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9年春天，我与蒋子龙、管桦、林希等到日本访问。这是我第11次踏上东邻的土地，虽然已经没有多少新鲜感，但每天参观访问，拜会座谈，还是忙得不亦乐乎。在我们即将离开东京到外地访问时，收到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白士吾夫先生的一封信，他说作家春名彻夫妇想到中国采访，希望与我见面谈一谈。因为在东京已经没有时间，只能约定从北海道回来之后，于是在我的日程上多了一项内容，5月14日晚8时，春名彻夫妇来访。

    我们从北海道回到东京后住在新大谷饭店，14日晚8时，一分钟不差，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不由得愣了，原来春名彻先生我早就认识。五年前，即1984年5月，我随巴金先生到日本参加国际笔会东京大会时，日方负责接待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人员中就有春名彻先生，但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总是默默地帮助我们，很少讲话，以后再没见过面，因而在记忆中淡漠了。这次意外重逢，大家都很高兴。

    春名先生文质彬彬，不苟言笑，就像一个听话而腼腆的大孩子。但他的夫人、作家入江曜子女士却与他相反，开朗而健谈。她告诉我，去年发表了一部以（伪）满洲国皇后婉容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我的名字叫伊丽莎白——（伪）满洲国皇帝之妻的生涯》，不到两年，再版十次，并获得了第八届新田次郎文学奖。现在正着手准备写一部关于溥仪的第四个妻子李玉琴的长篇，计划到长春实地采访，希望能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协助。

    我问她为什么写婉容，她说：“我读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觉得其中有些内容含糊不清，甚至与事实不符，而一些日本人写的回忆录，语焉不详，且多有美化、保护自己的倾向。在有关清宫的传记与回忆录中，婉容的资料很少。我用了十年时间，查阅了上百种书刊，发现婉容是个难得的历史人物。她从小在法租界长大，学英语，弹钢琴，打网球，热爱自由，追求幸福，一心想到英国留学。她美丽聪慧，举止端庄，谈吐高雅，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现代女性。然而，鬼使神差，阴差阳错，使这个高贵的新女性成为至尊至贵的皇后，在封建主义、军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痛苦呻吟。她不妥协，不投降，自尊，倔强而任性。对溥仪，她怀着憧憬、希望、迷惑、等待、忍耐，但最后是失望、绝望。她就像落在蜘蛛网上的小青虫，在重重叠叠的罗网包围中，一切抵抗挣扎都无济于事，最后只能在鸦片的麻醉中，寻找刺激和安慰。就这样，她在天堂般的地狱中，由杏眼玉肌、黑发如云、仪表非凡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喜怒无常、暴躁乖戾、枯瘦如柴、挥金如土、臭气熏天的行尸走肉。挖掘婉容这个人物，对于避免日中间的悲剧重演，有重要意义。她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诡计、狼子野心，也可以批判为虎作伥的封建余孽，或许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日本读者的心。”

    她把签好名的书送给我，并风趣地说：“这本书得到了日本读者的热爱，但不知道能否得到中国作家的承认，所以我把它送给你时，心里很紧张，两手在发抖。”

    我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没有国界的，日本读者喜欢，想必也会得到中国读者的青睐。我说的是实话，但也是客套话。一是因为当时在中国的书刊屏幕中，充满了满清的遗老遗少、顶戴花翎，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婉容，但多为揭露宫中后妃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风邀宠、奢侈堕落、苦闷压抑、淫乱腐败，格调低俗，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二是我看过一些外国作家写的中国人，觉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别扭生硬、味道怪异。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人情世故深不可测，不要说外国人，就是身在其中的中国人，也时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惶惑。他们想写好中国人中国事，真是难于上青天。

    但入江成功了，她独辟蹊径，以清丽凄婉的笔致，描绘出一个内心充满痛苦矛盾、性格复杂、命运凄惨、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令人同情怜悯的婉容。她用婉容自白的方式，娓娓道来，尽情倾诉内心的矛盾、斗争、痛苦，发表对于周围的人物、政治事件、生活琐事的看法以及对溥仪的感情变化，亲切而自然。另外，强烈的女性色彩，也是亮点之一。作者是女性，主人公是女性，在情节发展、感情纠葛中，不仅处处浸透着女性对于世界的认识方式，对于女性自主意识的思考，而且强烈地批判了女人只能为家庭、为丈夫、为儿子而生存，自身价值只能通过别人来实现的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

    当然，作品也有明显的不足：一、作家对婉容过于偏爱，使婉容的形象太纯净完美，对其性格弱点、阶级属性、时代局限性缺乏描写；二、受第一人称写法的限制，只能写她知道的、感受到的和认识到的东西，而不能超越第一人称写其他人的感受，写时代的风云变幻；三、日本纯文学作品的固疾——描写心理变化、身边琐事、内心情感，对周围人物、事件、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交代较少。

    1989年初冬，春名彻夫妇来中国访问。在欢迎宴会上，我介绍了这部作品的情节与特点，在座的邓友梅、李国文、雷达、霍达等都认为有新意，建议翻译出来。入江曜子女士也喜出望外，没料到中国作家会有如此评价，自然也希望这本书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开始翻译，在吉林人民出版社责编崔卓力的热情帮助下，于1991年出版。

    《我的名字叫伊丽莎白》中文译本改为《皇后泪——婉容自白》，以免读者误解为有关英国皇室的读物，出版后，入江专程自费来中国，请邓友梅、李国文、李玲修以及评论家李炳银、清史专家李文达等给小说提意见。中国作家不仅认可她的作品，而且评价很高，说她从精神层面描绘刻画婉容，风韵高雅，与众不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认为她是位有良知有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的学者型作家。她记下了大家的发言，以便再版时修改。她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受到中国同行的称赞。

    二

    1996年秋，我应邀赴日进行中日纯文学之比较研究，原想躲起来潜心读书写作，到东京后没与任何日本朋友联系。但在电车上，邂逅时任日本笔会会长的尾崎秀树先生，他邀我参加日本笔会举办的亚洲、太平洋作家大会。在大会开幕那天，遇见了黑井千次、高井有一、秋山骏、高田宏、立松和平、入江曜子等日本作家。

    日本笔会是民间组织，经费靠会费、募捐筹集，大凡举办酒会、讲演会、研讨会、展览会、年会、组团到国外访问等活动，参加者都要自掏腰包。日本的民间团体，家家如此，习以为常，不以为忤。这次大会，每人要交三万日元会费，两万日元赞助费，1.3万日元宴会费，总计6.3万日元，会议三天，平均每天两万多。因我是中国作家，且以志愿者身份参加，不用交费。但日本有名的文化团体举办活动，参加者都很踊跃，主要是会员、文化艺术界名人及有关团体组织机构的代表，因为这是交际场合，可以交流信息、联络感情、商量事情，也能见到许多平时不易见到的大家、名家，同时还是一种文化层次、社会地位的象征，比如参加了什么大会，见到了何方神圣，与谁照了相，请谁签了名，都是值得在亲友中显摆的荣耀。

    在走廊里，遇见了匆匆而来的日本笔会理事立松和平。他告诉我，大会安排他作有关公害问题的专题讲演，今天来参加开幕式，顺便敲定一下讲演时间。我说：“这个题目好，有普世意义，我去听。有人抱怨这次会费太贵啦，你知道吗？”他说：“听说了。因为请了一些外国笔会的作家，所以花销可能大些。”我说：“他们叫你讲演，会费是不是就可以免了？”据我所知，日本著名作家讲演费很高，动辙十几万、几十万，但他说：“照收不误。”我说：“有讲演费吗？”他说：“没有。尽义务。”我开玩笑说：“讲演还得花钱，这叫什么事儿？这不是花钱赚吆喝吗？”立松不懂，我解释了半天，他才苦笑道：“正是，正是。”

    入江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超越被害、加害的视点》的发言。首先，她向在场的各国作家，介绍我是《我的名字叫伊丽莎白》一书的中文译者，并感谢我向中国读者介绍这本书。她说，战争已经过去50年了，有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不断风化。但我认为不是风化，而是在发生奇妙的变化。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加害者，将其责任，用一亿人总忏悔的暧昧形式，开脱罪责，其结果是：一、一些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常常以受害者的姿态，控诉苏军的暴行；二、一些人文过饰非，重弹“圣战论”的老调，说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把东南亚各国从欧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如果长此以往，就有产生军国主义的危险。因此，我呼吁，要超越民族国家，从世界的角度来认识战争，万不可掉以轻心。她说：“我之所以研究（伪）满洲国的历史，挖掘包括（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在内的历史人物，描写他们的起伏跌宕的人生，刻画塑造他们的形象，就是以文学为武器，揭露在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伪）满洲国、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到底是什么货色。”

    在讨论大会声明时，她对其中“不使不幸的战争重演”一句中的“不幸”二字表示反对，说分量太轻，我们是作家，不是外交官，外交官可以玩弄外交辞令，但作家用词要准确，建议将不幸修改为悲惨。她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她的勇气令人钦佩。

    过了几天，她来了一封信，邀我们夫妇去她家做客，还幽默地说：“我很会做菜。如若不信，请你们来亲自品尝，鉴定。”她怕我们找不到她家，特意手绘两张十分精确的地图，上面标明上下车站站名、乘车方向、换乘地点，等等，极为详尽，一目了然。

    我和妻子乘车到宫前平，刚出站口，春名先生就迎上来，用中国话说，你们好，欢迎你们。又用日语说，入江怕你们找不着，叫我来接。春名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在大学当教授，讲文化学。我问这里为什么叫宫前平，有皇宫吗？春名先生说，以前这里有个神社，所以有这么个名字。路过一座市立图书馆时，春名先生笑着说，这是我的图书馆，离我家很近，我几乎每天都到这里来看书。春名先生带我们进去看了看，正好是星期天，借书读书的人很多。

    他们夫妇住在图书馆旁边的一座公寓里，大概有五六个房间，每人各有书房、电话。西式客厅里，摆着一组皮沙发，一张长方餐桌，四把沙发椅，墙上挂着徐悲鸿的油画，茶几上，放着两支玻璃兰花。他们家宽敞明亮，整洁和谐，温馨舒适，有一股浓郁的书香。

    平时他们各自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写作。只有吃饭、喝茶、听音乐、聊天或招待客人时，才到客厅。入江女士毕业于庆应大学文学部，在出版社工作多年，现在从事专业创作。她的作品有《贵妃是被毒死的吗——皇帝溥仪与关东军参谋吉冈之谜》、《少女的领域》、《溥仪》，与春名彻合译的《紫禁城的黄昏》、《为中国献出青春——与埃德嘉·斯诺一起》等。他们说，当年参加学生运动，憧憬中国，会唱许多革命歌曲，如《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还能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我说，你们是在学生运动中恋爱的吧？春名先生笑着说，没有那么浪漫，是在出版社认识的。他们结婚已近40年，相亲相爱，相依为命，但在讨论问题时，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完全平等，相互尊重，更像兄妹或同学。

    中午，入江下厨做中国菜，香菇丸子、清炒油菜、红烧豆腐、鸡蛋黄瓜汤等，色香味俱佳。春名先生说，你们来日本好几个月了，肯定想吃中国菜，入江为招待你们，特意学的。我听后心里热乎乎的，充满了兄弟姐妹般的温馨情谊。我问他会做饭吗？他说会，可她不愿叫我进厨房，说我一进去，全都乱了套，她什么也找不着了。

    席间，我们又谈起了入江在笔会上的发言。我说有些日本人，闭着眼睛说瞎话，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侵略战争，篡改教科书，歪曲历史，自以为爱国，实际上是误国。一个没有勇气以史为鉴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些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朋友，私下谈及战争责任，态度明确，黑白分明，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却噤若寒蝉，讳莫如深。入江女士面对各国作家，慷慨陈词，直抒胸臆，令人钦佩。但您这样单刀直入，一针见血，不怕惹麻烦吗？入江说，日本人谈二战，必须从加害者和被害者两方面来考虑，缺一不可。面对历史，要讲真话讲实话，不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贻害青年。战时，我是小学生，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我相信战争是对的。战败后，我没有死，觉得很奇怪，我怎么还活着？怎么没有人杀我？现在有些人写文章，最后总是说当时心里有疑惑。我不太相信，小孩子怎么会那么复杂？我对当时的教育是百分之百接受的。虽然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我不怕，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可能因为没有孩子，无后顾之忧吧。

    晚饭也是入江亲自料理，法式奶油蘑菇汤、烧牛排、意大利炒面，配法国葡萄酒。难怪入江说会做饭，果然出手不凡。天色已晚，我们告辞。春名先生说等一会儿，我去图书馆，把大百科事典中有关纯文学的资料复印下来，对你的研究也许有用。春名先生回来后，我们一起出门。

    夜很静，路上无人，月光如水。我们边走边聊，直到车站。妻去买票，春名先生说，票早买好了，还有两瓶饮料，带着路上喝。告别时，他们邀请我们夏天到他们在金泽的别墅小住，说那里凉快清静，适于读书写作，作家朋友也多。

    我们走进站台，夜风很凉。虽是冬天，但我却感到几分暖意……

    三

    2004年12月，入江曜子来信说，她的《李玉琴传奇——（伪）满洲国最后的“皇妃”》终于完成，即将付梓，约我写篇文章，在日本《筑摩》杂志上发表。我写了短文《香自苦寒来》，表示祝贺，同时也回忆了当年同去长春采访时的情景。

    屈指算来，从她专程自费来中国采访到成书，已经是第15个年头。如果再加上此前她查阅资料、寻访调查等所做的案头准备，前后大概用了将近20年，真可谓呕心沥血，不惜工本，精益求精。

    记得第一次在东京见面时，她说在查阅有关婉容的资料时，发现有个叫李玉琴的小姑娘，15岁在优级国民学校（相当于小学五六年级）读书时，这个贫苦人家的女儿，被选入宫，册封为“福贵人”，成为溥仪的第四个妻子。她享受了荣华富贵，也经历了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她与溥仪离婚，再婚生子，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后成为长春市政协委员，参政议政。

    她认为，李玉琴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理想追求、人生道路、脾气秉性与婉容截然不同，溥仪之所以喜欢她，一是因为她天真幼稚纯洁无瑕，二是为了摆脱关东军的监控束缚。她对李玉琴产生了浓厚兴趣，觉得这个昨日的“福贵人”，今天的政协委员，是伪满洲围这场闹剧中不可或缺的配角，值得挖掘。

    我觉得她的选题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应该支持，报请领导批准后，多次与吉林省作协的王玉臻大姐联系，请她以作协的名义，与有关方面协商，尽力促成此事。但出乎意料的是，进展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一波三折。先是李玉琴说她不见日本人，一口回绝，几无商量余地。我不死心，反复强调入江是有正义感有历史担当的友好人士，她写婉容，写溥仪，写（伪）满洲国，不是出于猎奇，而是为了揭露关东军的殖民统治。再说，我们堂堂中国作协，绝不会介绍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与她见面，这一点，我以人格担保。好说歹说，她总算同意了，但提出了一系列条件：一、要求付采访费，理由是作家采访后写书，写文章，可以赚取高额稿费或版税，所以她不能无偿提供材料；二、不要人民币，不要外汇券（当时用外汇兑换的人民币，可到专供外国人的商店购物），也不要日元，只要美元；三、单独采访，中国人不要在场；四、采访在宾馆进行，不要到她家里去，每天车接车送……

    那时，中国还没有采访费一说，该不该收，收多少，都是未知数。再者，据我所知，当时有关李玉琴的书就有《末代皇后与皇妃》（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末代皇帝皇妃秘闻》（潘际垌著，1986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李玉琴回忆录节选》（1987年，吉林省文史资料第十九辑），以及李玉琴记述，由王庆祥整理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妃”》（1989年，北方妇女儿童出皈社）等多种，如果她讲的都是书中公开发表的内容，也要收费，是否有“重复”收费之嫌？不要人民币、外汇券、日元，只要美金，也说不过去。你是中国人，天天使用人民币，为什么不可以用人民币支付呢？日本人用本国货币付费，也应该是合理的，为什么非用美金不可呢？更不可思议的是，究竟有什么秘密，只能告诉日本人，不能告诉中国人？她这些苛刻的、莫名其妙的、近乎无理取闹的要求，让我很恼火，对这个只认美金的“贵人”是否值得采访也产生了怀疑，甚至后悔多管“闲事”。但入江认为她是现今中国唯一的经历过“宫妃”生活的女性，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十分珍稀难得，所以愿意接受她的全部条件，但希望她能忠实于真相，实事求是，讲真话，再现当年的历史。

    1989年冬天，雪很大，天气格外冷。我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横川健先生陪入江乘火车去长春采访，虽然坐的是软卧包厢，但进入夜间行车，还是很冷，说话时，那白色的哈气都看得清清楚楚。她身体瘦弱，把从日本带来的寒衣全穿在身上，还瑟瑟发抖。我说：“你不该冬天去东北，更不该坐火车，太冷了。如果乘飞机，情况会好些。”她说：“倒不全是从经济角度考虑。在我未来的作品里，可能要写从北京到长春的沿途冬景，亲眼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有切身的感受，写起来心里才有底。”

    入江是自费采访，她及随行翻译的国际旅费，在中国的食宿交通费，再加上高额采访费，是笔不小的开支。我说：“你这本书，成本太高，恐怕入不敷出。”她笑笑说：“写婉容的那本书，得了新田次郎文学奖，有笔奖金，正好可以应付这笔开销。”

    到了长春，她感冒咳嗽发烧，但一刻不停，连续四天，在南湖宾馆，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六时采访李玉琴，晚上则埋头整理笔记。我为了“避嫌”，没有参加，由横川健先生担任翻译。我问入江谈得怎么样，她说：“还可以。我在采访之前，几乎读过有关李玉琴的一切资料。她手里有个小本子，可能是以前接受采访时的谈话提纲。我提问题，她就照本宣科。她所说的，与最近出版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妃’》完全一样。但能与她见面，听听她的声音，看看她的言谈举止，就是莫大的收获。另外，我提了个额外要求，到她家去看一看，她踌躇了一番，最后还是同意了。看看她的家庭，了解一下她的生活情况，对观察理解这个人很有意义。”

    我与李玉琴见过几面，但没有交谈。本来，我很同情她的遭遇，一个不谙世事的学生，被选入宫闱，成为溥仪的玩偶，也成为她终生无法摆脱的阴影和噩梦，为了追求幸福、爱情、人伦之乐，她不顾世俗的偏见和冷眼，顽强斗争，不屈不挠，终于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尊敬的。然而，她提出的采访条件，彻底破坏了我对她的看法，甚至产生了疑惑：宫闱生活，到底是她的不幸，还是她的大幸？她是留恋，惋惜，还是厌恶，憎恨？贵人的称谓，是她的耻辱、悲哀，还是她的荣耀、资本、摇钱树？做“黄金鸟笼”里高贵寂寞的小鸟，与做人妻人母，享受天伦之乐，哪个是她的理想、追求？说句老实话，在她的长吁短叹中，我没有能力判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觉得她很复杂，很矛盾，很别扭，很表演，很世故，所以敬而远之。

    离开长春时，入江面色憔悴，疲惫不堪，但看到漫天飞扬的鹅毛大雪，她高兴得像个孩子，跑到宾馆的院子里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看到了长春的大雪！”

    为了全面了解李玉琴，她东奔西走，呕心沥血，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资料收集一直持续到1998年。她说：“我多次去北京采访与傅仪、李玉琴有关的人士，但常有人对我说，你来之前，李玉琴特意叮嘱说，有一个日本女作家去找你们，这件事你们要保密，千万不能跟她说。然而适得其反，李让保密的事，人家反而主动告诉我。我在拜访《我的前半生》的代笔者李文达先生时，李先生说，最初见李玉琴时，她才30岁，年轻漂亮，但文化水平很低，政治意识幼稚。现在，她已成为老练的干部啦，很能讲。反正傅仪在世的妻子李玉琴、李淑贤都不是简单人物。”

    《李玉琴传奇——（伪）满洲国最后的“皇妃”》，由筑摩书房2005年2月出版，虽然书封上标为纪实小说，但我认为虚构的成分很少，或许称之为报告文学更合适些。

    看见入江特意在“皇妃”两个字上打上了引号，不由得会心一笑。因为清代后宫，女人分皇后、皇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八级，根本没有皇妃的称号。但在民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即把皇帝的嫔妃，统称为皇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是宣统帝溥仪，而“满洲国康德帝溥仪”，是日本人制造的傀儡，不被承认，因此中国最后的皇妃，应该是光绪帝的皇后与嫔妃，而与被废黜的皇帝结婚的婉容、文绣、李玉琴等，严格地说，都不能算真正的皇妃。入江对此心知肚明，只是借用民间的说法，姑妄言之而已，所以打上了引号。

    入江在后记中说，原计划写最后一章时，再去一次长春，采访李玉琴。她觉得李玉琴年纪不大，来日方长，身体也好，但在2004年6月，她准备动身去长春时，得知李已于2001年4月逝世，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她说：“最后一章虽然也可以用手边的资料补写，但我爱惜通过我这个过滤器滤掉一切杂质而结晶析出的中国女性形象，所以这个物语到1989年12月62岁的李玉琴戛然而止。李玉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她命运的变幻，人生道路的坎坷，充满戏剧性，但她又是现代中国女性中的一个特殊人物。”

    四

    记得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说过：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但是，近年来，日本一些别有用心的右翼分子，打着政治家、学者、教授、社会名流的旗号，著书立说，煽风点火，鼓吹极端的民族主义，煽动修改宪法，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扬幡招魂，说承认日本侵略史实是“自虐行为”，声言要通过历史教育“培养日本民族的自豪感”。2001年，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的《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通过文部科学省审定，公开发行。2002年，文部科学省又发行辅助教材《心灵笔记》。这些教科书，对日本国民，尤其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日本青少年，如同雾霾，有很大的欺骗性和毒害性。

    看到这些文过饰非、颠倒黑白、欺世惑众的倒行逆施，我就想，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入江女士大概不会沉默。果然不出所料，2005年冬天，春名彻先生为写《北京——都市的记忆》来北京搜集素材时，给我带来两本入江曜子的书。一本是岩波书店2001年出版的《神之国时代的日本——读国民学校的教科书》，已印第四版，书封上写着：彻底分析驱赶国民上战场的教科书。另一本是岩波书店2004年4月出版的《危险的教科书——评心灵笔记、新历史教科书、新公民教科书》。书封上写着：修改宪法、教育基本法已成为政治问题，这些教科书究竟要把日本人的心灵引向何处？

    她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以史为鉴，引经据典，条分缕析，明辨是非，以正视听。

    在《神之国时代的日本——读国民学校的教科书》的序言中，她说，1999年，国会强行通过了《国旗国歌法》，对于一个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来说，国歌中的“君”到底意味着什么呢？2000年，首相森喜朗说“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2001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中学校历史教科书通过文部科学省审查。这一连串的国粹主义、时代错误，对于日本，尤其是对亚洲各国产生了很大冲击。

    她把1941年4月至1946年3月日本国民学校的教科书与此前小学使用的教科书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以前小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身心自立的人”，而国民学校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世界战争的国民”。

    她说，日本战争时期国民学校的教科书，是宣扬神国皇道，把国民驱赶到战场当炮灰的工具，如今在鼓吹修改宪法、教育基本法，自卫队向海外派兵，强制唱国歌的潮流中，“新教科书”的出现，是危险可怕的，善良的人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心怀叵测的人把日本推进深渊。

    她在《危险的教科书——评心灵笔记、新历史教科书、新公民教科书》中说：“2001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经过百余处修改通过审查后，执笔者代表说，‘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我们的思想。’也就是说，编纂会的目的不是编写科学的教科书，而是为了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利用编纂教科书这一形式。这说明，他们编写教科书的动机，是为了恢复日本人因战败而失去的自豪，或许也可以说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目前，国家在国际协调的名义下，正在加强自卫、国防的武装力量，培养爱国心。那么，这些从战败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教科书到底是什么货色呢？”

    通过对比分析，她认为《新历史教科书》、《新公民教科书》、《心灵笔记》歪曲了历史，践踏了儿童心灵，使教育走上了危险的道路。她说书中的所谓“不管哪个国家，都有独自的民主主义，而这个民主主义，是在该国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这是对日本战后的民主主义的批判，是对民主主义带来的现代社会的批判，甚至可以说是对战后的民主主义和社会的嘲讽和亵渎。他们所谓的历史与传统，就是恢复军国主义教育。

    她说，宪法与教育基本法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两大支柱，但现在却有人企图用近似战前的国粹主义取而代之，这是可怕而可悲的。

    她本来是写小说的，历史和教育，非其所长，但出于义愤和良知，出于对故国家园真正的深切的爱，她勇敢地站出来，发出正义的呐喊。

    鲁迅先生说过：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相信，她的心血不会白流。

    2004年12月19日初稿

    2015年10月14日1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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