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群体信仰和观点中的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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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直接因素

    群体心理的一种特定属性归功于间接因素,这种催生的特定属性使某些感情和观念得以发展。现在研究一下完成最后工作、对群体心理造成最后一击的直接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形象、词语、会话、幻觉、经验和理性。

    本书的第一部分已经研究过集体的感情、观念和推理方式,依据这些相关的结论,我们可以从影响他们心理的方法中总结出部分普遍化原理。我们已经认识到刺激群体想象力的因素,也了解了暗示的传染过程,尤其是那些通过形象传达出的暗示力量以及它的相关传染过程。但又正如暗示的源头纷繁复杂一般,群体心理各方面也是如出一辙,进而分别研究的必要性和关键性完全不可小觑。

    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是古希腊的一部神话,几度传扬它曾盘踞在道路上,向过路的行人问一个谜语:什么动物早上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而晚上三条腿走路?谜底是“人”。早上、中午、晚上分别对应人的幼年、中年和老年。群体和斯芬克斯一样,我们必须给它的心理学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否则我们就会被它毁掉。

    形象、词语和套话

    在研究群体的想象力的时候,我已经看到群体特别容易被形象产生的印象所左右,但并非时刻都存在鲜明的形象。在尚未建立形象的时候,可以利用一些词语或套话,巧妙地激活民众心中的鲜明形象。

    1718年的苏格兰,对巫术的错误理解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根除,但在开斯尼斯的偏僻小镇里,竟然依旧有人坚持这些愚昧无知的观念。

    有一个很讨厌猫的木匠,由于猫总是聚集在他的后院,木匠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他总是被骚扰?最后得出结论:折磨他的并不是这只猫,而是女巫。其他的女仆也表示:自己亲耳听见那些聚集在后院的猫都是用人话在进行交流。

    有一天,木匠趁这些猫又聚集在后院时,义愤填膺地冲出去砍杀它们,猫群不得不四散逃命,其中一只猫背部受了伤,一只猫屁股上挨了一刀,还有一只猫的腿部受了伤。几天后,有两名老妇去世,人们惊奇地发现其中一位的背部有伤,另一位臀部竟有新疤痕。木匠和女仆兴高采烈地认为她们就是那些受伤的猫。

    后来很多人都加入到了搜寻女巫的队伍。一个老太婆由于腿被摔断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向来面目可憎的她,看起来十分像女巫。大家不约而同地指控她就是那第三只母猫,于是大家把老太婆从床上拉起来囚禁到监狱,第二天,这个在监狱里的老太婆就被活活折磨死了。

    艺术化处理之后的词语总是具有神奇的力量,不但能掀起群体心中的惊涛骇浪,还能平息诸多的大小风暴。纵观历史,仅仅用那些因各种词语和套话而死去的人的尸骨,就完全足够建造一座比古老的齐奥普斯(指古埃及人为胡夫法老建造的金字塔)更高的金字塔。

    词语的威力与其唤醒的形象密切相关,但是这却未必是其真实存在的含义。

    语言的作用尚且不止于此。除了可以诱发其他形象之外,有些词语本身就具备着某种形象的缩影,是特定形象的代表。词语越是不明确,它的影响也会越大。大众往往会把自己潜意识中的希望,寄托在几个似是而非的词语中,如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这些词语定位极其模糊,即便是一大堆专著也搞不清它的真正含义。但也不要小看它的力量,这区区几个词语却蕴涵着神奇的威力,这些就是所谓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往往都被这些词语集于一身。

    推理与论证无法战胜某些词语和套话。倘若套话和群体一起隆重登场,那么这些词语的出现,便会让人们不由自主地俯首而立,肃然起敬。这些词语所塑造的宏伟壮丽的幻象,使得大众奉它为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也正是这含糊不清的特质,使它们拥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就是隐匿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俯首帖耳、顶礼膜拜。

    虽然诸如此类的形象因时代和民族而异,但套话亘古不变,那些和暂时性形象相互联系的特定词语,正是唤醒形象的开关。

    当然也并非是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具有唤醒形象的能力,一些在特定时间内拥有力量的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大众对其反应会逐渐迟钝,直到它们完全沦为一句空话为止,免去思考的烦琐才是套话真正的作用。我们可以用青年时代的少量套话和生活常识进行自我武装,也可以拥有应付生活所需的一切,我们可以轻松思考,轻松生活。

    只要探究过某种具体的语言,你会发现那些变化频率极慢的词语,它们所唤起的形象和它们被赋予的定义时刻都在变化。我也在另一本书中说过,绝对不可能准确地翻译某种语言,尤其是那些已经死亡的语言。当我们试图用母语来取代一句拉丁语、希腊语或《圣经》里的语句,或是阅读那些历史悠久的经典古籍(即便母语所写)时,我们实际上在做什么呢?我们也不过是在用现代生活持续性地赋予词语新形象和新观念,以图取代旧时代的形象和观念,要知道它们是古代先祖头脑中的产物,他们与我们的生活状态毫无相似之处。大革命时期,人们自认为自己是在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然而除了赋予古代词语新的含义之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词语所唤起的形象往往与它们的实际含义关系不大。我们翻看历史后,便可发现这些热门词汇的意义早已发生变化。

    比如“共和”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人,古希腊人的共和国代表着贵族统治的制度,这是由拥有共同政治目的的暴君统治着一大群绝对顺服的奴隶的时代。由此可见,所谓的共和也只是贵族们的共和,它建立在对大众的奴役之上,倘若奴隶制不存在,这种所谓的“共和”也就不复存在。

    “自由”这个词也诞生于古希腊,然而百姓从来没有享受过思想上的自由。谁也不敢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因为路人皆知,这是滔天大罪!

    对古希腊的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来说,他们的崇拜致使雅典城和斯巴达城——他们完全拒绝承认互为同胞——彼此连年征战。滑稽的是从未得到统一,但却创造出了“祖国”这个莫须有的词汇。西欧地区许多彼此敌视的部落和种族,它们组成了高卢,纵然彼此的语言和宗教不同,但是恺撒却能够轻易征服他们,从中找到盟友,这就是恺撒成功的基石。

    之所以能缔造一个高卢人国家,就是因为罗马人统一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宗教。

    不必舍近求远,就拿16世纪前的事来说吧,法国人对“祖国”的理解与波旁王朝时期发动叛乱的贵族大孔代(他勾结敌国意图篡位)相同吗?词固然还是那个词。过去法国保皇党人跑到外国,他们认为自己反对法国是在恪守气节,因为封建制度的法律不是把土地联系在一起,而是把诸侯同主子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君主在,才会有祖国在。“祖国”对于他们的意义,与现代人截然不同。

    词语含义顺时而变,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历代的政治家都颇为精通这个潜规则:若想真正地用词语去影响群体,我们就必须搞清楚特定词语在特定时期被赋予的具体含义,而不是张冠李戴式的运用。

    对词语,我们的理解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浅薄的多。曾经有人表示,若想正确理解“国王”和“王室”这类词语对我们曾祖父一辈的真正意味,你就必须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若又碰到更为复杂的概念,那么诸多的意外情况便可想而知。

    假如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它们促使群体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恶痛绝,但又无法改变,这时候最好是让这些词汇“改头换面”。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30]很久以前就指出,用新的名称把诸多过去的制度重新进行包装便是执政府和帝国的具体工作。比如说,在大革命之后,执政府把令人生厌的“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换成了“盐税”,过去的“徭役”改成了“间接摊派”,而商号与店铺的税款,也被起了个新名字叫做“执照税”等。

    用新名词取代那些在大众心中形象不佳的旧名称,目的就是利用这层新鲜感有效地去防止或缓解群众的排斥感。对流行用语,或民众早已无法容忍的词汇保持警觉,这是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名称的威力足够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能使最可恶的事情“洗心革面”,变得更为大众所接受。

    史学家泰纳说,大革命风潮中的雅各宾党人,他们就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样的流行说法,不但建立起了堪与达荷美[31]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似的审判台,还干出如古墨西哥人般野蛮凶残的反人类大屠杀。统治者和律师的辩护艺术一样,是一门驾驭辞藻的学问。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同一个词语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含义,所以避免“貌合神离”的假象更是当务之急。

    如果再考虑到种族因素,即使时间使词意发生变化,我们也会看到,在同一个时期,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中间,相同的词也经常会意味着不同的观念,比如使用频繁的“民主”一词。

    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说,民主就意味着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意志和自主权。代表了民众的国家要支配一切,控制一切,要集中权力,要垄断并制造一切,所以无论你是激进派,还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铁杆的保皇派,一切党派都得服从国家。

    在美国人看来,民主是个人意志的强有力发展,这种发展可以超越一切,国家要尽可能鼓励这种发展,所以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

    同样的一个词,在一个民族中代表个人服从国家,在另一个民族却是指国家对个人的彻底服从。

    幻觉——希望和幻想

    群体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便处于幻觉的影响之下。最早的幻觉,来自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他们捏造出神灵,开始崇拜偶像,沉迷在幻觉里。他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塑像并且设立祭坛。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再轻易相信神灵,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人文科学上,形成无数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哲学大行其道,这无疑是缔造了新的幻觉。

    但无论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现在的哲学、社会类幻觉,都拥有着至高无上、坚不可摧的力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身影。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都是为它们而建;18世纪以前震撼全欧洲的那场大动荡,也是为它们而发动;由此可见我们的所有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全都难逃它们强有力的影响。人类都天真地以为可怕的动乱能够消除这些幻觉,却不知道幻觉会在短暂的沉寂后,死而复生。因为幻觉,人类成功地走出了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因为幻觉,人类也会很快又回到最初的野蛮状态。虽然幻觉不过是无形的幻影,但也正是这些幻影,使各个民族创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和伟大文明。

    如果我们烧毁博物馆和图书馆,推倒雕像,把因宗教鼓舞而创作的艺术品统统毁灭,那么人类伟大的梦想又能留下什么呢?人类必须怀抱希望和幻想才能更好地活下去,这就是诸神、英雄和诗人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科学曾在19世纪中叶承担此任务,但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毕竟是有所欠缺的,因为科学既不敢做出慷慨的承诺,也无法像幻想一样肆意撒谎。

    19世纪的哲学家致力于破坏大众群体对宗教、政治和社会的幻想,他们完全忽略了——我们的祖先正是在这些幻想中,才生活了这么多个世纪。倘若毁灭了人们对来世幸福的幻想,让大众的希望都灰飞烟灭,这便也意味着终结了人民的安守本分。幻想被扼杀之后,大众群体就茫然无知地去面对无声无息的自然力量。然而这种自然力量,是不可抗力,它从来都不会对软弱、慈悲、正义的人有任何同情或偏爱;对残忍、自私、贪婪的人,它也不会有任何歧视或惩罚——它始终对任何人都无动于衷。无论哲学的进步有多大,迄今为止也从来没有真正可以让人民群众为之着迷的理想,这恰恰与大众的本能不相符,其实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大众都需要自己的幻想,面对那些刺激幻觉的夸张承诺,他们就会飞蛾扑火般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言令色者。

    真理绝对不是推动各个民族进化的主要动力,谬误才是。之所以自由民主主义广受欢迎,就是因为它那具有活力的最后幻想。尽管它的荒谬证据确凿,但它依然继续发展。它的鼓吹者大多都是那些非常无视现实、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

    由于大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纵然证据不称心使得他们纷纷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就会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那些能够成功地向他们兜售幻觉的人,都会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想破灭的,都会沦落为他们的仇敌。

    真理传播的唯一手段

    经验是在大众心中可以生根发芽的唯一传播手段,同时也是让过于危险的幻想破灭的最终武器。为了检验真理,摧毁危险幻想,经验必须要日积月累且操作性极强。

    一代人的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下一代人。相关历史事实不能再次被当做证据引用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它们只是证明了:一种广泛的经验即使仅仅想成功地动摇,或是压制那些根植于民众头脑中的错误观点,都需要代代反复出现。

    毋庸置疑,史学家会把19世纪及更早一段时期视为一个充斥着奇特经验的时代——诸多实验在曾经的任何时代都没有实践过。

    法国大革命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最宏伟的试验。社会改革需要遵照纯粹理性的指导,如果没有纯粹理性的指导,而只是全然革新,这就必然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欧洲陷入长达20年的剧烈动荡的史实,就是在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拥戴他们的民族损失惨重。仅仅这一个例子,似乎还不足以证明我的观点,这需要在半个世纪内来上两次破坏性的试验。法国人民为第一次试验付出了300万人性命的代价,最终导致国力衰微,惨遭敌国入侵。第二次试验是法国人民拥戴的拿破仑三世,结果常备军的必要性却通过割让领土来证明。

    尽管试验结果证明我的论点确凿无误,个人感觉仍然不具有说服力。似乎的确还需要上演第三次试验,纵然发生的时间还无法预知或说是遥遥无期。

    19世纪中叶前,法国人民把庞大的德国军队单纯地视为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谬误,就必须上演一场让法国损失惨重的法德战争。贸易保护会毁掉实行贸易保护制度的民族,但若希望大众群体认识到这一点,则至少需要20年的灾难性结果。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在蒙古铁骑统治下的中国,那个东方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更是让人震撼。

    失效的逻辑定律

    如果不是为了指出消极的影响,根本不必把理性视作产生群众心理影响的因素。

    上文已经证明,群体大多不受推理影响,他们只理解由形象拼凑起来的观念。那些影响群体的演说家,他们借助的都不是他们的理性,而是感情。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任何作用,这足可以追溯到巴黎被围困的时期。

    有一天,一名将军被愤怒的大众押到当时的政府驻地,他们怀疑将军把设防计划卖给了普鲁士人。这个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位善于演说的政府官员,他斥责那些要求立刻处死这名将军的人。他没有指出暴动指挥者的荒唐,这说明这个官员自身也是个十足的自我防卫者。他仅仅说了一句:“正义铁面无私,你们的这些请求交给政府解决吧,在政府未下决定之前,我们会把他关在看守森严的监狱里。”于是,人们的愤怒平息了,心满意足地四散离去,这名将军在人群散后十几分钟,便回到了自己的家。试想如果演讲者试图用逻辑定律或确凿的证据来对付盛怒的大众,恐怕就会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更不用谈解救人民公敌了。

    你想要让大众相信什么,就必须得搞清楚是什么让他们变得如此兴奋的,然后假装自己和大众一样,必要时还得用极端的行为更好地表现自己对这类感情的狂热,或者再打一套低级组合拳,最后用那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他们的看法,比如捏造场景、追忆往昔、憧憬未来等。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功地引导大众回到他们最初提出的观点中,慢慢达到激起特殊感情的目的。

    这样还远远不够,演说者还得密切关注讲话的效果与大众的情绪变化,然后不断调整自己的措辞,让群体把感情更倾向于自己的需求。

    这也证明演讲完全不可能事先进行准备和研究。事先准备好的演讲,演讲者只是遵循自己的思路而非听众的思路,仅仅这一事实,就注定他的演讲必然失败。

    讲究逻辑的人,惯性地相信那些系列式的严密论证步骤,因此,他们向群众讲话时,也总希望用缜密的逻辑来引导听众,或是用严谨的推理来牵制听众,可是在现实中偏偏群体对此完全无视,也难怪他们会时常百思不得其解。

    一位逻辑学家写道:“建立在三段论之上的推理公式,得出的数学结论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答案,由于有这种绝对的正确胜。即使是无机物,只要它能演算这一组公式,也必然能接收到正确的答案。”纵然有道理,但是群体也并非就比无机物更聪明,所以你不可能指望他们遵守这种推理,毕竟他们甚至连理解推理的能力都没有。

    如果你尝试用推理来说服原始人,你便会知道推理是多么的无用。即使是应对那些几百年前的宗教狂,理性也是丝毫抵挡不过大众感情。

    与感情的力量相比,理性显得过于苍白无力。让理性与感情对抗,就完全无异于以卵击石。当然我们其实也不必如此降低智力来理解这二者力量的悬殊问题。简单来说,我们只需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便能知道在几百年前,不具备最简单逻辑性的宗教迷信的生命是多么的顽强!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最理性的智者也不得不在宗教感情面前俯首称臣。只是到了现代,宗教的真实性才遇到了一些挑战。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也有不少开明之士,但从来没有人通过理性思考来认识自己幼稚的迷信问题,更没有人会去怀疑魔鬼的罪行,怀疑烧死巫师的必要性。

    我们无须对此表示遗憾,因为群体从来都不受理性的指引。

    毋庸置疑,幻觉是支配我们无意识力量的产物,相对推进人类文明进程来说,这些幻觉非常必要。正是幻觉引发的激情、痴迷和狂热激励着人类走上文明之路。

    每个种族的精神成分都会携带着这个种族的命运定律,而且受制于一股难以抑制的莫名冲动。所以,种族只能服从这些定律,即使这些定律极不合理。每个民族都受自身的神秘力量所左右,这种力量类似于橡果长成橡树或是彗星在自己轨道上运行的力量一样。

    如果要认识这种力量,就必须要研究这个民族的整个进化过程,而不是研究那些不时出现的相关孤立事实。如果人们只是孤立地、片面地考察历史事件,历史肯定就会变成一连串不可能的偶然性结果。比如说我们的救世主,如果不是有犹太民族的坚信,耶稣也不可能由一个木匠之子,变成这个影响人类两千多年的全能神,更不可能使得欧洲文明以他为基础形成。

    假如不是阿拉伯民族有着无与伦比的虔诚,伊斯兰教何以建立?几个从沙漠里冒出来的阿拉伯人,也不可能征服希腊、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最后建立一个比马其顿王国的领土还要强大的国家。倘若没有法兰西民族对民主与自由的信奉,以拿破仑一个区区的炮兵中尉,又如何能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征服几乎全欧洲的民族与国王?

    我们还是把理性留给哲学家吧,不要强烈地坚持让理性插手任何统治。一切文明的主要创造力并不是理性,尽管理性一直存在,但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的综合运转——如尊严、舍己为人、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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