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世界首富
提起富商，人们总会想起山西乔家大院的乔致庸、云南“钱王”王炽、安徽“红顶商人”胡雪岩。然而，2001年的新千年之交，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一千年”专辑中，评选出了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位中国人入选，但以上富翁皆与此无缘。这6个人是谁呢？
他们分别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爷孙俩、乾隆的宠臣和坤、明朝大太监刘瑾、蒋家王朝的皇亲国戚宋子文，还有一位就是怡和行掌门人伍氏家族的伍秉鉴。
虽然我们无从考证国外媒体的统计结果是否于史有据，但这6人个个富可敌国却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些富豪们的财富志中，追寻其财富及其伦理的进化史，对于今人或许不无意义。
蒙古国开国君主成吉思汗（1162-1227），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其原名铁木真，成吉思汗这一称号的本意是指“大海一般（权力无边）的王者”，由他指挥的蒙古骑兵曾无情地侵入从东欧到朝鲜的几乎所有文明核心区，建立起迄今为止幅员最为辽阔、也是史上唯一一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作为他征服事业的一个附带成果，他毫无疑问也是富有四海的。
他的财富有多少，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但从他征服地区的富庶程度来看，无疑在古代史上达到了一个无人能企及的巅峰。其中1019年的远征一次性就获得57000名奴隶及大量宝石、钻石、金银器皿、银币等贵重物品。若问成吉思汗究竟拥有多少财富，恐怕连《华尔街日报》的评委也很难给个确切的数字。
作为成吉思汗的嫡孙，忽必烈并没有被其祖父成吉思汗的光芒所掩盖，相反，这位大汗让这个骁勇善战的血统更加血脉贲张。他建立了中国的元朝，而且在北京建造了世界上最奢华的宫廷，他的夏都避暑宫殿散发的珠光宝气曾令马可波罗啧啧称奇，他留下的遗产就是一个扩大的和统一的中国，这大概就是忽必烈入选历史上最富有者的原因。
刘瑾（1452-1510），一个在明朝时传说最富有的宫廷宦官，电影里总被描写成一个怪声怪气、阴狠无比的公公。事实上他不但野心勃勃，而且工于心计，很懂得生涯规划。太子登基后，刘瑾很是受宠，并被授予了很大的权力，连京城精锐部队也归他管，手中的权力为他积累财富提供了便利条件。
据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记载，刘瑾犯事被抄家时，仅抄出的金银就有：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5836万两。
另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被处死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他珍宝细软未计。据《血酬定律》一书作者吴思据此计算出，刘瑾家产仅金银一项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和当时国库年收入的白银差不多（另一说刘瑾的财富是国家年收入的数倍，明朝亡国时，国库中的白银不过才200万公斤）。他的巨额财产当然来自贪污受贿，总财富比清代贪臣和珅的550万公斤白银还多，最终因叛逆罪落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下场，正应了那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
几百年后出现的清朝大臣和珅（1750-1799）又是一名超级巨贪。专制时代，若有人比皇帝有钱，背后总有昏君做靠山，和珅也是如此。他于1772年到乾隆手下当侍卫，凭着英俊漂亮和甜言蜜语，很快成为皇上的心腹，并且其子娶了公主为妻，进一步巩固了君臣关系，致使他有能力拉拢党羽和排除异己，变得不可思议的富有。
其聚敛财富之多，在历代文武大臣当中首屈一指。关于和珅究竟有多少财产，确实数目是难以知晓了，但从他被嘉庆帝亲政后勒令自尽和抄没家产入官，讲到和珅的财产有：夹墙私库有金32000余两，地窖内埋藏银300余万两。另外，据档案记载，和珅还有取租之地1260余顷、取租之房1000余间，以及大量珠宝玉器衣服书籍等等。数量之巨大，前所未有。
民国首富宋子文（1894-1971），被认为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的男人，其富有再次证明了“钱与权总是双胞胎”这句名言。凭借宋氏家族与孙中山、蒋介石的联姻关系，他一边当着国民政府大佬，一边从事各种金融交易。他曾将其大部分资产购买外国股票，包括美国通用汽车的蓝筹股，大发一笔横财！据调查，宋家财产约在6亿美元左右。
伍氏家族的伍秉鉴（1769-1843）一般人少有耳闻。他是清代“十三行”怡和行的掌门人，在这6个人中知名度不算很高，但他又唯独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凭借对外贸易跻身世界首富行列的中国人。
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以至于被国外媒体称为世界首富呢？
有历史学专家统计，到1834年，他的个人资产估计为2600万两白银（有人估算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4000万两白银。因此，伍秉鉴可称得上“富可敌国”。难怪《华尔街日报》称他“资产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天下第一大富翁”。
伍氏父子聚集起来的财富，尽管说是有特殊的垄断原因，也有很多人怀疑有鸦片的成分在里面，但国外媒体在世界范围内评选千年50个最富有的人，被入选的6个中国人，唯独伍秉鉴是不依靠权势与贪污而致富的商人。单从这方面来说，伍秉鉴这个人就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
而今，伍秉鉴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更是一段历史的记忆和一个历史的见证。是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催生了这样一位世界首富呢？他又有着怎样的身世之谜？让我们寻着还未走远的信息，一起回忆伍氏家族那段艰苦创业的风雨岁月。
世界首富伍秉鉴家族溯源
提起“家族”这个词，让人觉得似乎是一个缺乏光线的词语。它总是让人想起深深庭院里坐着一个永远不说话的老太爷，木头窗棂上长满色彩鲜艳但毒性十足的蘑菇，还有雨中寂寞的少爷、寂寞的丫环。这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虽阴郁但具有一定抒情效果的描写。
具体到伍氏家族，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巨富是如何发迹的？伍家大致经历了什么样的创业过程？现在让我们将视线转向伍氏家族的发源地。
在广州文化公园至珠海南路一带的广州西关，有一条窄小而弯曲的马路。如今这弯弯曲曲的单行道两旁，小洋楼与空中杂乱的电线、地面堆放的货物混杂在一起，似乎有些埋没之感。然而，谁能想象，100多年前的这里却是一派繁荣辉煌的盛世景象。因为这里曾是清代晚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当年被描绘成“金山银园，堆满银钱”的广州十三行所在地，也是《华尔街日报》评出的“首富”伍秉鉴家族所在地。
当古老帝国“吱吱呀呀”地向世界轻轻打开一个门缝时，第一线光亮就打在此处。这个现在看来悠闲安逸的村庄，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最后百年的繁华旧梦。
但我们了解一下伍秉鉴家族的背景，会发现它的起点并非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显赫。
伍家祖辈几代人在宋金战争时以勤耕劳作为生，有时讨点小海，有时也搞些船运，逐渐积攒了一笔钱财，并开始在安溪、武夷山一带购置山地，种植茶树，建立茶叶生产基地，为伍家日后从事贩卖茶叶的生意奠定了基础。
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清兵刚刚入关，满族人没有统治过这么大版图的经验，而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西南边陲更是鞭长莫及，于是统治者就采取了封王的措施。曾为大清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先后被封为王，镇守边疆，安抚一方。谁想到后来三人却背着朝廷在自己的地盘内横征暴敛，扩充势力，割据称雄。
当时伍家所在的福建由靖南王耿精忠统辖。耿精忠在福建“横征盐课，擅设船舶，苛派夫驿，勒索银米，久为民害”，致使福建农民处境相当艰难：“闽苦饷正供之外，催科多名。民以田听兵饷，所收不能十之一。”
伍家处境跟其他农户一样很是凄惨，往往是拼死拼活地干了一年，打下来的粮食在交完各种苛捐杂税之后所剩无几，连一家人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一家人常常为生计问题愁眉不展。
为躲避战乱、逃离贫穷，伍秉鉴的先辈们决定举家迁离福建，南迁广东省南海县一带谋求生路。于是，一家人沿着海边长途跋涉、日夜兼程，最后终于到达广州西关一带。
估计连伍家自己也没想到，这一走，竟会使其命运逆转、家财万贯、声名鹊起。
来到这儿的伍家做了些什么呢？有句话叫“贫穷肚空，非盗即商”。意思是说落荒而逃的人不是做强盗，就是从商这两条出路。当强盗虽然有飞黄腾达的可能，但是风险也大，往往是命悬一线，弄不好连命都保不住。伍家祖辈几代人都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干这一行恐怕不合适，于是就选择了后者，决定经商，结果一不小心经营出一个商业帝国来！
举家迁往广州西关后，伍秉鉴的祖辈伍灿廷改为从事小本生意，先从海边进些海货，然后四处叫卖，赚点零花钱。就这样，经过近十年的打拼，一家人的生活终于渐渐有了起色，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有了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所。
据记载，一同住在西关一带的人家，除了伍氏家族外，还有后来同为十三行之一的潘氏家族，但后来两家都举家迁往了河南（指珠江以南）。其中的伍家在河南海幢寺侧购地建花园式住宅，住宅名为“安海乡”。
当时的广州流行着这样一个说法：“宁要河北的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指珠江以北、珠江以南）。”因此，广州的河北云集了众多达官贵人以及有钱的富裕人家，河北不仅成为了广州的繁华地带，更代表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那么伍氏祖辈为什么会选择河南作为落脚地呢？这对伍家后来的发达起到了哪些积极影响？这其中又有何旺宅之谜呢？
从风水学上来分析，兴旺之宅“以水为财，财势滚滚”，也就是说位于某地水口的住宅财气会比较旺盛。而当时广州的白鹅潭恰恰位于三江汇合之处，早在秦汉年代它就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称得上是财气最为旺盛的风水宝地。而伍家住宅“安海乡”所在地河南海幢寺附近正位于白鹅潭的东南方向，毗邻珠江，这使得伍家宅院聚绕很多财气，滋养了伍家财如水入的旺宅之势。伍秉鉴的祖上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为了躲避清初那场战乱的此次大迁徙会孕育出晚清历史上一个财富享誉全球的后代。
有人说这仅仅是历史的偶然，也有人说这是伍家祖辈几代人的造化，但事实会是怎样的呢？伍家祖辈几代人给了伍秉鉴这位首富怎样的遗传基因？为他塑造了一个怎样的成长环境？从他的父辈身上是否就已经显示出不同一般的经商才干呢？
父亲伍国莹的打工生涯
任何一个家族的兴起，都会有一个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对此时的伍氏家族来说，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就是使这个家族从寂寂无闻到声名赫赫的“枢纽”。
伍国莹，字明石，号秀亭，生于雍正九年（1731年），卒于嘉庆五年（1800年），自称“安海伍氏”。
伍氏举家迁居广州后，由于失去了赖以谋生的土地，伍国莹开始在南海县（广州解放路以西那时属南海县）给当地的茶行老板打工，并着手做点小生意。
作为普通小老百姓的伍国莹开始执掌伍家家事大权时，大清王朝政权的掌门人已经传到了雍正帝第四子乾隆身上。乾隆为清代入关后的第四任皇帝，也是雍正皇帝诸子中最有才干的一位。
少年的乾隆聪颖过人，能文能武，行事恩威并施，自小深得其祖父康熙与父亲雍正的喜爱，康熙曾为其慎择良师，进行多方面的教育。乾隆执政前期在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务实足国，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将古代的君主专制推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而经过60年漫长的“盛世”之后，到了乾隆末期，乾隆皇帝被歌舞升平的生活所陶醉，致使政务废弛，大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此后的清王朝像即将倾颓的大厦势难支撑，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炮舰却正在隆隆地驶近，预示着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这就是当时大清国的发展态势。
但是，伍家的生意似乎并没有受到大清国由盛转衰趋势的影响，而是与大清国的这种衰退之势恰恰相反。再加上后来闭关锁国的策略和腐朽的政治环境必然会滋生出权力寻租的土壤，这也为爱尝试的伍国莹提供了发迹和致富的机遇，伍家的生意逆着大清国的衰败趋势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伍家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当时大清国的政治环境，当然更离不开伍国莹善于经营的聪明头脑。
伍国莹年少时就学做小买卖，他一边在大街上卖甘蔗，一边在南海学宫旁听老师讲学，后来正式入南海学宫学习。但不久，伍国莹毅然辍学，来到了潘振承开办的散货档当伙计，随着后来潘振承独立创办同文行（后改同孚行）并成为十三行的行商，伍国莹相应就成为了该行里的一名账房先生。
我们常说选择决定人的命运。尤其是在影响一个人一生事业走向的重大事件上，选择的对与错，往往会对一个人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伍国莹事业上的成功除了与他本人杰出的才干有关之外，还在于他所选择打工的这家雇主也属于不平凡之辈，这对伍国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潘振承创建的同文行是早于伍家怡和行、占据广州外贸头把交椅的十三行之一，是乾隆年间最大的外贸公司。
1738年以前，“家贫好义”的福建人潘振承来到广东，先在一家洋行中打工，后创立同文行。从这个家族的第一位行商潘振承（名启，字逊贤，号文岩）开设同文行开始，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潘家都在广州的对外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潘氏家族的主要人物在广州一口通商80余年的时间里担任洋行首领达39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其行号能绵延不绝，是十三行中绝无仅有的。
潘家到底富到什么程度呢？咸丰十年（1860年），一位叫亨特的美国人在一本叫《旧中国杂志》的书中写道：我最近参观了广州一位叫潘启的中国商人的房产，他每年在这处房产上花费达300万法郎……这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据说他拥有的财富超过1亿法郎，这已经比当时欧洲很多国家的国王还要富有……他有50个妻子和80个童仆，还不算30多名花匠和杂役等……从这位外国人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潘家的极奢程度。
潘家事业的成功和较为成熟的经营模式对于打工者伍国莹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能够在广州这样富有的人家打工，看着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的长衫豪客，伍国莹心头的那股豪情就油然而生了！
伍国莹作为潘家的账房先生，乃一稳重的商人，以作风稳健着称，在给潘家打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这条路上走了一年又一年，是那么的平凡。
但平凡的事情，坚持久了，就是不平凡。
伍国莹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在十三行居住过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对其盛赞道：“账房先生很机智，计算迅速而且准确。行号办事敏捷，打包整齐，手法灵巧。”
经商和做生意有着一定的区别。做生意怎样精明，十三档算盘，盘进盘出，丝毫不漏，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如果生意人凭借自己机灵的头脑、长远的眼光、多样的手段，把生意盘活、做大了，就上升到经商者的行列了。经商是一门智能性很强的活动，商道在其中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
伍国莹并没有仅仅将自己定位在账房先生的职位上，满足于简单的算算账，而是广泛涉猎。那时商户的账房先生要比现在的公司会计的权力大很多，不局限于记账、算账，还可以参与资产的管理（与现在的管理会计差不多），还可以进行贸易投资。
伍国莹在同文行学到的东西和得到的锻炼为伍家日后事业的辉煌做了很好的铺垫，从长远来说，还为儿子伍秉鉴时期的事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总结以往的历史规律，任何一个成功人物的横空出世都不是偶然的，在看似偶然的背后都存在着某种必然的主客观因素和机遇。对于世界首富伍秉鉴的出现来说，其必然性除了与伍家先辈们主观方面的努力和清朝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外，还因为遇上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所谓的时势造英雄，离开了当时的历史机遇就不会有这一千百年来的世界首富。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的大清朝实行了哪些政治措施？这些措施又为伍家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伍家事业崛起的契机
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机会，几乎古今中外每个成功的商人都离不开自身的努力和对机遇的把握。会做生意的人，除了精通业务之外，还要特别善于发现机会，能很好地把握和利用机会，懂得把机会变成实实在在的银子。如果只凭自身的努力，缺乏对外界机遇的感知力和把握力，也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崛起。
机遇是什么？机遇就是一个契机，它可以让你打破常规，改变常态，让你跳跃式前进。这种机遇是偶然的，但它落在谁身上都有某种必然性。伍家事业快速崛起的第一次机会是什么？他们是怎么去面对的？又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呢？
伍家的发展就是得益于当时清朝政府实施的对外贸易政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17世纪后期的中国历史说起。
那个时候，西方来华的航海者不仅要躲过好望角的巨大风暴，还要逃离马六甲海峡中海盗的劫掠，经过一年的艰辛航行才能到达广州。而此时身处北京紫禁城的康熙皇帝，对西洋的先进科技产品充满了好奇，他经常派人打听洋船是否到达广州，有没有关于西洋人的消息。甚至还有一些在宫廷中为大清王朝效力的洋人也特别受康熙帝的赏识，成为皇宫中的重要人物。还有一些金发碧眼的西方医学家以其博学多才，并能入乡随俗而供职康熙御前，成为了在华西洋人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有这么一则清宫秘闻：一次康熙帝得了重病疟疾，一位叫罗德先的精通药理的欧洲人配制了胭脂红酒让康熙服用，康熙坚持每天喝一杯红葡萄酒，不久就恢复了健康，容光焕发，从此，康熙帝对神奇的红酒情有独钟，把“上品葡萄酒”比作“人乳”，因此他养成了经常饮用葡萄酒的习惯，一直到去世。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清朝初年局势稳定之后，为了振兴东南沿海地区萧条的经济，康熙帝下令废除自明朝以来施行了300余年的禁海令，实行“开海贸易”，分别在澳门、泉州、华亭、宁波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以此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落脚点。
中国市场终于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商机，极佳的经商环境，这些都注定了这片海面将不再平静，也预示着东西方之间建立频繁的商贸联系，将变成一种势不可挡的强大趋势。
这一政策令许多外商都兴奋若狂，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攫取第一桶金。但是，他们合算错了。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人的实际需求，只是一个劲儿地趁着机会抢占先机，往中国运来了布匹，卧式铣床、龙门刨床、步枪、手枪、普通怀表等在当时的欧洲非常先进的玩意儿。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根本用不着这些先进的玩意儿，枪支在中国更是违禁品，合法商人不敢贩运，一旦被官府查出来，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有可能祸连亲友九族，如此以来不但造成了产品的积压，而且还造成了市场的混乱。
因为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没有设立专营外贸的机构，在开始只是由朝廷钦派的“皇商”来负责，但是，“皇商”们做生意乏善可陈：他们倒买倒卖，却常常亏掉本钱；他们广签合同，面对源源不断驶进黄埔港的大量外国商船，那些顶戴花翎的官员们却束手无策、招架无方，商船常常被滞留在港外得不到及时的交割；最后，“皇商”们山穷水尽，既没钱也没货，洋商一怒之下拒绝与其交易，转而与没有营业执照的民商做生意。
于是，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成立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李士祯还授命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货财素裕”之人（之所以要求申请开办洋行的人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为的是保证洋行经营的底蕴和对外贸易的信誉，而不是用其他人的资本去赌博），只要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白银，并须经地方官府核准，发给证明（行帖），就可以以“官商”身份开展国际贸易。
这样，经营对外贸易就成了一种专门行业，从事该项贸易的行商就具有官商性质，从而形成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殊制度——行商制度。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山穷水尽的“皇商”退出广州商界，一个新的商人团体开始慢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只不过行商们也要接受清政府的管理和指导，并缴纳比“皇商”多得多的各项公私税费。
对于经商者来说，海禁政策就是机遇。对新兴商业来说，大环境被波及，商家不断进驻，才更彰显出城市活跃的消费氛围，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关注，这就是难得的机遇。因为要想成为巨富，一味坚守“勤俭致富”的古训并非真理，勤俭顶多能够不穷、不饿死，若想累积到一定财富，从这个千年首富名单看来，都得有“权”，不是要有政权，而是要有某种垄断的特权，拥有对外贸易的垄断特权就是机遇。
虽然行商的营业执照，要花20万元的高昂费用才能从官府方面获得，但对外贸易的垄断特权可以保证行商们财源广进。政府公告宣布后，广州先后有10多家较有实力的富裕家族报了名，然后进行了捐银授批，他们是卢继光的广利行、潘绍光的同孚行、谢有仁的东兴行、梁承禧的天宝行、潘文涛的中和行、马佐良的顺泰行、潘文海的仁和行、吴天垣的同顺行、易允昌的孚泰行、罗福泰的东昌行、容有光的安昌行等，史称十三行。
所谓的“十三行”之名是沿袭明代的旧称，实际上只是一个统称，并非一直是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聪明务实的行商牢牢抓住了这个难得的“皇家恩典”，开启了一段辉煌的商业历史，并且使这个城市和它所代表的国家的商业文明远播天下。
为何十三行会于清康熙年间兴起呢？从堪舆学的角度分析，“富贵贫贱在水神，水是山家血脉精”，“水口”在南、西南、东南等的地理环境，在“上元”时期有利于发展经济，“水口”在北、西北、东北等的地理环境，在“下元”时期有利于发展经济。十三行的水口在南、西南、东南三个方位，所以十三行在“上元”发展迅速。
而十三行真正走上世界贸易舞台则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这一年乾隆断然决定：从京城到沿海各省，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随后又陆续制订各种严格的几乎是苛刻的措施，以限制地方政府、海关官员与外国人直接接触。这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
应该指出：“闭关自守”不单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在同样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较缓和时，封建统治者对周围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比较宽容的态度。如汉唐盛世，中外交往频繁，沿着着名的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选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那么，当时正值鼎盛时期的大清帝国，为何会有这种举动呢？乾隆年间，南洋一带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并于乾隆五年（1740年），发生了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杀华侨的事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
与此同时，为了阻止外国商船北上，乾隆曾经试图提高宁波等港口的关税，但是令他惊讶的是，英国商船宁愿多交关税也要去浙江贸易，愤怒之下，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着名的圣旨。这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半官方性质的“外贸特区”，垄断了海上对外贸易，形成了货物“东南西北中，一齐到广东”的局面。这就是伍家怡和行诞生和崛起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
伍家怡和行横空出世
“一口通商”的外贸政策为广州当地的经商者提供了发迹和暴富的空前机遇，但群雄割据或是一家独霸局面的出现，必然要经历一番激烈的搏杀，这为有实力的怡和行横空出世提供了竞争环境。此后，随着广州口岸对外贸易量的增加，行商们应接不暇，清政府决定吸纳新的商人加入十三行，这为伍国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在时机。
商业经营中，许多稍纵即逝的宝贵商机要求决策者具有当机立断的勇气。中国古代商人祖师白圭认为：商人四德，智、信、仁、勇，四者缺一不可。而“勇”又支撑其他三者，没有勇气其他三者也无从谈起。
从内在主观方面来分析，此时，具有相当商业头脑和投资胆略的伍国莹能力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积累。他在为潘家打工期间，不仅接触到了广泛的业务关系，从中学到许多外贸知识和做生意的经验，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而且还广结人缘，与许多国家的商人都建立起了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信赖。
而且，当时他还是允许与外国人交易丝和瓷器的少数中国商人之一，被美国商人认为是一位可靠的商业合伙人，“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所以，外商都乐于与之合伙经营。
经过这几年的打工生涯，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当积累了一定资金、人脉和经验，羽翼丰满、内外时机成熟之际，从乡间走出来的伍国莹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运用他的勤力和才智抓住了天朝特权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际遇，迈出了家族发展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他把元顺行改名为怡和洋行（行号位于今广州市人民南路与仁济路之间的怡和大街），直接代理了洋船上的生意以及代替海关向洋船征缴关税，在特殊政策下做起了自己的合法生意。令伍家想不到的是，这一机遇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我们在拜读名人传记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这些大人物在降生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征兆，什么异香满室啦，夜吞北斗啦，日月入怀啦，都会被写进正史之中，以此作为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的例证。
伍秉鉴居然能在西方人眼里成为与比尔·盖茨“平起平坐”的世界首富，按说出生前也应该会有一些异兆，但是，翻遍各种研究资料以后，发现这位首富就是平平常常的出生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可能因为当时人们对地位低下的商人家的孩子不太关注，即便有什么征兆也没有人会在意，也就没有历史记载。
清乾隆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69年，伍国莹喜添一个儿子，他给这个新出生的男孩取了个乳名亚浩，后来伍国莹根据儿子的这一乳名给自己取了商号“浩官”，因此被外商称为Ｈowqua（浩呱）。按照行商中祖孙、父子、兄弟沿用同一商名的习惯，其后先后主持行务的伍秉钧、秉鉴、受昌、崇曜也被称为浩官，“浩官”也就成为了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上一个响亮的名字。
“浩官”实际上是他们的商名，以“官”作为名字的一部分，在十三行时期的广州本是一种尊敬的称谓，代表的是这个人的社会地位，相当于先生，字义是管理之意，其他行商首领也多在姓名字号以外有个这官那官的“商名”。当时，初来的洋人却误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名字，结果约定俗成，以后行商都被称为某某官。在外商眼中，他们就是国家商人，是中国官方的代理人。
当时，除了在伍氏之前先后占据广州外贸头把交椅的同文行的潘启官、广利行的卢茂官之外，还有：
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谢有仁的东兴行，商名鳌官；
梁亟禧的天宝行，商名经官；
潘文涛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马佐良的顺泰行，商名秀官；
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吴天垣的同顺行，商名爽官；
易元昌的学泰行，商名昆官；
罗福泰的东昌行，商名林官；
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达官。
伍秉鉴一落生就是一个浩官，一落生就象征着他的大富大贵。从此伍家的事业蒸蒸日上，难道这个孩子真有什么先知先觉吗？真的是神童下凡吗？
怡和行的迅速发展
其实，一个家族事业的兴衰成败与一个孩子的出生根本就没有任何关联，一切都事在人为，伍家怡和行的迅速发展都是其父亲伍国莹苦心经营的结果。
在对外关系上，伍国莹在没有担任行商之前，就已经开始参与对外贸易，其中包括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上的往来。
东印度公司是17-19世纪中期英国对东方(主要是对印度和中国)进行商业垄断贸易和殖民扩张的组织。全称“对东印度群岛贸易的英国商人联合公司”，总部设在伦敦。英国东印度公司始建于1600年，它得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可垄断好望角以东各国的贸易权，初称“在东印度群岛贸易的伦敦商人的总裁和公司”。英国后来称为“日不落帝国”就与该公司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该公司的发展壮大又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伍家就是其在东亚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伍国莹创设广州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东印度公司在生意上对怡和行格外通融，加上伍国莹的用心经营，怡和行逐渐有了很大起色，还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债权人，并且在国际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他的商名“浩官”曾一度成为国际商界上一个响亮的名字。
在对内来说，与同行相比，怡和行也显示出相当的实力。当时，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造就了一批豪商巨富，以伍、潘、卢、叶四大行商最为着名，即同文行和同孚行的潘振承和潘有度、广利行的卢文锦、怡和行的伍氏父子以及义成行的叶上林。
伍家的怡和行在当时的行商里中，资本不是最雄厚的，发迹也稍迟于十三行的其他三大家族，然而却能后来居上，1786年时，伍国莹的怡和行在当时20家行商中排第六位，直至跃居十三行行首，必然是父子几人在抓住机遇的同时经历了一番激烈搏杀的。
伍国莹个子不高，面容清癯，两撇胡子八字开，眼睛下面有着一对厚重的眼袋，常常头戴一顶黑缎六合一统瓜皮帽，玄色巴图鲁背心套着一袭灰府绸夹袍，看上去很普通，但他身上蕴藏的一些过人的素质，使他成为一个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哲商，并在经商过程中不断感悟，不断升华，不断通向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这一切得益于他的敏锐眼光、价值判断力和对内外环境的深刻认识。
他很善于揣摩官员的脸色，能从对方脸上瞧出些名堂来。为了能从官府手中取得垄断经营权，他对两广各级官员很讲义气。当然，义气不是空谈，首先表现在肯花钱上。每次更换新总督，怡和行的钱不仅要花出去，而且要花得无声无息，给外人的感觉是受惠一方应得的。这是封建社会中的商人要想积累财富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子。
由于十三行行商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以至于当时的十三行的兴盛程度，明末清初着名诗人屈大均描述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
但精明能干的伍国莹依然逃脱不了外商的挟持和清政府的勒索。1787年，伍国莹因被牵连于一项英商与中国人的银钱纠葛，被东印度公司监禁于商馆中，被逼迫代偿欠款；后来，怡和行又因拖欠海关关税及其他苛捐杂税陷入困境。
伍家怡和行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曲折？后来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当时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孕育了伍秉鉴这样的世界首富？其命运走向与大清国的国势走向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这只能从清朝的行商制度窥探出其中隐藏的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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