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侠义和侠情真让人神往，可惜并不讨皇帝喜欢。事实上，正是由于王朝和官方的一再严厉打击，侠才终于由现实变成了梦想。
魂断侠缘
对侠的镇压始于何时，现在是不可考的了，正如我们无法确知最早的侠客是谁，但可以肯定不晚于韩非子的时代。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建议君主们将其赶尽杀绝。其实就算韩非子不说，坐稳了江山的帝王也会下手，因为他们是既不喜欢刺客也不喜欢侠客的。道理很简单，刺客作为职业杀手，一般并无是非观念。他们只忠于雇主，却不管该杀不该杀。雇主则只考虑能杀不能杀，也不管该杀不该杀。如果他能买到武林高手，自己又正好觊觎皇位，或者与“当今圣上”有仇，便会把国王和皇帝也列入黑名单；而只要世界上有刺客，所有的皇帝在理论上便都有被杀的可能。秦始皇岂非就差一点被荆轲所杀？其实就算他们不杀皇帝，王朝也不能容忍这些人的存在。你想啊，如果满街都是刺客，天天都有谋杀，则如王法何？生杀予夺之权是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的，岂能由着一帮亡命之徒自作主张？所以皇帝不喜欢刺客。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容不得他们。
那么侠客呢？侠客追求道德境界和人格完善，难道也不好？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不是都主张“以德治国”吗？这当然不错，但你得弄清楚治国的主体是谁。王朝时代的国家是由谁来治理的？显然不是侠客。侠客是民不是官，他们是被统治者，不是统治者。因此他们再有道德，也不能治国。如果他们居然治起国来，那就是僭越，甚至不能算是有德。中国传统道德十分讲究名分，因此也叫伦理。伦理就是尊卑有序，官民有等，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德目，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侠客作为民，其道德要求主要是臣服，是安分守己效忠王朝，谁让你多管闲事打抱不平呢？可见，自以为有道德的人，也未必讨人喜欢。
其实，侠客不讨皇帝喜欢，恰恰就因为他们讲道德，有人格。我们知道，道德和人格是有凝聚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就最讲道德人格的凝聚力，比如“以德服人”“以柔怀远”。但我们也要记住，在帝国时代，这种凝聚力只能属于王朝，属于皇上，不能属于其他任何人、任何集团。然而在西汉初年，侠客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却大有超过皇家和朝廷之势。比如朱家，声望极高。京师以东各路英雄豪杰，几乎无不盼望与之相识（莫不延颈愿交）。剧孟，名气极大。周亚夫平叛时得到他的支持，就像得到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国家（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郭解，交游极广。公卿郡县，都争着为他奔走效劳（争为用）。季心，人缘极好。千里之内，侠客壮士都愿意为他而死（士皆争为之死）。这就无疑犯了帝国的大忌。我们知道，一个开国元勋或朝廷重臣，如果“功高盖主”，尚且难免杀身之祸，一介草民如果“横行州域，力折公侯”，那还了得？
侠客们获得如此威望，当然是因为他们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救苦救难，而且不避艰险，不计报酬。所以司马迁认为，像朱家、剧孟、郭解这样的人，虽然其行为不符合正统观念（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也常常触犯王法（时扞当世之文罔），但个人品质无可挑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享有盛誉是名副其实（名不虚立），受人拥戴也是理所当然（士不虚附）。问题是，并非所有号称侠客的人都这样，也有恃强凌弱、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的。王朝要镇压这些恶霸，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汉初年，侠客们不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与黑社会无异，还往往与权贵合流。《汉书·游侠传》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吴濞就是吴王刘濞，淮南就是淮南王刘安。他们和代国丞相陈豨一样，都是造过反的。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虽没造反，却也是危险分子，因为他们都养士，都结交豪侠。这同样犯了王朝的大忌。因为身为朝廷重臣，只能“存公谊”，不能“结私交”，更何况其所结交的，还是原本就有暴力倾向，甚至形成暴力团伙的侠？
这就必须镇压。即便宽容如文景（汉文帝、汉景帝），也不能任由他们星火燎原。事实上汉文帝即已开始打击侠客，郭解的父亲就是被文帝所杀（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景帝也对游侠大开杀戒（尽诛此属）。汉武帝当然更不会手软，郭解就是被他杀的。汉武帝早就想杀郭解了，只是逮不着机会，只好将他迁居茂陵。当时的政策，是家财三百万钱以上的豪强，都必须迁往茂陵，以便“内实京师，外销奸猾”。郭解的家财不足三百万钱，却榜上有名，大将军卫青便帮他说情。谁知这下子却帮了倒忙。汉武帝说，好嘛！一介平民，居然能让大将军来做他的代言人，“此其家不贫”！
于是郭解只好走人。这时，他的好人缘再次帮了他的倒忙。郭解动身时，前来送行的不计其数，赠送的路费竟多达一千多万。入关以后，关中的贤达豪杰，不管认不认识他的，都争先恐后抢着前来结交。这个风头出得实在是太大了，足以让高层震怒。我们知道，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徙豪强居茂陵，目的之一就是要削弱地方上的非政府力量。如果越是打击，他们的势力越是强大，拥护的人反倒越多，那还得了？因此我相信，汉武帝这时一定恨得咬牙切齿，而诛灭郭解的机会也很快就到来。有个儒生，因为背后对郭解出言不逊，竟然被人杀死，还被割了舌头。这事当然不是郭解干的。案发以后，凶手不知去向，郭解也确实不知何人所为。然而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说，郭解不知情，比亲自去杀的罪还大。这话看起来是混账逻辑，其实未尝没有道理。因为此案意味着郭解的声望、权势、影响已经大得吓人，什么事情都不必他亲自出马，甚至不必让他知道了。那么，普天之下谁能有如此权威呢？皇帝。皇帝能有两个吗？不能。结果，郭解被满门抄斩（族灭），罪名是“大逆无道”。
郭解大约是最后一个真实的侠（梁启超就认为中国的武士道起于孔子终于郭解）。此后虽然“为侠者极众”，但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都是些傲慢无礼不足称道的人（敖而无足数者），甚至是当年朱家他们羞与为伍的流氓［乡（向）者朱家之羞也］，要不就变得文质彬彬起来（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古之侠道，一蹶不振。班固以后，正史甚至不再为侠客作传，侠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谁之梦想
东汉以后，历史上就当真没有侠客了吗？这话要看怎么说。
毫无疑问，正史不载，不等于其实没有，但可以肯定：第一，真实的侠虽然还会有，却不过散兵游勇，成不了气候；第二，侠的精神还在，却不一定体现在侠客身上；第三，侠客将主要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并因此而造就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武侠小说。也就是说，司马迁以后，侠作为一种现象，已不是现实，而是梦想。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
这就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有侠客。为什么要有呢？因为谁都可能会有“不测风云，旦夕祸福”，谁都可能会有无奈和无助的时候。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所谓“缓急”，其实就是着急、为难、飞来横祸、束手无策等等。这是连舜帝、伊尹、管仲、孔子这样的圣贤都会遇到的事情。如果是寻常百姓，手无寸铁，既没有功夫，又没有权势，还生活在“乱世之末流”，遇难的可能性就更高了（其遇害何可胜道）。这时，我们当然很希望有人来救助，而且最好这人还是“职业救星”。因为见义勇为的人虽然每个时代都有，但有其“义勇”未必有其“能耐”，更不可能有事没事都在四处闲逛，专打抱人间不平。这就不大靠得住，不能让人放心。
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侠客。第一，侠客就是干这个的。所谓“任侠”，所谓“以侠义为己任”，便有“专司此职”的意味。所以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岂非“职业救星”？第二，侠客多半有此能力。他们要么有威望，人多势众，一呼百应；要么有功夫，飞檐走壁，以一当十；要么有奇术，见血封喉，撒豆成兵。这就不怕救不了你。第三，他们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不计报酬，甚至不要你感谢。你可以放心地让他来搭救，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这样的好人好事，谁人不想，谁人不愿，谁人不盼望呢？
如此救星何处寻？大约也只能存在于神话之中。比如观音菩萨，就是“职业救星”。观音大慈大悲，有行侠的愿望；千手千眼，有行侠的条件；法力无边，有行侠的能力；救苦救难，有行侠的实绩。所以，观音菩萨就是最大的侠。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侠客杀人（当然杀的都是坏人），菩萨不杀。菩萨是“佛门身份，侠客责任”，侠客是“阎罗手段，菩萨心肠”。侠客和菩萨，都是人们的“救星梦”。
千年一梦（2）
实际上，正因为后世之侠乃是一个“救星梦”，侠们才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武力，由“侠而不武”到“侠而武”，最后“无侠不武”，“游侠”也就变成“武侠”。这并不奇怪。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要想扶贫振弱，光靠道德感化和说服教育是不行的。比较靠得住和直截了当的办法是用拳头说话。救苦救难毕竟不能只有愿望，还得有能力。这能力，在菩萨那里，就是法器和法力；在侠客这里，则是兵器和武功。侠客手中的长枪、飞刀，就是菩萨手中的葫芦、净瓶；侠客身上的内功、剑法，就是菩萨身上的神力、佛光。所以，越到后期，小说中武侠的功夫就越“神”。许多武侠电视剧，已经和神话片没什么区别了。
侠客是“救星梦”，也是“英雄梦”。这是武侠和神话的重要区别。神话是不大可能做“英雄梦”的。即便貌似英雄如孙悟空，也不是。孙悟空前半截是顽童，后半截是救星。虽然打遍天下，取得真经，修成正果，也不像英雄。因为他太“神”，既没有七情六欲，还较少受到磨难。一个人物，如果太“神”，就不像“人”，也就不够“英雄”了。所以神话可能是“救星梦”，是“顽童梦”，甚至是“科学梦”（千里眼、顺风耳），却很难是“英雄梦”。事实上也不会有人把如来佛、观世音、铁拐李、吕洞宾看作英雄，尽管他们的法力要超过一切武侠，而且救苦救难，普度众生。
武侠却必须是英雄。因为武侠的责任担当，如除恶锄奸、匡复正义、平定天下，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业绩和英雄行为。如果这武侠身处乱世，那对手又特别不好对付，主人公的英雄色彩也就更浓。所谓“不好对付”，也包括几种情况，比如武艺高强，或权势极大，或善于伪装，把世人都蒙在鼓里。但凡这样的歹人，对社会的危害都极大，也就特别需要英雄出世；而当某一侠客只身挑战这大奸大恶并战而胜之时，他就不可能不是英雄了。
因此武侠小说实质上是英雄传奇。中国的英雄传奇有两种：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区别在于前者的主人公是帝王将相、谋士枭雄，且历史上确有其人（故事则可编造）；后者的主人公是流民草寇、隐士响马，且不必确有其人（故事当然更可编造）。但无论哪一种，如果真有价值，其主人公是一定要有英雄气质的，而且越是英雄，就越是好看。事实上，所谓“侠气”，就是英雄之气、英武之气和英迈之气。所以，武侠小说中那些正面形象，便总是那么豪爽，那么慷慨，那么潇洒，那么从容，那么风流倜傥、超凡脱俗、英姿飒爽、神采飞扬，十分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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