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可以主动地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将某种伦理价值——例如自由，爱情，公平——或者某种道德置于幸福之上，亦即所谓正确行为的准则。启蒙时代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就是这么看的，他认为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幸福本身，幸福应该来自道德：“做能够让你配得上幸福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发现符合理性的行为正道，是完成自己应负的责任。相对说来，一个思想平静的人通常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无论他遇到怎样的困难，因为他知道如何以正确的方式行动。
因此，现代的调查显示，知道如何过一种道德的或是符合宗教规范的生活，知道如何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确保幸福的重要指征之一。康德本人就很幸福，他过着简朴、道德、规律的生活，以至于他的传记里没有什么惊人的轶事与细节，着实令人失望。他一直独身，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柯尼斯堡，在进大学教书之前，他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私人家庭教师。但是，几乎构成悖论的是，在另一方面他明确说，尽可能幸福是人的责任，因为这可以使我们避免屈从于“违背自己责任的诱惑”[1577]。就这样，他完全颠倒了古希腊的命题，对于古希腊智者来说，伦理是为幸福服务的；对于他来说，是幸福为道德服务！的确，在他的眼中，在这尘世之中，完满而彻底的幸福并不存在：这只是“想象中的理想”[1578]。他总结说，从理性的角度而言，我们只能期待在死后（永恒的至福）得到真正的幸福，因为上帝会将此作为补偿赐予懂得生存正道的人们。在这点上，他与多种宗教不谋而合，在宗教看来，深刻、稳定和持续的幸福只存在于彼世，但是取决于我们在此世的宗教生活和道德生活的质量。
这一信仰在古希腊就已经流行：在未来的美妙田园里，英雄和恪守道德的人可以得到幸福的生活。这一想法在埃及，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飞速发展之前的晚期犹太教中也可窥一斑。比较起智慧的理想，我们情愿对圣洁的理想有所期许。如果说智者向往的是尘世的幸福，圣者则向往彼世的，在造物主身边的幸福。
耶稣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就极好地阐释了这个问题：他也和所有人一样向往幸福，他不想承受痛苦，也不愿遭到大祭司卫兵的逮捕，交给本丢·彼拉多受死。接下来就有了橄榄树山上充满惶恐的血腥场景，福音传教士圣马修记载过，在他被逮捕的几个小时前，“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1579]尽管充满了惶恐，耶稣却还是决定付出他的生命，而不是像他的门徒暗示的那样逃走，因为他希望忠于引导着他的真理之声（是他称之为“我父”的声音）。他牺牲了自己在尘世间的幸福，忠于真理，忠于爱的信息，而后者与宗教将冷冰冰的律法置于一切之上的严苛显然是相矛盾的。
苏格拉底之死也与耶稣之死有所类似，因为他也拒绝逃走，他喝下了致命毒药——毒芹，从而听从了法官对他的极刑的判决。判决显然是荒诞的，但是苏格拉底不想忤逆城邦法律，他认为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服从。为了自己崇尚的价值，他抛弃了幸福和生活。因而与其说苏格拉底像个智者，毋宁说他像个圣人，他在某种程度上对“幸福”一词抱有怀疑态度。据柏拉图说，他情愿说追寻“好的”生活，所谓好的生活，应该是理性的，建立在诸如善、美、公正等价值之上，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幸福的”生活，因为后者有可能会有失公正：暴君，自私的人，胆小鬼，他们不正是在追求幸福吗？
如果说耶稣或苏格拉底为了真理，或者说为了高于尘世幸福的价值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因为相信并且向往死后那种至高无上的幸福。耶稣相信自己死后可以复生，在彼世，在上帝的身边得到永恒的幸福。《启示录》，基督教《圣经》的最后一卷描绘了这样的一幅“天堂耶路撒冷”的画面，这就是永恒之生命的象征。“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从前的事过去了。”[1580]苏格拉底也相信，对于公正的人来说，在彼世存在着他向往的至福[1581]。因而，他们追求的是另一种幸福。
情况并不都是这样。我们也会碰到另一些人，他们并不相信死后会有来世，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只是为了高于幸福的理想。有多少人就这样放弃了生命，为了与压迫、与不公正进行斗争？例如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就像所有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付出生命代价的人一样，他们前赴后继，都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因为他们认为，这事业超越了个人幸福，比个人幸福具有更高的价值。
于是我们有了问题的两面：我们会问自己，这样的英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响应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向往，难道不会为他们带来某种幸福吗？尽管失去生命是痛苦的，苏格拉底和耶稣同时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付出生命，为了一个高贵的理由，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的行为难道不正符合他们真正的本性吗？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