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
日本人看待国际关系中所有问题的眼光，与他们看待国内问题的眼光如出一辙，都是用等级制观念来看待的。在过去十来年间，他们把自己说成是高居国际等级制金字塔顶端的国家，现在这种地位虽已被西方国家所取代，但他们看待这一既成事实的眼光，仍然深深根植于等级制观念。日本在国际性文件中经常表明他们对等级制观念的重视。一九四〇年日本签订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序文中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国政府及意大利国政府认为，使世界各国各得其所，乃是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
天皇在此条约签订时所发的诏书中又说了同样的话。诏书说：
弘扬大义于八方，缔造神舆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珍念者，唯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袭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
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前途尚迢……
就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特使递交给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37]的声明中，也非常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
……使世界各国各得其所是我国坚定不移的国策……我国不能容忍与我上述国策背道而驰的现状长期持续下去。
这一声明是为了回应几天前的《赫尔备忘录》。《赫尔备忘录》援引的是美国人所尊重的自由和平等的基本原则，就像日本所援引的等级制观念一样。国务卿赫尔提出了四项原则：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及调解；平等。这些都是美国人所信奉的平等原则和权利不可侵犯原则的主要方面，也是我们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和在日常生活中都必须遵守的准则。平等是美国人企盼更美好世界的最高尚、最道德的基础。平等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不受专制统治压迫、不受干涉、不受强制，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所有人都有权利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这就是当今世界人们被组织起来所追求的人权的基础。即使我们有时会违背这一原则，我们依然会支持平等的正义性，义愤填膺地向等级制宣战。
平等是美国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原则，杰斐逊把这个原则写入了《独立宣言》，而且，被收编入宪法的《权利法案》也以这一原则为基础。在一个新建国家的公开文件中写入这些正式的语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表现了这个大陆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生活方式，一种与欧洲人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年轻的法国人阿列克斯·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38]在访问美国后写了一部有关平等问题的著作，这是一份重要的国际报道文献。对托克维尔来说，美国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但他是一个聪慧而又敏锐的观察家，能够发现美国这个异域国度的许多优点。年轻的托克维尔成长于法国贵族社会中，在当时依然活跃且有影响力的人的记忆里，这个贵族社会先是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冲击，接着是新的更猛烈的《拿破仑法典》的冲击。托克维尔开明地对美国新奇的生活秩序表达了赞赏，但他是站在法国贵族的角度来观察的。他的著作向旧世界报告了即将来临的新事物。他认为美国是人类发展的领头羊，而这种发展也会在欧洲发生，尽管会有所不同。
因此，他细致地描述了这个新世界。他认为，只有这里的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他们的人际交往建立在一个新的、更舒适的基础之上，他们都在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流。美国人从不在意那些等级礼仪的繁文缛节，他们既不要求也不施予他人这些礼节。他们喜欢说的是，他们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美国没有老贵族式的家庭或是罗马式的家族，主导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没有了。托克维尔说，这些美国人只信仰平等，他们在实践中有时甚至会忽略自己，但却视平等如生命。
通过这个外国人的眼睛去看我们的祖先，通过他的描述去打量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让我们深受鼓舞。尽管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基本轮廓未变。通过阅读他的著作，我们意识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就已经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美国了。这个国家过去有，现在依然有像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39]那样更喜欢贵族式社会秩序的人，但即便是汉密尔顿之流也能认识到，我们国家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贵族式的。
因此，我们在珍珠港遇袭之前向日本说明美国太平洋政策的这一最高伦理基础，就是申明了我们最信奉的原则。我们确信按照我们的这一思路走出的每一步都将改善这个不够完美的世界。日本人也是如此，当他们寄希望于“各安其分”的原则时，他们援引的也是由社会经验而来的根深蒂固的生活原则。几百年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人等级森严的社会生活的一条原则，而且是最具有可预测性、最被广泛接受的原则。对他们来说，接受等级制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不过，它不是简单的西方式的威权主义。不管是行使统治权的人还是被统治的人，都是依照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传统来行事。现在，日本人已经接受了美国权威处于等级制的最高位置这个事实，我们就更有必要彻底弄清他们的习惯。唯其如此，我们才能预测他们在当前情况下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家族中的等级制
虽说日本近年来已全盘西化，但是它依然是个贵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每一次问候接触，都必须表明双方的阶层高低和身份差异。当一个人跟一个人说“吃”或“坐”这类词的时候，都要依据双方的亲疏程度和辈分差异而使用不同的词语。在不同的场合就必须用“你”的不同表达方式，动词也有不同的词根。也就是说，跟太平洋上的许多其他民族一样，日本人也有所谓的“敬语”，而且在使用敬语时会伴有适当的鞠躬礼和跪拜礼。所有这些礼仪都必须遵守烦琐的规则和惯例，人们不仅要知道向谁鞠躬，而且要知道必须鞠躬到什么程度。对某个人来讲十分合适的鞠躬，如果用于和鞠躬者的关系稍有不同的另一个人身上，就会被认为很无礼。鞠躬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双手平放在地上、用前额去触碰手背的最高跪拜礼，也有头和肩部微微前倾的简单礼仪。日本人必须从小就学习在哪种场合下使用哪种礼仪。
不光等级差异要时常以适当的礼仪体现出来（虽说这是必要的），性别、年龄、两个人的家族渊源和以往的交情等也必须考虑在内。甚至同样的两个人之间，在不同情境下也要表达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平民不需要对其密友鞠躬行礼，但如果对方穿上了军装，那么穿便装的那一位就必须向对方鞠躬。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它要求平衡各种各样的因素，在特定情境中，这些因素之间有些会相互抵消，有些则会不断累加。
当然，有些人之间就没这么客套。在美国，人们在自己的家庭圈子里就不会拘泥这些礼节。当我们回到自己家里时，就会彻底抛开所有的繁文缛节。但是在日本，家里恰恰是学习礼仪并能仔细地观察礼仪的地方。当母亲还背着婴儿的时候，就会用手按下婴儿的头教他（她）行礼；当幼儿蹒跚学步时，他（她）首先要学的就是尊敬父兄；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儿女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女孩儿则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不是虚势，它意味着鞠躬的人原本打算自己搞定的事，现在要承认受礼方有权干预，而受礼方也承认自己会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以性别、辈分及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的等级制，是日本人家庭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
当然，“孝道”是日本和中国所共享的高尚的道德准则。早在公元六七世纪，中国人关于孝道的论述就被日本所接受，同时被接受的还有中国的佛教、儒教伦理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当然，为了适应日本家庭的不同结构，孝道的性质也难免有所改动。
在中国，甚至是今天的中国，一个人必须效忠其大宗族。这个大宗族可能包含成千上万个成员，宗族受到全体成员的支持，并对全体成员拥有裁决权。当然，中国疆域辽阔，各地情况迥异，但在大部分地区，一个村庄的居民基本上同属一个宗族。中国人口多达四亿五千万，但姓氏却只有四百七十个。同一姓氏的人，多多少少都承认彼此是同宗。某一地区的居民有可能全部属于同一个宗族，而且，那些远在城市里的家庭也可能跟他们是同宗。像广东那种人口密集的地区，所有的宗族成员一起维护着他们宏伟的氏族宗祠，并在祭祖的日子里，一起向同一个先祖所繁衍的数千个祖宗的牌位行礼祭拜。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田产和寺院，还设有宗族基金以资助有出息的宗族子弟，使之受到教育。宗族追踪着分散在各地的宗族成员，每十年左右刊印一次重新修订的族谱，记录下有权分享宗族荣耀者的姓名。宗族有自己世代相传的家规，当宗族与当权者意见不一致时，甚至可以禁止把本族的犯人交给政府。在帝制时代，这些半自治性质的庞大的宗族共同体，只是若有若无地在名义上受国家管理，那些由不断更迭的政府所指派的、轻松惬意的官员，在当地只是个外人。
日本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晚至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只有贵族和武士家族才可以使用姓氏。而中国的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基础，如果没有姓氏或类似于姓氏的东西，宗族组织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在一些部族中，族谱的作用和姓氏的作用是类似的。但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族谱，而且那种族谱就像“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American Revolution）[40]的做法一样，是从当前活着的人往上追溯，而不是从古至今地依次列出先祖之后的每一代祖先，这两种方法是大相径庭的。另外，日本是封建国家，人们尽忠的对象不是大的亲缘组织，而是封建领主。领主就是当地的最高统治者，他和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官员非常不一样，后者在自己的辖区内始终都是个外人。在日本，重要的是某个人属于萨摩藩[41]，还是肥前藩[42]。一个人与他所属的藩是联系在一起的。
使氏族制度化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去神社或圣地敬拜远祖或是氏族神。日本那些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平民”也能参与这类活动。但是日本没有祭祀远祖的相关仪式，在平民参与祭拜的神社里，村民们聚集在一起，不需要证明他们同出一宗。他们被称作是自己神社的主祭神的“孩子”（日文称“氏子”）。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这位主祭神的封地上。经过数代定居之后，这些村民祭拜者就跟世界各地的村民一样，彼此之间当然有亲缘关系，但并不同出一宗。
跟神社不同，日本人对祖先的祭拜是在家庭起居室里进行的，那里设有特别的神龛，神龛里只供奉着六七个最近去世的亲人的灵牌。所有阶层的日本人每天都会在这种神龛前祭奠自己至今怀念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近亲，并为他们供上食品，这些离世的亲人都用微型的墓碑做代表。曾祖父母墓碑上的文字可能已经模糊不清，三代以前的祖先的身份也会被迅速淡忘。日本人的家族联系非常单薄，几乎跟西方差不多，跟法国的家族恐怕是最相似的。
因而，在日本，“孝道”仅限于当面接触的家庭成员之间。这就意味着亲缘团体内的每个人都要根据其辈分、性别和年龄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亲缘团体顶多只包括父亲、祖父，以及从祖祖父[43]、从祖父和其后代。即便是子孙繁盛的大家族，也会分离出很多支系，而次子以下的男孩也必须另立门户。在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团体里，“各安其分”的规定十分注意细节。家庭成员必须严格服从长辈，直至他正式引退。在今天，即使一个父亲的几个儿子已成年，但只要他自己的父亲尚未引退，家庭成员无论干什么都需要请示这位年迈的祖父。哪怕孩子已经三四十岁了，父母还是要包办和干涉他们的婚姻。父亲作为男性家长，用餐时要第一个拿筷子，洗澡时要第一个洗，全家人向他深鞠躬，而他则只需点头回礼。在日本有一则流传甚广的谜语，用我们美国的解谜形式（Conundrum form）翻译过来就是：“为什么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就像僧人要留头发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剃度。）”答案是：“虽然非常想，但是办不到。”
“各安其分”不仅意味着辈分差异，而且意味着年龄差异。当日本人想说秩序非常混乱时，常说“非兄非弟”（neither elder brother nor younger brother，应为难兄难弟，作者可能误解了“难兄难弟”的意思），就像我们所说的“非鱼非禽”（neither fish nor fowl，意即不伦不类）。对日本人来说，兄长就应该有兄长的样子，就像鱼应该待在水里一样。长子是继承者，到日本旅游的人都谈到“在日本，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学习家长的气派”。长子拥有的特权与父权相差无几。在过去，弟弟迟早会依赖哥哥。而现在，特别是在乡镇和农村，按照老规矩，长子应该留在家中，次子和三子则可能进入更广阔的天地，接受更好的教育，取得不菲的收入。不过，等级制的老规矩依然非常牢固。
甚至在当今政治论坛上，传统的兄长特权在关于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也被鲜明地提了出来。一九四二年春天，日本陆军省的中校发言人就“大东亚共荣圈”问题说道：“日本和他们如兄如弟，这一事实要让被占领地区的居民知晓。对他们的过分体谅只会让他们习惯于滥用我们的好意，从而影响我们的统治。”换句话说，要由哥哥来决定什么事对弟弟有益，并且在施行这类事时不能“过分体谅”。
不论年龄大小，性别决定了一个人在等级制中的地位。日本女人的社会地位低于丈夫，走路时要跟在丈夫身后；即使她们穿上了西服，和丈夫并肩前行，甚至进门时走在了丈夫前面，然而一旦换上和服，就得退到后面。日本家庭中的女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礼品、关爱和教育经费被她的兄弟占有。即使有一些专为青年女性开设的高等学校，那里的课程也主要是教授礼仪和行为规范，在严肃的智力训练上根本没法与男校相媲美。一位女校校长建议一些出身中上流家庭的学生学一点欧洲语言，原因竟然是希望她们将来可以帮丈夫把书掸去灰尘，正确地插入书架。
尽管如此，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妇女还是拥有很大的自由，而且这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日本的西化。她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中国上层妇女的缠足，而且令印度妇女艳羡的是，她们可以自由地出入商店，自由地在大街上行走，没必要把自己的脸遮掩起来。在日本，妻子掌管全家的采购和财政大权。缺钱时，她必须从家中挑选些东西送进当铺。主妇可以使唤佣人，她对孩子们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当她成了婆婆以后，更是全权掌管家务，就好像她前半生从未当过乖顺的媳妇似的。
在日本，由辈分、性别和年龄等因素而来的特权是很大的。但是，行使这一特权的人更像是受托人而不是独裁者。父兄要对活着的、离世的以及即将出生的全部家庭成员负责。他必须做出一些重大决定并监督其实行。不过，他并不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他必须为整个家族的荣耀负责，他必须提醒儿子和弟兄们牢记家族的所有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并要求他们不得败坏家产。即使是一个农民，也会祈求祖先保佑他行使高尚的权力，而如果他的阶级地位更高，他对家族的责任就会重之又重。家族的需求高于个人的需求。
凡遇到重大事件，不论门第高低，家长都要召开家族会议，就这一事项进行讨论。例如，家族成员可能会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参加一个有关订婚事宜的会议。做决定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起作用，妻子或弟弟的意见也可能左右结果。一家之主如果不听从大家的意见，独断专行，将会深陷艰难境地。当然，被决定命运的人可能很难听从会上做出的决定，但是，那些向来服从家族决议的长辈，会毫不妥协地要求晚辈们像他们当年一样听话。这种决议的约束力，非常不同于普鲁士那种在法律和习俗上赋予男人对其妻子和儿女的专断权力。日本家族要求的强制性虽然没有因此而被削弱，但效果却是不同的。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是要学习尊重专断权威，也不是要养成轻易地屈从专断权威的习惯。不管多么严苛，屈从于家族意志的要求都是以这样的名义提出来的，即这决议与全体成员利益攸关。“共同的忠诚”要求家族成员必须服从。
每个日本人最开始都是在自己家里养成等级制习惯，然后再将这种习惯运用到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等更广泛的领域中去。他懂得一个人要非常敬重那些“安于本分”的人，不管他们在该组织中是否真正具有支配力。被妻子支配的丈夫或被弟弟支配的哥哥，照样会受到妻子或弟弟的敬重。名分等级不会因为有某人在背后操纵而遭到破坏，身份尊卑也不会为了适应实际的支配关系而有所改变，它依然是不可侵犯的。这为那些需要抛开等级尊卑而运用实权的人带来了某种策略上的方便，因为他们不会因此而受到批评。日本人从家庭生活的经验中得知，要想赢得最有力的支持，就要使家族成员相信某一决定能够维护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专断的家长强制推行的一个一时兴起的命令。日本的家长更像一位物质和精神资产的受托人，这些资产对全体家族成员都非常重要，要求他们的个人意志服从于家族需要。日本人拒绝接受强力压制，但对家族需求的服从并不因此减弱，也不会因此对拥有某一指定身份的人减少敬意。即使家族里的长辈成为强大的专断家长的可能性很小，家族里的等级制仍能维持。
对于以不同标准来看待人际关系的美国人来说，上述关于日本的家族等级制的简单介绍，尚不足以使他们理解日本家族中那种强烈的、被广泛认可的情感纽带。日本家族成员之间非常团结，本书的课题之一就是研究他们为何如此团结。同时，要想了解他们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广泛领域中对等级制的要求，就要透彻地了解他们是如何在家庭中养成等级制习惯的。
阶级关系中的等级制
日本人在阶级关系上的等级制习惯，跟他们在家庭中的等级制习惯一样强烈。在日本民族的整个历史上，他们一直是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一个有着数百年等级制习惯的民族，既有其明显的长处，也有其明显的短处。在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等级制一直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准则，这甚至可以追溯到七世纪。那时候，日本已经借鉴了无等级的中国的生活方式，并对其进行了修改，以适应日本自身的等级制文化。在七到八世纪时，中国那种使日本使节赞不绝口的高度文明的习俗，已经被日本的天皇和宫廷用来丰富自己的文化。他们以空前绝后的精力进行着这项事业。在那之前，日本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七世纪时，为了记述他们完全不同于中国话的语言，日本采纳了中国的表意文字。在那以前，日本有一种宗教，这种宗教认为，四万个神祇镇守山岳、村庄，赐予人们福泽。这种民间宗教历经沧海桑田，延续至今，成了现代的神道教。七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大规模地引进佛教，作为“保护国家的至善”宗教。在此以前，日本都没有官方或私人建造的巨大的永久性建筑。于是，天皇仿照中国的京城建造了新的奈良城[44]。日本各地还仿照中国式样，建造了许多壮丽的佛教伽南（寺院）和僧院。使节们从中国学来的官阶品位和律令也被天皇采用。在世界历史上，日本民族如此成功而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算是独一无二了。
不过，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织，从一开始就不能被日本复制。在中国，官位制是适用于那些科举考试合格的行政官员的；而日本所采纳的官位制，却用于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这些就组成了日本的等级制。日本不断分裂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各藩国的领主通常会嫉妒其他领主的势力。日本的许多社会习俗就与领主、家臣、侍从的特权息息相关。无论日本如何锲而不舍地从中国引进文化，都未能采纳足以取代其等级制的生活方式，例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以及把各种身份、职业的人联合到一个庞大宗族之中的中国式宗族制度。中国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也未能被日本接受。日语里称皇室中的人为“云上人”，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能继承皇位。中国常常改朝换代，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天皇不可侵犯，天皇本人是神圣的。把中国文化引进日本的天皇及其宫廷大臣们，肯定想不到中国在这些方面做了哪些安排，也想不到他们做过哪些改变。
因此，虽然日本引进了中国的各种文化，但这些新文明只不过为此后几百年间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冲突，即争夺统治权开辟了道路。八世纪末，贵族藤原氏[45]把持了大权，把天皇赶到了后台。后来，藤原氏的统治遭到了封建领主们的反对，整个日本陷入内战。著名的源赖朝[46]在群雄纷争之中脱颖而出，征服了所有的对手，在“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事头衔下掌握实权，统治全国。“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像日本的惯例一样，只要源赖朝的子孙能够控制其他封建领主，源氏家族就可以世袭这个称号。天皇已经没有实权，他的重要性只在于给予将军象征性的封赐。天皇没有一点儿行政权力，幕府掌握着实际权力。对于不肯服从其统治的各地领主，幕府一般采用武力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每个封建领主——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武士。这些武士完全受命于大名，在动乱的年代中，他们时刻准备着挑战敌对的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地位。
十六世纪时，日本的内乱变得司空见惯。持续动乱几十年之后，伟大的武将德川家康[47]击败了所有敌手，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于一六〇三年诞生了。大约两个半世纪里，德川家族一直世袭着将军的职位，直到一八六八年近代时期开始，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才被废除，德川政权宣告结束。在许多方面，漫长的德川时代都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时期之一。它在日本国内维持了一种武装和平的状态，直到最后崩溃，它有效地实施了以德川政治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
德川家康曾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且没有找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在内战中，一些强藩的藩主曾反对他，直到最后惨败才归降。他们就是所谓的“外样”大名（即旁系大名）。他同意这些外样大名继续控制自己的领地和家臣。在日本的封建领主中，这些大名在其领地上也确实继续享有最高的自治权，但是他却不让他们享有德川家臣的荣誉，不允许他们在幕府担任重要职务，重要职务全在“谱代”大名（嫡系大名）——内战中拥护德川家族的人——的手中。为了使这一困难的政局维持下去，防止藩主（即大名）积蓄力量，消灭任何可能威胁将军统治的结盟，就成了德川家康的任务。德川氏不仅没有废除封建体制，还极力巩固、加强这一体制，以此维持日本的和平和德川氏的统治。
日本的封建社会被划分为复杂的阶层，每个人的身份都被世袭制固定了下来。德川氏巩固了这种制度，并且详尽地规定了各阶层成员的日常行为。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按照世袭身份，他的衣着、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必须符合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依次是士（武士）、农、工、商，其下还有贱民。“秽多”是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知的。所谓的“秽多”是指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包括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者及皮匠等。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算人，穿过他们居住部落的道路也不计入里程数，就像那里根本没有土地和居民一样。那里的人都特别穷困，他们虽然被准许从事其职业，却被排斥在正式社会组织之外。
不管美国人怎样诧异，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重大现实就是：商人的地位仅在贱民之上。商人阶级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敬且发展壮大起来，封建制度就会衰亡。十七世纪时，德川氏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不曾有过的严苛的闭关锁国法令，从根本上铲除了商人存在的基础。日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的沿海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商人阶层必然随之发展。德川氏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的船只者，都要被处死，为的就是阻止海外贸易的抬头。被准许建造或驾驶的小船，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输商品。不仅如此，德川氏还严格限制国内交易。各藩藩界均设有关卡，严格禁止商品出入。另有一些法律规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如“奢侈取缔令”[48]中限定了商人能穿戴的衣服、能使用的雨伞以及能花在婚丧仪式上的费用。商人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区域内。法律不保证他们可以免受武士（特权阶层）之刀的欺凌。德川氏的政策企图把商人永远置于低贱地位，这在货币经济中无疑要一败涂地，当时日本正在走向货币经济，但德川氏却试图这样干。
武士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维持了封建社会的稳定，德川幕府把他们的身份分别固定下来。在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前，伟大的名将丰臣秀吉[49]已经用著名的“刀狩令”[50]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再不能兼做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从事生产，他们成了寄生阶级中的一分子，他们每年的俸禄是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的年贡米。每个武士家臣都可以按份额分到大名征收的谷米。武士不需要考虑生活来源，他们完全成了依赖领主的人。在日本历史的早期，在战争中，各藩国之间的兵连祸结促成了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依赖关系。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依赖关系就变成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他们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在德川幕府初年，武士的俸禄由其门第的高低决定。武士的俸禄并不多，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对武士家族来说，如果几个继承人分享这点俸禄，那就很头疼了。结果，武士只好限制自己的家族规模，对他们来讲，威望取决于财富和排场是最令人难堪的，所以，他们的信条是，俭朴是最高的美德。
武士和其他三个阶级——农、工、商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后三个阶级是“平民”，武士则不是。武士的佩刀不单纯是装饰，而是其特权和阶级的象征。在德川时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武士对平民可动用佩刀”的传统。德川家康所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可立刻斩杀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敬的平民。”这也只不过是对旧习惯的确认，他根本没有把在平民与武士阶级之间建立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考虑在内，他的政策建立在严格的等级规定上。大名向下统率着平民阶级和武士阶级，向上直接与幕府将军联系。平民阶级和武士阶级各处于不同的阶梯之上，每个阶梯又各有一套从上到下的法令、规则、权利和相互义务的制度。两个阶梯之间的人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时迫于形势，两个阶级之间需要反复架起桥梁，但这毕竟不是这一体系本身所固有的。
在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舞刀弄剑，他们逐渐成为藩主财产的管理人及各种高雅艺术的专家，如古典的能乐、茶道等。他们处理所有的文书，也靠巧妙的手腕来实施藩主的谋略。两百年的和平是一段很长的岁月，个人舞刀弄剑的机会非常有限，就像商人不顾严明的等级规定而追求舒适高雅的城市生活一样，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拔刀应战，但也发展了各种高雅艺术。
农民尽管在武士面前没有法律上的保障，被强加了沉重的年贡和各种限制，但仍有某些安全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受到保护，在日本，拥有土地能给人以声望。德川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与欧洲封建主义不同，这条法律并非保障封建领主而是为了保障每个耕作者的利益。农民拥有一种他所看重的永久权利，在耕作土地时就像今天他们的后裔在稻田里一样，不辞劳苦。尽管如此，农民仍然是养活整个上层寄生阶级的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顶天的巨神，常比喻身负重担的人）。这个寄生阶级大约有二百万人左右，其中包括将军的政府、大名的机构、武士等。他们要交实物税，也就是要将一定比例的收成上缴给大名。同样作为水稻农业国，暹罗的传统赋税是百分之十，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百分之四十，实际要交纳的还要高，在有些藩中更是高达百分之八十。此外，农民还被迫服徭役或强制劳动，真是既耗时间又耗精力。同武士一样，农民也得控制自己的家族规模。日本全国人口总数在整个德川时代几乎是停滞的。在一个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这样停滞的人口统计数字足以表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不论是靠年贡生活的武士阶级，还是生产者阶级，政权对两者都实行了斯巴达式[51]的严格限制。不过这种限制之外，每个下属与其上级之间也存在相当的信任。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及地位。如果这些受到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提出抗议。
即使处在可怕的贫困境地里，农民也会向封建领主，甚至向幕府当局抗议。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十年间，这样的农民抗争至少有一千次。其起因并非“四公六民”[52]的传统重赋，而是抗议累增的赋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藩主，但请愿和裁判的程序则是有秩序的，农民们写好革除苛政之弊的请愿书，递交给藩主的内臣。如果内臣扣压请愿书，或者藩主置若罔闻，他们便派代表去江户（德川幕府时代的京城，即现在的东京）把状子呈交给幕府的将军。在一些有名的抗议活动中，农民只有在幕府高官经过江户城内的街道时，直接将状子投递到他们的轿子中，才能成功。尽管农民递交状子要冒极大风险，但幕府当局收到状子后就会立即审查，其判决大约有一半是对农民有利的。
然而，尽管幕府对农民的请求做了判决，但这不符合其法律。农民的抱怨可能是正当的，国家尊重他们也是可取的，但是农民领袖已侵犯等级制的严峻法令。尽管判决有利于农民，可是不容忽视的是，农民起义者已经破坏了“必须忠贞”这一基本法律。因此，不管他们的目的是否纯良，都要被判处死刑。农民们也认同这种无法逃脱的命运，他们把被判处死刑的人当成英雄。人们聚集到刑场，在那儿农民领袖或被投入油锅，或被砍头，或被钉上木架，农民目睹行刑，但绝不暴动。这就是法令，是秩序。他们在事后为死者建祠，奉其为殉难烈士，但对于刑罚，他们却认为这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令的核心，必须接受。
简而言之，为了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德川幕府历代将军都竭力谋求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大名在每个藩中居于等级制的最高位置，对其部下可以行使特权。统御大名是将军在行政上最主要的任务，他采取一切方式避免大名之间结成联盟或互相攻伐。为预防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铁炮入境，各藩藩界设有护照检验官和关税征收官，查验过往行人，严禁“出女入炮”。没有将军的允许，大名之间不能联姻，以杜绝缔结政治联盟的危险。将军想方设法阻碍藩与藩之间的通商，甚至两藩之间不能架桥。另外，各地大名的财政收支状况被将军派出的密探掌握，一旦某一藩主金库充足，耗费资财的土木建筑工程就会落在他的头上，以使其财政状况回到原来水平。其中最有名的一项规定是：每年之中，大名必须在京城住上半年，当其返回自己领地时，也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作为将军手中的人质。幕府就是这样处心积虑来保证自己的权力，并加强它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将军并不是这一等级制中的顶端，因为他是在天皇的指派下掌握政权的。天皇和他的宫廷世袭贵族（公卿）不得已隐居在京都，没有实权。天皇的财政收入甚至少于最小的大名，而且幕府还要严格规定宫廷的一切仪式。尽管这样，再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也丝毫没想过要废除这种和天皇并列的双重统治。双重统治在日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十二世纪以来，将军就打着被剥夺了实权的天皇的幌子统治这个国家。有一个时期，职权分化更为严重，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被徒有虚名的天皇授予实权，而世袭幕僚又来具体行使首领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经常发生。德川幕府即将溃败的末年，海军准将培里将军[53]才知道在将军背后居然还有天皇。一八五八年，美国的第一任驻日使节哈里斯（Townsend Harris）[54]和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时，才发现日本居然还存在一位天皇。
实际上，日本人关于天皇的观念是太平洋诸岛上被重复发现的一种观念。天皇是神圣首领，参不参与政治均可。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神圣首领自己行使权力；在另一些岛屿上，神圣首领则将权力委派给别人，但他拥有神圣的人身。在新西兰各部落中，神圣首领是不可侵犯的，以至于不能亲自取食，必须由专人奉食，奉食的汤匙都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必须由人抬着，因为凡是他神圣的双脚接触过的土地都自动地成为圣地，从而归他所有。他的头部尤为神圣，任何人都不可触碰。他的话可以传达到部落诸神的耳朵里。在某些太平洋岛上，如萨摩亚岛[55]、汤加岛[56]，神圣的首领与世俗生活没有丝毫关系，所有的政务都由世俗的首领掌管。十八世纪末到过东太平洋汤加岛的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57]写到那里的政府时说：“它和日本最为相似，在那里，神圣首领是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汤加岛的神圣首领不参与政务，但却执掌宗教仪式，他要在果园中接受采下的第一颗果实并主持仪式，然后，人们才能吃这些果实。神圣首领去世时，讣告上要用“天堂空虚了”这样的词句，他的遗体要在庄严的仪式中被葬入巨大的王墓。但他却丝毫不参与政治。
按照日本人的定义，天皇即使在政治上毫无权力，即使是所谓“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在等级制中仍然占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在日本人看来，天皇是否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并非衡量天皇身份的尺度。在由征夷大将军统治的几个世纪中，日本人一如既往地珍视天皇和他在京都的宫廷。从西方的观点看来，天皇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处处都严守其阶级秩序的日本人却不这么看。
从天皇到贱民，封建时期的等级森严给近代日本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从法律上宣告封建制度结束只不过是七十五年前的事，个体生命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惯却是不会消失的。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虽然日本的国家目标有了根本改变，但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仍在慎重地计划，以求尽量保留这一制度。与其他独立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加受这样一个世界的约束，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的行为被规范得好像一幅精密的地图，社会地位也是规定好了的。两百多年间，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必须靠铁腕来推行法令和维持秩序。在这期间，日本人学会了把这种精密的等级制视为安全、稳定的保障。只要他们停留在已知领域中，只要他们履行已知的义务，他们就能够信赖他们所处的世界。盗贼受到控制，大名之间的内战得以制止。如果臣民能证明他们的权利受到了别人的侵犯，他们也可以像受到剥削的农民一样提出诉讼。这种做法对个人虽有风险，但却是大家所认可的。最开明的一位德川将军甚至设置了“诉愿箱”（控诉箱），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议书投进箱中。只有将军有打开这个箱子的钥匙。在日本，侵犯性行为肯定可以被矫正，只要这种行为是现存行为规范所不允许的。人们非常信任这种规范，并且只有遵守它，自己才是安全的。一个人要在与这些规范保持一致，而不是抵抗或修正这些规范的前提下，表现其勇敢和正直。在这些原则的范围内，是一个可知的世界，因而在他们眼中也是一个可信任的世界。它的规则并不是《摩西十诫》[58]中那些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极为细致的规定：在这种场合下该怎么办，在那种场合下该怎么办；武士该怎样，平民该怎样；兄长该怎样，弟弟该怎样；等等。
不同于一些生活在强力等级制统治下的民族，在这种制度下，日本人并没有变得温良恭顺。认识到要给予各阶层以保证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贱民阶层也应得到在其特种职业上行使垄断权的保证，他们的自治团体也应得到当局的认可。每个阶层所受的限制很大，但又是有序和安全的。
跟印度等国不同，日本的等级制还具有某种灵活性。日本的习俗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明确的手段，这些手段不违背任何公认的规则，但可以帮助人们钻制度的漏洞。一个人可以用好多种办法来改换自己的等级身份。在货币经济下，高利贷主和商人必然会富起来，这时，富人就使用各种传统的方法跻身上流社会。他们利用典押品和地租的留置权变成“地主”。农民的土地的确不允许转让，但是，日本的佃租非常高，因此把农民继续留在土地上又是有利于地主的。高利贷主们则在那块土地上收取佃租。在日本，这种土地“所有权”既代表着利益，也代表着声望。他们的子女与武士阶层联姻，他们自己也就成了绅士。
收养是变通等级制的另一种传统方法，它提供了一条“购买”武士身份的途径。尽管德川氏强力限制，但商人还是富了起来。随之，他们就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当养子。日本人大多会招女婿而很少收儿子。入赘的女婿称“婿养子”，成为岳父的继承人，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将被从生父家的户籍中抹去，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姓妻子家的姓，并和岳母一起生活。代价虽高，但受益匪浅，富有的商人后代成了武士，穷困潦倒的武士家庭则与富贾结成亲家。等级制未遭破坏，依然如故。但这种变通手段却为富人提供了上层等级的身份。所以，日本的等级制并不要求只能在同一等级内部联姻，公认的习俗允许在不同等级间联姻。结果，富裕的商人渐渐渗入下层武士阶层，这种情况加深了欧洲与日本之间的一个明显差异。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之所以不断溃败，是因为引领了工业化进程的中产阶级不断发展，日益壮大。日本却没有产生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主以公开赎买的方法，“购买”上层阶级的身份，和下级武士结成了联盟。在欧洲与日本的封建制度都苟延残喘之时，与欧洲大陆相比，日本竟然允许更大的阶级流动，这一点实在令人惊异。然而，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日本的贵族和市民阶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阶级斗争的迹象。
指出“日本这两个阶级的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这一点是很容易的。但在法国，这对双方也可能都有好处，在西欧也有个别类似的例子，但阶级的固定性在欧洲却十分顽强。在法国，阶级冲突竟然导致贵族财产被剥夺。在日本，他们却彼此亲近起来，正是由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组成的联盟推翻了腐朽的幕府统治。日本直到近代仍然保留着贵族制度，如果没有适当的阶级流动做缓冲，贵族制度是很难被保全的。
日本人喜欢并且相信他们那一套详尽的行为规范，这是自有其道理的。遵规守纪的人在这种规范下得到了安全保障；这种规范允许被统治者抗议非法的侵犯，也允许统治者对其加以调整以适应自己的利益。它要求双方相互履行义务。在德川幕府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崩溃时，日本没有任何集团主张废除这些规范。那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也没有发生“一八四八”（指“二月革命”）。然而，形势已经无可挽回了。从平民百姓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欠商人和高利贷主的债。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的生活以及巨额的财政支出已无法维持。财政窘迫的大名已无力负担其武士侍从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制度的纽带只能供人嘲笑。为了避免沦亡，他们对农民增课已经很重的年贡，寅吃卯粮，常年预征，农民已经十分贫困，幕府也面临破产，难以维持现状。当一八五三年培里司令官率舰队来到日本时，日本的国内危机已达顶点。美国人强行叩关后，又于一八五八年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当时的日本已无力抗拒。
“一新”——“恢弘往昔”“王政复古”[59]是当时响彻日本的口号。这种口号与革命是对立的，甚至也不是进步的。“攘夷”是与“尊王”连在一起并同样广为流传的口号，日本国民支持这一回归“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的政治纲领。极少数领导人懂得这一纲领是无法实行的，他们努力抗争却被暗杀。好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这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会革故鼎新，顺应西方模式，更不用说五十年后竟能与西方国家争雄，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与西欧各国完全不同，日本发挥了自己的固有长处，达到了高层人士和一般舆论都没有要求过的目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人，绝对不会相信能从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来，因为当时的地平线上还没有哪怕巴掌大的乌云，人们也不会料想到，一场风暴会在二十年后横扫日本列岛。但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落后的、受等级制束缚的日本民族急速转向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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