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四岁。“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学校被日军炸毁，父亲破产了，全家人逃到广州。
一九三七年，九岁。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广州。
一九三八年，十岁。广州沦陷，全家逃往香港。
一九四〇年，十二岁。父亲病故。
一九四一年，十三岁。母亲病故。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几个小时后，日军进攻香港，未婚的姑姑领我们逃往广东乡下。
二姐在惠州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大姐在韶关明德女中教书，哥哥去了韶关；双胞胎妹妹被姑姑卖了，把我也送人了。
一九四三年，十五岁。姑姑带我到韶关投奔哥哥，不久死于日军飞机轰炸。
第一节 不打败日本鬼子，那就没有出路
当时中国的形势很困难，沿海基本都丢了，广东除了部分山区和非常闭塞的地方全都失陷了。日军不时地出击粤汉路，韶关以南都丢了，以北只通到湖南的衡阳、株洲、长沙。政府对抗日宣传得很厉害，非常有深度，范围很大，三青团也宣传得很活跃，号召青年人走出工厂、田庄、课堂，拿起刀枪上前线，中心就是中国人怎么办？不想当亡国奴就跟日本打，号召青年学生参军，保卫家乡。
我当时想的是，日本飞机来轰炸，天天跑空袭，咱们一点招儿都没有，只能一来警报就跑，我不愿意再过这种每天受到空袭威胁的日子，加上家里的遭遇，就想，我们不去谁去？国仇家恨谁报？走吧，参军去，从军到前线，跟日本人干，只有这一条路，要是不打败日本鬼子，那就没有出路。
姑姑死了，哥哥回乡下了，大姐在河西的明德学校教书，离我挺远。我那么小，没和任何人商量，就自己决定上前线了。
各种招兵的宣传里，有一个是以三青团韶关分团名义招募远征军的，我就跑到他们的军营去看。
军营在韶关复兴山上，门口没有站岗的，进去随便走，士兵穿的都是灰棉军衣，有的晒太阳，有的在闲谈，也有的几个人一起在唱歌，看上去很悠闲，这里自由、欢乐的气氛一下子把我吸引了。我看到有几个人在一起闲聊，就去问他们这是什么性质的部队，入伍需要什么手续。
有一个姓潘的就给我介绍，说这里是远征区队，去印度、缅甸打仗的，师管区是挂名招我们，但我们不归他管。我问他是哪儿的，他说我是国民大学毕业的。这个人二十多岁，篮球打得很好，在我们从韶关出发前患肺结核病故了，这个病当时没有救。
另一个人叫吴启光，是华侨，高中毕业刚考上广州大学，我跟他也谈了一下，他说现在不当兵还等待何时？以后你都不够资格了，战争打完了，当兵还有啥意义，现在当兵那目标就很明确，你不是要打鬼子吗？
还有一个叫黎兆基的，也跟他聊了聊，后来到东北，他帮助我很多。
部队的副队长是一个上尉，我也跟他唠。他说你多大？我说我不大。他说你不到十八岁不能当兵，我说哎呀那我刚好十八岁。
回来我就跟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工友说，这是去参加出国远征的，问他们去不。大都不愿意去，说当兵多苦，去了能行吗？有的说中国打不赢，困难啊。其中有两个，说应该去，不死不也受罪嘛，我们这么小，死了拉倒，死了还为国家流滴血，如果打胜了没死，以后日子有可能比现在过得好。
一九四三年年末，我和孙雪明、钟敬维两个工友，一起去报名参军。到军营一看，报名的大部分是年轻学生，都十八九岁。我一报名，招兵的说你不够岁数，不要，他说我要十八岁的。我那年还不足十六岁，说话还是童声呢，我说我是十八岁，是虚岁，就差不点儿。其实他们对年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也是稀里糊涂，兵员那么缺少，来的人越多越好嘛，就把我收下了。
我到现在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一九二八年生还是一九二九年生的，就是因为参军时报的是假年龄，到后来自己也记不清真正的年份了。
省政府对我们参军还挺当回事，《广东日报》《韶关日报》都报道了。去跟大姐告别时，大姐说看到报纸了，题目叫“三工友请缨杀敌”，头一个名字就是我。
告别会的场面挺感人，我作为三个人的代表讲话，尽管当时还是个孩子，也没什么文化，但讲的都是心里话。我说，别了，谢谢你们这一年来对我的教育、帮助，让我懂得不少事情。我想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什么时候呢，当我们胜利的旗帜插遍了珠江，我会胜利归来。
那时很小，不大懂，就是很自然地流露出对战争胜利的渴望。
我是一九四三年年末报名，一九四四年年初入营，队伍名称叫韶关远征区队，有五六十人。后来三青团介入，改成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韶关分团团员出国远征区队。但我不是三青团员，从来没有填过申请表也没有过宣誓，他们开会、过生活都不让我参加。
进了兵营一看，哎呀，生活很苦，可是朝气蓬勃。
我们推选了大学生华侨吴启光为区队长，从香港回来参军的曾焯忠为区队副。队员中力行中学和广东师范学校的较多，吴启光、黎兆基和病亡的潘同学是大学生，也有香港回来的青年和一些政府部门的在职人员，还有七八人是编余的连、排级军官，我们互相之间称同学。
这些年轻人每天在一起都快快乐乐，出操、升旗、唱歌，甚至唱共产党歌曲都没人管，《太行山上》《延安颂》《延水谣》我都是在那儿学会的。不知道还有共产党这么个派别，脑海里没有这个概念，街道上挂着抗战的宣传照片，这边是蒋介石及何应钦、陈诚等高级将官，那边毛泽东、朱德、贺龙的照片也都有，这些照片在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我第一次看到是在香港的学校里，只知道这都是抗日领袖和将领。那时候没想太多，对整个政局也不怎么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也都不知道，看不出有什么敌对的，不知道他们之间还存在一些问题。
参军后最不习惯的就是伙食，吃的是糙米，稻壳磨掉了，但还是很粗糙，很硬，有的是掺了稻子、稻壳、沙子，到胃里不消化。定量每天一斤半，去了杂物后，实际只有一斤二三两。许多人吃了以后都泻肚。我的脾胃差，吃好吃赖不要紧，但是我吃不了糙米，不去皮不消化，老拉肚子。但既然来了，不行也得行，慢慢吃慢慢适应，咬牙啊！
不到十天，当初一起参军的孙雪明不辞而别了，我想我不能跑，坚决干到底，我必须得干到底。
部队没有薪饷，除了一套很薄的灰棉军服、一条皮带、半床棉被，再无其他用品。这半床被只有平时的小被那么大，睡觉时要用皮带把脚裹绑上，不然晚上脚一伸就出去了，也不能翻身。身下铺的是稻草，袜子和鞋都是自己带去的。
但是精神很愉快，每天都是唱歌、跳舞、打球，很活跃，大家一谈起未来就充满憧憬，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把日本鬼子打掉的，会胜利的。那天不知道谁说，走吧，咱们起个誓，对抗日战争表个决心。我们就全队拉到黄冈山上，搞了一次宣誓仪式，歃血为盟，立一个誓言，这个誓言很简单：“不灭倭奴誓不归。”
黄冈誓师的符号一直戴到贵阳教导团，长方形，前面是名字、番号，证明你是哪个部队的，翻过来就是我们的誓言。
师范学校音乐专业毕业的李自成特为此作了一首歌曲：
万里戎机，白雪满征衣，关山铁马，若飞。别矣，别矣，青年有壮志，不灭倭奴誓不归。再见，我的故乡……
这也是一种鼓舞，就是我们报仇的时候到了。
出发前，我去跟大姐告别。大姐在河西的明德教会学校教书，她再三嘱咐我要学会照顾自己，又领我到面馆请我吃了三碗面，说姐姐就这么大能力了，吃三碗面在当时算是很奢侈了。我明白她的心情，好像身边就这么一个小弟弟都没有照顾好。她还送了我一本纪念册，在上面题了一句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替千万人做事。
第二节 国民政府腐败
一九四四年三月，一个阴暗的早晨，我们从韶关出发，目的地是贵阳。我们一路高举战旗，高唱战歌。
到达衡阳时，遭遇一场鹅毛大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雪，感到很新鲜、好玩。宿营的地方离飞机场很近，我和许多同学一起到飞机场看飞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飞机，都兴奋极了。有五六架，机身上都画了一条鲨鱼，有的同学说这是飞虎队的战斗机。
坐火车从粤汉线转到湘桂线，开到贵州都匀就没有铁路了，从此开始全部要行军走路。
不久鞋子就破了，我不会编草鞋，一个叫卓干成的同学让我把衬衣脱了，撕成一条条绳子做鞋帮，找了根麻绳教我打草鞋，因为不是稻草是用棉布编的，穿起来特别柔软，他让我把剩余的布条绑在鞋底下，能延长鞋的寿命，遇到雨天，就把鞋脱下，赤脚行军。我就穿着这双布草鞋到了贵阳和昆明。卓干成也不是学生，比我大四五岁，原来是广东一个乡政府的公务员，因为跟乡长闹矛盾跑出来，老家也被日军占领，来到韶关参军的。
行军途中伙食有些好转，在沿途兵站领到的不是糙米，是经过加工后的细米，没有青菜，卓干成就教我识别哪些野菜可以食用，我们一边行军一边采，到达宿营地把野菜洗干净用开水焯一下，放点盐就可以吃了。
走了十来天，终于到了贵阳，这时已经是四月下旬，距离韶关出发过去一个多月了，大家都期待早日分配到学生教导团，好去印度参加远征军。
果不其然，上头要把我们分配到补充团的各个部队。这里面就有文章了，和我们一起从韶关行军到贵阳的还有大批抽来的壮丁，他们是要分配到补充团的，抽来的壮丁送补充团，再由补充团分配到各个部队，当时这是常识，从补充团往下分的待遇是一等兵、二等兵，但我们学生军到部队的待遇是下士，招兵时就是这么对我们宣传的，我们并不是要待遇，从当兵到现在就没摸到枪，枪都没有，哪来待遇？连工资都没有，我们是来抗日的，是参加远征军的。
当初一些人很郑重地劝我不要从军，现在人家担心的事发生了，韶关师管区在我们出发时就把我们当猪仔卖掉了。这就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黑暗腐败的地方。
补充团已经来接收了，我们当时就不干了，跟他们打了起来，接收的营长正在讲话，大石头就飞过去了，又不知道从哪儿请个上校来压我们，还是石头见面，不跟你谈，补充团就不去。
负责送我们到贵阳的韶关师管区长官给我们断了伙食，不给给养。没有饭吃，没关系，我们这里面有能人哪，大学生有，高中生有，初中生有的是，区队长吴启光领着几个人，先找贵州日报社，社长姓肖，亲自接待我们。又找两广同乡会，他们说没有关系，你们不就是断粮了吗，我们全部负责，很快就给我们送来猪头肉和白米。再找到贵州三青团支团部，一介绍我们是团员出国远征军，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况，都支持、都帮我们。又找到军政部学生教导团团长。
官司一直打到了军政部，军政部下令了，查一查，学生军为什么被分到补充团？一查真是这么回事，我们全是学生，就下令把我们分到了贵阳学生教导团，级别是下士，职称是学生。
当时蒋介石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其实参军的学生不止十万人，从二〇一师到二〇九师，九个整编师都是学生军。
贵阳学生教导团共有学生一千多人，编了十一个连，把我们广东学生都打散了，我在十一连。
部队住在贵阳市的一个大庙里，我们可以随便出入，吃完饭可以上街。补充团的兵就不行了，上厕所都有人拿枪跟着，怕跑了，这就是猪仔兵，是被卖来的，得看着。所以把我们分到补充团我们能干吗？
但是有些同学由此开始感到失望，觉得政府太腐败，当初的愿望难以实现，很快有几个广东同学就逃离部队了，其中有两个姓麦的，是从香港回来参军的。
我就问卓干成，你看我们的前景如何？
他说这类事情不可能再发生了，因为这是大后方，距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这么近，眼下又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所以不大可能再把我们当猪仔卖了。不过尽管这关是闯过来了，去印度还有两关要过。首先要坐汽车走盘山路到昆明，云南地区的海拔很高，一路都是上下坡，路很窄，只能同时通过两辆车，下面就是百米深渊，一翻车就完蛋了，比较危险。然后是从昆明到印度要飞越驼峰，高度达万米，空气稀薄，稍有失误就会机毁人亡，日军的战机经常躲在密云中突袭。这两关都能过去，才能到达目的地。
卓干成的分析使我非常信服，自此我们俩一直在一起，基本没有分开过。他的经历比我丰富多了，知识也比我高，我把他当兄长看待。
第三节 我们就想着去拼
在贵阳也是天天跑警报，傍晚、清早警报一响就跑，跑出很远到郊区才能隐蔽，人家天天来炸，天上都是日本飞机，没有一架我们的，形势太困难了。每天都跑，很辛苦，我就想啥时候把天天跑警报的生活结束了就好了，过这种日子不如上前线你一枪我一枪地干，干呗。
好容易盼到五月份，出征的命令终于下达了。
我们早早站在营房前等待集合的号声，这时天气已经热起来，我们的夏装是一件半袖黄上衣、一条黄短裤、一顶布军帽，这就是中国军队的着装，连草鞋都不发，要不是从军时带了鞋袜，很多人就得光脚丫子。
我们贵阳学生教导团十一个连，乘坐从民间征用的三十多辆卡车，向西、向昆明进发。没有欢呼、没有送别的人群，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别了，贵阳，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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