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小国，其行政长官看上了军事长官的老婆，于是别有用心地扯起政治的大旗，唆使一部分不了解实情的群众和士兵，干掉了军事长官，夺取了军事长官那“美而艳”的老婆。
该案发生在二千七百年前的宋国，此案使该国在国际上一度处于孤立地位，齐国、鲁国、陈国和郑国已打算派多国部队进行武装干涉。该案的主犯、刚取得宋国实际控制权的宋督，深谙国际间游戏规则，他的几份大礼包送出去，便将敌对国家全搞掂。
然而，接受了礼品的鲁国，却有点纠结，这种纠结，是涉及政治游戏规则和政治操守的纠结。
缘起：美女加速了宋国政治势力的对决
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的宋国，有两大政治集团。一是该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太宰宋督，又称华父督；一是该国实际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大司马孔父嘉，亦称孔父。两人上头就是该国的国家元首——宋殇公子与夷。
当时宋殇公政府的民意支持度相当低。因为国家一直在打仗，目的无非就是想干掉一个人：宋殇公在郑国的一个堂兄弟——冯。而冯就是宋国前任领导人宋穆公的儿子，他是具有继承权的。冯的这种身份让宋殇公很不安，他问郑国要人，郑国不给；他向郑国用兵，郑国就奉陪到底。十年打了十一仗，把国库打没了，把民生幸福打没了，把民心也打没了。
围绕着宋郑战争，宋国国民开始给国内政治势力站队。军事长官孔父嘉是辅佐宋殇公的，其实他未必是个好战派，但在部分国民眼中就成了一个战争贩子；行政长官宋督是孔父的政敌，其实他未必是反战派，但国民在心目中将他塑造成了反战派。总之，当时的国民看到的政治表象未必就是政治实质，但国民们愿意这样理解。
两个派别会有一战，这是必然，但何时下决心一战，这似乎有点偶然。要实现历史的必然性，就必须找到一个能引爆必然性的偶然因素。这个偶然因素就是一个女人——孔父的老婆。
就在公元前710年的一天，宋督和孔父的老婆在路上偶遇，宋督偶然瞥了孔父太太一眼，惊叹：“美而艳。”美丽而艳丽，先天就漂亮，偏偏后天又善于修饰，美丽艳丽就是杀伤力，杀得宋督抵挡无力，于是下了一个必然的决定：动手。
宋督似乎把握了民意的走向，他按照宋国国民所理解的政治表象，将所有的国内问题全归咎于孔父：“司马则然。”是大司马孔父让我们这样痛苦。
孔父被塑造成全民公敌。舆论高度决定了战术高度，尽管他也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最终的结局是：宋督胜，孔父死，宋殇公死。更重要的是：孔父太太变成了宋督的女人。
点评：对这场内战，《左传》将其理解为一场政治情杀。不要嘲笑古人幼稚，其实是有道理的，政治决战就好像一道严谨的数学题，要步步精算。然而，促使计算结果出现的是一道简便方法。这简便方法就是孔父太太，她的美艳，让宋督在政治冲动中加入了一层生理冲动、感情冲动。政治冲动可控，但生理冲动和感情冲动不可控，于是，宋督下手了。对于历史事件的分析，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感性冲动这个重要因素。
延伸：行贿事件引发政治伦理的争论
政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安，齐、郑、鲁、陈等周边国家似乎有进行武装干涉的倾向，宋国在国际上一度处于孤立的地位。但宋督毕竟是一个外交手腕十分娴熟的政客，他很快瓦解了四国同盟。首先，他认同流亡在郑国的冯，将其接回国内，推举为新的领导人，也就是宋庄公，这样排除了郑国这个干扰因素。
接下来的三国咋办？宋督也明白，当时的国际社会不仅需要打仗，而且也需要打点。他好好打点了一番，几份大礼包送出去，换得了一次有利于他的国际会议——以上四国在稷举行会议，承认了新政权的合法地位。道义只是一种政治操守，共利和妥协才是当时的国际游戏规则。
让我们的目光随着宋督送出去的大礼包来到鲁国吧。大礼包里装着什么呢？是一尊大鼎，叫郜鼎。按照现在的谐音就是“搞定”，宋督用郜鼎将鲁国“搞定”。这尊鼎在公元前710年农历四月初九来到鲁国，鲁国在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之后，将其隆重地放置在国家纪念堂——太庙。
在列宗列祖面前杵着这么大一口锅，可见鲁国对它的重视程度。其显眼程度大概跟法国送的自由女神像杵在曼哈顿差不多吧。
然而，不管郜鼎如何地制作精工，光辉灿烂，可终究是个赃物，是一次国际行贿的铁证，摆在那里，既耀眼也刺眼。有正义感的人坐不住了，有个叫臧哀伯的重量级领导终于出来说话了，以下是他的发言记录摘要：
作为一国的国君，应该弘扬正气，杜绝一切违法违纪行为，给广大国家公务员做一个好的示范，“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
看看我们鲁国国家纪念堂里的摆设，哪一样不是弘扬美德的？纪念堂的屋顶是茅草盖的，前国家领导人的空军一号上的沙发都是用草席做垫子的，缅怀前领导人时用的饭菜都不加酱油芥末，而且用没有脱壳的粗粮。这样晒穷，图的是什么？图的就是要昭示我们鲁国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昭其俭也”。
其他什么礼服呀，礼帽呀，皮带呀，马鞍呀，摆在那里不是供你欣赏的，这些器具提醒我国国民时刻不忘维护国家秩序，不忘自己的社会角色，看着这些摆设，官员们才时刻铭记国家的规章制度，不敢有违法违纪行为。
总之，摆设在太庙里的一切物件，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都是有利于国家团结、官员清廉的。
可现在是怎么回事，忽然来了郜鼎这么个大赃物，将别人用来行贿我们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摆在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太庙里。说明什么？只能说明行贿受贿是合法的，是可以摆放在国家重大场所的，这等于是将行贿受贿作为一个合法的榜样树立起来，我们的官员们看到它，然后有样学样，学的尽是坏样。公然将行贿物摆在公共场所的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责罚那些行贿受贿的官员呢？（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
国家的败坏，是因为官员败坏；官员丧失道德，是因为行贿受贿合法化、公开化。（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笔者在这里插一句，如果是纯洁而无政治目的的国际间互赠礼物，体现和平友谊精神的，当然不在臧哀伯的指责之列。
点评：臧哀伯的话有没有被采纳，在今天看来，已不是很重要了，但这番话的意义历久弥新。他表达了一个政治逻辑：官员的品格，往往就是政府的品格、国家的品格。
而官员品格的塑造，除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制度，也取决于国家的示范作用。何谓国家示范？我想，不只是国家的大典。我们每个人的言行，每个机构单位的所作所为，都是国家的示范。
刘哥曰：一项决策掺杂了决策者过多的物欲因素，甚至是生理因素，或者说决策以满足决策者物欲因素为目的，所以宋督受到谴责，不只是他暴力杀戮的行径，也在于他的军变行动中掺和了自己的色欲因素，拿着上千条性命来填补他对一个女人的欲壑；鲁桓公之所以受到谴责，不只是他扶持宋督，更重要在于他将贿赂公开化，将赃物摆在国家级别的神圣场所，开启了官的贪欲，也怂恿了民的贪欲。因此，孔子叹息“礼崩乐坏”。
杨修或是其父亲的替死鬼
我梦见自己坐在3世纪政治谋杀档案馆里，翻开219年的一宗谋杀案档案，血腥味穿越历史隧道而来。卷宗上写着：被害人杨修，凶手曹操。
我又翻开杨修案之前的记录，这是204年的案件：被害人许攸，凶手曹操（直接凶手据说是许褚）；接着翻到208年的案件：被害人孔融，凶手曹操。再接下来是212年的案件：被害人荀彧，凶手或为曹操（此案存疑）。最后查到216年的案件：被害人崔琰，凶手曹操。
204年、208年、212年、216年、219年，老曹几乎每隔四年就对自己的管理团队下一次毒手。杨修的死，并不是一起孤立的案件。好像老曹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或者搓一盘很大很大的麻将。
为什么？我这个梦中人在梦中苦苦思索。
案情分析一：对跳槽人员的清算一直没停止
我们将案情再细化一下：公元204年，袁绍旧部高参、投诚谋士许攸跟随曹军进入袁绍大本营时，许攸指着公司大门说：“阿瞒同学，没有我，你进不了这扇门。”于是被杀害。
公元208年，东汉帝国第一名士孔融因屡次伤害领导的自尊心，其本人及全家被处决；公元212年，曹氏集团首席管理干部荀彧，因为抵触领导曹操升职而被边缘化，据说在寿春时被暗示自裁。具体细节是，曹董事长送给他一个快餐盒，盒子打开是空的。快递公司的美女用林志玲般的声线娇滴滴地说：“这是一个空箱子。”荀彧于是服毒自杀。
公元216年，曹氏集团的重量级干部崔琰因为对曹操个人领导地位的上升持保留态度，因此被判服苦役，然后在服苦役期间态度傲慢，拒绝悔过，被命令自裁。
公元219年，曹董的秘书杨修因为泄露机密罪被处决。
细化之后，我们再将被害人重新排列组合归类。
第一类被害人：许攸，崔琰。原为袁绍旧部高参。
第二类被害人：孔融，杨修。都是中原名士，如果再将祢衡这张牌加进来，那正好是名士中的铁三角。
第三类被害人：荀彧。此人根苗最正最红，凶手曹操将其定位为第一高参：“吾之子房。”
我现在拿着洗好的牌，一张张拼接曹操犯罪的政治心理动机。许攸、崔琰这两张牌放在一块分析。第一个被害者许攸，大家可别以为他是口出狂言而遭忌恨被杀掉的。
许攸当初夜奔曹氏集团，交出了袁绍集团的底牌：乌巢粮食储备中心，喜得曹操光着脚丫出来迎接，可许攸这小子还留着一张底牌——私人武装。当时的档案记载，在官渡之战后，“时将军许攸拥部曲（私人武装），不附太祖（曹操）”。既然投诚了，你还留着自己的警卫团和野战部队干吗？保留也行，因为当时有“部曲”的也不是少数，但至少得带着马仔们表个态。许攸就窝在自己的私人部队里，一段时间根本不想过来刷卡报到上班。
这说明许攸压根没把袁绍和曹操当上级，而是把他们当盟友或生意伙伴。这气得曹操“横刀于膝”，碍于袁家几个少东家还在，不方便动手，所以一到袁氏总部被攻陷，许攸就被正法了。这是早就盘算好的事，跟许攸说“阿瞒同学，没我的话，你进不了这扇门”关系不是太大。
老曹对袁绍旧部，一直在心里留着一把刀，随时出来吃血。崔琰这人比杨修低调得多，不会随便去吃领导的一盒酥，更不会随便去改宽领导家后花园的大门，也没有杨修那样参与派系斗争的恶劣情节。曹植是他的侄女婿，他却主动提出应由曹丕担任接班人，多么有大局观念的好员工啊！可好员工未必经得起考验。
事情坏在216年，老曹做了魏王。有个叫杨训的干部，是崔琰推荐过来工作的，马上代表处级干部们发来贺电。人家高层领导还没表态呢，你就第一时间发帖子祝贺了，从你的级别而言，也太急了点吧？于是大家都觉得恶心，说崔琰推荐的人有问题。崔琰老同志憋不住出来反击，他写信给杨训说：看了你的贺电，我觉得蛮好！哎，这时机啊，谁知它会怎么变化呢？“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
这信落到老曹手里。本来处级干部抢在部委级干部之前发贺电就很让曹操觉得恶心了，崔老师的这封信还说什么时机变化。曹操心里为袁氏集团旧部准备的那把刀又亮出来：“时机？变化？你老家伙想变天啊。”于是，崔琰被判服苦役，然后借口态度不好，赐自裁。
这两张牌说明曹操内心深处对袁氏旧部投诚人员的清算准备从未放下过，会随时启动。
案情分析二：曹操早年曾想杀杨修的老爸
孔融和杨修是一类牌，再加上祢衡，以铁三角为支架，形成一个中原名士党派集团，这个集团最大的特点就是：拿着老板的工资，却看不起老板。
老曹在清算袁绍旧部的时候，就一直盘算着拆除这个“铁三角”。第一个边：祢衡。这位老兄开裸体摇滚音乐会，对老曹人格侮辱，被老曹调到其他公司，借一个修养不太好的老板黄祖的手杀掉。这是198年的事。
孔融和杨修这两边，更复杂更紧密。当初老曹带着自己创建的队伍去中央迎接汉献帝，汉献帝身边有位丞相级别的领导叫杨彪，他看着曹操这位新生代领导，心里不爽。曹干部感觉得到杨老鄙视的眼神，本来想要招待大家一顿，结果饭局也不开了，借口肚子痛要上厕所，待在自己的部队里不出来。
后来果然清算了。袁术自行宣布当选国家元首那一年，曹操借口杨彪是袁术亲戚，要搞株连。孔融连衣服都没穿好，就跑到曹操私宅说：“你要是杀了老杨，我明儿个就辞职，懒得见你（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总算是保住了杨彪。
杨彪是谁？是杨修他爹。老子没杀成，儿子要当心，说情的人也要小心。说情的孔融，在208年被杀掉，铁三角被拆掉了第二个边。老曹清算的思路还在延伸，他似乎有个习惯，要清算这个人之前，会对他委以重任。杨修当时是机要秘书，和老曹关系还密切，可以不经领导同意就吃领导的一盒酥，甚至可以擅自替领导改装修方案。哎，你能做这些就别以为你安全了，老曹一直等着呢！
于是等到219年，老曹正好在汉中被刘备打得没了门牙，加上身体不太好，于是找个借口处决了杨修。
从近而言，杨修是曹植系的人，早点处决为将来曹丕执政清除潜在的反对党，“太祖既虑始终之变”；从旧账而言，老杨留着吃退休金也就罢了，可你也甭想羽翼丰满，先剪掉你儿子再说。所以杨修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了老爸的替死鬼。杨修是聪明人，临死前说：“我固自以死之晚也。”
杨修去世之时，曹家对中原名士的清算开始大规模进行，曹丕借着镇压魏讽反政府暴乱案，大面积血洗中原反对党。所以，杨修的死，不是一个人的死，而是一个群体的死。
还有一张牌：荀彧。荀彧的倒下，说明曹操在自己内部人员中也有洗牌动作。荀彧本来是与老曹一起创业的，按理来说，应该以老曹为效忠的对象，却一时找错中央，对汉献帝投媚眼。老曹通过清算荀彧，就是向嫡系传话：老板姓曹，不姓刘。
曹氏集团最善于自保的范例是谋士贾诩。这个老滑头，当年曾让老曹吃过最惨痛的败仗，跳槽至曹氏集团后，他基本上遵循按时刷卡上班、按时下班回家的规律，从来不与同事们私下互动，连娶儿媳嫁女儿都避开那些有派系色彩的高门第人家，“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总算安安全全活到七十七岁寿终正寝。
还有一个武职人员猛将徐晃，他也是投诚人员，他有一番跳槽感慨：“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碰到一个好老板，如今碰到了，好好工作就是，还争什么个人荣誉？”因此老徐从不参加单位私人派对。
这两个跳槽员工没灾没难地活到退休，活到自然死（演义里说徐晃被孟达射死，那是虚构的），和他们努力清洗自己的派系色彩有关。先清洗自己，免得领导清洗你。
刘哥曰：曹氏集团一方面在收纳贤才中壮大，一方面在不停地清算和洗牌中成长。曹操一直在三条线上洗牌，将“汉”洗成“魏”。在封建丛林法则时代，你如果不幸是统治者手中要清洗的那张牌，你再怎么谦虚谨慎，也是死路一条。
杨修其实是位勇士，既然免不了一死，不如幽默勇敢点，死得好看点，像个爷们一点。那些从杨修之死总结教训的，说做人要低调点的，不是懦夫就是蠢蛋，正如杨修所言：君乃梦中人。
曹丕用甄嬛体写勒索信
近一段时间流行一种名为“甄嬛体”的对话风格，动辄“本宫”“私心里”“极好的”等用语，且在网络上真真儿火爆起来。不过本公（并非宫）私心里冷眼看去，其实“甄嬛体”在我们这个讲究含蓄的文化大国，已流行好多年，无非是用一大堆文雅用词，拐着歪来表达意思，尤其是不好启齿的时候。也就是不说人话。
如果你私心里想要一个东西，执念深种，旁人绝难分毫左右，却不好开口，该咋办？让三国时的曹丕来告诉你该怎么表达吧。曹丕的一封信，从文意表达的技巧而言，真真儿是“甄嬛体”的穿越版。
强行索取下属的玉玦后，又写信否认是勒索
据史书《魏略》的记载，当曹丕还是魏王太子的时节，他老爸曹操西征汉中，和刘备开战。曹丕坐镇孟津一带，大概闲得慌，想弄点好玩的东西。忽然听得南阳人士宗惠叔讲，魏王的重臣、国相钟繇手里有一块美玉，具体而言是一块玉玦，美好无双，天下罕见。曹丕听闻，不禁犯起馋来。
在这里岔开一笔，介绍一下钟繇。钟繇何许人呢？那可是大大了不起的人。学书法的人不可不知道钟繇，小楷这一书法模式，传闻是他首创的，合着后来的王羲之，并肩称为书法界的“钟王”。从当时的军界政界而言，钟繇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曹操早年就授予他关中地区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并且授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进行部队部署的特权。老曹对他政绩的评定是“使朝廷无西顾之忧”。读过演义的人不可不知道，钟繇的儿子钟会，是和邓艾一起灭蜀国的名将。
索玉或是政治试探
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拿着如此重要的一块美玉，可谓树大招风，不惹事也难。曹丕看上了，急着要这宝物，偏偏咱们曹公子是个有文化的人。有文化而贪婪的人，都有一个通病：矫情。曹丕觉得开不了口，因为开口向下级要东西挺没面子的，他只好托人转述。兄弟间最好说话，于是他找了弟弟曹植，说我想要钟繇手里的美玉。曹植也不好直接跟钟繇讲，于是又托人转述，这种含蓄地滚着皮球的话终于到了钟繇的耳朵里。
钟繇二话没说，立即将宝物奉送给了未来的领导，“繇即送之”。从这个飞速的举动来看，我猜测钟繇私心里是这么想的：你问我要玉，无非是试探我的政治取向，试探我对你的效忠程度，行，给你！可谓一片冰心被你握。
这可能是一次政治试探，然而，夺人所好，毕竟不是君子所为。三国虽是个乱世，但古风犹存，斯文未丧，做人还是有底线的。曹丕拿了心仪的美玉，总觉得欠缺些什么，总得给人家一个有文化含量的说法。于是，作为当时大才子的他，提笔给钟繇写了一封解释信。这封信曲曲折折，大费周章，尽拣好听的说，尽不说人话，目的就是给自己的勒索行为进行解释。《三国志》裴松之的注解中进行了全文引用，这里就不再赘述，且根据曹公子行文的技巧章法，用“甄嬛体”再演绎一次。
“素日里听闻说玉是用来比喻君子的，想必是极好的，连诗人都夸过的。本公子早前私心里就晓得天下的美玉总脱不过这四大玉的影子去：无非是晋国的垂棘，鲁国的玙璠，宋国的结绿，楚国的和璞，那价钱真真儿贵，能买下一座城池去。过去说到它们的人海了去，到后来也没个休（有称畴昔，流声将来）。想来这四大美玉的模样儿，定是白得像脂肪，黑得像油漆，红得像鸡冠，黄得像栗子（白若截脂，黑譬纯漆，赤拟鸡冠，黄侔蒸栗），好看得紧。若是佩戴，定衬肤色，效果那是极好的。本公也只是悄悄地听得人讲它的好处，倒是不曾亲眼见过这货。本公倒是想佩戴一番，虽是德行配不上美玉，才能不如诗人，只是私心里仰慕（私所慕仰），倍感力不从心，却也不负恩泽。”
话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圈，尽谈些美玉的文化和历史，先给自己的勒索行为戴上一个堂而皇之、光辉灿烂的文化的帽子。
说人话：我喜欢美玉。
“这四大美玉是极好的，只可惜不曾流传得下来，心里头只有这么个念想：能见着面儿就最好不过了。那宝物如今越发的罕见难求，总遇不着真货，为此寝食难安，消减了饮食的兴致，每每思之，颇觉无限怅惘（私愿不果，饥渴未副）。”
说人话：碰不到好玉，急得我吃不下饭。
再下一步，慢慢地亮出自己的意图，可真能迂回的。“近日里听闻南阳的宗惠叔提起说，您手里头有块真货，可以媲美史上四大美玉，本公听了真真儿替您高兴，我愿表达自己的赞美，虽不是自家之物，倒也可促进友谊，是最好不过的了。本想写信赞美，但又怕文辞必是不能表达我意，若是意思表达不周，耽搁了我的意图也就罢了，便是引起您的误会，那就不好了（当自白书，恐传言为审）。实在只能托舍弟曹子建，再转荀仲茂将本公的意思实打实地告诉您。偏生我一早就没这个要拿玉的意思，没想到你是个水晶心肝纯净的人，自然不会在这小事上计较。我的口头表达才到，你就把玉送来了，这叫我真真儿不好意思。今儿个我算是得了。”
最后，曹丕赤裸裸地描写自己见到玉石的贪婪情状，“今儿跪着捧着开了盒子，只觉得光芒耀眼（捧跪发匣，灿然满目），那是从心里就喜欢了，这美玉不在于多少，而在于珍惜与否。怎的说我这样一个人物，能见着这稀世珍宝，私心里觉得不般配，真是越说可越不好意思了。要说这美玉吧，个个都喜欢，但最见不得史上那些喜欢沾光取巧的人物，例如秦王，巧取豪夺，出手极是诡异，一点脸面儿也不要。不过我绝不是那秦王之辈，您也犯不着做蔺相如之流。”
说人话：玉不是我夺你的，是你主动送给我的。
曹丕的信过去了，钟繇看过，立即回信表达自己的忠心，这信也写得与“甄嬛体”有得一拼，且演绎如下：
“想来领导您的眼光是极好的，本来早就想上缴给领导，私心里想着领导您那里的货比我的好了去，要是送上来平白地招人笑话。今儿个可真真儿幸运，领导您觉着好，便是我的好，我哪里还敢藏着。因此早早儿地给您送上来，就怕您嫌迟了。这玉看错了不打紧，交错了人可就不好办了。今儿个算是交对人了。”
说人话：我认了。
刘哥曰：今儿个用“甄嬛体”来演绎曹丕和钟繇的书信，不只是为图个热闹。国学热闹固然好，但也不是单单图热闹的。只是想说明：“甄嬛体”早已流行，料也未必是好事，因为弄得人很矫情、虚伪，拐着弯说话，蒙了人不说，耽搁了事，就不好了。
然而，话又说回来，曹丕这么曲曲折折地表达自己索要美玉的意图，至少说明那是一个有文化的时代、知羞耻的时代，不好明着抢。能有文化，能知羞耻，就有希望。就怕明着抢，脸面也不要，素质全无，那就极不好了。私心想着，都是21世纪的小主人翁（不是小主），毕竟素质是极好的，若是连三国的人都不如，岂不是辜负时代的恩泽？
鲁智深的原型或是一位皇帝
在任何一个民族，那些流传最久远最广泛的英雄，总会带点江湖色彩。例如我们的两汉开国故事，三国刘关张，隋唐演义，飞龙天子赵匡胤，大明英烈群雄。每一个开国团队似乎都是江湖团队，每一部开国史似乎都是江湖史。再如英国，在民间传诵得最广的是江湖味十足的约瑟王的故事。
是他们被“江湖”了，还是他们本来就很江湖？其实是我们的审美很江湖。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很江湖的皇帝。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个故事很江湖。一个低级军官被正义所激荡，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在边城的闹市区，徒手击毙一名欺负良家妇女的街霸。这是一起我们为之喝彩了千百年的治安案件。因为世道太混账了，邪恶横冲直撞，司法在一边乘凉，失去呵护的人们，只好指望暴力。
然而，这位做事很江湖化的军官——鲁提辖，真的只是一个传说吗？非也，这起刑事案件真的存在于中国帝王的档案资料里。我们拂去传说的花边，打开公元10世纪中国皇帝的档案，找到这么一起刑事案件记录——
涉案人员：郭威，河北邢台籍男子，生于904年农历七月廿八，三岁时移居太原。案发时身份为上党边区低级军官，当时的边区总司令为李继韬。案犯体貌特征：“魁壮”，是军中的“勇敢士”。性格特点：好酗酒，喜欢斗殴，力气大，“好斗多力”“负酒使气”，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案发过程：上党边区军人郭威，时年二十一岁，于公元925年某月某日，酒后在上党闹市区游荡，挑衅该闹市区一名屠夫。该屠夫亦一方强人，为市民和同行所畏惧，“众所畏惮”。郭犯要该屠夫按照他所指定的方法切肉，然而在切肉过程中，郭怒斥该屠夫未按照自己的指示切肉，“割不如法”，激起了该屠夫的情绪。该屠夫敞开胸脯，用言语刺激郭军官：“有种你就来杀老子。”郭犯即操起屠桌上的屠刀，刺中该屠夫腹部，并致其死亡。
切肉细节是案件关键
案件处理结果：案发后，上党市民和市场治安人员迅即将郭犯扭送公安机关。据悉，该犯并未得到法律的制裁，当时的边区司令长官李继韬私下放纵郭犯逃逸，一直未能归案。不久，李继韬司令又暗中恢复了郭犯的军衔和工作。
档案来源：《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和《新五代史·卷十一·周本纪第一》。
案件记录至此，可以看出来，这就是“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故事的原型。历史和小说的相同点如下：案犯都是西北边区低层军官，郭威是上党边区的：潞州；鲁达是陕甘宁边区的：渭州（在今天的陕西境内）。
最重要的是案件关键细节：凶手都曾要死者按照他吩咐的方法割肉，而且就在割肉的操作方法上产生争执，并因此实施暴力，致屠夫死亡。只不过《水浒》是小说，添油加醋：鲁提辖吩咐要十斤精的，十斤肥的，十斤臊子。
作案动机：两者不是没有共同点。郭威自认为是一代勇士，那位在街头市场称霸的屠夫，碍着他的威名了，因此要除之而后快。而鲁提辖算计要打郑屠，除匡扶正义外，也交代了打人的缘由：“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摆明了不服郑屠在自己地盘上逞威风。
郭威年轻时的事迹，为什么移植到了比他晚一个半世纪的江湖人物身上？这就是艺术的活了。《水浒》故事不是施耐庵凭空捏造的，很多都有源头，例如《大宋宣和遗事》，而智取生辰纲，杨志卖刀，早在《水浒》成书以前的北宋就已传开了。
要知道，不是施耐庵一个人在战斗，也有从北宋到元朝的很多说书人，大家一起写成了《水浒》。而在几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很多故事不免混着用，郭威大哥杀屠夫的故事就混成鲁提辖的光辉事迹。况且当时又没有版权，也没有微博小秘书来澄清谣言。
兵痞街霸是怎样混成皇帝的
鲁智深上了梁山，郭威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郭大哥是强烈要求进步的，积极主动向知识分子靠拢。他在部队里有个拜把兄弟叫李琼，是个有文化的进步军官，精通当时的政治学军事学巨著：《阃外春秋》。郭大哥主动提出要专修《阃外春秋》，在李琼大哥的辅导下，刻苦研读政治和军事理论著作，把自己提升到了政治家军事家的地位。
玩正经的，他是军事家、政治家；玩不正经的，他是街霸兵痞，两者混起来玩，威力无穷。在残唐五代，流行的就是这样的政治游戏规则。
在以后的事业发展中，郭大哥果然黑白两套手法都玩得团团转。在他四十四岁那年，已是一方军事长官，奉命镇压河中军区司令李守贞的军事叛乱，并活学活用，将《阃外春秋》创造性地运用到军事行动中去，以静制动，以完胜的姿态平息李守贞叛军。锦上添花的是，郭大哥不仅在军事上做得好，还能和广大的将士们打成一片，得了奖金，全部发放给全集团军的弟兄们；生活艰苦朴素，起码在着装上就和官兵一致。郭大哥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慰问将士时，穿的就是普通的士兵服，“与士卒无异”。
然而，构成历史的不只是英雄们杰出的军事才能，和蔼可亲的亲民作风，艰苦朴素的生活起居，还有一套我们看不见的玩意，那可能就是这些人物在政治界的看家本领。
郭大哥苦修政治军事理论，但原来那套兵痞街霸的手段并没有扔，关键时候还得用。公元950年，郭大哥以中央要员的身份担任天雄集团军司令官。在地方带兵久了，后汉中央政府不放心，于是下密旨要摘郭总司令的帽子和脑袋。郭大哥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能把朝廷当江湖，有江湖必有哥们，密旨还在路上，哥们就已经放出消息。怎么办？得用街头争霸的江湖措施了。
他写了一份假圣旨，把自己的官印倒过来印在上面，本来中央密令只杀他一个，却被郭大哥改成要杀一窝，大概意思是凡天雄集团军旅级以上军官全部秘密处决。郭大哥拿着假圣旨给大家看，没见过皇帝玉玺的弟兄们信以为真（恐怕相当一部分是故意信以为真），于是“将校皆愤然效用”。既然组织要灭我们，那我们赶在组织灭我们之前灭掉组织；既然组织不承认我们，那我们就取代组织。然后郭大哥向中央报告：弟兄们都很气愤，都要上访，俺也没法阻止，只好顺着他们的意思一起来了。
带着十万大兵上访，结果可想而知。几番较量，郭大哥从军区司令变成中原地区政权的领导人——后周王朝的皇帝。鲁智深逼上梁山，郭大哥逼上龙椅。郭威最清醒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忘记当时的政界军界就是江湖，固然要通过读书来脱胎换骨，但江湖上的手段一刻都不能丢。
当然，他玩到龙椅上之后，又放下了江湖上那一套，去做一个勤政爱民的君主。用非法的手段取得，用合法的手段去经营，即所谓“逆取顺守”。
刘哥曰：英雄莫问来路。从正面而言，是励志的意思；不过从反面而言，是不是英雄们早年的一些行径实在太不堪了呢？也许英雄早年只是村里的一个二愣子，或者街头巷尾一个经常逃学的顽童，结果却出息了，臣民敬仰了，总归需要一个正儿八经的说法。
历史，有时候或许只是一场我们看不见的江湖。
明成祖急于寻访张三丰的政治解读
有些历史人物的分量，不在于他站在历史舞台之时，而在于他从历史舞台撤下来之后，他的分量在于行踪的悬疑，在于社会公众对他行踪的解读和猜测。
明朝的建文帝，就是这么一个人物。
在这篇文章里，要解决一个六百多年以来都无法解决的历史悬案，不是本人的功力所能达到的，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本文要探索的是：就建文帝是死还是失踪这一悬案，所激起的社会心理浪潮。
这些心理，虽然相隔六百多年，但你还是懂的。
明成祖的心病：建文帝消失，民意似乎未消失
关于朱棣、朱允炆这对叔侄相争的故事，在民间已经是常识了，我也不好意思拿它出来炫耀自己的历史知识，所以在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建文帝朱允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的儿子；朱棣是朱允炆他亲叔。侄子是皇帝，叔是驻守北京（那时候叫北平）的王，称燕王。燕王手里是有部队的，而且还是精锐野战部队。下级手里有枪杆子，上级当然不放心，于是朱允炆要裁兵，当然，裁的是叔叔的兵。
没有比这更好的开战理由了。叔侄开战，从1399年一直打到1402年，叔叔赢了，侄儿输了，于是叔叔做皇帝，就是明成祖，即永乐帝。
历史的悬案，从朱棣的部队开进南京城开始上演。
燕王部队在1402年的7月13日从金川门进南京城，战败方的首领——建文帝，下场如何？官方文件的结论是“自焚”。这份文件是明成祖当政时期主修的《明实录》。然而，官方有官方的一套，民间有民间的一套，谁代表真相？不敢断定。
这里倒是要从清朝的一部小说去看当时的民间心理。这部书是《儒林外史》，其中一部分写到了民间对建文帝事件的反弹，说得有点绕，请大家稍稍忍耐一点看。
这是《儒林外史》第七回，说的是明朝成化年间，离建文帝从政治舞台消失已经有六十多年，有个叫陈礼的江湖术士，专门从事一种名为扶乩的灵异工作，通俗一点就叫“请笔仙”。拿两根木棍制作成“丁”字形，当成笔悬挂在一根横木上；横木则由两个童子扶着，笔下面则铺一个簸箕，簸箕里盛满沙子或米。谁来用笔在沙子或米上面写字呢？神仙！神仙怎么请？烧香祈祷。能请到哪路神仙，那就看术士在神仙界的人脉关系。
因此，江湖术士要为自己的神术打广告，就得吹嘘自己能请到最高级别的神仙，或者是生前很有政治地位的人物。陈礼就吹嘘开来，说他某年在工部尚书的家里扶乩，请动一位上届神仙降临。这神仙就在簸箕上写下两句诗：“梦到江南省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哪路神仙留诗？工部尚书焚香祷告，结果沙盘上留下一行字：“朕乃建文皇帝是也。”
建文皇帝的招牌一打出，工部尚书一干人等，吓得屁滚尿流，跪在地上朝拜。
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扶乩广告，里面有很深的政治含义。一个已经被推翻的领导，而且在当时的政府舆论中没有正面评价，或者是政府的话语禁区，居然能让广大朝臣和群众顶礼膜拜，还能为巫术广告吸引眼球，其人气可想而知。
一方面，被推翻者的人气久久不退；另一方面，暴力的胜利者却一直在遭受质疑。还是《儒林外史》，第九回说道：有两个官二代，是前任宰相的三公子和四公子，姓娄，书中称为娄三公子和娄四公子，他们一直对明成祖的政策不满，这种政治取向影响到其手下家人佣人的政治取向。
例如娄府有个名为邹吉福的老家人，为娄家看守祖坟。某年，娄三公子和娄四公子去看望这位老家人。邹老人家高兴起来，觉得表达自己高兴的方式就是：让主子更高兴。于是邹老人家从政治上逢迎娄家二位公子，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即明成祖）弄坏了。”说朱棣弄坏了明朝，怎么个弄坏？篡夺皇位恐怕是其中一宗罪。
民间对朱棣的不满，对建文的同情，可见一斑。当然，《儒林外史》是清朝的小说，清朝人说明朝事，靠谱吗？我们不要忽略一个现实：前一个朝代的情绪，会蔓延到下一个朝代，上一任政府的民间情绪，也会蔓延到下一届。《儒林外史》至少证明在明朝，有这么一种不满情绪。故事是虚构的，情绪却是真的。
好，绕来绕去，民间的情绪说完了，该说政府的态度了。其实，不仅是民间不满，明成祖自己也不满。为什么不满？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事实真相。这个可怜的侄子，死了还是跑了？他自己也没把握。
没把握，咋办？找去啊。跟所有寻找通缉犯的手段一样，首先从跟建文帝关系最密切的人找。朱允炆有个皇家雇佣和尚，专门帮皇家做法事的，大概相当于外国领导人身边的牧师吧，这和尚法名曰溥洽。建文帝一消失，溥洽就被关押，一关就是十多年。老大没了，还关押身边工作人员干吗？肯定是问行踪。是烧死了，还是逃出去当和尚了？
不知道是建文帝真的死了，还是因为溥洽够哥们义气，关押十多年，审讯十多年，一直没个结果。最后由朱棣的雇佣牧师姚广孝建议，将其无罪释放。
第二个手段，暗访。暗访使者是胡濙，胡使者当时的合法身份是户科给事中，这个官职是负责稽查干部作风的，不过，胡濙的官职和他的使命没有任何关系。胡的使命是负责寻找，当时他工作的小组名义上是“寻访张三丰工作小组”，胡就是组长。张三丰是武林界人士，半神仙级别的人物，寻找他跟明成祖有毛关系？暗地里的任务是什么呢？《明史·胡濙传》有交代：寻访仙人张邋遢（即张三丰），走遍天下各大省市村镇，暗地里寻找建文皇帝的所在，“隐察建文安在”。
这项表面上为“寻找张三丰”的工作持续了九年。在此期间，一切民间关于建文帝的信息全都会及时汇报给北京。工作进行到第九年，暂停了一段时间，胡组长歇息了一段时间，在京城担任礼部左侍郎一职。又过了三年，寻访工作小组重新挂牌，胡组长不辞辛劳，又在江浙湖湘一带继续刷查，工作持续四年后，小组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的这一天，已经是就寝时分。朱棣听说胡濙回来了，马上第一时间命令他来汇报工作，汇报就在寝室内进行。
谈了些什么？由于谢绝所有媒体进场，所以没有任何记录。汇报一直从就寝时分持续到四更时分，胡组长汇报完工作，从领导卧室里出来，当然也不敢透露谈话内容。虽然无从了解，但我们当然能懂、能理解，就是那些让朱棣最牵挂最悬心的事。
《明朝那些事儿》里也说到以上这一段秘密汇报的事。这次会谈之后，朱棣似乎放心了，放心地死了。他就在这一年驾崩。为何会放心呢？可能是胡濙已经找到了建文帝的行踪，活也好，死也好，反正找到了行踪。如果是死的，那不用说，死人是最没有威胁的；如果是活的，那么可能胡组长已经证实建文帝完全没有了恢复政权的企图，没有任何威慑力。
因此，寻找工作就在那次谈话后截止。反之，如果胡组长只要汇报一句“没有查到”，寻访工作就不会消停。
可见，在整个永乐年间，从紫禁城到草野民间，一直涌动着“建文皇帝到底在哪里”的心理暗潮。这种心理一直蔓延整个大明王朝，乃至蔓延到清朝，并在《儒林外史》里表现了出来。
不止在小说里有体现，在修史里也有体现。在乾隆四十二年的五月，乾隆下旨命令刘罗锅、和珅等人重新添修《明史》，这次添修工作不用忌讳前朝的皇帝了，于是加上了袒露真相的一段话：朱棣让太监从大火中找出一具尸体，诈称是建文帝的尸体，用学士王景言的建议，“备礼葬之”。乾隆爷犯不着跟相距年代遥远的永乐皇帝过不去，可见这次添修工作是不带任何个人情绪的，而之所以添上这段话，肯定是原来就有的资料。可见明朝官方的抽屉里藏着的资料，还是把建文帝的行踪当成一个悬案。
虚拟明成祖和建文帝的心理互动：一个绕着弯找，一个绕着弯跑对这起谜案，明末清初的东林党党魁钱谦益尝试着进行了自己的解读，这个解读不一定是事实，但应该符合情理。迥异于前人的解释，它承认建文帝确实逃跑了，但又认为明成祖的寻访工作是假的。
且看钱谦益的文章《有学集·建文年谱序》，它从朱棣和朱允炆双方可能的心理进行剖析。从叔叔朱棣的心理而言，如果他真的想找到侄子的行踪，凭他统治国家掌握的一切行政资源、特务资源、警力资源和暴力资源，布下天罗地网，四处搜索，全国追缉，建文皇帝根本就没地跑，一定会遭到“翦灭”的下场。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钱谦益推测：永乐皇帝十分念旧，明明知道侄儿没有被烧死，明明知道侄儿在外流窜，明明知道侄儿在黔、楚一带逃亡，却表面上派胡濙去寻找张三丰，“舍人而求诸仙”，不找人却找神仙，其实是故弄玄虚，放出消息来，让侄儿放心：叔叔我不会真的找你，我在找神仙，你放心躲起来吧。张三丰倒成了建文帝的保护盾牌。
民间还有一说，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就是为寻找建文帝行踪。钱谦益对此的解释是：此举是舍近求远，明明人在中国，却大肆派船队去南洋找、去非洲找，无非是故意绕着弯子，避开建文帝的藏身之地去找人。下西洋这么大的事，建文帝不可能不知道，其实等于向他发出一个消息：贤侄，你放心好了，叔叔到大海大洋上去找你去了，根本不挨着你的边，你在你的地盘上是安全的。等于是自己转移自己的目标，让真正躲藏的人放心，所谓“广其途以安之也”。
钱谦益认为，明成祖此举的目的就是让建文帝安心终老。真是个宅心仁厚的好叔叔啊！真不知他当初带兵进京干吗来着。
建文帝这边的心理呢？钱谦益这么推测：建文帝不是没有可能凭借祖宗（其实就是爷爷朱元璋）的功德，在民间收拾人心和反抗力量，从头再来。然而，宅心更仁厚的建文帝具有大局观念，他不想摇动大明王朝千秋万代的国本，“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倾动也”，于是宁可过着乞食的云游僧生活，也不做翻案清算的事。
在钱谦益的笔下，这对生死仇敌的叔侄，倒是形成了一种默契。叔叔说：贤侄，你安心躲，我绕开你找你。侄子说：叔叔，你安心做皇帝，我绕开你生活。追的人，躲的人，都绕开，于是天下无事，于是三百年江山。
刘哥曰：钱谦益的解读，未必符合明成祖和建文帝这对叔侄的真实心理，但却符合一种政治游戏的心理。胜利者不赶尽杀绝，失败者识趣，不再出来折腾，大家相安无事。也许，这就是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吧。在历史残酷的一面，总算存在着温情的另一面，能如此，大幸。
康熙抱怨不能退休
关于康熙，有一句最有名的歌词：“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大概后人觉得他当老板当得太过瘾太刺激了，因此老马恋栈，于是捉摸圣祖的心思，写出这么一句歌词来。
康熙是不是这么想的？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他老人家不是这么想的。《金瓶梅》里头说：当家三年，连狗都嫌。其实自己也累，皇帝这份工也不好打。为什么说我有把握呢？因为我手里头拽着康熙爷的遗诏呢，当然，是印刷的，不是原件。大家跟我来读读小玄子的遗诏，看看这位大清帝国大老板走到最后时段的内心世界。
心迹一：对工作成绩不太满意，最满意自己的工龄
康熙六十一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公元1722年的12月20日，估计北京城都已经下大雪了，小玄子康熙不行了，那时候叫驾崩，这么大个人物走了，总得向全国人民、向文武大臣交代一点什么，于是，遗诏出台。
做了六十一年的老板，成绩也好，毛病也好，都有一大堆，都得交代，康熙倒还老实，没有尽拣好的说。
首先，他对自己工作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委婉的袒露。他说，回顾六十年来的工作，我小玄子在精神领域方面，不能做到“移风易俗”，就是说还不能彻底改变社会风气。物质建设方面，不能“家给人足”，天下人的温饱还是个问题。不能跟“三代明圣之主”相比，这三代明圣之主就是上古时期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到韦小宝嘴巴里，就成了“鸟生鱼汤”，跟这些前辈比，我小玄子的工作还是存在差距的，当然，也不可能后进赶先进，急起直追了，因为都是要翘辫子的人了。
接着，肯定了自己的工作态度。小玄子说，不过，我还是有理想的，我的理想就是要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让“海宇升平，人民乐业”，为了这个理想，从早到晚都不敢怠慢，“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用“劳苦”两字都无法形容我的劳苦了。
小玄子说的倒是实话。康熙五十四年的时候，他老人家的右手忽然废了，拿不了笔，批不了文件，于是咬着牙用左手批文件。
文件这东西别小看，它是权力的一个载体，能批文件就说明权力还在你手里。当年武媚娘姐姐就是靠着帮老公批文件爬上来的。哪怕变左撇子，哪怕用嘴巴咬着笔杆批，也不能让它落到别人手里去，笔杆子就是枪杆子呀。
小玄子的努力勤快是有名的，在他少年时候就有这么个本性。当年和小桂子韦小宝在御膳房苦练摔跤只是小说，但少年康熙读四书五经的时候，是下了苦力的。据他自己说，每篇文章他要读一百二十遍。看样子，康熙的学问应该登峰造极了。
总之，小玄子还是蛮谦虚的，他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成绩不咋的（其实从现在来看，还是可圈可点的）。就这么个不咋的的人，居然老天爷格外关照，迟迟不肯回收他。康熙说：俺今年快七十岁了，在位六十一年，真的是老天照顾我，不是我太牛了，“实赖天地宗社之默佑，非朕之凉德所致也”。康熙袒露了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迹说：当我工作二十年的时候，就没想到有三十年；当我工作到三十年的时候，就没想到有四十年。嘿嘿，没想到一次一次地突破自己设置的界限，一不小心，居然破历史纪录了，达到六十一年。
小玄子喜滋滋地翻开历代皇帝任期记录，从传说中的黄帝甲子年开始，总计三百零一个老大，像他工龄这么长的还真少见，“自黄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秦朝以前的不可信，如果算秦朝以来的，他小玄子算是工龄最长的了。以工龄打败别人，其实也是一种成绩。工龄长了，起码可以混得子孙一大堆，“子孙百五十余人”，严重破坏计生平衡啦。
心迹二：抱怨工作强度太大，不能实行皇帝退休制
工作久了，不免有点厌烦，叫累。康熙忽然有点愤愤不平，他说前代的帝王们，长命的少，短命的多，那些写书的人都说是酒色掏空了身子，其实这是读书人故意找茬子，你们哪里晓得老大的辛苦。康熙就代表广大的前朝皇帝们剖白心迹，说这些皇帝前辈们都是过劳死，“朕今为前代帝王剖白言之，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
接着，小玄子吐槽了：你们听着，我这个做皇帝的哪里比得上你们这些打工的。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做雇佣经理人的，也就只有诸葛亮同志能说这句话。其实啊，这句话是用来说我们皇帝的。难道不是吗？你们都有退休制度，想当官就当官，不想当官就撂挑子走人，大不了老子不干了，“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退休了回家抱孙子，悠然自得。你们还好意思说你们累吗？可是作为老大的我呢？一辈子都木有休息，担子在肩上，一生都不得放下，“了无休息之日”。
康熙驳斥说，有人鼓吹无为而治，说舜是无为而治的代言人。可他老人家又如何？南下工作，最后累死在苍梧；大禹手足都长茧子了，晚年去浙江会稽山主持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估计算数据算累了，就把命搭在了那里。你们想鞋底抹油一溜走人的时候，可以去《周易》上找办法。可《周易》这本坑爹的书，居然没有指导皇帝怎样走人这一卦。
其实，这份遗诏早在十五年前就写好了，康熙去世后出台的遗诏是根据具体情况与时俱变修改过了的。我们看看康熙五十六年的版本，康熙总结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倒是跟诸葛亮有得一拼。大家都说皇帝不要插手具体业务，“举大纲”就行了。康熙却认为不行，他认为当老大的一件事做不好，四海就不安；一时不谨慎，千百年后都有副作用；小事不检点，会损坏自己的光辉形象。因此，小玄子每事都谨慎，坚决不把今天的工作留到明天做，今天一事不做，明天就多一事，“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不敢疏忽，有时候甚至还做起了校对的工作，“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定发出”。
这么操作下去，可以想象小玄子有多么累了。本来可以“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的他，五十五岁时，开始频繁头晕，之后还出现心跳加剧症状，“朕体渐弱，心跳加增甚重”。当然这也和他不停地娶老婆有关系。估计就在这时，他心里可能想过：要是能退休就好了。理智上他不会退休，但感情上未必不曾有过想法。后来他的孙子乾隆倒实现了他的理想，过上了爷爷想要而不敢要的退休生活：当太上皇。
心迹三：对历史问题作交代
清政权的合法不合法，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在当时，却还是纠结的。不是说大兵一来，铁蹄所至，就合法了。更何况当初多尔衮入关的时候，来路就不太正，也给百姓留下很多血泪的记忆。
别的不表，就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别看是说鬼说狐的，可骨子里都透着“反清复明”的味道。你看看他写的小故事《三朝元老》，对大明的叛徒洪承畴就极尽讽刺挖苦的笔调。蒲老师出生在明朝，但却是在康熙朝成人的，他永不放弃地考着康熙朝代的功名，内心深处却永不放弃地保留着对前明的怀念，他在写清兵的暴行时，委婉地说是“北兵”，笔下那股恨意却深入骨髓。
在小玄子治下的帝国，老百姓像蒲松龄那样在心里不给朝廷留席位的又有多少呢？这一直是清朝皇帝的心病，这块心病一直到辛亥革命，宣统退位才放下。
康熙在遗诏里高调提到这个问题，他用很高分贝的声音说：“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祖。”自古以来，得天下的途径最合法的，莫过于我们大清帝国。谁说你不正了？干吗强调自己很“正”呢？声音越大，心里越虚。
康熙又解释了他们祖先的动机，说他们根本就不想夺取明朝的江山，皇太极前辈口口声声说：“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系中国之主，不忍取也。”这话在当时有没有说过，是个谜案。说自己不想做，为什么又做了呢？是因为形势强过人，“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明朝内乱了，崩盘了，老百姓没了主，哭着闹着要我们去接手，“臣民相率来迎”。面对盛情，实在没办法推脱了，也没必要客气了，咱们应广大明朝老百姓的要求，带兵入关接盘，“入承大统”。可见康熙的清朝合法论的基石就是：不是我们主动来的，是你们广大臣民欢迎我们来的，反正是你们自个找的。康熙此次遗诏打的是民意牌。
其实真相已经不是很重要，而是定论怎样才重要。康熙的使命不是澄清历史事实，而是再做一次定论，将主权和治理权的合法性再强调一遍。即将卸任或者将去世的领导，对历史问题的表态是很关键的，它关系到后续工作的合法性，表明这个政权对历史问题立场的一贯性，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就是对当下的态度，也就是对以后的态度。
康熙就是对自己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再做一次阐述，可能了无新意，但是很重要很必要很紧要，这些问题不怕老生常谈。
在强调完合法性之后，文件里忽然莫名其妙来了一句：“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耆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表面上是要借鉴梁武帝治理江山不谨慎，结果被兵变推翻下台的教训。然而，也可能暗示康熙的心里隐藏着一股焦虑，担心自己的治下以后会出问题。
梁武帝萧衍一生犯了很多的错，但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活得太长了，老人家活到八十六岁，本来是件好事，却赶上兵变，什么倒霉事都赶上了，最后被囚禁台城，饭都吃不上一口，胃火上升，口中苦，呵呵几声，就命绝了。如果设想，他老人家要是活个八十五岁就走人了，岂不是福寿双全？何必赶上这一趟？早个几年就是哀荣备至，晚几年死得如同一只蝼蚁。
康熙离开人世时还不到七十岁，他隐隐感觉到很多问题很棘手，可能越酿越麻烦，再活长一点，就让自己给赶上了。这个时候翘辫子，倒是挺合适的。
所以他感叹“见今俱各安全”，看到亲人们个个都安然无恙，他就放心走了。又说，等他走后，没什么大要求，就是大家要安全，“朕身后，尔等若能协心保全，朕亦欣然安逝”，也不交代什么长远发展规划，仅仅要求一个平安，他心底的焦虑跃然纸上。
这个忧虑，可能还是源于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这种焦虑是挥之不去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是圣祖一个人能解决的。他的儿子四阿哥雍正也忧虑着，还写了《大义觉迷录》絮絮叨叨强调自己的合法性。
刘哥曰：对历史的唠叨，除了茶余饭后，有时候意义不大，康熙来了也好，去了也罢，他已经只是一个遗迹，一颗历史星空中已经白矮化的恒星。这颗曾经的恒星，对于我们这些小职员来说，他的光芒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应该在于他勤奋的品质。因为，毕竟当老板也好，做职员也好，在华尔街当经理也好，在门头沟筛沙子也好，勤奋是每个人所不能少的。
最后摘抄康熙关于勤奋的几句话：每事必加详慎，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务安闲，则后日愈多壅积。
乾隆朝名臣被迫延迟退休
从小至今，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就是：延期。越是你需要的，越是延期。念书时，最痛恨老师说：同学们，延期五十分钟放学；当教师的时候，最痛恨学区的财会说：辛勤的园丁们，延期五个星期发工资；按揭的时候，最怕公积金的到账日期隔着每周两个休息日，等于延期到账……
近几年延期退休的言论又甚嚣尘上。吾乃草民，身在江湖，心亦不在庙堂，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诸位专家。今日还是只讲讲古，讲讲乾隆朝名臣张廷玉七十六岁都不被批准退休的苦逼故事。
怪事：三朝老臣申请退休，居然不批准
大清乾隆朝的时候，有位老干部，叫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张老干部是军机处的第一批成员，又是总理事务的大臣，还兼负责抓吏部和翰林院的工作，同时负责几条战线的工作，老干部身上的担子不轻；而且，他这样操作也不是一两年的事了。
他给康雍乾爷孙三代打工，从雍正时开始就一直坚持在几个部门上班，尤其在担任军机处机要秘书期间，基本上是全天候二十四小时值班，随叫随到。哪怕是服了安眠药，刚刚躺下，雍正领导一个口令来，马上又得到宫里去听指示写报告。每天二更睡，下班途中，坐在车里还要批阅文件，到了家里，还得处理公事。至于睡觉，那是工作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头脑基本上还在工作的事情上转，想起什么，马上起床写文件。
对于张老干部的工作强度，雍正领导有过中肯的评价：“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张老同志长期超负荷工作，居然挣扎着六十多岁了还能主持当时最浩大的文化工程：修《明史》。等到第三任老板乾隆上台的那一年，张老干部已经六十四岁，《明史》也修完了，辛苦工作几十年，也该歇歇了。
迫切想退下来休憩的张廷玉，知道不能一下子都辞了，怕把皇上给刺激到，于是缓缓来。在其六十五岁那年的十一月，先辞了总理事务的职位，等着一步一步抽身而退。这说明张廷玉还是慎重考虑了朝廷的反应的。
至于朝廷方面，也似乎充分照顾到了老干部的身体状况。乾隆领导毫不含糊地批准了他辞掉总理事务的申请，而且向老同志主动示好，释放善意。在1742年，乾隆指示：张老干部年已七十，热不起，冷不得，没必要大清早就到宫里刷卡报到，大热天大风雪的日子，也没必要硬着头皮来上班，待家里休养为佳，《清史稿》的记录如下：“廷玉年已过七十，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风雪无强入。”
乾隆十一年，即1746年，七十四岁的张廷玉遭丧子之痛，长子张若霭赶在老子前头病逝了。上级充分考虑到张老干部的悲痛心情和身体状况，给予他可以由人搀扶上朝的优待，并且解决家属的工作问题：其次子张若澄进入南书房上班，南书房是军机处成立之前的机要秘书办公室，虽然权力被削弱，但每个星期见着皇上还不算是个稀奇事。
从六十五岁那年开始，张廷玉与朝廷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可能让张廷玉产生一种认识：我做了这么多年事，朝廷又一步步照顾我，离退休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赶紧打报告吧。加之与乾隆据说在一些大典的工作方面，有些意见不协调，让老张觉得该抽身而退了。
于是，在乾隆十三年，即1748年，已经是七十六岁高龄的老张，终于给皇上递交了离退休申请。理由嘛，大家都猜得到：“老病。”依照情理来看，一个七十六岁的德高望重、任劳任怨的老干部申请离退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从法定年龄来看，古代高级干部的离退休年龄是七十岁。儒家经典《礼记·曲礼·上》早有明文规定：“大夫七十而致仕。”所谓“致仕”，就是把官职还给朝廷。而且还点名了离退休地点，《尚书大传》也有明文规定“老于乡里”，就是该在家乡养老，你从哪里来，还是回哪里去，不只是将职位还给朝廷，连首都户口也还给朝廷。
按照古代严格的标准，张廷玉也已经超过退休年龄六年，按照现代的标准，更是超过了十六年。
应该可以退了吧？然而，张廷玉误判形势。乾隆没有答应！收到张老干部的离退休申请，三十七岁的乾隆这样批示：老先生是三朝天子的重臣，咱皇室早把您看成自家人了。百年之后，您的牌位将放在我们皇家的祠堂里，陪皇家列祖列宗一起光荣，您还见什么外呢？居然还要辞官归田？没这个理，不准。“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
原来，早在雍正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张廷玉工作成绩和忠心的肯定，特批将来把张廷玉的牌位放在皇家祠堂里。这种事情现在看起来很浮云，在当时却是莫大的光荣。领导的批示让张廷玉大跌眼镜，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误判形势，于是急了，腆着老脸，与天子展开了一来一回的辩论。
趣事：君臣为是否延迟退休辩论
老干部任劳任怨几十年，其立身格言就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说千句，道万句，不如一句也不说，可如今不让他离退休了，几十年的沉默忍让全退一边去。谁不让我退休我跟谁急，哪怕皇帝也不能挡我退休的道。
张廷玉马上一封信反驳乾隆：哪怕在宋朝、明朝也有已经位列皇家祠堂，却仍可以退休的先例，而且官员七十岁退休，是自古以来就天经地义的事，“古今通义”。
乾隆回复：老同志，退休的事也不能完全按照经典办，也要变通。您老是想着七十退休的清闲，干吗不再熬几年，工作到八十岁，享受拄杖上朝的荣誉呢？我觉得您要向三国的诸葛亮同志学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乾隆也不地道，人家诸葛亮还来不及退休，五十四岁就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他逝世时候的年龄比张廷玉申请退休时候还小二十二岁呢。
张廷玉针锋相对回信：人家诸葛亮是在乱世，完成匡扶汉室、统一国家的大任都在他肩上。我生活在太平盛世，没什么不可卸下的大任，这能比吗？
乾隆跟老干部耗上了，又强词夺理：你们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工作任务不同，但你们一心尽忠的精神境界是一样的。把你换到三国，也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诸葛亮换到你的位置，也不会递交退休申请，“易地皆然”。我的爷爷，我的老爹，对你那么好，提拔你，照顾你，给你权力和荣誉，看祖宗的面子，你不能退休；我又这样照顾你，看我的面子，你也不能走（不独受皇祖、皇考优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余年眷待，亦不当言去）。故不批准。
更离奇的是，乾隆还把自己与张廷玉关于退休事项进行争辩的记录，全程在朝廷上公示，让全体文武大臣评理，等于是搞了一次听证会。当然，在几次交锋后，乾隆作了一定的让步，解除了张廷玉在吏部的工作任务。皇上让一寸，张廷玉也不敢进一尺，于是没有再进一步递交报告。
写清史的人说了一句公道话：“然廷玉实老病。”张老确实又老又病，已经不适合担任中央的任何工作了。乾隆爷考虑到这种情况，于是又通融了一步，在张老干部七十七岁那一年的正月，又批示：老张同志可以每隔十天才去一趟办公室，每隔四五天去一趟皇宫和皇上商量工作，到这年冬天，恩准养病。到这分上，张老干部更加不好意思启齿谈退休了。
在张廷玉老干部养病期间，乾隆特意派军机大臣去慰问，嘘寒问暖中，张廷玉讲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咱当着皇上的面是不好意思提退休了，不过我这私心想着，还是退了好，“受上恩不敢言去，私意原得暂归。”张廷玉的话讲得很保守，说是暂时退休，好像随时准备被返聘的样子。其实意思很明白，实在想退了。
乾隆扛不住了，批准退休，并且对归家程序有具体指示：等来年河流冰块化解了，坐船回京。并且还写了三首诗相赠。
张廷玉老干部离退休的事到此应该画上完美句号，好好回家抱孙子颐养天年去。
可这事还没完呢。
惨事：走错几步“棋”，一直被乾隆修理到死
1749年，对于张廷玉老同志来说，应该是欢天喜地的一年，和当今万岁爷斗智斗勇斗蛮斗狠，总算成为离休干部了，赶紧准备行李回家去，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
偏偏张廷玉老干部顾虑大，一面欢喜，一面却想起另外一件事，这件事为他的退休蒙上一层阴影。他老人家想起自己百年之后能不能进皇家祠堂——太庙。他心里可能这么琢磨：现在领导答应让我退休，会不会事后报复我，让我百年后牌位进不了皇家祠堂呢？这个念头一提起来，就再也放不下了。
在皇家祠堂安放牌位，这在今天看起来就是块浮云，可二百六十多年前的张老干部就看不开了，一生的荣誉要是泡汤了该咋办？
老人家慌慌张张跑到乾隆那里，很着急地说：“皇上，前几年我申请退休的时候，您说老臣是皇家祠堂的人了，不能还乡。如今您批准我退休，会不会因此不让我的牌位进皇家祠堂呢？因此恳请您给老臣写个保证书，保证我百年后的牌位安安稳稳挪进太庙。”
作为领导的乾隆，听了很不受用，但情绪还是比较稳定，很有修养地克制着，居然给老干部写了张保证书，保证老同志的牌位在百年后一定进入皇家祠堂，这个由先帝制定的政策，坚决不动摇，坚决执行，老同志请放心！
张老干部就这么走错第一步，紧接着走错第二步：居然不亲自去面谢，而是派了儿子张若澄代表自己去感谢。到了这一步，乾隆的情绪再也没法稳定了，没见过这种不给上级面子的，当即草拟圣旨，准备对张廷玉傲慢的态度进行通报批评，“遂发怒，命降旨诘责”。还好，皇上身边还有张老干部的学生，一面为老师求情，一面暗中通知赶快过来道歉。
没想到，这是张廷玉走错的第三步：慌慌张张进宫请罪道歉。结果乾隆的情绪完全失控：“圣旨还在我办公室抽屉里锁着呢，你凭什么就事先知道领导要批评你了？你老同志是不是在搞小山头，是不是在我办公室安插了耳目和窃听器？”
可怜老干部，几十年官场全白混了，三步臭棋把自己的形象毁得稀巴烂，被通报全体朝廷干部，进行公开批评。昔日的政敌们一拥而上，纷纷表态：张廷玉不停打招呼，死乞白赖要退休，居然要挟上级写保证书，我们全体官员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撤销张廷玉的一切职务，其牌位不得进入太庙！这分明是“扫张会”。
在“扫张会”过后，张廷玉基本消停了。他战战兢兢待在北京，一心等着河里的冰块融化了，赶紧地坐船回老家去。到“扫张会”的第二年，也就是1750年，看河里的冰融化了，张廷玉立即打报告申请回乡，没想到，又成一步臭棋。就在这一年，乾隆的长子、定安亲王永璜病死。永璜同学是张廷玉老师的学生，这学生尸骨未寒呢！家长乾隆正在伤心，张老师一封冷冰冰的申请报告就递交上来了。乾隆的情绪又一次无法稳定，他严肃地批评了张老师：你好歹也是我儿子的老师，做家长的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你这个做老师的居然撂挑子走人，你怎么可以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伤害朕脆弱的感情？而且用词前所未有的严厉：“漠然无情，是尚有人心者乎？”
于是，关于能否进太庙的事情进一步提上日程。乾隆马上就此事召开扩大会议，会上达成一致共识，张廷玉不配进太庙陪皇上的列祖列宗，建议取消其资格。张廷玉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心进行了狠狠抨击，主动打报告要求取消自己入太庙的资格。
带着满心的伤痕，张老干部回到家乡安徽桐城，远离是非之地，总没事了吧？别急，乾隆心里还惦记着呢！就在这一年九月，逮着个机会，朝廷又给张老前辈开了张“牛肉干”：罚款一万五千两白银，北京的住所抄家。理由是张老师的儿女亲家与反清知识分子吕留良有密切往来。
可怜七十七岁的老干部，三朝重臣，被少东家乾隆一惊一乍地，彻底熄火，居然还能顽强地活到八十三岁。我想，他是带着灵魂不能进入皇家祠堂的遗憾，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然而，命运又跟他开了个玩笑，少东家乾隆改变主意了，批示：准许张廷玉老干部的牌位进入皇家祠堂。活着的时候给你一个不确定，在你死后却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死者已经带着精神折磨走了，生者却感恩不尽，高呼英明。乾隆玩政治的手腕，不知道是跟谁学的。
刘哥曰：事隔两百六十多年，还是不免要严肃地批评乾隆。你干吗如此和老同志过不去？人家不就是想按时退休吗？何苦又是拖延，又是恐吓，又是打压，至于吗？有人说是打击朋党，哎，朋党朋党，多少斗争假汝之名而行！
所以，做人不能太乾隆！把乾隆当哥们后果很严重
一家单位，一家公司，新来了一个老大。不知你踩到什么狗屎了，新老大忽然对你很亲密，首先暗示你，要给你更多权力；接着叫你坐近一些，居然还拉你的手，叫你兄弟，将家里的私事跟你分享，将内心的私密向你倾诉。
你是奔走相告，将被领导重视的信息透露给同事，好好敲打那些平素不怎么敬重你的宵小之辈？还是默默地埋在心里，既不太当真，也不过于淡然，该干吗还是干吗去？答案虽然是后者，但人在江湖，轮到身临其境时，恐怕身在此局中看不清楚，难以自拔，弄不清是真赏识你或只是御人之术。
乾隆登基的时候，就有过这么一出。
第一个场面：以辞职为手段暗示要权
一切从一个叫李禧的人身上说起。这是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的农历九月十一日，二十五岁的弘历，即乾隆皇帝，刚登上清帝国最高元首的位置才八天。雍正永远离开了他的大清帝国也才两个多星期，李禧来找这位新皇帝了。
李禧是什么人？一个比较大的官。当时驻扎在北京的八旗兵，按照部队所在地区的方位，分为东西两翼，又称为左右两翼，每翼四个旗。李禧管着西翼的三个旗，当然，是汉人的三个旗，手里有三个番号的部队，人道是“三旗都统”。
李都统这天去找新皇帝，时机似乎不太好，朋友们也劝过他，副都统耿韬说：“大哥，十一日是先帝的灵柩从乾清宫南庑移到雍和宫去的日子，你没什么要紧事，别去给万岁爷添堵了。”李禧很有把握地说：“我一定要奏，我是不怕的，你别管（注：这是历史原语，如假包换）。”
李禧找到了乾隆。正一身热孝，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乾隆没有生气，他首先是命令赐座，坐下来了还不够，又热情地说：“李爱卿，坐近些，坐近些。”面对领导主动拉近距离的做法，李干部也很配合，他把公务都汇报了，然后提出了辞职。理由是：管着三个旗的兵力，权力太大，强烈请求辞职。当着新领导辞职的，恐怕是伸手要权的居多。
此时的乾隆不知道是军方还没有亲信，还是有意整顿京城的八旗部队，琢磨透了李禧的心思后，显得格外热情，否决了李禧的口头辞职报告，态度很开放很肯定地说：“你谦虚个啥，谁说管理三个旗的部队太多了？我还要你管五六个旗，难为你把八旗部队管理得这么好。”接着，乾隆还进一步提示，要加大李禧的权力空间：“你管理整顿西四旗部队，很不错，我还要叫你插手东四旗的整顿业务。”接见的最后，乾隆做了一个表态：“你不要怕，我也和你一样不怕，天命在我这边。”似乎这是给李禧壮胆，表明咱们是一伙的。
得到以上指示的李禧欢欣鼓舞，回到北京东华门的住所，就憋不住和耿韬说了：“老弟，知道不？今儿个皇上叫我坐了，还叫我坐近一些，而且叫我整顿东四旗呢。”好消息还要跟更多的人分享，于是李禧又找到老友——朝廷的写字外郎王钰，得意地说：“兄弟，知道不？我去皇上那里辞职，皇上不但不批准，还说要扩大我的地盘。皇上还给我壮胆呢，说不用怕，他就是看中了我胆子大，有事随时可以向他汇报（早得早奏，晚得晚奏）。”
得意的话，憋在心里好了，或者躲到被窝里去笑好了，干吗表现出来呢？要命的是，还告诉同事和朋友。所谓同事，往往是泄露的第一条渠道。如果你不想保守机密，尽管告诉同事好了。
第二个场面：把将要提拔的消息告诉别人
事情没完。过了十三天，九月二十四日，李禧又来找乾隆，要汇报五件公事，汇报完第一件，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个角，于是提起大清汉族士兵的福利问题。李禧提出驻扎在北京的满洲兵、蒙古兵、绿旗兵都有福利资金——红白事银两（或称资生银两），独独汉族士兵没有，希望能够参照前者对汉兵实施福利政策，碰到有丧事，部队可以先预支借给当事人四个月的钱粮，或者干脆赏给四个月钱粮。
可能这件公事是重点，讲完之后，没有其他时间讲剩下的三件公事了。对此，乾隆发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指示：等你当了总督，再打报告上来，具体实施。这个指示很积极，不只是汉营战士也有了红白喜事福利，更重要的是：李禧要升总督了。
会谈结束，李禧马上告诉一个朋友——写字外郎崔柄：“兄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汉营的弟兄们要加福利啦，这可是我向领导争取来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哟，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哟！嘿嘿，皇上要升我做总督，我都很谦虚地推辞掉了呢。”
所有消息中，最不能泄露的是提拔的消息，倒不是担心领导介意，就怕你得瑟的时候，妒忌你的人开始给你下绊了。
第三个场面：把与乾隆交流私事告诉同僚
在手头资料中，找不出这个场面的具体日期，李禧去见乾隆，商谈的是“苗疆事务”。二十五岁的乾隆是不是觉得刚刚登基，还没把握，新领导所特有的那种孤独感发作了。他首先叫李禧坐，然后抓住李禧的手居然大哭起来，大概说了什么“我当皇帝没信心”“你要帮我”“拜托拜托”之类示弱的话。
被老大拉着手哭，那种朝廷重臣的良好感觉油然而生，李禧激动地说：皇上，我也想帮到您，可是我是个没有派系色彩的干部啊，“奴才是孤臣”。乾隆于是趁热打铁说：“你怕什么，先帝重用你是因为你够胆，现在我给你做主，你更加要够胆，不必怕。”言下之意是放开手去做，我支持你。
看样子要跟皇上做哥们了，李禧干部那个激动啊，大汗淋漓的。乾隆马上叫来太监，给李禧扇扇子。
虽然乾隆叫人给李禧扇风，可李禧终究没能凉下来，没能冷静下来。从宫里头出来，就让副都统耿韬知道皇上拉着他的手哭了，说：“兄弟，知道不？皇上见我热，还叫人给我扇风取凉呢。”吹牛吹到巷子里，李禧更加控制不住情绪了，他又神秘地对朋友们：“知道皇上喜欢哪位皇子不？”大家都说不知道，李禧就得意地提到当年的夏季，和当时还是太子的乾隆商量“苗疆”的事情。临散会时，弘历给了他一个莫大的荣誉和惊喜，竟然问李禧：“我两个儿子，你看谁最好？”李禧答：“四爷好，体格来得大（身板比较大）。”乾隆当场表扬李禧，说他跟自己想的一样。
乾隆把自己家里的私事跟李禧说，并不等于李禧就是他圈子里最紧密的人。领导能拿家事来问你，不偏不倚地回答一下就好了，拿出去晒，那就是你不尊重人家的家事私密了。不要说领导，就算是普通同事也不乐意你晒他的家事。
最后一个场面：嘴巴大竟付出生命的代价
根据《清代档案史料选编李禧漏泄密旨案》和《清史稿·高宗本纪一》可以得知：李禧在1735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给乾隆打报告说要提高汉兵待遇后四天，到九月二十八日，就被拿下了，主持审讯的是硕庄亲王允禄和刑部，审讯手段是“夹讯”，就是夹棍伺候，审讯对象是李禧和耿韬。审讯缘由：泄露密旨。
具体过程不用赘述，乾隆似乎开恩了，特别指示，在审讯中要尊重李禧和耿韬，“命审讯大臣宜存大体”。
然而，这个跟具体定罪没有关系，李禧只承认自己泄露了辞职没有得到批准、皇上叫他整顿东四旗的事项，余下的都是其他参与撰写圣旨的人泄露的。
认不认罪已不是李禧自己说了算的问题了。他平时交头接耳所吩咐过千万别跟其他人说的朋友、同事，都纷纷来揭发他、检举他，说他“任性刻薄”“擅作威福”“肆无忌惮”“狂妄悖谬”，甚至还揭发他家的宅子竟然有十四五层深。
这个时候，乾隆再也不会拉着李禧的手说家常，而是冷冷地墨批：着将耿韬一并交部（刑部），余依议（依照有关部门的建议办）。
根据史料记载，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李禧以贪污罪论斩。同一天被杀害的，还有吕留良的传承人、传说中吕四娘的男朋友曾静。都说乾隆好，我看他比他老子还毒辣。
刘哥曰：嘴巴大在任何时代，永远都不是件好事。在封建帝制社会惹杀身之祸，在文明社会虽不至于闹到被杀头，不过当今社会，自我保护意识和隐私权意识个个都很浓，只要触及这一点，马上变“乾隆”。因为嘴巴大而打官司的还少吗？尤其是网络围剿，从心理感受而言，那滋味大概跟千刀万剐的凌迟差不多吧。
而且，千万记住，最不适合替你保守秘密的，就是你的同事，有什么要得瑟的，悄悄跟家里人说去，别在同事面前显摆。
因害怕老婆引发的文字狱
近来买了《清代文字狱档》，放在案头慢慢翻阅，发现里面有几乎清朝全部文字狱一条龙式的记录，从民间的告发、地方政府的上奏、皇帝的批复到审讯、定案、量刑，都极其详实。
站在21世纪，回看18世纪的舞台，眼前血雾重重，哭声、惨叫声和幸灾乐祸的冷笑，严酷无情的呵斥声，在血雾中弥漫，然后在所谓“乾隆盛世”这块锦绣上，涂抹成一块最大的污渍。
合上书，远离这层血雾，不由得感慨：是不是因为文字狱，导致中国人做人的门槛相当高，做人成了一门技术活？大清盛世中的许多才能，都消磨在寻求保身上面了。
这里暂且摘取其中一个案件，其中一些审讯记录，与大家探讨。
事由：向皇帝打报告要求追赠先辈荣誉，却惹杀身大祸
这是乾隆四十六年的农历三月十八，按照西历则是公元1781年，乾隆御驾在河北保定，七十一岁的他刚刚从五台山巡视回来，这是第三次巡查五台山。到保定府不久，就有人报：有个叫尹绍淳的男子要给皇上两份报告。皇上是能随便上报告的吗？来人什么身份？据查，该男子是直隶（河北）博野县人，父亲是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铨，此次带来的折子，是替他老爹尹嘉铨捎给皇上的。
给皇上写报告，还要儿子捎带？看得起朕吗？估计乾隆带着一点不太爽的感觉来看这两份报告。报告写的是什么？
乾隆打开第一份，上面如此写着：皇上您好，俺是前大理寺卿三品官尹嘉铨，俺爹也是离退休干部，前河南巡抚，江苏学政尹会一。皇上，您还记得不？您曾经夸奖俺爹是个孝子，夸俺奶奶是个贤淑妇女。还专门赐诗给我们家，这首诗如今挂在俺家的门上。
乡亲们看了都觉得很振奋，纷纷表示不能辜负皇上的期望，工作学习上要奋起前进，“莫不观感兴起”。俺爹去世三十年了，如今喜逢皇上您光荣巡视五台山回来，俺很想借着您巡视五台山的春风，给俺爹来个追认，封个谥号。具体追认的荣誉嘛，俺也替您想好啦！就从您御赐给俺家的诗词里面取，让俺家世世代代承受这份光荣，还恳请皇上恩准，臣很激动地等着您做决定，“恳伏乞皇上睿鉴施行，臣不胜激切待命之至”。
看了这封信，深谙人心的乾隆岂能不知道尹嘉铨肚子里的那点小算盘：姓尹的，你看朕来了河北，这么大的庆典没有请你这个退休干部，你没面子了，特意来提醒朕？
对主动要荣誉的下属，领导都是不喜欢的。乾隆已经有七分不爽，于是朱批回复道：追认封谥是国家的大典，“岂可妄求？”这份报告本来是可以交给有关部门来定你的罪行的，姑且念你是出于对父亲的一片孝心，免了你的罪，“若再不安分家居”，则要治你的罪，“钦此”。
如果尹嘉铨只交上去第一封信，历史的天空也就少了一分血腥。偏偏尹干部似乎生怕自己不出事，还有第二封，于是乾隆打开第二封报告——
报告里面说：皇上您还记得不？俺爹在世的时候，曾经向朝廷推荐杰出先进文化人士汤斌，说他是学习孔子先进分子，恳请将他的牌位放到孔庙里面，和孔子一起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当时政府没答应。俺爹一直记着这个事，俺也记得这个事，一记就记了四十年，“四十年来不愆忘”。这回趁着您巡查五台山的春风，答应俺爹生前的要求，将汤斌先生的牌位安置到孔庙里面去。当然，顺便也将俺爸爸的牌位也安放到孔庙里面，让他老人家也光荣光荣。还请皇上您特别下旨施行，“伏乞皇上特降谕旨施行”。
如果前面的信是“寸”，那后面的信就是“尺”了，尹嘉铨得寸进尺，让乾隆十分不爽。进孔庙是怎么样的荣誉？孔子是圣人，坐在庙里陪他的，肯定不是阿狗阿猫就可以的。尹嘉铨的老爹虽然不是阿狗阿猫，但按照当时的标准，要够着孔圣人旁边的位置，修行还远着呢。后来的曾国藩，为清朝中兴名臣，功劳一时无人能比，大清帝国上下都热烈期盼他能进孔庙坐个位置，结果因为没有学术专著而遗憾地落选，尹会一肯定和曾国藩是没得比的。这种事情荒唐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吧，就如同一个三流小说作家死后要进法国圣贤祠，和雨果大仲马他们并列一样。
说实话，就算把我们放在乾隆的位置，我们也会生气的，荣誉是尔等伸手可以要来的吗？然而，乾隆不是我们，作为中国最专制时期的封建帝王，生气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他于是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也。”钦此。然后又在当天批示：“尹嘉铨着革去顶带，拿交刑部治罪。”就是取消干部身份，交由刑部处理。
第一份评语带有批评教育和警诫的意思，还放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来处理；第二份批语则上升到了定罪的高度，完全放在敌我矛盾的范围来处理。
一场肃杀行动开始了。
审讯过程：动员国家力量抄家寻找定罪的蛛丝马迹
就在批复完报告的当天，负责此案的大学士英廉立即表态，尹嘉铨“丧心病狂，狂悖”，我们看了报告“不胜骇异”，这厮应该“重治其罪”。捕拿行动立即开始，就在农历三月十八，决定锁拿尹嘉铨交刑部，并且抄家。乾隆对此就批复了五个字“知道了，钦此。”就是说，性质已经定下来了，你们放心去办。
光靠这两份报告给尹嘉铨定罪，证据似乎太单薄了点，还得多搜罗。尹嘉铨是读书人，要给读书人定罪，当然是从他读过的书、写过的专著里面去找。刑部马上行动起来，在控制了尹嘉铨全部家产的情况下，查书效率奇高。这也难怪，专制爪牙们好的就是整人这口，办事焉得不积极？仅仅过了四天，到三月二十二，抄家报告递交到乾隆手里，成果如下：
书大小三百一十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五十六本，破字画五十八卷，书信一包计一百三十封，书版一千二百块。
目标已经锁定，于是所有的书籍字画全部集中到一间房子里，着人细细查找罪证。
乾隆还是批复五个字“知道了，钦此”，也就是暗示手下，你们照我的意思去办就是。
到三月二十五，财产状况也查出来了，本文不再重复。重点是在查书和专著，大清帝国有的是文化人，尤其是领朝廷俸禄的文化人，上头还会为大家查书拨经费。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经费，大家细细查，一页一页地查，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反过来复过去查，绝不走漏每一个细节，总能揪出尹嘉铨内心深处那些不可告人的用意。
查了三个多星期的书，终于查出个子丑寅卯来。紧接着开始审讯，到四月十五，审讯结果上呈到了乾隆手里。大清帝国真的是很闲，为这么个鸡毛蒜皮的事，能耗上这么多智慧、精力和国家资源，彼岸正忙于工业革命的大英帝国真是自愧不如。这是一份很生动很翔实的审讯报告，限于篇幅，不能全登，暂且摘录如下，稍加翻译和删减（引号内的是审讯原文）。
刑部：你将你母亲的死称为“薨”，“此等字样又岂可寻常通用，你难道不晓得吗？”
尹嘉铨：我是借古人的用法，丝毫不敢有其他用意，“总是我糊涂该死，还有何辩？”
刑部：你写的《近思录》说什么天下最大的忧患是民意不能上达，言路没有开通，如今“遭逢圣世”，谁说老百姓的意见不能传达到朝廷了？“你说此话究竟有何意见？”
尹嘉铨：皇上洞悉民情，我这样讲是“我的该死处，还有何辩”。
刑部：你在你的书信内说不愿意做台谏（给皇帝提意见的官员），你说你不提意见又不心甘，提了意见又怕有“不测之祸”。你什么意思？当今万岁很民主，只要提得好，就会采用，哪里会有“不测之祸”？
尹嘉铨：我说的是空话，我的意思只是说这个官不好当。当今圣朝从来没有禁止人说实话。
刑部：你自称古稀老人，说“古稀”一词出自于杜甫的诗，可是当今的万岁爷已经写了《古稀说》，你难道没有拜读过？现在就把《古稀说》给你好好读一读，咱皇上“临御四十六年，励精图治，这才是自古所稀，你如何敢妄称呢？”（这也冤大了，“古稀”是民间常用词，如今倒成了对皇帝不敬的罪名了）
尹嘉铨：我“狂悖糊涂，毫无可辩”。
刑部：“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翎子，清代官吏礼帽上装饰的表示品级的翎毛）
尹嘉铨：“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过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
刑部：你老婆平时妒悍，给你娶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做妾，这个女人是个守节的贞妇，肯定不会答应，你老婆不过想借此博个不妒悍的名声，“总之是你这假道学，平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吗？”
尹嘉铨：是的，我怕老婆，我假道学。
审讯招供到这里，案件的缘起恐怕是有些眉目了。尹嘉铨出事，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由他的刁悍老婆引起的。
尹嘉铨某年见乾隆，事先答应老婆，要当着乾隆的面提出要一顶翎子，结果他面子不够大，乾隆不给。估计，乾隆对他的厌恶，从这里就开始了。而尹嘉铨回到家，肯定没少挨老婆的批。1781年，这两份向朝廷伸手要荣誉的报告，或许是尹夫人撺掇他写的。尹脸皮不够厚，不好亲手交给皇上，只好要第三个儿子、候选教谕尹绍淳送过去。
老婆有荣誉感，希望老公上进，这个没错，不过呢，也要有个底线，不要让老公太为难，尤其是让老公到了厚着脸皮很吃力的地步。瞧瞧，这位尹太太，这位“虎婆”开大口，向乾隆讨荣誉，将全家的性命都快要搭上了。
老公对老婆好，就是最大的荣誉；其他的荣誉，都是爱情以外的东西，没有的话，也不要强求。
如今影视剧网络小说兴起“穿越热”，当今的人穿越到清朝，语言能通吗？从这份审讯的对话记录来看，应该是可行的。不过再远些，项少龙穿越到战国秦朝，那真是不可行了，战国的人与现在的人讲话，比鸡同鸭讲还要远，项少龙估计先得进先秦语言培训班学习学习。
案件处理进行得很快。四月十五，审讯记录到乾隆手里。大学士英廉建议对尹嘉铨处以凌迟，一刀一刀碎割死，而且要株连全家。走狗给主子建议的处罚，当然越重越好，如果写轻了，主子说你不尽力咋办？
到四月十七，乾隆的批示下来了，将凌迟改为“绞立决”，家属不株连，显得他格外开恩。然后，乾隆解释说，他本意不想杀人，但“为世道人心起见，不得不明示创惩以昭炯鉴”，就是说杀鸡给猴看，以后大家要小心，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到时候，就不会像尹嘉铨那么幸运了。
另一种记载：免死，隐居归田
血腥的一幕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然而，在晚清的史料《清稗类钞·狱讼类》中，这个案件居然还有新记录，说尹嘉铨接到死刑通知后，颜色不变，镇定自若，心情也不坏，喝了三杯酒，还吃了一片火腿肠、一块肥肉。乾隆听说后，冷笑一声，召见了尹嘉铨，数落他一番，然后免死，让他回家种红薯。然后还问他，有什么事情要上奏？尹嘉铨经过了这番风波，思想彻底被改造。他说：我以后天天烧香，恳请上天保佑我大清朝和圣上，到一百岁都不间断。乾隆哈哈大笑说：“汝尚欲活至百年乎？”于是挥手让尹出去。
两种记载，哪个可信？作为一个善良的人，我宁愿相信后者。
从理性角度分析，乾隆很可能就是通过吓破一个人的胆来吓破一群人的胆。在达到目的后，宽大处理个别当事人，通过安抚一个人的心来安抚一群人的心，通过肃杀行为让奴隶怀着所谓感恩的心，幸福地生活在奴役的环境里，从此太平盛世。
刘哥曰：在细读这份长达数万字的记录时，我吃惊地发现自己总是站在乾隆的角度看待这起事件：尹嘉铨是个混蛋，动手向领导要荣誉，被判刑真是活该，你怎么能这样不小心不低调呢？这就是所谓的封建遗毒观念在作怪。帝制被消灭一百年了，我们一路地消除封建病毒，以为涤荡无遗。结果一转念间又被它附上了，原来封建遗毒是具有一定耐药性的。难怪中山先生说：警醒，警醒。
因此，我欲以此文为一朵小花，放在17、18世纪文字狱的墓碑上，祭奠明史案、吕留良案、南山诗集案等一系列文字狱案件中的冤魂，也以此祭奠为推翻帝制奔走奋斗的中山先生、黄克强、宋教仁、秋瑾、林觉民、徐锡麟……
同时，也奉劝荣誉感过于强烈的“虎婆”们，不要为难你们的老公，逼你们的老公向领导要过分的荣誉，万一他的领导是乾隆呢……
曾国藩是怎样忽悠皇帝的
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经理人，正在集中大量资源做一个项目，做得很紧张，而且是属于一分神，项目就得死的那种；但此时总部也闹危机，老总要抽调你的人力物力去支援，总部没你的支援，也得死的那种。你该怎么办？
说实话，我刘某人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只是个日报编辑而已，从未担当过大任。但我的同县老乡曾国藩知道怎么办。前几天翻阅唐浩明先生点评曾老师的奏折，就发现了这么一例。
困局：自己被太平军困扰，北京又在关键时抽调兵力
咸丰十年（1860年）的清帝国，出了大麻烦。前几年大清海关在自己的港口，在自己的船只“亚罗号”上，抓了自己的人。英法却认为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船只上抓了错误的人，于是要有所行动。这种行动，当然不只是冲击大使馆，强烈要求道歉而已，而是直接带着军队带着家伙来，烧了广州港洋行民居，觉得还不够，又直接来天津北京找茬。
英法联军到1860年7月，攻陷大沽炮台；8月24日，攻陷天津卫。紫禁城手忙脚乱地布置，兵来总得将挡，于是选了蒙古王公僧格林沁，带着一万七千名蒙古铁骑在通县、八里桥布防，这是积极的一手；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派大学士桂良会同直隶总督恒福，前往被敌人攻占的天津谈判，这是消极的一手。当然，咸丰也打好了去热河的车票，随时准备“巡狩”，皇帝逃跑不叫逃跑，而是叫外出视察工作。
家里能使的家伙，就这些了吗？还有呢，还有一支军队，还有几个人。这支军队叫湘军，这几个人叫曾国藩、胡林翼、鲍超。有家伙就抄到手上跟红毛鬼子打呀，可惜远了点，远了五千里，抄起来不顺手。远了就发信去催啊，于是正任河南帮办军务的满族官员胜保发急电叫曾国藩北上驰援。信是八月十一日写的，半个月后的八月二十六日，信到了曾国藩手中。信里头写的啥呢？
当然是万分紧急，黑云压城城欲摧，“夷氛逼近关下”，英法联军的妖气逼近北京城，我们单方面是抵挡不住啦，请你们赶快来与我们一起夹击鬼子。接下来，求援信就讲起兵法来，讲的是“以长击短”。洋鬼子擅长火器，射程远，杀伤力大。怎么破解呢？最好是能逼近他们，然后使上什么碧血剑、打狗棒法、降龙十八掌之类的，让火器失效。朝廷方面，对我们的肉搏技术还是蛮乐观的，以为只要一挨近鬼子的身，必定“贼之枪炮，近无所施”，然后“必能大捷”。
先做了一个“大捷”的春秋大梦，然后就邀请曾国藩一起做梦：情况是乐观，当然要有你们的友情客串和嘉宾支持。冒着吃炮子的风险去接近鬼子的阵地，我们蒙古兵和旗兵当然干不来，这就需要你们四川、湖南的子弟兵赴汤蹈火，弯腰低头，像猴一样接近鬼子，“俯身猱进，与贼相搏”。说形象一点，就是先打扫堂腿，再打猴拳，把鬼子的枪给夺了，朝廷以为川、楚子弟个个是电影里的方世玉和黄飞鸿。讲完这种不着边际的兵法，朝廷就发布命令了，要老曾选拔两三千名“精勇”的南方子弟，由鲍超带队北上，会同其他部队，赶赴京师，然后归胜保指挥，展开北京保卫战。
北京的朝廷陷入困境，老曾该怎么办？总部那边的日子不好过，可这边老曾做的业务也进展不顺。可以说，这一时期正是曾国藩业务的瓶颈期，老曾眼前一片漆黑，不知道光明在哪里。这一年，太平天国在3月破了江南大营，又攻克苏州常熟嘉兴。在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的前提下，太平天国在江浙地区建立的“苏福省”大热出炉。远的不说，就在朝廷的信件到达的这一天，太平军又给老曾送了份大礼——攻克徽州。
老曾最近比较烦，偏偏总部又要抽调业务骨干北上。自己这边慢慢地死掉，总部那边马上就得死，但是把人调上去也是死，这事不只是考他的忠诚度，也在考他的应变能力。咋办？老曾回了一封信。
回应：态度鲜明、方法含糊，最后踢个大皮球
老曾的信里头写什么？
首先是表态，而且表明态度一定要有相当的力度，至少要让老大知道你的立场没问题。老曾首先给北京方面一个闪屏，表示自己震惊了。他回信说，听到鬼子逼近北京，我真是“神魂震越，痛愤天地”，我的魂魄都发生强烈震动，我悲痛的电流一直上传输到天，下传输到地。真是“且愧且愤”，我那眼泪像雨水哗哗地流，“涕零如雨”。
老曾还说，“东望吴越”，我不能分担老板长年累月的忧愁，吴越是什么？就是被太平军盘踞的南京和江浙；看完东南又望北方，“惊闻君父非常之变”，惊闻老大您那里发生突然的变化，鬼子兵临城下。有一句话就差没出口了：我恨不得一身分做两个用，一个北上救驾，一个留在南方平定内乱。
话到这里，不要轻易放过了，我们看看老曾的心态和小算盘，这里头有文章。就是说您看看老曾我，一方面要照顾吴越东南局势，这可是皇上您多少年来的一块心病；我老曾想北上救驾，可吴越这边的业务拖着我呢。其实就是说：我东望望，北望望，很为难呀。
接下来顺理成章地讲自己的难处。皇上，我容易吗？我这边也是“自恨军威不振”啦。当然，您那边的事要紧，我可抽调鲍超救驾，不过，这路途可有点远呢。曾国藩又给紫禁城方面比画了一下长短：鬼子离北京城不过几十里，可我子弟兵离北京有五千多里。五千多里，死赶活赶也要三个月，鲍超大概十一月赶到京城，估计到那时也就是去打扫一下现场了。鬼子和皇上您的那点子事，估计八月九月这两个月就有一个了结，“安危之机，想不出八九月之内”。
这番话总结起来就是：老大，您好自为之，自己和鬼子去了结吧。
摆明了不能来救您，可话还是要说得客气一点，态度很重要，而最好的态度就是在拒绝时，不说一个“不”字。有人说要学会说“不”，其实，不说“不”而把拒绝的意思表达了，那才是善于说“不”。
老曾吃准了咸丰的心理，什么心理呢？咸丰也不是傻子，他知道南边的形势更重要。洋鬼子要的是大清王朝的金，太平天国却要的是大清王朝的命，金可以拿出来，命却不是能拿出来的，所以他授意胜保写求援信的时候，是用了番心思的，只说调一部分北上，而没有说全数勤王。老曾就是吃准了这点，干脆连鲍超的部队也懒得调动。
老曾回复说：老板，这鲍超同志冲锋陷阵还行，可是要他调度分配就不行了，“鲍超虽号骁雄之将，究非致远之才”，一路上和兄弟单位搞好关系，调配物资，分发粮饷，他根本不是那块料。而且他也不会做弟兄们的思想工作，这些川、楚子弟兵恐怕不太乐意来。（给嫡系部队挡子弹，你乐意吗？）鲍超北上，我们不放心。
否决了鲍超北上的可能性，但老曾没有对北上说“不”，而是更热忱地表态说，要不然就从我和胡林翼当中，随便抽调一个北上。我们俩组织能力强，觉悟高，在弟兄们中的威信高，级别也高，一路上调钱调粮不成问题，“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督师北向，护卫京畿。”
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北调？痴人说梦吧！老曾和胡林翼不是痴人，咸丰也不是痴人，因此客气话说了一大箩筐，结果就一个：一个兵都不能调。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这才是最高境界。
曾生怕朝廷不明白，最后补充说明了一点：老板，我们北上救驾可以，但皖南这边的业务那可得调整一下，我要是北上，肯定得带上左宗棠。左宗棠主管皖南业务，这样一来，皖南的业务也废了，我们只能退缩江西。如果是胡林翼北上，那么就得带上李续宜，他们是管皖北业务的，那么皖北的业务也废掉了，只能退回湖北。到时候，只能是先做完总部的业务，再回头做南边的业务，“率师南旋，再图恢复皖、吴”，北边的业务做不了，南边的业务又废掉，还掉头来恢复，行吗？
老曾一连串地拍着胸脯效忠，只是为了说一个“不”字！这皮球还是给他踢回紫禁城了。
结局：咸丰打掉幻想，自扫门前雪
从八月二十六日接到信，到曾国藩回信到达北京，其间发生了什么呢？九月十八日，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与洋鬼子在通县血战，一万七千名蒙古骑兵没有等四川湖南的兄弟们去替他们挡子弹，而是勇敢地迎着火枪火炮冲了上去。战争局面一度乐观，蒙古兵杀死杀伤英法联军千余，连咱们远在欧洲的卡尔·马克思老师也盛赞了蒙古骑兵的勇敢。
然而，火器来了。诚如清廷信中所说，最担心的是敌人的火器。英法联军用了一种名为康格列夫的连射火箭炮。这种火箭炮在1807年烧过丹麦的首都，后来还烧过美国的白宫，这种炮射程短，命中率差，但就是动静大，火力足。蒙古骑兵的坐骑经不起这种惊吓，于是溃败。
当火箭炮纷纷射入蒙古骑兵战阵的时候，老曾的信还在路上。朝廷能体谅他的难处吗？朝廷还坚持这种远水来解近渴的做法吗？从一份文件就可以看出来。九月二十日，老曾接到朝廷的信，信里头这么指示：“抚议渐可就绪。”和谈的工作渐渐进入正轨，进入了正轨吗？没有，正打着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安慰老曾，要他别北上了，还是“力扫贼氛，是为至要”，扫清太平军，才是最紧要的。这和老曾算计的一模一样。
朝廷的第二封信也是九月二十日到的，按照当时大清邮政的速度，应该是九月五日就发出了，而老曾的回信此时还在路上，这说明朝廷不是看了老曾的信才回信的。
他们所做的决定正是曾国藩所希望的。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不要来麻烦我。咸丰在这方面表现得很聪明老辣，知道调动南方部队是痴人说梦，他可能担心曾国藩不好怎么表态，于是干脆自己紧接着又发一封信，主动叫他别北上，让他放心。
洋鬼子可以用金银土地对付，太平天国就得往死里对付，这也应了我们教科书说的：封建统治阶级最在乎的是阶级矛盾，而不是民族矛盾。
刘哥曰：唐浩明老师在评点这一奏折时，说老曾对热事情来了个冷处理，我却认为这是来了个热处理。表态热，口气热，赶紧地答应来总部救急，但同时把困难摆出来。咸丰也配合得好，不让下属为难。
把这个场面换到现在大概是这样的：老板，您总部业务有危机，我们部门光抽调一个小组来支援是不够的。这样吧，我们把手头这些决定总部命运的业务暂时全部放弃掉，全力以赴前来支援你们，等总部缓过气来，我们再回头找回丢失的业务，行不行？这种做法根本不可行，聪明的老板一看就明白。
热辣辣地说一个“不”字，要修多少年才做得到？
晚清“国考”之后的小猫腻
古今都有国考，考上去了，从此拿铁饭碗，自然欢喜。然而，铁饭碗还有三六九等之分。入选者的档案到了组织单位，把你派去哪里？这还有清水衙门和肥缺之分，还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分。而组织部门的选拔，又不是按照成绩高低来操作的，这就决定了选拔的弹性空间，也给行贿索贿腾出了操作空间。
别误会，我说的是古代的国考，古代的组织部门叫吏部。有个叫何德刚的干部，光绪年间进士，在晚清的组织部门混了些年头，见识得多了，不免想报料。在清朝的时候，他吃的是体制内的饭，当然不敢报料；清朝完了，到民国，他不是体制内的人了，于是就大报料，写成了一部书叫《春明梦录》，还发在当时的报刊上。
这里选摘一二，权当娱乐。官场的腐败，既令人切齿，也确实很娱乐。
分配潜规则：故意驳回任命状，索取费用
何德刚老同志报料说，我大清吏部里面的程序都不是免费的，每走一步都要用钱。他举例说：领证件要钱，引见要钱，至于规矩，他老人家似乎也不太明白，只好说“恍惚亦有一定规矩”。要么几两银子，要么数十两银子，而最贵的是三百六十两银子。对于此种腐败，有关部门是可以容忍的，因为有特殊原因：拨款不足。例如每年的京察大典，就是对官员的考核、定级，这么大一个工程，“用费何等浩繁”，可是呢，部里拨下来的经费几乎是担雪填井：三百两。我在这里自己估计一下，应该是每个被考核对象的经费是银子三百两，如果说整个考核工程才三百两，没长脑子的人都知道这不可能。经费少了，负责相关事务的工作人员书吏，自己还要垫付款项。
办公事不能叫私人垫钱，可国家又拿不出钱，咋办？国家没办法，那就得允许私人想办法，但又不能堂而皇之地形诸法规条例来允许，那就是默许。何德刚也是这么给这种事件定性的：“意同默许耳。”羊毛出在羊身上，向被选拔对象索取费用，被选拔对象也乐意掏这银子，国家和中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了。
此举虽然无奈，似乎还有点人性化的味道，然而，索贿的口子却也因此打开了。在吏部，索贿的最大空间存在于补缺这个业务上。何谓补缺？就是哪里的地方官满任了，空额了，需要有人去填这个位置。去争取这个指标是一回事，指标确定后，还得在吏部走一些程序，做一些文件，等吏部做好了文件，你才能走马上任，这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文件，便是培植贿赂的土壤。
吏部的工作人员如何在这块土壤上耕耘栽种呢？举个例吧。张三要被选拔到山东济州当知县了，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不过，还得在吏部有个任命之类的文件。具体执行机构是内阁的吏科办公室。张三以为这是铁板钉钉的事，于是就乐呵呵地等，忘记了给有关负责人送银子。人家也没耽搁你，有关文件也按时发下来了？哎哟，对不起，张大人，这份文件里的满文有点差错，得驳回重写。张三以为真是写错了，于是老老实实地说：好，我等一等。
没想到这份文件在办公室一转就是两个月，等着张三给银子呢。吏部官员见张三觉悟不高，于是又给出一份文件，张三正乐着，结果吏部工作人员又哎哟一声：张大人，对不起，这回是汉文写错了，又得驳回重做。这一磨叽，又是两个月，张三哪怕是个傻子都明白了，马上跑到吏部找到相关负责人员求饶：哥们，都是为大清帝国工作，您就开个价吧，我这不急着去上任吗？于是乖乖地花钱，哎，钱一出手，这文件也不出差错了，一不出错，这相关考核也就立即跟进，接着，张三顺顺利利去上任了。这是用的延迟法。
何德刚对这段官场龌龊的记载如下：“盖补缺须用题本，题本须经内阁吏科转折，阁科磨勘，稍有满汉文错误，即驳回另换。一换再换，便耽搁数月去矣。外官情急，补缺遂有按缺分花钱之举，多有至数百金者。一花钱便不错，不错则核准便速。”
“一花钱便不错”，这句话点亮了全文，也点亮了当时的官场。
为索取贿赂，吏部官员用的是拖字诀。殊不知，这套手法是对付官场菜鸟的，碰上官场老油条就没辙了。你吏部用拖字诀，我也用拖字诀，看谁拖得过谁。前文说的那个张三，如果是个官场老油条，他在接到有差错的文件时，就会镇定自若地说：“行，我不急，我慢慢等，你们慢慢改，反正这个名额是我的了，到时候不能及时赴任，朝廷怪罪下来，我是没有责任的。”碰到这等软硬不吃的老油条，吏部也得乖乖地办好相关手续。
何德刚老先生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他有一回对同僚说：“这些弊端，就是纸糊的窗，我们干吗不撞破它呢，干吗让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呢？”这位没有被点名的同僚说：“老兄，话不能这么说，驳回另换是符合法定程序的，怎么能说是弊端呢？而且吏部的办公经费经常短缺，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想要根本解决，除非是把相关经费报销公开，拨给办公人员经费，让他们无法从中作弊。”看来，用公开财务来杜绝收受贿赂这种想法，在晚清官场就已经成为共识，怎么做起来就这么难，要用上百年的时间！
以上说的还是正经事，接下来说不正经的，还是补缺方面的。某年某月，大清帝国全国同时有六个县的知县指标空缺，其中广东有两个县，云南贵州有两个县。可以想象，进士们为这六个指标争破脑袋，争到这六个指标，还有选择，广东是上上选，尽量避免去云贵。因为在清朝，尤其是在晚清，广东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不像韩愈那个时代，要死要活不要来这个瘴气弥漫的蛮荒之地。
吏部利用这种心理，寻找权力寻租空间。有位哥们，也在选中，吏部办事的就向这哥们透风：给三千两金子，可以分配广东，如果不给钱，肯定去云贵。透风之后，吏部办事的还神秘地交代一句：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这是我给你面子才透露的，不然一透风，你就死定了，肯定派去云贵。
这哥们是只菜鸟，以为得了内部消息，而且他也不是完全没有背景：吏部文选司的掌印官是他的亲戚。他急急忙忙找到这位掌印官，说了这番话，掌印官大怒：“这事还能作弊吗？你告诉我，这混账话是谁说的，我立刻就办他。”候选人还不高兴，埋怨掌印官说：“求你啦，别坏我的事，那哥们对我说啦，绝对不能跟第三人说，要是透风了，我就去定云贵啦。如果去了云贵，不仅地方穷，而且还要费我三千两路费，我干吗不把这钱当路费给了他，去个好去处，也能赚回来。”
这位候选人的菜鸟姿态太萌了，掌印官估计也笑翻了，他指点迷津说：“你脑子秀逗了，你以为人家跟我一样，和你是亲戚啊，干吗就要对你厚爱，让你花钱？你去问问其他候选的，看是不是也接到同样的信息？”这位候选人终于开窍了，也去问其他的竞争对手，果然大家都有所谓的内部消息：给三千两就可以去广东上任。吏部的伎俩立时暴露出来。
恶劣影响：民间借宫廷和吏部行骗
因为选拔的不透明操作，有些进士又不能与吏部直接联系，于是就产生了中介，说得难听就是“托”，这些“官托”行走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真假难辨，扰乱了大清帝国的官吏选拔工作。
何德刚就亲自审理过一件官托案。案件过程大概如下。嫌疑犯之一是山东人丁先生，进士，吏部官员候选人；另一嫌疑人饶先生，江西人，进士，吏部官员候选人。丁与饶同一宿舍，等待吏部分配。某日，北京一古玩店伙计，乃丁某和饶某的熟人，来到他们宿舍，透风说：“兄弟我能通过宫里头太监的途径，为你们谋个好差使。”丁先生是高富帅，饶先生是矮矬穷，于是，有钱的就默许了，没钱的就默默地待一边乘凉去了。但饶某正义感不够，对队友的违法行径没有明确制止，这种态度把这哥们害惨了，待会再说。
又过了一天，古玩店伙计又来了，说可以帮丁先生谋得一个四川的肥缺，两人开始谈生意，最后议价：四千两金子。但当时并没有签合同，没留下证据。过几天，任命下来了，丁某却去了陕西，虽然陕西和四川都属西部，但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差得远，货不对板，古玩店伙计却来索要钱财，丁某没理睬他，就径自去陕西上任了。
过了一段时间，丁某回京，却有一位太监跑到古玩店去闹事，说是伙计没兑现，没把钱给他。丁某没给那伙计钱，伙计当然也没给太监。本来是一桩没有做成的买卖，谁也没吃亏，大家都不出声也就过去了，却被这个气势嚣张的太监给嚷出去了。
好，大清帝国还是讲究法制的，事情闹出来了就办吧。负责审理的是何德刚大人。饶先生是个倒霉蛋，这事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却第一个提审他，他嘴巴紧，没招出啥，于是“不得要领而散”。饶先生是个很讲究荣耻观的人，回到宿舍，觉得自己的名誉再也洗不清了，于是把自己给干掉了——自尽。哎，善良而敏感的人啦，当初干吗去了！
接下来提审丁先生，丁先生也是个嘴巴紧的哥们，“一切不认”。写到这里，我不仅要感慨一下，据中纪委一个领导说，当今的贪官不仅不够品，而且意志薄弱，只要纪委拿他过去，一开口，他就像是被启动程序一样，一五一十全招了，这位领导感叹说：这些贪官换到革命年代，肯定个个是叛徒。我也要对比一下，他们跟清朝这些柔弱的读书人都没得比，人家宁可上吊都不招，圣贤书也算是没白读。
两个有脸面的读书人没招，于是提审“官托”——古玩店伙计，这伙计也是个难对付的，何德刚说他“一味狡赖”——估计被这个顽固家伙气爆了——就是不招供那位太监是何方神圣。于是，再审，不知道有没喝辣椒水、坐老虎凳，古玩店伙计总算招了两个牵线人：一名直隶地方的秀才，一名剃头匠。这官托真是什么人都能做，连发廊里的也能做。而犯罪的途径是：古玩店伙计受秀才指挥，秀才受剃头匠指挥。案件有突破，于是提审直隶秀才。这秀才是个老油子，表面上很配合，但就是避重就轻，那些无关痛痒的都招，关键的一件也不招，自己不吃眼前亏，但又不揽重罪，全都推到剃头匠身上，估计和剃头匠已经达成攻守同盟了。何德刚认为这秀才是个老官托，熟悉吏部的一切程序，也熟悉司法程序，拿他没辙。
于是找下一个突破口，提审剃头匠。剃头匠也不招，这家伙皮肉经打，“连夜熬审”，跪在地上，连铁链子都入肉一寸多，就是没招。看来干这一行的，也得有钢铁般的意志啊。
转来转去，这帮无能的官吏又绕到出发点——丁某。因为没有发票收据之类的证据，当时又没视频录音，这姓丁的这回就理直气壮了：“那伙计卖的是四川的指标，而放给我的是陕西的指标，这两个有一毛钱关系吗？就算我答应了，有证据吗？”丁某说得硬气，但至少还是透露一个线索：确实和古玩店伙计有口头交易。
抓住这个线索，又审古玩店伙计，这伙计开始吞吞吐吐，开始有点架不住了。这下事实清楚了：店伙计确实拉过皮条，但丁先生立场不稳，没有严词拒绝。
这个事实成立了，于是又审丁先生，丁说：“当时这伙计不过是说得含含糊糊，我当即就严词呵斥了他，并没有答应。他自己事后来索贿，这是北京的老油子惯用的伎俩，想讹我，这是他们的事，他们想怎么就怎么去，随便，怎么能定我的罪呢？”
这姓丁的哥们有点二，虽然摆脱了罪名，但却把自己的道德形象损下去了，德育过不了关，这官位也就悬了。于是大清帝国的官吏就从道德角度去审判他，还用了圣贤的典故：“伐国不问仁人。”这好像是《孟子》的典故，说的是如果哪个国家要发动侵略战争，就不会去问那些爱好和平的仁人的意见，因为和平人士一定会反对的。这有点费解，打个比方吧，小偷去盗窃，是不会去问君子的意见的。
提审官吏在审问中就以这句话为纲领，质问丁某：“古玩店伙计敢和你商量这件事，就说明你心术不正，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拉皮条，一定是你身子不正，人家才来勾搭你。你在当时为什么不马上揭发他呢？后来店伙计上门索要，你要是问心无愧，就应该立即将其扭送治安机关。”
这番话，连何德刚自己都觉得好笑，说这是“呆板官话”，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打官腔。不过，大清帝国虽然是封建帝国，但还是讲究法制的，不会将道德问题延伸为司法问题，因此未将丁某移交司法机关，而是建议革职了事。其余的，也是判为行骗未成，建议流放。
至于幕后那位太监，始终没有暴露。
刘哥曰：读完这桩并不复杂的官司记录，掩卷叹息，到底要不要感谢晚清腐烂的官场，给我们的茶余饭后提供如许多的谈资，给我写文章提供无穷的素材，这是写书人的大幸，还是中国人的不幸？
后淡定先蛋疼
其实，生活中从来就没有天生淡定之辈，那些修炼得很淡定的家伙，其实也有过一段很蛋疼的时期，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历史也是如此，那些英雄豪杰，淡定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实他们在走上舞台前，甚至在走上舞台时，都有过蛋疼的时期。或者说，他们有着淡定的外表，却有着一颗蛋疼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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