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先驱:清末革命党人秘史-弟是华盛顿,兄是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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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眉、孙文的手足情

    晚清革命党中,很多亲兄弟,在反清历史中颇具盛名,例如早在兴中会时期,广东就有学海军出身的程璧光、程奎光,随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华兴会成立后,湖南又有刘揆一、刘道一,做黄兴的左右手;浙江光复会里,刺杀巡抚恩铭后就义的徐锡麟,四个兄弟均为光复会员。到了同盟会时代,福建方声涛、方声洞,江苏赵声、赵念伯、赵光等,都是在历次起义中前赴后继的角色,黄花岗举义败后,广东革命党人在香港组建支那暗杀团,其中的骨干陈景华、陈自觉和郑彼岸、郑佩刚,以及李应生、李沛基,皆亲兄弟也。辛亥革命中,在攻打南京的江浙联军司令部里,负责起草文电的茅乃登、茅乃封,司理兵站军需的陶逊、陶骏保,也是民国史家常常谈论的人物。

    革命党中的兄弟,各有各的故事,若以时间之先和人物分量来论,当然首数孙眉、孙文哥俩了。细说起来,这里面鲜为人知的秘辛,曲折婉转的故事,不仅流露出孙氏兄弟的真性情,有许多感人至深的韵味,那一代人为了理想而不惜毁家纾难的勇气,更令人敬而服之,回味不已。

    因宗教信仰,兄弟失和

    孙眉是孙家长子,字德彰,号寿屏,比后来以孙中山之名蜚声世界的这位从弟,大了整整12岁,也为其弟领导的革命事业,奉献出了一切,长兄如父,适其言也。

    清朝同治末年,随着西风东渐,东南沿海村民漂洋过海,到南洋及欧美谋生,几成风习,孙氏的老家广东香山县紧邻港、澳,自是领风气之先的地方。孙家世居翠亨村,本是小康农户,到缝工孙达成这一代,家道中落,生计窘迫,孙眉也在17岁那年,随着乡人远赴檀香山,闯荡生活。彼时檀岛还是半开垦状态,人烟稀少,荒地很多,孙眉体格强壮,头脑灵活,起初几年,为当地人做田工,待略有积蓄,便向岛上政府提出申请,去檀香山五大岛之一Main(中译茂宜岛)去开荒。时值1876年前后,美国政府与檀香山土著订立契约,大规模发展种植业,需要更多劳力,广东各地应招前往该岛拓荒者,也越来越多。借着这个机会,孙眉陆续租到千数百英亩山地,又从家乡雇来许多伙计,数年之间,备尝艰辛,将大片荒山野岭,开辟为绵延无际的良田林园,除了栽种果树,耕作庄稼,还畜养了上万头牛羊,因农庄经营得法,收获非常可观。

    到光绪初年,二十三四岁的孙眉,已在檀香山中心火奴鲁鲁及茂宜岛的茄荷蕾埠,各开设了一间商店,出售农牧场收成,积资达到数万元,成为当地华侨中的富户之一,人称“茂宜王”。所居地加孖里奥,背倚姑剌山,面朝茂宜岭,且俯临浩渺太平洋,景色壮美。孙家住宅就位于层峦叠翠的山谷中,为木质大屋,院内凿有泉水井,四周种有大片沙梨、橘、柚等果树,并设烤猪之用的铁炉,种种规划,都体现出世外桃源的情趣。孙眉的勤恳能干,善于经营,于此可见一斑。

    渐致富厚的同时,孙眉屡次写信回国,称赞檀香山风俗之优良、土地之肥沃,并准备接奉父母来岛就养,以尽人之常情。不久,他从檀香山归乡省亲,详述异国风土人文,对孙文很有吸引力。台湾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中所记:“一八七七年六月九日,孙先生长兄德彰从檀香山回到翠亨村结婚,在家居住三个多月。孙先生从长兄言谈中得知海外种种乐趣,心向往之”,即谓当时情况。孙达成这年已66岁,以赴檀岛海路迢迢,自己年老体弱,无意远行,乃由夫人杨氏偕幼子孙文,于光绪四年(1878)5月,从澳门坐船起程,在海上飘摇了数十日,始到檀香山。所乘的两千吨英轮“格兰诺去号”,还搭载了不少孙眉从香山县招募的工人。

    这是孙文的首次出洋之旅,后来他在《伦敦蒙难记》中自述革命生涯时提到:在浩瀚的太平洋上,13岁的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乃生“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这时的孙文,穿着长袍马褂,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小辫子,在乡间私塾里已念了六七年的四书五经,他迈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却是从走向世界开始的,相比同时代仍在“子曰诗云”的大部分仁人志士,可谓与众不同。那么,对于孙眉来说,孙文的到来,又何尝不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呢?设若他没有这样一个后来注定要成为革命家的幼弟,或许此生便可以做一个家业殷实的富商,要么在这异国的岛上旅居下去,彻底融入当地社会;要么衣锦还乡,度过优游平静的一生岁月。但革命的冲击力又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后来改变了中国、震撼了全世界的兄弟,孙眉的生活和思想也随着清朝末年反清排满的革命大潮,不由自主而一再被涂改、被重塑了。

    孙文来到檀香山后,孙眉安排他在茂宜岛自家所开的德隆昌米店里,佐理商务,学做生意。但这位幼弟有志于学,做了不到一个月,对盘货、打算盘记账之类甚觉索然无味,于是,大哥送他去火奴鲁鲁最好的英国教会学校——意奥兰尼学校住校就读,年金为一百零五美元,斯时当地工人月薪不过二三十元,此项学资已相当高昂了。三年后毕业,孙文的各科成绩均为优秀,且获英文文法第二奖,由夏威夷王在毕业礼上亲自颁给,孙眉颇引以为荣。唯一让他不满意的是,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孙文不止掌握了流畅自如的英文,被牧师们熏陶了几年,竟对耶稣和《圣经》发生了兴趣,并常常参加教堂唱诗班,只差未接受洗礼了。

    孙眉深感忧虑,偕弟回到茂宜岛后,仍令其学习经商,并预备尽快把店铺交给孙文打理,自己则可以专心于正在蒸蒸日上的垦牧事业。岂料孙文志不在此,只做了半年,又提出请求,要继续读书。大哥无奈,便把他送入美国人开办的奥阿厚书院,继续升学。该校相当于高级中学,是檀岛上最高书院,学费自然不菲,但是孙文仅读了三个月,便因为与大哥的一场争端,而戛然中止了。原来,奥阿厚的背景是基督教公理会,学校内的宗教气氛比之意奥兰尼,更为浓厚,孙文入校以后,早晚参加祈祷,对礼拜日教堂活动也极感兴味,他在基督教义中找到的更多道理,远非早年熟读的四书五经所能给予,于是,言谈举止中,流露出加入基督教的愿望。但这又是孙眉所不能理解的。

    孙眉从小受礼教熏陶,在家乡时也读过几年私塾,现在虽已在海外生活多年,对基督教素却不以为然,内心里还是个“国粹派”。因而,闻讯大为生气,勒令幼弟立即反教并且退学,孙文当然不肯,两人为此大闹了一场。孙文的早年好友陈少白记述:

    ……这样,两个人斗起口来,孙先生就被他哥哥打了一顿。打过以后,哥哥不理他。孙先生倒也负气起来了,就拿了一只衣箱,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他想到什么地方去好呢?摸摸身边也没有钱。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后来就跑回到教会学堂里面去。见了牧师,就说:“我哥哥不要我读书,我现在站不住要回去了。”牧师听了,很怜惜他。苦苦地劝他:“你暂时住在学校内罢。隔两天,等你哥哥气平了,再可以去商量的。”但是那时候孙先生觉得既和哥哥斗气出来,再也不能住下去了,并且出国已六七年,想回去见见家乡情况,所以他还是很坚决地要回国。牧师见劝既劝不住时,就帮助了他的船费,使他回到中国来。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2-23页。

    这是光绪九年(1883)六七月间发生的事,孙文在自传中说:“初拟在此(按指奥阿厚书院)满业,往美国入大书院肆习专门之学,后兄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孙文自称)进教,为亲督责,着令回华,是十八岁时也。”《国父自传》,引自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152页,台北: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年。

    念手足之情,兄助弟业

    孙文回国后,孙眉气了一阵,又懊悔起来,觉得因为幼弟信仰基督教,而迫其回国,实为不当,但又恐他今后日趋洋化、背离中国礼俗,于是写信回家,要求他以发扬中国王道文化为志,在国学方面多下苦功,深植其基,并以此作为照旧提供学费的条件。为此,特意将檀香山一部分财产,分在孙文名下,以为策励。然而,时隔不久,孙眉便接到父亲的来信,缕述孙文与好友陆皓东破坏村庙北极殿里的神像,而遭乡人群起责难一事,语多顾虑。这件事发生后,孙家允出花银十两重建偶像,以平众怒,惹了大祸的孙文则遵从父命,于当年秋天悄然转学到香港,以避风头。在港岛,先后入拔萃书室、中央书院,研习英文,兼修国学,经国学教师、也是传教士的区凤墀施礼,而正式加入基督教,即在此时。孙文时年19岁,每周假日都去书院附近的道济会教堂,听牧师讲道,听众中就有后来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分别掌财政、外交两部的陈锦涛、王宠惠。不久,区凤墀为孙文改号逸仙,后来数年,他在广州及香港学医,皆用此名,到从事反清革命后,孙逸仙的名字更轰传天下了。值得一提的是,区氏本来是孙文的老师,又过十年,竟也加入了由得意门生发起的兴中会,并掌理会中会计多年。

    孙文在家乡毁像渎神的事,虽暂告平息,但又擅自受洗入教,让远在檀香山的孙眉愈加担心。他生怕弟弟因名下分有一笔财产,由此不受家人约束,放纵行事,再惹出什么麻烦,权衡了再三,乃函召其速往檀香山,以便就近管教。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孙文再赴檀香山,到了姑剌牧场,被罚锯木数日,大哥谓其“任性妄为,贻家庭羞”,面斥的当儿,因孙文顶嘴,冲突升级,孙眉一气之下,令退还所给财产,并一不做二不休,偕至律师所办理了退还赠产手续,以示惩戒。冯自由《革命逸史》、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皆载此事。

    由此可见,兄威远胜于父命,在孙家尤其如此,盖因孙达成与杨氏共养育6个孩子,其中3个幼年夭折,孙眉、孙妙茜、孙文、孙秋绮四个子女中,眉为其长也。当时孙眉的想法,是要弟弟就此留在檀岛经商,做个安分守己的有钱人,不是很好吗?因而,在对弟弟责罚后,仍送他到茄荷蕾埠料理店务,以期有所改观。但此时的孙文,眼界已开,颇具主见,且正处于少年叛逆期,不甘俯就长兄的粗暴管制。这一回,又是以孙文愤而出走,独自就道回国,结束了兄弟之间一场波澜:

    (在檀香山)居久之,以屈处茄荷蕾小肆,其志不伸,遂自赴檀山正埠,拟取道回国,德彰亲往慰留,且以不给旅费难之。总理(按指孙中山)乃求助于授业师美教士芙阑谛文(按英文名Frank Damon),芙教士慨然赠以美金三百,总理始获成行。既而德彰深悔督责总理过严,即以巨资寄达成公,助总理向学。冯自由:《孙眉公事略》,载《革命逸史》第二集,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2页。

    冯自由所说“檀山正埠”,即檀岛首府火奴鲁鲁,孙文从茄荷蕾出奔到此,寓居旧同学钟工宇所开的裁缝铺中。钟氏是孙文在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时的莫逆之交,后来在《孙逸仙博士,我的同学与朋友》一文中称,孙文住在他那里有好几个礼拜,大哥孙眉接踵而至,虽温言慰留,仍无法使其转意;孙文的返程旅费,还是靠了奥阿厚书院教师芙阑谛文在朋友中筹款,才得以足数的,钟氏也捐了五元,等于他做裁缝一个月的薪资。1885年3月,孙文踏上回国轮船,那天只有钟工宇一人为他送行,钟后来成为一名实业家,在檀香山创办了华美银行、火奴鲁鲁果业公司等,也曾加入兴中会,对孙文多有助益。

    出人意料的是,对于孙文的第二次“起义”,哥哥仍以宽宏大量待之,并许诺:只要弟弟用功学习,将源源供给今后所需学费。这时,孙文刚满20岁,已有两次出洋经历,客居海外数年间,耳濡目染,已具备新知识、新思想,他改造中国的理想,自也发端于此间。在民国初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回忆:“忆吾幼年,从学私塾,仅识之无。数年后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时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祖国、拯救同类之愿,于是乎生”,就是这种理想明白的表达。若究其源,他走向革命之始所必需的机遇和能量,不正是来自这位对他宽猛相济、瞩望甚高的大哥吗?

    在以后的几年里,孙文先后就学于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香港雅丽氏医院开设的西医书院,前者年交学费二十元,但寄住哥利支学堂十号宿舍一年多,加上喜食猪血、牛肉饭,花费自然增加数倍;到转入后者时,交游日广,所费愈多,他的同学关心民回忆,孙氏在该校读书时,性格豪爽,不重财物,有钱辄请客吃饭,但相比之下,更重视购置书刊,“有时甚至因买书而欠债,等其兄德彰兄寄钱来后,再行还债,并复请客吃饭如故。”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引自王俯民:《孙中山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直到1892年7月,孙文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雅丽氏西医书院,并取得了行医资格,他在这五年中衣食无忧,用度宽裕,能够用心于课业,且博览群书,都赖其兄所给予。孙文日后能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与早年在这两所医学校所受的科学教育,关系极大,以此观之,孙眉对这位倔强不羁、心怀异志的幼弟,督责之切、关爱之深与期望之厚,真真令人可感可佩。

    顺天下大势,毁家纾难

    在这同时,久居檀香山的孙眉,随着年龄渐长,对祖国命运关切愈深,加上耳濡目染西土自由民主思想,已不像早年那么循守规矩了。风闻孙文在广州、澳门行医期间,时作歌颂太平天国演讲及反清复国言论,始而不以为异,一笑置之,继而有所同情,渐渐改变保守立场,身不由己卷入其中了。甲午年(1894)中日开战,清廷大败,朝野震惊,孙中山与郑士良、陆皓东、尤列、陈少白等,秘密筹建革命团体,以倾覆满清政府为目标,自是开始。这年秋冬间,28岁的孙文第三次出洋,依然是到他所熟悉的檀香山,向该埠华侨募集义款,酝酿创立兴中会,图谋大举。在此期间,专程去茂宜牧场,与大哥商量机宜。孙眉这时的心理,经过檀香山政潮洗刷,已经大变,就在此前一年,檀岛土著在外界影响下,发生大规模革命,夏威夷王被逼退位,国体也由君主制改为共和制,孙眉身处其地,目睹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思想上受到很大冲击。因而,这次见面,不仅称赞孙文胸有大志,且以身作则,成为当地华侨中首批加入兴中会者之一。

    当时加入兴中会,会员须交纳底银五元,另外规定会股银,每股十元,可自由认购,许多会员都赞成反清,但囊中羞涩,无力入股。最初仅收到58人交来会底银二百八十八元,孙眉见此情形,一次认股二百元,以为号召,才得到侨商邓荫南等陆续捐款。兴中会成立当月的总经费,一百二十多名会员所交会底和股银两项,也不过一千三百八十元之数,其中孙眉、邓荫南所出占了近一半。孙文到檀岛活动未久,就接到香港方面急电,催促他买舟回港,主持广州发难,乃于乙未年(1895)1月踏上归程,为第一次武装起义作准备。临行前,孙眉看到孙文筹集的款项,距所需之数尚远,于是不惜“毁家”,以每头六七元的贱价,出售一部分牛群,得款两千美金,用于购买枪弹和联络各路豪杰,以俾兴中会的首次发难,事有所成。算下来,孙文的檀香山之行,募得资金约合港币一万三千余元,这其中,多赖孙眉的“急公好义”。这才是他襄赞其弟从事革命事业的开始。

    1895年重阳节前夕,兴中会联络江湖会党,拟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因为密泄,官府严加缉拿,多名党人被捕,首领陆皓东死难,孙文也被清廷通缉,先后逃亡日本、美国。他到檀香山后,向孙眉讲述广州起义事败经过时,神情沮丧。大哥反而勉励他不必气馁,应更加广泛联络美国华侨,扩大兴中会影响,再谋反清大举。不久,因风声日紧,杨太夫人也偕卢夫人慕贞及孙科,避居檀香山,此时孙达成已病故,一家人同住在茂宜牧场,长达五六年时光,都依靠孙眉照料。孙文在檀岛安排好家小,少了后顾之忧,不久远行美洲大陆及英国,被囚禁于伦敦清使馆的一幕,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随后他以英文写作并发表《伦敦蒙难记》,声名大噪,被欧美报界视为世界有影响的革命家。如此,孙眉对其从弟更是高看一眼了。

    己亥年(1899)秋冬,檀香山爆发疫病,华埠尤为严重,当地政府为了防范情势蔓延,单方面下令焚烧疫区,许多华侨被驱往市外,住房、店铺付之一炬,孙眉因此损失不少财产,对清政府处置无能,保护同胞不力,怨恨益深。如此,他对孙文的事业倾力支持,有求必应,当时,正值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因缺乏资金,出刊断续无常,社长陈少白屡向孙文告急,由孙眉多次汇款到港岛救急,购买纸张油墨等,才使报纸不至于停版。后来孙眉因钱财短绌与陈少白交恶,这是他经常提到的一件事。

    癸卯年(1903)秋,孙文在惠州三洲田第二次举事,失败之后,从日本再度回到檀香山,寻求在华侨中发展革命力量。旅居日本的数年里,化名中山樵,同志都以孙中山称之,然外界不知也。到檀香山后,即往茂宜岛拜见杨太夫人,与家人团聚,这时,他的长子孙科已满12岁了。杨太夫人屡以从事革命危险,而行医稳定,劝他重操旧业,孙眉却常为幼弟辩解。某日,母子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杨太夫人语总理曰:革命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亦在救人,第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自寻烦恼?德彰曰: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自应始终一贯,岂可轻易变更,前功尽弃。冯自由:《孙眉公事略》,前引书,第6页。

    闻者皆称为深明大义之言。孙眉从思想保守的农场主,数年之间,一跃成为其弟反清事业的支持者,除了对革命的理解日益加深,还有浓浓的手足之情吧。这个时期,随着美国加快将檀香山土地收归国有,并增加租地限制,茂宜牧场的收入已大不如前,次年三月,孙文踏上赴美国行程时,哥哥无法多给赞助,临行时除少量川资外,特送龙涎香一枝,以备旅途不时之需。及乘“高丽号”邮轮到旧金山,因保皇派分子事先向移民当局告密,孙文被拘留木屋中半个多月,脱难后生活一度困顿。到了纽约以后,落脚于华人牧师许芹主持的基督教长老会教堂内,蜗居四楼一个小房间,为了按计划进行筹款、演讲等活动,乃将龙涎香变卖,用以济急。这时,孙文对于大哥的感激深情,岂可用言语表达者也?

    为革命捐输,究竟几何?

    到光绪三十年(1904),夏威夷政府改订租地年限条例公布,新规将檀岛土地收归国有,对于旧租地者极为不利,孙眉聘请律师起诉,此案拖延了两年,始由法院作出败诉判决,茂宜牧场产权仍须归还政府。这一下,三十余年辛苦经营,除了自有财产,其余血本无归,孙眉的愤懑与无奈,可想而知。为此,他专门返回香港,又赴越南,与孙文面商善后办法。此时,同盟会成立已近两年,经国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起义之败后,又将在广西钦廉及镇南关举事,孙文坐镇河内筹划军事,用费甚巨,对大哥的窘境无能为力。孙眉不得已,决定委托好友,陆续把在檀香山经营多年的商铺、房屋等,悉数变卖,并安排眷属及杨太夫人、卢夫人回国,落脚于香港九龙城。最后一次财产转让,是在1908年年底将姑剌牧场作价三千七百一十二元,卖给了当地人安东塔瓦拉斯,出让物业包括“牧场的土地与房屋,另有牛只一百二十头、马十六匹、骡四头、猪二三一只及家禽,牧场、农场及厨房所有的工具和器具”,如此廉价,与甩卖无异。黄健敏编著《孙眉年谱》,1908年12月1日条,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在九龙,起先是租屋以居,不久,在老友陈少白帮助下,建起了自己的房子。陈少白主持《中国日报》时,因在报上刊登言论报道,激烈反对粤汉铁路官办,对广东富豪陈赓如等最终争得民办权,助益甚多,获得一大笔酬劳,在九龙牛池湾购得一片荒地,除了自家营建别墅之外,还有余地数亩,由孙眉出名顶下,相约待变卖檀香山产业汇款一到,即偿付地价。孙眉兴致勃勃重建家园,经过一年劳作,营造庐舍、栽种果树、饲养牛豚,终于成了一间小农场规模。不料,举家迁居未久,就接到檀香山来信,告知委托变卖余产的所得,仅足抵清诉讼费用,孙眉闻之,大失所望,而陈少白催款愈急。孙眉大怒,以几年前曾鼎力资助陈少白办报,而今自己落难,陈氏却因戋戋之数失义,几欲与其绝交。

    后来,陈少白向香港同盟会会长冯自由申诉委屈,说过这样一句精辟的话:

    弟是华盛顿,兄是拿破仑;华盛顿,可容易商量,拿破仑则真无法应付耳。

    孙眉责备陈少白时,声色俱厉的神态,于此毕现矣。在困顿生活中,孙眉勤俭度日,投入革命更加热情,宣统元年(1909)年末,同盟会运动广州新军起义,事前缝制青天白日旗的场所,一在香港湾仔冯自由寓所,一在牛池湾孙家小农场,数日内,两处赶作三色旗百余面。次年元旦,党人倪映典率领新军发难于广州燕塘,与巡防营交战时所举的旗帜,便是孙眉等人熬夜苦劳之作也。当此时,孙文正在美国西海岸各埠为革命军筹款,忽然接到孙眉从香港打来电报,告知杨太夫人病重,并急需款用,可是孙文早先已被港督宣布不准入境,于是写信催促在美国读书的侄子孙昌,携眷从速回国,以代其尽人子之情。孙昌是孙眉的独子,是年28岁,就读于加州医学院,因学费不继而停学,正拟返回香港,由于父亲经济来源已断,川资无着,只得向其叔求助。孙文在1910年2月间函告孙昌曰:

    ……叔近已开始筹款,籍供汝等回国之需,今日接到汝父电报,谓祖母病重,需立汇去银钱若干,因循其请,已先行遵照办理,拟于明日汇去港币一千元,故对于汝方所需,不得不稍延,因叔之经济能力不克同时负担也。《致孙昌函》(1910年4月8日),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454页。

    不久,孙文“尽其全力所能及”,给孙昌汇去了伍佰元支票,以助其成行。由此可见,孙眉既已破产,孙文虽掌握革命军费巨万,对家事也无从弥补也。孙眉后来生怨于弟弟,于此不无关系。恰在此时,孙眉参与广州新军起义的事,被港英政府侦知,且了解到他与三点会等秘密会社联络频繁,加之孙文之名影响巨大,唯恐这对兄弟在港岛惹出什么乱子,到这年春天,港府以保护岛内安全为辞,下令孙眉离境。此时,孙文隐居日本,住在友人宫崎寅藏家里,孙眉赴日后,投奔其弟,同居一室。不知什么缘故,这哥俩别离数年,备尝艰辛,一见面又吵起架来。宫崎氏的夫人槌子回忆:

    此时,孙德彰先生在夏威夷的事业已经失败,故与孙先生一起来日本,并住在我家里。孙先生跟孙德彰先生在我家大约住了十天,这期间有些插话可述。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孙德彰先生在大骂孙先生。孙先生被乃兄责骂,一言不发,一直默默地在听乃兄的话。个性很强的孙先生,也有这一面,这个事实使我非常地感动。宫崎槌子:《我对于辛亥革命的回忆》,载《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8页。

    可见,孙文虽已四十多岁,在家事方面仍要听乃兄的话。时隔不久,日本政府下令孙文限期离境,6月下旬,孙文偕孙眉及同志杨寿彭,在神户搭乘“安艺丸”,转赴南洋。途经香港时,接卢夫人上船,携妻、子南行。孙文这么做,是考虑大哥此时处境艰难,不愿再以家眷拖累兄嫂。抵达新加坡不久,即传来杨太夫人病逝于九龙的噩耗,孙眉、孙文羁留海外,不得回返,于是委托同盟会员罗延年经办治丧。秋末,孙眉与孙文一道再赴马来西亚庇能,同盟会重要干部黄兴、赵声、胡汉民及南洋各埠代表陆续而至,这便是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先声——庇能会议了。孙眉后来自诩对革命有功,也包括此一大事。

    转年便是辛亥(1911),阴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领一百多名同盟会员攻打两广总督署,八十余人战死,此役虽败,却将孙文经营多年的反清革命推向高潮,加快了覆灭清廷的进程。这年初夏,孙文任命孙眉为同盟会南方支部副支部长(胡汉民为支部长),委派他在省港发展组织、联络会党绿林,孙眉化名黄镇东,迁往广州湾(今湛江)暂居,开设店铺作为秘密机关,招揽党人、购买枪械,在高州及雷州半岛一带组织民军。此时,昔日拥有一望无际土地及成群牛羊的“茂宜王”,为了革命毁家纾难,短短几年时间,已到了生活无以自给,开始向亲朋告贷的地步。而这当儿,孙文奔波于美洲各地演说筹款,行踪不定,孙眉只好向远在加拿大的冯自由求助,冯氏正在温哥华创办《大汉日报》,接到信后,屡以小笔款项济之,孙眉才得度过最后的艰难时刻。

    至此,孙眉为了支持弟弟的反清大业,可以说已尽其所有,但是,若算一笔账的话,究竟几何?就在此前两年,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因与同盟会闹意见,曾在海外刊布传单,散播流言,攻击孙文假借革命之名,图谋私利;孙氏愤怒至极,乃致函欧洲同盟会,予以辩白,从所述各事中,略可看到历年以来,孙眉为襄助革命事业付出的代价:

    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按指黄花岗起义)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自此(按指庚子年惠州起义)吾一人财力以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来,所费资财皆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国人及日本人之助者前后统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恒产耶?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恒产作按,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以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乃陶(成章)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革命耗折之,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致吴稚晖函》(1909年10月),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20-421页。

    孙科晚年在口述自传中也提到,他幼年初到茂宜岛时,孙眉的农庄本来经营得很好,但因每次革命捐款很多,“前后约有十几万美元,都被总理用掉了”。孙眉的长孙孙满后来对台湾学者说,孙眉前后慷助乃弟的革命经费,计约七十万美元,“倾家荡产,在所不惜”。此二人所述,当非虚言也。

    做都督不成,息隐林泉

    辛亥阴历九月,广东宣告光复,胡汉民被推举为都督,自香港赴省城一月余,孙文也从海外回国,船经港岛时,召胡氏同往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委任总统府秘书长,粤督一职,由陈炯明代理。这时的粤省,政派林立,民军麇集,局势复杂且混乱无序,陈氏站不住脚,屡次表示辞职。一部分同盟会员及华侨自发选举都督,各推其主,先后有汪精卫、冯自由、高剑父、莫纪彭等被列入人选,群拥孙眉为首领者,亦不在少数。孙眉的拥趸们并联名致电南京临时总统府,文电多达百余封,要求孙大总统明令任命其兄为广东都督。孙中山初膺临时大总统,正在力除晚清任人唯亲陋习,而且深知孙眉性情忠厚,说话办事直来直去,易为人所利用,于是去电劝慰大哥,还是致力于实业,切勿涉足政坛。其电如下:

    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此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致孙眉电》(1912年2月21日),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14页。

    为了免生枝节,同一天,孙中山另电致广东各界团体,并送各报馆,公开申明自己的意见,以勿举孙眉为都督为盼,此议乃罢。同时打电报给孙眉,要他立即离开广州,以远是非之地。电文简白文雅,态度率直,情真意切,可见孙中山的办事风格,虽与孙眉一脉相传,但眼界却是高屋建瓴,胜过其兄一筹:

    连接各界议举家兄为粤督之电文,未作答,非避嫌也。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粤都任重,才浅肆应,绝非所宜。若为事择人,则安置民军,办理实务,家兄当能为之。与其强以所难,将来不免覆楝,何如慎之于始。知兄者莫若弟,文爱吾粤,即以爱吾兄也。引自《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前引书,第1770页。

    孙中山判断得很准,广东部分团体群拥孙眉为都督,实有内幕所在,乃是民军首领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人为了反对现任都督陈炯明,而采取的政治斗争计策,他们抬出孙眉与陈氏作对,实为自保,且为今后操纵粤省政坛作准备。但孙眉哪里明白这些,这时他已年近六十,认为自己多年以来,为了支持孙文事业,毁家纾难,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后,流离失所,始有今日,弟弟如此对待一个开国功臣,未免无情无义了。于是在是年二三月间,束装赴宁,从者有前新军标统、下野副都督黄士龙及失意军人等数十人,集体上访,来向孙中山责难。动身时,给孙昌信中说:“父今搭高丽船前往南京,与你叔商量国事,十天回粤”。

    胡汉民在自传中,对孙氏兄弟情形有一段记述:

    先生(按指孙中山)之兄孙眉为所动,则偕黄士龙等至南京,余察其言,不啻为反动派游说,而先生亦前知王和顺等之为人,戒兄眉勿受其欺。巳而民军拥戴孙眉之电报纷至,先生则自为电斥之,谓:“素知兄不能当此民军大任,毋误粤局。”眉怏怏而去。《胡汉民自传》,7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

    当时见面之下,孙中山劝告大哥远离政治,还是发挥自身特长,经办若干实业,以娱晚景为好。孙眉无言而退,据说返粤后思前想后,闷闷不乐,竟将兄弟合影镜框摔碎。至于广东都督一席,孙中山在当年4月辞去临时大总统,返粤视察时,恰逢陈炯明辞职,孙眉再次到广州面见其弟,“以在革命孕育时期,其功比任何人为大”、“此时不说酬功,在陈炯明、胡汉民二人尴尬之间,应以我为最适宜”等为由,为都督事做最后的争取。孙中山仍婉劝之,谈话不欢而散。据居正《梅川日记》,载《居正文集》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9页。结果,几天后,孙中山向省议会推荐胡汉民继任粤督。

    孙眉回乡后,息影林泉,徜徉于香山、澳门间,同住在澳门风顺堂四号的,除了夫人谭氏及孙昌一家,还有卢慕贞及其女儿孙娫。他最后一次与弟弟见面,是在1913年6月,当时孙娫患病濒危,孙中山乘船由沪抵港,径赴澳门探视,停留时间约一周,数日后其女公子即不治身亡。又过一个月,二次革命爆发,随着南方各省讨袁独立相继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袁世凯下通缉令以十万元购之,孙眉无法再回香山县翠亨村老家,此后定居澳门,郁郁度日,直至1915年2月病逝于此,兄弟再无相见之时也。

    孙眉享年61岁,后代仅孙昌一子,生于檀香山,在澳门长大,其后游学日本、美国,1910年加入同盟会,在港澳从事革命活动。孙眉去世后,孙昌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护法战争兴起,在广州大元帅府担任别动队中校,参与军机。一日,奉命乘船押运饷械至广州黄埔,误入护国军“海圻号”警戒线,遭到炮击,溺水殉职,时年37岁。最初葬于黄埔,孙中山曾题写“为国捐躯”四字,刻石于墓前;1933年迁葬翠亨村山麓,孙科撰书墓碑,追述堂兄遇难经过如下:

    时卫士队某营驻黄埔守御,黄埔海军云集,为戒严区域。兄(按指孙昌)奉命至营犒军,先期未及通知,舟抵黄埔,海军疑为奸细,炮狙之,兄仓猝跳入舟旁小艇,因身怀馕弹,艇侧身重,遂坠入海,没泥淖中,卒以不起,年只三十有七。孙科:《从兄昌墓碑》,载《孙眉年谱》,第112页。

    孙中山失去大哥未久,愧悔未消,对这位贤侄甚为关爱,遽遭此变,其痛其悲,可想而知。又过若干年,他以操劳过度在北京病逝,得于泉下与孙眉相会。虽天壤不复,恩怨已销,兄弟再叙手足之情时,他对于乃兄的感激,恐怕要比在人间更多更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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