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八年（634年），唐都长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这些身着水獭皮衣，梳着小辫子，面涂赭粉的“怪人”自称是朝贡使者，来自吐蕃国。刚刚被北方“夷狄”们奉为天可汗的李世民大为欢喜，有人来输诚送款总是让人高兴的事。可这个吐蕃国在什么地方呢？问来使太丢大唐的面子，问群臣，群臣面面相觑，全都“不知其国之所由”。没办法，只好“曲线救国”，询问来使此行的目的。来使宣称本国北方的吐谷浑太过猖狂，总欺负自己，请求和大唐联兵，教训一下这个邻居。唐太宗这下明白了，吐蕃国原来在吐谷浑的南边。小小的吐谷浑近来一个劲儿给天可汗找麻烦，确实应该教训一下。再看这群吐蕃使者，一个个出手阔绰，供品不是黄金器皿，就是上等的麝香，想必国富民强，有两把刷子，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李世民万万不会想到，就是自己的一念之差，帮助吐蕃彻底征服了青藏高原，让一个强大对手登上了亚洲历史的舞台。这个对手此后将会不懈地向自己进攻，与大唐在中亚争衡，直到200多年后与大唐一起携手，走进历史词典。
唐朝君臣不了解吐蕃一点也不奇怪，这个兴起于藏南谷地的政权在7世纪以前还默默无闻，生活在众神的“怀抱”里。
在历史学家眼里，吐蕃和中亚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尽管从地理上讲，西藏和南亚、东亚联系更为紧密。
中亚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沙漠和草原，它地理上最显著的特征是几乎完全隔绝了来自海洋的影响，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沿锡尔河与天山一线，其北部大部分地区还比较湿润，提供了广袤的牧场供游牧民族驰骋。其南部则非常干燥，尤其是帕米尔东南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占据了塔里木盆地的绝大部分。中亚地区另一显著特点是高山林立，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镰将中亚劈为两半。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把中亚大地分割成一些独立的绿洲与谷地，相互间或有终年积雪的高山，或有干旱不毛的沙漠戈壁隔开，穿越非常困难。这里的居民只能在分散的小片绿洲上生活。在这些绿洲上建立的国家规模都很小，民族成分相对单一。
可这里也是世界的脊梁，从东、西方杀过来的各路英豪们无一不想体验一下站在世界屋顶俯视万邦的快感，于是，这片看似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反而成了群雄逐鹿的大舞台，各路英豪都曾在这里粉墨登场，大显身手，忙得不亦乐乎，但谁也没能在这里长期站住脚。因为这里根本无法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仅仅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政治隶属和赋税榨取，各个基层政权之间则缺乏横向的联系。而且这里的任何一块绿洲也没有能力供养一支足以长期威慑附庸国俯首听命的军队。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这些绿洲上诞生的小邦国虽然不时发生内讧，虽然时刻准备着更换主人，但王族却很少被替代。
可到了公元7世纪，这些绿洲小邦的君主们发现自己的幸福时光似乎到头了。在青藏高原上突然出现的新主人，有着和匈奴、柔然一样的铁骑长弓，却迟迟看不到崩溃的迹象；有着和波斯、罗马人一样的对捐税的诉求，却不想让自己做代理……于是乎，小邦君主们开始和他们尊敬的东方“天可汗”思考同一个问题：这个家伙从哪里来？
要知道答案，还是先看看这片神秘的土地吧。
青藏高原是一片相对封闭的土地，在西、南两面，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横卧在那里，构成了一道巨大的、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由西向东一路杀过来的波斯帝王、亚历山大大帝们只好知趣地在山脚下停步，掉头南下，扑奔富饶肥沃的印度河平原、恒河平原。在北面，连绵的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同样屏蔽着虎视眈眈的山外来客。再向北，则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大沙漠的边缘，零散地分布着一些绿洲。绿洲上的小国君主们平日里忙着思考如何对付“外来”的宗主，根本不会动挺进青藏高原的念头。
在东方，则有着造物主的另一个恩赐。大约在200多万年前，青藏高原还是一片冰雪茫茫的宁静世界。不知过了多少万年，大陆冰川开始缓慢解冻，冰川节节退守山巅，冰川雪水化为滚滚浪花，汇成波涛翻腾的江河一路向东流去。除了黄河很快折向北外，其他河流大多向南挺进。由西向东，分布着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和岷江等6条大河。趁着大地构造还不够坚定，六姐妹携手冲开崇山峻岭的阻隔，生命的浪花在岩石上粉碎了又组合，组合了又粉碎，直到大山低下头颅，为她们让出一条条迂回的通道。在这里，山间的谷地虽然狭小，却足够走下高原的人们暂时地闪转腾挪；奔腾的江水虽然可怖，却是人们与外界交流的黄金水道。但在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原政权眼中，这里虽然满目葱绿，有着“三步一个景，十里不同天”的美丽景致，却和塞外的不毛之地一样没有任何开发价值，拿到手里反而是烫手的山芋，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留给向自己表示臣服的“西南夷”们，羁縻了事。于是，这片被后人称为六江流域的山、河相间的土地成了高原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缓冲区。
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使吐蕃的先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轨迹持续向前发展，较少遇到外界的强力干预。可人类文明就像露天花园里的花草，既需要和煦的阳光、充足的水源，也需要狂风暴雨的催逼和考验。于是，仁慈的造物主很随意地挥了挥手，给高原留下了几个与外界往来的通道。
青藏高原实际上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从帕米尔高原走出来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山脉好像一对兄弟，依依不舍地向前荡漾开去，形成一只硕大的牛角。西部狭窄的牛角尖，宽度不超过300公里。在两山之间，水量充沛的雅鲁藏布江平缓地向东流淌，大江和它的支流不仅为人民提供了顺畅的水道，还冲击出很多适合农耕的河谷平原，这里因此成为吐蕃的发源地，先民们称之为“卫藏”。所谓的“卫”，也就是“中心”的意思。
在卫藏南部，隐藏着很多至今仍不为人所知的山间小道。在那里，喜马拉雅冰川哺育的众多河流一路奔流而下，硬生生地在高大的山体上切割出众多深深的峡谷，这些河流大多汇入恒河，于是，这些峡谷就成了先民们南下印度次大陆的天然通道。
在牛角尖的顶部，狮泉河和象泉河一路西行，沿着河谷可以直达印度河流域。
在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脉北部，是广袤无垠的藏北高原——羌塘。这里的海拔虽然在5000米左右，但除了不时点缀其间的山丘，地势总体上开阔、平缓，是良好的牧场。这里原本是一个大湖，因为一亿年前的造山运动，大湖被分割成数以万计的大、小湖泊，而且绝大部分是咸水湖。草原上的牛羊最喜欢舔舐带盐汁的牧草，湖滨被咸水渗浸的草地是它们的天堂。
羌塘西部，通过喀喇昆仑山口，可以顺利进入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腹地。羌塘以东，是海拔逐渐降低的安多地区（今青海省大部及邻近省份的藏区）。进入湟水谷地后，直接与汉地相通。藏北高原气候恶劣，可对于从蒙古草原败退下来的游牧骑士们来说，这里的牧草虽然矮了点、稀了点，总比西域的戈壁、荒漠强得多。于是，一支又一支游牧部落向这里迁徙，把这里变成了草原帝国和中原王朝争拼的最后战场。为了斩匈奴右臂，宣称“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西汉帝国不惜血本，派骠骑将军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隔断了蒙古草原和青藏草原的联系。从此，能否控制住河西走廊，成为了中原王朝能否臻于盛世的主要标尺之一。
高原东部，是山水相间的横断山区，藏人称之为“朵康”，清末、民国年间曾在这里设西康省，20世纪50年代才撤销。朵康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体由北向南逐渐降低。北段虽然属于高寒区，但总体平缓，六江的上游大多有较为宽阔的河谷或盆地发育，河床浅、水流缓，可以发展小规模的牧业。南段被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控制，降水丰沛，加之高山深谷交错，气候垂直变化明显。因为地形复杂，这里成了北方民族南下避难的世外桃源。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历史上，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占有支配地位。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大约从东经30度到120度，北纬35度到50度之间，从黑海向东，跨过乌拉尔山、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一直到大兴安岭，这片广阔的土地由于远离海洋的影响，气候非常干燥，降水很少，昼夜温差、季节温差很大，环境十分恶劣。在这里生活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他们逐水草而居，把整个草原当成自己的家乡，把整个草原作为生存的竞技场。为了生存，他们不断迁徙，进而推动其他民族迁徙，从而深刻的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后人把这里称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区。
草原民族外迁主要有三条路线：①向东北跨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②向西经天山北麓进入中亚，转向西北进入钦察草原，直至东欧，或者走天山南麓，登上帕米尔高原，经中亚进入伊朗高原或印度两河地区；③向南经甘肃、青藏、四川一线抵达五岭以西、云南及东南亚一带，进而渡海进抵印度尼西亚诸岛及大洋洲。
不难发现，这三条路线除了东北线外，另两条都和青藏高原有联系。向西迁徙的草原民族沿着祁连山麓上行，很容易被藏北草原婀娜多姿的娇容所吸引，要么在这里留下来繁衍生息，要么继续西行，越过喀喇昆仑山口进入中亚，与故友旧交会合。藏东的横断山区则是南线的必经之路。从这里经过的游牧民族不间断地用毡裘健马同高原先民进行着文明的交流，用弯刀长箭考验着高原先民的生存意志。雪域高原的文明之花正是靠着这样肥沃养料的滋养茁壮成长。
登上高原的第一个贵客是古羌人。羌族是亚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最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放牧牛羊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这个民族也由此得名：牧羊儿男写作“羌”，牧羊女称为“姜”，因为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影响很深，大多数羌族人都随了母姓——姜。
大约在5000年前，姜姓炎帝率领他的羌族百姓沿黄河东进，与姬姓黄帝率领的南下部落融合，逐渐形成了汉族的祖先——华夏族。炎黄二帝东迁与蚩尤部落在逐鹿展开的大战，正是游牧文明影响中原文明的第一幕雄浑壮伟的历史剧。从此，“逐鹿中原”成为争夺天下的代名词。
商代，羌族长期与商朝对峙，最终在姜子牙的领导下，与周人联合，在牧野歼灭商朝军队，开创了大周800年基业。作为奖赏，多个羌族部落被周王封到东方，形成了齐、申、许、纪等诸侯国。此后，黄河中下游的羌族逐渐适应了农业生活，与周人、夷人、楚人等古老民族融合，形成了汉族。
在春秋末期，一位羌人领袖爰剑被秦国俘虏。秦人原本也是羌族的一支，但对这位同胞丝毫不客气，直接罚做了奴隶。爰剑伺机逃脱，秦军急忙追赶。爰剑无路可逃，只好躲进一个山洞。秦军放火烧山，爰剑侥幸没被烧死。逃出来后，爰剑和一个受过劓刑的女人巧遇，遂结为夫妇。两人向西逃到黄河、湟水河上游一带。当地的羌族部落得知爰剑被焚烧而不死，以为是神仙下凡，于是推举他做了首领。他的老婆认为自己很丑陋，于是披散开头发，遮住脸面。上行下效，披发覆面反而成了该部落的时尚。
西汉时，湟水一带的羌部曾与匈奴联合，挺进河西走廊，但很快被霍去病赶了回去。到了东汉，甘肃、青海东部的羌部发展越来越快，成为汉朝的大敌，汉羌战争断断续续打了100多年，直到汉桓帝时，才被抑制住扩张的势头。公元101年，护羌校尉周鲔等曾率3万大军与迷唐羌大战。迷唐羌不敌，向西远遁。按照周鲔的汇报，迷唐羌越过了黄河源头附近的赐之河首，投奔发羌去了。这里说的发羌，正是爰剑的后裔。看来，爰剑的后裔们已经成功地在藏北高原站住了脚跟，并把势力扩展到朵康地区。
随着古羌人的迁徙，黄河流域的文明成果迅速传入高原，不挑剔土质而且耐干旱的粟成为高原先民裹腹的新宠。现在的藏区流行天葬，可是在吐蕃的发源地——雅鲁藏布江河谷，陆续发现了很多石棺墓，和横断山区神秘的大石墓在形制上非常接近，显然是受到了南迁六江流域的古羌人文化的影响。
不仅东方时常有贵客来访，西方来的访客也不少。广阔的中、西亚地区素来是东西方文明相互交融的中转站，文化非常复杂，世界上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宗教都诞生在这里。大约在4000年前，南下的雅利安人在中亚草原分了家，一支南下进入南亚次大陆，赶跑了印度土著达罗毗图人，占据了肥沃的恒河平原，转为农耕民族；坚守游牧传统的一支则向西南迁移，进入伊朗高原，建立起雄霸一方的米底王国。米底王国后来被居鲁士推翻。在居鲁士及其后裔的领导下，波斯帝国迅速膨胀，向东一路扩张到喜马拉雅山脚下。虽然波斯帝国很快灭亡，但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又成长起来萨珊王朝、帕提亚王朝，继续称雄西亚，直到阿拉伯帝国兴起后才低下高昂的头颅。因为版图内的民族太多，宗教成了统治者维系帝国存在的重要武器。萨珊帝国的阿达希尔一世曾谆谆告诫他的儿子沙普尔：
啊，我的儿子，宗教和国家是两姐妹，它们相依为命。宗教是国家的支柱，国家是宗教的保护者。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苯教曾是吐蕃最为流行的宗教，按照苯教经典的说法，苯教发源于大食的魏莫隆仁地区，苯教的祖师辛饶米沃就出生在那里。苯教徒所谓的“大食”，其实指的是波斯。魏莫隆仁到底是个具体地区，还是类似西方极乐世界的虚幻境界，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撇开这个不谈，有一点至少可以肯定，苯教的教义受到了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
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出身于波斯帝国的一个贵族家庭，20岁时弃家隐居，30岁时宣称受到神的启示，通过改革传统的多神教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阿维斯陀》是其宗教经典。琐罗亚斯德教最早在中亚古国大夏传播，后来被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接受，成为国教。
琐罗亚斯德教把世界分为光明（善）和黑暗（恶）二元世界，分别由阿胡拉·玛兹达和安格拉·曼纽统治。前者的随从是天使，后者的随从是魔鬼。两个世界始终在进行不懈的斗争。为了战斗，阿胡拉·玛兹达创造了火，火象征神的绝对和至善，是“正义之眼”，所以琐罗亚斯德教又被称为拜火教。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则是善神阿胡拉·玛兹达胜利的结果。琐罗亚斯德的精髓每1000年会产生一个儿子，其中第三个儿子是救世主，他会彻底肃清魔鬼，使人类进入“光明、公正和真理的王国”。
琐罗亚斯德教认为人死后要进入“裁判之桥”，根据其生前所作所为决定入地狱或天堂，但是所有人在世界末日时都要重新受一次最后审判，恶人的灵魂如果已经荡除罪恶，则可以在那一天复活。
说到琐罗亚斯德教或拜火教，中国人可能感觉很陌生。但是要提到受琐罗亚斯德教影响，衍生出来的摩尼教，大概就不陌生了。摩尼教在唐代传入中国，以后逐渐成为下层人民反抗强权的精神武器，它的末流白莲教一直存在到清朝末年。摩尼教在中国一般称为明教，也就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日月神教，所谓的武林正道称他们做“魔教”。这个魔教其实并不崇拜日月，“光明”和“火”才是他们崇拜的对象。所以在武侠小说中，魔教的“光明使者”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具有崇高地位，仅次于教主。
琐罗亚斯德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他们信奉的神作为道德至善的化身，并且强调世界虽然从一开始就有善有恶，但是，人可以而且应该选择善，对于善的选择只能通过信教。由此开始，宗教肩负起净化人类道德的义务。从琐罗亚斯德教开始，宗教的功能已经不仅仅是保护人类的物质生存，而是成为赋予人类道德和信仰、灵魂与精神的力量，成为维系人类特征的重要内容。
回头再看苯教。苯教认为世界的本原出自天空。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南喀东单却松王（天空）拥有五种本原物质。后来从这五种本原物质中产生出一个光卵和一个黑卵。光明之神赤杰曲巴法师敲击光卵，从中跳出一个长着青绿色头发的白人，他就是现实世界之王什巴桑波奔赤。黑暗之神格巴梅本不甘示弱，让黑卵在黑色王国里爆炸，产生了愚昧和迷惘、迟钝和疯狂。从黑卵中心跳出一个满身黑光的恶魔，叫门巴塞敦，他是虚幻世界之王。什巴桑波奔赤和门巴塞敦分别作了神和恶魔的法师。前者住在天上，后者则住在天国北部一个叫作北方黑暗界的地方。
光明与黑暗、白与黑、善与恶、神与恶魔……典型的二元论，和琐罗亚斯德教有着惊人的相似。更让人惊讶的是，苯教祖师辛饶米沃名字中的“辛饶”，就是波斯语“玛兹达”的意思。而玛兹达正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光明之主和善神。
高原先民是如何吸收波斯宗教精髓的，恐怕很难说清楚。不过可以推测一下。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波斯帝国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付西方国家的扩张上。虽然伟大的波斯民族有着高昂的斗志，可还是免不了几度灭国的命运。亡国期间，从高高在上的神坛上摔下来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们不得不另寻乐土，其中肯定有坚韧之士翻越帕米尔高原，沿着山间小道进入青藏高原。要找到这些小道并不困难，因为波斯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青藏高原出产的麝香、黑狐、灰鼠皮、犀牛角、牦牛尾等都是西方世界的抢手货，为了财富，精明的波斯商人也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入藏通道。昔日风光无限的国教教徒们只要跟着商人的足迹往前走就够了。何况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地——大夏国，原本就是吐蕃的近邻。生活在那里的粟特人更是丝路商人中的翘楚。
在吐蕃兴起后，通往西亚的商路更加繁忙，摩尼教、伊斯兰教都曾传布到吐蕃王廷，基督教涅斯脱里派（景教）教主提摩太一世甚至准备向吐蕃派遣一位大主教，在那里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教区。
高原南边的印度同样是宗教的乐土，为了宣扬佛教的威力，在13世纪及其后出现的西藏史籍中，喇嘛教徒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这样一个故事：
大约在5世纪中叶，拉脱脱日年赞赞普在位时期，一天，突然从空中掉下一个宝盒。打开后，发现里面有《百拜补证忏悔经》、《宝箧经》两部佛教经典和一座金塔。赞普和臣子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于是把它当成“玄秘之物”，供奉了起来。因为奉佛恭谨，年已60岁的赞普又活了60年，到120岁才去世。
佛教的威力倒是宣扬出来了，却也在不经意间露出了马脚。既然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正说明佛教在5世纪时对青藏高原并没有什么影响吗？佛教真正对西藏地区发生影响是在7世纪松赞干布登上赞普之位后，他的两位王妃——唐朝的文成公主和泥婆罗（尼泊尔）的赤尊公主都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曾不辞辛苦地把两尊释迦牟尼塑像迎到吐蕃，并一直供奉在大昭寺和小昭寺内。
公元717年，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派驻中亚呼罗珊的总督迎来了一位吐蕃使者，令他惊讶不已的是，使者竟然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请他向吐蕃派遣一位传布伊斯兰教的教师！要知道，为了向中亚推广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的勇士们已经在这里打了几十年的“圣战”，而且到现在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刚刚即位不久的哈里发奥玛尔二世非常兴奋，立即接受了这一请求，派出了一名叫萨里卜·阿拜德·奥拉赫·奥哈纳尼的伊斯兰教师前往青藏高原。
在奥玛尔二世眼中，这是真主安拉的伟大胜利，可在吐蕃人眼里，不过是很平常的一件事。辽阔的高原铸就了雪域先民海纳百川的豪爽性格，周边世界的先进文明成果都可以在高原找到落脚点。青藏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多重特征的复合文化，中原古老的华夏文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东南亚热带河谷农业文化都曾从不同方向汇集到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西亚、南亚同样是近邻，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同样有丰富的营养，雪域先民们当然要汲取。至于拿来后是否合用，大可以试用后再说。适合高原土壤的，坚决留下；有“缺陷”的，坚决改造；实在水土不服的，礼送出境。正是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传统的文化，在青藏高原固有土著文化的基础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才形成了博大精深、拥有持久生命力的青藏文明。
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居所，随遇而安，这种特有的生活方式带有很多弊端，比如，他们只有原始的图腾崇拜，而且并不统一，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崇拜对象。草原民族是粗犷的，粗犷到无法产生一位有着哲学头脑的智者或圣人，也就不可能诞生一种可以统治全民族头脑的宗教思想。精神武器的落后使他们只有接受他人宗教思想的份，不可能去占领别人的精神世界。
青藏文明则不同。因为地理的关系，羌塘草原和安多地区在不断接受外来游牧文明的耕耘；雅鲁藏布江流域则是农业文明的聚合地；东部的六江流域不断有北方民族迁徙进入，辗转带来了华夏文明的因子。加上波斯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的不断涌入，青藏高原俨然是亚洲古代文明的汇合点。
早期相对封闭环境下的发展，让吐蕃人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内部整合，去塑造自己的文明之根。这也就使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去接受并改造外来文明，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高原文明。与游牧文明相比，青藏文明奔放而不粗鄙，深邃而有韧性。
雏鹰展翅恨天低。走出青藏的吐蕃人需要寻找一个足够斤两的对手。东面的天可汗自然成了第一选择。你是天可汗，我若将你征服，我会是什么？何况那里还有数不尽的奇珍异宝。于是，执著向东发展成为吐蕃贵族的共同目标。独特的地理环境也给了他们足够的理由，谁让藏北草原和中原汉地紧密相连呢？
在不断的军事攻伐中，吐蕃文明也在不断向东发展，直到浓浓的氧气羁绊住前进的步伐。因为长年生活于高原，吐蕃人对低海拔地区并不稀薄的空气很不适应。医学上的“醉氧”现象令吐蕃大军惊惶失措，瘟疫连连。这也注定了全盛时期的吐蕃虽然能兵进长安，南瞰恒河，却始终不能把版图扩张到高原以外。于是，和平下的文明交流代替了弓箭，高原人民开始新一轮的文明汲取。汉地的物资、科技、文化源源不断地被高原接纳，直到融为一体。
几年前，笔者在闲暇时曾写过一本《匈奴帝国传奇》，初衷不过是赶赶时髦，尝试一下80后们入得法眼的文体，不想读者朋友很赏面子。后来也曾尝试着再写一点儿关于吐蕃的东西，可惜琐事羁绊，始终未能提笔。年初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编辑武士靖女士提及出版社正在联系作者撰写《吐蕃王朝传奇》一书，希望我能写个序，想来我还有点儿利用价值，也就答应了。可等书稿送到面前时才发现，自己接下的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本书由冯培红先生的两位高徒撰写。虽然未曾与冯先生谋过面，但很早就知道他在隋唐史，在敦煌学领域的大名，给他弟子的著作作序，岂不有代庖之嫌？
无奈武女士态度坚决，只好硬着头皮，拉拉杂杂，写了上面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把青藏高原文明视为亚洲文明的汇合点，不过是笔者这几年胡思乱想的产物，正确与否都与本书稿无关。称之为序断然不可，姑且算是本书的序言吧。
张金奎
2011年10月于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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