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既有经验和成果，也有失误与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毛泽东同志评价道：“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8]邓小平始终坚持对毛泽东同志进行客观评价，邓小平曾经公允的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9]邓小平在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回答她的提问时说：“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结论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和捍卫者。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11]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和观点，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积累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因此，我们今天以一种平静的心情来研究和分析这段历史，更能够透过历史的云烟，把握历史的真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和总结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必将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一、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的原因
尽管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经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提出了明确的判断，但是究竟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却没有明确的指出。同时，在现实的学术界、理论界乃至意识形态领域里，却不时的冒出虚无化或直接反对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噪音，这些噪音扰乱了人们的思想。因此，进一步分析、研究和深入总结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就成为了一种现实的理论需要。具体来说，选择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这一课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改革开放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
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12]在这样一种各方面大变化的过程中，在我国不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这样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正确总结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顺利地进行改革开放，无疑具有重要的基础理论指导作用。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从社会实践上和理论发展上，都需要我们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进行深入地研究，从中找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用来指导现实的建设、改革和发展。同时，也正是因为我们现在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才更有必要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进行研究和总结。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本质上是对毛泽东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而他关于建设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以及在探索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无疑是一笔十分宝贵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研究和总结。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的研究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
新时期新阶段，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化和发展，这项研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在机遇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深层次的理论研究更为紧迫，尤其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理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研究更需要我们不断向更深层次开拓。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13]这样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当然需要更深厚的基础理论进行指导。从现实层面讲，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能够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从历史和理论渊源方面看，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深入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和丰富的思想源泉，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向前发展，从而为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机遇，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深入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不但有助于我们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而且有助于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在挑战方面，正确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有些人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进而否定作为我们行动指南的毛泽东思想。这些人往往罔顾历史和事实，别有用心。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五七年，三十六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14]同时，邓小平还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15]可见，任何其他丢掉毛泽东思想，任何企图否定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人，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所以，我们要从历史事实出发，来研究和总结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以此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
（三）认真积极贯彻和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明确要求的现实需要
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出发，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的理论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因此，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深入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有助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有助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助于我们顺利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助于我们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要求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不动摇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不动摇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6]因此，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分析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就是认真、积极地贯彻和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因此，我们要在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积极认真地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和总结。
二、毛泽东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大变化。”[17]这次巨大变化是毛泽东彪炳史册的伟大历史功绩。这些伟大功绩，连西方的学者都承认，“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18]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19]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成立新中国后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种探索一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为止，贯其后世，始终不渝。由于种种原因，在这些最初的探索中既有重大的成就、良好的经验，也有明显的失误和值得汲取的教训。毛泽东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胡锦涛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20]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代伟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者，毛泽东始终在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设中国自己的符合中国情况和实际的社会主义。
第一，在照搬苏联模式中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者，始终在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设适应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自己，要走自己的路。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没有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因此，只好照搬苏联模式。但是，这种照抄照搬，很快就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因此，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逐步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着手总结自己的经验，寻求适合我国情况和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实践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开始艰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认为，对于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要把它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起来，才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毛泽东还认为，学习苏联终究不能取代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因此，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为借鉴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在这个艰辛探索的历程中，毛泽东逐渐认识到，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那一套，要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以此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1]1956年毛泽东在修改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中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22]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的这些观点和论断，是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这些初步成果的基本思想概括起来就是要以苏为鉴，独立思考，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符合中国情况和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展示了毛泽东一方面要以苏联的错误和教训为鉴戒，另一方面又要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观点。
第二，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应重点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的根本原因，不仅仅因为它是科学，更重要的在于它同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发生了联系，实现了结合。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2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于1956年又开了始全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24]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毛泽东十分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符合中国情况和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曾指出：“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25]“对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26]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又明确地讲道：“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27]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的思想已经大致形成，这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符合中国情况和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结果，更是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在实践中艰辛探索的结果。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重点考虑中国实际情况的做法，不但反映了我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也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从中探索出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样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28]针对如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学习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9]同样，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依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30]“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1]毛泽东在读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到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具体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和方法”时，对这一提法大加赞赏。他说：“‘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32]这是毛泽东主动冲破对苏联模式的盲目崇拜，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开始自主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毛泽东总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当时条件下的中国化，奠定了以后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因此，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要从对其进行中国化的高度，结合中国建设、发展和改革的实际情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既体现其理论的共性，又突出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而表现出的不同特点，最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中国而言，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相结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和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33]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又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经济，遵守价值规律，在二者的结合中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作过多方面的探索，提出了很多极富创见性的观点，其中一些思想至今仍然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而且还将长期的指导我们。
第一，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34]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要实行土地改革，发展现代工业，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1956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35]由此可见，毛泽东已经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党的政策作用大小的标准。毛泽东领导的三大改造运动顺利完成，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随后，在党的八大决议中又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7年2月，毛泽东还提出：“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36]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还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37]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是要把国内和国外的、党内和党外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提高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的热情，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去。因此，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的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38]毛泽东这一思想的缘起点在于中国当时经济上十分落后，而生产力也很不发达。为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为了不断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毛泽东倡导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上这些基本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二，毛泽东强调要运用灵活的发展生产力手段来尊重商品经济规律。
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和手段，毛泽东也进行了大量的思考。1956年12月7日，在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话时，毛泽东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指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39]在这篇著名的谈话里，毛泽东还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40]很明确，毛泽东在这里强调，虽然自由市场的性质是资本主义，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就应该允许其存在和发展。不但如此，而且“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41]同时，“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42]为了鼓励华侨、华人积极回国投资，针对华侨、华人投资的企业，毛泽东甚至提出：“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43]毛泽东把这种允许搞私营、鼓励华侨投资办企业的政策，称之为“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同时指出，由于这样一项政策既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又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所以，实行这项政策，允许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一项临时性的措施，而是一项长期的政策。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国际、国内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这项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进行了思考和探索。他强调让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学习价值规律。毛泽东指出：“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44]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但揭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而且提出了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不可违背的规律的观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还十分注重搞好综合平衡。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时指出：“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又要发生变动。”[45]“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46]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的深入总结。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综合平衡，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47]因此，关于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既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商品经济，又要求在尊重价值法则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搞好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
第三，毛泽东注重促进生产力发展与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相结合。
毛泽东始终在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不断推进二者有机结合，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向更高、更好的水平发展。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在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注重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重利用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来促进和帮助公有制经济发展。由于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所以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此，毛泽东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概念，同时提出了一个中国“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针对当时有人认为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指出：“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怎么能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有衣穿……京、津、沪郊区农村之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48]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针对陈伯达等人主张废除商品、货币的错误，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货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同时，在1959年2、3月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又针对实行人民公社化进程中出现的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中存在的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进一步论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指出：“避开使用有积极意义的资木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49]因此，可以说，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刚刚建立，尚需要时间进步和发展，所以，毛泽东主张商品经济可以搞的长久一点。
其次，毛泽东还重点论述了价值规律中的等价交换和价值法则两个方面。毛泽东认为，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价值法则就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毛泽东在1956年1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50]另外，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的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51]从这些思想和观点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毛泽东总是试图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尊重价值规律，并试图以此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快、更好地发展。毛泽东的这些探索，在很多程度上冲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模式和思路，尽管这些认识和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但始终给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
（三）坚持把认清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相结合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理论观点，是我们党在这一问题上探索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它科学的指出了当时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这一正确认识，与他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紧密相关。毛泽东正是在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阶段的基础上，开始思考和探讨、处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尤其时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第一，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重视认清当时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关于“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划分的思想方面。1958年，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后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指出：“社会主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52]认为当时我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53]1954年6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不一样了。”[54]这些认识，正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还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要有很大的发展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问题所作的这些科学探索，得出的这些有益的结论，的确有一些理论的闪光点。尽管这些闪光点在当时还难以汇成衡定的体系，还有待于充分发展，但却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阶段划分问题认识的深化和突破，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这个论断虽然还不能与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提并论，但不能不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相当杰出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思想源头。
第二，毛泽东在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过程中提出要正确处理各种矛盾。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坚持在认清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同时正确处理各种矛盾。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理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55]现实世界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中，尽管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我国依然存在着各种矛盾。例如社会基本矛盾、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等等。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尤其是把处理好这些矛盾与我国当时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相结合，对于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十分有益。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一高度出发，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认清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同时不断处理各种矛盾，尤其是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如果处理得当，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有的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毛泽东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状况，把复杂的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指出我国大量存在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完善得到解决。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不发达阶段的历史实际，加上当时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1957年初毛泽东提出了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进行了全面而准确的分析。毛泽东从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方面深刻揭示并阐发了如何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八大政治报告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56]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57]“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58]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后来，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谈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时所指出的：“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59]“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60]虽然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部解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但是他关于处理社会主义矛盾和问题的理论和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闪耀着永远的理论光芒。可见，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总是注意在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认清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相结合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宝贵经验。
（四）坚持把学习借鉴苏联经验与坚守独立自主基本原则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坚持把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与坚守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相结合，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政治基础，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第一，毛泽东主张向苏联学习和借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尽管毛泽东十分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地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但是毛泽东并不排斥外国的建设经验，相反，他非常强调学习外国的经验和技术，主张把外国好的东西学习过来，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了搞好国内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郑重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和必须遵循的方针，强调“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在怎样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毛泽东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习，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61]这样的态度起到了解放思想、推动建设的重要作用。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62]因此，毛泽东认为，对待外国的经验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同时，这种学习还要灵活变通的学。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63]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式确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较多地照搬了苏联的做法，毛泽东对这种倾向十分警觉。毛泽东倡导，“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64]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65]“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66]“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67]毛泽东还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而生搬硬套，最后必然是走向失败。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68]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思想明确，观点鲜明，这就是要采取选择性的方式向外国学习和借鉴，尤其是在向苏联学习和借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方面。这种学习和借鉴的具体内涵包括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对于外国的东西要分析批判学习，要扬长避短；第二，任何向外国学习和借鉴都坚持中国人民自己的创造，走自己的道路。因此，他鼓励广大干部要敢于创造自己的独特经验，走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路。毛泽东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中提到的“一切国家”，既包含社会主义国家又包含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这种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冲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束缚的精神，采取的全方位的态度和积极主动的方针，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毛泽东坚持向外国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坚守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
向外国学习并不代表迷失自己。相反，毛泽东在积极倡导向外国学习、借鉴别国建设和发展经验的同时，还十分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基本原则。关于最初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苏联模式，毛泽东后来指出：“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都照抄苏联的，自己的创造性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69]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1958年3月10日的成都会议上指出：“1956年9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一套内容。”[70]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建设原则。他认为，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必须坚持这一原则，这强调的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基准点用在依靠自身力量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们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全面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重大成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至今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立足点。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指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71]毛泽东所进行探索的最大功绩在于，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决心独立自主地探索，决心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这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三、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和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观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和要义在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应该成为我们时代的价值选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目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
（一）为人民服务价值观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
1、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生产力诸因素中，人，即劳动者是最重要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岁月里，正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创造了和创造着人类历史。劳动者即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另外，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合力论思想也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2、历史合力论说明人的重要作用。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7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及历史合力论，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在创造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3、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是变革社会制度的重要力量。作为社会历史观的重要范畴，“人民群众”是一个整体性极强的概念，有着量和质的规定性。量的含义是指绝大多数，质的规定性是指一切对现实社会发展实践起推动作用的人。但是，这里的绝大多数并不表现为一种确定的数量关系，不能用特定而具体的数目字来展示出来。从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理论来看，人民群众是指一切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样一个政治集合概念。人民群众是一个政治集合概念，政治性很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历史阶段，人民群众的指向也并不相同。毛泽东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73]尽管如此，人民群众的主体部分则是指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产品生产的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发展依靠人，更是为了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我们把自己的目标与历史创造者的主体结合起来，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
（二）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价值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性质、任务和宗旨决定了党始终坚持服务人民的价值取向。
党为了体现自己服务人民的价值主张，在自己的工作中一直坚持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密切联系群众是党最大的优势所在，而脱离群众则是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所在。党的几代领导人一贯坚持群众路线，倡导服务人民的价值观。
毛泽东历来倡导为人民服务，重视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向我们提出的最响亮的号召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他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74]在这里，他号召党和革命队伍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这篇文章中，他又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75]这是我们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邓小平十分重视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加强调群众观点。邓小平指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精神生活尽快好起来，不断提高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以及精神需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这就是“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6]而其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亦即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日益增进，具有根木性的实践价值。邓小平同志强调，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人。改革能不能深化，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程度；改革能否取得成功，也主要看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邓小平同志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第一的观点。
江泽民同志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创造性地形成和发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核心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77]“要赢得群众拥护，最根本的是要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基本群众共同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78]“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79]“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80]在江泽民同志的视野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也是我们所有工作最终指向的服务对象。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充分发展了我党为人民服务的一贯思想。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81]历史充分证明，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主要取决于该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一个政党与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必将兴旺发达。如果一个政党脱离人民，必将一败涂地。因此，党要坚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社会主义荣辱观更是明确指出要“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这更是从社会主义价值观上对全体公民提出了明确的价值取向要求。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弘扬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
无论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党的一贯做法和要求的角度，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和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思想能够产生正义的行动。如果不能有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往往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从思想上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十分重要。其次，要在工作学习中实践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现实工作和学习中切实的行动，应该用实际行动体现为民服务的价值观。再次，要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现实日常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在进行工作和学习之余，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依然可以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贯穿其中。为人民服务决不能仅仅满足于在工作和学习中体现出来。其实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中，我们都可以体现这种价值观。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说的：“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82]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不是口号，而是切切实实的行动。确立思想，见诸行动，做出成效，这才能说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落到了实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我们弘扬和践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
四、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研究的意义
围绕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紧扣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宝贵经验这一核心主题，系统地分析、梳理和总结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和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是在道路层面还是在理论体系层面，都奠基和发源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尽管毛泽东思想没有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中，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更不能成为时下否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指导作用的口实和依据。所以，认真研究、分析和总结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对于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丰满、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曾经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83]同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也需要以正确理论为指导。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理论，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的结果，是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正确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理所当然的包括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因此，深入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现实价值以及奠基价值，对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研究的理论意义
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的宝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最新成果指明了方向。不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毛泽东都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和现实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国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正是秉持了这种“结合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才在中国国际上遭到封锁、国内贫弱落后的情况下，取得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宝贵经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正确理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曾多次要求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人。他在主观上希望能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并在不少方面开始了探索和改革。因此，必须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敢于突破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必须坚持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毛泽东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发展和创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积极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的非常宝贵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出发点是立足中国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而在中国巩固和发展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实践过程中，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同时又不断发展和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中国化。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理论指南，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的过程中，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地扎根于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本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马克思主义才能无往而不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研究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后人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境界提供了可咨借鉴丰富的思想营养。我们今天正在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奠基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取得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毛泽东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实际和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性地做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虽然毛泽东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曲折的探索中，有成有败、有得有失，这都为以后的社会主义继续探索和前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评价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84]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给后人开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借鉴。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探索虽然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正是这些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才使我们真正成熟起来，而且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探索中的失误毕竟是在力图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他在理论上又有许多闪光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在1960年6月《十年总结》一文中所总结的：“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85]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的失误与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社会主义探索的新突破都充分说明，我们必须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敢于突破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必须坚持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到底，始终坚持一切从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正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过程中明确中国的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发展生产力，要发展商品经济，要尊重价值规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取得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教等方面的巨大成就，才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毛泽东把他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和一些失误，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都对我们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间接或直接的指导和借鉴价值。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有许多成功的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也有非常深刻的沉痛教训。但是，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我们今天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宝贵财富。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取得的宝贵经验，为一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继承和发展，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探索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和教训，为邓小平等后来的中央领导人所纠正，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凸显了其时代性和现实价值。总结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目前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我们党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结果，更是毛泽东在实践中带领党和人民艰辛探索的结果。
（三）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的奠基意义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他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奠基价值。毛泽东同志是举世公认的中国人民的卓越领袖。他一生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研究和总结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宝贵经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和观点，形成了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这些思想是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思想渊源。正如邓小平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86]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宝贵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具有开拓性，具有创新性，具有奠基性。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全面调查研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道路。通过这一时期的探索，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自己的经验，初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为后来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考虑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成为了后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思想来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组成部分，都奠定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地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87]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造性的形成了指导党的建设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对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88]“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报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新阶段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际，进行了新的发展和创造。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时代特点，创造性的系统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89]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理所当然的奠基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因此，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提供了思想基础，因此，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奠基价值。
认真总结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能够促使我们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许多正确的思想，具有宝贵的理论价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对今天仍有重大的思想启迪意义。今天，认真研究和总结毛泽东在探索这条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坚持、学习、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顺利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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