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语言超越现实性理智语言根植于现实性
信仰语言所涉及的内容，比如例A的“四心”、例B的“天意”、例C的“道”和例D的“神明”，或者前文中提到的道德信仰之“善”、艺术信仰之“美”、政治信仰之“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每一个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无从勾画的形而上的对象、非物质的理念、无实体的精神存在。虽然它们各自指向不同方向，但是它们作为信仰对象却也有着本质上的共性——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都意味着一种终极性的真理。这种终极性的真理或许有诸多不同的描述方式，有人将它表达为自我安身立命之所在，或是绝对的世界精神[1]，或是灵魂的标注[2]，或是最后的底线，或是至高无上的生命价值。因此透过信仰语言表达的不是人们日常所需的衣食住行、世俗生活的人情世故，而是一个人寻寻觅觅生命意义的心路历程，是人心最深处的盼望和热情，是吸引着人们不懈追求、全情投入、不惜奉献自我最宝贵的东西，甚至牺牲生命来换取的精神之喜悦与灵魂之幸福。正如我们所熟悉的“生亦何欢？死亦何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视死如归”等语句均属上述信仰语言之范畴——由此可见，信仰语言虽然使用的是此岸世界的文词与语法，表达的却是一个人对彼岸世界精神家园的深情向往与全力趋近，因而在信仰语言的字里行间常常会有种感人至深的荡气回肠，时而悲壮、时而旷达、时而沉静、时而洒脱，无形中我们能领略到一股来自意志和信念的超凡力量。即使那是一个人失意时的自言自语、落寞中的只言片语、临终前的寥寥数言，看似大势已去、乾坤已定、气数已尽，仍能令人禁不住感叹“即使是下台，背影依旧优雅”、“即便是坠落，那也是落日的华丽”。
信仰语言一般很少出现在日常琐事和世俗生活的语境中，因为对后者来说，它在内容上显得太抽象、太形而上，虚幻而玄奥；在逻辑上太突兀、太超常；在形式上又显得太绝对、太断然，而这些与日常生活经验往往是格格不入的。日常生活所对应的此岸世界主要对应的是人情冷暖、社会交往，处理的大都是人世间的现实问题——柴米油盐酱醋茶、婚丧嫁娶、迎来送往……而信仰语言更接近于彼岸世界，它对应的是天地间的安身立命、独处时的自我反省，处理的基本上都是精神世界的困扰与疑惑——比如那三个自古以来、历史悠远的终极问题“我是谁？”“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或者“我因何而生？”“为何而死？”——这些问题孤独而深邃，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问一答，而是自我灵魂的上下求索——它没有标准答案，因人而异，全在于一个人在广阔宇宙间追根溯源、自我探寻，最后找到的是怎样的一个精神故乡来安放他的灵魂。比如，例A中“仁义礼智，人皆有之”表达的就是孟子及其门徒对于人性本原之善端的无条件的确信，这种确信即使不被旁人理解，依然使他们自在自足，纵然常被人心之阴暗震慑，悲愤交加之余，心中仍存有一片朗朗星空可以时不时抬头仰望；即便面对令人忧心忡忡的现实，仍旧可以对人性及人类饱含深情并满怀希望。例B中的“一切自有天意”与例A相似，人们借此表达了一种对上天之安排的持久而坚韧的信服，无论现实生活发生什么不可预测的状况，悲伤的、痛苦的，还是愉悦的、惊喜的，他们始终相信其中必有因缘、自有道理，尽管他们对这因缘和道理无从获知，尽管周围人对他们的执着坚信或许报以嗤笑，我心自安。
信仰决定了一个人与现实的相处之道——如何看待现实，如何解释现实，如何应对现实之种种境遇……但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信仰决定了一个人如何超越现实，如何出离世俗，不为现实所困，不为世俗所扰。这就是为什么无论现实或世俗发生如何惊人的巨变，不会对真正的信仰者造成根本的动摇——“任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现实遭遇恰如风雨，四面八方、无孔不入、形态各异，常令人措手不及，然而真正的信仰一旦确立，纵使暴风骤雨当前，不幸如梦魇使人无处逃遁，一个人依旧可以在无可奈何之中尽力保持自我内心的镇定自安，依旧可以在无能为力之下竭尽全力创造幸福，依旧可以在人生的暗夜里奋力燃烧自己释放那一点暖意、化作那一线光明。正因为信仰具有现实性之超越性，它们不在同一个界面上，所以现实不足以构成对信仰的威胁，甚至很多时候现实越艰难，反倒把意志磨练得更强韧，信仰也因而变得更坚定不移。我们所熟知的那批在战争年代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的共产主义战士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理智语言则植根于现实性，首先，从理智自身的来源看，它源于人类的经验，它滞后于人类经验，它是经过了大量人类经验的积累、分析、测算、梳理、权衡之后总结和归纳出来的规律，比如E.“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就是一个理智判断，这个判断基于这样一个因果逻辑，即“因为一叶落是树叶纷纷飘落的预兆，而树叶纷纷飘落，意味着秋天已近”，而这个因果逻辑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植根于人类至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相关经验，这种经验构成了这一理智语言的基础。
其次，从理智的功能看，它主要用于分析现实中的现象，阐明现象背后的原理，它使用的基本手段就是定义、量化、分析、推理等逻辑方法，而与此相匹配的这种概念性的、数据化的、分析性的、推导式的语言就是理智语言。比如F.我们从小接受的道德教育里有这么一个广受认同的说法：“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它也是一个理智语言的表达，旨在回答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存疑却羞于公开表达的、对道德之“利他性”的这样一个困惑——旨在“利他”的道德究竟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好处，我们有什么必要非做“利他”的事情不可？世人皆知，人性有趋利的天性，道德如果不能带来“利己”，它怎么能使人身体力行？——这样的一个问题看似自私庸俗，实则意味深长，事实上它是对于道德自身之合理性的有力挑战，是对于“人”与“我”内在关系的本质追问，所以它直接关乎“道德”的立足之根本；同时它表达了大多数人面对精神价值与物质利益这一组从古至今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不知该何去何从的迷惘，在“鱼”与“熊掌”之间不知当如何取舍的纠结，所以它又直接关乎“道德”与每一个“我”之间的关系、与普遍人性之间的亲疏。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理智语言以它简洁明了的逻辑性回答了这些疑问，即“我为人人”是“人人为我”的前提，“人人为我”是“我为人人”的结果——换言之，利他与利己并非如人们想象中那么绝然对立，它们可以相互转化、互相激发。打个简单的比方，比如邻人不在家，我帮他签收快递，看似我的时间精力在这一助人过程中有所损失，实则不然，因为作为回馈，下一次邻人会为我做同样的事或者向我提供其他类似的帮忙，长远来看，他与我在得与失层面上相差无几，建立了一种基本平衡，总体来看，结果互利双赢。由此“我为人人”与“人人为我”构成了一套互帮互助的良性循环系统，大而化之可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有益于营建友善助人之风。这确实是一个精彩的论证，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利他”与“利己”不再彼此对立，而是息息相关；物质和精神也不再相互矛盾，而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得以兼顾与保全。理智语言以其顺畅的逻辑、缜密的推理演绎了上述理论，由此“人”与“我”、“义”与“利”之间看似坚固的壁垒得以化解，舍己为人、旨在利他的“道德”与趋利避害、追求利己的“人性”从此皆大欢喜——这个数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现实选择问题似乎以高明的方式得到了解释与解决。
但是，最后一点格外值得注意：如上述所言，理智主要用于解释现实中的现象，阐明现象背后的原理，那么其效果理所当然就当以理论与现实的契合度，或者说理论在现实中的适用性来加以检测与评估。“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不能反映或解释现实生活，那么理论就是没有生命力的死东西，其价值高度可疑。一言以蔽之，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里不妨理解为“现实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如果某一个理论与现实不相适宜，不能充分解释实际状况，或者与现实情形呈现南辕北辙的相反势态，那么该理论要么与现实脱节，要么过于片面，要么只是一块现实的遮羞布用以自欺欺人，总之虚舟飘瓦不具价值。举例来说，如例E中“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因为“叶落”所以“知秋”——这个因果逻辑虽然与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现象尚不至于达到百分之一百的必然性，却也着实存在极高概率的关联性，可以说现实与逻辑在此处相互映证、高度一致，因而间接地确证了这一理智语言的合理性。同样地，例F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提出原本旨在揭示“利他”与“利己”的内在统一性，以此提倡和鼓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多替他人着想，多助人行善，以此实现“利他”与“利己”的共荣，促使互助互爱的道德氛围蔚然成风。因而，该理论的价值最终要以它对现实生活中人们言行举止的影响力以及它在道德教育中实际取得的成效而定。当然，与例E相比，例F要复杂很多，要评判其对现实的影响力不是一朝一夕之能，也不是一年半载可以确定，而需要一个较长周期的考察过程。
小结：信仰超越现实，所以用以表达信仰的语言（信仰语言）也具有现实的超越性。在此提请注意：信仰超越现实不等于信仰反对现实或与现实对立，也不是说心存信仰就意味着否定或轻视现实，这种超越性指的是信仰与现实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界面，是两个高下不一、相对平行的境界，信仰的境界相对而言高于现实的境界，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境界的超脱与扬弃，我们日常生活中提到的“脱俗”便有此意。单纯从现实的角度，一个人很难理解信仰，就像痴迷于甜滋滋的糖果的小孩很难理解为什么大人更喜欢冷冰冰的汽车一样，一个把生命视为最宝贵之物的人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有人会因为一个遥不可及、虚无缥缈、不接地气的理想而甘于献身一样。信仰是高于物质需求的精神追求，是不受现实处境所扰的人生态度，因而对现实而言，信仰俨然是一个完全异质的“他者”（wholly otherness）[3]，与自身毫无共同点，品种彻底不同。事实上，恰恰是临到现实的尽头，出现了终极关怀，信仰就此发端；只有当一个人从现象界抽离，跳脱出千变万化的日常俗事、喜怒哀乐的琐碎情绪，转而开始对现实生活的终极意义或对人生的终极目的有一种整体性的觉解时，他才开始对信仰有所领会。信仰与现实——这两者看似首尾相接，但没有实质性的交集。就像G.精神与物质——物质谢幕之际，恰是精神入场之时，看似你来我往，实则天各一方。
放在自然世界中，信仰对现实的超越像极了许多植物的生命方程式。一般而言，一株植物H.它的自然生长过程是发芽、开花、结果——芽枯了，花就开了；花谢了，果实诞生了……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或压抑，而是后者对前者的突破、扬弃、更新和进化，每一次超越都带来一次蜕变，每一次蜕变都是植物的一次自新、一次重生，一次改头换面、一次脱胎换骨，自此，它进入了别一种崭新的存在形态、另一重更高的生命境界。果实之与花朵，是植物生长过程中相对独立的两个阶段；与之相似，信仰之与现实，也是人生修行过程中的两个不同境界，就像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及的“人生四大境界”：自下而上分别是“动物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4]——前两者更接近于此处笔者讨论的现实，后两者相对而言更接近于信仰；后两者是在前两者基础上的飞跃与升华，是人格上的凝练与提纯。可以说，信仰是生命在经由物质界趋于精神界的成长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
理智来源于对人类经验的规律性的总结与提炼，而经验是由人们观察、体验和反思现实生活所得，所以理智植根于现实，同时理智的主要功能在于以逻辑的方法解释与解决现实问题，其价值也体现为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实效性，相较之下实效性更为根本，因为解释问题的最终目的乃是解决问题。不能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是无价值的，最终也会被淘汰和遗忘。理智语言与之相适应，也植根于现实性。
信仰语言超越逻辑性理智语言重在逻辑性
信仰不在逻辑范畴内，超越了逻辑的解释力。例A“人皆有四心”已在上文中予以说明，这“四心”中任何一个都无法被证实其存在的客观性，它们既没有可见的物质基础（不是基于某种生理机制而存在），也没有理智可理解的逻辑基础（不是基于某一套因果必然性之推理可得），但如此飘渺虚幻的东西，孟子及其门徒却坚信其存在，并且执信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普遍人性的一部分，古往今来，千秋万代，人之为人，无一例外；正是这么一个在旁人看来无法确证的标准，却代表了他们对“人性”的最基本的认识与最根本的信任。这对凡事讲究证据或推理的理智判断和逻辑体系而言是一件近乎诡异、大惑不解的事情。与之相似，例C的“道贯穿宇宙万物之中”——持此信仰者对此言之凿凿，因为他们深信不疑。然而对大多数逻辑的头脑而言，我们往往感到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忍不住要问“道”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既不在我们的直观范围内，也不在任何一类现存的科学公式定理之中，那么“道”到底是什么？“道”行何道？凭什么说它贯穿于宇宙万物之中？何以见得？——这些疑问都是逻辑思考的产物，而它们事实上无法被理智彻底解决——首先，宇宙万物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范畴，即使我们把一切人类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相加，其总和也不过是“宇宙万物”的一个片段、一个局部，因此剖开宇宙万物来寻“道”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件可笑而不可能的事；其次，即使我们真这么做了，也不会发现“道”，因为它无色无味无声无形，非物质、非概念、非日常能及、非逻辑可推……在这一点上，东方哲学信仰中的“道”类似于西方基督教语境中的“上帝”，无论自然科学多么发达，人类理智水平多么高超，无论多少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千百年来多么殚精竭力致力于此，这始终不是一个能从逻辑上解决的命题，也不是一个能用理智予以把握的概念。事实上，这些问题仅对不信的人才有效；对真正的信仰者而言，这些问题早已以一种不信者理解不了的方式得到了解决，或者说，它们根本不成问题。“道”之于他们就如同“上帝”之于基督徒，意味着真理；“真理贯通万物、无处不在”对他们而言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命题或者一个需要习得的理论，而是自然的真相、生活的真谛、宇宙人世运行的天然法则——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他们的世界观——在他们的精神中根深蒂固、深入骨髓。信仰是一个有点玄妙的东西，对信仰者而言，它无法证实也无需证实，但他们深信不疑，并循之躬身力行。与它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就是I.你对另一个人近乎绝对的信任，这种事不常有，就像真正的信仰同样也不常有。这种纯度的信任往往也是逻辑无力解释的——是因为他善良？坚强？勇敢？诚实？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并不少，为什么你偏偏如此信任他？实际上，那个你特别信任的人在旁人眼中或许很普通很平庸，不那么闪闪发光；可你对他的信任超过对世界上其他所有人的信任的总和，即使所有人都说他不好，你还是信任他；即使你在一些事上不理解他的所思所行，你还是信任他；即使他伤害了你，你还是信任他——这种信任堪称非理智。理智也好，逻辑也好，只能理解那些“有条件的信任”——因为他善良，所以你信任他；或者因为他对你好，所以你信任他；或者因为这份信任是有益处的，所以信任——“因为……所以……”——理智和逻辑范畴内的信任往往是有条件的，或者说基于一些特定的原因，或者说权衡之下是值得的。但是信仰就像例I里提及的那种对一个人的纯度极高的、近乎绝对的信任，它是无条件的，没有理由的，不问值得不值得的——这样的信任或信仰超越了因果范畴，超越了逻辑性，因而超越了人类理智的边界。
理智语言的核心属性就是合理性，而合理性的关键就取决于逻辑性，不合逻辑性就是不合理，不合理就算不得理智。一般而言，要判断一句话、一件事是否理智、合理与否，实质上就是要检审其是否合乎逻辑，是否符合因果律。
信仰语言的基调是确定与信任——虔诚理智语言的基调是反思与追问——质疑
如前所述，信仰意味着一种无条件的信任，不要理由，也不问值得不值得。换言之，当一个人持有某种信仰时，这意味着他对他所信仰的对象唯有确定与信任。这种确定和信任不会因为周遭人群的态度而发生改变，可谓宠辱不惊；也不会此一时彼一时而朝令夕改，那是一种很深沉的热情，一种笃实稳健的人生态度，一个持久而圆融的精神归宿——类似于一种心有所属的充实感，一种走在回家路上的安宁与笃定，一种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虔诚。所以与之匹配的信仰语言也不自觉地随之承载着信仰所特有的基调：满满的确定与自信，热忱却平静。信仰语言表达的不是某一个与自己无关的理论或道理，而是一个自己深信不疑，并甘愿用一生去追求和实践的理想与志向，这样的表达并不仅仅是在用语言传递，而是被注入了精神与生命，在这样的表达里我们往往听到的是一个人意志的坚定与内心的安宁——对听者的精神世界有深远的感染力。信仰之路就是一条凭着确定与信任去贯彻、实践，进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精神之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虽不能至，尽力而为。
理智的天职便是反思与质疑——它通过一系列首尾相接、环环相扣的问题串成一条条思路，借着一条条因果链组成庞大的逻辑系统，来追问和检审理论或事物的合理性。人类在科学领域至今为止取得的绝大多数相当程度上就是依赖于理智的这种反思与质疑的天性，比如老生常谈的牛顿与苹果的典故——首先始于这样一个看似浅白的问题：“苹果为什么落地？”由此他走上了理智的反思与质疑之路，于是渐行渐远——为什么绝大多数事物都会落地？为什么不是向天空上升？这种向下的吸引力从哪里来？它是怎么产生的？它有多强大？它有没有规律可循？有没有办法为这种吸引力定量？——于是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诞生了；之后理论上的进一步反思，促使近代天文物理学诞生了；而在实践与技术领域里的进一步追问，催生了航空航天这个科学领域的新生儿……理智之路就是一条在质疑与挑战中不断推陈出新的革命之路。
小结：理智的本能就在于反思与质疑，这使得理智语言始终带着这两种特定风格的印记，而正是这种反思与质疑，无论在自然科学史上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内，一次次成功地彰显了人类自身力量的伟大，我们也一次次为自己拥有人类这颗神奇的头脑和奇迹般的改变世界的能力而深感骄傲；而信仰的本质就是对某一个终极对象的完全确定与彻底信任，这使得信仰语言承载了它所特有的坚实的确定性与持久的信任感，而这种确定性与信任感间接反映了人类对自身能量之有限性的清醒认识，纵有开天辟地之力，仍对超越于自身之上的某种未知力量心存敬畏，并因此常怀谦卑之心。
信仰语言是一种郑重的表达理智语言是一种不带主观色彩的客观陈述
信仰语言表达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追求、人生意义，是他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整体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起源与归宿，所以信仰语言是一种个人意志与主观情感的结合体，由于它具有现实的超越性，所以它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出现，然而一旦出现，它往往是认真的、诚挚的、庄严的，总之是郑重的，而听者常常会因为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罕见的郑重性而深受感染——信仰语言的郑重性常能营造一种真诚、高远和深邃的气氛，会使人身在其中而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反观内心的自省、一种远离喧嚣的空旷时空感、一种对久违之往事的回味，由此而生出一份释怀、一份放达、一份超脱、一份从容，对人的精神修护具有一些潜在且重要的影响。比如当一个人遭遇意料之外的人生挫折，竭尽全力仍无力挽救时，有很多人会因此怨天尤人，愤懑难安，指责命运不公，而此时一句发自内心的B“一切自有天意”传递的就是一种“尽人事，听天命”的恭顺与豁达——包含着对命运无常的理解与宽恕。这类似于法国人常挂在嘴边的“C'estla vie”（中文译为“这就是生活”）——这类表达常常能帮助当事人抽离出充满负能量的主观情绪，用一种带有距离感的、类似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当下自身所处的境遇，从而对自己的苦难不放大、不虚构、不添油加醋、不增不减，进而对生活的起伏跌宕、自我的沉浮顺逆尽可能做到以平常心视之，恢复客观冷静的心态——这样的语言表达就像燥热中的一丝凉意，干渴时的一杯清水，能助人开一扇天窗，啜一口清气，往往在关键时能起到拨云见日的精神启蒙作用。另外，当一个人正纠结于“利”与“义”的选择，正接受利益的诱惑与良心的拷问，正抱着铤而走险、侥幸一试的心态时，他人的一句D“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多少有点当头棒喝的警示效果，无意间能发蒙解惑，让当事人顿时从浑浑噩噩、昏昧迷惑中为之一震、清醒不少。信仰语言不是在陈述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客观事实，而是在表达一个人郑重地看待生活的一个角度，郑重地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
理智语言旨在说明事物的逻辑性，厘清每一个环节的前因后果。在这里，不管言说者抱以何种主观情绪或内在情感，快乐也好，沮丧也好，喜欢也好，讨厌也好，事物的逻辑性不会因为这些主观因素而发生丝毫改变。就像撒在土壤里的苹果树种子，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长出苹果树，最后会结出苹果——它不会因为个人的喜好而长成橘子树，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希望而开出桃花或结出李子。“苹果树种子---苹果树---苹果”——这里面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性，这是一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不会因为一个人快乐与否或愿意与否而有所不同。与之类似，人情世界里也有一些客观规律，比如“一个人童年时代的记忆往往对之后的成长有深刻的影响”——因为童年是人生的起点，是贯串人的一生之因果逻辑的第一个环节，是解开人生奥秘的一道机关，它就是那棵苹果树的“种子”，是众多“因”的“因”，众多“果”的起源和秘密。不论你是否意识到，不论你是否愿意承认，不论它在你身上体现为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也不论它让你愉快还是痛苦，它对你的影响潜移默化、客观存在。
综上，信仰语言是自我精神的表白，是自我生命的袒露，是个人终极立场的澄明，因而它是一种郑重的表达，是一个人意志与情感的集中体现。理智语言是对事物逻辑性的展示，对内在原理的剖析阐释，对事件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前因后果的梳理与表述，因而它是一种情绪中立的、不带主观色彩的、不分立场的、客观公允的陈述与表达。
注释
[1]黑格尔哲学中对至高无上的力量的称呼。
[2]百度中对“信仰”一词的解释。
[3][德]鲁道夫·奥托著，成穷，周邦宪译，《论“神圣”——对神圣观念中的非理性因素及其与理性之关系的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
[4]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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