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狂领袖

    了解了群体的精神结构后，就会明白什么力量能对他们的头脑产生影响。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这些力量如何发挥作用，又是什么人能有效地把这些力量转变成实际的行为。

    有群体的地方，就有领袖，一切生物的本能中都有对被统治的需求，无论群体成员是人还是动物，也不管他们为何相聚，只要他们组成了群体，必然就会诞生头领，这个头领便是领袖。有的头领不过是个小头目或煽风点火的人而已，但即使如此，头领的作用依旧非常重要。

    头领的信念帮助群体形成观点，然后将观点达成一致。领袖是核心，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是为大众分成派别铺平道路的功臣，假如没有这个人，一群人便会如失去了头羊的羊群，六神无主又无所适从。领袖们可以凝聚各种精神力量，然后把它有效地转变成实践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可能意味着破坏、杀戮，甚至毁灭。

    现在，我们进行新的研究，看一看这个对群体至关重要的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他又有着怎样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领袖在最初时混杂在芸芸众生之间，也是被领导者中的一员，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本人也时常会被个别观念迷惑，并对这些观念也十分痴迷，成为这些观念的信徒。除此之外，其他事情都无足轻重了。他眼里那些与他信念相反的意见，不是谬论就是迷信，他坠入了对某个信念的极端狂热信仰中。然而群体偏偏最喜欢接受极端的情绪，当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戴时，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领袖地位，正是热爱偏执的群体造就了他们自己的领袖。

    在这方面，罗伯斯庇尔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政府首脑罗伯斯庇尔在学习了一些哲学知识后，对卢梭的哲学观念神魂颠倒。他一心想把祖国打造成那纯洁无瑕的乌托邦，狂热的使命感使他无法容忍任何对现实所产生的妥协，容不下任何道德上的污点。无论谁阻碍了他的崇高目标，对方就只会死路一条，可谓顺者昌，逆者亡。罗伯斯庇尔为达到目的，他的手段之残忍连宗教法庭都自愧不如。

    我们会习惯性地把风光的领袖当做深刻的思想家，事实上，他们顶多只是实干家而已。他们其实并没有敏锐的头脑、深谋远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具备这些品质——这会让人优柔寡断。反倒是在那些神经失调、兴奋过度、半癫半狂甚至快成为疯子的人中间，特别容易产生领袖。信仰令他们意志坚定不移，感情狂热——这无疑是最受大众欢迎的。他们知道芸芸众生都会服从意志坚强的人，他们更知道如何才能迫使群体接受自己的看法。成群的人会完全丧失自己的意志，本能地投靠那些具备他们没有的品质的人。

    领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无论多么荒诞，只要他们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就能使任何理性思维在他们面前失色。别人的轻蔑和保留态度无疑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甚至痴狂到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狂热，他们的自我保护欲望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孜孜追求的只是为信念而奋斗，哪怕舍生取义也在所不惜。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而聚集成群的人，便成为受本能支配的低能弱智机体，于是毫不迟疑地臣服于那个拥有独特品质的领袖。

    每个民族都不缺乏领袖，但并非所有领袖都是狂热的疯子。

    在各个群体的领袖之中，相当大部分也并不是狂信者，他们也没有被那种强烈信念所激励。这些领袖巧言令色只追求私利，他们善于用无耻的本能来说服广大民众。我们可以把这类领袖归到野心家的队伍中去。野心家可以利用他们的手腕，在群体中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他们只是受野心和私欲的驱使，所以只能奏效一时。

    凡是能够打动群众灵魂的人，无不有着狂热的信仰。诸如隐士彼得、萨伏那洛拉、马丁·路德等。

    1095年，十字军在众多领袖的领导下向圣地进军，在所有的宗教领导者之中，最显赫的是“隐士彼得”。他又老又矮、肤色黝黑，不吃面包和肉，只吃鱼，赤脚行走，衣衫褴褛。就这样一个外表卑微的人，却能用几句话就激励众多人为之效命。此前几年，他曾经试图到耶路撒冷朝圣，但受到了土耳其人的虐待，在他回到欧洲之后，就成了火急火燎地只为报仇、收复圣地的顽固分子。

    带领德国农民焚烧教会法典的马丁·路德，在一次回家的路上，他遇到了暴风雨，在电闪雷鸣中他被击中了，他认为这是上天要制裁自己，心中惊恐万分，虔诚哀求神灵饶命，并起誓愿意进入修道院来报答诸神的恩泽。从此，这个人便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教会。

    1496年，意大利信仰“上帝之城”的萨伏那洛拉，他试图多次煽动信徒闹事，但教皇试图用一顶红衣主教的红帽子来招安萨伏那洛拉，萨伏那洛拉傲慢地表示，他只希望得到一顶“用血染红的”帽子。

    第二年，这位宗教狂煽动佛罗伦萨的人民革命，将美第奇家族[32]彻底颠覆，随后在德拉西尼奥列广场上，烧毁了自己所厌恶的一切，包括但丁[33]的著作，奥维德[34]、薄伽丘[35]、彼特拉克[36]的诗歌，古希腊哲学家的书籍，西塞罗[37]的历史作品以及大量珍贵的绘画作品、雕塑，连乐器也不幸被销毁。在火焰腾腾之时，他还带领群众高唱拉丁文圣歌，以表示对上帝的虔诚。

    他们和法国大革命中的大人物一样，都是在自己被各种信条搞得想入非非之后，再引导别人也想入非非。只有这样才能在自己信众的灵魂中唤醒那坚不可摧的力量，这就是信仰。

    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一个有了信仰的人，他的力量就不止强大10倍。信仰，能让一个人完全受梦想奴役，能让一个仁慈宽厚的人冷酷无情，能让最吝啬的守财奴倾家荡产，也能让温良的人民干出杀人放火的残暴勾当。

    无论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也无论这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一个人还是一种观念，要想让信仰建立并掀起蛊惑人心的狂潮，就离不开人群中那位伟大领袖的作用。

    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都是由那些默默无闻的信徒所引发，这些人除了自己认可的信仰外，什么也不知晓。无论是传遍全球的伟大宗教，还是半球式扩张的帝国，它们的成功都不是靠学者或哲学家的功劳，更不是怀疑论者的功劳，而是那些信徒对信念执著而狂热的感情。

    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王宫充斥着骚乱的百姓，他们从王宫的窗口把几个皇家官吏扔了出去，也正是这次“掷出窗外事件”，引发了一场长达30年的战争，让德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这次事件中，我们关注的是那些为数不多的伟大领袖人物，他们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的顶峰。上面是些权势显赫的主子，下面则是那些奋力的人群，在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他们不停地向自己同胞的耳朵里灌输着自己的革命理念，奴化他们的心智。相关话语的涵义，他们自己也都很少理解，但是他们声称只要追随他们，并将其信条付诸行动，就一定会将一切希望和梦想实现。

    无论在哪个社会领域，也无论身份高贵还是低贱，只要你脱离独立状态，立刻就会处于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大多数人，尤其是百姓中的人们，除了自己熟悉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相对合理的想法。领袖的作用就是为他们引路。当然，定期出版物也能起到这些作用，纵然往往效果不佳，但它最大的用处就是制造有利于大众领袖的舆论，向他们提供现成的套话，使他们不必再为编造演说词瞎操心。

    大众领袖有着非常专制的权威，这种专制正是他们令大众服从的条件。在无数的罢工运动中我们发现，领袖的权威不需要任何后盾，就能轻易使工人阶级中最暴戾的人俯首帖耳。领袖不仅规定工时和工资比例，也发出罢工命令。连罢工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也完全取决于他们。

    政府因为软弱与妥协变得越发的没有力量。一些领袖和鼓动家正日益倾向于攫取政府的位置，他们企图用自己的权威和信条，来逐步取代国家的威信与法规。这些暴政带来的后果是，大众服从他们必然要比服从政府温顺虔诚得多。但是如果因为某种变故，领袖从舞台上消失，那么群体也会回到当初那群龙无首的状态。

    有一次，巴黎公共马车的雇员在罢工，政府尝试了各种办法也没能平息骚乱，但是在逮捕了两个指挥领袖后，这场罢工便戛然而止。领袖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权威，完全取决于群体的奴性心态。占据群体灵魂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骨子里需要安全感的奴性！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

    这些首领和煽动家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领袖充满活力，这类领袖通常勇猛无比，他们在突然的暴动中带领群众冒死犯难，让新兵一夜之间变成英雄，在这些事情中，他们大显风采。

    内伊元帅[38]就是这类人，连拿破仑都由衷地钦佩他。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里，当时手下只有五万名毫无经验的新兵的他，就全然奉命指挥法军左翼对抗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军。这位元帅对新兵谆谆教诲，要求士兵们奋勇作战，由于他的以身作则，官兵士气大振，顶住了英军潮水般的进攻。

    意大利统一战争中的加里波第[39]也属于这类人物，他并无所长，却是个精力充沛的冒险家，他带领一批由渔夫、水手、矿工、木匠组成的群体，成功地拿下了古老的那不勒斯王国，尽管后者拥有一支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庞大军队。

    尽管这类领袖的活力是一种应该重视的力量，但往往不能持久，很难持续性发挥作用。这些英雄回到日常生活中时，就会暴露出最惊人的性格弱点。纵然他们领导别人时风姿飒爽，但他们自己却不能自由支配个人思想和行为，哪怕是在最简单的环境中他们也做不到。

    这样的领袖，他们也会受他人领导并不断地受到相应的刺激，总会有某个人或观念在指引着他们，总会存在明确划定的行动路线可供他们遵循，不然他们也无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和第一类领袖相比，第二类领袖的意志力更加持久。尽管不够光彩夺目，但他们的影响力却要大很多。这些人当中，常常可以找到各种宗教和伟业的真正奠基人，比如圣保罗[40]、哥伦布[41]和雷赛布[42]等。

    第二类领袖身上所具有的持久的意志力，非常罕见。我们坚信这是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至于强大而持久的意志究竟能够成就什么，无人可以准确界定。对这类领袖而言，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他们的步伐，无论人、自然还是上帝。关于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造成什么结果，来自法国的雷赛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新的例子。

    1854年，雷赛布从埃及人手中取得了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权利，在10年的时间里，他将这条运河凿通，成为了第一个把大陆分成两半的人，然而他所成就的事业，在过去的三千年时间里，即使是那些最伟大的统治者也不能及。后来，由于他年事已高败在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上，使得我们不得不承认包括意志在内的一切事物，都会在衰老面前屈服。

    雷赛布越挫越勇，他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当他在遭遇强烈反对、诸多逆境和惨淡失败时，他都丝毫没有灰心丧气。

    英国人打击他，法国人与埃及人犹豫不决。在工程初期，法国领事馆居然也公然反对他，有人试图拒绝供应饮用水，这使他的工人无水可用，最后“溃不成军”。包括当时的海军部长和工程师在内，所有经验丰富、受过科学训练并且有责任心的人员，全都变成了他的敌人。

    他们都站在科学立场上，断定灾难就在眼前，预言它正在逼近，并且缜密计算出它发生的具体时日，甚至还如同预测日食一样言之凿凿。然而一位真正的领袖，不是只靠信仰与技巧就足够的，这也正是人类历史上野心家与宗教狂居多，而真正的伟大领袖却很少的原因。

    所有这些涉及伟大领袖生平的书，不可能罗列出所有人的名字来，但这些名字却与文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永久紧密相连。他们或是聪明，或是心胸狭隘，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世界是属于他们的。

    领袖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

    短时间内，如果领袖想迅速激发出群体的热情，唆使他们不计后果地付诸行动，譬如抢劫宫殿、守卫要塞阵地，就必须有能力让群体对暗示做出迅速反应，效果最好的就是榜样的力量。

    每个领袖都有自己独特的动员手段，当这些领袖打算用观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来影响群体时，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且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这些手段的效果或许比不上榜样的力量，然而一旦生效，却可以拥有持久的效果。

    断言：简洁有力，无视任何推理和证据。越是简单明了的断言，证据和证明也就越贫乏，这时才更有威力。话说得越是坚决、狂妄，那些狂热的民众就越发地崇拜。一切时代的宗教书籍和各种法典，总是以简单断言的文风来操作。无论是号召人们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还是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内在价值。

    16世纪，被人尊称为“炼金术士的顶峰”的瑞士人帕拉齐斯，他写了很多研究炼金术的文字，声称自己掌握了炼金术的秘密。但是这样的大话非但没有影响他的声誉，反而引起了全欧洲对他的关注。

    帕拉齐斯原本是位著名的医生，可以说是年少有为，他在33岁那年，就成为巴塞尔大学物理学和自然哲学的教授。学生们喜欢听他的课，他因此渐渐变得傲慢起来，无视身边的所有人。他当众烧毁了许多前辈的著作，还口出狂言，认为这些著作还不如他的脚后跟蕴涵的知识丰富。但是这种疯狂的举动却使得崇拜者们更加狂热，帕拉齐斯的声望如日中天。

    我们说过，很容易陷入偏激的情绪之中是群体的最大属性，而言之凿凿、不容置疑的断言，往往是最极端的说法，这也很容易影响群体。当群体陷入狂热状态时，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会选择相信。但如果断言没有被持续性重复，而且还无法保证措辞不变，这就很难产生深远的影响。拿破仑曾经说过：重复，是唯一一个极为重要的修辞法。

    那些得到断言的事情，必然要通过反复重复才足以在头脑中生根，人们会把它当做已经得到证实的真理来接受。

    只要回顾重复对人类大脑的力量，包括那些非常理智的人，就可以理解它对群体的影响。重复对于群体的作用足够强大，这种力量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不断重复的语言会进入我们无意识自我的深层区域，这是我们行为动机形成的地方。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当某个观念重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会忘记“始作俑者”，进而对它深信不疑。

    断言和重复都具备足够强大的力量，如果把这两种方法分开使用，恐怕会胜负难分。然而比起这两类手段，传染拥有的力量更为强大。如果一句得到了有效重复的断言，群体又对重复内容没有任何异议的话，此时必然会形成所谓的主流意见，进而强大的传染过程就此启动。

    所以，一些著名的金融项目中的富豪，会收买所有参与者以主导舆论。如在雷赛布先生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权之后，他遭遇了多方力量的压制，即使在他自己的公司内部也是一样。据知情人透露，雷赛布先生运用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收买了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参与者，这些人后来就热烈地响应雷赛布先生的主张。伴随着气氛的迅速传播，大众便很快又开始拥戴雷赛布先生，在此之后，雷赛布先生在重大决策中，就基本上再也没有遇到阻力。

    对于群体来说，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他们的传染力都和病菌一样强大。

    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我们在聚集成群的动物中，也能经常看到这种现象。一个马厩里如果有匹马在踢饲养员，那么其他的马也会群起而效之，哪怕是最温顺驯良的马也毫无例外。若有几只对环境怀有惊恐感的羊存在，这种状况也会很快蔓延到整个羊群。在身为精神病专家的医生中，不时会有人精神分裂，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情。有人认为人也能把某些疯病传染给动物，例如广场恐惧症等。

    这种特征覆盖了整个生物界，包括人。在聚集成群的人中间，所有的情绪都会被迅速传染，这也正是恐慌能瞬间爆发的原因。

    有一句古老的诗句，预言魔鬼将在1630年毒死所有米兰人。这年4月的一个清晨，在米兰城中心，所有门上都画着奇怪的画或者污点，这些标志都像用烂疮流出的脓血涂上的一样。全城人为此奔走相告，警钟迅速敲响。大家协力寻找元凶，但却一无所获。就在这个时候瘟疫爆发，人们谁也不敢相信别人。恐慌的情绪四处传染，人们恐慌到怀疑井水已经不能喝，田里的庄稼和树上的果子也被魔鬼施了毒，甚至觉得连墙壁、门把手、车门等，都沾满了毒药。

    有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经常在圣安东尼奥教堂祈祷，一次祈祷时他刚想用衣角擦坐凳的时候，马上有人说他在放毒。教堂里那群无知的女人立刻疯了般地揪着老人的头发，把他拖向市政府，如果不是他在半路上就断了气，肯定还会被严刑拷打，被迫供出莫须有的同伙来。

    人们还指控一位叫毛拉的药剂师在勾结魔鬼，然后群体包围了他的房子，发现了许多化学药品。药剂师声称这些药品是用来染发的，但是别的医生却告诉大家这些全部都是毒药。毛拉饱受酷刑拷打，起初他还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但最终难耐长时间折磨的苦楚，毛拉选择了屈服。他承认了自己串通魔鬼，承认了用毒药抹门，在泉水中投毒等罪行。

    传染易发于人群聚集的地方，但大家聚集在一起并非是传染的不可或缺条件。某些特殊事件，能让所有人的头脑产生同样独特的感情倾向，并迅速表现出该群体特有的性格来。即使距离遥远，但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人们也能感受得到传染的力量。当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的人们，受到了我前面研究过的一些间接因素的影响时，情况尤其如此。这方面的一个事例是1848年的革命运动，它在巴黎爆发后，便迅速传遍大半个欧洲，让许多皇室与政府都变得岌岌可危。

    很多影响要归因于模仿，其实这也不过是传染造成的结果。我在另一本著作《人及其社会》中已经说明过传染的影响，因此，我引用一段于1881年前曾就这一问题说过的话：

    人和动物都具有模仿的本能，这是必然的，因为模仿总是比创造更容易。也正因此，才使得所谓的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或服装，有几个人能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

    支配大众的是榜样，而不是逻辑论证。

    每个时期，都有少数特立独行的人与主流社会作对，他们标新立异的做法能够吸引众多的目光和青睐，群体总是会无意识地模仿他们，这就是建立榜样的一种方式。但无论这些人多么有个性，都不能逾越传统，至少不能大张旗鼓地反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如果他们这么做，显然会增加模仿成本，使模仿越发困难，进而也不利于建立自己的影响力。

    过分前卫的人，一般都不会对群体产生影响，两者界限分明，也无法过渡。因此，欧洲文明尽管优点泛滥，但他们对东方民族的影响却始终微不足道。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理解尚不可能，又何来所谓的接纳？没有接纳，又如何被传染影响？

    从长远看，历史与模仿的双重作用，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人极其相似，包括那些貌似不受这些双重影响的个人，如哲学家、科学家和文人等，他们的思想和风格有一种相似性，我们可以轻易地从这些特征中辨认出他们所处的时代。甚至与某个人不用通过长时间的交谈，我们就能全面了解他喜欢读什么书、有什么消遣习惯、生活环境如何等问题。

    传染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迫使个人接受一些感情模式。以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43]为例，它在1845年上演时颇受蔑视，观众也是寥寥无几。但过了几年，《唐豪塞》却声名鹊起，那些之前尖刻批评它的人，此时对它大加赞赏。传染的威力如此之大，所以谁掌握了传染的技巧，谁就主导了舆论，谁就可以成为控制群体无意识的真正主人。

    意见和信念的普及最容易受传染的影响，群体绝不会接受推理或论证。目前流行于工人阶级中的学说，都是他们在公共场所学到的，这些都是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每个时代创立大众信仰的方式都如出一辙。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勒南，他就曾精确地把最早的基督教创立者比作“从一个公共场合到另一个公共场合传播观念的社会主义工人”；伏尔泰在谈到基督教时也注意到，“在该教创立后，最初的一百多年里，接受它的只有少数的社会败类”。

    与前面提到的情况相似，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还会扩散到社会上层。一个信条在被它的首批牺牲者接受后，就会开始向社会高层蔓延。传染的威力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连个人利益的意识也会消失殆尽。

    这就解释了一个事实：不管一种观念多么荒谬，只要得到大众的接受，最终它都会以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

    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这种反作用，的确是个较为奇特的现象，由于大众的信念多数起源于一种更高深的观念，也就致使这种观念在自己的诞生地不会产生过多影响。在个别领袖和鼓动家被这些观念征服之后，他们会取为己用，逐渐歪曲改装，重新组织一些再次曲解这些观点的宗派，然后开始在群体中传播。观念经过这个篡改过程后变得更加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在被低智能的群体互相传播后就演变为大众的真理。然后再以新面目回到自己的发源地，继续对一个民族的上层产生影响。

    从长远分析是智力塑造着世界的命运，但是这只是一种间接性作用。当哲学家通过这个过程取得思想的最终胜利时，他们早已驾鹤西游去了。

    声望

    群体都希望影响他们的人应具备某种夸张的品质，所以只要适应环境需要，就可以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夸张信奉某种观念的美好结果，以此来获得巨大的反响，而此时一种神奇的统治力量就诞生了，这种力量就是所谓的声望。

    无所谓统治力量如何，也不管是何种观念或何种品性的人，他们的权力得到加强，就必然得依靠这种不可抗力——声望。

    对这个词的含义，每个人都有着似是而非的理解，但却没有人能准确地给它定义。声望涉及的感情，既可能是赞赏，也可能是畏惧。在一些时候，感情是成就声望的基础，当然没有感情的声望也能独立存在。最大的声望，通常都是属于死者，即那些对我们不再构成威胁的人，例如亚历山大、恺撒。此外，还会存在一些我们并不喜欢的虚构声望——蛮荒神庙中那些可怕的神灵以及地狱里的魔鬼等，这些虚构事物，它们越有声望，我们就越害怕。

    在现实中，声望是某个人、某本著作或某种观念对我们的支配力。我们的判断能力会完全被这种支配力所麻痹，我们常常会惊讶于它的神奇而心生无限的敬畏，这些与魅力人物引起的幻觉几乎没有不同。它令我们如此痴迷，可让我们甘心臣服，从而情愿将自己奉献给这种声望的拥有者。它具有如此神奇的作用，所以几千年以来，出现了无数沽名钓誉之徒。声望足以让人拥有操控民众的权力，这也是其他权力的主因，不管神仙、国王还是美女，都不能没有声望的庇佑。

    1815年的2月26日傍晚，拿破仑带着3名将军和1000名士兵，乘着7条船趁着夜色逃离厄尔巴岛，拿破仑信誓旦旦地向部下宣称，他可以不放一枪就到达巴黎。3天后，拿破仑在法国南部的儒安湾登陆，整个掷弹兵团阻挡了他的去路，当将军们提醒拿破仑，登陆有各种潜在的危险时，拿破仑再一次为部下做出了表率，他迎着枪口走上岸去，向掷弹兵团大声宣布，他就是他们的皇帝。

    那些士兵不仅没有向拿破仑开枪，反而脱帽向这位昔日的皇帝致敬。效忠于波旁王室的将军发出进攻的命令时，整营的士兵却突然掉转枪口，加入到了拿破仑的队伍中。

    在通往巴黎的路上，拿破仑所向披靡，法国民众都欣喜若狂，成团成师的军队重新投入拿破仑的麾下，一直护送他重登皇位。

    只花了19天的时间，拿破仑赤手空拳地完成了一场神话般的政治变革。

    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东山再起，与法国民众的情绪有着莫大的关系。在波旁王朝复辟之后，法国领土到处都是外国军队，这激起了法国民众的民族热情，特别是那些曾经随着拿破仑东征西讨的军人，拿往日的辉煌与现状的鲜明对比后，就更容易使他们想入非非，于是在目睹拿破仑的时候陷入莫名的狂热之中。

    我们不该忽略拿破仑的特殊身份，民众的确有着一定的狂热情绪，但是除了拿破仑，恐怕没有人可以让他们重新陷入想象。

    这是一个恰当的领袖在恰当的时候做出的恰当举动，谁也无法复制。

    领袖可以利用他的声望，这在以后还会提到，但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来影响群体的头脑时，就需要借助其他手段了。

    形形色色的声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先天声望；二是个人声望。先天的声望来自称号、财富和名誉，和个人关系并不大。

    也就是说，无论谁是国王的儿子，也无论这个国王有多少儿子，只要是国王的儿子，便足以威慑民众。相反，个人声望基本上为一个人特有。然而名誉、荣耀、财富等，既可与个人声望共存，也可加强个人声望，不过，就算没有这些附加因素，个人声望也完全可以独立存在。

    先天的或人为的声望更为常见。一个占据着某种位置的人，仅仅凭借他所拥有的财富或头衔，就已经享有了声望，不管他本人是否真正有价值。人为声望的威力，应该和人类对仪式的膜拜有关。我们在面对仪式时，会对一种秩序、法律或制度的特定形式与象征本能地心怀敬畏。一身戎装的士兵、身着法袍的法官，总会令人肃然起敬。法国思想家帕斯卡[44]就十分尖刻地说过，法袍和假发是法官必不可少的行头。没了这些东西，他们至少会丧失一半的权威。这种先天声望让人极富威信，即使是最桀骜不驯的激进主义者，在面对着一位亲王或公爵的时候，也会自惭形秽。

    这些有先天声望或权力的人，如果他们想要剥削老实人，那简直是易如反掌。

    无论我们在哪个国家，都能看到军装、勋章与头衔对民众的影响。包括个人独立意识发达的国家，如英国。一本游记这样记载道：

    在英国，哪怕是再自命清高的人，也会因自己和某个皇家贵族沾亲带故而更觉高人一等。看到那些位高权重的家伙，他们便兴奋不已。如果让他们的贵族身份可以通过财产得到，他们会选择倾家荡产，他们认为，只要有了这些身份，便能拥有人民的爱戴。只要能与达官贵人交往，这些人便会处处心甘情愿地追随自己……他们流淌着对贵族的羡慕与敬重的血液，如同西班牙人热爱舞蹈，德国人热爱音乐，法国人热爱革命一样。他们对千里马和莎士比亚[45]的热情不高，虽然这些东西也能带给他们满足，但却无关紧要。但凡贵族的相关书籍，销量都十分喜人，任何书店都有它们的一席之地，其数量之多，堪比《圣经》。

    上面所述的先天声望是通过人来体现的，在这些声望之外，它们还体现在各种意见、文学和艺术作品等事物中，这往往是日积月累的成果。历史，尤其是文学和艺术的历史，不过是不断重复一些判断而已。没有人想证实这些判断的正误，因为人们都只会重复自己从学校里学到的东西，直到出现无人敢评论的新称号或者奇特事物的时候，他们才会略有疑义。

    相对现代读者而言，读《荷马史诗》[46]实在是枯燥乏味，但又有谁敢说自己不喜欢这部史诗呢？它的声望摆在那里，即使自己不喜欢，它的伟大你也必须得承认。

    17世纪，纵然雅典卫城的巴特农神庙被战火烧毁，只剩下满目疮痍的断垣残壁，它的巨大声望也让人丝毫不敢不敬，甚至还要佯装出极度崇拜的模样。

    声望会阻碍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彻底麻木我们的判断力。大众和个人一样，都需要对一切事物有简单明了的现成意见，尽管这些意见的普及度与其正误毫不相干，尽管它只是声望的产物而已。

    现在我们来谈谈个人声望，这与人为的或先天的声望完全不同。

    这是一种与一切头衔和权力无关的声望，且只为极少数人拥有。

    当某个人拥有这种声望时，他就能够对和自己拥有平等社会地位的人，施以一种神奇的幻术。

    这种声望接近于个人魅力，尽管他们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统治他人的手段，但是却能强迫周围的人接受他们的思想与感情，让众人顺服，如同凶猛的动物服从驯兽师一般。

    伟大的民众领袖如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圣女贞德[47]和拿破仑，都享有这种声望，而且声望极高。他们所取得的地位与这种声望密切相关。各路神仙、英雄豪杰和各种教义，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大行其道，都是因为他们自身所具备的那些深入人心的力量。当然，对他（它）们是不能探讨的，因为一经探讨，他（它）们便烟消云散。

    这些伟大人物早在成名之前，就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假如完全没有这种力量，他们不可能成为名人。譬如说，达到荣耀顶峰时的拿破仑，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权力这一事实而享有了巨大声望，而是他在没有这种权力，仍然默默无闻时，就已经部分地具备了这种声望。

    在他刚刚成为准将，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时候，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派去指挥意大利军队，他到任时他才发现，自己正处在一群愤愤不平的将军之中，这些人完全无法接受——二十几岁的青年凌驾于他们之上。于是大家都决定给这个总督派来的年轻人来个下马威。

    在师部的将军里面，一位名叫奥热罗[48]的将军最不服气（此人是法国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巴拉斯[49]的宠儿），他身材高大，性格彪悍，但也不过是骁勇善战的匹夫，他在学校时成绩平平，常在街头打架斗殴，还做着当数学家的美梦。

    奥热罗对这个空降的暴发户满怀妒气，但凡听到别人肯定拿破仑的强大能力，他不是嗤之以鼻，就是不予理睬。一天，奥热罗将军等人来到军营拜见拿破仑，拿破仑却让他们等在外边，这让奥热罗大为恼火，他怒气冲冲地提着佩剑冲到拿破仑面前。

    拿破仑戴上帽子，面不改色地颁布了准备采取的新措施，最后毫不客气地命令他们离开，奥热罗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灰溜溜地走出了拿破仑的营帐。

    拿破仑没有借助于任何语言、姿态或威胁，而奥热罗一看到这个有气场的人，就已经完全被征服了。在拿破仑的营帐中，奥热罗一直沉默不语，直到出门后才重新找到自信，才能像平常那样骂骂咧咧地说话。这个小将军让他万分地敬畏，他甚至自己也无法理解压倒他的那股气势。

    拿破仑的权力达到巅峰之后，他的声望伴随着荣耀一起增长，至少在他的追随者眼里，他和神灵的声望已不相上下。即使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莽夫，也愿意臣服于他。

    他手下的旺达姆将军是一个大革命时代的典型军人，比奥热罗更粗野，在1815年与阿纳诺元帅一起登上杜伊勒利宫的楼梯时，他对元帅谈到了拿破仑：“那个魔鬼般的人物对我施用了幻术，搞得我也不清楚他为何如此厉害，看到他的那一刻，我就会像孩子一样颤抖，即使让我为他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惜。”

    不只是这两位将军，拿破仑对和他接触过的所有人，都能产生这种神奇的影响。奥地利的科本茨尔伯爵就是如此，当拿破仑生气地把一个价值昂贵的花瓶摔碎在他面前时，这位奥地利外交大臣被吓得浑身打哆嗦。而拿破仑的名将达武，谈到自己的奉献精神时对国务秘书兼外交大臣马雷说：“如果皇帝对我们说，‘毁灭巴黎，不让一个人活着或跑掉，这对于我的政策至关重要’，我相信你是会保密的，不过你还不至于愚忠到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逃离这座城市。而我会因为担心泄露真情，把我的妻儿留在家里。”

    拿破仑知道，如果他把自己身边的人看得猪狗不如，他的声望就会更上一层楼，包括那些让全欧洲人都心惊胆战的显赫人物。当时的许多闲谈都足以证明这个事实。

    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拿破仑粗暴地羞辱他的财政大臣伯格诺，他无礼到就如同在对待一个男仆。他走到这人面前说：“喂，蠢货，你找到脑子了吗？”伯格诺虽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却也深深地哈腰弓背。小个子拿破仑伸手揪住大个子伯格诺的耳朵，把他提了起来。出人意料的是，伯格诺却认为这是令人心醉的宠信表示，是主人发怒时常见的亲近举动。

    只有我们记住这种命令的神奇力量，才能更好地理解拿破仑，为何当他几近孤身一人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面对已然厌弃他的暴政的大国，却还能闪电般地征服它。然而那位曾经在波旁王室面前夸下海口，发誓要将拿破仑这个“破坏和平者”装进笼子带回巴黎的内伊元帅，只是看了拿破仑一眼就已经屈服。

    英国将军沃尔斯利写道：

    “拿破仑不过是一个来自意大利厄尔巴岛的逃犯，他孤身流亡到法国，几周之内便推翻了法国权力组织。要证明一个人的权势，还有比这更有力的方式吗？在他的最后一场战役里，从始至终，他的气势都对同盟国施加着令人惊叹的压力，多次击退反法同盟联军。这些人被拿破仑牵着鼻子走，即使在与第五次反法同盟会战中失利，拿破仑也是凭着他那钢铁般的意志转败为胜。”

    拿破仑的声望远远长于他的寿命，而且有增无减，他那个默默无闻的侄子，借着他的声望变成了皇帝。直至今天，他的传奇故事仍然不绝于耳，足见他的声望对人们的影响多么强烈。这个独裁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征服欲穷兵黩武，让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无论何人，只要有足够的声望和将野心付诸实施的天才，人们都会趋之若鹜，对他百依百顺。

    是的，正是这些伟大领袖所拥有的特殊声望，才成就了人类文明的丰功伟业。那些伟大的宗教、伟大的学说和伟大的帝国皆起源于此。假如没有这种声望对大众的影响，这些发展就会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声望并非全部建立在个人权势、军功政绩或宗教等以敬畏为征服手段的基础之上，它亦可以从平凡生活中建立——无私奉献的美德、坚忍不拔的执著等——只要品质超群，我们前文说过，群体喜欢有着夸张品质的英雄——其影响力也毫不逊色。我们生活的时代，这样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最让后人难忘的，要数那个把大陆一分为二，改变地球面貌、交通网络和贸易关系的雷赛布先生。他之所以能完成自己的壮举，归功于他那超乎寻常的坚忍意志，归功于他优雅的个人魅力，他言语简洁，拥有化敌为友的能力。他能让自己周围的人为之疯狂着迷。在他遭到无数人的反对时，他只让自己的表现说话。英国人尤其反对他的计划，但当他出现在英国的时候，所有选票都被拉到了他这边；晚年，雷赛布路过南安普顿时，向他致敬的教堂钟声持续不断；19世纪末，英国展开了一场运动，有人准备为他树立一座塑像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

    征服了必须征服的一切障碍——人为障碍、自然障碍之后，雷赛布的个人声望如日中天，春风得意的他多少有些骄傲自满，不再相信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抵挡他。然后未曾经过周密考察的他，便轻率地决定在巴拿马挖一条巴拿马运河。他按老办法着手这项工程，但由于年纪老迈，精力和智慧都大不如前，他遇上了前所未有的自然障碍，科迪雷拉斯山的岩石巍然屹立、高耸入云，以当时的条件，就完全不存在凿穿的可能性，纵然他有移山填海的信念，也无法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项空前绝后的浩大工程。

    1881年，工程因为缺乏资金而停工，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直接抹去了这位英雄身上耀眼的光环。雷赛布先生在运河公司破产之后，被法庭以侵吞公款罪监禁了五年。

    雷赛布先生的一生，既说明了声望会如何出现，也说明了它会如何消失。甚为滑稽的是，在雷赛布成就了丰功伟绩之后，却被自己家乡的官僚打入监狱，沦为社会最下贱的罪犯。

    雷赛布去世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留意这个曾经赫赫有名的伟人，灵柩经过的地方，民众都完全无动于衷。只有外国政府对待他如对待历史上每个伟大人物一样满怀敬意，塑了雕像来纪念这个静默的英雄。

    上面提到的这些事纵然略显极端，但若想细致地认识声望在心理学中的影响，只能把它们置于一系列极端的事例中讨论。这个系列的一端是宗教和帝国的创立者，另一端则是用一项新帽子或一件新服饰向邻居炫耀的人。

    在这个系列事件的两极之间，文明中的各种不同因素——科学、艺术、文学等——所导致的一切不同形式的声望，都有一席之地，并且可以依稀看到，声望是说服大众的一个基本因素。

    享有声望的人、观念或物品，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人们会在潜移默化中欣然接受，然后模仿，整整一代人接受某些感情或表达思想的模式是相同的。进一步说，这种通常无意识的模仿，正解释了声望彻底性的影响力。比如，画家们喜欢临摹某些单调的原始色彩或原始人的僵硬姿态，现代很少有画家能够画出比那些作品更有生命力的画来。他们相信自己的真诚，但若没有一个杰出的大师能复制这种艺术形式，人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幼稚低级的一面。那些模仿著名大师的艺术家，在画布上涂满了紫罗兰色的暗影，其实真实的紫罗兰，他们未必见得比以前更多，只是在大师级画家的个性和特殊印象的影响下（即“暗示”），才画出了稀奇古怪的紫罗兰来。

    声望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其中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只有成功，才不会被质疑。伴随失败，声望必然也会消失殆尽。

    罗伯斯庇尔清洗队伍时，有着巨大的声望。几张选票的转移，使得他的权力被剥夺掉之后，罗伯斯庇尔立刻就失去了声望，大众一边咒骂他狠毒，一边把他送上断头台，正如不久前对待罗伯斯庇尔自己的牺牲品一样。大众的极端再次得到证明，“神灵”不是得到信徒的顶礼膜拜，就是面临粉身碎骨的下场。

    然而声望在说服大众的基本因素中享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如何在获取之后有效地保持，而且让它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而流失呢？

    下面有一个反面例子。

    获得西班牙王室资助后的哥伦布，经过一番苦难重重的历程，最终找到了美洲。

    哥伦布声名鹊起，曾经给他冷板凳坐的王亲贵族也都热情地和他握手，对他毕恭毕敬，并打算任他为总督。这时的哥伦布越是克制，这些人就越发地失去自我尊严，连国王的兄弟也来邀请他参加私人晚宴。

    但在他第三次西行之后，人们的态度急转直下，因为哥伦布只是发现了美洲，而没能成功地给当时的贵族带来大量黄金和其他财富。

    1506年的一个深夜，这位贫病交加的老水手，在自己的阁楼中抑郁地离开了人世。

    雷赛布先生的命运也是一样，当雷赛布成功地贯通了两个海洋时，国王和人民纷纷向他致敬；当他败于巴拿马运河后，公众又把他看作欺世盗名的诈骗分子。

    我们可以从上述人物的故事中，看到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战争，看到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借助刑法，去报复那些在同胞中出类拔萃的人。现代立法者在面对人类天才高远的理想时，心里时刻充满窘迫，公众对这些理想也不甚理解。现代立法者不难证明，比利时著名探险家斯坦利是个杀人犯，斐迪南·德·雷赛布也是个骗子。在资产阶级憎恨大胆创举的地方，就没有谈论什么不可动摇的正义未来的必要！

    连雷赛布都被指控为骗子，我们也就不必对哥伦布的可悲下场感到惊讶了。如果雷赛布是个骗子，那么一切高贵的幻想便都是犯罪。因为他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完成了使万物更加完美的使命，所以古人会用荣耀的光环来纪念他，会让他饮下奥林匹克的甘露。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也因为指控雷赛布而成为不朽的人物，毕竟各个民族总是需要这种不害怕把信徒的帽子扔向一位老人——他的一生为当代人增光——以此贬低自己的时代。

    但民族需要勇士，这些勇士充满自信，完全不在乎个人的安危，他们克服了所有的障碍。天才不可能谨小慎微，因为一味的谨小慎微是绝对不可能扩大人类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能力的。所以，即使有如此多的前车之鉴，都在证明一次失败可以毁灭一个人终生的努力，但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数不胜数的天才或英雄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前仆后继。

    假若声望里面缺乏成功，它就注定难以长久，因为成功是保持声望的关键。当然声望也会在探讨中受到磨蚀，只是时间会更漫长。当声望成为问题时，便不再是声望。我们可以看到，能够长期保持声望的神与人，对探讨都毫不宽容。为了让百姓敬仰，大众必须和他们保持距离。

    无论是保持声望也好，博取声望也罢，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来作为支持都是非常必要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务必要以种种手段来维护声望，假如有人反对这些做法，就需要强势的舆论主导，甚至可以不惜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从而把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扼杀在摇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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