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的失去与重建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样，它可以在反复使用中不断“增值”。信任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更多的信任关系则可以在人们不断地互动交往中培养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对重建社会信任有着重要意义。

    最近几年，两类有举国影响力的事件一直交相辉映。前者以奥运、国庆、世博、神X为代表，举国振奋；后者以三鹿奶粉、地沟油、挟尸要价和南京老太为关键词，人神共愤。本月，十八个路人的冷漠与一个两岁女童的死亡令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再创新低。香港东方日报干脆以《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为题对这个道德失范的时代做了精准的素描。

    在强烈谴责“缺德”的同时，更值得反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里“信任”的普遍缺失。如果一家企业可以在产品中对“祖国的花朵”下毒，如果一个人去帮助另一个人却会遭遇“以怨报德”，对他人的信任无疑是一件有着高度风险的奢侈品。针对小悦悦事件里路人的冷漠，很多人提出政府应该设置一项“见死不救罪”，那么基于同样的逻辑，我们还需要针对被救的人制定一部“不许诬陷法”。而当社会普遍失信，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信任这些法呢，难道我们不是早在1995年就已经有了一部食品卫生法吗？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人们主要生活在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的熟人圈里，相互信任的风险要小得多，而失信的成本则要大得多，一旦失信，很可能会落入无立锥之地的处境。然而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信任就让位给了“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生存智慧。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正步入一个更加开放和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势必会越来越多地与陌生人交往，然而陌生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却并未能与时俱进。

    以城市社区生活为例。在西方语境里的“社区”更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邻里守望”的互帮互助。而在中国，社区往往只是“居民小区”的另一种叫法，邻里之间的交往很少，情感联系也很淡漠，遇到困难，人们更多的还是通过熟人网络或单位、政府部门等正式组织来解决。

    另一方面，曾经维系着中国熟人社会信任关系的诸多要素，如人伦、宗族、宗教等，也在49年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文化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让位于“对待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残酷”，“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准则被“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政治觉悟取代，对个体生命尊严的漠视和对国家宏大叙事的热衷，此消彼长。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而在49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一度只有政府，而社会全无。每个个体都只是一架精密的国家机器上的零件，人与人之间只存在制度化的交往，社会中不存在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人的生存条件以及人的自由得以存在的条件丧失，个体于是只能依附于国家而生存。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汉娜阿伦特将这种社会称作“原子化的社会”，而极权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孕育。

    社会信任的缺失不仅体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上，也包括公众对政府和社会精英的不信任，而这些不信任会更加严重地恶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既然三鹿奶粉能够通过各种官方检测最终流入市场，法官可以用“不是你撞的你干嘛扶她”为由判一个助人者赔偿，中消协可以将学生喝牛奶集体中毒解释为“乳糖不耐症”，那么对于制度、法律、“有关部门”和所谓“专家”——这些原本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维护公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的因素，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公众是不信的。

    除了那些引起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社会信任的严重缺失所造成的危害其实广泛存在，大大加剧了中国在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在经济领域，信任缺失导致交易成本大幅上升；在政治领域，民众普遍缺少安全感，对未来感到不确定；而在公共生活领域，一些具有公共意识、主动承担公共责任的人，却经常遭遇不公正的待遇，落得一个好心没好报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出现重大的变故或灾难，由一盘散沙互不信任的“原子化”个体组成的社会将无法通过自发的协同合作做出有效应对。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样，它可以在反复使用中不断“增值”。信任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更多的信任关系则可以在人们不断地互动交往中培养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对重建社会信任有着重要意义。通常，人们注意到的更多是非营利组织通过自身的服务为社会带来的直接收益，却往往忽略了它们在服务中会创造出更多的人际互动和公民参与行为，对增进社会信任和社会融合具有显著的意义。

    最早将非营利组织与社会信任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学者帕特南。在1993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塔南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分析了意大利南北部地区政府治理绩效的差异问题。他所定义的社会资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关系网络、规范和信任。在这三方面中，关系网络是最基础的，只有有了广泛的网络才可能形成普遍的互惠规范和广泛的社会信任。帕特南通过十几年的研究发现，正是意大利北部地区发达的非营利组织网络使得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好于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同时，由于公众热衷加入社团参与公共事务，社会资本建构得更好，整个社会充满了互信合作的风气，地方政府在政府的稳定性、财政预算的制定和执行、社会服务的推行以及工农业改革等方面的绩效也都比南部地区更好。

    在2000年出版的《独自打保龄》一书中，帕特南又将研究对象转向美国社会，指出由于美国公众在志愿活动和其他公民事务中参与度大幅下降，直接导致了社会信任的明显下降，相应的，也使得一些诸如犯罪之类的“社会疾病”增加。

    同一年所进行的“欧洲价值观调查”显示：在32个被调查国家中，有28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参加民间组织的国民数量与国民间相互信任的程度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一个人参与的民间组织越多，他/她就越容易信任别人。

    与传统的家庭结构相比，民间组织所产生的信任半径要大得多。美国学者福山曾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对中国、意大利、法国、韩国、日本和德国的不同社会结构做了比较研究。他的结论是：那些以自发性的民间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其凝聚力要远大于那些家庭起着核心作用的社会。家庭内部的信任关系可以牢不可破，然而信任半径过小，无法产生足够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也难以有效地化解社会风险。

    加深社会信任对任何现代社会来说都是一项严峻的挑战。然而在方式上，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信任并非是一种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是在开放多元的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一种秩序，国家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真正的主体是公民和民间组织。面对日益频发的由社会信任缺失所导致的恶性事件，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诉诸政府的强制力来解决，其结果只会给政府进一步扩大职能提供口实，反而压缩了公民社会的空间和民间组织的发展，为社会信任危机的加剧埋下危险的伏笔。

    社会危机与社会创新

    人类社会不再是以线性的方式发展，因而也难以从过去推测未来；变化始终存在，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也会不断地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而那些在当下有效的举措并不足以去有效解决。应对这一切的最好方式是不断地创新，主动引领变革。用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话来说，我们全都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里。

    1999年10月30日，韩国仁川市中心的一幢商业楼发生火灾，造成54人死亡。惨烈的现场和众多的伤亡者令举国悲痛，然而最让人震惊的是伤亡者中大多数是附近学校的高中生。这些本应专注于学业的少年却集中出现在了酒吧和台球室里。

    一个灾难性事件往往反映出的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1980年代后期，韩国开始从军人政府向民选政府过渡。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大大推进了韩国民主化的进程，1993年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标志着韩国顺利完成民主转型，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得到了极大促进。韩国的“强政府”及“干涉主义”的发展模式一度被世界银行冠以“东亚奇迹”的美誉。然而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暴露出了这种发展模式的严重弊端，人们开始反思过度的政府干涉，政府也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有意识地“国退民进”，让私营部门和非营利机构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仁川大火暴露出的是韩国教育体系崩溃、青少年对前途无望等严峻的社会问题。对此，韩国政府的做法是鼓励民间兴办“另类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位于首都的“首尔市立青少年职业体验中心(Haja Center)”。

    该中心于1999年12月成立，由政府提供一幢四层小楼作为场地，委托延世大学经营。中心内有“制作场学校、冶金师学校、年轻的厨师们、旅途之上的学校”等等有趣又有用的教育项目，还有各种帮助青少年开发创造力的培训课程，并向他们提供实践自己创意的机会。在经济艰难复苏的时代大背景下，该中心力图用创新的方式帮助解决青少年就业问题，同时探索在知识经济时代青少年职业教育的新模式。后来，一些学员在学成后创办了自己的社会企业，继续用创新的方式去帮助更多的青少年成长，而体验中心也逐渐变成了一个孵化器，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

    随着民间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所带来的效果日益显著，韩国政府加大了从民间获得智力支持的力度。首尔市政府在2006年发起了“城市点子库”(city ideas banks)项目，在一年时间里收到了来自公众的74000多条建议。政府对待这些建议的态度绝不敷衍，每条建议都能在发出后的一周内得到答复，最终有1300多条建议被完全付诸实施，还有很多建议被部分地采纳。其中的一条著名建议来自于一位身材矮小的市民，正是这条建议降低了首尔的地铁里扶手的高度。

    在韩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也同样正在全球的许多国家进行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市是全欧洲最凋敝的城市之一，一般人们提到它会想到足球劲旅那不勒斯队，却不一定知道这座城市里严重的垃圾问题、高失业率、高犯罪率和横行的黑手党。现在，这座城市正通过一项社会创新竞赛向世人展示着自己寻求改变的决心。

    这项面向全球公开进行的竞赛要求参赛者在六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中任选其一，设计出最佳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将一栋被没收充公的别墅转变为一个可以自负盈亏的社会企业”、“为一个帮助退学学生的非营利机构设计出可持续发展方案”、“如何有效地循环利用人们闲置的衣物”等等。获奖者将获得一万欧元的资助以实现自己的构想。活动的发起者希望这项活动不仅能为这座城市带来实际的改变，也试图证明用“跨界”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为什么类似的活动会变得日益普遍？这与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密切相关。

    不论是美国学者德鲁克所谓的“不连续的时代”，还是英国管理思想家查尔斯汉迪提出的“非理性的时代”，指出的都是今天这个时代共同的特征：人类社会不再是以线性的方式发展，因而也难以从过去推测未来；变化始终存在，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也会不断地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而那些在当下有效的举措并不足以去有效解决。应对这一切的最好方式是不断地创新，主动引领变革。用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话来说，我们全都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里。

    人们一度将解决社会问题、进行社会创新仅仅视作是政府份内的事，而在现代社会中，国家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应对社会问题的能力。然而这种“政府中心”的治理模式在风险社会的现实中一再遭遇困境。与此同时，社会多方参与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已经日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共识。

    这一模式的特点在于“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 government，more governance.)。一方面社会中的每一个行为主体——政府、企业、以非营利机构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及每一个公民——都有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权利和责任；另一方面，政府有义务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来增加与其他社会主体（特别是非营利机构）之间的互动，创造便利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条件。

    以英国为例。二战后，英国政府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主动进行社会创新，制定了堪称典范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其中“国家医疗服务”(NHS)至今仍是世界各国学习的楷模。相对的，民间自发的创新受到很大抑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然而国家包办一切的做法并没有消除贫困及其他很多社会问题，而诸如女权、环保、消费者保护等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出现，社会呼唤变革的声音越来越大。1979年大选时，保守党在竞选宣言中曾把英国描述为一个“失败国家的典型”：“价值观腐化、经济萧条、公共服务难以为继”。

    在撒切尔夫人赢得选举后，保守党政府进行了剧烈的变革，精简政府机构，将大量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并将很多过去完全由政府提供的服务转交由非营利机构提供，政府转换为支持者的角色。到了1997年工党布莱尔政府执政时期，“第三条道路”成为新的执政理念，将国家和公民社会在社会问题与社会福利上的角色和责任做出了更加明确的划分，积极推动政府与公民社会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极大地促进了英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1998年，英国政府签署《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关系协定》(简称COMPACT)，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的“伙伴关系”作为国家政策提出并确定。

    此后历届的英国政府均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始终如一地为非营利机构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便利和支持。这些举措带来的最显著的结果是，英国的公民社会高度发达，社会治理结构完善，社会保持稳定发展。而在社会创新领域，英国则始终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政府积极鼓励自下而上的创新主意，并提供政策、资金等支持来帮助实施。同时政府、社会投资机构、NGO、学术机构、民间智库等共同构成了有利于社会创新的社会生态圈，使其能够可持续的发展。

    再来看看今天的中国。多项学术研究已经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阶段时，这个国家既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处在一个“矛盾凸显期”。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社会发展出现了历史性跨越。然而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却是贫富差异扩大，环境急剧恶化，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带来的社会危机大量存在，社会风险有目共睹。

    如何推动共同参与式的社会治理模式，如何鼓励更多的社会创新，如何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伙伴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既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也考验着我们的决心。

    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是创造未来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小额贷款扶贫模式的主要推动者尤努斯曾明确提出“当今世上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正是源于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过于狭隘”。而这种狭隘理解的背后其实隐含的是对人性的狭隘理解，只看到了人有功于算计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性中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基于狭隘的理解，人们只能得到纯粹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社会”；而基于后者，人们将可能在主流经济领域也创造出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公民经济”。

    市场机制作为一种有效分配资源的方式，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自不待言。然而，对于社会过度市场化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和恶果的批评之声也一直不绝于耳。最新加入批判者行列的是哈佛大学的明星教授Michael Sandel。他主讲的公开课《公正》曾为他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无数粉丝。在其新书《钱非万能：市场的道德底线》中，Sandel教授列举了许多事例——从花钱雇人排队占位到污染排放许可证制度，从人体器官交易到雇佣亲朋为自己工作——来证明市场化的交易行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已无孔不入，并正在对人类的道德规范产生“挤出效应”。Sandel教授用他招牌式的方式问道：假如一切皆可售卖，道德成本几何？在他看来，我们的社会不再只是单纯借助“市场经济”为自身服务，而是正在从根本上变成一个“市场社会”。

    这种对过度市场化的担忧早已有之。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之一波拉尼就曾指出，面对由政府主导的高度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企业肆无忌惮的逐利行为，社会中必然会出现“反制性”的运动以保护自己免遭市场的损害。他以1830年代英国的工业化为例，指出当时在政治上出现的“宪章运动”、企业经营上的“欧文主义”和各类“合作社”的迅猛发展正是当时社会对过度市场化的保护性反应。

    从2008年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因其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而引发了新一轮对过度市场化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反思，同时也使一些早已存在却一直没有被系统性考察的现象得到了重视。

    其实，同样是采用市场机制，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直存在着大量并非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动机的经济形态。它们深植于社会规范体系之中，体现着信任和互助的理念，增加了人际联系和社会资本，服务于人和社会的利益。这些经济形态如今正被一些倡导者称作“公民经济(civil economy)”。

    毫无疑问，最容易被看见的公民经济出现在非营利领域。根据美国John Hopkins大学的一项长期研究，在40个样本国家中，非营利部门的支出高达2.2万亿美元，雇员人数占全体劳动力的5.6%，整个行业的增长速度则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倍。

    波拉尼所称的“反制运动”也催生出了很多公民经济的形态。由全体成员所有并为全体成员利益服务的“合作社“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它既可以是非营利性的，也可以是营利性的，但都具有明显的“公民经济”的特性。在它的发源地欧洲，合作社多以工业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为主，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合作社则是主要形式。据估计，全球各类合作社的年收入总额已达到近3万亿美元。

    1960年代兴起于欧洲的“公平贸易”也是一种典型的反制运动，为的是保护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严重弱势地位的个体种植者的利益。尽管存在多种形态，公平贸易始终致力于重塑市场，利用市场机制重新分配资源和权力，改变国际贸易的不公平结构。从2005年到2009年，全球公平贸易的交易量已翻了两番，达到34亿欧元。

    公民经济中还存在着许多的经济形态，它们的出现并非是对过度市场化的“反制”，而是在尝试用另类的方式去替代现存的主流经济模式。在英国，球迷们自掏腰包建起了“民有、民治、民享”的足球场甚至足球俱乐部，而不再单纯依赖商业化俱乐部；同样在英国，出现了像《卫报》这样为公共信托所有、追求实现社会价值而非追逐利润的主流媒体。在金融领域，各类以合作社方式组织起来的消费信贷联盟正各国蓬勃发展，而大量以扶贫为目的的小额贷款机构用商业的手段有效地解决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的贫困问题。在饮食方面，有机农业和社区支持农业这类新兴的种植生产方式摆脱了传统的工业化手段，正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着人们的食物供应链和生活方式，仅在日本就有超过1千2百万的成员加入与之相关的消费者合作社。

    在公民经济的勃兴中，主流经济模式本身也正在经历着意义深远的转型。按照传统的资本主义运行逻辑，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企业势必要尽可能地将整个社会市场化。在这种逻辑里，商业和公益几乎没有交集。社会对企业的唯一期待只能是企业对社会利益的损害尽可能少一点和对公益慈善的捐赠尽可能多一些。长期以来，商业和公益就像是两个平行的空间，前者制造麻烦，后者解决麻烦。

    如今，这种商业和公益二元对立的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小额贷款扶贫模式的主要推动者尤努斯曾明确提出“当今世上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正是源于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过于狭隘”。而这种狭隘理解的背后其实隐含的是对人性的狭隘理解，只看到了人有功于算计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性中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基于狭隘的理解，人们只能得到纯粹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社会”；而基于后者，人们将可能在主流经济领域也创造出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公民经济”。

    基于新的假设，在主流经济领域里已经出现了很多全新的概念。哈佛商学院的明星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了“共享价值(shared value)”，指出在今天的时代，企业只有通过创造社会价值才可能获得利润。他以荷兰的花卉行业为例，如果海平面上升，这个行业就有可能不复存在，所以全球变暖的议题就和这个行业密不可分。类似的，在非洲投资矿业开采的企业，如果不能有效参与解决当地艾滋病的问题，则很快会面临劳动力紧缺的困境。

    “资本主义3.0”是另一个有力的新概念。他的提出者，也是“社会效益投资”的主要倡导者，杰德爱默生用这一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的进化。在1.0时代，企业以牺牲社会和环境利益为代价疯狂逐利；在2.0时代，企业开始用“企业社会责任”来弥补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损害；而进入3.0时代，企业和任何其他类型组织一样，都必须创造同时满足“经济、社会、环境”多重标准的“融合价值”。他以十七世纪贵格会教徒将信仰、商业和社区融为一体为例证，指出公益与商业的融合早已有之，现在到了要回归这种传统的时候了。

    商业和公益结合的最彻底的当属在最近30年里日渐壮大的社会企业。它清晰地展示出市场机制同样可以成为一种行善的力量。社会企业用企业化的运营手段去创造性的解决社会问题，利润不是这类企业运营的首要目的，而只是为了满足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并且使企业能够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把市场机制“社会化”，而不是用其他方式（比如捐赠、国有化等）完全取代它。如果仅有市场机制，一家企业很容易忘记那些没有购买能力的最困苦的人们的需求；而如果在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加入了市场机制，也就有了一种对于所创价值的反馈机制，可以帮助创造价值的机构更好地倾听受益人群的需求。

    市场社会和公民经济，两种看似另类的组合方式正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并存并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究竟哪一种组合会在未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伟大的社会生态学家德鲁克曾说过的一句话或许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是创造未来。”

    城市2.0：我们让城市更美好

    “设计一个梦幻城市很容易，然而建造一个活生生的城市则煞费思量。”城市是一个人造的生态系统，其中的每一个居民才是真正的主角，也只有他们才更加了解怎样的设计最符合自己的需要。他们理应在城市的发展规划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参与其中。

    2011年12月，以传播“值得分享的主意”著称的全球知名机构TED公布了它的2012年度大奖得主。TED大奖设立于2005年，目的在于帮助实现那些“可以激励整个世界的愿望”，历年的获奖者都是在某一领域里获得了伟大成就的人（首届得主是U2乐队主唱Bono）。而这一次，该奖项授予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主意”，一个将影响全人类未来的主意：“城市2.0.”。

    城市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不言而喻。今天的世界，超过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而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80%，到本世纪末，全球预计将有19个人口超过2千万的超级城市。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的命运也就是人类的命运。

    而在当下经久不息的经济危机中，城市的发展更是早日摆脱危机的希望所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经济基本依靠20个大都市的发展。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和人居署共同发布报告，将亚洲持续发展的未来寄托在该地区的城市化上。麦肯锡咨询公司则公布了“全球城市600”研究框架，明确指出全球经济实际上依靠的是大约600个城市的表现。

    城市如此重要，而城市的现状却令人如此担忧。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研究，目前城市面积只占地球表面积的3%，但却产生了世界一半的废物和60%到80%的温室气体排放，消耗了75%的自然资源。环境恶化、出行不便、住房紧缺、治安下降、社区衰败、生活成本飙升……这些“城市病”正严重威胁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城市2.0”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提出并迅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TED看来，2.0版的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是资源节约型的城市，能够有效使用各种资源、降低污染水平并减少城市基础设施的成本。在2.0版的城市中，家庭和社区的功能将会复苏，社会交往将变得更加丰富而有机，创新、教育、文化和经济的新机遇层出不穷。

    这一概念听上去很令人振奋，然而如果没有有效的实现路径，再好的主意也不过只是乌托邦式的想象。城市2.0的理念包含的不仅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未来图景，更强调了实现它的必备条件：基于每一个个人的参与而形成的人类集体的智慧。正因为如此，2012年3月，在TED的全球大会上，TED不仅用一个视频短片展示了城市2.0的美好图景，还同时发布了一个网络平台(www.thecity2.org)，全球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布自己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只要你的方案足够优秀，都将会获得TED的支持去实现它，从而帮助自己所在的城市步入2.0时代。

    在城市的1.0时代，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这些“专业人士”和高高在上的市政官员们决定了城市的面貌，钢筋水泥构成了城市的主体，原本自然形成的城市被分割成了中心商务区、休闲娱乐区、高尚住宅区这样整齐划一的功能结构。但正如城市规划领域的英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所言：“设计一个梦幻城市很容易，然而建造一个活生生的城市则煞费思量。”城市是一个人造的生态系统，其中的每一个居民才是真正的主角，也只有他们才更加了解怎样的设计最符合自己的需要。他们理应在城市的发展规划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参与其中。

    在2012年6月，TED所公布的城市2.0获奖项目中，有一个项目很好地展现了专业精英如何与普通公众合作，共同解决城市的社会问题。在这个叫做“维基住房(WikiHouse)”的项目中，两位伦敦的建筑设计师构建了住房的设计蓝图并附上安装指南，在互联网上向公众发布，鼓励公众用自己的经验智慧和当地现有的建筑材料来设计自己的住宅。每个“公众设计师”都可以对原方案进行测试和改进，还可以把自己改良后的方案再公布出来供其他人使用。从项目开展至今，已经有5个不同的样板间被公众设计了出来。

    其实在城市2.0的概念被提出之前，人们自发改善城市的行动就已经开始了。有心人把城中的荒地种上花草，绿化了环境，也减少了犯罪，这就是在很多大城市流行的“游击园艺”。有人在自家的屋顶上从事有机农业，既能保障食品安全又能减少运输产生的碳排，“垂直农场”好处多多。

    社会化媒体和便利公众参与的移动应用的普及更进一步的激发了人们的行动。手机app的普及，让“市政随手拍”之类的行为变得简单易行，看到哪里有需要改善的市政设施，拍照上传就可能催生改变。大名鼎鼎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发了一款名为“Mappiness”的手机app，通过分析用户填写的即刻“幸福感”和当时所处的“周遭环境”，来勾勒一座城市的“幸福地图”，判断何种城市环境更能增进市民的幸福感受。去年伦敦骚乱后许多市民利用社交媒体自发组织开展街头清理的工作，更成为公民参与应对社会危机的经典案例。

    在城市2.0时代，政府的角色和职责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原来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者，变成了一个公民参与城市建设的支持者和合作者，为他们提供从资金、场地到工具方法、专业指导等的各类资源。

    在我们的近邻韩国，从2006年起，政府开始委托民间智库“希望制作所”探索鼓励公众参与的方法。起初这种方法还只是搭建了一个“网上点子库”，让公众有机会在网络上表达自己对政府政策的建议。从2009年起，点子库变成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创新大赛”，公众就身边发现的社会问题自行制定解决方案。政府向评选出的前五个方案提供种子资金以便进行试点。同时，“希望制作所”会帮助优化这些方案，并联系那些有助于方案实施的各类资源，包括媒体上的报道。现在，这个全国大赛的模式已经开始被韩国许多地方政府复制，用于鼓励公众解决本地区的社会问题。

    在北欧的芬兰，赫尔辛基市政府明确提出要在2050年将赫市建成“社会硅谷”—一座人人参与建设的“维基式的城市”。政府为此搭建了网络平台“citizen-wiki”，公众如果认为本社区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不管是觉得本地应该有一家奶酪店，还是家门口的路上应该画上斑马线，都可以在平台上发布需求。只要有本社区有40个人表示对你的想法感兴趣，政府就会启动“市长种子基金”，帮助你把自己的想法实现。赫尔辛基市长在给市民的公开信中这样写到：“我相信未来的政府如果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能够让人们产生一种“我能”和“我们能”的感觉。”

    明年的10月13日那天，全球许多城市将同时举办“TEDxCity2.0”的论坛，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将分享自己对于城市未来的想法和主意。那时，也许已经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如果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首先，是我们能够让城市变得更美好。

    我的就是你的

    今天，整个世界都在步入一个更加开放和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人们纷纷离开原本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社区，进入到充满陌生人的环境里。通过参与分享经济，我们有机会和陌生人——哪怕只是刚刚在网络上结识的人——建立起有意义的连接和关系，进而产生出新的社区。

    美国有一半家庭拥有电钻，而平均每个家庭（在电钻的使用寿命中）使用电钻的时间只有6至13分钟。显然，人们忘记了自己要的只是打一个洞，而不是拥有一个电钻。”在TED演讲上，牛津大学的Rachel Botsman女士正在兴奋地描绘世界上正蓬勃生长的“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把你能租的东西都租出去吧！”在演讲的最后，她忍不住给出建议。

    借宿亦“经济”

    2007年秋天，两个大学刚毕业的美国小伙子无意中响应了这个建议。当时，他俩正在为房租发愁。同时，他们所在的城市旧金山正在举办一场大型会议。由于参会人数众多，当地的经济型酒店客房严重不足。两位年轻人于是突发奇想，搞来三张充气床垫放在客厅，然后建了一个简陋的网站，宣布任何参会者只需支付每晚80美元的费用，就可以享受到气垫床加早餐（Airbed &Breakfast）的服务。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另类服务居然大受欢迎！两人于是决定把它变成一项事业，为出租人和承租人搭建平台并收取手续费。他们给自己的机构取名Airbnb。

    从2008年正式成立至今，全球已有超过400万人使用过Airbnb的服务。该公司目前共拥有超过100万的客户，分布在192个国家的3万多个大小城市。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一整栋住宅、一整间房间，或者只是前厅、后院、行车道这些“零碎”空间拿出来出租。可供短期租住的空间甚至还有蒙古包、树屋和爱斯基摩人冰屋之类的特色住宿环境。

    由于它的巨大成功，以及由它的商业模式所产生的大量复制者，美国Fast Company杂志将2012年称作“借宿年（year of peer-to-peer accommodations）”。

    和传统的借宿相比，通过Airbnb的方式，出租人和承租人不再仅限于传统的熟人圈子，参与“分享”者的数量大大增加，借宿发生的地理空间也得到极大地拓展，同时借宿过程变得更加便捷，借宿体验变得更加有趣。Airbnb也因此成为“分享经济”的典范。

    分享的不止是“经济”

    分享经济除了创造商业机会，也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社会效应，有助于复苏我们的社会中正日渐匮乏的小区感。

    今天，整个世界都在步入一个更加开放和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人们纷纷离开原本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小区，进入到充满陌生人的环境里。通过参与分享经济，我们有机会和陌生人——哪怕只是刚刚在网络上结识的人——建立起有意义的连接和关系，进而产生出新的小区。Airbnb的创始人Brian Chesky正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自己开创的事业。在他看来，Airbnb做的不止是一门生意，更是在发起一场运动，邀请人们返回到那个路上搭便车不存在危险的时代，那个与陌生人分享任何东西都很自然的纯真年代。

    为了增进人际间的信任，几乎所有提供分享经济服务的机构（包括Airbnb）都采取了“评分”机制。租借双方都必须填写详细的个人资料，在分享活动结束后，可以给对方评分。这些评分对被评分者下一次参与分享经济的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用Botsman的话来说：“声誉资本将决定一个人在协同消费中的参与度。这是一种新的社交硬通货。”

    “轻资产”的时代

    随着分享经济大行其道，“使用而非占有”的新型消费观念正在被日渐广泛的接受。

    在上个世纪，私人物品的多少是个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过度消费”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顽疾。步入廿一世纪之后，“协同消费”的理念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接受。他们更习惯于消费二手物品，更愿意过一种“轻资产”的生活。在他们眼中，成功的标志正在发生变化。正如Wired杂志创始人Kevin Kelly所言：“使用权比拥有权更有意义（Access is better than ownership）。”在传统观念里最能体现主人身份地位的私有物品——汽车和住房，正是目前分享经济领域最活跃的两大市场。

    还犹豫什么？把你能租的东西都租出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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