sheldon Press.
[7]Peter Donovan, Religious Language, 1976, Sheldon Press.
[8]Peter Donovan, Religious Language, 1976, Sheldon Press.
[9]Peter Donovan, Religious Language, 1976, Sheldon Press.
[10]Peter Donovan, Religious Language, 1976, Sheld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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