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化的理论

    现代化理论起源于西方，它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美国并流行到许多国家的一门社会科学。首先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提出来的，然后迅速扩展到其他学科，形成了众多不同的流派，如历史进化学派、发展经济学派、文化人类学派、结构功能学派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已经形成了五大流派：一是从西方社会学衍生出来的各种现代化理论。这是社会学家运用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方法，用“现代化”来概括西方社会变迁的全过程，着重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分化、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已被当今中国从事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广泛接受。二是从西方经济学衍生出来的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其研究方法有抽象模式的增长理论和历史分析的增长理论。三是从西方政治学衍生出来的各种政治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政治权威的理性化、政治结构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是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转变的主要标准。四是从激进发展主义引申出的各种依附理论。这主要是拉丁美洲学者提出来的激进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理论。五是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有关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理论。罗荣渠先生认为：上述五大流派，从研究对象上看，又可归纳为两大派：一派是着重研究社会发展的各种机制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另一派是着重研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从当今中国所处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来看，我们认为后一派理论对我们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现代化的涵义是什么呢？如前所述，由于研究现代化理论的流派众多，学者辈出，因此关于现代化的涵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不管这些学者从哪个角度去阐述它的涵义，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工业化的实现和社会的变迁等中心词，只是阐述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如美国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说，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了人类思想和行为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过程”。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认为，现代化就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这一说法是从动态的角度来全面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说：“现代化指的是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社会变革。”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从纵向方面来考察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这样一种巨大转变”。这一论述与布莱克和戴维·波普诺的论述是相近的。除了上述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研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外，有的学者还专门就人的现代化进行探讨，他们认为，从根本上看，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他说：“人是一个基本因素，一个国家只要当它的人民是现代化的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到行为都变成现代化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这一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后，曾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现代化是指世界各国或各地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及向更高层次社会的不断转化的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全方位地发生变迁与整合，具体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

    现代化始于何时，学者们又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讲，布莱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经历了三次伟大的决定性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100万年以前人类的出现；第二次巨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社会，即农业文明时代；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在这里，作者将人类历史上这三次大转变都理解为现代化。这样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现代化史。这样说当然没有错，但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理论，主要是考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理论，它既是对人类现代化过程的经验总结，又将指导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因此，这种说法可能与学者们所谈论的现代化有所区别。从狭义上讲，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也就是布莱克所讲的人类第三次巨大的转变。这无疑以英国为最早，但这里又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英国的现代化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二是将17世纪40年代的政治革命作为英国现代化的起点；三是认为英国在1500年前后即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本人认为：人类现代化的起点应该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在此之前，英国社会虽然出现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但这些都是在原有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内的积累性社会变迁，至多只能说是革新性的社会变迁。

    关于现代化发展的阶段，国外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理论，比较著名的有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论（又叫“起飞理论”）和布莱克的现代化发展四阶段说。罗斯托认为，任何社会早晚都会经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一般都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提聚集阶段，起飞阶段，趋向成熟阶段和高频消费阶段”。布莱克的四阶段说则更具有普遍性。他认为所有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经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现代化的挑战——现代观念和制度，现代化拥护者的出现，这一切使社会在传统知识范围内遇到最初的对抗；第二，现代化领导的稳固——权利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的转移；第三，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变迁达到这一程度后，社会就从以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第四，社会整合——经济和社会转型导致整个社会基本结构的转型。应该说布莱克所提出的四阶段论是在总结欧美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刚兴起的时期，现代化的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建立适应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政治制度，实现政治的民主化。这就是相当于布莱克四阶段理论的前两个阶段。后两个阶段就是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开展工业革命，带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出现，由此出现社会的转型和重新整合，传统社会演变为现代社会。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现代化的特征。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国外学者的看法也是大同小异。1960年在日本箱根举行的“日本和现代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不仅讨论了现代化的一般意义，而且还研讨了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他们提出现代社会所具有的8项一般特征，它们是：（1）人口比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2）使用非生命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广泛的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加；（3）社会成员在广大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广泛参与；（4）村社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具有更广泛和多种不同的范围；（5）全面推广文化知识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对周围环境传播的世俗的和越来越科学化的倾向；（6）广大和深入的大众交流网络；（7）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机构的存在以及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组织；（8）在一个大的民众团体控制下，各大民众团体加强统一（即国家），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国家关系）。这8条是现代化最基本的特征。布莱克则提出了现代化的12条标准，它们是：（1）民主化；（2）法制化；（3）工业化；（4）都市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会阶层流动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及化；（10）知识科学化；（11）信息传播化；（12）人口控制化。印度学者A·R·德赛则概括了西方学者普遍认同的一些现代化特征，即：从使用人力、畜力转移到使用非生物动力，从使用手工工具到使用机器作为进行生产活动的基础，就意味着财富增长、技术多样化、分化和专业化，从而导致一种新型的劳动分工以及工业化和都市化；对国家政权的支持者，从超自然的神转为世俗力量；权力日益扩散到更大的居民阶层；法律高于其他的调节系统。同样，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角色派定，从归属原则转变为按个人的成就与功绩的原则，从质的方面改变了用人的基础，从而也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团结原则的主要转变是建立在先定的、分散的、单一因素论基础上的“机械性”团结转变为建立在契约的、专业普遍性基础上的“有机性”团结；现代化过程意指从信神、注重来世、反对变化的观点转变为世俗的、现世的、向前看拥护变革的观点；理性主义、人道主义、适合时宜性以及改善今世而非来世的人类生活条件的必要性，构成了现代化文化观的标志。虽然这些理论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但都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二、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一）研究现状

    1．国内

    国内关于早期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前，学术界主要是研究中国经济现代化，尤其以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居多。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兴起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潮，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学术著作都相当多。从对现代化的认识角度来讲，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萌芽就是现代化的开始。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现代化的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这一时期不仅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现代化理论，而且从现代化理论出发，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去探讨中国的现代化。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是中国较早进行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代表之一。他撰写了众多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并组织翻译了西方学者有关现代化理论的著作，全面介绍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如1993年出版的《现代化新论》，对“二战”以后西方现代化理论产生和发展过程、不同流派、特征和发展趋势作了全面的阐述，同时对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进行了论述；又如译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把世界各国研究现代化的知名学者的论著有选择地翻译过来，这些都大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除了对西方现代化的理论进行介绍外，从史学的角度来讲，还有两大热门话题，一是关于近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以吴承明先生为代表，他主编了一部三卷本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主要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说涉及经济现代化的方方面面，如资金、市场、人口与劳动力、物价、财政、货币等，作者进而提出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结论。二是出现了“文化热”，重点在于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西文化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邵汉明主编的《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政治制度、社会阶层、社会生活的演变等方面去论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可以说这一时期，由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引进和介绍，大大推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开辟了许多新兴的研究领域，而且带来了新的史学方法，如法国年鉴学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8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一些从宏观上全面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专著，如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其中第1卷论述了1800～1949年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又如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程》（3卷本），全面论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60余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作者将中国现代化概述为三条道路：1949年10月以前，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1978年，是“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979年之后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本书视野开阔，时间跨度大，用现代化这条主线将中国这160年的历史整合成一部完整的断代专史，有助于推动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

    港台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的专门研究要早一些，成果也比较多。如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在198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化的动向》一书，认为现代化的演变是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推进的。深度是指由物质层面进入制度层面，再向思想层面推进；广度则包括知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共5个方面，作者以此来论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则撰写了《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等书，着重从中国人的民族性、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等方面来探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2．国外

    海外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也很大。从宏观上讲，主要有三种模式：首先是比较现代化研究模式。采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现代化的代表作是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参加本书编写的作者当中，有4人曾参加了《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的撰写。因此在写作《中国的现代化》时，作者以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为参照系来论述中国的现代化。该书从晚清中国与西方交手并着手现代化说起，一直写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整合和科技进步等5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现代化在晚清、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国民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个历史时期的起步、彷徨、动摇、发展、挫折、再发展的艰辛历程，说明中国与日俄的现代化几乎同时起步，日俄经过几番冲刺，跻身于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却仍然在现代化道路上蹒跚而行。作者在导论中写下了这样一段令我们深思的话：“在1840—1949年的大部分岁月里，世界又流行着对中国的另一种看法，以为该国的贫困和劣政已经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克服古老而经久的文化内在的惰性，并将亿万之众领上一条崭新的康庄大道，似乎绝非任何一届中国政府能力所能及。”

    其次是“冲击——回应”模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费正清等人。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开山祖。20世纪50年代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东亚：伟大的传统》等著作中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他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是一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历史。这一模式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而中国则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前进的内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才能走向现代社会。的确，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是西方“冲击”（即侵略）的结果，但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应”过程，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来看，近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克服专制政治、封建伦理道德等传统社会的弊端，只有克服了这些几千年来的历史积弊，中国才能走向现代化，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制度创新。

    再次是“中国中心观”。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民众对政府发动的越南战争表示不满，学术界对美国发动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加上这时西方殖民体系的解体，“西方中心论”受到了质疑，对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开始给予重新认识。在学术研究方法上，新史学的崛起，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新史学研究方法在西方各国逐渐取代了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于是美国的史家开始反省了“冲击——回应”模式，力图站在中国历史本身发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国。美国第二代中国史研究专家柯文将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概括为“中国中心观”。其代表作是《在中国发现历史》，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中国中心观归纳成四个特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来着手研究中国历史；（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的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4）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当然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不可能完全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但这种透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方法，近年来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历史学尤其是中国现代化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近代中国现代化程度分析

    按照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启动方式，美国社会学家列维将其分为“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两大类。我们现在称之为“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所谓“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是指现代化启动的因素和动力都来自本国或本民族的内部，它是本民族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结果。这一类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革命开展得较早的国家，如英法美荷等国；所谓“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指现代化不是本民族自身内部现代化因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是对外部现代化国家刺激或挑战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回应。这一类国家有日本、俄国、德国及后来所有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国就是属于这一类。

    中国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还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国家。政治上是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国家政权和以宗法制度为特征的宗族社会的二元社会结构；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特点是封闭性、脆弱性；在思想文化上，儒学教育占主导地位，伦理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合一，把人培养成一种“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的人格。这样，千余年来形成的社会传统就是：人们重权势轻民主，重人事轻科学，重宗族关系而轻法规，重中庸而轻奋进，人们的价值取向就是福、禄、寿。在这种社会里，追逐高官厚禄就成了整个社会最高和最终的奋斗目标，统治者奢侈腐化、贪污盛行、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程度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罕见的，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皇帝和大官僚，能称得上有远见和比较清廉的，不也就是少数人吗？国家动乱与分裂之频繁，社会演进之缓慢在世界上是难以找到先例的。像这种积弊甚劣的社会，是难以出现质变的。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这个专制落后的封建国家被现代化的民主和科学的国家轰开了一个缺口。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对中国的挑战，在形式上是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实质上，则是西方价值对中国价值的挑战，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的确如此，中国的传统价值和文化观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开始走向现代化的。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民国成立前这段时期，是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时期，民国时期则是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发展的时期。

    1．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清王朝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世界潮流知之甚少，连国家观和主权观都搞不清楚。但在西方国家接二连三的打击和内部矛盾的相互激荡下，晚清的政治制度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从国家体制来讲，封建地主阶级专政日益走向衰落，到了清末“新政”时，清王朝被迫打出了“君主立宪”的旗号，对中央官制进行调整。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政权，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划时代的变革。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容纳了一些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政权，但这个政权的大部分实权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如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在43名参议员中，同盟会会员为33人，占全体参议员总数的76％以上。从临时参议院所确定的各部总、次长名单看，同盟会会员为各部总长的虽只有三个部（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但根据同盟会确定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在孙中山任命的各部次长中，除海军次长汤乡铭外，其他次长均为同盟会的骨干成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在第一章《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确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规定了人民所享有的一系列民主权利，废除了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因此，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它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是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矛盾和冲突的产物。它名义上仍是采用民主共和制，但实际则是一个带有民主色彩的军绅政权。北京政府建立之初，在政权组织形式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其中央组织机构是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院和法院组成，其政体的核心仍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并以内阁来辅佐、牵制总统。但袁世凯上台后不久就对这个政体进行破坏，废除《临时约法》，直至复辟帝制，这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公开挑战。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的实权，成立了临时参政会和“新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名义上采用责任内阁制，实质上是一个军人专制政体。这种政体至张作霖主宰北京政府后更为典型。张作霖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对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临时执政不设国务总理。1927年，张作霖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不设立法机关、代议机关，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均由张作霖任命，这时中华民国政体已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总之，北京政府“掌权者缺乏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理念和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目标、纲领和措施，因而没有凝聚各种社会势力的号召力，也无法取得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只有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无休止的争权夺利”。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进一步实施了政治制度改革。在训政时期，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即五权分离。这种五权分离的政治体制与北京政府是不尽相同的。行政院是国民政府最高的行政机关。立法院在建立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这对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及人民生存权利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从1928年12月5日立法院建立至1947年，共提出决议案3461件。司法院掌管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等事项，确立了三级三审制，推动了各级法院的建设。如各省地方法院在抗战前已达到302所，高等法院91所。民国考试制度的理论是孙中山创立的，但直到国民政府考试院设立时，这一制度才取得独立的地位。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了考试法，开始了各类文官的选拔，并对公务员的任用资格、程序作了详细的规定，包括考试、分发和任用三个环节。从1931年至1945年，全国高等考试共录取2467人，普通考试合格者3158名。国民政府制订了150多种考试制度、铨叙法律法规。在理论上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文官选拔和考试制度，结束了自1905年废除科举以来文官任用的混乱状态，是中国政治制度迈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监察院也成为独立的机构，主管弹劾和审计，政治上的弹劾制度和经济上的审计制度建立了。

    综上所述，至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在建立现代政治组织系统、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和各项现代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已经初具规模，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理念和制度框架这时在中国基本确立下来了。但由于仍处于训政时期，国民政府未制定宪法，使得一些法律法规带有临时试行的性质，在实践中，国民党也未能严格依法办事。如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大小是因人而异的，林森任主席时并无实权，被称为“盖国章的主席”。蒋介石接任后，权力大大扩大。同时，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领导层比较缺乏现代政治的民主意识。因此，在实践中，中国的民主政治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2．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端和发展水平

    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的市场经济。因此，在近代中国，把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作为考察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合适的。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16世纪，即明代中后期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时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对外贸易也有较大增加，市场也在逐渐扩大，但那只是小农经济的一种补充，并不能从根本上瓦解自然经济，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但在近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和不平等条约强行将中国拉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中国被迫对外开放，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产生。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和改组了中国封建经济体系，形成了近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初始框架；民国时期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阶段。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自然经济慢慢地经过纺织分离、耕织分离和棉花、茶叶、花生、烟草等农产品的商品化等步骤，在中国沿江沿海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周围解体了，这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外国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开始融合，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提供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创办的企业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移植到了中国，为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发端和运作起到了示范作用。另外，外国资本主义通过承认中国的钱庄和在中国创办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建构和培育。这一切都在迫使满清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洋务运动的出现，促成了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到了清末，清政府又改变了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到甲午战争之后，私人企业一度发展得很快，如从1903到1906年，中国一下子就出现了14个商办铁路公司。企业是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既对企业的运行机制有制约作用，同时也是为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服务的。私人企业的兴起使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初始阶段的框架基本形成，生产资料市场、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共同组成了近代中国的市场体系。

    如果说清末是被迫地适应世界潮流而发展市场经济，那么，民国时期则是政府比较主动地推动市场经济的建设时期。

    第一，民国历届政府都制订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现代工商业。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时期，制定了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主要有：（1）颁布保护私有财产法令。（2）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规范商业行为促进商业发展，培育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3）促进公司的发展，规范公司的行为。继1904年我国颁布第一部《公司律》之后，北京政府于1914年11月13日又颁布了《公司条例》，明确规定：公司共分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限公司4种，并规定了公司的运作方式。这使得中国的公司制渐渐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中国企业的公司制也发展起来了。（4）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培育近代资本市场。这些法规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建设。其中保护私有财产制度，是西方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最根本的特征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1）采用外交攻势，争取关税自主。在1928年6月以后，先后与美国、德国、挪威、荷兰等13国签订了条约，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关税自主。这有利于中国的民族工业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2）税制改革——裁厘改统。这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也废除了外国工业品在华一直享有的“超国民”待遇，实现了中外企业的平等竞争。（3）工商业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基本政策是：在基础工业方面是努力发展国营工业，同时对民营工业进行扶植。规定水利、电气、钢铁等9项工业为基本工业，由国家主办，其余各业由私人兴办。国民政府还于1929年和1930年先后颁布了《特种工业奖励法》及《奖励特种工业的审查标准》，用来鼓励投资创办新式工业。在商业领域，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十年的基本方针是发展民营，促进流通。（4）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公司方面的法律法规，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1929年底，国民政府颁布了《公司法》，该法共6章，233条，是近代中国一部较为完备的公司法规，成为推动当时公司制企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1921年我国注册的各类公司为296家。就制造业而言，据刘大军调查，在1933年的2435家工厂中，独资的为561家，占23．04％；合伙的994家，占40．82％；公司形式的682家，占28．01％。此外还有政府等经营的198家，占8．13％。这里采用公司制的企业虽然没有占绝大多数，但其资本额却占绝对的优势。在一些新兴的产业部门中，中国传统的经济组织无法涉足，因此往往直接引进了西方企业组织形式。如中国银行建立时，银行组织几乎是按照外资银行建立经营的。还有证券交易所、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中国市场发育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有力地推动了股份制公司的发展。（5）实行币制改革。货币是金融的血液，自清末至民国初年，中国的货币制度相当紊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实行的银本位制又遭到了沉重打击，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国民政府在1935年实施了法币政策，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货币的第一次统一，标志着近代中国纸币制度的建立。这无疑促进了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第二，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由于民国历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发展工商业，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只有三个阶段。即1887—1914年为第一个阶段，这是近代中国经济初步发展的时期。截至1913年，中国的工厂数为698家，资本总额为330，824，000元，工人人数为270，717人。第二阶段是1914—1936年，这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从企业的创立和投资来看，据农商部公司注册统计，迄1928年，共有公司716家，注册资本46，312．7万元，平均每家为64．7万元。1929年至1935年6月注册的工业公司为1966家，资本额56，039．4万元，平均每年为8621．4万元，每家28．5万元。以上统计包括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这段时期，中国的工矿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可谓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第三阶段是1937—1949年，这是近代中国经济的衰退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中国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呈现衰退的现象。但这一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超过了近代中国的任何一个时期。到1947年，国统区的工厂数为14，078家（不含外国在华工厂），其中符合工厂法规（即使用动力，雇工在30人以上）的工厂数为3314家。从1912—1949年，中国工矿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其中增长率最快的两个时期是：1912—1920年为13．4％；1931—1936年为9．3％。从近代中国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增长及比重变化来看，1914年近代工业只占到9％，采用手工业生产的占91％，到1936年近代工业占了28．93％，手工业生产下降到71．07％。同时在20世纪初，手工业当中也出现了现代化的趋势，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缫丝业、丝织业、榨油等行业也采用了动力。

    第三，农业现代化因素缓慢发展。近代中国的农业基本上是传统农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沿海沿江及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农业现代化才缓慢发展。

    其次是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如经营地主、富农和农垦公司的产生。据估计，至抗战前夕，经营地主、富农和农垦公司所经营的土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24％左右，其中雇工生产部分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0％。农业中资本主义经营部分的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是衡量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1933年，我国的农业总产值为352．3亿元（货币单位为1957年中国元，下同）。其中资本主义部分产值约占10％左右，为35．23亿元。从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看，在20世纪20年代，农产品的商品率约为50％～60％，吴承明先生估计，1936年全国主要农产品粮食的商品率约为30％左右。从中国工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的比重来看，1920年农业只占5％，1936年占10％。这说明在近代中国的农业中，封建经济占有绝对优势。其原因是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始终没有质的突破，土地占有不均，人口与耕地的矛盾突出，再加上天灾人祸的影响等，导致了中国农民长期处于贫困之中。正如黄宗智所说，“小农在支付了租、税和生产费用后，除了糊口，几无剩余，更无积累”，就是农业商品化的强化，也不会导致传统农业向“资本主义转化”，“而只是在勉强维持生存的边缘强化家庭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农业的长期停滞和落后，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3．现代新兴阶层的崛起

    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所谓社会动员，就是指“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旧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由此人们可以获得新的社会化与行为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精英阶层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新兴阶层的崛起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传统社会中，官僚阶层、绅士阶层和农民阶层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阶层。皇族和官僚阶层垄断了国家政权，并通过士绅阶层维系对农民的控制和统治。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不严密的，“农业化的特质，使农村显得安定而少变化，加上宗法制与儒家不鼓励突破所在造成的墨守成规，使基层的社会几乎停顿在与中央朝廷无关的半独立状态，中央政治的权力与地方基层社会永远有着一段距离……一般人民所看到的，永远是那些活动在地方的父母官及士绅的影子，这就是中国人传统中‘天高皇帝远’意识的来源，也就是张东荪所称的，中国自古以来的两橛政治基础”。这种政体在近代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也为新兴阶层的崛起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因此在清末民初，形成了官僚、军阀、士绅、民族工商业者、无产阶级、新兴知识分子和农民等各种社会势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角逐的局面。

    清王朝的官僚阶层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内外打击下而日益衰败。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军事集团形成，并成为一股左右清王朝政局的重要力量。当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后，传统的官僚阶层和士绅阶层日益没落了。民国成立后，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蒋介石等都是军人出身，各个省的督军或省主席大多数也是军人。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动荡，需要军人来实现社会整合的结果。据统计，国民政府从1927—1949年对全国35个省共任命省政府主席253次，其中军人为190人次，占总数的75％。为什么民国以来一直是军人掌权，并如何看待它呢？“由于军官大都受过军事教育，组织严密，社会整合能力强，因而在社会失范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往往扮演了重建政治秩序的强有力的角色。但同时不同利益的军事集团相互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又是社会秩序的最大的破坏者。军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实际地位之重要，远远的超过了其他的阶层，但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却缺乏更深邃、更广阔的现代化目光，而且对独占权力资源过分迷恋，拒绝其他社会利益的参与，因而军人阶层在中国时常成为社会变迁的抗拒的力量。”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团体。如在民国初年出现了100多个经济团体，其中工业性的团体48个，约占总数的46％，商业性的团体41个，约占总数的39％。就参加的阶层而言，涉及工商界、知识界、军政界等，遍及全国的各大中城市。这些新兴的工商阶层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不仅要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建立全国性的市场，而且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也在不断增加。如他们参加了五四运动，为响应学生罢课而宣布罢市；在五卅运动中他们也开展了斗争。在20世纪20年代初，部分商人甚至提出了用“商人治国”来代替军阀官僚政治的口号。

    1905年清王朝废科举，这是中国新旧社会的分水岭。由于废科举，导致了传统社会的统治阶层——官僚和士绅的没落。这两大阶层由过去的统治者演变成为现代化进程中首先日益边缘化的两个阶层，一部分留在农村的士绅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沉沦为劣绅，在近代中国的革命中首当其冲；一部分士绅则流向了城市，从事新式职业，成为市民社会中的一员。中国真正开始实行西方式的教育制度是在1907年。从1912—1917年，大约有550万名在校或已经毕业的学生，到五四运动的前夕，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才已经大约有1000万之众。由此中国又形成了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虽然这一部分人只占全国总人数的3％，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鼓吹者、倡导者，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但由于这一部分人没有共同的职业基础和经济基础，他们往往依附于各种不同的集团和组织，加上信仰的不同，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上很难形成共同点，这又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力量。新兴知识阶层同工商阶层，还有教师、作家、新闻记者、出版业者、律师、医生等一批自由职业者共同组成了一个市民社会。

    中国的工人阶级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他们来源于农民，首先产生于外资企业中，随后在官办企业和民族资本家所兴办的工商业中扩大了他们的队伍，据估计，1918年中国的工人总数为17，493，39人。有的学者估计，从1920年至1927年，在城市工厂、矿山和铁路工作的中国工人（不含海员和人力车夫）总数为200万人，家庭手工业者的总数也有200万人。中国工人阶级在19世纪后半期，往往从事经济斗争，但到20世纪初，开始涉足政治斗争。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共的领导下，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但却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一样，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近代中国的农民一直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由于长期以来历届政府忽视“三农”问题，中国的农民是一个始终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半数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生活极端贫困。据1922年22个省有报告的县统计，离乡背井的农民占总数的4．8％～12．2％。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在南方数省，传统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开展了反封建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从中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依靠农民，把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作为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的突破口，走上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重新整合。因此，在近代中国，工农这两个阶层在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实现政权转移和制度创新上，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

    （三）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中国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后发外生型的道路，直到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自觉地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但由于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加上外敌的不断入侵，因此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艰难曲折，其工业化进程和社会演进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尤其是在民国之前），若按西方学者有关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其深度和广度都不够，且发展也不平衡。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地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与完整，破坏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导致了近代中国四分五裂，战乱不休，社会整合一直无法实现，使得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现代化因素难以均衡协调地发展。这样一来，维护民族独立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其次，全能主义政治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全能主义政治是指一种政治系统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层面和每一个阶层的政治制度。民国时期，军人掌权，这些人所推行的政治虽不是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但不管谁上台，对社会的控制都是相当严密的。为了独占社会资源，他们往往排斥社会其他阶层参与现代化的决策，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国家现代化。这种政治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矛盾尖锐。现代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分层化和制度化不可能真正实现。再次，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思想危机。思想文化层次的现代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现代化最主要的标志，也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困难的一个层面。凡是走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也不例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出现过多次激烈的反传统行为，但中国文化并没有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思想文化中的信仰系统、价值系统和社会习俗等因子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反现代化的思想文化系统一直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行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的学者也作了分析，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民族的崇古心理；二是知识分子不健全的心态；三是中国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对现代化普遍认知的不足；四是旧势力的反抗。由于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这样一种拥护现代化道路的信仰系统、价值体系，因而中国的现代化总是在蹒跚中艰难行进。

    三、近代湖南现代化的研究现状

    湖南现代化的研究，从国内而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间出版和发表了不少的著作和论文，且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这些学者大多集中于省内。学者们认为，近代湖南现代化从启动到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这时期湖南出现了影响颇大的维新运动，加上岳州、长沙先后开埠的影响，湖南面貌焕然一新，湖南现代化开始启动。学术界对这一时期湖南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丰盛，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颇多。主要有：丁平一的《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该书将湖南维新运动与湖湘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研究，并主要从“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近代工业的发端”、“现代政治机构的发轫”等几个方面来论述湖南维新运动之后湖南近代化的启动。尹飞舟的博士论文《湖南维新运动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对湖湘文化背景及其特点进行分析，详细地论述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发端、兴盛、停滞与失败的全过程，并论述了湖南维新运动对湖南社会的深刻影响。李玉撰写的《长沙的近代化启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城市现代化史的研究专著。本书提出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精神助力”一说，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论述了湖南维新运动，清末新政时期长沙的经济发展情况。周石山的《岳州长沙自主开埠与湖南近代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书中对岳州、长沙自主开埠的历史条件、过程及其对湖南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论述。王继平教授在继《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一书之后，又出版了《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该书以晚清湖南社会的近代转型为基本线索，从晚清湖南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形态、学术文化等方面全面地反映晚清湖南社会历史的转型全貌，揭示晚清湖南社会在全国的重要位置，如此等等。第二阶段是从“一战”爆发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湖南近代化的初步发展的时期。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阶段湖南现代化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第三阶段是抗战时期，湖南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学术界的目光主要集中于湖南战场的抗战方面。如肖栋梁的《湖南抗战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罗玉明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学林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的重点是论述湖南战场的抗战，兼论这一时期湖南的政治、经济等，而对于这一时期湖南的经济和社会的演进做专门研究的尚少见。

    当然在研究近代湖南社会转型当中，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反映湖南在整个近代演变过程的专著。如林增平、范忠程主编的《湖南近现代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这是湖南第一部近代史专著。刘泱泱和宋斐夫分别主编的《湖南通史·近代卷》和《湖南通史·现代卷》，较全面地反映了湖南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而刘泱泱著的《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一本专门论述近代湖南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专著，这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另外在湖南现代化的研究当中，关于湖湘人才的研究相当多，还有一些反映近代湖南变迁的某一方面的专著。如李会刚著的《湖南工业经济发展历史及展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徐孙铭、王传宗主编的《湖南佛教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游俊、李汉林著的《湖南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彭先国撰写的《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岳麓书社，2001年）、《民国湖南土匪史探》（岳麓书社，2002年）等等。这些专著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近代湖南社会演变的轨迹。

    如前所述，海外及港台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起步比中国大陆早，由于近代中国各地的发展途径、特点和发展程度都不同，因此比较注重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台湾学者张朋园著的《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一书，是学术界第一部专门研究湖南早期现代化的专著。作者对湖南省在1860—1916年这段时期内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细致的全面的研究，反映了这一时期湖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发展脉络，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四、本书选题的意义及主要内容介绍

    如前所述，湖南抗战史的研究正是目前我省乃至全国史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但从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研究湖南抗战史的尚不多，这是本人写作该书的一个原因。在抗战中，湖南民众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了纪念当年英勇无畏的湖南人民和曾经在湖南这块热土上为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流血流汗甚至英勇牺牲的英烈们，作者愿尽微薄之力。同时，湖南的今天是从湖南的昨天演变过来的，战时湖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是在全国政治经济重心西移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今天在中国推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发大西部的战略影响下，本选题对于湖南能否抓住机遇，实现湖南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时期，由于日本的野蛮入侵，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从总体上讲，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倒退了，不少地方是严重倒退了。但由于国民政府选定了以四川为中心的大西南作为持久抗战的后方基地，并制定措施加紧开发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因此，抗战时期，中国西南和西北部分地区的现代化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战时湖南的现代化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然而，到了抗战后期，即日本发动“一号作战”之后，湖南现代化的成果被日本侵略者摧毁殆尽，湖南人民也遭到了亘古未有的大灾难。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化主要是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的。因此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是“政治中心的转移——推动经济重心的转移——制度改革——社会变迁”。重点是要揭示政治中心的转移推动了一个地区的制度变革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演进的关系，即经济上新因素的发展，导致制度上的变革，引起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本书所采用的方法是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整体史学”的方法，对战时湖南进行全方位的探讨，揭示抗战时期湖南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和衰败的全过程。全书共分七章，主要内容是：第一章绪论部分概述现代化的有关理论、研究现状，从宏观上概述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及本书写作的要点等。第二章是介绍战前湖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概况，也是抗战时期湖南现代化的背景分析。第三章是分析战时湖南政治的演变。主要是介绍战时湖南地方政治机构的变革、双轨制在湖南地方的运作、湖南政治秩序的整顿和战时湖南民众的政治参与状况等。第四章主要论述战时湖南经济的现代化。包括财政金融制度的变革，工矿、交通、农业、商业的发展情况。第五章是论述战时湖南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现代化进程。第六章主要讨论日军对湖南现代化的摧毁，导致湖南现代化的成果丧失殆尽。第七章主要介绍战时湖南社会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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