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最伟大的思想者、“社会生态学家”德鲁克在被问及为什么他总是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时曾说过：“我不是预言家，我所做的只是去观察那些‘已经发生的未来’”。社会创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正是这样一场已经发生的未来。

    你听说过“社会创新”这个词吗？当社会和创新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时，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知道在谷歌中以“社会创新”为关键词可以搜索到2亿2千万条结果时，或许会惊讶不已：社会创新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

    社会创新其实一点儿也不新，众多的社会创新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润物无声却又意义深远。1800年，苏格兰一个叫做欧文的企业主出于对雇佣童工的不满和对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视，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幼儿园，其结果不仅在于给儿童提供了一个受照料的场所，还使妇女得以走出家庭走入职场，提高了她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铁血宰相”俾斯麦因其在德国统一中发挥的作用而为世人纪念，然而他的另一项伟大成就同样对后世影响巨大。他在担任首相期间为德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后来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滥觞。

    社会创新简而言之，便是为社会问题找到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是不是创新，有多少创新，并不是看这个解决方案是不是够“新”够“奇”，而是看它与过去的方案相比是不是可以用更少的投入去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比如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慈善都是单个人的行为，力量有限，能帮助的人有限，帮助的方式更有限。一百多年前在美国，由卡耐基、洛克菲勒这样的亿万富翁所开创的基金会制度，以“社会信托”的方式吸纳了更多的社会资源，用组织化带来的更高效率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多样化的社会服务，从而一举颠覆了传统的慈善模式，成为一项伟大的社会创新。

    进入新千年以来，社会创新好像突然之间在全世界范围内变成了一个“热词”。2003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创刊，这个领域有了第一本专业的研究期刊；2004年，伯恩斯坦出版了《如何改变世界》一书，激励了无数的普通公众成为改变世界的“社会创业家”；2006年，“小额贷款”模式的创始人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社会创新领域最知名的英雄；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成立“社会创新办公室”，从国家政策的层面促进社会创新的发展；2012年，英国的“大社会资本”正式开始运作，大量社会投资的进入将对社会创新领域的发展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2014年，欧盟将全面启动“社会企业支持计划”，力图推动用商业性的手段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

    这一切的发生都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密不可分。在过去的时代里，人们抱有一种“机械的世界观”，把世界错误地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而忽略了整体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和复杂程度。从这种错误的世界观出发，人类一度自负地认为可以凭借自身强大的理性找到社会运行的规律，进而设计出一个“美丽新世界”。然而在新的时代里，人们认识到了自己“致命的自负”，意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Age of Unreason)。世界不再是线性发展的，用过去无法预知未来，新的问题永远会出现，而过去的手段已不能有效应对。人类社会的延续与发展靠的不是理性设计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系统性的有意识的“创新”。

    从社会问题的角度，一方面，粮食、清洁饮用水、住房、医疗卫生等传统社会问题在世界很多地方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变得更加严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新问题正在日渐加剧。与此同时，从重视“物质上的福利”(welfare)到重视“精神上的福利”(wellbeing)，从增加就业到“体面工作”，从吃饱穿暖到“良知消费”，新的社会需求也在要求用更加创新的方式去满足。

    对于那些持久的大规模的社会问题而言，创新的解决方式经常意味着带来系统性的变革——改变人们的观念、认知、习惯，或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和立法环境等，从而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贫困大概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社会问题。传统输血式的扶贫模式因为成效低见效慢而广受诟病。孟加拉国的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开创性地采用“造血式”的小额贷款模式进行扶贫，仅在孟加拉国就帮助了超过四百万贫困人口。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模式的成功运行改变了人们对于穷人的看法——他们既不是好逸恶劳，也没有不讲信用，因而吸引了更多资金用于扩大小额贷款的规模，帮助更多的穷人摆脱贫困。

    另一方面，很多社会问题之间往往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传统的单一化的应对手段已无法有效解决；而反过来，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却可以事半功倍。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曾指出缺少清洁饮用水对非洲妇女的地位有重要影响。原因在于大多数家庭中去遥远的地方取水的多为女孩，这些女孩因此减少了去学校学习的时间；由于受教育不足，因而她们长大成人后难以找到工作；而经济地位的下降又直接影响了她们的社会地位。所以一项帮助当地解决饮用水的社会创新带来的社会效益远不是只有解渴那么简单。

    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还意味着社会创新只有通过多方参与才能真正实现。对于各个国家的政府来说，国民的医疗保障都是一项巨大的开支。而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大多数的疾病产生的真正原因并非人的生理因素，而是外界的环境因素和个人的不良生活习惯。显然，要想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绝不是仅靠政府加大医疗保障的投入就能实现。正是因为意识到了“多方参与”的重要性，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始改变过去那种“撒胡椒面”式的资助方式，转而围绕特定的社会问题，资助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各方机构。

    而各个社会主体也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进行跨界合作，社会创新成为一项“协同工作”。政府部门意识到与企业和NGO的合作并非仅仅是外包服务、政府采购那么简单，开始通过制定政策、提供资金、建设支持性网络等方式鼓励更深度的合作和共同参与式的社会治理。企业在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决策中，从“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发展到“经济、社会效益并重”并进而开始“通过社会效益来实现经济效益”。以NGO为代表的第三部门一直被视作社会创新最重要的主体，然而有限的资金、人力等资源约束了其实现创新的能力。很多NGO转型成为能够自我维持并提供更高效服务的社会企业，另一些则积极尝试利用各种创新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资源需求。普通公民也正在成为自下而上进行社会创新的重要力量，大量的“社会创业家”在世界各地出现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网络。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更多人联合起来参与社会创新成为可能。微公益、众包、小额捐赠……这些新兴的概念（往往以“crowd”—“众”字打头）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和尝试。

    除了更有效地解决一个个的社会问题，社会创新更大的意义正是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的多方参与：政府、企业、NGO和普通公民，在公共参与式的社会治理机制下，通过跨界合作，用创新性的方法系统性地解决我们在社会里所共同面对的诸多问题。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里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市政当局向全球征集当地几个“顽固”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并给予资金支持；在韩国，首尔市政府每年都会从市民那里收集到数以万计的城市改造建议，其中很多都已付诸实施；在美国，白宫的网站上，人们可以任意发起一项公民倡议或者为他人的倡议投票，任何倡议只要获得一定数量的投票都将被美国联邦政府正式评估；在中国，深受雾霾之害的首都居民拿起手中的空气质量检测仪，自发开展“我为祖国测空气”的活动；而在南方的广州，“光头哥”和他的同伴们“削发明志”，用有趣的方式成功地阻止了这座城市里饱受争议的“亮化工程”。

    去年一月，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使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的改革从经济领域开始进入社会领域。一时间，全国各地政府出现了层出不穷的社会管理创新试点，有的将传统的“居委会”改为“社区委员会”，更好地回应社区居民的需求；更有不少地方直接孵化民间组织，帮助他们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功能。2011年也因此被称作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年”。

    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社会管理创新”，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政府将社会服务领域向更多的社会组织开放，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服务方式的变化。然而究其本质，所谓“社会管理创新”仍然是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社会变革和社会创新的行动尚未得到足够的支持，更有“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涉及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信息”这样明显有悖于公共参与社会治理的规定不时的见诸报端。

    可喜的是，在“社会管理创新”深入开展之时，“社会创新”的概念也随之普及。在一向开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民间组织的发展空间空前扩大，公民社会蓬勃发展，普通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2009年10月，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机构“拜客广州”策划了“自行车送市长”行动，并向市长提出了六点有关推动城市里自行车出行的建议。最终，市政府在工作中采纳了“拜客广州”提出的部分建议，成为政府与公民在社会创新领域良好互动的典型案例。去年下半年，广东地方政府又提出了“全民慈善”的理念，力图将公益事业社会化。如果这一倡导能够超越“人人争做活雷锋”的层面，真正体现出社会的公共事务不再仅仅由政府一家做主，而是每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社会创新在这片南国大地生根发芽并蔓延到中国更广大的地区。

    上个世纪最伟大的思想者、“社会生态学家”德鲁克在被问及为什么他总是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时曾说过：“我不是预言家，我所做的只是去观察那些‘已经发生的未来’”。社会创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正是这样一场已经发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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