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帝国与共和”三部曲-帝国的惆怅(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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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皇帝本人也是读书人,也想当老师,那就更麻烦了。自以为是又大权在握的皇帝是决不许你比他还英明的。碰到这种情况,你也只好承认他是天字第一号的“博士生导师”,随便他说什么你都得说“皇上圣明”,或“皇上教导得是”,而且还得随时随地准备着他来找碴儿。皇帝既然被规定为“当今圣上”,当个“导师”又有什么稀罕?那些通过了“殿试”的进士,不就叫“天子门生”吗?所以皇帝想当老师,是完全可能的。康熙、雍正、乾隆就是这样的皇帝。康熙好一点,真有学问,而且学贯中西,又处于满清贵族热恋中华文化的“蜜月期”,因此对读书人还算客气,当然翻脸不认人的时候也有。雍正就差一些了,学问和气度都不如康熙,对待读书人已是刻薄甚至刻毒,不过他搞文字狱也还只是对付政敌。乾隆更差,自命不凡又嫉贤妒能,便把文字狱搞得“登峰造极”,连神经错乱者也不放过,简直就是歇斯底里、丧心病狂。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还做“帝师梦”,那就等于找死!

    事实上,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遭遇,往往是“拳拳报国心,招来杀身祸”(岳飞就是)。这就使他们不能不在出处两难中“此意徘徊”。不考虑入世是不行的。因为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士大夫虽然人数不多,却是所有读书人的楷模。也就是说,所有读书人的人格塑造和道德修养,在理论上都是按照“精忠报国”的模式来进行的。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出将入相,修齐治平,不但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也是陶渊明学不得的原因。再说了,“男儿本自重横行”,何况“天子非常赐颜色”?历朝历代的皇帝虽然在骨子里看不起读书人,表面上却总会做些“礼贤下士”的姿态(汉代的地方官如果不向朝廷推荐人才还要受处分)。这就足以使许多人感激涕零、肝脑涂地,并总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了。

    同样,退路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前车之鉴实在太多。问题是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其实没有退路。陶渊明只是个案,其他人顶多只能“做陶令状”。我曾经说过,中国的老百姓有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皇帝指望不上就指望清官,清官指望不上就指望侠客,如果连侠客也指望不上,就只好指望武侠小说,其实是越来越没有指望。同样,中国的读书人也有三个梦:帝师梦、名臣梦、隐士梦。帝师做不成做名臣,名臣做不成做隐士,要是连隐士都做不成,就只好去写隐逸诗,岂非也是越来越没指望?

    那么,中国的读书人,当真就没有出路了吗?

    出路与对策

    出路也是有的,但要有条件。条件也只有三个字:可选择。或者“当局”可选择,或者“途径”可选择。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前,存在着第一种可能性。那时,士人或出(如张仪、苏秦),或处(如老子、庄子),都相对自由。入世的,也用不着时时以出世为退路,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妨“朝秦暮楚”。何况那时士的分量也重,几乎决定着诸侯各国的生死存亡,“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因此“卖价”也不错。

    秦以后,第一种可能性不复存在,我们也不希望它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国家的分裂。于是可以争取的就是第二种可能,即途径的可选择。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途径的多样性(官方渠道或民间渠道),二是选择的多样性,即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可以过问也可以不过问,当然还包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如果有了这两种多样性,出处就不再成为问题。

    其实出处原本就不该成为问题。《周易·系辞上》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三国志·魏志·王昶传》也说:“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可见并没有谁规定你只能“出”,不能“处”;只能入世,不能出世;只能做官,不能不做官。入世和出世成为矛盾,是因为读书人希望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却又只有做官这唯一途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让仕途不再是畏途,或者除了做官以外还有别的路可走。

    这就要靠社会的变革。中国历史上与知识阶层之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变革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西周封建,部落制灭,邦国制立,知识者由巫变成士。第二次是秦灭六国,邦国制灭,帝国制立,知识者由士变成读书人。第三次是辛亥革命,帝国制灭,共和制立,知识者由读书人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概念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就其广义而言是依靠知识和智力来谋生的人。他们可以是科学家、工程师,可以是教员、医生,可以是编辑、记者,还可以是文学家、艺术家,并不是只有做官一条路。

    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的途径也多样化了。这是因为引进了现代新闻出版制度,包括印刷制度、传媒制度、稿酬(版税)制度,还有保护言论自由和著作权益的法律制度(宪法和著作权法)。有此制度,知识分子(也包括其他公民)就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以此方式参与和介入公共事务,不但能尽到“社会良知与良心”的职责,一展忧国忧民的情怀,还可因此而获得相应的报酬(收入高的可以购房买车,收入低的也能养家糊口),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均无后顾之忧。何况你还可以不介入、不参与、不过问,岂非“进退自如”?想当年,鲁迅、胡适他们就是这样的。

    在此前提下,入世和出世,便理应不再成为问题。如果说仍是问题,那么,问题就很可能出在知识分子自己身上,即不再“以天下为己任”,不再有“事事关心”的热情,也不再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激情。传统士大夫和读书人的“书生意气”没有了,而这种“意气”其实是很重要的。没有了这种“意气”,读书人也好,士大夫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就不再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而只是“脑力劳动者”或“文字操作工”,甚至是“字纸篓”和“传声筒”。

    诚然,由于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我们不应该再像传统社会那样,要求知识分子都去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更不能规定他们只读只写政治伦理方面的书。他们完全可以在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但我以为,尽管身份变了,工作变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过去的读书人,更不是过去的士大夫,过去读书人的“意气”和过去士大夫的“气节”,却仍应该继承和保留。资中筠先生的这本书中就讲到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并认为这是有着许多缺点的士大夫“一个极宝贵的优良传统”。资先生这篇文章是说大专辩论赛的。她指出:“雄辩的力量在于坚定的信仰,大至哲学思想,小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方案,总是认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才值得竭尽全力为它鼓与呼;抽掉了这点‘自以为是’,等于抽掉了辩论的灵魂。”我也想跟着说一句:知识分子的力量(包括人格魅力)不在知识,而在信念。知识本身并不是力量,加上信念才是力量。这种“有知识的信念”表现于为人处世,就是“书生意气”。抽掉了这点“意气”,等于抽掉了知识分子的灵魂,而这种“意气”本是源于读书人之入世情结的。我想,这或许是入世和出世“理应不成问题”时资先生还要思考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吧?

    千年一梦(1)

    ——读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

    我们曾经拥有

    武侠的事要由文人来说,这多少有点滑稽。文人和武侠,至少看起来是一对矛盾。习武的少有文化,学文的难免孱弱。文人当中有没有习武的?有,但不多。多数是手无缚鸡之力。就算有那么两下子,大约也不能飞檐走壁,使刀弄枪,百尺之外取人首级。1990年初,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一只皮箱在广州火车站被人当面抢走。平原兄目瞪口呆之余,竟是徒唤奈何。更有戏剧性的是,这只皮箱里装的,恰恰是他研究武侠小说的资料和草稿。可见平原兄虽然熟读武侠,眉宇间也因此有了些英武之气,却是连一个小毛贼也镇不住的,以至于有好事者替他撰得半联:“车站遭劫平原君恨不早养士。”这才是让人啼笑皆非!

    看来,陈平原先生将自己研究武侠小说类型的著作名之曰《千古文人侠客梦》,确实精当而又有深意。近年来,北大同人好言武侠者甚众。衮衮诸公,或执判官笔,或发绿林柬,或登坛说法,或华山论剑,很是弄出了些动静。这或许也可以看作一种“与时俱进”。但若论头脑之清醒,治学之严谨,持论之公允,愚意以为或当首推陈平原。中国人做学问是很用心很投入的,结果不是爱屋及乌,便是日久生情。于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研究什么,便认为什么最好。比如研究金圣叹的,便认为金圣叹天下第一;研究王夫之的,便认为王夫之举世无双;研究武侠小说的,则往往把自己也封了“大侠”。其实,平原兄要封侠,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他的老老前辈——平原君,便与“侠”颇有些瓜葛。然而平原兄却并不因这瓜葛而以平原君自居,反倒告诉我们,所谓“武侠”,其实是一个梦。而且,这个梦还是文人编造的,虽然武侠小说常常被看作“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我以为便当作如是解。

    这就带来了三个问题:第一,武侠是梦吗?第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梦?第三,这个原本要靠武力来圆的梦,为什么竟是文人编造的?

    先说第一个问题。

    武侠是梦吗?是。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历史上不曾有过侠或侠客。侠或侠客这种人,大约是有的,司马迁和班固都给他们立过传。不过司马迁和班固并不管他们叫“武侠”,而叫“游侠”。因为这些人并无盖世武功,行侠亦不仗剑。仗剑的是刺客。刺客是要杀人的,因此要有武艺。如果武功不过硬(比如荆轲),还会让人遗憾。不过刺客虽有武艺,却不一定行侠。比如春秋时吴国的刺客专诸,为公子光篡位而刺杀王僚,就很难说有什么侠义可言。侠客则相反。侠客一定要行侠,却不一定杀人。汉初大侠朱家就不杀。另一个大侠郭解,虽然年轻时“所杀甚众”,后来却“折节为俭(克制约束自己),以德报怨(以恩惠回报怨恨),厚施而薄望(奉献多,要求少)”。直到这时,他才被人们视为大侠,也才有了威望。胡乱杀人那会儿,是只能被看作“愣头青”的。

    由此可见,侠客和刺客有着本质的区别。侠客行侠,但不必仗剑;刺客仗剑,却未必行侠。侠客可以“侠而武”(如郭解),也可以“侠而不武”(如朱家);刺客可以“武而侠”(如荆轲),也可以“武而不侠”(如专诸)。对于侠客来说,侠(侠义、侠胆、侠骨)远比武(武功、武艺、武力)重要。同样,侠客和流氓也有本质区别。简单来说,侠客行善,流氓作恶;侠客行侠仗义,流氓为非作歹。因此,尽管他们都是“江湖中人”,却不可同日而语。侠客因为以侠义为己任,故而都有些霸气。流氓则未必。低级流氓是一点霸气也没有的。比如地痞、无赖、泼皮、光棍之类,就只有“赖”和“痞”,没有“霸”。高级流氓虽然“霸”,却只能算是“霸道”,不能算是“霸气”。可见即便同为“霸”,流氓和侠客也不相同。流氓是“恶霸”,侠客则是“善霸”。总之,真正的侠,崇尚、依靠的是道德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是武力和暴力。他们追求的,也是道德理想和人格完善,不是功名利禄、富贵荣华。

    事实上,侠是一种身份(侠客),更是一种精神(侠义)。所以,不但游侠讲侠义,不少贵族和官员也讲。比如张良,“为任侠”;季布,“为气任侠”;窦婴,“任侠自喜”。什么叫“任侠”呢?就是以侠义为己任。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舍己为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二是信守然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三是功成身退,“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西汉时的大侠郭解就是这样。司马迁说郭解受人之托,但凡可以办的,立即就给人办了(事可出,出之)。不能办的,也要让各方满意(不可者,各厌其意)。而且,一定要把事办了或者让各方都满意以后,才肯接受别人的酒食(然后乃敢尝酒食)。另一位大侠朱家,就更是道德高尚。他存活的名士上百,庇护的平民数千,自己却“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见到被自己救助过的人,立即就躲起来。如果对方富贵了,则“终身不见”。再如剧孟,是但凡有人来求,一定挺身而出,决不装着不在家,或者以“父母在,不远游”为托词的。正因为如此,当时朝中的一些大臣(如周亚夫)或社会上的一些名士(如袁盎),便都和剧孟结为“生死之交”。袁盎也是做过大官的。他和窦婴一样,都是朝中之侠。他们的故事,我在《明月何曾照沟渠》一文中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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