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3年9月29日上午，日本著名女作家山崎丰子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88岁。日本主流媒体都做了报道，对其生命不息笔耕不辍，献身于文学的精神，表示尊敬。

    山崎丰子在中国也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她的《浮华世家》、《白色巨塔》、《女人勋章》、《命运之人》、《不毛地带》等多部作品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她就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女作家之一。

    她本名叫杉本丰子，1924年生于大阪世代经营海带的商人家庭，1944年从京都女子专科学校国文科毕业，到每日新闻社学艺部当记者，在作家井上靖手下工作。她说：“我对采写新闻消息，发头条不感兴趣，而愿意研究挖掘隐藏在新闻背后的内幕，捋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写出报道。我原来不写小说，也没想当作家，但我的顶头上司井上靖鼓励我写作，于是我就一边跑新闻，一边写起小说来。”1957年，她的处女作《暖帘》问世，写在船场开海带屋商人的一生，有强烈的家史色彩，但如石落大海，杳无踪迹。1958年发表《花暖帘》，写关西娱乐界巨头吉本兴业的女创始人吉本势的个人奋斗，获第39届直木奖，一举成名，步入文坛。她以非凡的勇气和自信，毅然辞去记者工作，决意埋头创作，卖文为生。她才华横溢，目光如炬，一部部针砭时弊的长篇巨著接连而出，风靡日本，被誉为当代日本文学三大才女之首（另两位为有吉佐和子、曾野绫子）。

    山崎是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性格刚烈的小说家。她直面日本社会的敏感领域的矛盾冲突，以锐利的目光透视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勇敢揭露日本政界、财界、医务界、企业界中既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又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丑恶黑幕，入木三分地描绘出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贪婪、腐朽、堕落，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经济从高速腾飞转入稳定发展这一时期社会的畸形和黑暗，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人、家庭、社会的腐化堕落。评论家说，她的创作实践，积极严肃地回答了日本现实主义文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多角度多层次地描绘了日本神话般变为经济大国，成为亚洲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瞩目的暴发户的历史进程，为日本战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高度统一的标志性的作品。

    她的小说，冲突激烈，情节曲折，悬念丛生，人物个性鲜明，本本好看，部部畅销，动辄发行几百万部。每年年初，不少就业的大学生，把她的作品当成社会教科书，念医科的读《白色巨塔》，念金融的读《浮华世家》，念商科的读《不毛地带》……她的书年年重印，既是畅销书，也是常销书。她的名字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更令人惊诧的是，她的小说，几乎全部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而且是多次改编拍摄，反复播映。如《女系家族》，改编拍摄八次，《白色巨塔》六次，《暖帘》、《花暖帘》各四次，《浮华世家》、《不毛地带》、《少爷》、《吝啬鬼》、《女人勋章》各三次。《两个祖国》、《大地之子》、《不沉的太阳》、《命运之人》、《花纹》各一次。节目播放时，人人争相先睹为快，街谈巷议，风生水起，舆论沸腾，因此也成就了许多编剧、导演和演员，使他们有机会成为明星大腕，大放光彩，所以她病故后，演艺界的回忆、怀念、谈话、吊唁，较之文学界不疼不痒、不咸不淡的官样文章，更为真切感人。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闪烁着强烈的时代色彩的作家，在日本文坛却声名狼藉。在我接触的日本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她好。有的说她出尔反尔，言不守信；有的说她妄自尊大，目中无人；有的说她品行不端，抄袭成性；有的说她性格古怪，喜怒无常；有的说她唇枪舌剑，恶语伤人；有的说她狂傲狷介，我行我素。总之，她是日本文坛的一个怪物，一个异类，一个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丧门星，一匹独来独往的狼。

    日本文坛，群雄割据，山头林立，门庭森严，各有霸主，但文学创作，毕竟是个体劳动，如果洁身自好，不愿搭帮结伙，投靠依附，躲进小楼，自立门户，遭来蜚短流长，倒也无可厚非，但一场场由她引起的纠缠不休的风波，也着实令人生疑。

    1968年，她的小说《春宴》被指控剽窃，说其中部分情节与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名著《凯旋门》和芹泽光治良的《巴黎夫人》相似，于是舆论大哗，闹腾了好一阵子，她因此沉默了好久。五年后，即1973年，她的《不毛地带》又被指控为抄袭，刹那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她又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听说最后诉诸法律，不了了之。十年之后，即1983年9月，她的新作《两个祖国》刚刚出版，《舆论评论》就带头发难，说她盗用了别人的资料，《产经周刊》、《朝日周刊》、《图书新闻》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一时间风起云涌。

    根据日本报刊报道，《两个祖国》在《新潮周刊》连载之前，山崎曾找《双重国籍的人》的作者岛村乔说，她想利用该书的资料，岛村同意，但《两个祖国》连载后，岛村发现情节与《双重国籍的人》极其相似，而且山崎在书后使用资料的栏目中根本没有列入岛村的名字。岛村一怒之下，根据自己《双重国籍的人》和《秘录东京裁判》两书，写成《东京裁判秘史——个日本翻译官凄惨之死》，与山崎对着干。该书由人道出版社出版，并在书封上写着“本书是山崎丰子《两个祖国》的原版”，向山崎公开挑战。日本广播协会根据《两个祖国》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山河在燃烧》原定1984年1月在日本放映，连播一年，但因这场风波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难以平息，播放日期，也一延再延。

    凡此种种，使山崎丰子在我的心目中变成了一团令人眼花缭乱的迷雾，一首晦涩艰僻的朦胧诗，一个毁誉参半、莫乞其妙的女强人……

    二

    1983年10月19日，山崎丰子与秘书野上孝子，应中国作协邀请来华访问。

    她说她已写过美国（《两个祖国》），写过苏联（《不毛地带》），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感受中国，寻找创作题材，与中国作家同行见面交流。我是全程陪同兼翻译，带她们去拜会周扬、巴金；与邓友梅、谌容、陈丹晨等座谈；访问北京、西安、杭州、上海。她中等身材，有点发胖，短发，戴耳环、项链、戒指，爱穿紫红色连衣裙，从外表看，是个典型的温文尔雅的知识女性，但只要一开口，一股咄咄逼人的巾帼丈夫的刚毅之气，就溢于言表。

    一路走来，她对我提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敞开胸怀，毫无保留，甚至对于一般日本作家讳莫如深、噤若寒蝉的敏感问题，比如某作家属于某个山头，成就如何，人品怎样，她都直言不讳。她对我说：“小说家是观察人、写人的。小说是写人的艺术。我阅人无数，说几句话，看看他的面相和神情，对他就能摸个大概。你这个人，真诚厚道，值得信赖，所以不管你问我什么问题，只要我知道，就直言相告。”

    看样子，她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我听说她性情刁钻古怪，特立独行，所以事先做了不少功课，几乎每项重要日程，都有预案，但她对我言听计从，从未提出不同意见。至于她知人论世的自信和能力，却大可怀疑，否则无法解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事件以及形影相吊的尴尬处境。

    旅行中，她送我许多书，开口闭口称我为中国弟弟，还叫我教她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说词曲雄健，有气势，有血性。我说，这是抗日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斗歌曲，你唱不合适。她说：“不对，我唱正合适。我就是要学会这首歌，到日本去唱。我弟弟两年前死了，但他不让为他办葬礼，而是希望我把他的骨灰撒到长城下。他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热爱中国，对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心里充满了负疚之情。我没有带他的骨灰，而是把他在上海学习期间的校徽带来了，希望有机会埋在长城脚下，满足他的遗愿。本来我已经去过一次长城了，但弟弟在呼唤我，我还要去一次。”

    我与她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夏天，日本文学界为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行酒会。我搞不清楚她从哪里知道了我的名字，过来和我搭话。日本语本来比较暧昧，常以委婉、隐喻、会意等方式曲折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山崎却截然相反，她口无遮拦，单刀直入，一针见血，直抒胸臆。初次邂逅，她的坦率就使我瞠目结舌。

    她说：“我是日本文艺家协会会员，但他们的集会，我从来不去。只有井上靖先生举行欢迎中国作家的酒会，我才来参加。我很早就想去中国，可他们从来不叫我。我不会走后门，也没有钱，没有时间，更没有兴趣陪他们喝酒，打高尔夫，讨好他们。他们不喜欢我，不推荐我。”她的直率，使我大吃一惊，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一个民间组织的是非曲直，显然不合时宜，而我一时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只得敷衍道：我回去转达你的意见。她的大阪口音很重，由于激动，声音大而尖。我不知道她还会冒出什么惊人之语来，于是马上转移话题，谈她的作品。

    有一次，中同作协在北京大三元宴请。最后一道点心，大家都吃完了，她一直在讲话，没有吃几口，服务员就把盘子撤了。她急了，“我还没吃完呢，怎么就拿走了？把我的盘子还给我。”服务员大吃一惊，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心直口快肆无忌惮的外宾，马上讪讪地把盘子给她端了回来。

    她自己说：“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结果得罪了不少人。但我改不了，也不想改，别人愿说什么说什么好了，我不理睬，而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写小说上。我没有孩子，但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孩子，我要竭尽全力，精心养育它们。在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日本文艺家协会几千人，就我一个人反对。我说，诺贝尔文学奖应该给那些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的作家，川端有过什么贡献呢？他的《雪国》文字很美，但对日本民族有什么积极意义呢？我主张给石川达三，他是一个勇敢的、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有卓越成就的作家。他在战争中写反战作品，被判过刑。他的《风中芦苇》、《人墙》、《金环蚀》、《破碎的山河》，针砭时弊，忠实于生活，写出了日本山河的累累伤痕和人心的堕落。但他很孤独、寂寞，没有人为他捧场，也和我一样，是一只孤独的‘狼’。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私小说’一直是文坛的宠儿，写个人的身边琐事，咀嚼心灵中的秘密、忧愁和烦恼，游离于社会，游离于人民，游离于时代，究竟有多大社会意义？日本文坛把川端康成当作文学之神来顶礼膜拜，我看大可不必。作家应该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冷暖，我的作品，就是对‘私文学’的反叛。”

    她的《不毛地带》1973年6月至1978年8月在每日新闻社周刊杂志上连载了五年，后由新潮社出版了单行本，几年后又出了文库本。小说连载期间，发生了洛克希德事件，田中角荣因此而下台。山崎丰子似乎早已经预见到这一丑闻迟早会暴露，并且震撼日本。田中角荣被判四年徒刑后，记者去采访山崎。一般人都缄口不言，但山崎说：“他应该判十年，因为他的政绩就是造成了我写《浮华世家》的生活土壤。日本电视台重播电影《不毛地带》时，人们守在电视旁看了三个小时，反响非常强烈。人们之所以看这个电影，是因为山本萨夫导演的这部片子有大臣受贿的场面。为了买美国洛克希德战斗机，充实日本的防卫计划，大臣把五亿日元贿赂塞进自己的腰包。其实，受贿事件早就有人知道，但政界、新闻界都讳莫如深，佯装不知。因为背后有黑社会组织，谁要声张，恐有杀身之祸。听说一些当事人相继死去，不明不白，很显然是为了灭口。我在《不毛地带》中写贪官污吏时，常常接到恐吓电话，‘赶快放下你的笔，不然要你的命！’税务局也来我家查账，说我偷税漏税，其实，目的都是干扰我。《不毛地带》意味着日本处于精神饥饿状态。1965年之后，经济以异常的速度发展，物质确实丰富了，但由于认为人的所有欲望都能靠金钱来解决，精神上彻底崩溃颓废，所以即便说整个日本就是‘不毛地带’，也不为过。”

    《白色巨塔》讲述了一个正直的医生向关系到重大民生问题的医疗腐败作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抗争，深刻地揭露了医务界如封建行帮一样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医生精神家园的坍塌与金钱对学术的污染。原名叫《白色的塔》，但山崎觉得不够味，又加上了个“巨”字。小说发表后，反应强烈，被媒体誉为是解剖日本医学界和高校腐败堕落的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有个医生打电话给山崎说：“你得病就等着死吧，不会有人给你治！你早就该死了！”还有人说：“你不写日本的光明美好，专门揭露日本的阴暗、丑恶，给日本抹黑，是何居心？你还是日本人吗？”

    她说：“我积怨甚多，难防不测，每年都写一份遗嘱，交给我的律师，万一我突然死了，也有个交代。”

    在她来访之前，我在日本杂志上看到她的一篇随笔，题目是《出狱》，把我吓了一跳，以为她坐牢了。读下去才知道，原来她把文学比为“终生的徒刑”，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牢笼”。每写一部长篇，就像坐几年牢一样。一旦写完，她觉得如刑满释放，值得庆贺，所以不管白天黑夜，她都要跑到院子里大声喊叫：“我终于写完了！我出狱了！”

    她工作起来不要命。以《两个祖国》为例，她采访调查两年，写了三年，中间不曾休息一天，眼睛都累坏了。有一次到海外去收集素材，新潮社的一个记者随行当她的助手。回国时，因为过度疲劳，那个记者像得了黄疸病一样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疲惫不堪。但山崎依然精神抖擞，中途对记者说“祝你一路顺风”，转身下了飞机，继续采访。

    她每天早晨九点起床，十点到十二点写作，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从三点写到七点半，晚上从九点一直写到深夜两点。这次到中国来，本来没有什么具体的硬性任务，主要是参观游览，拜会访问，目的是感受中国。在西安时遇到连日阴雨，气温骤降，她感冒发烧，咳嗽不止，我怕引发肺炎，劝她休息，但她坚持要把日程中所列的名胜古迹全部看完。

    她的主要休息方式是种花、养狗、养金鱼。她说：“我站在鱼缸前一拍手，金鱼就会抬头看我。我浇花，花也向我点头，好像知道我要对它们说什么。我家里养了一条狗，是千叶县驹市的名犬，名字与《浮华世家》中主人公阪神银行总经理同名，叫万俵大介。有一次，一个银行职员到我家里来，看到了这条狗说，它可比我们银行的总经理品行端正多了！”

    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把揭露有钱有势者的丑陋为己任，她说：“我家很有钱，在关西地区很有名，但还算不上财阀。你看，我这个戒指很值钱，卖了可以用很久。我自幼熟悉资本家那种纸醉金迷、光怪陆离的生活。我家里过去佣人很多，我怜悯、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拼命干活，小心服侍，还是很穷，而什么也不干的人，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憎恨金钱社会，所以才写了《浮华世家》。我要把这些写下来，留在世界上。”

    她还说：“《浮华世家》中铁平之死，有很多读者感到惋惜，给我写信说为什么要让这样一个好青年自杀。我在写铁平时心里也很矛盾，不愿叫他死，但思忖再三，还是让他死了。这是为了塑造万俵大介这个人。为了钱，他可以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逼上死路，从而表现他被铜臭熏黑的灵魂。铁平之死，对于读者也是个冲击，会促使人们去深思：是谁把他逼上了绝路？是父亲，金钱，还是这个社会？这样，艺术效果比他活下来还好。”她在谈《浮华世家》创作体会时说：“我认为正是在这个血腥斗争的战场上，才能浮雕般地显现出赤裸裸的人物形象，才能捕捉到人的欲望和丑恶，才能发现人的聪颖智慧和纯洁心灵，这就是小说的妙味所在。”

    她对日本文坛的门户之见、山头之争忧心忡忡，认为这样束缚了文学的发展。她说：

    “日本文坛分成若干集团，自成独立王国，各有评论家当啦啦队，自吹自擂，标新立异。凡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写的东西，不管怎么样，都大肆吹捧。文学奖也是这样，几个评委一勾搭，名单就出来了。甚至很有影响的芥川奖、直木奖，也成了各团伙招兵买马的工具，结果评选质量下降。本来过去得了芥川奖或直木奖就奠定了作家的地位，可以进入专业作家的行列，但现在不行。有的人得了奖，但随即在文坛上消失，再也不见踪影。要在文坛上立足，必须投靠一方霸主。我是单干户，不属于任何山头，所以他们讨厌我，排挤我，揶揄我为‘国际社会派’，在日本，这绝不是个好名字，是讥讽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人。但我不是社会主义者，只是个人道主义者……”

    即将结束在中国的旅行时，她说：“我真想留在中国，不回去了。这里有那么多真诚的朋友，热情的读者，志同道合的同行。在日本，我感到孤独、寂寞。我唯一的支持者，是我的秘书。幸好我有很多读者，他们给我信心和力量，否则，我真不知道怎样活下去。日本是金钱社会，金钱是社会的中心，是政治的润滑剂。很多有才能的作家为了钱去写暴力、色情、凶杀，迎合读者和出版商的趣味。这是文学的堕落，作家的堕落。我不是为了金钱写作的，我是出于社会的责任感、历史的使命感才拿起笔。当然，小说是写人的艺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写人的，所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观察人，写人，写人的命运和感情。但写人，要把人放在社会中去写。”

    三

    山崎丰子年轻时读过巴老的书，敬重巴老，在来访之前，就多次写信请求拜会巴老，当面表达她的敬意。山崎到达上海后，由我与黄宗英陪同，于1983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到华东医院去看望巴老。

    巴老的病房很简单，也很安静。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张小桌，桌上放一把香蕉。巴老穿着白色蓝条的病号服，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来和我们握手。巴老面色灰暗，两眼红红的，好像有些充血，但精神很好。巴老的手很柔软，也很温暖。就是这双手，写了半个世纪。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不同的国度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曾握着巴老的手说，这是一只写出了《家》、《春》、《秋》的伟大的手。但巴老说：“这是一只普通的手，用来吃饭穿衣的。”

    巴老说：“欢迎你来中国访问。”

    山崎丰子说：“见到您，我非常激动。感谢您在病中接见我。”（话语哽咽，落泪）

    巴老：“很遗憾，我不能在家里招待你。你以后再来，我请你到我家里去。”

    山崎：“听说先生病了，住院治疗，我心里很难过。”

    巴老：“1980年访日时，我身体很好。这两三年，身体不太好。去年跌伤了腿。这次来，是治疗一下神经系统的毛病。医生说，治疗一段时间，就能好些。”

    山崎：“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为您的广大日本读者和朋友，拿起笔来。您的小说激动人心，给人力量和希望。”

    巴老：“感谢日本朋友的鼓励和祝愿。我还要写很多，计划很大，但精力不济。”

    山崎：“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日本书店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将于今年11月再版先生的《家》，不知先生知不知道。”

    巴老：“我还不知道。”

    山崎：“听说这件事已经定下来了。出版后，我马上给您寄来。”

    巴老：“谢谢。这是我年轻时写的，以后又改了八次。其中有一小部分是我的生活。”

    山崎：“我读的时候感觉到了。我觉得，应该让日本青年读这本书，知道那个时代的生活，所以期望出版社再版。”

    巴老：“是岩波书店吗？”

    山崎：“是岩波。请您对日本读者讲几句话吧，我来转达。”

    巴老：“我上次与井上靖先生通信时已经讲过，我说中日友好是伟大事业，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愿献上我生命的最后几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日本朋友经常打听我的消息，想起这些，我心里就感到温暖，充满力量。我们两国人民，应该友好下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

    山崎：“先生，对中国作家来说，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巴老：“中国作家，应该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写作，就是为人民做事。我拿起笔，不是为了当作家，是为了寻找道路，拯救祖国，拯救民族，同时也拯救自己，所以我在法国写了第一篇小说。这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山崎：“是《灭亡》吧。”

    巴老：“是的，有日译本，也是由译《家》的那位译者译的。这是我的第一本小说，写得不好，但感情是真实的。”

    山崎：“我在书中，听到了您的呐喊，您的心跳。”

    巴老：“1980年访问日本时，我与木下顺二先生畅谈过一次。我谈了对文学的看法，我说我不是文学家。”

    山崎：“为什么？”

    巴老：“我写文章，写小说，是因为自己心中有话要说，不吐不快。我自己从来没想过自己是小说家或者文学家。”

    山崎：“日本作家写作，可不是为社会作贡献。”

    巴老：“我过去也受过一些日本作家的影响。我认为，一些日本作家，也是为了探索人生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些作家成就很大，但后来自杀了，如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他们找不到道路，绝望了，就自尽了。”

    山崎：“也可以说，日本作家是为了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写作，而中国作家是为了寻找祖国、民族和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写作，他们的苦恼是不同的。”

    巴老：“各国有各国的问题，各国有各国的道路，但自己_寻找的道路，印象深刻，永远不会忘记。我小时候，日本小说读了不少，30年代去日本，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他信佛，每天早晨起来念经。我后来到了东京，但在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来访时，被弄到神田警察署关了一夜。根据这段生活，我写了小说《神》、《鬼》、《人》。这也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去日本时找过那位朋友，但没找到。”

    山崎：“我拿来了您的《随想录》，里面有您回忆夫人、中岛健藏的文章，请先生为我签个名吧。”

    巴老：“我的手抖，笔拿不稳，字也写不好。你的《浮华世家》电影和剧本我都看了，写得很好。”

    山崎：“电影拍得不好，请您看我的原作。这是我的小说《两个祖国》，如果能放到您的书架的后面，将是我的莫大光荣。我在扉页上写了一句：祝您早日恢复健康，为日本的广大读者拿起笔。”

    巴老说谢谢，之后拿起准备好的《家》、《春》、《秋》精装本和一件包装好的礼品，回赠山崎丰子。山崎回国后，写了《巴金先生》，记述这次见面，但这是后话。

    送走山崎后，我准备回北京，临行前，去华东医院向巴老辞行。

    闲聊时，李小林拿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佐藤纯子的来信，说井上靖、白土吾夫等人12月20日到上海，希望拜访巴老，请巴老出席明年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

    巴老说：“我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去了给人家添麻烦，还是不去为好。”我说：“看您现在的身体情况，完全可以去。井上靖先生多次亲自来请，倘若不去，日本朋友们会失望的。”巴老说：“谁知道明年我身体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到时候再说吧。”

    巴老不慎跌伤腿，在病床上躺了许久，当时虽然能下地活动，但得拄拐杖，行动极为不便。巴老在犹豫，他不愿使日本朋友失望，又对自己的身体缺乏信心，怕到时候给朋友们添麻烦……

    上海作协的徐钤说：“你送给巴老的柿子，巴老的外孙女端端吃了，涩得不行。”巴老说：“不是端端，是小棠。他到病房来，看见柿子很漂亮，拿起来就大咬一口，结果涩得哇哇乱叫，马上又吃了一根香蕉才算好些。”巴老说完，嘿嘿地笑起来，露出了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像孩子一样天真开心。

    我陪山崎丰子去西安时，在始皇陵那里看到农民卖柿子，黄黄的，亮晶晶的，又大又好看，就买了一篮送给巴老，没想到还不能吃。巴老说：“是不是要放到米缸里？”我说：“农民讲不用漤，马上就可以吃，也许放一放能好一些。”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听说巴老住院了，特意发来了一封电报，说巴金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作家，也是世界人民的作家，期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巴老对我说：“请你代我起草一份电报，谢谢人家。晚几天不要紧，回北京再发也行，但不能失礼。”我说：“我回去马上办。”

    上次野间宏到上海来，巴老叫徐钤打电话叫我到上海来当翻译，不巧那几天我腰扭了，躺在床上，没来成。这几年，有关日本方面的事情，不管是信件、电报、传真，巴老都委托我代他处理。我努力模仿巴老的口气，写完草稿后，都要在电话里给巴老或小林念一遍，怕有不恰当、不得体的字句，有损巴老的形象，辜负巴老的信任。

    巴老把厚厚的《巴金论创作》送给我，扉页上写“赠陈喜儒同志巴金一九八三年十月卅一日”，说：“这里面收了你译的那篇我与木下顺二的谈话。”

    已经是深秋，巴老还穿着一双凉鞋。徐钤说：“天凉了，得做双新鞋了。”巴老说：“好，好。”巴老摔伤后，两腿一长一短，鞋子必须定做才行。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对巴老说：“前天您送给山崎丰子一件礼物，她回去打开一看，是漆器蚌。她不知道有什么含意，就问黄宗英。黄宗英说，这也许象征作家从生活中汲取养料，提炼加工成为艺术品，就好像一粒沙子落入蚌壳中，经过若干岁月，变成一粒珍珠。没等我译完，山崎就激动得哇哇大哭。”

    巴老嘿嘿地笑起来。他说：“黄宗英真聪明，会讲话。其实我根本没那么想。礼品是小林买的，已经包装好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哪里有什么深意。”

    四

    1984年我随巴老到东京参加国际笔会大会。

    开幕式那天，巴老作为特邀嘉宾坐在主席台中央，我坐在巴老身后当翻译。大会即将开始，各国代表团都已就坐，一群记者拿着“长枪短炮”对着主席台，这时，山崎丰子来了。她戴一顶红帽子，拎着手包，看见我坐在台上，向我招手，高呼我的名字。我下来吧，太引人注目，不下来吧，她叫个不停。没有办法，我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红着脸，低着头，弯着腰，快步下台。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明天去中国，今天来告别。我的天啊，就这么件事，弄得我如坐针毡，狼狈不堪，大汗淋漓……

    山崎为写以日本遗留孤儿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大地之子》，自费到中国采访。她第一次专程来访是1984年，由社科院有关方面接待，时间为六个月。我听到不少传闻：她的采访内容包罗万象，例如她要写建设宝钢的决策过程，计划采访很多要人，仅部级以上高官的名单就有两三页之多；她对翻译要求很高，换了三四个，她都不满意；她脾气火爆，固执急躁，口无遮拦，根本不考虑接待方的实际困难，所以接待方不仅头疼，甚至恼火，后悔莫及……

    她第二次来访，是1985年，时间为八个月。但这次来访前，社科院某负责人给中央领导写了封信，说她来是收集创作素材，与社科院学术交流的目的不符，囿于人力物力，无法继续接待云云。其实，这些都是借口，实际上是甩包袱，他们不想干了。据说刚开始时，有人听说是自费，时间又那么长，以为能赚一笔，但实际上不仅赚不到钱，还要搭许多钱。那时王蒙到文化部当部长不久，中央领导找到王蒙，希望作协接待。当时作协日文译员只有我一个，而且来访的日本作家团较多，不能因为接待她，把别的事都撂了。再说接待山崎至少需要两三个人，翻译、后勤联络、司机必不可少，得组成个班子才行。领导很为难，考虑再三，最后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与社科院联合组成一个接待办公室，由我代表作协参加接待，同时包一辆车，由作协付费，负责联系安排她的采访。我出差时，由作协再派一名干部顶上。两个单位，大概有四五个人在为她奔忙。为了工作方便，还特意在社科院设了一问办公室，大家戏称为“丰（疯）子办公室”。

    接下来是1986年，从5月到7月，从9月到11月，先后两次。前后多次采访，她的足迹已经遍及东北三省、内蒙、新疆、延安、广州、上海等地，走访的人上至总书记，下至普通干部、职员、市民、工人、农民。有的地方已经去过四五次，有些对象也都谈过多次，按理说应该差不多了，但她仍不满足，在胡耀邦接见她时说，我就像登珠穆朗玛峰，现在只登了70%，还有30%，是最艰险困难的时候。耀邦说，你的标准太高了，放低一点，就98%了。她说，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收集素材要达到120%，这样才能保证出90%的成绩。

    说句老实活，即便是中国作家写这个题材，也不可能受到这样从上到下的重视，得到最高领导人的关照与协助。记得当时中央提出要培养几个斯诺式的外国友人，全面客观准确地报道中国的情况，所以对她格外重视，不惜人力物力，全力以赴。胡耀邦百忙中曾三次接见她，了解她采访的情况，帮助她解疑释难。她也不客气，当面诉苦告状发牢骚，说地方有人糊弄她。

    在她小说的设计中，有主人公坐牢的情节，所以她要求参观监狱。在改革开放初期，分开放地区和不开放地区，不开放地区，根本不许外国人进去。监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不要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也不许参观。但她是特殊客人，我们打了报告，由中央领导批转公安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批准她到北部某地参观一座监狱。她去那天，监狱粉刷一新，打扫得干干净净，厨房还挂着一头刚宰的肥猪，说是给犯人改善伙食。她心生狐疑，监狱的日子能这样好吗？她在会客室偷偷摸了一把身后的暖器，结果沾了一手油漆。她很气愤，对胡耀邦说，这不是弄虚作假，骗我吗？耀邦哈哈大笑说，我也上过当……

    1984年，我写了一篇《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谈创作》，发表在内部刊物《外国文艺动态》上，主要是写她的性格、成就，也提到了她几次被控告“抄袭”而引发的官司。材料全部来自日本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没有任何主观臆断或添油加醋，只是想客观公正地介绍其人其作。但后来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某人对山崎说，陈氏在“红头文件”上说她的坏话，她很生气，从此关系就疏远了。我听后真是哭笑不得。万万没想到，学风污浊，挑拨是非，已经跨越国境，闹到日本人那里去了。但我不想，也不愿解释，一直沉默，只是希望有机会，当面给她翻译我那篇文章，告诉她我写了什么。

    1996年10月，我到日本进行“日本纯文学与中国纯文学之比较研究”时，赶上《大地之子》的诉讼案正闹得沸沸扬扬。《大地之子》1987年5月在《文艺春秋》连载，1991年出单行本，1994年出文库本，发行四百余万部，是日本家喻户晓的畅销书。根据该书改编、由日中合拍的同名电视剧也极为成功，在蒙特卡罗电影节上获优秀奖。书和录像均畅销不衰，风行一时，但平地一声雷，筑波大学教授远藤誉控告山崎擅自利用自己的体验和著作，要求她公开道歉并付律师费1.50万日元。日本各大报文化版均以较大版面报道此事，有好事者将两人文章中相似之处列表刊登，让读音自己去比较判断。

    远藤在诉讼状中说，《大地之子》原封不动或变换语言，多次使用远藤誉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的《荒谬的彼岸》（1983）、《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1984）、《续卡子：追寻逝去的时光》（1985）的内容，违反了著作权法。“卡子”是指日本投降后，长春被国民党占领，之后又被共产党军队包围，两军对垒时的真空地带。远藤认为，《大地之子》在这部分描写中，使用了她七岁时进出卡子时的个人体验、心情、情节，表现上也多有相似之处。远藤说：“我的作品，被别人使用，是对我人格的侵害和侮辱。《大地之子》卷末，虽把我的一本书列为参考文献，但这是为了使她的做法合法化，而且没有与我联系，也没采访过我。我的著作，是我战后的痛苦体验、我父亲的痛苦体验的结晶，我写的是安魂曲。我与山崎无个人恩怨，但我希望用良心处理此事。”

    山崎丰子辩称：“《大地之子》不是侵犯他人著作权、引用他人作品就能写出来的。否认《大地之子》就是否认我的人格，绝对不能允许。从1984年开始，历时七年，我到中国先后访问多次，并得到中共中央的协助才得以完成，远藤的控告，完全是主观臆断，信口开河，无中生有。有关卡子的采访是1985年5月18日开始的。从卡子出来了十几万日本人和中国人。我采访了许多人，他们愿意为我作证。根据日本著作权法，我已经在书末列出使用的参考资料，并表示了感谢。”

    在法庭辩论中，山崎承认从《文艺春秋》社要来了远藤《没有出口的大地》，其他作品没有读过。同时出示了她去长春采访的记录。

    有一天，一个朋友来电话说，原告远藤誉教授不知从何处知道我曾接待过山崎，希望能与我见面谈一谈。很显然，她想了解情况，寻找对她有利的证言。我当即婉拒，理由是：一、山崎当年到长春采访时，我因接待别的代表团，分不开身，由别人代为陪同，详情我不清楚；二、我接待过许多日本作家，山崎只是其中之一，而且过去了十几年，记忆混杂模糊，谈不出什么；三、我正在写论文，很忙，抽不出时间，实在抱歉。当时我想，山崎已经焦头烂额，我不能再添乱。虽然她毛病不少，但我真诚地希望她能早点从诉讼中解脱出来，安心写作。我回国后不久，听说远藤誉败诉。

    山崎是个讲义气的人。胡耀邦逝世时，她克服重重困难，特意从日本赶来，闯入胡家吊唁。《大地之子》出版后，她带着书到江西，献到胡耀邦墓前，感谢耀邦的知遇之恩。

    五

    2009年10月，我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赴日研究野间宏，住在热海。到日本后不久，就收到每日新闻社第63届出版文化奖评选委员长辻井乔先生的信，邀我去参加11月25日晚在东京王子大饭店举行的颁奖典礼。

    每日出版文化奖，创立于1947年，每年评选一次，目的是表彰优秀出版物的作者、译者和出版社，促进文化发展。该奖设四项大奖：1.文学、艺术；2.人文、社会（包括报告文学、历史、民俗、思想、哲学、宗教、政治、经济）；3.自然科学；4.全集、辞典、事典等。几乎囊括了所有领域。另设特别奖一名，授予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为提高出版文化作出贡献者。大奖发奖状、奖金100万日元和纪念品。

    自创立以来，该奖已经连续评选63年，在日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有广泛影响。仅以文学为例，就有一串我们熟悉的闪光的名字和作品：如宫本百合子的《风知草》、《播州平野》，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井上靖的《日本女性史》，野间宏的《真空地带》，住井未的《拂晓》，中野重治的《云朵》，霜多正次的《冲绳岛》，远藤周作的《海与毒药》，木下顺二的《戏剧世界》，大冈升平的《花影》，川端康成的《睡美人》，青野季吉的《青野季吉日记》，梅崎春生的《幻化》，开高健的《光辉的黑夜》，陈舜臣的《实录鸦片战争》，梅原猛的《隐藏的十字架》，庄野润三的《明天与良二》，城山三郎的《燃烧的落日》，秋山骏的《信长》，立松和平的《毒——风闻·田中正造》……历史证明，选家慧眼识珠，许多获奖作品，已经成为日本当代文学史中的杰作、名作、代表作，广泛流传。看来，办好一个大奖，不仅需要公正公平，眼光胸怀，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倘若把大奖授予二三流或根本不入流的作品，这个奖就砸了，臭了，毁了。

    这次获大奖的作品有四部：《1Q84 BOOK1-2》，村上春树著，新潮社；《政治的美学——权力与表象》，田中纯著，东京大学出版会；《相连的脑》，藤井直敬著，NTT出版；《汀户时代语言辞典》，颖原退藏著，尾形仂编角川学艺出版。

    对于村上的长篇小说，著名作家、评委林真理子说：“该作是今年的热门话题。不仅发行量大，而且对其内容，也热烈争论。在评选会上，有人说这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有人说寓言性过强，尽管有这些缺点，但却充满魅力。村上的文体独特，简洁，节奏优美，可谓完美无瑕。小说开始时有惊险感，但又有恋爱小说的韵味，之后像交响乐一样，向雄壮的主题迈进。在虚幻的一切很可能是一种欺骗的疑惑中，小说本身也摇摆起来。主人公将真实与虚幻联系起来的努力，最终落空。这个结果是作者设计好的。至此，也可以说是村上文学的一种完成。”

    村上春树历来很少参加国内的文学活动，与媒体保持距离，这次虽得大奖，依然不出面，而由新潮社编辑代读发言稿《我相信物语的光辉》：

    “这次荣获每日出版文化奖深感荣幸，在此，对选择我的诸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在工作时常常想，小说家是与时间战斗的人。年轻时，我有一个单纯的想法：接受时间的洗礼，努力写出不会被风化的作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一种进入倒计时的紧迫感，自问余生还能写出多少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还能写出来吗？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写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几年的准备，几年写作，耗费大量的精力，而这样完成的长篇小说，有很多人看，且得到一定的评价，对我来说的，是最大的鼓励，是激起我创作热情的原动力。”

    “人们常说，现在是小说的困难时期。人们不再读书，特别是不读小说——这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看法。但我不这样认为。回顾历史，两千多年来，世界各地，物语的火焰连绵不断，一直持续到今天。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都存在只有物语的光芒才能照射到的固有的地方。我们小说家要做的，就是从各自的视点，尽可能多地发现那些固有的场所。我们能做的，也只有我们能做的，周围还有许多。我相信这一点。”

    “现在，我正在写《1Q84BOOK3》，大约明年可以完成。假如明年书出来了，有人说：‘哎呀，再等一年发表就好了！这样烂，还得什么奖呢！’为避免这样的抱怨，我正竭诚努力。”

    村上在日本家喻户晓，在中国粉丝如云，在欧美也如日中天，是日本文学的代表人物，风靡世界。我读过他几本书，如《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奇鸟行状录》等，感觉平平，也就懒得再读下去。我以为书如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口味不同，如此而已，说不出多少道理的。他在讲稿中说，为了不辜负读者的期待，正在专心致志写作，言下之意是说抽不出时间来领奖，请大家谅解。但谁都心知肚明，这只是托辞。有人说他青高，有人说他古怪，有人说他孤僻，但我却不以为然。他远离勾心斗角的文坛，远离是是非非的媒体，保持内心的平静，殚精竭虑地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何罪之有？说到底，作家要靠作品安身立命。

    山崎丰子的四卷本长篇小说《命运之人》，获每日出版文化奖特别奖。

    评选委员长辻井乔说：“山崎是描写人间戏剧的社会派作家。《命运之人》，揭露了上个世纪70年代，日美间关于归还冲绳秘密条约的内幕。山崎用八年时间采访调查，对现实社会的矛盾积极挑战，引起广泛反响。它使人联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1894年军事法庭判犹太军官德雷福斯（1859—1935）为德国间谍，终生监禁。作家左拉等人权派、共和派与军方、右翼势力发生激烈对立，左拉流亡英国，第三共和陷入危机。直到1906年，法国才宣布德雷福斯无罪……”

    85岁的山崎丰子，与村上春树截然相反，断然拒绝医生苦口婆心的劝阻，坐着轮椅，由保姆推着，进入会场。她戴着紫红色帽子，粉红色大眼镜，身穿红花衣裙，怕着凉，腿上盖着一条白色毯子。颁奖后致答辞时，秘书野上孝子把她推到会场中央，为她拿着话筒。她很激动，嘴唇嚅动了半天，才哽咽着说：“今天，我总算挣扎着从医院来到了会场。我只想向大家，说声谢谢。我想说的话，村上春树先生（在书面发言中）都讲了，我作为小说家，深有同感。”

    她说：“我上学时，正好是日中战争期间，每天去工厂造子弹壳，当我想到这些子弹将去屠杀亚洲人的时候，心里很难过，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为了磨洋工，看监督巡视的军官不在时，我就看巴尔扎克的小说《山谷中的百合》，看得入迷，军官走到我身边也不知道，结果被发现，挨了一顿耳光。当时吓坏了，以为会杀掉我。可以说，写战争中的切身体验，是我文学的出发点……”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秘书以为她讲完了，把她推回原位。但她示意，话没说完。秘书又把她推到讲台中央，为她举起了话筒。她声音急促、颤抖、含混不清，大意是：被战争毁灭的青春，刻骨铭心。我恳求神灵，给我时间，让我把想写的东西写完。我要加倍努力工作……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向这位身残志坚的老作家致敬。

    我看她面色苍白，坐着轮椅，讲话困难，嘴也有点歪，心里酸酸的，当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咄咄逼人的女汉子，如今病魔缠身，弱不胜衣，垂垂老矣。我向她的秘书野上孝子问了问她的身体情况，之后走到她身边，蹲在她轮椅旁说：“还记得我吗？我现在在日本，研究战后文学，听说您得奖，特意从热海赶来祝贺。”看她的表情，好像认出了我，嘴角嚅动了几下，但发不出声音，她很激动，脸涨得通红，要哭的样子。我拍了拍她的手，安慰并示意，不必着急，不用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断断续续地说：“谢……谢……你……来……祝……贺。”

    记得有人对我说，她一桩桩官司，一个个事件，是不是事前策划好的商业圈套，营销手段？不然怎么会那样巧，一而再，再而三，连续不断？她为什么不长记性，绕开那些容易引发纠纷的情节？难道真是巧合吗？如果是阴谋诡计，愚弄读者，愚弄法律，愚弄舆论，那可是缺了大德了！我不以为然，说她的书，情节饱满，人物鲜活，揭露深刻，没有必要使用这种下流的促销手段，而且我看她也不像那种心怀叵测、沽名钓誉、寡廉鲜耻的下三烂。

    最近十年，山崎患肌肉僵直症，连面部肌肉也开始扭曲变形，痛苦不堪，生活无法自理，由两名护工日夜看护，经常需要住院治疗。她虽然手指僵硬，握笔困难，但在病榻上仍然坚持写长篇小说《海的承诺》。故事以1989年美苏冷战进入尾声为背景，描写日本潜艇上的年轻的中尉军官花卷朔太郎与他的父亲，当年偷袭珍珠港而幸存的海军少尉，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军官的故事。她从父子关系入手，描写日本海军在时代的浪涛中兴衰枯荣的历史。据说，她原计划写二十回，但在她临终前，《新潮周刊》仅连载了六回，余下的十四回，不知是否有遗稿，是否写完。

    山崎丰子走了。她的是非成败、毁誉功过，留给后人评说，但我始终认为，她是日本战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功不可没。

    2015年8月28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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