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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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语中,我们常说我们是“heirs of the ages”(历史的继承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说这句话时的自信多多少少被减弱了。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增强我们对历史欠有恩情债的意识。东方各民族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们自认是对历史欠着恩情债的人。他们那些被西方人称之为祖先崇拜的行为中,其实很大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完全是对其祖先的崇拜,而是一种仪式,以示人们承认欠过去巨大的恩情。而且,他们的感恩不但是对过去,也是对当下。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他们所欠的恩情债也在增加。他们的日常决定和行为都源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西方人极其轻视对社会欠的恩情,尽管社会给他们很好的照顾,无论是教育、福利,还是他们的降生。因此,日本人总感到我们的动机不纯正。在日本,品德高尚的人不像我们美国人,他们绝不说不欠任何人的恩情,他们绝不看轻过去。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人与人之间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这种恩情债既包括对祖先的,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的。

    东西方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讲起来十分简单,但了解这种差异在实际生活中所造成的后果则十分困难。我们必须了解这种差异在日本的情况,否则既无法理解日本人在战争中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无法理解他们那种在我们看来毫无必要的易怒态度。欠人情债使人非常容易动怒,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它也使日本人肩负巨大的责任。

    “恩情”大于天

    中文和日文当中都有许多表示英语中的“obligation”(义务)的词语。这些词汇不是同义词,其特殊含义也无法用英文来表示,因为它们所表达的意思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日文中与“obligation”相当的,表示一个人所欠债务或恩情的词,不管其程度如何,都被称作“恩”。其用法可译成一连串英文,从“obligation”(义务)、“loyalty”(忠诚)到“kindness”(关切)、“love”(爱),但这些词都避免不了扭曲原意。如果“恩”的含义的确是“爱”,甚至是“义务”,那么日本人也可以说“受孩子的恩”,但这种用法在日本根本是不可能的。“恩”也不意味着“忠诚”,在日文中,“忠诚”是用其他词来表示的,那些词绝不是“恩”的同义词。“恩”这个词有许多用法,其中有一个意思是共通的,就是承受的负担、债务。一个人如果不是从长辈、上级那里,而是从同辈那里受恩,就会使接受者有一种不快的自卑感。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

    “记住一个人的恩情”,也流露出一种真诚相待的意味。日本小学二年级教科书中有一个小故事,题目叫“不忘恩情”,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少年修身课教材中的一段故事:

    哈齐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它出生不久,就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它在那个人家里像小孩一样被疼爱,因此弱小的身体也强健了起来。主人每天早晨上班时,它总陪送到车站,傍晚下班回家时,它又去车站迎接。

    不久主人去世了,哈齐大概还不知道,它每天都在寻找主人。照例到那个车站去迎送主人,每当电车到站时,它就会看人群中有没有它的主人。

    岁月就这样流逝着,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仍然可以看到已经长大、衰老的哈齐每天在车站前寻找着它的主人。

    这个短故事的道德含义就是:爱的另一个名字叫作忠诚。一个孝顺母亲的儿子可以说是不忘母恩,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母亲怀有像哈齐对主人那样的热忱。“恩”这个词不单单指他对母亲的爱,还指他欠母亲的一切,包括襁褓时期母亲的哺育照顾,婴儿时期母亲所做的牺牲以及成年后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总之,包括母亲对他所付出的一切恩情。“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情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但其本义是负债。我们美国人则认为爱不受义务的束缚,而是自由给予的。

    “恩”在用于第一位和最大的恩情——“皇恩”时,是在无限忠诚的意义上使用的。这是天皇的恩情,每个人必须以无限感激的心情来恭敬地接受。他们认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能不想到天皇所赐的恩惠。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一个人一生中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这个人物随着时代而变迁,曾经是各地的地头(封建时代为领主管理庄园的家臣)、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则是天皇。最重要的似乎不在于谁是最高上级,而在于几百年来“不忘恩情”在日本人习性中占有最高地位本身。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方法来使这种感情集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所有偏爱都助长了对天皇的感恩。战争时期,“皇恩”是以天皇名义发给前线军队的每一支香烟,是出征前士兵所喝的每一口酒。他们说,“神风特工队”队员自杀式的攻击就是报答皇恩,为守卫太平洋上某些岛屿而全部牺牲,也被说成是在报答皇恩。

    人们也从身份比天皇低的人那里受恩。他们当然也接受了父母之恩,这正是东方著名的孝道的基础,它使父母有权支配子女。也就是说,孩子对父母欠有恩情,必须努力清偿。因此,子女必须竭力顺从父母,而不是像德国那样(德国也是一个父母对子女拥有权力的国家),家长必须尽力迫使子女顺从。日本人对这一东方式孝道的解释是非常现实的。一句谚语表现了他们对父母的恩情,译出来大意是“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就是说,双亲之恩是真真切切的——父母每天对儿女的照料和担心。尊重父辈及尚留存在记忆中的祖辈是日本人仅有的祖先崇拜,这就使日本人更看重那些年幼时实际照顾过自己的人。当然,无论在哪种文化中,人都有一个离不开双亲照顾的幼年,必须由父母给予衣物、食物、住所,才能长大成人,这是不容置疑的。日本人深感美国人轻视了这一点,就像有位作者所说:“在美国,报答父母之恩充其量就是对父母好而已。”当然,没有人想让孩子背上恩情债,但是,对孩子的精心照顾正是对自己幼儿时代所受父母之恩的一种回报。人们像父母当年照顾自己那样照顾自己的孩子,甚至照顾得比那更好,这就部分报答了父母之恩,对孩子的义务只不过从属于“父母之恩”。

    日本人对老师、师傅负有特殊之恩。自己的成长全靠他们的帮助,他们对自己有恩,自己将来也可能在他们有困难时答应他们的请求,或者对他们的亲属给予特别照顾。人们必须竭尽全力地履行这种义务,而且这种恩情并不随着时间而减轻,甚至时间愈久,恩情越重,像一种“利息”。受一个人的恩,这是一件大事,就像日本人常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这是一个重负,“恩情的力量”通常被认为淹没了个人的喜好。

    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重大恩情的承担者,并自觉地履行义务而毫无怨言,这使得上述报恩的伦理原则能够顺利实施。前面我们已经了解过日本的等级制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伴随着等级制并被认真遵守的那些习惯,使日本人高度重视西方人无法想象的道德上的报恩。如果我们把上级看成是善人,那么这种报恩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日语中有一个词很有意思,它证明上级的确被认为是“爱”其下属的。日语中的“爱”,相当于“love”,在十九世纪,传教士在翻译基督教中的“love”时,认为日语中唯一能表达此意的,只有“爱”这个词。他们在翻译《圣经》时,用这个词表达上帝对人类的爱以及人类对上帝的爱。但是,“爱”这个词在日文中特指上级对下属的“爱”。西方人也许会觉得这种“爱”其实是“家长式的爱”(Paternalism),但在日语中,它的意思则不仅是“家长式的爱”,还是一种慈爱。

    在现代日本,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爱”这个词仍然用于上级对下级,但也许因为受基督教用语的影响,也许因为官方努力打破等级界限,这个词现在也用于同辈之间。

    “受恩”是一种负担

    尽管日本人在其特殊的文化中很容易接受报恩思想,但他们并不乐于受恩。他们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他们常常谈及“使人受恩”,译成英文,最接近的词句是“imposing upon another”(强人所难),在美国,“imposing”含有强求别人的意思。而在日本,“让人受恩”则表示给别人一些东西或者帮别人的忙。对日本人来讲,最讨厌的事莫过于突然受到陌生人的恩情,因为他们只在与近邻和早已确定的等级关系中,懂得并接受“恩”的复杂含义。如果对方是熟人或与自己相近的同辈,他们会对此坐立不安,他们不愿卷入“恩”所带来的麻烦。日本人一般不大理睬大街上发生的事故,并不只是因为缺少主动性,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警察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债。明治维新以前,有一条著名的法令: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不是有明确的职责而出手相助,会被人怀疑是想从中捞点什么好处。既然知道帮助别人会使当事人感恩领情,人们便不再插手,而是谨慎对待。对于卷入“恩情”,日本人是十分慎重的,哪怕是一支烟,如果与递烟的人过去并无交往,那他就会感到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表示谢意的最礼貌的说法是“真过意不去”(日语是“気の毒”,意即让人为难之情)。有一个日本人向我解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开门见山地表示你感到为难还要好受一些。因为你从来没想过要为对方做什么事,因此会对受恩感到羞耻。”因此,“真过意不去”。“気の毒”这句话有时被译作“Thank you”(谢谢),有时又被译作“I am sorry”(很抱歉,很遗憾),或者被译作“I feel like a heel”(蒙您如此看得起,实在不好意思)。这些意思都有,但又都不确切。

    日语中有很多和“Thank you”类似的说法,表达受恩时的不安心情。其中含义最清楚,并被现代都市大百货公司采用的是“谢谢”(ありがとぅ),其本义是“0h,this difficult thing”(这可太难得了)。这句话在这里是说,顾客上门购货,给商店带来了巨大而难得的恩惠,这是一种奉承之辞。在接受别人礼物及许多其他场合中也都使用。另有几种表示感谢的词句,则像“気の毒”一样,是表示受恩惠时的为难心情。小店主经常挂在嘴上的是“すみません”。这个词的本义是:这怎么得了呢?即“我受了您的恩惠,但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我永远没办法偿还,感到非常抱歉”。这个词在英语中被译成“Thank you”(谢谢)、“I'm grateful”(十分感激)或“I'm sorry”(对不起)、“I apologize”(很抱歉)。譬如在大街上,一阵风吹走你的帽子,别人给你捡了回来,在这种场合用这句话最恰当了。当那人把帽子给你,作为礼节,你在接帽子时应当表示自己内心的不安:这个陌生人现在施恩于我,我却无以为报,深感羞愧。我只有道歉,才能稍稍好受一些。“すみません”也许是日本道谢语中最常见的,说这句话就是承认:我受了他的恩,接过帽子并不能结束此恩,但我却没办法,因为我俩是萍水相逢。

    在日本人眼里,还有一个更强烈表示受恩心情的词,就是“たじけない”(诚惶诚恐)。这个词的汉字写作“辱ない”“忝ない”,兼有“受辱”与“感激”两层意思。日文辞典解释这个词时说:你受到了特别的恩惠,因而感到惭愧和羞耻,因为你不配接受如此之恩。你用这个词明确表示你受恩时的羞耻感。如同我们下一章要讲的,日本人对羞愧(耻)极为敏感。日本的老派店员在向顾客道谢时,仍使用“たじけない”,顾客买货要求赊账时也说“たじけない”。这个词经常出现在明治以前的小说中,身份低微的小姑娘被领主选中为妾时要向领主说“たじけない”,意思是说:我十分惭愧,不配受此宠爱,对您的仁慈,我感到受宠若惊。同样,因决斗被当局赦免无罪的武士,也要说“たじけない”,表示:我蒙受如此大恩,简直没脸见人;我不应该如此作践自己,我后悔万分,向您表示深切的谢意。

    上述各种例子雄辩地说明了“恩的力量”这一说法好过任何其他概括或总结。人们在受恩时常常怀有矛盾心情。在公认的社会人际关系中,巨大的欠恩感每每推动日本人尽心竭力以求报恩。但是,欠恩又是很难受的,因而也很容易产生反感。对于这种反感,日本最著名的作家夏目漱石在其名著《哥儿》这本小说中做了生动的描述。

    小说的主人公哥儿幼年是在东京长大的,他起初在一个小镇上当教员,很快就感到自己的同事大多是平庸之辈,实在没办法相处。但其中有位被他戏称为“豪猪”的年轻教师和他的关系还不错。有一天,他俩在一起,那位新朋友“豪猪”请他喝了一杯冰水,为他破费了一钱五厘,相当于零点二美分。

    在那以后不久,另一位教师在哥儿面前离间说,“豪猪”在背后讲他坏话。哥儿相信了这位搬弄是非者的话,马上想到“豪猪”给的那杯冰水之恩。

    虽然只是一杯冰水,但接受这种两面三刀的人的恩情,实在有损我的面子。虽然只是破费了他一钱五厘,但一钱也罢,五厘也罢,接受这种骗子的恩情,我死了也心有不安……接受别人的恩情,沉默不语,就表明我尊重对方,看得起他的人品。我喝的那杯冰水,本来自己付钱就可以了,但他却硬要争着付,弄得我心里总感到愧疚,这可是金钱买不到的。我虽无权无势,却有独立人格。要我低下头去接受别人的恩惠,简直是一百万元的回敬。

    我让“豪猪”破费了一钱五厘,而我觉得对他的回敬却值一百万元。

    第二天,他把一钱五厘丢到“豪猪”的桌子上。因为,不算清这一杯冰水的恩情,就无法处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豪猪”背后讲他坏话的问题。也许他们会扭打起来,但必须先把那个恩情了结了,因为那已不是朋友之间的恩情了。

    对这些琐碎的小事如此敏感,如此容易受到刺激,在美国,或许这些只能在染有流氓习性的青少年的犯罪记录或精神病患者的病历中找到,但在日本却被看作是一种美德。也许大部分粗心大意的日本人会认为,哥儿的那种极端的举动,在日本人当中也不是那么常见吧。而日本评论家在评价“哥儿”时,认为他是“一个生性直爽,纯似水晶,为正义不惜战斗到底的人”。实际上,作者曾说,“哥儿”是自己的化身,评论家们也有这样的公论。这本小说描绘了一种高尚的美德——要想摆脱负债者的处境,受人之恩者应把自己的感恩看成具有“百万元”的价值,要这样想并且这样行动。他只能接受“看得起的人”的恩惠。

    哥儿在愤怒中,比较了“豪猪”的“恩情”和自己多年来所受到的老奶妈的恩情。这位老奶妈对他十分溺爱,总觉得他家里没有一个人重视他,私下里常给他拿些糖果、彩色铅笔等小礼物。有一次老奶妈还一下子给了他三块钱。“她对我始终如此关心,使我非常愧疚。”当老奶妈将三块钱送给他时,他感到“羞耻”,但却当作借款收了下来。然而几年过去了,仍未归还。那么,为什么没还呢?对比自己受到“豪猪”恩惠的感受,他独白道:“那是因为我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了。”这一独白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人对于恩情的反应。也就是说,无论掺杂多么复杂的感情,只要“恩人”实际上是自己人,也就是在“我的”等级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或者像帮人捡起被风刮落的帽子之类自己也能做到的事,或者是崇敬自己的人,那就可以问心无愧。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恩情”就会成为难堪的痛苦,这种“恩情债”,不论多么微小都要感到难过才是正确的态度。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不论什么情况,麻烦都来自过重的恩情。最近,《东京精神分析杂志》的“答询专栏”——颇像美国杂志中的“失恋者信箱”,已经成为这本杂志的一个特色——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点也没有弗洛伊德的色彩,纯粹是日本式的。

    有位上了年纪的男性写信征求意见,信中写道:

    我是一个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父亲,妻子去世已经十六年了,因为我感觉会亏欠孩子,所以一直都没有再婚,孩子们也把我这一举动看成一种美德。现在孩子们一个个都结婚成家了,八年前儿子结婚时,我退居到离家两三条街远的一幢房子里。说来有点难为情,三年以来,我同一个夜度娘(被卖到酒吧里当过妓女的)发生了关系,听了她的处境,我特别同情她,花了一小笔钱,帮她赎了身,将她带回家,教她礼节仪法,安顿在我家做佣人。那姑娘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且相当简朴。然而,我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因此而看不起我,将我视若外人。当然,我并不指责他们,这是我的过错。

    那姑娘的父母好像并不知道此事。她已经到了适婚年龄,父母写信想让她回去结婚。我同她父母见了面,说明了情况,她父母虽然贫穷,却并不财迷心窍。他们同意女儿留下来,权当她已经死了。那姑娘也乐意守在我身边直到我去世。但是,我俩年龄相差犹如父女,因此,我也曾想把她送回家。我的儿女们则认为她是看上了我的财产。

    我生病多年,恐怕活不了一两年了。我该怎么办?十分希望您能告诉我该怎么办。最后我要说明一点,那姑娘以前虽几度沦落风尘,但那全是为生活所迫,她的品质是纯洁的,她父母也不是贪财图利的人。

    负责解答这一问题的医生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即这位老人将太重的恩情给了子女。他说:

    你说的是一件极为寻常的事……

    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先说一下,我在你的信中看到,你好像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你所希求的答案,这使我感到有些不高兴。当然,我深深地同情你长期的独身生活。可是,你却想利用这一点让子女们对你感激涕零,并正当化自己当前的行为,这我是无法赞同的。我并不是说你是个滑头的人,不过你是个意志软弱的人。如果你离不开女人,那么你最好向你的子女们说明白自己必须和女人共同生活,而不应该让孩子们因你长期独身生活而感到愧疚。你过分强调对他们的恩,他们自然会对你反感。说到底,人的情欲是不会消失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应该战胜情欲,你的孩子们希望你战胜情欲,是因为他们希望你生活得像他们头脑中的理想父亲。然而,他们失望了,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虽然他们是自私的。他们结了婚,在性欲上得到了满足,却拒绝父亲这种要求。你当然是这样想的,而子女们却有另外的想法(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两种想法是无法达成共识的。

    你说那个姑娘和姑娘的父母都是好人,那只不过是你的想法。人们都知道,环境、条件决定了人的善恶。不能因为他们眼下没有要求好处,就说他们是好人。作为父母,让女儿嫁给一个被黄土埋了半截的老头儿当小老婆,那太愚蠢了。如果他们打算嫁女为妾,那一定是想得到一笔好处费,你以为不是这样,那完全是你的幻想。

    你的子女担心那个姑娘的父母在盘算你的财产,不足为怪。我认为的确是这样。姑娘年轻,也许不会有这种念头,但她的父母不一定没有。

    你现在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做一个“完人”(毫无私欲),同那姑娘恩断义绝。这你或许做不到,因为你的感情不会答应。

    二是“重新做一个凡人”(抛弃一切伪装),打破子女们心中你完美形象的幻觉。

    至于财产,你应尽快立一份遗嘱,决定分给那个姑娘和自己儿女的份额。

    总之,你不要忘记自己已是个老人了,我从你的字迹可以看出,你已经变得孩子气了。你的想法你感觉是理性的,其实是感情用事。你说是把姑娘救出深渊,实际是想让她来代替孩子们的母亲。孩子们不能没有母亲,所以我劝你选择第二条道路。

    这封信讲了许多关于“恩”的道理。一个人一旦决定了施恩于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就要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采取行动,他应该明白这一点。而且,不管他为儿女做出多大牺牲,日后,他也不应以此居功自傲,利用它来“正当化自己当前的行为”,如果那样想,就错了。孩子们对此感到不满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父亲未能从一而终地贯彻最初的想法,他们被欺骗了。在孩子们需要照顾的时候,父亲为他们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在他们长大成人了,就应该好好照顾父亲——做父亲的如果这样想,那就太愚蠢了。子女们不但不会那样想,反而认为你的付出是应该的,因此“自然而然地反对你”。

    就这种事情,美国人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一个父亲为失去母亲的儿女们牺牲自己,在晚年就应当受到孩子们的感恩,而不会认为孩子们反对他是“很自然的”。为了像日本人那样看待这件事,我们不妨把它看作一种钱财上的往来,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美国人也有可比的类似态度。如果父亲正式把钱借给孩子并要求他们到期偿还本息,那么我们完全可能对那位父亲说:“孩子们反对你是很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接受别人的烟卷后,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声“谢谢”,而是说“惭愧”。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讲到某人向某人施恩时会感到厌恶。至少我们可以对“哥儿”把一杯冰水之恩看得如此重要而有所理解。但是,我们美国人是不会用金钱标准来衡量这类事件的,比如冷饮店里的一次偶然请客,父亲对早年丧母的孩子们的长期自我牺牲以及义犬哈齐的忠诚之类,而日本人却这样做。我们重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的价值,越是无条件越可贵。在日本则必然附有条件,接受了这类行为就成为欠恩者,正如日本谚语所说:“天赋(非凡)慷慨,始敢受人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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