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伴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转化，是马列主义的物质化或者说模式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在苏联模式中并没有得到全面的体现。从形成途径看，苏联模式是通过极端行政手段采用“自上而下的革命”建成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论有着根本区别。从体制上看，苏联模式虽然在表面上创建起高纯度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但其指令性和国家所有制性质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设想有着内在的差异；政治上，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苏联模式过分强化国家政权的做法，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过渡时期之后国家镇压职能弱化的论述是有差别的；在人的解放方面，苏联社会也远未建立起“自由人联合体”；至于分配上的按劳分配和组织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苏联模式中也都未得到全面的贯彻，等等。概言之，苏联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不完整的运用和实践。
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本上都是以苏联模式为依据而展开的。如上所述，由于苏联模式本身已不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以其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必然是带上苏联模式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就必须特别考虑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和作用，在探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也必须特别考虑到苏联模式的作用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宗旨，本是推翻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问题。但苏联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使苏联不得不暂时放弃人类大解放的使命，首先进行工业化。因此，苏联模式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工业化，它本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模式选择。这是苏联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大区别。尽管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十多年内就使苏联迅速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最主要的环节——工业化，但这与上面的论述并不矛盾。
于是，苏联模式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共产主义的传播和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两个方面。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一书中承认，苏联模式的成就造成了巨大影响。布热津斯基指出：“在过去40年中，依靠国家采取行动来对付经济和社会弊端的倾向四处流行。”“把国家当作救助社会的主要手段的做法间接地提高了苏联制度的地位，因为苏联制度是国家计划和国家指导的社会革新的最典型的样板。”“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促使新创立的几十个原殖民地国家最初采用各种各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建国方针。其中不少国家最初从苏联的经验中寻求灵感，并把苏联的经验当作仿效的样板，而上述趋势则大大促进了这种做法。在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赞颂苏联模式是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最佳最快的途径。”[1]尽管布热津斯基对20世纪共产主义根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前述所引的这些论述对苏联模式的成就以及影响却是公正的。
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曾经有过“高度苏化”的历史过程。在鸦片战争后日渐衰朽的百年中，中国人民所努力探寻的就是救亡和图强之路。二三十年代曾经活跃一时的各种“中体西用”、“中国本位”、“西化”、“全盘西化”等等争论，就是种种关于救亡和图强的思潮。无论是“西化”、“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中国本位”，各方最后都归于失败，最后在1949年由社会主义一统天下，开始了崭新的历史进程。但是，上述各种思潮毕竟是理论界和知识界的理论探讨，不过是些书斋内的抽象设想，远未能满足现实的迫切要求。所以这些思潮在当时不但未能深入群众，而且未能左右国家政治大局，与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的运动相比，这在当时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外敌的频频入侵和社会的混乱无序，使国人普遍产生出对独立民族国家的强烈渴望。因此，无论是从社会的迫切需要，还是就社会主义的必备基石——民族国家的独立而言，救亡都是当务之急。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社会主义需要的首先是民族解放运动，而不是关于道路模式的争论。到30年代中期，虽然各种思潮仍在热火朝天地争论着，但中国社会却已处于严酷的民族斗争和政治力量间的生死搏斗之中。在这种危急关头，理论界和知识界有关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各种疾呼和争辩，都逐渐被抗日战争和党派对抗的隆隆炮声所掩盖。
当时，“苏化”在理论界和知识界的影响虽然不如“西化”等思潮更轰动，但由于它是渗透进现实的政治行动，其影响却日渐深刻。在国民党方面，自建党初期起，其建党模式就受到苏联的影响，这是联俄政策的遗留。在共产党方面，从建党初期始，包括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等等都是在苏共代表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自然而然地效仿了苏共模式。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类似于联共“职业革命家”的队伍建设，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以及对错误思潮进行整肃的行动，都是革命岁月的产物，但也是苏联影响的结果。虽然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苏联的外交策略及其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决策，和共产国际的政治代表的行为都未对中国革命带来根本促进，在创建政权的过程中，中共基本上依靠自己的探索走上了与十月革命有着重大区别的革命道路，但上述党建模式上中共与苏共的相似性，比起斗争策略的差异性却具有更深远的含义，它不仅影响到当时的革命事业，而且将影响到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权形式。
在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共产党最终取得全面优势。1949年6月，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国策，实质上就是要在外交上与苏联结盟和在建国模式上效仿苏联模式的行动宣言。这使各种“中国本位”、“西化”、“全盘西化”等抽象思潮最终都淡出历史舞台，“苏化”在实际行为和理论宣传上都取得了绝对优势。1949年10月，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救亡的任务基本完成，但图强的使命却刚刚开始，中国社会主义带着苏联模式的烙印开始启动建设。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苏化”的嬗变过程。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成为革命对象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中国逐渐失去了魅力。适逢其时，马克思主义登临中国政治舞台，并迅速成为社会变革的最前卫思想。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虽然是以发起革命的姿态出现的，但革命同样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选择。
十月革命后，苏俄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国内国际社会危机无比深重，社会动荡不安，社会主义政权时刻有可能被绞杀。因此，巩固政权自然是布尔什维克领导者的第一任务。还有，如前所述，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的一种选择，而马克思主义则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实现条件与苏联的实际状况差别是无比巨大的，它迫使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不得不暂时放弃人类解放的使命，退回到高速发展生产力的起点——建设社会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首要任务就有两个：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至于消灭国家和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的任务则只好留待遥远的未来。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资本主义仍然不发达，资产阶级并非是最主要的革命对象。此时，中国社会还远未达到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段。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使命就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而是民族救亡和开启社会主义。显然，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任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经过毛泽东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之后，作为工人阶级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唤起民众反帝反封建的广泛有力的斗争武器，农民暴动和土地革命都是马克思主义新的用武之地。丢开教条主义的本本，中国人民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全新的解释。这就是通向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之路。
在革命胜利前夕关于政权模式的设计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苏联任务的相似性得到了体现。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开始增添进较多的“苏化”成分。
首先，由于中国是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发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革命胜利后就必然会出现超前的政治制度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和谐性，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着如何在先进的政权下发展经济文化的艰巨任务。这种处境与苏联是相同的，它迫使革命者在巩固政权的同时努力尽快弥补经济发展的不足。关于如何完成该任务，列宁认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而对于同样的问题，斯大林认为：“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3]的慷慨陈词，实质上都是对如何完成该任务的探讨。对于相同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更直截了当，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就是要“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4]。显然，在这一点上，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两国在建立初期所面对的问题完全一致：用鲜血换来的政权，不能因为学理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说教而自动放弃。因此，苏共和中共都别无选择地走上了在社会主义政权下补生产力的课的道路。
其次，人民民主专政在本质上与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致的，它只是以汉语的特色呈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动含义。按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专政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但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却仍走上了不断强化阶级专政和国家政权的道路。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回避不了这种选择。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人民民主专政弱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虽然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声明了国家权力和党一定要消亡的共产主义原理，但在资本主义环伺四周，国内外敌对势力广泛存在，以及生产力水平相当落后的情况下，要迅速实现这种理想是不现实的。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中共在建国后不得不与苏共一样，走上了强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道路。
最后，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述甚少，在自身经验极为缺乏的情况下，新中国经济建设能获得的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导就只有来自苏联。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论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迫切性，并言简意赅地指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5]这首先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搞好经济建设的坚定决心，同时也表明了全面效仿苏联模式的坚决态度。
总之，社会主义新中国面临着与苏联相同的两个首要任务：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至此，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由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式转向社会主义现实建设上对苏联模式的模仿。
四、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影响
中国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苏联模式对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主动照搬苏联模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苏联也积极在中国推行苏联模式。可喜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改造很好地贯彻了和平稳步改造的方针，超越了苏联的做法。其中较少苏联模式的影响。但是，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性相反，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自启动时起就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全面模仿。1953年1月，新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以重工业化为主的指令性计划，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设计的，其中工业发展蓝图、计划指标的设定、计划贯彻执行程序和工厂管理体制等，都是按照苏联模式的样板制定的。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底蕴，新中国在这些基础性的经济运作程序上对苏联模式的仿效，决定了整个经济体制对苏联模式的模仿。中央国家计划领导机关成为全国经济决策的核心机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上行下达，计划一经最终制定，就成为一切经济工作的衡量标准，甚至具有法律的效应。这一套社会主义工业体制，正是中国直至今日仍然有所残存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也是所谓中国模仿苏联模式的最根本所在。
尽管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克服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但中共与苏共在建党模式上的相似性，却使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悄悄地走上了苏联模式的轨道。在组织原则上，民主集中制表现为权力向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集中，这与苏共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表现是一致的；在政党制度上，新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尽管与苏联的一党制有所差别，但党内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和最高领袖的手中的事实，却是一致的；在政权结构上，中共拥有高于全国人大和政法机关的权力。就如同苏共拥有高于最高苏维埃的权力一般，党掌握着国家的主要权力；在干部制度上，中国实行的任命制和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更是典型的准苏联模式。虽然新中国政治制度与苏联还有种种差别，但上述几点，乃是决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性质的最基本因素。
可以说，新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对苏联模式的模仿，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最主要表现。只要这几点不变，关于中国模仿苏联模式的断言就基本上是准确的。
虽然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等人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总结了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开始探索突破苏联模式的途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独立的探索。1956年，中共八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都力图突破苏联模式的局限，形成符合本国国情的建设方略。但是，上述各种理论探索虽然摆出了一幅大张旗鼓的姿势，却未能全面地由合理设想转化为正确行动。尽管国家对工业的地域分布和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比例作了一些调整，取得了一些冲破苏联模式局限的成绩，拓宽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但由于这些调整都未能突破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本质，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的性质在根本上并无改变。因此，这些调整只是局部的，并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的局限。而且，毛泽东等人的这些合理认识很快就淹没于过激的现实行动中。在这些合理设想提出后的短时间内，中国就掀起了一轮全面冒进的行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使新中国不仅继续走在模仿苏联模式的轨道上，而且在一些方面比苏联模式走得更加片面。
“大跃进”畸形地“以钢为纲”的做法，已经超出了苏联模式过分强调重工业化的限度，而成为对苏联模式的扭曲发挥。“人民公社化”所追求的实现农业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仅是继承了苏联模式用行政力量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做法，而且是在实际上贯彻了斯大林逝世前夕做出的有关集体农庄应该向更高级经济组织形式迈进的设想，在所有制变革上走得更为激进。至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政治化路线被确立下来时，新中国已经在苏联模式的消极面上越走越远了。相比而言，在斯大林执政期间，尽管苏联也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现象，但其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的决策却并没有动摇，而中国则远非如此。
总之，从整体上说，1978年以前，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有限调整下对苏联模式的全面模仿，有些地方甚至比斯大林的一些过激做法走得更远。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政党制度和政权结构等几个社会主义的主要因素方面，中苏社会主义模式具有明显的共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社会主义建设表现出了对苏联模式的模仿性。无论从积极作用还是从消极作用上来说，苏联模式都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也为后来进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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