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内容是关于斯坦因、伯希和、立花（日本人）19世纪初去敦煌盗宝的具体叙写，好多细节描写十分真实细腻，能让我们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增强对盗宝者的憎恶，是有可读性和参考价值的，故而整理复印。
原稿分上下两册，装订整齐，蝇头小楷，繁体字行草，甘肃省图书馆的登记是：1980年3月征集收馆。我是一个敦煌人，再加爱好书法，尤喜草书，所以书稿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便动手解读。由于所据的是复印件，字迹潦草，模糊难辨，所以识读十分费力。一行字甚至一两个字，往往要用半小时以上。又加原稿好多“文句不甚通妥，标点亦失规范”，所以几易其稿，才得释定。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我又作了一些注释。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李正宇先生的倾力指导和帮助。李先生乃敦煌学名家，对一个学无专长又来自僻壤的百姓的要求，能诲人不倦，谦和认真地帮助，令我十分感激！我无意溢美，因为一个普通人，对专家进行褒扬，有何作用？但我要真心真意地告诉读者：没有李先生的帮助，此书难以定稿。
从大的方面讲，李先生考订了《敦煌闲话》的叙谈者，“据上所考，余知此翁必为日本书画家兼收藏家中村不折氏无疑。中村不折生于1866年，至1934年作者写作《敦煌闲话》时，中村氏为78岁，同年6月6日去世”。《敦煌闲话》的写作者“必为中国人”，而且“固非等闲之辈”。还认为“《敦煌闲话》中的“立花”，可以肯定就是橘瑞超”。这都为解读此书，打开了大门和窗户。
在细节方面，李先生将我弄不懂的不少地方亲自加了注释。
比如，书中最后写道：“……此立花第二重痛苦，不久又从本国传来法主逝去飞报，重重凶据，致不顾身世而痛哭。”先生注曰：“此处当有脱文。实为法主大谷光瑞之夫人里方筹子去世之噩耗。”
对字句和标点，先生也都仔细校点，一丝不苟。
还有，书中写斯坦因“于是返元（原字之误）路，于河南岸，发现一大苹果园，借其一角作为住处”。此处本可不作注释，但李先生加注曰：“斯坦因在《沙埋契丹废墟记》卷一中记述说：这房子在一座老园子里，离城墙环绕的城市约一英里。”这一注，两相印证，立刻让我们清楚了斯坦因当年在敦煌时就住在今杨家桥一带。因而会使人读此书饶有兴趣。可谓看似闲淡之注，实为点睛之笔。
李先生认为“《闲话》写到日本探险者立花（橘瑞超）到达敦煌却戛然而止，显然未完”。我觉得全书已完，理由是：一，日本人不愿向外人详述他们盗宝的过程；二，这类似作书作画中的空白，或似影视中的悬念结尾，给人留存想象空间。
《敦煌闲话》原稿分上下两册，以装订时随意而分，内容是一脉贯通。而且上下册之间是一个标题内容，本打算此次整理校注时合为一册，但考虑到能使读者目睹作品原貌，故只将标题位置作了适当的调整[原稿中“敦煌闲话（下）”插在正文文字中间，显然系抄写者笔误]，从正文“六”开始全归入《闲话》（下）。原稿中文句不甚通妥的地方，亦按上述原则保持原状，未作改动。只是对很多不规范的标点符号，一律作了改正。原稿中的“”，皆改为菩萨。对原稿中的错讹之字，用“（）”加以校注，所加校者按，用“[ ]”注明。另外，考虑到该书本文写作时之1943年，正值中国抗战时期，文字文句不甚通妥……而文中时见日语词汇等等，此次整理时，增添了一些图片，想能更加便于读者阅读。在此，也向李正宇先生、刘进宝先生提供本书所有图片表示感谢！
限于整理者的水平，文中可能还有错误，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姜德治2009年7月姜德治先生从敦煌市档案馆发现行草体手抄《敦煌闲话》小册子复印本，询之，知为甘肃省图书馆原藏，分装为上下两册。每册卷首及卷尾各钤有篆文“甘肃省图书馆藏书”印一方。德治先生商诸敦煌市档案馆为之点校、刊布。此书字体潦草，且多变体，释文非易。反复周折，数易其稿。继往兰州，就甘肃省图书馆所藏抄本原件对读、订正，倩余审读，间为之注。德治先生又三易其稿，用力可谓至矣。偶读《兰州人物选编》所收《书法家、古文字学家张邦彦》文，云张邦彦先生于1976年“参加（甘肃）省图书馆的书籍及特藏图书整理工作，首次破释草书《敦煌闲话》手抄古本卷书等重要历史资料。”
张先生已于1988年作古，所作释文不曾刊布，惜余无缘得读，不免遗憾。今德治先生所作释文既得定稿，将以付梓，乃邀余为序，冀为读是书者之一助。谨据所见，略探此书消息于下：
1．《敦煌闲话》（以下简称《闲话》）无作者署名，亦无写作年月。但书中言及“蒋介石被张学良监禁之西安”（见本书5页），知此文之写作必在1936年12月之后。而下文进一步透露较此更晚的信息，谓“十年前，我国政府曾委托瑞典大探险家、地理学者海台因氏实地调查，计建全长约万粁之大铁道”（见本书6页）。考所谓“瑞典大探险家、地理学者海台因氏”，实即斯文?赫定（Sven Ahders Hedin，1865-1952）。所谓计划修建约万公里的“大铁道”，乃指1933年6月中国政府铁道部计划兴建西安至乌鲁木齐的大铁道，斯文赫定被任命为“铁道部顾问”，奉命勘查线路。旋因工程浩大及经费拮据，计划改为兴建西通新疆的公路。《闲话》执笔者说这次“实地调查”发生在“十年前”，由此推知此《闲话》的写作时间更当晚在1943年6月之后。执笔者又谓斯文?赫定负责进行的此次“实地调查”，系“我国政府”所“委托”者，由此知作者必为中国人。从笔迹看，《闲话》书写流利，行笔娴熟，颇具书法功力，但文句不甚通妥，标点亦失规范，似非写作当行；而文中时见日语词汇，知作者颇习日语。至于本文写作时之1943年，正值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执笔者能在此时赴日访问，固非等闲之辈。文中所以终不透露作者身份，或有不便示人之隐衷，有待进一步考证。
2．《闲话》所记，为某长者之谈话。而此长者“须白目细”（见本书开头），“老而重听”、“年愈古稀”（见本书4页），“鬻书画所得，米盐而外，专收古代佛像、碑碣、古泉、古砖瓦、画像石、铜器、玉器、古镜、铜印、古瓶、古砚、古代武器、唐墨、写经、拓本法帖等数千件，悉有文字记载，为其特色”，又“特于邸之一角，设一小博物馆”（俱见本书1页）。且此翁能读汉文经典，对中国古代史有相当的知识，熟知《西游记》及徐松之《西域水道记》，颇读唐宋诗，尝引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李洞“十万里程难多少”及宋僧衢州乌巨道行禅师“溪声广长舌，山色清净身”诗句；谈话中，又每每誉扬日本，流露出日本特有的自大心理及优越感。略举数例于下：a．说伯希和所获敦煌古卷“分藏于（法国）国民图书馆及奇美博物馆……可惜无机会将他拿到日本来。”“若（日本）法隆寺、正仓院，试问世界上何处有这样的寺院呢”；“敦煌果然有敦煌的趣味，然而日本全体，是世界文化之一大宝藏，这是可以自信的。”
（见本书23页）b．“在我目张开的期内，若能看到大同石窟、敦煌石窟能由日本人之手修理发掘……则我心始得安心闭目。”（见本书24页）c．“为君述日本探险队事……请君再饮一杯，为日本探险家举杯以祝！”（见本书62页）d．“探险家立花……是（日本）本愿寺小和尚，象征着新兴日本。”（见本书62页）e．“跨着印度、中亚、中国广大地域而不知其数之圣迹，断不可悉委不信（佛教）之西人手锄。在最浴恩泽、现最信仰并占有佛学最高位置之日本佛徒，当然应参加（考察发掘）。就地理的、语言的、民族的方面言，最为适当，最应负此责任，并可深信是报恩行为。（大谷）光瑞因此率先示范，在明治三十五年即1902（是斯氏第一次向和阗探险获得成绩之翌年），派弟子二人赴中央亚细亚探险发掘。第二回即派立花及另一人（引者按：此“另一人”，乃指野村荣三郎）从北京出发，取道蒙古，于乌鲁木齐地方（U-rumchi）分道，各向泰利姆盆地（Tarim）之南侧探险……当时立花年仅十八岁，作成世界探险史上之少年纪录。”（见本书63页）f．“余大为感激而常常感谢之。若无（大谷）光瑞，则与我人有深切因缘之中央亚细亚，将全被红毛碧眼辈驼蹄蹂躏。（日本）青年和尚之登场，真新时代日本人之向世界吐气！”（见本书63页）以上种种，皆透露此谈话“长者”当是日本某老一辈书画家兼收藏家。
《闲话》记此翁收藏有吐峪沟出土的“甘露元年”古写经，并判断“甘露”为“三国魏时”年号。按吐峪沟所出“甘露元年”古写经，唯有《譬喻经?出地狱品》残卷，为日本中村不折氏所藏，而此经所题“甘露元年”，即中村不折最早解说为曹魏年号（见《书道全集》四），后经常盘大定重新考证，始订正为前秦苻坚之甘露元年（公元359年）；又载此翁所藏唐经卷首下方钤有“孔固亭”朱印（此亦中村不折藏品）。中村氏非常喜欢“孔固亭”钤印，至迳取“孔固亭”三字为号。1926年他出版《历代古泉百二十五谱》，即署为“孔固亭藏，中村不折拓”。又创办“孔固亭真迹法书刊行社”，影印过一些碑帖，所刊中村不折藏本《十七帖》，即“孔固亭真迹法书刊行社，昭和十年（公元1935年）八月十日印行”者；《闲话》还说到他收藏有“天和五年”写经，查《中村不折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正有天和五年（公元570年）写本《建章初首故称第一》（见敦煌遗书散录0767号）。据上所考，余知此翁必为日本书画家兼收藏家中村不折氏无疑。中村不折生于1866年，至1934年作者写作《闲话》时，中村氏为78岁，同年6月6日去世，与《闲话》所谓“年愈古稀”亦合。
中村不折本名鈼太郎，年轻时学油画，1901年留学法国；1905年回日本，又从真壁云卿学习南画。1895年参加中日战争，为从军画家，获《淳化法帖》一册。从此开始搜集中国文物，据说他所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一万六千件。其中得自新疆、甘肃官员王树柟、梁素文、何孝聪、孔宪廷等人所藏敦煌吐鲁番文书不少，成为日本私人收藏此类文书最多者。1934年任太平洋美术学校校长，1936年，在东京自宅创建书道博物馆，即《闲话》所谓“于邸之一角，设小博物馆”（上卷第2页）。他还著有《支那绘画史》（与小鹿青云合著，1913年）、《文字八存》（1926年）、《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1927年）、《新疆与甘肃之探险》（1934年）、《艺术解剖学》等，又将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译为日文，改名为《六朝书道论》。《闲话》所记此翁谈话，即本诸所著《新疆与甘肃之探险》。
3．关于“立花”：《闲话》下卷第9节后半及第10节、11节说日本探险家立花“是本愿寺小和尚”，被大谷光瑞派往新疆探险时“不过二十岁”。谓其发自北京，经蒙古抵乌鲁木齐，往吐鲁番、鲁克沁、库车、于阗、罗布泊等地探察。同卷第19页载：“即幸抵库车，惊悉化之普斯因患天花已死，尸体已运英国总领事馆。
立花失望丧胆，悲痛无限。从事善后，将其灵柩运至疏勒（Kasb-gal），于彼福音堂举行悲哀葬仪，遗骨纳于英人茔地，并为建墓。”
这在橘瑞超《中亚探险》中有所记述：“我在（3月4日）黄昏时候到达库车……我必须首先寻找三个月以前在吐鲁番分手的霍?布斯。我到处打听他住的地方，但听说好像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各处所说综合起来好像死的就是霍?布斯……霍?布斯的死，已经没有一点置疑的余地。我忙得像火烧似的，首先向中国官方、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日本政府驻北京的机构等处报告，进行各种交涉。”
橘瑞超又在给大谷光瑞的信中说：“一到喀什，就直接奔英国领事馆询问。三月十一日下午3时半，按其信奉的英国国教的礼仪，把霍?布斯安葬在杨柳渐绿的地方。参加葬礼的人有英国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俄国总领事托斯托洛夫斯基等数十人，他的墓碑与葱岭白雪和红河流水共存。”
这里，橘瑞超说英国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是“参加葬礼的人”，他在《新疆探险记》中也说：“我和名叫马嘎特尼（马继业）的英国总领事一起安葬了霍?布斯的遗体。”意味着橘瑞超是霍?布斯善后及安葬的主持人。但印度政府机关图书馆保存的秘密档案记载，霍?布斯在库车得病后曾向英国喀什总领事麦卡纳求救（麦卡纳即马嘎特尼，通译作马继业），麦卡纳派去了医生，但为时已晚，霍?布斯已于1911年1月14日死于库车。英国喀什领事馆与地方官商定，特将霍?布斯的尸体运到喀什安葬。由于地方官的拖沓扯皮，霍?布斯的尸体差不多两个月才运到喀什。3月11日下午，英国领事麦卡纳主持了霍?布斯安葬仪式。看来，霍?布斯的墓地及安葬是由英国领事馆安排的，橘瑞超只是赶来参加葬仪而已。印度档案的记述与橘瑞超的说法颇不相同。但不论如何，从橘瑞超《中亚探险》、《新疆探险记》、《新疆通信摘抄》及印度档案的记载可知，《闲话》中的“立花”，可以肯定就是橘瑞超。
“立花”一名，人们大多陌生，而橘瑞超之名，则广为人知。
橘瑞超生于1890年1月7日。十五岁时，被大谷光瑞召入本愿寺为小和尚，进入其佛教学校真宗中学学习。1908年，不到十八岁的橘瑞超便被大谷光瑞委以重任，率队探险，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探险考察活动。这次考察持续到1910年，历时两年余，橘瑞超在新疆吐鲁番及楼兰地区获得了十多箱壁画、佛像、古代文书（其中包括著名的《李柏文书》）、经卷等不少珍品。1910年8月16日，橘瑞超取道英国伦敦，经俄国中亚地区进入新疆，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探险考察活动（属于日本本愿寺第三次西域探险活动）。橘瑞超再次到吐鲁番及楼兰地区活动，1911年2月下旬西抵库车，得知其英国雇员霍?布斯（即《闲话》所谓“化之普斯”）已患天花死于库车，英国领事馆将其尸体运往喀什。3月中旬，橘瑞超赶到喀什参加了霍?布斯的葬礼。4月8日由喀什往和阗，又向东南，经普鲁村（在克里雅河上游以西，阿尔金山北麓），南越阿尔金山，进抵西藏边界昆仑山北麓的赛卡孜湖畔。由于旅行准备不足，高山缺氧，迷失道路，人畜乏食，驮畜马、骡、牦牛等死去50多匹，不得不折返克里雅（于阗县），趋东北，经新疆尼雅、安迪尔、且末、若羌前往敦煌。1912年1月26日，橘瑞超到达敦煌与吉川小一郎相会（本卷末尾记为：立花“从克里雅……经人迹未踏之高原……
达敦煌”）。1月30日，橘瑞超同吉川小一郎到莫高窟，拍摄大量照片，绘制不少草图；从王道士手中骗买敦煌写本及绢画约600件，装满五个箱子，还拿走唐代彩塑两尊。4月26日，橘瑞超带着他窃取的文物从敦煌经安西到乌鲁木齐，西北过塔城，进入俄国，经塞米巴拉金斯克，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于6月5日回到日本京都。大谷光瑞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任命他为巡回布教使，接着又委任他为西本愿寺所属的武库佛教中学校长兼第四佛教中学校长。受大谷光瑞全权委托，橘瑞超开始整理从新疆及敦煌获取的难以计数的文物，同时，研究佛学和敦煌吐鲁番学，发表《新疆探险记》、《中亚探险》、《新疆通信摘抄》以及与人合著的《西域考古图谱》等著作，成为日本有名的敦煌、吐鲁番学学者。但橘瑞超缺乏考古学素养，对中国古遗址及古文物多有破坏，连斯坦因及英国领事也予以谴责。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11月4日，橘瑞超去世，终年78岁。
4．《闲话》所记中村不折氏的长篇谈话，介绍不少关于斯坦因、伯希和及橘瑞超获取敦煌及新疆文物的信息。其中，多取材于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墟记》（1912年）、《塞林迪亚》（即《西域考古图记》，1921年）、伯希和《在亚洲高地的三年》（1909年12月10日演讲）及橘瑞超《新疆探险记》、《中亚探险》等早期资料。这些资料，今日虽非新闻，但在五十多年前的中国则少有人知。
书中对盗窃敦煌文物的斯坦因、伯希和有所谴责，称此二人为“文化侵略者”。如曰：“斯坦因氏自1906年至1908年作三年间之大探险……由此引起欧洲人之注意与兴趣，埋于地下而本国人不知之珍贵，由于欧洲人之手，自由掘出搬运，而形成分割中国文化之气运。”（见本书10页）又谓“此第二文化侵略者（引者按，此指伯希和），继续前进，从事吐鲁番、哈密之探险、摄影，于二月之末抵达敦煌千佛洞，离开第一个文化侵略者之最后露脸于此大约十一个月之后，是1808年。”（见本书48页）但对同属盗宝者的日本大谷光瑞、橘瑞超，则毫不贬斥，反而赞誉有加（见前述第2条之诸项）。反映出当年日本学术界深受军国主义思想之薰陶与毒害。这种傲视一切的“大日本”观念，无疑是应当加以批判的。
《闲话》写到日本探险者立花（橘瑞超）到达敦煌却戛然而止，显然未完。余度其后宜有关立花在敦煌进行活动及获取文物的记述。惜其文下缺，未详究竟。我十多年前在兰州古籍书店库房中曾见过若干页残抄本，与《敦煌闲话》笔迹相同，纸幅开本及丝栏宽窄亦同。当时未及细读，如今回忆，颇疑为《敦煌闲话》之残页。日后若有机会，可望进行勘对。
2009年6月17日于兰州敝寓
敦煌闲话（上）
近年学者考证，敦煌所出甘露元年写卷，今存日本书道博物馆。〔日〕常盘大定考订为前秦甘露元年（359年）所写《譬喻经?出地狱品》残卷，中村不折曾误断为曹魏甘露元年（2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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