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群体信念的最初级因素——群体信念的起源，作为我们初步论述过程的一种结果——研究是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群体信念
种族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它代表了先辈的建议
它们是种族精神的综合表现——传统的社会意义——没有必要的传统是怎么变成了有害之物——群体最拥护传统思想
建立信念以及摧毁信念的都是时间——有赖于时间，混乱中才产生了秩序
有关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错误观念——它们的影响很孱弱——它们是结果，不是原因——对自身最好的制度，民族是无力选择的——制度是一种标签，它掩盖了同种性质下最不同的部分——制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理论上很坏的制度，却非常适合一些民族
关于教导群体的影响，有一些错误观点——统计学上的说明——拉丁教育体制对道德损害——各民族的案例
学习了群体的精神结构后，我们已经了解了它的情感、思维和推理方式，接下来就要研究它的观点和信念是如何建立并固化的。
对群体观点和信念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的，有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两种。
在间接因素的作用下，群体会接受某些固定的信念，而排斥这些信念之外的其他信念。间接因素虽然是具有自发性，像是表象上的因素，但它们总能够产生一些令人惊讶的新东西，诸如一定的影响力和一些后果。观念的形成和执行并非是突发的，背后隐藏着特定的力量，这种力量日积月累，最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一定不要肤浅地认为观念是突发产生的。
直接因素是一种具有说服群体的力量的因素，但是，脱离了上面所述长期的筹备工作，它们就无法发挥作用。观念的形式及其所产生的特定结果，都是由直接因素决定的。群体的突发行动是怎样的，比如是一次骚乱还是一次集体大罢工，或者大众被激发从而导致一场推翻政府的暴力革命等，都是由直接因素决定的。
历史上所有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的发生，几乎都是因为受到了这两种因素的促发。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最经典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导致这场革命的间接因素有哲学家所写的论著、贵族统治阶层所实行的各种苛捐杂税以及人文科学的进步等。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民众变得狂热，只要演讲家稍微煽风点火，他们就会被鼓动去反抗没有实质作为的执政政府。
在构成民众的信念和思想的间接因素中，还可以找到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基础元素，诸如种族、传统、时代性以及社会制度和教育等。下面我们就来一一探讨这些不同因素所起到的作用。
种族
种族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它代表了先辈的建议
之所以首先说种族这个因素，是因为它比其他因素都更重要。关于这一因素，在我以前所写的著作中曾有探讨，故而在此就不再多说了。在那本著作中，我说明了这么一个道理：历史上所有种族的力量都是来自世代传承，对其自身内在特性和外在特征的传承。诸如信仰、制度和艺术等构成文明的元素，都是种族力量的外在表现。我们还确认了种族力量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民族的某个元素传播给另一个民族时，这个元素最后一定会发生很大的改变。[35]
环境因素、现实状况以及各种事件等，都可以透露社会当时的暗示性因素是怎样的，它们也因此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只是，如果这种影响有悖于种族可接受的暗示因素，比如说违背一个民族代代传承的某种因素，那么，它所起到的影响作用也是短暂的。
种族的影响决定了群体精神的特质。也因此，不同国家的群体有着不同的特征，并受到不一样的因素的影响。总之，种族的影响力非常强大。因此，本书的后面部分，我们还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传统
它们是种族精神的综合表现——传统的社会意义——没有必要的传统是怎么变成了有害之物——群体最拥护传统思想
代表着人们过去的观念、欲望以及情感的传统，可谓种族因素的综合体。我们都被传统深刻地影响着。
胚胎学已经证明了，生物的进化是会被它的过去深刻影响的。生物科学的结构从此也发生了改变。如果这种理论也用在历史科学上，那么，历史科学的相似转变八成也是可能的。不过，这种理论至今还没有被广泛推广。和19世纪的一些理论家一样，当今仍有许多政治家认为，只要高举理性的旗帜，社会就能够浩浩荡荡地向前推进，进入完全不一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无疑是过时的观点。
和其他同样为历史铸造的有机体一样，民族这个有机体也会发生改变，但改变是缓慢的，逐步的，是在不断地继承和积累之后才发生的。
人们的行为被传统支配着。当形成群体时，这种支配更显而易见。群体的确可以轻易地改变传统，但正如我在前面所阐述的，这种改变不过是在命名以及形势上发生的而已。倒也不必因此而觉得可惜，毕竟，脱离了传统，无论是民众精神，还是一个民族的文明，都无法传承下去。自有人类以来，有两件事情就是人们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件是打造某种传统；另一件是摧毁不会带来有价值成果的传统。文明的产生跟传统息息相关。不过，要想实现进步，也必须要有对传统的破坏。如何在求稳和求变之间保持平衡，这才是难题。一个有着牢固的传统和风俗的民族，很难在历史发展中有变化。中国就是这样的，改变和进步的阻力很大，即便进行暴力革命，它也很难有所改变。处在同样这种情况下的国家，其发动革命的结果，只能是两种的一种：打碎自己，然后重新组合自己。但过去的模样被完整保留了；另一种就是，推翻政府后就陷入一种弃之不顾的状态，无政府主义横行，社会很快退化。
所以说，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理想的改良是一面保留原有制度，一面逐步进行的不知不觉的改革。历史上，能够实现这一不易理想的国家，只有古罗马和近代英国。
群体经常是保守的、不敢改变的，等级地位观念极强的那些群体尤其如此，他们总是固执地反对任何改革，哪怕这些改革能够带来进步。总而言之，群体是一个极其循规蹈矩的集体，哪怕他们发动了最暴力的反抗，结果也不过是带来一些新的名词概念而已。这是我一贯以来都坚持的观点。比如说，当上个世纪末发生摧毁教堂、驱逐或者处死教徒这类事件时，人们一度认为经过这种暴力反抗后，传统的宗教观念会失去立足之地，逐步消失。然而，仅仅过了几年，在各种不可抗拒的因素的促发下，被禁止的公开礼拜制度[36]又恢复了。[37]
暂时被掩埋的旧传统如死灰复燃，重现活力。
没有什么事例可以很好地展现出传统对群体心态的影响作用。最有力量、最受推崇的偶像通常不在庙宇里；正如，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也不住在宫殿内。这两类人物的幻象，都可以瞬间被击破。对我们最内在的自身起到支配作用的，是那些无法窥见的更高级的存在，他们才是真正的偶像，因为一切暴力反叛都不可能动摇到他们。必须要用几百年潜移默化地影响、消解这个偶像，才有可能将他灭掉。
时间
建立信念以及摧毁信念的都是时间——有赖于时间，混乱中才产生了秩序
时间在社会问题上正如在生物科学的问题上，是最强大的因素之一。它是唯一的真正创造者，也是唯一的强大的毁灭者。它让泥土变成高山，使得地质时代中那些不知名的细胞衍变成人类。只要用几百年的时间，任何已确定的东西都可以发生改变。事实证明，只要时间充分，蚂蚁可以将勃朗峰[38]变为平地。谁若是有可以改变时间的魔力，那他一定是拥有上帝的信徒才拥有的力量。
不过，在此要讨论的是，在群体观点的形成中时间所起到的作用，这种作用力是非常强大的。时间是所有重要因素——如种族形成——必须依赖的元素，没有这个元素，就不可能有种族。没有时间，任何信仰也不可能得以建立、发展和消亡。正是时间，使得信仰失去了力量。
群体的观点和信念的形成中，时间是一个尤其不可或缺的因素，至少，它为它们提供了发芽成长的土壤。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观念只能在特定的时代里，而不是在其他的时代里出现。时间是根本的原因，各种不同的信仰和思想在特定时代里出现，都要以恰当的时间为前提。也就是说，它们不是随随便便就出现的，而是有根据的，经由漫长的时间积累而成的。它们好比花朵，唯有在经历了一定时段后才能绽放。今天好比昨天的女儿，唯有回顾、了解昨天，才能清楚地知道今天为何是这样的。同样的，今天也是明天的母亲。不管怎样，时间永远是主宰一切的真正的主人。
所以说，时间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它可以让我们充分看到万事万物处在变化中。在今天，群体的强烈意念以及它可能导致的毁坏以及动荡，会让我们感到焦虑。唯有时间而非其他的方法，才能让我们重新回复平衡。莱威斯先生的话说得很恰当：
不可能有哪种政府可以一日就建立起来。建立一个政治和社会组织体系，需要数百年的时间。在找到规范的统治体系之前，封建社会在成型过程中也经历几百年的混乱。也就是说，显然是用了数百年的探索，封建社会才最终确立了绝对君主制。而在确立之前的一段时期，注定是一个问题百出、动荡不安的等待时期。
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有关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错误观念——它们的影响很孱弱——它们是结果，不是原因——对自身最好的制度，民族是无力选择的——制度是一种标签，它掩盖了同种性质下最不同的部分——制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理论上很坏的制度，却非常适合一些民族
这种观念：制度可以改良社会弊端，通过改善制度和统治，可以让国家强大起来；而要想进行社会变革，只需发布各种命令即可——仍为大多数人接受。法国大革命正是以这些观念为思想根基，而当今的各种社会学说也是一直以此为基础。
即便不断用事实经验来纠正这个错误的认识，还是没能改变人们的这个观念。试图证明它有多荒谬的哲学家和史学家也无能为力。不过，他们倒是很轻易地证明了一点：制度其实是人们的观念、情感和各种社会习俗的产物，它不会随着国家法律的变更而改变。一个民族不是随便决定采取什么制度的，就好比一个人不会随便决定他的头发和肤色。种族决定了它的制度和政府，它们是时代创造出来的，而非时代的创造者。各民族也不是可以随便就被统治的，每个民族自身的特性决定了他们所接受的统治。形成一种政治制度，往往需要一个世纪，改革它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各种制度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在特定的时代对特定的民族，一项制度可能是非常好的，而对另一个民族来说或许就是极端的有害。
此外，一个民族并没有改变它的制度的能力。暴力革命也只是改变了制度的名头罢了，不能改变制度的本质。在深入研究历史时，历史学家并不会在意没有实际意义的称谓。比如，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39]——英国，实际还是实行君主制；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名义上施行共和制，但在这些国家里，最残暴的专制主义仍在横行。所以说，决定民族命运的，是民族的性格而不是施行统治的政府。我在前一本书中，曾引用经典的案例来论述这一观点。
把时间花在争论各种枯燥的法律条文上，是一种浪费，只有幼稚的小孩或者无知的雄辩家才会这么做。将必要性和时间这两个因素考虑在内，利用它们发挥的有效作用来完善宪法，这才是最明智的做法。盎格鲁-撒克逊人正是这么做的，也因此，伟大的历史学家麦考利[40]在他的文章中提议，拉丁民族国家的政治家们应该用心学习这种方法。他指出了一个观点：可以通过法律实现的成果，从纯粹理性的角度都会呈现矛盾和极端的荒谬。接着，他又比较了英国的宪法和拉丁民族在混乱中急速建立起来的法律，并指出英国的宪法是一步一步、逐渐改变的。而这种改变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因为当时形势所需。
考虑宪法是否公平以及严谨，是没有必要的，更多的是考虑方便实用。从来不单纯因为一个东西是异常的为由去消除它的异常。除非群众有所不满，除非能消除这种不满，否则永远不要对制度做任何的改变；除非有制定的需要，否则永远不要制定限制范围比常规要宽泛很多的法律条文。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时代沿用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在250年里一直作为我们议会制度的基础原则，是议会有序运行的基础。
有必要通过一一列举一个民族的各项法律和制度，来说明它们适应民族需要的程度以及它们的无用——正是因为无用，所以很容易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是可以做到的，比如通过研究一些哲学论述来判断集权制的优缺点。然而，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族人构成的国家允许这种集中制存在一千多年；当我们发现，一场以摧毁这一制度为目标的大革命，到最后还是被迫遵从制度，甚至使得它更牢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意识到，对于这个民族而言，集权制不仅是一种必要的结果，还是它得以存在的前提。如此，我们就会为那些宣扬要摧毁这种制度的政治家的认知水平，感到遗憾。他们偶然地也可能会获得成功，但这样的成功很可能会立刻导致一场可怕的内战[41]，继而带来一种比旧的集权制更加恐怖、更令人窒息的新政权。
经过以上讨论后，我们现在可以确定，通过在制度方面下功夫，根本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群体。比如，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施行的是民主制度，并因此获得了政治、经济方面的诸多成果。然而，另一些同样采取这种制度的国家，比如西班牙人建立起来的美洲共和国，却并没有得到来自这种制度的好处，而是呈现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的局面。因此，我们应该明确一点：社会制度对一个民族的强盛或者衰弱，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种族的特性决定一个民族是什么样的，施行与自身特性不一致的制度，就像是穿上了他人的衣服，这种做法或许可以说是一种暂时的伪装。
毋庸置疑，一直以来，人们都试图通过血腥的战争和残酷的革命，创立一些新的制度，这样的事情在未来还会出现。人们认为，通过建立这些制度可以创造幸福，它们视这些制度及其超现实的力量为圣徒的遗物。所以，不如反过来说，是制度支配了群体，并由此导致接连不断的动荡不安。不过，我们也明白，制度本身无论好坏，是不具备主动性的，也不能产生反作用。对群体的心智起到影响作用的，是各种幻觉以及各类词汇，尤其是那些很花哨的词语。越是有影响力的词汇，也就越是荒谬。我下一步就要简单论述一下词汇带来的影响作用是多么强大。
教导和教育
关于教导群体的影响，有一些错误观点——统计学上的说明——拉丁教育体制对道德损害——各民族的案例
当前时代的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是教育能够彻底地改造一个人，甚至可以让不同的人变成一个样。自发现这一点后，这个观念被人们不断地重申，因此越来越牢固，以至“教育”这个词语现在都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民主理念。改变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很难的，好比在以前想要摧毁教会一样。
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一样，从心理学角度去研究民主思想所得到的结论，和从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赫伯特·斯宾塞为代表的许多有声望的哲学家都曾肯定地说过，人不会因为所受的教育而变得更有道德，或者更有获取幸福的能力；人的原始本能和天生的激情并不会因为教育而改变，不好的教育有时反倒会带来很大的危害。统计学家所提供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论点。事实表明，教育越是普及，犯罪数量越会上升，而那些在学校成绩斐然的人进入社会后往往会成为最坏的破坏分子。一位名为阿道夫·基洛的出色法官在其最近所著的一本书中提到，现有的罪犯中，受过教育的和文盲的比例是3:1；而在过去的50年里，原本10万人中有227名罪犯的这个比例，如今已经增长了133%，上升到了552人。
阿道夫·基洛及其同事都发现，在不断上升的比例中，年轻人所占犯罪比例的增长十分明显。如人们所知，为了教育好年轻人，法国已经用义务教育制度取代了交费的教育制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也没有人会这么认为——有良好指导性的教育也不会带来任何实际有效的结果。毕竟，就算教育无法强化人的道德，最起码它有助于提升人的专业技能。然而，在过去的25年里，拉丁民族一直实行一种错误的教学体系，即便布吕尔[42]、寇兰格斯、泰纳等各种权威人士对此提出意见，该民族仍然固守陈规、继续犯错。我在之前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法国的教育体制使得很多人都变成了社会的敌人，变成了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一分子。
这种很可能适合在拉丁民族中实行的教育体制，由于纯粹以模糊的心理学观点为基础，就会导致这么一种弊端：人们认为吃透教科书就可以提高智力，因而从小学到大学都只会死记硬背书本中的知识，以应对各种各样的考试。如此，学生的判断力并没有得到提升，主动创造能力也没有得到加强。一言以蔽之，教育只是教会了他用心背诵以及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斯·西蒙先生曾说：“学习就是背诵语法或一篇文章的概要，如此不断重复、模仿。在我看来，这种教育方式实在滑稽、荒谬。在这种教育体制中，每项工作都像是一种宗教仪式；教师是不会错的，因为他的身份给了他这种特权。学生在这种体制下只能压抑自身的本性，失去思考的能力，并成为毫无用处的人。”
要是这种教育不会给孩子带来危害，鉴于孩子还能在老师的指导下学到点东西，诸如关于库洛忒后裔的谱系、奈斯特瑞阿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争端以及动物的分类等，我们对它倒也不会有很大的谴责，最多只是同情孩子。但事实是，这种教育给孩子带来的危害甚于我们所想象的。在这种教育之下，那些只会服从的受教者变得厌恶他们的生存环境，想逃离出来。比如工人不想再当工人，农民不想再做农民，而大多数地位一般的中产阶级只想让他们的孩子将来当国家公务人员。法国的学校教育只是给孩子们灌输了一种理念：将来进政府部门工作就对了。在学校里，孩子们并没有学到如何为他们的日后生活做好准备。他们只要接受了学校的理念，不必要树立自我认识，也不必强化个人的主动性和提升能力，就可以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中获得升职加薪。这种教育体制的结果是，使得处于社会等级最底层的无数人都抱怨自己时运不济，并做好随时抗争的准备，也就是培养出了一支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这些人是幼稚的、浮躁的、对社会具有怀疑的，但他们又总是很容易就相信施加给他们的一切，比如国家政权。同时，他们又时常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把所有问题都归为政府的错误。而事实上，他们一旦脱离了政府的保护，便毫无用处，不可能做出些什么。
拿到这种教育文凭的人有很多，但是只有少部分能为国家所用，剩下的那些人就找不到事情做了。先前的一批人获得了国家的职位，后来的得不到职位的人就开始抱怨政府。低到最底层的国家职员，高到教授、警察局长这类人，都争抢着用文凭换取政府部门的一个职位，这就导致了这种现象：商人想聘用人管理他的殖民地生意，却苦于找不到人。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人却在争当政府职员。在塞纳，失业教师不计其数，他们一心只想端国家饭碗，而不愿意去当农民或者工人。没有实际意义的教育，是导致人们发动革命的首要原因——这么说不无不可。[43]
然而，回头已晚。从经验——我们最好的老师——那里，我们将会明白我们的错误。经验教训足以证明，只有教导人们勤劳的理念，以这种教育代替僵硬的教科书和可悲的应试教育，才能让年轻人回到田野和车间，投入他们一度想要逃离的殖民地事业。
现在，所有开明人所要求的专业教育，其实就是我们的祖辈一直以来所提倡的。在今天，这种教育在那些积极进取的民族中仍然是一种主流教育。伟大的思想家泰纳先生，曾在他的许多有名论著中明确指出：今天英国和美国的教育制度，和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一样的。他对比了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制度，然后说明了这两种方式所产生的结果。我在后面会进一步引用他的著作中的其他一些主要段落。
尽管这种教育只会出产一些满腹牢骚，无法在现实中调整自身的人，但可能有人出于某种考虑，还是会选择接受这种弊端。他们会这么想：最起码，虽然是死记硬背，但记住一些哪怕是表层的知识，也总能让人的智力提高吧。然而，这种教育正有助于提高智力吗？根本不可能！判断力、丰富的经验以及开拓进取的精神和活力，才是个人获得成功，过好生活的必备素质，而这些素质通过教科书是得不到的。教科书的作用如同字典的作用，都只是作为学习的工具，一味地钻研它们不过是在浪费脑力而已，对个人毫无作用。
怎样做才能使专业教育提高个人智力水平，并使之具有比古典教育更高超的效果？关于这个问题，泰纳先生有一段经典的论述：
观念只能自然而然地在环境中形成。年轻人想要进一步培养观念，需要投身到实践活动中，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感官印象，比如每日到工厂、矿井以及法庭去体验，又或者在书房、田野、医院等场所体验；要亲眼看看如何操作一些工具、器材等；要学会和客户、工人、律师等各类劳动者打交道，不管他们的工作是好是坏，是否有价值。只有采取这种措施，那些他们所经历的各种事情，特别是一些特别细微的细节，才能真正为他们所理解。在各种器官完成做出一些举动以及各个感官接受一些印象后，他们慢慢地消化，在他们的心中就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些暗示，而这些暗示将能够促使他们思考并改造他们所经手的材料。然而，法国年轻人在他们最富有生机的年龄，却被剥夺了这种宝贵的体验，他们被关在学校里七八年之久，无法与外界接触。因此，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事问题，他们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解及处理能力。
法国十有九成的年轻人浪费宝贵的几年，而这几年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然而，他们的大多数人（出局的人）把精力浪费在为之废寝忘食的考试上，其他一些有幸成功的人，最终所得也不过是一纸文凭。为了获得这种学历证明或者说毕业证书，他们还要进行毕业答辩，在彻底离开学校前的某一天，准备好一种敬仰科学、知识的心态，在一个教室里连续两个小时回答十几个老师的提问，并努力做到万无一失。然而，这样的努力只是一时的，仅一个月后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了，因为他们不用再应付这种考试了。他们头脑中累积的各种混杂的死板知识不断被忘记，却没有新的知识补进头脑中。因此，他们的智力开始逐渐下降，他们也停止了成长和进步。这个时候即便出现一个想要成长进步的人，他往往也会面临诸多困难。因为，只要安定下来，结婚生子——即进入了世俗生活中，他就等于是束缚在了生活的圈子里，工作的圈子里。他对自己的生活是满足的，虽然所得不过是一个安稳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平凡生活，所得和所失的比例失调。英国和美国正如同1789年以前的法国一样，采用了相反的教育举措，却得到了一样的甚至更好的成果。
后来的著名心理学家指出了，我们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制度差别：后者不像我们那样专门设立很多的学校，他们的教育以专业课程为基础，他们的学习也不是要求对书本知识的死记硬背。比如，他们的工程师是从车间里培养出来的，而不是从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他们为学子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以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这种教育下，年轻人可以成为工人或者工长，如果他有足够的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他还可以当上工程师。这种教育方式和那种让一次几个小时的考试来决定年轻人的职业生涯的做法相比，无疑更有利于社会，也更为科学民主。
在医院、矿井、工厂以及诸如律师办公室或者建筑师办公室里，这些早早就开始学习的学生们作为学徒逐步地接受训练。也就是说，在开始正式工作之前，他们就有机会获得了普遍的实践机会，因此，可以迅速消化他们观察到的事物。通过在闲暇时间学习各类技能，他们就能逐渐适应生活。学生在这种教育制度下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提高实践能力，为了未来的职业发展打好了基础。英国和美国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一从学校毕业后就能迅速找到能有效发挥他们所长的工作。在25岁左右的时候，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不仅是适合的，而且是有价值的，有的甚至有了自己的企业。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是机器上的零件，而是一个强大的发动机。遗憾的是，我们法国施行了与此相反的、越来越类似中国施行的制度，我们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学习，是一种对人才的极大浪费。
对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和现实生活越来越不一致的现象，伟大的哲学家泰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这三个教育阶段里，孩子们浪费了人生的大把时间，坐在教室里啃书以及进行大量繁重的学习训练，以求通过各种考试，获得各种证书。这种教育制度是不科学的，也无益于社会的，它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应试教育。学生们虽然做了很多繁重的练习，但这种练习根本不利于他们适应未来。这种教育没有将孩子们将来要面对的生活，将他们踏入社会后会遇到各种难题，总之就是将他们日后的生存问题及适应社会的问题，考虑在内，而这些都是他们要想好好活着都必须考虑的。顽强的精神意志、做事的胆量以及不屈不挠的活力，都是生存所必需的，在这些方面的学习才是最重要的。然而，我们法国的教育却不注重这些，没有让年轻人懂得这些生活常识，培养他们具备这些生存素质以及能力。相反，我们的教育却违背孩子们的天性，将他们的这些素质埋没起来。所以，进入社会，开始独自谋生后，我们的年轻人常常会觉得迷茫痛苦，不知所措，容易被挫折和失败打倒，有时甚至就此萎靡不振。人的精神和道德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被打破了，甚至可能无法重建。我们受到了严重的欺骗，继而产生深深的失望。所有的幻想都迅速彻底破灭了。[44]
我认为，我上面所述并没有偏离群体心理学的论题。唯有了解群体所有观念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才能真正理解它们，也才能理解群体今天的所思所想以及明天的行动计划。一般说来，看年轻人能给这个国家的未来带来什么变化，只要看看这个国家的教育就可以了。然而，从我们国家目前的教育来看，国家的前景堪忧。群体思想观念的形成，和教育的一定引导作用有关。必须强调一点：我们的民族本来是温和无争的，而在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下，人民已经变成了心有不满甚至充斥仇恨的人，只要乌托邦分子一煽动他们，他们一定会立即被蛊惑，听从这些演讲者的命令。在今天，学校教育正是出产社会的敌人的摇篮，也正是这种教育的存在，让拉丁民族越来越衰落。
群体主张的直接因素
词语和客套话的魔力——语言的力量和它们唤起的映像相关，而和它们的真正意义无关——映像因时代和种族而异——语言的磨损——常用词语的意义容易变化的有关案例——给那些让民众产生如消极想象的旧事物起新名字，就能让它们为政治服务——语言的意义会因为种族不同而不同——“民主”在欧洲和美国有不同的理解
幻象的重要性——幻象是所有文明的根基——幻象于社会的必要性——群体总是喜欢幻象胜过真实
要想使必要的真理扎根于群体的头脑中，以及要想摧毁危险的幻象，必须依靠经验——不断重复的经验才能发挥真正作用——要想说服群体，必须付出经验上的代价
理性的影响力对群体是无效的——群体只会被无意识的情感影响——逻辑在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之所以发生的秘密原因
映像、词语和套话
词语和客套话的魔力——语言的力量和它们唤起的映像相关，而和它们的真正意义无关——映像因时代和种族而异——语言的磨损——常用词语的意义容易变化的有关案例——给那些让民众产生如消极想象的旧事物起新名字，就能让它们为政治服务——语言的意义会因为种族不同而不同——“民主”在欧洲和美国有不同的理解
以上主要讲述了决定群体心理特质的间接因素，这类因素在群体的情感、观念发展过程中起到的是一种准备作用。接下来，我们将要讨论的是直接因素，看看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本书前面部分讨论了集体的情感、观念形成以及群体是如何推理的，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原则，并稍微清楚了几点：是什么样的因素在影响着群体的想象力；暗示是如何在群体中传播的，特别是那些具象化的暗示；暗示的力量有多大。不过，我们必须区分看待影响群体心理的因素，因为，每个群体各有不同，正如产生暗示的根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而必须拿出应答古神话中的斯芬克斯的提问一样的精神，来好好探究群体心理，回答它提出的每一个心理学问题。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清楚了一点：对形象所产生的印象，特别会影响到群体的想象力。这些不可见的形象被一些言语修饰之后，特别是同样的词语反复修饰后，就会变得生动立体起来，并产生巨大的能够诱使群众举旗反叛的力量。相反的另一方面是，这些经过巧妙修饰的言语，也有制止这种叛乱的能力。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在各种语句的号召下，不计其数的人不顾自身，舍生忘死。要是将这些人的尸体堆起来，其高度比古老的基奥普斯[45]金字塔还要高。
词语和映像的搭配要是得当，两者的结合可以产生一种不同于它们原本含义的内涵，而这种内涵的力量是巨大的。最具有影响力的词语，往往是那些意思最模糊不清的，诸如民主、社会主义、平等和自由等。这些意义不明确的词语所指也不明，哪怕为它们写一堆学术论著，也说不清它们到底为何物。然而，正是这些意思不明的词语具有强大的魔力，能够如万能钥匙一般解决所有问题。这是因为，它们蕴含了各种不同的强烈的潜意识愿望，以及希望这些愿望能够实现的渴望。
道理和争论是无法战胜那些总是和群体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和语录。群众一听到这些名词和语句，就会升起一股尊崇之情，甚至叩首膜拜。模糊不清，使得这些词语被人们视为具有神秘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能力，人们的脑海中因为升腾一种崇高的意象。就这样，群体陷入了对这些隐藏在圣殿后面的意象的，彻头彻尾的膜拜。
这些超过词语本身含义的由词语产生的映像，还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另外，每个民族对这些映像的解读也不尽相同。事实上，这些词语本身并没有发生改变，特定的词语总是和特定的映像暂时关联的，词语对这些映像只是起到了开关作用。使用词语就如摁下开关，在人们头脑中的映像就会被唤醒。
不过，应该清楚：只有部分词语具有魔力，而并非任意词语和语录都有。另外，这种魔力产生之后也只是在一段时期里有效而已，过了这个时期，这种力量会渐渐减弱，最后不再能够影响、控制到群体。这时，群体也不再为这些词语而狂热了，它们失去了任何意义和任何让群体思考的价值。当我们年轻时，我们从学校教育知道了一些词语和语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多想其他，因为仅凭它们，我们就能够满足生活的需求。
事实上，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词语基本上是不变的。稍微研究一下语言的发展史，就可以发现这一点。改变是伴随词语而生的意象，是人们对词语的内涵的定义。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得出过这个理论：要想精准无误地翻译另一种语言是不可能的，翻译那些已经消亡的语言尤其不可能。比如，当我们试图将拉丁语、希腊语转化成法语，试图将《圣经》或者用几百年前的古老语言写成的书籍译成法文时，我们真能有所收获吗？由于我们当下的生活和古人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无法真正理解古代人的所思所想的——他们才能真正说明古代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多只是用现代思维所理解的产物，代替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自以为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在世的大革命时期的人们，也不过是自以为是而已，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歪曲了古代词语的真正意义。
这么说来，今天那些从表面意思来看是古希腊制度的制度，和真正的古希腊制度有哪些共同点呢？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共和制，其本质还是服务于贵族统治者，还是要求必须有奴隶存在？说到底，这种制度仍是一位专制暴君高高在上，不同的只是，他下面的奴隶是自愿地绝对效忠于他。
关于“自由”这个词，道理也是一样的。在一个谈思想自由都是奢侈的地方，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由”与古代所说的“自由”有什么共同点呢？“祖国”之于雅典人就是指雅典，之于斯巴达人就是指斯巴达，并无其他含义。在他们看来，它并非指全部的希腊，因为他们不会把那些与自己城邦是对敌关系的城邦，也列入“祖国”的一部分。当古代高卢人谈论“祖国”的时候，他们又是指什么呢？这时，它所指的则是一个混杂性的大整体——在这个整体里面，使用不一样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甚至存在着对敌关系的不同种族互相混杂。恺撒大帝经常能够从这个分裂的大整体中找到他的盟友，进而毫不费力地控制他们。最后，是罗马人让高卢人有了统一的政治和宗教。就“祖国”这个词语，拿更近的二百年前和今天的法国人对它的理解，和伟大的孔代[46]对它的理解相比较，结果又如何？事实上，词语本身还是原来的词语。在以前，法国保皇党人是因为觉得法国已经堕落才离开国家的，他们把这种离开当成是保留高贵节操的方式。封建时代的臣子所认为的“祖国”，和现代人的认识大为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注重国土，他们是和君主关联的，君主就等于是祖国。封建社会，臣子是同君主而不是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那时的君主就代表着祖国。
时代在改变，很多词语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若不努力理解这些词语在历史中的意义，我们对它们的解读就是错误的。有人曾犀利地指出，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知道“国王”“王室”这些词语对于我们祖先而言是什么意思，所以，要想理解那些更为复杂的概念，难度可见就更大了。
综上，词语的定义只是暂时性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使用民族的不同，它的含义也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必须搞清楚一些词语在现时中而非过去的含义，也就是弄清这个时代的群体是如何理解它们，我们才能利用它们去控制群体。
可以设想：一些事物和它们在传统中的样子并无不同，然而，却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描述它们。如此，当原有的一些词语在群体头脑中唤起的映像为群体所厌恶时，甚而由此导致群体发起革命，使政府面临危机时，一个高明的政治家通常会采取这种做法：在保留事物原貌的前提下，给它的定义换了另一种说法。聪明的托克维尔在很早之前就有过这样的说法：统治者任务，无非就是给以前所使用的绝大部分制度，起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新称谓；由于新的称谓于群体而言还比较陌生，似乎斩断了和过去的关联，所以就能够使得群体忘却原称谓所引起的那些令他们反感的印象。“土地税”取代“地租”，“盐税”取代“盐赋”，间接的分摊取代了之前的徭役，“执照费”取代了商号和行会的税收名目，正是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
由此可知，政治家的最基本工作，就是要警惕那些流行用语、被人们所遗忘的用语以及为民众所痛恨的旧事物。事物若是有了恰当的名称，就可以产生无穷的力量，能使民众接受哪怕最糟糕的事情。泰纳就曾指出，雅各宾党人当时所打出的“自由”和“博爱”这两个口号，正是当时非常火热的流行词语，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建立起能与达荷美[47]相媲美的专制政权和类似于宗教法庭的审判机构，进而能够像古墨西哥人一样施行残暴的大屠杀。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统治者必须像律师一样学会巧妙地运用语言，才能做好他的工作。统治者在在这方面要克服的最大难题是：同样一个词语在社会各阶层中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同的，也就是各层民众对它的理解不同。
就上面提及的案例而言，词语含义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时间，其次是种族。我们发现，同样的时代，对不同种族的人而言，同一个词语所具有的含义也是不一样的。不过，鉴于大多数人在理解这些差异上有难题，所以我打算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诸如当今所流行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等最容易被群众热传的词语，在不同种族才会产生不一样的含义，被理解成全然不同的意思。
就“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语而言，它们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所产生的含义和观念，实际上就是完全相反的。拉丁民族认为的“民主”是，国家和集体的意念要高于个人的意愿，个人要绝对服从。这样一来，国家的力量不断增强，越来越倾向于集权垄断一切。不管是激进派、社会主义党派或者保守派，最后都会站在国家一边。盎格鲁-撒克逊地区的人们，尤其是美国人，则认为“民主”是指个人意志高于国家的意志，国家要尽量服务于个人。政治、军队和外交上的事务，才是国家所负责的，个人的任何事情，甚至包括公共教育方面的事情，国家都无权干涉。显然，对于这两个不同的民族而言，“民主”也有不同的含义：一个民族认为民主意味着个人要服从国家，另一个则认为民主是国家要为个人服务。[48]
幻象
幻象的重要性——幻象是所有文明的根基——幻象于社会的必要性——群体总是喜欢幻象胜过真实
自从文明之光开始照耀以来，群体就一直被幻象所影响。那些制造幻象的人得到了群体高度的膜拜，群体为他们所做的，诸如修建庙宇、树立塑像以及设立祭坛等事情，其他人望尘莫及。以前的宗教是一种幻象，在今天，也存在哲学幻象、社会幻象；在改变了地球的所有文明中，总是可以最先发现幻象的强大到了令人生畏的力量。古代巴比伦和埃及修建的神庙，中世纪时修建的宗教建筑，都是一种对幻象的崇拜。让整个欧洲都陷入动荡的那场灾难，也是由幻象引起的。可以说，人类在政治、艺术以及社会观念等方面，都深受幻象的影响。人们有时候试图发动暴力革命，以摆脱幻象，然而，离开了幻象，人类似乎是无法生存的，于是暴乱过后新的幻觉出现了并逐渐强大。虽然幻象无法被切实看到，但人类一旦缺少了幻象，就会回到原始的野蛮中，无法从这种原始状态中走出来。所以说，正是各种幻象，使得各民族出产了璀璨的艺术和高度的文明。
如果摧毁了博物馆、图书馆以及教堂里的神像、所有有关宗教的作品，人类的梦想最后会是怎么样的？希望和梦想，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东西，没有了它们，人们根本不愿活下去。我们之所以需要各种各样的神明、英雄和诗人之类的艺术家，原因正在于此。在过去的50年里，科学承担了满足人们幻觉的这项任务，但是，由于科学无法做出令人满足的承诺以及不会说谎，它只会就事论事，所以它是无法完成满足人们的需求的。
——丹尼尔·勒绪尔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热衷于破坏我们祖辈所赖以生存的各种幻象：宗教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在破坏这些幻象及人们因之所产生的希望和顺从性后，只剩下单纯的自然力量，然而这种力量是不讲人情、缺少慈悲心的，它不会同情弱者。至今为止，那些比之前更进步的哲学学说，还是无法提供一个令人们沉醉其中的幻象。而没有这些幻象，群体是没法活的，为了获得它们，群体可以付出全部的代价。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都对演讲家趋之若鹜的原因，后者能满足他们的幻象需求。
不是真理，而是谬误，推动着每个民族进步。漠视所有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所以非常强大，乃至在今天仍然呈现蒸蒸日上的发展形势，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生命力的幻觉。追随社会主义的人都是无视现实的人，他们敢大胆地向人们承诺不切实际的幸福。可以预想，在未来，当今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的主流。对真理不屑一顾的人民大众，自然不会看得上不符合他们口味的生冷的理论、科学，而是偏好谬误。如果谬误所具有的诱惑性足够强，他们甚至会为之五体投地。谁能给他们提供幻象，他们就奉谁为主人；谁要是破坏了他们的幻象，他们会视之为敌人，不铲除不罢休。[49]
经验
要想使必要的真理扎根于群体的头脑中，以及要想摧毁危险的幻象，必须依靠经验——不断重复的经验才能发挥真正作用——要想说服群体，必须付出经验上的代价
要想让群体接受一些必要的真理，以及要想将他们从危险的幻想中拉出来并彻底破坏影响他们的幻象，唯有运用经验。不过，要想经验具有这种成效，经验必须是在很大的范围内频繁地出现。一般而言，哪怕只是隔代的经验，也无法产生这种效果，所以我们看到，哪怕有历史可证，这些史实也无法改变群体。它们的失败告诉我们，只有反复出现的，而且是在很大范围内可见的经验，才能够发挥作用。
史学家认为，19世纪以及在它之前的一些年代充满了传奇，可供人们尝试的机会非常之多，是其他任何时代都无法企及的。其中，最令人称叹的尝试当属法国大革命。一场缺乏理性指导的意图颠覆整个社会的变革，结果必定是社会的生灵涂炭。在长达20年里，欧洲都处于动荡不安中。而在50年内发生的两次严重危害社会的试验——第一次的代价是国家被入侵以及三百万人的性命；第二次的代价是割地赔款，人们还由此清楚了常备军的重要性——足以可以作为经验向我们证明，一旦一个独裁者拥有了整个民族对他的拥戴，他将会给这个民族带来多大的危害。然而，尽管这样的经验有着令人震惊骇然的结果，它似乎还是无法让群众信服。看来将来不知何时还会有第三次试验。我们的整个民族唯有在经历一场代价巨大的战争过后，才会真正清楚，今天的德国军队已全然不同于30年前的那支军队，它不再以和平和保卫国家为宗旨。同样的道理，人们也唯有在经历过这样的灾难试验后，才能真正清楚，实行贸易保护等于是在自我毁灭。最起码还要用20年，这个试验的结果才能够显露出来。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理性
理性的影响力对群体是无效的——群体只会被无意识的情感影响——逻辑在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之所以发生的秘密原因
理性对群体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是消极的，这是我们在此要提一下它的原因。
我们已经清楚了，群体是几乎没有理性的，能操控他们的是由各种映像产生的观念。演说家设法说服群体所借助的就是群体的情感，而非他们的理性。演说家们非常清楚，逻辑和理论之类是无法引起群体之兴趣的。[50]要想使群体产生某种情感，首先要确认这种情感能否激发群体的热情。当确认这种情感能使群体变得狂热后，就要假装自己也有同样的情感。接着就是迅速渐进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改变群体的看法。如何做呢？这时就要用到那些低级的演讲方式以及一些很流行的具有暗示性的词句，而且，在演讲过程中要根据演讲的成效，随时调整措辞。这就是说，演讲家在演讲前根本没必要做什么准备。因为，准备的东西都是演讲者自己的逻辑理论而非听众的，这种准备对听众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作用。
理性的人是无法说服群体的，因为这类人的讲话往往注重逻辑推理，而群体不喜欢推理论证。逻辑学家会这样说：“一般说来，符合三段论的数学结论就是固定的真理……这种铁定性即便对于无机物而言，也是不可动摇的——若是它会演算这组公式，同样会得出这个结论。”话虽这么说，但这并不代表群体就比不具备理解能力的无机物更高级。就比如，野蛮人或者儿童这类具有原始头脑的人，他们要是学会了推理有什么意义吗？如此可知上述说法是非常荒诞的。
再举另外的例子，宗教虽然违背最简单的逻辑，但能产生巨大的力量，以至于在将近两千年里，哪怕是最具有理性的智者也要屈服于它。也就是说，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理性的人也是有的，但这些人还是无法避免对宗教的幼稚盲从。他们的理性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因此他们从未质疑过封建制度，而是默认该制度的残暴。事实上，各种宗教对群体的影响作用，直到现代才有所减弱。从这个例子来看，我们也足以相信，理性在情感面前是多么的脆弱。
不过，我们基本上不必要对群体缺乏理性这种特质而感到遗憾。因为，这一点已经是确定的了：是幻觉使人类产生了狂热的激情，从而才有了人类的文明。在这一方面，理性发挥的作用无法和幻觉相比——幻觉在支配我们无意识方面，发挥着最有力的影响作用。每个种族的发展进化都具有一些特定的规律，作为种族精神特质中的一部分，这些规律决定着群体首先会产生何种冲动，也就是决定种族的命运。换句话说，种族的命运背后有一种神秘的操控力量，正如种子长成和行星运行背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一样。
要想了解这些力量，只研究一个民族的一两件孤立的事件是不够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并不是由一连串偶然的事件组成的。想想：仅凭一个加利利的木匠[51]的一人之力，他可能赢得人们两千多年对他像神一样的崇拜，能说他是所有重要文明的开拓者吗？希腊和罗马的被征服，一个比亚历山大更强大的帝国的建立，是仅凭自沙漠而来的一群阿拉伯人吗？仅凭一个炮兵中尉，难道就能征服一个制度健全、各方面都十分强大的欧洲时代，使各民族及其统治者都屈服？所以说，要想了解支配一个民族的背后那种神秘力量，必须研究它的整个发展历史。
对理性的研究还是留给那些极具智慧的人吧。对理性千万不要怀有这种错误的认识：人类要是善于运用理性，一定会更先进文明。理性的存在的确不可置疑，但是，它并非推动人类进步的关键。真正具有这种推动作用的，是诸如自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宗教信仰、对荣誉的渴望等情感因素。
群体的领袖以及他们说服人的方式
所有生物在组成群体时都会服从首领，这是一种本能需要——群体领袖的心理——只有他们将群体组织起来，使群体建立信仰——领袖的专制——领袖的分类——意志所扮演的角色
断言、重复和感染——不同方式所起到的作用——感染是如此在社会中自下而上传播的——大众的一个观念很快就会变成一种普遍看法
声望的定义及其不同种类——已获得的声望与个体声望——各种各样的案例——声望被毁的方式
群体之领袖
所有生物在组成群体时都会服从首领，这是一种本能需要——群体领袖的心理——只有他们将群体组织起来，使群体建立信仰——领袖的专制——领袖的分类——意志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群体的精神构成，也明白了影响他们头脑的力量。接下来研究这些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是什么人在实践中发挥了这种力量。
动物也好，人也好，只要聚集在一起，所组成的群体就会本能地要求选出一个首领。
人类群体的首领，有时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或者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但是，由于这个人的意见代表了所有群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他是不重要的。有各种各样的人要想成立一个组织，这样一个首领是必不可少的。没有首领，就没有成立组织的基础，各类人物就会像一群没有被驯服的羊，缺少目标和方向。
一开始，领袖也是组织中的一分子。他被一些观念深深地迷惑住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些观念上，两耳不闻窗外事，渐渐地就被这些观念操控了。他还认为，所有和他所坚持的观念不一致的意见都是荒诞的谬论。在这个方面，非常推崇卢梭的哲学主张的罗伯斯庇尔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推崇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为了宣传这些主张，他甚至利用了宗教法庭的手段。
在此所说的领袖，在含义上更倾向于指务实者，而不是思想家。聪明的脑袋只会令人们害怕，所以领袖是不需要聪明、敏捷以及深谋远虑之类的品质的。领袖更多时候是这样一种人：充满激情的、狂热的，乃至无法自控的。这类人的观念和目标哪怕是极其不切实际，他们的信念也是十分强大、不可动摇的。在他们身上，任何理性都无法发挥作用。不管别人是理解还是不理解他们，也不管他人对此是不屑一顾还是因此更加狂热，他们归根结底都是不在乎别人的看法的。为了坚守信念，他们可以不顾自己、家庭。他们如此忘我，完全抛弃了个人意识，因此可以舍弃一切。很多时候，他们把为了信念而舍身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由于具有这种疯狂的信念，他们一旦演讲起来就可以煽动别人，而群体也乐意听从这种狂热的激情演说的号召。一言以蔽之，激情四射的演讲者们知道如何影响群众，说服群众接受他们的理念；而群体也容易放弃个人意志，无意识地寻找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人，把他当成领袖。
每个民族都会选出它的首领，但是，并非每个民族首领都具备领袖该具备的素质。极好的口才、取悦民众的本领，以及对个人利益的强调，是所有领袖的特征。运用这些手段，他们能够在群众之中获得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短暂的。像超凡的彼得[52]、路德[53]、萨伏那罗拉[54]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些人物，他们是如何在民众建立信仰的呢？首先，他们自己必须沉迷某种信念乃至沦为它的奴隶；然后他们用自身的这种强烈信念去感染、诱惑、说服群众。也就是说，若非他们先为某种信念神魂颠倒，他们就无法将这种信念植入大众灵魂的深处。建立信仰，归根结底就是让自己成为自身理想的奴隶。
无论建立什么信仰——信仰一部经典之作或者一个人、一种理念、一种宗教或者一种政治观、社会观——在这个过程中，伟大的领袖所起到的都是决定作用。正因此，建立信仰的领袖才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力。所有人类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是最强大的。福音书说过信仰的力量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这个说法毫不夸张。虽无名但是有信仰的信徒，往往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起人，他们也往往只知道自己的信仰而已。正是这类虔诚的信徒，而不是政治家或者哲学家，更不是怀疑论者，让伟大宗教从这个国家传到那个国家，最终遍布世界。
不过，少有伟大的领袖人物能在以上所说的事情中起到作用，因此史学家很容易将他们辨别出来。这些人物，也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如果说群体好比一座高低起伏的山峰，那么，这些领袖就是高高在上的老大，他们下面则是一群为他们卖命的小人物。在混乱嘈杂的小酒馆里，也可以看到他们激情布道的身影。逐渐迷惑听众是他们的目的，虽然可能他们自己都听不懂自己所讲的那些华丽的词语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们坚信，只要付诸行动，他们一定可以实现他们的梦想。
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群众中的大部分人，只熟悉他的工作领域中的事情。对工作之外的事情，他们都没什么想法。所以，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分子，一个人不管他原本的身份是社会最高层的还是最底层的，它一定会被某个领袖所影响。事实上，对他们起到引导作用的领袖，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可以代替领袖起到这种作用的，是一些定期的出版物，只是后者的效用不如领袖的，不过它们可以作为现成的话语，分担领袖们的辩说任务。
为了使群体完全听命于自己，领袖通常都是极其专制的。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哪怕并无强大的后盾作为支撑，领袖们的权威也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使工人阶级中最疯狂的那个人也服从他们。工人的工作时间、薪酬是由他们规定的，工人要罢工或者开工，都可以仅凭他们的一个命令。
当今的政府由于没有作为而越来越无权威可言，领袖和演说家们便乘虚而入。虽然这些新领袖实行的是暴政，但民众对他们的服从度比对政府的还要高。群体是不能没有领袖的，领袖的莫名消失会致使群体成为一盘脆弱的散沙。巴黎曾发生过一次公共马车雇员罢工事件，当时由于罢工活动的两个领袖被逮捕，罢工就立即作罢了。在思想深处，群众实际上并不怎么追求自由，倒是有着被人奴役的渴望，而且，这种渴望强烈到他们对主子绝对的跟随服从——不管作为他们主人的人是谁。
十分擅长蛊惑群体的领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极具活力和热情，但意志不够坚定也不能持久；另一种的激情不如前一种，但意志力比较顽强持久。
第一种人冲动鲁莽，他们往往容易通过一场突然的动乱而一夜成名，变成英雄，比如第一帝国时代的内伊[55]和缪拉[56]就是如此，和我们同时代加里波第[57]也是代表。加里波第本是无人知晓的一介平民，但他凭借足够的激情组织一小群人发动暴乱，攻占了拥有一支精锐军队的古老的那不勒斯王国。不过，在令人激动的大事件过后，这类虽具有活力但意志不坚的领袖，很快就会恢复其平时的样子，暴露出各种出人意料的性格缺陷。如此，他们就很难继续作为领袖被群体膜拜了。在前不久，他们还能领导，但在现在简单的环境下他们却似乎没有思考力和控制力。这是因为，这类人本身就是跟随者，他们跟随的是某个人或者观念。在之前，他们按照他们的领导者所指定的具体计划行动，而过后没有了这些指引，他们也就无所适从了。
第二种领袖具有顽强持久的意志，他们或许没那么受人瞩目，但具有比第一种领袖更强大的影响力。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创始人，诸如圣保罗[58]、哥伦布[59]和德·雷赛布[60]就属于这种人。他们并非都具有智慧，有些人还存在脾性狂躁等其他性格缺陷，但这并不影响到他们能够在全世界建立影响力，这是因为他们具有常人所没有的一种顽强的意志和强大的能量及其他品质，这些都是征服世界所必须具备的。或许，他们凭借这些品质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赞叹。但无论如何，他们所具有的这种力量是无可阻挡的，大自然或者上帝都不能，更不用说人类的统治者。
以最近的人物来说，德·雷赛布就是第二种领袖的代表。从他所做的可知道，这类领袖可以取得多大的成就。他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二，东西各为一半。前30个世纪中最伟大的领袖人物，也无人能做到这样。虽然他年老时同样是在这样一个事业上失败了，但这也无可厚非，毕竟衰老的力不从心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任谁都逃不过岁月的摧残。
我们只凭意志的强大力量可以干出什么样的成就，开凿苏伊士运河这件事或许可以作为回答。以下是亲历此事的一个人对整件事的一个大致描述。从他的陈述可知当时的领袖是如何用震撼人心的方式克服一些困难的：
他没有一天不向人陈述运河的事情，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天。他是如何战胜遇到的困难，如何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如何说服所有持反对意见的敌对者，如何在接连不断的挫败、失望乃至绝望中坚持下去，以及如何对付英国政府的打压、法国和埃及的不信任、在开展工程的初期所遭到的来自法国领事馆的阻挠等。他说，他的行为被视为在破坏人类，有些人以不再供应水为手段，驱赶他的工人。他还说，诸如海军部长和工程师之类经验丰富的人，虽然了解科学，很有责任感，但他们却突然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他们从科学出发，推论出必定很快就会发生灾难，甚至说灾难已在靠近。他们还精准预测了具体日期，就像它会如日食、潮汐一样如期到来。
虽然少有书籍记录这些伟大领袖的生平，但可以确信，他们和人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息息相关。
领袖说服人的方式：断言、重复和感染
断言、重复和感染——不同方式所起到的作用——感染是如此在社会中自下而上传播的——大众的一个观念很快就会变成一种普遍看法
树立榜样，是在短时间内促使群体发动暴乱乃至无惧死亡的首要一步。只有树立了榜样，才能让群体接受榜样的暗示并迅速采取行动。当然，榜样一定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有着榜样的品质——我称之为声望。
每个作为榜样的领袖会使用不同的词语和号召语录来影响民众。但我认为，不管他们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学说以及什么样的演讲方式，有三种最为有效的手段，是他们都常用到的。这三种手段就是断言、重复和感染。虽然它们的效用是循序渐进的，但一旦发挥出了效力，它们的影响就是持久的。
什么样的观念最容易进入群体的头脑中呢？是那些没有任何理性论证的最简单粗暴的断言。也就是，越是缺乏证据和逻辑的武断的语言越是有强大的力量。可以看到，在任何时代的宗教书籍和各种经典书籍中，都充斥着这样的断言。正如商人会打广告宣传他的商品一样，精明的政治家懂得如何发挥断言的作用和价值。
但是，只有断言而没有重复，那么断言的影响力也不会很大。重复去讲固定不变的话语是非常必要的。拿破仑就曾说过重复是最有效的一种修辞手法。我坚定地认同他的这一说法。只有不断重复所断言的事情，才能使之在大众的头脑中形成深刻的印象，最终把它视为真理并接受。
重复对群体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就连最具有理智的头脑也难逃重复的影响。这是因为，不断被重复的事情会作用在我们的无意识上，而无意识才是导致我们做出某种行为的根源。我们或许在过后会忘记是谁对我们重复某种言论，但这种言论却已经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脑中，并获得了我们的信任。这也正是广告能够产生效用的根本原因。比如说，反复听了“某某牌巧克力天下第一美味”这句广告语后，我们就会认为，所有人都觉得这个牌子的巧克力就是最好吃的。又比如，广告说一位知名人士患某种疾病后服用了某种药物而恢复了健康，那么，我们就会在患上同样的疾病时想到广告中的那种药物。又或者，我们会相信报纸上不断宣传的事情。报纸若说A先生坏到了极点，B先生是个忠实勤劳的人，我们在反复读这样的报道后也会相信这是事实。不过，这时若是另一家报纸完全相反地描述A和B，而且同样不断重复宣传。这时，由于两个具有同样强大力量的双方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断言和重复的力量也形成了强烈的对抗，于是它们的力量就会互相消减。
流行观念正是一种不断被重复的，无人质疑的断言。它的形成，正是感染发挥强大作用的一个过程。在金融投资中，非常有钱的人总是能够将其他投资者收归其名下，强大的感染也是如此，它能控制群体，使各种观念、感情、信仰如流行感冒般迅速传播并植入他们的头脑中，从而做出一致的行为。这种现象在大自然中经常可以见到，其他动物的群体中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若是一头猪拱翻了食槽，猪圈里的其他猪就会效仿；若是羊群有几只惊慌乱叫，其他的羊也会跟着叫起来。人类是如此，人群中出现的情绪会在集体里迅速传播开来，造成一种突然的混乱。在群体缺乏理智的情况下，这种情绪感染的速度会更快。众所周知，精神科医生偶尔也会有精神疾病问题。此外，最近还发现，诸如广场恐惧症等其他怪病，甚至会从人类传染给其他动物。
发生传染并不一定要求人们同时在同一个地点聚集起来。传染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群体中相离甚远的成员之间也会发生传染，从而会具有同样的一种思想倾向，这也是群体的特征之一。在发生传染之前，如果人们做好接受感染的心理准备，那么，一旦受到间接影响刺激，传染的效果会更加明显。比如，1848年发生了巴黎的革命运动，过后不久，革命浪潮迅速席卷欧洲，导致大半个欧洲的其他国家也面临政权动摇的危险。
很多看似是模仿所致的影响实际上是由感染造成的。关于影响的作用，我在15年前的著作中有对它的详细论述，我在此所讲的仍和当时所讲的一样。我接下来要阐述的观点得到了部分人的支持。在他们最近的著作中，他们还进一步研究了这些观念。
人和动物一样，天性爱模仿，而且擅长模仿。之所以有所谓的时尚事物和流行事物，正是因为人们必然会去模仿。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文学、服装等其他方面，一旦产生了流行的典范，谁敢抵抗这种流行呢？从古至今，能够操控大众的不是什么理性，而是一个榜样。每一个阶段的无意识的群体，都会去模仿少数鹤立鸡群的人。不过，这些人也是默认一些常规理念的。保持这些理念，他们才可以维持自身影响力，更好地使群众模仿他们。换句话说，要想在所处的时代产生影响力，他们不能太过于超前。若是太过超前，就会造成自己和时代的严重脱节。也正是因此，对于欧洲人引以为傲的文明，东方人报以非常不屑，因为这两个地区有着太大的差异。
从长远角度来说，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的所有人，在历史的演进和模仿的进行下，会变得相似起来。看起来不会受到这两种因素影响的哲学家、博学者以及文人作家，实际上更具有一个民族的普遍特性，这种强烈的相似性可以从他们的思想和艺术作品中看出来。根据他们的作品风格，我们很快就可以猜出他们所在的年代。同样的道理，要猜测一个人读过的书籍、平时的娱乐消遣方式以及他的生活环境，是不必要和他进行长久交谈的，而只需要根据他透露出的相似性。[61]
传染的强大作用可以控制一个人的观点和情感，正是因为传染所产生的这种控制力，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一些作品在特定的时期被无视，在几年后又突然得到了曾经批判它的人的高度称赞。《唐豪塞》[62]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因为传染的作用。
使群体的思想理念传播出去的，不是推理这个因素，而是感染。正是因为一些断言在公共场合得到了重复的传播，发生了感染效用，现在在工人阶级中才有一些非常流行的理念。虽说每个时代各有特色，但在群众中创建一个信仰的方式却基本一致。勒南[63]就曾提过，基督教的最早创立者和“宣扬社会主义的信徒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各种公共场合宣扬自己的理念”。伏尔泰则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只有最腐败的社会分子才认可它（基督教）”。
在此要说明的是：和我之前谈过的情况[64]相似，传染不仅发生在广大民众间，它还会蔓延到社会高层。目前正以一定速度蔓延开来的社会主义信念，无疑已经传染到了一批人，这批人将会是为之舍身的第一批牺牲者。感染传播开来后的力量可以大到无人能摆脱它的地步，所有人都会被感染成为一个无意识的人，忘记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任何一种观念只要在民众中建立了根基，它最终就会在社会的最高层建立根基。传染的力量无可阻挡，即便占据上风的观念本身是谬论，它们最终也会获得全面胜利。由社会下层蔓延到社会上层的这种现象的确奇怪，但也不是不可理解：群众的信念在其诞生之地虽然最初并无影响作用，但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一定和一个更深刻的观念有关，而一旦有领袖人物和蛊惑家认可了那些更深刻的观念，然后改变甚至歪曲它，化为自己所用，那么来自群众的那些观念就会变得十分有影响力。最后，这些领袖人物还以这些被歪解的观念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宗教送还给群体。当然，由于整个改变过程是非常隐蔽的，所以通常没有人会发现。所以我们看到，一旦大众视某种观念为真理后，这个观念就会开始扎根于一个民族的最高层。
纵观历史，对世界起到直接影响和塑造作用的，并非是我们认为的智慧。根据我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创建思想并说服群众相信这些思想观念的已逝哲学家，才是立下这种功劳的人。
声望
声望的定义及其不同种类——已获得的声望与个体声望——各种各样的案例——声望被毁的方式
通过断言、重复以及传染，任何一个观念都能够得到普及，并且凭借所在的环境产生强大到可怕的力量。当它们具备这么一种力量时，它们也就具有了声望。
不管是主张某种观念的统治力量，还是一批具有权力的统治者，都需要声望来加强其统治，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抗衡声望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虽然每个人都熟悉“声望”这个词语，但对它的使用却各有不同。所以，很难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此外，人们对声望的态度也不同，有人是膜拜它，有人是畏惧它。虽说没有这些不同的态度，声望也可以独立存在，但有时正是这些感情和态度，才让声望得以存在。
已逝的人才具有最大的声望，因为人们对已成为历史的他们不再害怕了，比如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佛陀等都是这类人。另外，人们还会畏惧一些被捏造出来的神明，因为他们也具有声望，比如印度传说中住在地下神庙中的一些可怕的神灵。我认为这种畏惧不值得提倡。
实际上，声望来自某个人、某本书或者某种观念，是一种支配了我们大脑的力量。这种支配力量很多时候强大到会导致我们失去批判力，为之震惊而心生畏惧。我们在一些很有吸引力的人面前，会陷入一种莫名的幻想中。就像很难具体阐述任何一种类似感情一样，很难阐述声望带来的感觉。没有声望，神明、国王等统治者就不可能获得重大权力；一个美女也不可能产生影响力。总之，没有声望，这些人一无所有。
声望有各种各样的，但概括而言可分为两大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由于个人背景中的身份地位和财富荣誉而获得，但这种声望和个人声望是截然独立的；另一种是后天努力获得的，基本上也就是个人的声望；身份财富和荣耀可以加强这种声望，声望也可以和它们无关，孤立存在。这两种声望就是最常见的，简单说来，一种是先天的，一种是后天。
一个人的自身价值虽然不大，但只要他身份地位高贵，财富巨大，而且还具有某种高高在上的头衔，那么他就可以具有很大的名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然会不自觉地敬畏一身军装的士兵以及穿着法袍的法官。帕斯卡尔[65]曾说过，法袍和假发是树立法官的权威的重要因素，没有这些装饰，法官的权威会减弱一半。公爵的头衔对任何人都是有吸引力的，哪怕是最无视社会规则的社会主义者也会为之迷惑。这是因为，这些头衔可以作为一种保护，让他们更容易并且看起来更有正当理由敲诈商人。[66]
上面所说的声望都是以人为载体，没有人的存在，就没有这类声望。不过，除了这类声望，还有一种和人无关的声望，比如各种思想观念以及文学艺术作品所具有的声望。这种和人无关的声望要想建立起来，必须要经过日积月累。所谓历史的发展，就是某些断言的不断重复过程。而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进展中，这种重复更为明显。从学校里获得的知识，被所有人不断重复，直到在某个问题上获得一个大家一致认可的称号、理念之类。就荷马的作品来说，现代读者在阅读它的过程虽然极感痛苦，但是无人指出这点。又如帕特农神庙[67]，虽然它现在只是毫无观赏价值的一堆乱石和残存的墙壁，但由于历史所赋予的价值意义，所以它恢复了它曾经的声望。
人们会被声望麻痹，丧失判断力，无法看清事物的原本面目，这是声望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对声望的敬畏，群体以及孤立的个人都以先入为主的观念看待所有具有声望的事物，也就是说，在思考之前就已经有了对事物的意见。而这些现成的不管对错的意见之所以流行，也是因为它们具有声望。
现在来讨论讨论个人声望。它全然不同于先天声望和后天声望，它是一种和头衔、权力都没有关系的，只有非常少的人才具有的声望。一个人只要具有了这种声望，就可以像魔法师一样，深深影响到他周围的人们。哪怕没有运用任何手段来统治人们，他也可以支配处于同阶级的人。就像驯兽师驯服了凶猛的野兽一样，具有这类声望的人，可以使周围的人们被迫服从于他们，接受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
各种神明、各路英雄豪杰以及各种教义，若非具有扣动人心的力量，是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令人瞩目的声望的。比如，像佛祖、耶稣、穆罕默德、圣女贞德和拿破仑等这类世界范围内的伟大的群众领袖，都具有非常高的声望，这也是他们的崇高地位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我们不能太过于深入地研究这些神圣的人、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它）们会被驱赶出我们的脑海。
上面所提到的人，都是先具有了一种魔幻的神力，然后借助这种力量成名。但是，拿破仑这样的人则不是。众所周知，拿破仑后来可谓权倾一时，也正是这达到顶峰的权力让他获得了极大的声望。在权力还没有高到这个程度之前，他虽然也有名声，但那是跟后来的没法比的。有赖于那些有权势而自私的上级——为了保住他们自己的性命，任命当时只是一个无名将军的拿破仑为意大利军队的将军。其他的将军对这个由总督空投过去的无名将军极其不服，本想捉弄他，但非常奇怪：拿破仑和他们第一次打交道时，不用运用任何演讲，也没做什么具体事情，更没有威逼利诱，就征服了他们所有人，使得他们都认为拿破仑以后会成为一个伟大人物。关于这场精彩的会面，可见泰纳的回忆录：
军队中一位名叫奥热罗的将军，极度不服从拿破仑的领导。这位高大威猛的蛮横武夫早就听闻来自巴黎的暴发户是如何强大，但他不屑别人的这种评价。在回到军营之前，他就打算用沉默来应对拿破仑。于是他满怀怨气地来到军营，表现出一副嗤之以鼻的不屑样子。也难怪，拿破仑在学校里是一个只会打架的差生，毫无作为，却一心想着当数学家和梦想家。然而，这个相貌平平的差生却因为参加镇压旺代事件，成为巴拉斯[68]的宠儿，获得了将军的头衔。现在，拿破仑决定对来到军营的将军先来个下马威，于是让他们在外边等着。直到他们等了很久，他才以佩剑在腰、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出现在他们眼前。在说明自己的军事计划时，他戴在头上的帽子也没有摘下来，最后他下达了有关命令，然后让众将军离开。直到走出营门，奥热罗都没吭声。出了门后，他才像是从梦中惊醒过来，找回了自信，然后骂骂咧咧起来。不过这时，他已经毫不怀疑马塞纳将军所说的了，这个小个子将军有一种魔鬼般的气质，能够让人对之心生敬畏并立即臣服。他自己也无法理解这种感觉是如何产生的。
成为伟大人物的拿破仑声誉日益显赫，笼罩在他身上的光环越来越耀眼，以至于被追随崇拜他的人当成神。有一个人看起来比奥热罗更难搞定，他就是大革命时代的名将范达姆，一个粗鲁得不能再粗鲁的莽夫。但是，即便是他在第一次见到拿破仑的时候也震慑住了。1815年的杜伊勒里宫的楼梯上，他对随行的阿耐努元帅说：“那个小个子真是个能施展魔术的魔鬼，我像是中了他的法术了，一看到他就不停地全身颤抖，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就像一个小孩子在一个让他感到恐惧的人面前一样，我在这个小个子面前也害怕得如同被一团大火包围了一样，真想找个地洞钻下去。”
凡是和拿破仑接触过的人，没有谁不会产生这种幻觉。[69]拿破仑手下一位名叫达伍的将军，和马雷一样，对拿破仑都十分的忠诚。在谈及这种忠诚到敢于为之牺牲的信念时，他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接到皇帝的这么一个命令：‘去摧毁巴黎，灭了这个城市的所有人，这是为了保证我的政策可以落实到底’，我相信马雷会先保守这个秘密命令，因为出于对家人的爱护，他要让家人撤离。但我为了防止秘密命令被暴露，会不顾家人的安危，立即执行命令。”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种力量可怕到什么程度，令人失去理智到什么程度。唯有如此，我们才理解，在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后，拿破仑为何又能重返法国并做出伟大的事情。要知道，当他重返法国时，他已经被孤立了，所有法国民众都厌倦了他的暴政。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很快就又使得这个国家臣服于他。有些将军原本怀着要坚决阻止他继续掌权的信念，并发誓无论如何要做到这点。但是，当他们再次见到拿破仑后，他们又被他所散发的那种魔力给征服了。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
名为奥斯利的一位英国将军说了这么一段话：“从厄尔巴岛逃出来的囚犯拿破仑，重返法国时身边几乎没有随从，但是他只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就将法国的合法政府轰下台，控制了法国的所有权力机构。还有比这样的例子更适合证明一个人的权能和影响力能大到何种程度吗？在他进行的最后一场战役中，他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威，自始至终都控制着同盟国，让他们紧紧跟随着他。他差点就能彻底征服他们。想想看，这是一种多么惊人的权势！”
当拿破仑死去后，他的声望还长久存在着，而且日益显赫。他的那个无人知晓的侄子[70]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正是借助他的极高声望。甚至直到今天，他的影响力还很大，使人们无不赞颂他所做的一切功绩。由此可知，一个人只要极具声望，并且为人果敢、有能力，那么，他哪怕是一个杀人的大恶魔，或者嗜好战争而不顾天下苍生的一个独裁者……人们都会原谅他的所作所为。
我不能不用以上那些特殊的人和事情来举例。因为，若不这样举例并分别讨论，就无法阐述清楚，那些能够让人民大众一致信仰一种宗教、一种学说的伟大的帝国是如何诞生的。显然，声望是必备的要素，而且必须是很强大的声望，而不是那些对群众影响甚微的声望。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大事，都是有赖于这种很强大的声望。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人若是没有了权势和什么功劳，或者若是人们对宗教没有了敬畏心理，建立声望便是不可能的。通过一些平凡的事情，也是可以建立起声望的，并且同样可使这种声望具有惊人的力量。本世纪中的很多事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一个人将世界分为了两半，不仅改变了地球的表面，也改变了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71]。他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一件惊世骇俗的伟业，首先要归功于他的顽强意志力，但他说服所有人相信这一工程的那种魄力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在创建这一丰功伟绩的过程中，他克服了无数困难，成功辩驳了无数反对的声音，而他所依靠的并不是喋喋不休的废话，而是他所取得的成绩。他能够将那些反对他的人都变成朋友，跟他的人格魅力有很大关系。英国一开始的时候出于对它自身利益的维护，极力阻止他的计划。后来，他到了英国，而所有英国人在见到他后都改变了态度，转而坚定地支持他的计划。他在年老后曾到过一次南安普顿[72]，那个城市的人为他敲响了他沿路的所有教堂的钟。当今的英国人还在策划着建立他的塑像和石碑。
雷赛布克服了所有人为的或者来自大自然的困难，所有人为他让路，所有事情都排在他的事情之后，就连沼泽地、岩石、泥沙等都对他退避三舍。他从此相信自己掌控了一切，无所不能，于是定了下一个目标——在巴拿马挖通另一条苏伊士运河。他运用上一次的方法落实一切，但由于年老带来的力不从心，他已经无法挪走摆在他面前的所有大山，加之后来发生的一场群体性灾难，他终于从曾经的英雄变成了失去希望的失败者。他曾经得到了奇迹般出现的声望，最后又失去了这一声望。凭借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也能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然而，他的晚年却十分悲惨：被家乡的官员唾弃，被人们当成最卑劣的坏蛋，他最后是在无人关心的孤零零惨境中去世的。甚至，当人们看到他的灵车开往墓地时，对他还是嗤之以鼻。然而，也并非无人记住他。他的功劳还是得到了他祖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认可；还是有些人认为他是伟大的，并以对待历史其他伟人的态度来对待他，用各种方式纪念他。[73]
上面所讲的例子还是非常极端的。但我这么举例，是为了更深入的探讨有关声望的心理学。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接下来，我还要再举一系列的极端事例。这些事例中的主要人物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一种是宗教和帝国的开创者，一种是穿着新衣戴着新帽、到处炫耀自己的人。除了这两种人之外，有声望的人物还可以在科学、艺术、文学等各种文明领域产生。当然，他们的声望也是各不相同，还可以进行排序。通过这一系列的举例，我们可以确认，征服群体的必备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声望。
只要享有声望，一个人、一个观念或者一种物品都可以立刻受人瞩目，并被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模仿着——若深入研究的话，可以看到模仿更倾向于是不自觉进行的。在整整一个时代中，这些模仿者其实就是某些情感或思想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所以不妨说，是声望统治了一代人。一些现代画家在创作时会模仿原始人，运用单调的色彩和生硬的线条，但是他们的作品很少能和来自突发灵感的画作相比，后者具有一种生命力。即便如此，这些画家依然相信自己的创作是虔诚的。然而，无论如何，如果他们之中不能出现一个可以在这方面的艺术达到顶峰的大师，那么，他们所有人的画作将会被视为低劣的。一些画家效仿另一位有名的大师，以紫罗兰色作为自己画作的背景，尽管他们所在年代的紫罗兰比50年前的要减少了很多。为何这些画家要模仿那位大师呢？就是因为后者对他们产生了暗示作用。我说的这位艺术大师虽然具有古怪性格，让人觉得他很另类，但不管怎样，他的确是一个极具声望的成功人物。这样的例子在任意时代的任何时期中都不胜枚举。
综上论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声望的建立与很多因素有关，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成功。只要众人一致认为一个人是成功的，那么这个观念就会进一步使众人都相信他的为人。成功是建立声望必不可少的要素。这是因为，没有了成功，声望就没有根基。这也是为什么，昨天还被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英雄，仅仅因为今天的失败便立即遭到各种辱骂。而且，越是他之前的声望越高，他今天所遭受的侮辱就越严重，也就是说，民众对他的失败的反应会更大。也正是因此，对于之前没听说过的英雄，群众总会奇怪地表现出极力拥护；而对于一个不复存在的、他们曾对之俯首称臣的权威人物或事物，他们总会实行极端的报复。罗伯斯庇尔不假思索地处死了他的同僚以及他视为敌人的人，并由此建立了巨大的声望。后来的投票中，他由于少了几张选票而丧失了权力，随之也丧失了声望。这时，民众不约而同都齐声诅咒他，最后还将他送上了断头台。他曾经是如何处死他人的，他最后就是如何被人处死的。信徒们就是这样的：首先选出一个人，奉他为神，最后又果断无情地轰他下台。
没有成功这个因素作为支撑，声望是不会存在很长时间的。当然，对它的不断研究探讨，也可以逐渐让它消失殆尽，不过时间会更长。无论如何，这种研究探讨的方式是较为靠谱的。现在我们知道，出现问题的以至于需要被探讨研究的声望，事实上已不是什么声望了。任何具有持久声望的人或者神，都是神圣不可讨论的。他们不允许人们这么做，因为只有保持距离，远离被分析研究，他们才可以获得群体的长久的敬畏。
群体之信念和主张的变化局限性
一些普遍信念是稳固不变的——它们决定了文明的大致方向——彻底清除它们的难度——群体将狭隘偏激视为美德——从哲学角度而言十分荒诞的一种信念照样会传播开来
非普遍信念的观念极其易变——很显然，观念和信仰在一个世纪里是多变的——多变的真正限度——各种事务都是多变的并被改变影响——普遍信念的发展是难以窥见的；报纸界的混乱导致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容易转变他们的观念——为什么大多数的群体有着一致的观念——遵循陈规的话，政府是没有能力引导群体的观念和主张的——在今天，各种观点的独立冲突可以阻止独裁和暴政
坚定的信念
一些普遍信念是稳固不变的——它们决定了文明的大致方向——彻底清除它们的难度——群体将狭隘偏激视为美德——从哲学角度而言十分荒诞的一种信念照样会传播开来
心理学和生物解剖学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按照解剖学理论，地球上的一些事物是很难改变的或者只会发生很小的改变，这些事物的改变周期要以地质年代作为计算单位。当然，另外也有一些事物是容易改变的，比如运用科技手段，可以改变动物和植物的外貌。在畜牧业和园艺业进行的这种改变，甚至可以做到使人无法猜出它们原本样貌的程度。同样的，心理学方面也存在这么一个现象。一个种族的心理因素也有两种：一种稳定难改；另一种极易改变。这就会导致出现这么一种情况：有一些思想观念是外来的，附在了原本那些稳定的观念之上，这些移植过来的思想观念就像暂时停留在岩石上的流沙一样，是很容易改变的。因此，当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观念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点。
根据上述探讨，我们可以将群体的信念主张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就是那些能经受得住历史的洗礼而不会改变的永恒坚定的信仰或者信条。比如以前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现在的种族精神、民主理念和社会主义等观念，这些信仰是整个文明的根基；另一种就是一些短暂存在的而且变化的观念和信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能够在文学艺术观念等方面具有一时权威性的各种理论和见解，比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之类。这种观念通常只是在一个时代短暂流行而已，出现得快，消失得也快。事实上，这种观念和理论即便流行一时，它们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也不深刻。多变性和容易消失的特性，使它们注定如时尚产物一般，又或者说就像水池表面那些来和去都很快的波浪一般。
很少有能得到大众普遍认可的真正的伟大信仰。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对其历史兴衰的记录，这是为了让后世从中受益。这种记录，也是一个民族创建文明的基础。
民众确实可能会被流行一时的思想观念支配，但这种支配要想保持长久性却是十分困难的。当然，一旦某种信念真正植入了群众的头脑中，要想将它清除出来也很难，除非发动一场暴力革命对民众的头脑来个大扫除。甚至可以说，有时候，也必须依靠暴力革命，才可能运用某种信念操控大众的头脑。换言之，为了彻底清除被弃用的思想观念，防止这些仍然强大的旧势力阻碍新的思想观念植入群众的大脑中，革命是难以避免的。一场革命的爆发，很多时候代表着一些旧观念的消亡。
当人们开始质疑一种信念的价值时，说明它开始走下坡路了。任何一种信念都有一种本质，就是虚无，哪怕它们曾经被大众普遍接受。保持信念和理性的距离，是使它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唯一方法。
在信念即将衰亡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制度还具有一定的生命力。等到信念彻底消亡时，这种制度以及一切以此为基础的事物也才会最终失去活力。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轻率地改变它的信仰，要想改变也是循序渐进地改变。这是因为，唯有如此，它才可保留自身的文明。如果一个民族打算用新的普遍信念代替旧的，它将会停下发展的脚步，经历一段无政府的滞留期。这种普遍的信念作为一个民族文明的必要基石，决定着各种思想将会如何发展，也决定着一个民族最终的信仰，还决定着人们是否具有捍卫这种信仰的责任意识。
对于普遍信念的重要意义，任何一个民族都心知肚明。没有这些信念，民族就会走向末路。古罗马人对罗马的膜拜就是这么一种信念，基于这种信念，他们征服了世界。后来，也正是因为他们渐渐丧失了这种信念，古罗马才走向了历史的终点。同样地，罗马文明的毁灭者，即那些野蛮人，也是因为都具有某种一致的信念以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团结，才产生了摆脱他们原本的无政府处境的力量，并最终战胜了古罗马。
毋庸置疑，为了捍卫信念，每个民族都会变得十分野蛮以及狭隘，在哲学批判史中往往可以发现这一点。但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往往就体现在它的这种野蛮以及狭隘中。在中世纪，很多发明家和超前者为了捍卫他们的信仰，甚至无惧被烧死在柱子上。也有一些人幸免于难，但他们最后因为无法看到所坚持的信仰被认可，抑郁而终。信仰是导致历史上无数悲剧上演的重要原因，不计其数的人甘愿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舍身参战，他们选择了与自己的信念同生共死。
让一种信念成为普遍的信念是很难的。但是，只要它深入了大众间，它便具备了无可阻挡的力量，要清除掉它就更难。即便是一种不符合哲学逻辑的信念，一旦它扎根于人的头脑中，哪怕是最理智的人也很难拔除它。以莫洛克[74]的宗教神话[75]为例，虽然它十足野蛮残暴，但是欧洲各民族1500年以来都坚定不移地信仰它。在这个传说中，一个神明由于他自己造出的生物违抗他，于是让他的儿子去遭受最痛苦的折磨，以此惩罚自己。这么多个世纪过去了，人们竟然仍旧没有意识到这个传说是多么的荒诞。即便是伽利略、牛顿和莱布尼兹[76]这样的智者，也丝毫没有质疑过这个神话。仅通过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普遍的信念会催眠人们。没有比这样一个事例，更能证明我们的理智所发挥的作用是多么的有限——让我们深感尴尬的有限。
一种新的理念只要在群体的大脑中找到了立足点，人们就会被它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激励、指引着向前，各种制度、艺术形式以及生活的主流方式都随之而产生。这时，这种新教条等于是支配了大众。同时，很多各种各样的人也想利用它，以实现某种可能。比如，那些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会设法将之付诸实践，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也想发挥它的作用，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墨客等也都一门心思钻研，力求用最美好的方式将它呈现出来。
普遍信念也会派生出一些暂时性的观念，它们虽然只是短暂存在，但仍保留原始观念的影子。宗教信仰的差异导致了人类文明的差异，所以有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等。在这些文明的身上，总能找到它们各自的宗教痕迹。这些痕迹是很明显的，在非常细微的事物上都可以一眼就看出来。
整体而言，人类必须具备这些普遍的信念。它们决定一个时代的普遍流行的，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和习惯，也决定了每个时代各有不同。所以说，支配人们的首先是信念这个因素；其次才是由信念产生的习惯。信念对我们的支配无处不在，生活中我们所做的最不起眼的一件事情、最小的一个动作，都受信念的操控，哪怕具有最强大的独立精神也无法摆脱这种支配。当扎根于大脑中的信念具有了一种专制的力量，让普通的大众已经无法抵抗它了，那么暴政就会产生。因此必须承认，提比略[77]、成吉思汗和拿破仑其实都是暴君；更不用谈那些虽然躺在黄土底下，但一直以来都在统治着人们的宗教创建者，如摩西、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等，没有人可以动摇他们的专制。
暗中谋划一场暴动能够推翻一个暴君的统治。但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推翻一种几乎坚不可摧的信念呢？罗马天主教毋庸置疑属于一种专制，它虽然曾遭到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各种反抗，但这些反抗最后都失败了。虽然反抗的人们像宗教法庭所做的那样，以最残酷无情的手段，意图奋力推翻这种暴政，但他们遭到了群众的普遍反对。结果呢？人们已经用事实证明了，在人类的发展中，那些已经躺在坟墓中的人，或者人们自己捏造出来的人物，才是真正的暴君。
从哲学角度来看，没有哪一种信念不是荒诞至极的。这种说法从来不是信念获得胜利的障碍，相反，正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荒谬成全了它们自身。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破绽百出的社会主义信念会在很多人中建立根基。甚至可以由此认为，和其他所有宗教信仰相比，社会主义的破绽其实是最容易被人指出的——人们需要等到来世才能看到它所说的社会理想的实现，但是，谁又知道自己有没有来世呢？如果社会主义说的是，只要人们在现世愿意努力奋斗，就有可能实现理想生活，那么，人们就可以轻易证明它所承诺的是真是假。而一旦人们发现这是假的，就不会再信仰它了。只有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也就是实现了它所说的理想。这种信念才可能壮大，到时它才可以征服所有人。从这点来说，和过去的其他宗教一样，社会主义这种新信仰也是具有自毁性的，而且它还以之为基础，因此它的未来其实堪忧。不过，在将来，时间会证明它到底能发挥多大的创造性。
多变的群体观念
非普遍信念的观念极其易变——很显然，观念和信仰在一个世纪里是多变的——多变的真正限度——各种事务都是多变的并被改变影响——普遍信念的发展是难以窥见的；报纸界的混乱导致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容易转变他们的观念——为什么大多数的群体有着一致的观念——遵循陈规的话，政府是没有能力引导群体的观念和主张的——在今天，各种观点的独立冲突可以阻止独裁和暴政
我们在前文所讨论的坚定的信念，会在表面伴随产生一些观点、信念和思想。它们不断地涌现出来，又不断地被取代而消亡，有的存在很短，能以日为单位计算；有的相对重要，但存在时间也不会超过一个时代。我们已经说过了，影响着它们发生这些表面上变化的，是种族的意识。以法国的政治制度来说，表面看起来有很大差异的各个党派——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派、社会主义派等，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基于法兰西的民族精神的共同理想。虽然其他的民族可能也具有同名的精神，但它们所构成的理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给思想观念起名字或者运用欺骗的手段来装饰它，都无法改变它的本质。在大革命时代，深受拉丁文学影响的人们虽然效仿罗马共和国，沿用它的法律；同样运用权杖并穿上法袍，但他们还是无法成为罗马人，因为他们不具有罗马人那个时代的帝国意识。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古老的信仰所发生的表面变化背后，是受了什么因素的影响和支配；研究普遍的信念和种族特质在这种变化中所起到的作用。
纵观政治、宗教、艺术或者文学等方面的历史，似乎都证明了，若是不从哲学层面进行这种反思的话，人们会以为群体的政治信念或者宗教信仰一直都是随便变换着。以下可以用法国1790年至1820年间的短暂30年历史来举例探讨，看看在正好一代人的时间里，人们会有什么样的信仰变化。不难发现，保皇派在最初充分体现出了革命精神，后来转而极力拥护帝国主义，最后又极其拥护君主制。与此同时，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发生了改变：从拥护天主教变为拥护无神论，再变为拥护自然神论，最后抱着最坚定的态度，重新拥护天主教。这种变化既发生在人民群众身上，也发生他们的领导者身上。国民公会中的那些头目原本都是国王的死对头，既不是上帝的信徒也不是君王的信徒，但他们后来对拿破仑唯命是从；而在路易十八统治时期，他们又变成了手持蜡烛的虔诚的宗教信徒。
在之后的历史中，还有无数次这种群体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比如，在本世纪初，英国人还被法国人认为是背信弃义者，而在拿破仑的继承者上位后，英国佬却成了法国的盟友。曾被法国入侵两次的俄国，曾巴不得看到法国衰颓，后来也成了法国的盟友。
思想观念的变化在文学、艺术和哲学这些领域中更明显，一会儿是浪漫主义，一会儿是自然主义，一会儿变成什么神秘主义，各种主义轮流登场但又转瞬即逝。一些艺术家和作家就是如此，昨天还被人们追捧，今天可能就被人们唾弃。
对这些表面变化进行细致的研究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凡是那些违背民族的基本精神和情感的思想观念，都不会存在很长时间，这就像逆流无法长流，总归会归顺到主流中。和种族最基本的精神以及情感都没有关联的思想主张，因为缺乏稳定性，所以只能随着环境而改变。即便它们有些具备存在价值，随着环境的改变，它们还是会发生改变。这是因为，这些在暗示感染作用下所产生的一时现象，就像在风吹之下堆积而成的沙滩上的沙子一样。归根结底只是一个暂时存在，迅速形成，成熟之后又迅速消亡。
当今时代比任何时代都更容易发生群体思想观念的多变。这是因为：
首先，那些古老的信仰正在日渐失去它们的影响力，它们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可以生成哪怕是短暂的思想主张。在信仰普遍衰颓的同时，很多不是来自传统也没有什么前瞻性的思想观念就乘虚而入，填补了人们思想的空白。
其次，由于群体逐渐强大，所以越来越难以找到一种能够牵制它的力量。这时，作为群体的特征之一的多变性就越发容易显露出来，于是就有了多变的思想观念。
再次，由于报纸产业在最近以来得到了蓬勃发展，那些和群体原有思想观念对立的主张就得以不断展现给群体。在这些对立主张的暗示作用下，原有的思想观念就受到了威胁，最终被破坏了。两者互相对抗的最终结果是，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很快被人们忘记，于是难以得到普及。只要一种思想观念没有得到更多的时间使自己被人们接受，那么，它就注定无法普及而只能迅速消亡，之后，人们甚至找不到它的任何蛛丝马迹。
于是，当今的世界出现了这么一种新现象：政府根本没有引导舆论的能力。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
而在过去的时代以及不久之前的时代中，屈指可数的几家报纸、政府的指示以及少数几个作家，就可以引导同时反映出群众的思想观念。今天，作家的影响力不复存在，报纸也只是各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至于政治家，他们甚至是被各种思想观念牵着鼻子走，不用说他们能引导什么舆论了。对于各种思想观念，他们的态度是避之不及，甚至可以说是恐惧。因此，他们在政治举措上也总是不断改变。
由此，最有可能指导政治的，倒是来自群体的思想观念以及各种主张了。以最近的例子来说，就是一场民众运动促使了法国和俄国结成同盟。可见，这种由群体来作为政治的指导者的倾向，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就连教皇、君主和皇帝都已经愿意接受采访了。看来，他们好像允许民众评判他们对一些事情的主张。在以前，“政治中不能掺杂感情”这种论点可能是真理，但现在我们还能说这是真理吗？只要看看现在——冲动易变的群体已经日渐掌控政治方面的事务了，政治越来越不受理性的控制，而成为群体情绪的产物。
在以前，报纸和政府一样都具有引导舆论的功能，但它们现在也只能看群体的眼色行事了。虽然还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但它们现在不过如同群体思想和见解的传声筒，老老实实反映群体不断变化的思想主张。总之，它们已经无法引导人们去接受某种理念了。各报业之间竞争激烈，而为了避免它们所担心的读者流失这种情况，它们便只能随波逐流，任由变化多端的民众思想牵着鼻子走。像《宪法报》《论坛报》和《世纪报》这些报纸，在上一代的时候，因为都还具有自己的主张，被人们视为传播智慧的媒介。然而现在，它们的影响力不复存在了，有的沦为了各种花边新闻和虚假金融消息的载体，最有价值的新闻在其中只是夹缝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报纸，有的甚至已经销声匿迹。今天，由于大部分读者都只是想通过报纸获取信息，不会全然相信那些经思考得出的论点。所以，没有一家报纸有这种胆量——任由写作者表达任意的观点和主张，然后刊登在报纸上，哪怕他们的思想见解基本没有什么价值。就连评论家也是如此，他们在评定一本书或者一部戏剧时或许会东扯西扯，但却没有做出肯定它们的胆量，也因此无法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报纸拒绝刊登了，比如那些有深度的批判性的文章。深谙人情世故的报社甚至统一了书评的格式：说明书名，然后说几句“甜言蜜语”。戏剧评论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也会被如此对待。
时刻关注大众思想的转变，是报社和政府今天的首要工作。一件事情、一项政策或者一次演说能够产生什么具体效用？它们想要快速了解有关情况，最好是直接去获取。然而，由于大众的思想和观念是最易变的，所以要想做到这点又不可能。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大众昨天还在咒骂一件事情，而今天他们却在赞颂它了。
没有了可主导人们思想观念的牵引力量，人们就会失去基本信仰，最后，所有人的观念都是互相矛盾冲突。能够触动群体成员的，只有那些会直接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事情。比如，社会主义这一信条能影响到什么样的人呢？只能是诸如在矿山和工厂里工作的这类人，也就是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教育的。中产阶级下层人士以及稍微有文化的工人，他们不会坚定不移地相信某种信条，他们不是对之彻底怀疑，就是虽然秉持但态度摇摆不定。
在过去的25年中，大众的思想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而在25年之前不久的那些年代中，人们基本上保持着一致的思想倾向，这是因为他们都认可一些普遍的信仰。一个拥护君主制的人所具有的一些历史观和科学观，和一个拥护共和主义的人所持有的明显完全相反。比如说，前者十分明确人不是从猴子进化而来，后者则坚定地认为人类是猴子的后代；前者发表任何主张以维护王室利益为宗旨，后者则推崇大革命。这种幼稚的理解历史的方式——诸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78]这样的人名被议论起时，虽然人们的言谈之中透露着宗教般的虔诚，但他们也不会肆意咒骂像恺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这样的人——即便在法兰西的索邦也都是常见的。[79]
在今天，由于被人们讨论和研究，任何一种思想见解都没有了权威可言。它们独特的个性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自身也很快消亡，于是我们的激情很难被它们唤醒。正因此，这个时代的人变得越来越冷漠。
群体的理想和信仰的衰退，虽然无疑预示着一个民族的衰退，但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失落。一个民族中，和那些专门否定批判事物的人、冷漠的人相比，那些真诚的、具有坚定信念的人，比如伟人、高瞻远瞩的人、领袖以及圣徒等，无疑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虽然这是事实，但也不要忘了今天的群体所拥有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所以只要他们的一种思想信念得到了足够的权威和声望以及被普遍的接受，那么这种思想信念便立即产生强制性，控制所有事情。这时便再也不会有什么自由讨论了。虽然群体只会在漫不经心之间作为主导者控制一切，但由于他们具有赫利奥加巴勒斯[80]和提比略这类人的个性：脾性狂躁，性情多变。毫无疑问，一个民族若是让群体掌握了最主要的权力，那么这个民族几乎逃脱不了衰亡的命运。若说有什么可以将文明的衰亡推迟一段时间，那显然只能是群体思想见解的不定性，以及他们对所有普遍信仰所持有的那种坚不可摧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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