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群体的信仰和观点的变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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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念究竟有多牢固

    生物的解剖学特征和心理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通过对不同时代的某种生物进行解剖研究,我们会看到那些不善改变或只有轻微改变的因素,它们的改变得以地质年代来计算。除了这些稳定的特征之外,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极易变化的特征,如畜牧可以增加某些动物的产肉量,园艺技术可以改变植物的开花方式或果实产量等,这些都是很容易就能改变的特征,它们甚至能改变到让观察者忽视其原有的基本特征。

    我们也可以在道德特征方面看到同样的现象。

    一个种族,除了不可变的心理特征外,也有一些可变因素。

    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观点时,在一个牢固的基础结构上,便会有无数嫁接在上面的观点,多如恒河沙数也就不足为怪。

    群体的信仰和观点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们能保持千百年不变,民族的文明也许就是以它为基础形成的。例如过去的帝国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当代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第二类是一些短暂易变的观点,它们通常是每个时代一些普及学说的产物,伴随时代而自生自灭。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就是这类意见,它们不过是蜻蜓点水的痕迹,如那些产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这些观点都是表象的,如同时尚一样多变。

    伟大而普及的信仰数量十分有限,它们的兴衰历来都是每一个文明种族历史上让人瞩目的重大事件,是构成文明的真正基础。

    用暂时性观点影响大众的思维并不难,但若想让一种信仰在大众心中坚不可摧却是异常艰难。一旦这种信仰得到确立,要想根除它也是同样的困难,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革新。某些对人们的头脑已经完全失去控制力的信念,也能借助于革命来斩草除根。革命的使命就是清除几乎已经被人们抛弃的事物,因为惯性阻碍着人们做不到完全放弃。所以,一场革命的开始,往往意味着一种信念的终结。

    某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我们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

    在人们开始质疑它的价值时,它的影响力便已经走向衰退。一切普及的信念不过是一种虚构,不被理性审察是它唯一的生存条件。

    不过,即使是一种已经摇摇欲坠的信念,依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也仍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这使该信念难以高效率地消失。当信念的余威尽失时,相关一切也都会被社会摒弃。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不准备更新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就转变自己的信仰。在转变过程中的这个民族,会慢慢接触新的普及观念,直到停下脚步完全接受这种新信念为止。在此之前,该民族的群体会处在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中。普及性的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们决定着每个民族的思想倾向。只有它们有能力激发信仰,形成责任意识然后成功入主群体大脑。

    各个民族都清楚获得普及性信念的好处,他们本能地知道,这种信念的消失是民族衰败的信号。罗马人能够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们对罗马的狂热崇拜。当这种信念寿终正寝时,罗马文明也就走向没落。至于那些毁灭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接受了某种共同信念后集结在一起,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体,彻底摆脱无政府状态时,才能贯彻这一点。

    捍卫自己观点的各个民族,他们的态度都非常不宽容,这显然事出有因。这种对哲学批判表现出来的不宽容态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质。在中世纪,也正是为了寻求或坚持普及性信仰,才致使那么多发明创新者陆续被送上火刑柱,即使他们逃脱了殉道之难,也难免死于绝望之中。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信念,世界才经常重蹈覆辙,制造生灵涂炭的悲剧。

    建立普及性信念的道路可谓是困难重重,不过,一旦它得以立足,便具有长期不可征服的力量。从哲学上看,无论它多么荒谬,最终都会进入最清醒的头脑。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腓尼基人信奉火神摩洛克,为了祭拜这位神灵,人们都以儿童作为祭品。就这样如此野蛮的宗教神话,在超过1500年的时间里,欧洲各个民族竟然一直认为它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仅从哲学角度分析,它是野蛮的。但就这个如此野蛮的信仰,却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使人类窥见了大量迷人的梦境和希望。是的,群体只是单纯地需要梦境和希望,他们并不想知道的更多。

    一旦新的教条在群体的头脑中扎根,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会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在这种环境之下,它绝对地控制着全人类。实干家执意要让这种普及型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执意想把它付诸实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它,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想法。

    基本信念多少都可以繁衍出一些短暂的观念,但它们都带着那些信念赋予它们的印记。无论是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还是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寥寥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文明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们刻骨的印记。

    幸亏有这些普及性信念,每个时代的人才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无法摆脱这些东西的熏陶。人的行为首先受自己的意念支配,也受这些信念形成的习惯所支配。这些信念左右着我们生活中最无关紧要的举止,最具独立性精神的人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才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

    确实,古罗马皇帝泰比里厄斯[50],中国的元太祖成吉思汗[51]和法兰西皇帝拿破仑都是残酷无情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52]、佛祖、耶稣,却对人类实行着更深刻的专制统治。推翻一个暴君可以秘密策划政变,但要反对牢固的信念,我们又能凭借什么?在与罗马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尽管群体同情的是法国大革命,尽管大革命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但最终屈服的是法国大革命。人类所知道的真正的暴君就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想。

    如果从哲学上论证,普及性的信念往往甚为荒谬,但这从来都不是它们获胜的障碍。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某种神奇的荒谬性这个元素,那它们也不可能获胜。正如今天的社会主义信念,虽然有明显的破绽,但这并不会妨碍大众相信它。这种思考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自由民主主义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前者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实现于来世,因此谁也无法反驳它;而自由民主主义的幸福理想需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空洞无物的承诺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因此,它的力量的增长也只能到它获得胜利、开始实现自我的那天为止。由于这个原因,自由民主主义这种新宗教虽然像过去所有的宗教一样,也以产生破坏性影响为起点,但是将来它却不能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意见多变的群体

    我们阐述了普及性信念的强大力量,在这一基础的表面,还会不断存在生生灭灭的观点、观念和思想,它们的寿命都不长,一些意见昙花一现,即便比较重要的,也难以延续百年。这些意见的变化总是受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例如在评价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说,各政党表面上有千差万别——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自由民主主义者等,但它们都有着一个绝对统一的理想——建立一个集权制法国,这个理想完全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决定的。在另一些民族中,同样的名称,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理想。其实无论是为了给相关观点命名,还是为了欺骗大众,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都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以至于他们的眼睛只盯着罗马共和国,搬用这个国家的法律、权标、制度。但是,由于他们处在一个有着强大历史背景的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

    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古代的表面背后,是什么在支撑着它们,然后在这些不断变化的观点中找出受普及性信念和种族特性影响的成分。

    如果没有哲学上的检验,人们会普遍以为,大众会经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文学的历史,似乎也都证明事情确实如此。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即1790—1820年这31年的时间,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最初为保皇派的群体十分激进,他们企图发动革命,后来又成为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变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问题上,他们由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又倒向自然神论,最后又归到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这个反复无常的过程,其实不只是人民群众善变,他们的统治者也同样摇摆不定。国民公会中的一些要人,比如国王的死敌、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他们最终竟然都臣服于拿破仑,成为他恭顺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这些人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中间。

    在以后的七十多年里,大众的观点又发生了无数次的变化。

    19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者统治时期,却成了法国的盟友。两度被法国侵略的俄国,幸灾乐祸地看着法国倒退,然后也和它结为朋友。

    然而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接下来的观念变化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粉墨登场,昨天还受吹捧的艺术家和记者,明天可能就会遭人痛斥和责骂。

    但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时,我们发现,一切与民族的普及性信念和情感相左的东西,都不具备持久力,它们逆流不久便又会回到主河道。它们与种族的任何普及性信念或情感毫无联系,所以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观念,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或者,假如其说法还有可取之处——会根据周围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当今世界的群体中,易变的观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有以下三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昔日的信仰正在持续性丧失影响力,它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当时的短暂观点。但是普及性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观念提供了场所。

    其次,由于大众势力的不断增长,这种势力制衡力量也越来越弱。了解群体观念的极其多变后,它得以无拘无束地自我表现。

    最后,是传媒的发展,它们不断地把完全对立的观点带到大众面前。每种个别的意见所产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中暗示作用的破坏。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它们全都成了过眼烟云。如今的意见,还没来得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或者说成为普遍意见,便都已经寿终正寝了。

    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种世界史上的全新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是指政府在领导舆论上的无能。

    就在不久以前,政府的措施、少数学者和个别几家报纸的影响,它们才是公众舆论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的学者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力,报纸也只反映大众的观点,迎合世俗。对于政客来说,莫说他们能引导各种观点,追赶观点都唯恐不及。他们害怕观点,有时甚至恐惧观点,这使他们采取了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于是,群体的观念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局势竟然发展到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成同盟的地步,例如19世纪末的法俄同盟,这几乎可以说完全是场大众运动的产物。目前一种奇怪的病症是:人们看到教皇、国王和皇帝开始同意接受采访,仿佛意味着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相关看法交给大众评判。过去说在政治事务上不可感情用事,这也许还算正确,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多变的大众冲动所支配而他们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支配的时候,你还能再这样说吗?

    至于过去引导思想潮流的报业,而今也像政府一样,在大众势力面前变得屈尊偏就。虽然还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不过是它一味迎合大众的结果。报业既然成了仅仅提供信息的部门,便意味着它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努力。

    它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出于竞争的必要,它也屈从趋势,毕竟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过去那些稳健而有影响力的报纸,被上一代人当做智慧的传播者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就是沦为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没有哪家报纸可以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观点,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所有断言全部质疑的读者而言,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评论家也不能再恳切地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能够恶语中伤,但不能提供服务。报馆清楚地知道,在形成批评或个人观点上没有价值的东西时,它们便会采取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添上部分“捧场的话”。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命运同样也会光顾戏剧评论。

    如今,密切关注各种意见已经成为报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务。他们不需要间接性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这项任务绝非轻松,因为没有任何事情会比大众的想法更为多变,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大众朝秦暮楚的做法这般常见。

    不存在任何引导思想的力量,加上普及性信仰的毁灭,其最终结果就是:大众对一切秩序的意见所产生的分歧都特别极端,而且越发地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像自由民主主义这种信条的问题,只会在低文化阶层,如矿山和工厂里的工人中间得到追捧,中产阶级的下层成员以及受过相关教育的工人,不是变成了彻底的怀疑论者,就是抱着极不稳定的观点。

    大众观点的演变速度非常惊人。在18世纪中叶之前,虽然与我们相距不远,但是人们的观点大致还可统一,它们的产生是因为接受了一些基本的信仰。只根据某人是个君主制的拥护者这一事实,便可断定他持有某些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只根据某人是共和主义者,便可以说他政治信仰与前者截然相反。

    拥护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过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而共和主义者同样十分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拥护君主制的人有责任为王室说话,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着对大革命的崇敬发言。

    凡是提到一些人名,如罗伯斯庇尔和让·保尔·马拉[53],语气中必须含有宗教式的虔诚,一些人名,如恺撒大帝、罗马皇帝奥古斯都[54]或法国的拿破仑大帝,在提到时也万万不可不猛烈地痛斥他们。连在法兰西索邦的人,也大多以这种幼稚方式去理解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官方任命的历史教授写下的一些东西是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它们证实了法国的大学教育是多么的缺乏理性思考精神。《法国大革命》所言甚是:攻占巴士底狱不但是法国历史,也是整个历史上的一件登峰造极的事,它开创了世界史的新纪元。而罗伯斯庇尔,他的独裁更多的是建立在舆论、说服力和道德威信上,这是一种掌握在高尚者手里的教皇权力。

    目前,由于讨论和分析的缘故,所有观点、理念都失去了声望;它们的特征很快退化,持续的时间仓促到无法唤起我们的任何热情。

    现代人普遍日益麻木不仁。

    对理念的衰退不必感伤。无可厚非,这是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当然,伟大的人、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使徒和民众的领袖——总之,那些真诚的、有强烈信念的人——与专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他们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切莫忘记,由于大众拥有庞大的势力,因此,如果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声望,并能够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就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久地消失。大众时而是位步态悠闲的主人,就像恶名昭彰的罗马皇帝赫利奥加巴鲁斯[55]和泰比里厄斯一样,但他们同时还狂暴且反复无常。当大众在一种文明中占了上风时,它便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推迟自身毁灭的话,那就是尊重极不稳定的大众观点,迎合他们对一切普及性信仰的麻木不仁,倘若与大众作对,就只会加速文明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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