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它还处在一种明显的发展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从理论上认识和界定报告文学，或许会有某种风险，会和报告文学的今后发展有不吻合的地方。但是，今天，不管对报告文学的理论认识和界定会有多少风险，报告文学理论的建设都是非常的必要和迫切的。这是因为，现实的报告文学的实践，大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的存在，已经为人们进行理论分析和总结提供了丰富的对象。而发展中的报告文学，也是期待着理论的总结和指导的。在一定的角度上讲，现在的理论总结和界定，是一件比创作活动更加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希望所有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和热心报告文学的人们，大家都来做这个工作。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它虚构文学的最根本的地方。报告文学的真实，是一种新闻的真实。而新闻的真实就是事实的真实。所以，报告文学的真实是和人们平常在谈论文学作品的时候，常常讲到的“艺术的真实”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艺术的真实”，是一种艺术创造的产物。例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个形象，人们都认为它非常的真实，似乎到处都可以看见阿Q的影子。
但是，阿Q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世界上从来是没有过阿Q这个人物的。鲁迅先生在谈到阿Q这个形象的塑造的时候说：“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但小说里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鲁迅先生又说：小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艺术家在广泛了解和认识社会生活的基础上，通过艺术的加工、虚构之后达到的一种真实。而报告文学的真实，是完全不能加工和虚构的，它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实际存在的一种描写和报告。它必须尊重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的真实原貌不可。报告文学是脱胎于新闻，又有效地吸收了虚构文学的一些表现手法之后产生的新的文学形式。在他所强调的真实性原则这一点上，是接受了新闻的真实性特点的。真实性，是报告文学安身立命之所在，所以，必须得到明确的强调和维护。
可是，在多年的报告文学创作过程中，有关报告文学真实的话题，人们有过许多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有着不少的解释和说法。还存在着一些争论。
在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进行了综合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在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上，大概存在着三种意见。这三种意见分别是：明确地强调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不能动摇；认可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但认为可以有适当的“想象”或“加工”；认可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但又主张可以“略有虚构”。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一下这三种意见。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在国内外都不在少数。着名的报告文学大师基希在《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里曾经强调说：报告文学“在为了作品的艺术性而从事的各种努力之际，必须显示出真实性——完全是真实的东西这一点不可”。“于不失艺术的样式和规模而同时又能正确地显示真实这件事，较之诸君所想象的是一种更困难的工作”。川口浩说：
“报告文学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安德尔·马尔克劳斯说：“报告文学的‘实际的’力量，在乎全面地拒绝现实的逃避。——假如说，艺术的目的在乎破坏真实，则报告文学家的存在将成为无意义。但，假如说，艺术的目的在乎两个事实（非两个言语）最直接地接近起来，以作‘创造’的话，则报告文学家便能开始发现自己的力量和意义。”《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约翰·里德在谈到自己作品的写作时说：“在本书的取材方面；我务必限定我自己只使用那些我所亲身观察到的、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实录，以及那些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真实的记载。”周钢鸣在《报告文学的特性》一文中说：报告文学“所表现的不但是现实，而且必须是在现实中发生的具体的特殊事实，和实在的个别的特殊人物，以及真真实实的生活”。
郭小川认为，“真人真事作为报告文学一个特点，现在好像已为大家所公认。虚构就是小说了。报告文学必须完全真实，反对‘克里空’，反对掺假、造假。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我们为之斗争已经很久了，现在不应该留下这么个空隙，以为报告文学可以允许‘合理想象’，可以有些地方不真实。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党的报纸的威信；而且，真人真事本身，在宣传上有它特有的威力，不是虚构的故事所能代替的。我们应当在真人真事这个范围内，想些办法把报告文学写得更好，这里有广阔的天地，似乎不必在‘合理想象’上费力气。我们应该把这关闸死：报告文学必须完全真实。”夏衍说：“报告文学失去了真实，就不成其为报告文学。——这里（指《包身工》——引者注）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虚构和夸张。那个‘芦柴棒’也是确有其人，只不过因为别人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只能那么叫。我注意过她，看到过几次，虽不可能同她直接谈话，但这个人物，并不是我虚构的。”近似的观点，还有不少。这里，只能选录这么多。
持有第二种观点的人也不少。袁殊认为：“报告文学，如其名所示的是把心灵安置在事实的报告上；但不如照相写真样的，只是机械的摄写事实。”李广田说：“表面上看起来，报告文学只写已然的事实，也许无需‘想象’。”
但实际却也不然，作者用了一种正确的观点去收集材料，然后再予以表现，这其间是必须用了一种‘想象’的连索把它们结构起来的，基希自己曾说：“‘报告文学者是必须具有一种合乎逻辑的想象的。’这也正如画几何图一样，没有虚线，那几何图也将无从构造。”夏衍在《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中说：“当然，报告文学对大量素材有所取舍，进行一番剪裁和必要的说明、解释，是必要的，但这种整理、取舍和说明，决不应成为夸大、矫饰，回避，乃至无中生有。为了细致地刻画人物，对某些细节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加工’”也决不能违反真实，张冠李戴。
为了突出某种‘主题’，作者自由地发挥主观创造性，随意地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到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上面，我认为对报告文学是不应有的。邵荃麟说：“自然，报告文学也不是有闻必录，不是一堆素材的堆砌，它同样需要提炼，需要剪裁，在某些细节上，需要作者的想象，需要艺术的提高。但是，‘提高’和‘拔高’是两个不同意义的概念。提高是从繁琐的材料中集中、突出人物的主要品德，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更加光辉，这在艺术上不仅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而‘拔高’，就不符合人物本来的面目了。”理由说：“我反对在报告文学中虚构，但不排斥在报告文学中运用想象。”虚构和想象是两个概念，应把它们区分清楚。
离开了想象，就连一篇通讯都写不成，这是新闻工作者也直言不讳的事实。原因很简单，作品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跨越了巨大的时空，而作者不可能一一去亲身经历。我写过马德里，但我并没去过马德里；我写过艾菲尔铁塔，但我并没登过艾菲尔铁塔；我写过西双版纳，但我迄今尚没有机会游过西双版纳。我写过闺房私话，当时并未在一旁偷听。我写过纷纭的会议场面，手头也未保存会议的记录。我还写过孤独的徘徊和内心的剖白，当然更是借助于想象。这里有两个条件。其一，这场面，这行动，这事件，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不允许有时间和背景的错移。其二，想象的目的是为了再现当时真实的情景。于是，报告文学的想象与小说又出现了差别。小说以真实性为起点，凭借想象去推动情节的发展和丰富形象的塑造。报告文学却从规定的情节和特定的人物出发去进行想象，以真实的显现为终结。当然，在一般读者的眼里，是看不出两者的差别的。类似这样的观点也还有一些，也不再多引了。
第三种意见，在国外作家的言论中尚未发现。在国内，持有这种观点的作家当以徐迟为代表。徐迟在谈到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区别时，是这样表述他的观点的：小说“是可以有，并应当有更多的虚构的”，而报告文学“就完全是实况的写照了。但也允许略有虚构，不离真实的虚构。如果有了较大的虚构，它就变成了小说。”支持徐迟观点的有邹贤敏、郁沅两人。在《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一文中，他们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说：“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什么？”有人认为：‘它不是指一般文学创作中所说的生活的真实，而是指真人真事，活人活事’，这‘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我们认为，这种至今还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片面的，它不符合事物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辨证法，容易模糊、掩盖问题的实质。一切样式的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生活在作家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一切革命的作家，都应当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努力发掘和表现生活的本质真实。
报告文学既然称为文学，首先必须符合一切文学样式对真实的共同的要求，符合革命时代的历史真实性。——实践证明，把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仅仅归结为写‘生活中的真实’，势必会忽视作家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使作家放松对生活的本质真实的追求，对报告文学创作十分有害。——要使人物活灵活现，事件生动丰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就不能没有艺术构思，就离不开一定程度的想象和虚构，就可以而且应当运用典型化的方法。这是报告文学创作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个真理。高尔基说：‘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的’。报告文学也是如此。想象和虚构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正是为了从素材中提取精华，淘去渣滓，更准确地表现真人真事，更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本质。在徐迟、邹贤敏和郁沅之前，据井岩盾在《真实和虚构》一文中指出，魏金枝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而报告特写呢，那么，虚构和想象的范围，都要更狭隘些，除开删节一些不必要的繁琐，以突出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主要情节以外，至多只能在细节的安排上根据人物的性格，加些适当的想象而已。”此外，再没有发现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
认真的分析研究过以上三种观点之后，人们就不难发现，三种意见实际上是两种观点。前两种观点虽然有一点区别，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认为可以有适当想象的人，在解释如何想象的时候，还是坚持在还原真实这个基础上的，并不是主张凭空的虚构。我理解，他们所说的想象，是指在事实存在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去还原那些眼前已经无法面对的但却是曾经存在的事实，然后实现一种全面的，整体的，从而也是一种本质的真实。这种想象和虚构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而虚构，则是一种摆脱了事实存在的限制，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这种创造，在虚构文学创作中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但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却是不允许的。所以，认为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作家可以“略有虚构”的观点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错误观点。不管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如何严格地掌握虚构的程度或分寸；不管有人以报告文学也是文学，是文学就要享有所有文学创作的一切创造权利这些看似公正，实则偏颇荒谬的说法进行辩护，“虚构”和报告文学也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
任何文学体裁的建立，都是在一定的限制基础上实现的独立性。如果，所有的文学体裁相互间没有了各自的限制，那么，何谈体裁的分工和个性。例如，戏剧就要受舞台的限制，电影就要受时间的限制，即便是小说，也并不是就彻底的自由，在其创作中，作者也是时时受着场景和人物的限制的。必须真实，杜绝虚构，这就是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天生要受的限制。不承认或不接受这一点，那就是对报告文学的拒绝。徐迟自己，还有他的支持者，以在其成功作品如《哥德巴赫猜想》中的一些“略有虚构”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实际上是自我暴露着作品的弊端和瑕疵，是并不能为自己的观点提供有力的根据的。至于有人引用鲁迅的话，说没有地球一般大的纸，就无法作画的说法，明显是对先生原意的歪曲。也是一种近似抬杠式的狡辩。我们反对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一切无中生有的虚构行为。任何破坏报告文学真实性的作法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因为，我们若是放任了报告文学可以“略有虚构”的观点，那对于报告文学所带来的就不光是一种伤害，而是实际上的一种慢性的自杀和逐步的取消。报告文学是可以在真实的限制中发展的。所以，放弃真实而走向取消，不应该成为报告文学的选择。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既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理论问题，它又是一个很具体的创作实际问题。在作理论的阐述时，这个问题也许较为抽象，可一旦和实际的创作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了。这时，真实或不真实，那结果可就大不相同了。当一个作家开始他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已经和他的对象和他的读者搭成了真实的默契，表示自己所写的内容，即是社会生活中真实的人和事。
而读者也会从报刊所标明的“报告文学”字样上获悉，作家是在报告真实的人和事，于是乎自然也就用真实的标准来要求了。而在这个时候，读者一旦从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了有虚构的，有造假的内容，那么不管你作家如何的解释，都很难换得读者的信任了。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报告文学的意义和作用也就随之丧失。前苏联作家波列夫依在谈特写的时候，结合自己创作中的一个具体事例讲了真实的重要性和不可忽视性。他说：
我本人从事新闻工作二十五年的经验，一个特写工作者的工作经验证明特写是不容许虚构的。我从个人实际工作中举一个不大的、但是不愉快的例子。在进行币制改革的时候，我曾以记者的身份到莫斯科“狄纳摩”工厂去采访，那儿正在开群众大会，我非常喜欢会上发言的钳工组长，“狄纳摩”的老工人。他还记得斯大林同志是怎样访问他们工厂的。我和这个组长认识了，而且也看到了他怎样在车间里解释改革币制的意义，他在更衣间里也谈论着这个问题。后来他回家，换好衣服，晚上回到工厂又开始向工人们解释币制改革的意义，这就是说，他在自己的积极行动上已成为一位鼓动家了，于是我就把他当作特写中心的中心人物。
过了四天，他到编辑部来找我，我问道：“那篇文章怎么样？”他说：“还好，工厂里都很欢迎。”我看到他那愁眉苦脸的样子就问道：“你以为怎样呢？”他说：
“可是我个人不很满意，您写我回家，刮了脸，换上衣服，梳好头发，可是我怎能梳头发呢？”他脱下帽子——在工厂里他总是带着帽子的——原来他是秃顶的，一根头发也没有，只有一些婴儿似的柔发。他说：
“现在工厂里大家都在取笑我，那群小学徒们从老远就喊：‘库兹明，讲讲看，你怎样梳头发呀！’”看起来，这是一件小事，总共只不过疏忽了一句话，但是却叫一个好人吃了苦头，使特写大为减色。我讲述这件事，是为了说明特写是怎样也不能容许虚构的。
我国着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理由，也曾经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讲过一个相近的例子。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采写天安门事件的报告文学：
《在“四五”的激流中》。采访工作牵扯到浩繁的背景，但发稿的时间紧迫，当我跑下报社的楼梯的时候，手头还没有落实一个采访线索，其仓促的程度可想而知。数日之后，稿子赶写出来了。见报后的第二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从某工厂的政工部门打来的。要求登一个更正声明。
我在报告文学中写到这个厂的一位青年工人，写了他的姓名、工作单位，在简短的形象描写和经历的叙述之后转入他在天安门前行动的描写。由于采访的疏忽，出了个小小的纰漏，恰恰出在那几行简短的叙述当中。
电话说：“我们这个同志是一九七三年参加工作的，你把他写成一九七五年参加工作的。”
我问：“还有别的出入没有？”
对方说：“没有了，其它都符合事实。”
我握着电话沉吟片刻。心想，这篇报告文学着重于“四五”运动的描写，既然在大的方面没有出入，为了一个与主要内容无关的微末细节，似乎不值得发表更正声明。便说：“这个情况你们厂里知道就可以了，对他没什么妨碍，不用再更正了吧！”
对方说：“不，不，他还是希望更正一下。这个同志说，他将来还有可能调走，减掉两年的工龄，关系到他的调资定级问题！”
像这样的事我遇到的不止一次。虽然力求做到真实但没能做到，尚且要碰钉子。如果有意地去虚构，还要把这种做法上升为理论来指导报告文学的创作实践，将造成多大的混乱呵！那样搞，一个作家连同他的作品都将声誉扫地。生活会告诉他将处处碰壁，此路不通。
这两位作家用自己创作中的切身体会和生动的事例，有力地说明了报告文学真实性的重要。这也是回答那些主张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作家可以“略有虚构”的人的有力的例证。
对于在报告文学中进行虚构，人们基本是持否定意见的。但是，关于“想象”和“加工”的问题，似乎就比较地复杂了。因此，有必要对此作出一定的说明。
想象应当说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基本手段之一。高尔基说：“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的”。想象和虚构是相通的，但又是有所区别的。而作家在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中也应根据对象的不同分别地使用想象的权利。在小说创作中，想象就是在社会生活可能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虚构，不善于虚构的人，只能说明他想象的贫乏。而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作家首先必须承认并遵守真实的原则，然后才可以谈到想象的问题。在这里，想象不是像在小说创作中那样可以天马行空式的虚构，而主要是帮助作家在他已经部分掌握了的生活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复原事实的过程和全貌。所以，这里的想象是在曾经存在的事实的范围内的一种想象。它是对曾经有过的事实的追溯描写。例如，理由在《痴情》中对作品主人公袁运生和张兰英当年虎丘相会的一段描写，就是带有想象的成分的。人家二人初恋相会时，理由并没有在一旁偷看和偷听，但他们确实是有过这样的约会，所以，作家就可以根据主人公提供的情况，经过“揆情度理”想象，来复原当时他们相会的情景。理由是这样描写的：
当他俩走下公共汽车，站在虎丘山脚下，姑娘不安的心情平静了，轻松了。
和苏州城里狭小的园林相比，虎丘是宽阔、幽静的去处。白居易题虎丘的诗，开头两句便是“香刹看非远，祗园入始深”。沿着石路向园中走去，松柏如云，剑池澄碧，茂林修竹掩映着山上的楼台亭榭：花神庙，三笑亭——愈走愈深，愈走愈静，像是走进了甜蜜的梦境。
这是兰英头一次和男同志单独地呆在一起，姑娘的心中荡漾着神秘的波纹。她觉得有很多话要对画家说，又不知从何说起。
这里是山林的怀抱，四周寂静无人。画家盯着姑娘，那目光是坦率的、憨直的；兰英幸福地闭上眼睛，准备接受一次永生难忘的爱情洗礼。金色的阳光穿过树林的枝、r，在姑娘的脸上洒下婆娑的斑影，她的两颊像玫瑰一样醉红，双唇像微微绽开的花瓣，比平时更加艳丽动人。多么纯洁的姑娘呵，敞开心灵之窗，没有一丝灰尘和杂质。虽然这时她与画家第二次相会，她信任对方，信任生活，就像信任自己一样。
在这里，想象不是凭空的捏造，不是无根据的胡编乱造。而是对于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的再度表现和描写。这样的想象是不违背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的。另外，为了更加真实生动的表现出事件人物的活动环境，作家免不了是要进行一些环境或景物描写的。在景物的描写中，观察和想象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和手段。例如，柯岩在《船长》里对汉堡、伦敦港的描写；理由在《扬眉剑出鞘》里对马德里景色的描写，就是通过想象完成的。穆青等人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中表现焦裕禄和群众一起封沙治水的情景，也是需要通过想象才能再现出来的。所以，在掌握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之后，是不应该惧怕“想象”的。但是，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想象”必须严格的限制在已有事实的基础和范围之内。
我们再研究一下“加工”。究竟怎样才算“加工”呢？
我以为，作家对于所收集来的素材进行必要的整理和取舍或是调配，使之更加有条理，有艺术的表现力，这样的工作，就可以称之为“加工”。不能纯粹地把“加工”理解为“改变”或是“修正”。尽管“加工”有“改变”的含义。加工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作家在运用它的时候，也是要弄清对象的。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运用加工，也和运用想象一样，是要在不违背事实的真实的情况下来运用加工这种手段的。凡事都有个原则，没有原则，就什么也说不清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就是一条明确的原则，只要你创作报告文学，你就要受这条原则的约束。穆青总结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所谈的看法，我以为有助于我们理解报告文学创作中加工的含义。他说：
新闻、通讯、报告文学应该绝对真实，包括细节的真实。在写法上允许适当穿插安排、提炼，但事实本身不能超越，不能虚构。在报刊上，如果用的是真名，就要写真事。真人假事效果非常坏，影响党报党刊的威信，还不如干脆假人假事，写成小说。我理解，他这里所说的“穿插安排，提炼”，就是“加工”。我们还是用理由的《扬眉剑出鞘》作为例证，来认识一下这个问题。作品直接面对的是栾菊杰的击剑比赛场面。
可是，作家却在描写栾菊杰受伤之后休息时，笔锋一转，回顾介绍了她的身世和成长经历。因为作家组织的比较自然，读者并不感到突然。其实，这其间，就有着作家对题材事件的整理加工的工夫的。如果，认死理，那么这种穿插就无法实现了。而果真这样，那么报告文学也无法写了。夏衍说：
“为了细致地刻画人物，对某些细节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加工’也决不能违反真实，张冠李戴。为了突出某种‘主题’，作者自由地发挥主观创造性，随意地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到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上面，我认为对报告文学是不应有的。”这也是认为可以有“加工”而反对有“虚构”的重要意见。
想象和加工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有多种表现。一种是通过想象还原报告对象的生活经历和表现；一种是作家在面对主人公的命运转换或是重大的人生坎坷时自然地产生出的一些感悟和联想。前者是为了对真实生活事件和人物的艺术再现，后者是作家对题材主题的认识和生发开掘。前一种想象，我们可以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的一段描写为例。陈景润在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坚持科学研究，所付出的劳动和精力是非常巨大的。对于陈景润这种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徐迟除具体的描述之外，还展开了精彩的想象描述，他是这样描述的：
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在抽象思维的高原，他向陡峭的山岩升登，降下又升登！善意的误会飞入了他的眼帘。无知的嘲讽钻进了他的耳道。他不屑一顾；他未予理睬，他没有时间来分辩；他宁可含垢忍辱。餐霜饮雪，走上一步就是一步！——不知多少次发生可怕的滑坠！几乎粉身碎骨。他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失败接起来，焊上去，作登山用的尼龙绳子和金属梯子。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一次，前进一步。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由失败堆垒而成。他越过了雪线，到达雪峰和现代冰川，更感缺氧的严重了。多少次坚冰封川，多少次雪崩掩埋！他就像那些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登山运动员，爬呵，爬呵，爬呵！而恶毒的诽谤，恶意的污蔑像变天的乌云和九级狂风，然而热情的支持为他拨开云雾；爱护的阳光又温暖了他。他向着目标，不屈不挠；继续前进，继续攀登。战胜了第一台阶的难以登上的峻峭；出现在难上加难的第二台阶绝壁之前。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渊之上；他只管攀登，在无限风光之间。一张又一张的运算稿纸，像满天的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数字、符号、引理、公式、逻辑、推理，积在楼板上，有三尺深。忽然化为膝下群山，雪莲万千。
他终于登上了顶峰的必由之路，登上了（1+2）的台阶。
这样诗一般的语言和诗一般的意境，把陈景润那些艰难的，枯燥的，严密的数学演算情景，作了非常形象化的描述，对于人们了解他的科研环境和科研过程是极有帮助的。
很明显，作家在这里是充分地展开了想象的。但这种想象主要是用了比喻的方法和诗化的语言，它在根本上是不违背事实的真实性的。
作家在对事件和人物作真实的描写时，经常会被主人公的事迹所感动，这时，往往会产生许多的感叹和联想。这种感叹和联想的内容，既可以是对主人公的赞美，也可以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总结等。这种感叹和联想，是由客观对象诱引的，但它表达的却是主观的内容。它既包括在事实之内，但又表现在事实之外。例如，魏钢焰在《红桃是怎么开的》里，在叙述了赵梦桃的身世和先进事迹，写了她连续不断地得到“红旗”的时候，就有如下的文字：
荣誉啊，革命的荣誉！你是那么坚贞，光彩！就像那长征草地上的篝火，游击队员手中的红灯，它提醒战士，照亮路程，燃烧理想，鼓舞斗志！你又是啊，那么严肃冷峻，毫不徇情！谁要是偷窃你的羽毛，当作帽子上的装饰，谁要是对着你的红灯，只照自己过去的脚印，它就会被你那电火般的目光，直射得冷汗淋漓，无地自容！
这样的联想和议论，既是有具体针对性的，又是泛指的。它带有分明的哲理性。它对于人们认识理解赵梦桃很有帮助。它对于人们辩证地认识事物也是有启发作用的。因为作家这种联想的存在，作品的典型性和深刻性大大地增加了。
总之，真实性是报告文学实现独立，表现出个性的最重要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的模糊和动摇。动摇了这个原则，就动摇了报告文学的根基，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取消报告文学。真实性固然是对作家的一种约束，但这种约束是为了一种新的创造，我们不能为了取得自由而放弃了创造的努力。只要人们仔细地想一想，就不难发现，有许多事情就是在限制中才得以存在的。例如，踢足球，就有场地和球门的限制，有了这种限制，才能现出运动员的才能和技艺来。例如，做衣服时，不同的人体，就是不同的限制，只有高明的裁缝，才能真正做到量体裁衣，缝制出美观合体的衣服来。例如，绘画和雕刻，也都是在限制中创造的艺术，离开了这样那样的限制，倒显不出艺术家的高明来了。格律是对于诗的限制，可是，从古到今，出现了多少优秀的诗人。
报告文学的最大限制，就是严格的真实性要求。面对这种限制时，人们不应该设法去取消这种限制，而是要想办法在这限制中表现出自己的才能来。有人把报告文学创作形象地比喻为是“在鼓上跳舞”。这个比喻我以为比较适当。但是，鼓面虽小，但是，创造的天地却是广阔的。哥德说：“法则能给我们自由，在限制中见出高手。”生活有时比艺术更加富有戏剧性，报告文学作家只要认真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有意义的事件和人物，充分调动自己的文学创造精神，就能在真实的天地间演出感天动地的人间活剧来。
报告文学的现实性
报告文学是从新闻脱胎出来的一种文学样式。因此，它的身上是抹不去新闻的胎记的。上面说到的真实性就是新闻的真实性，现在要说的现实性也是同新闻有着密切联系的。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把我说的这种现实性称之为“新闻性”的。（笔者也如此称谓过。现在，仍然有许多人这样称谓它）我为什么要改“新闻性”，的称谓为“现实性”呢！我认为，报告文学既然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样式了，它即使具有新闻性，也是和报刊、电台的新闻性有不少区别的。而且，随着报告文学创作的大发展，仅仅是新闻性已经不能反映报告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正是出于如此的感觉和看法，我才把“新闻性”改称为“现实性”的。我以为，把“现实性”作为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要求，更加有利于我们认识理解报告文学的成就，也更加有利于报告文学的成长和发展。
报告文学的现实性精神，其核心，就是强调报告文学要同社会的现实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要有参与现实社会生活矛盾和斗争的行为，要有通过对真实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描写，发挥帮助读者认识和理解现实社会生活，促进和改变现实社会生活的作用。茅盾说：‘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历，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报告’
“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茅盾这里讲的，就是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特点。茅盾先生的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报告文学创作的现实所反映出的特点来看，他的这个看法似乎又有不足的地方。看重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是对的，但在解释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时，显然有用新闻的新闻性等同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的作法。例如，他所强调的，“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报告’作家的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立即有尖锐的批评和反映”，就是这样。报告文学应当具有“新闻性”，这个观点是不错的。可是，应当说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不等于新闻的新闻性。如果不作分析地把二者等同起来，那报告文学就很难从新闻中分离出来，也就会失去自己的独立品格。茅盾先生尽管也说过“‘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同报章新闻不同的话。”可是在他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却只是强调了形象化的描写，并没有过多地说明报告文学在体现新闻性时和新闻的自身表现有些什么不同。因此，他的观点是对的。但是，过于笼统。不易使人把二者的不同表现区分开来。我之所以不把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因素称为新闻性而称为现实性，就是要表明报告文学在其新闻因素上与新闻的差别。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可以包容茅盾先生所看重的新闻性内容，但新闻性却不能完全容纳和说明报告文学的现实性特点。
为了说明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就有必要先认识一下有关新闻的概念。所谓新闻，就是及时地、广泛地、生动地报道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影响人们生活的事实。新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新闻是包括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以至于新闻图片、新闻评论等，狭义的新闻，是单指消息而言。
报告文学所指的新闻性，是指狭义的新闻。新闻的主要特点是：真、新、快、短、实。所谓真，就是要坚持真实性的原则。所谓新，就是要有新情况，新人物，新消息（新闻界称之为“活鱼”的内容）。所谓快，就是要迅速及时。所谓短，就是要简明扼要，短小精悍。所谓实，就是要注重事实，用事实说话。关于新闻，认识和观点也是不一致的。法国的贝尔纳·瓦耶纳说：“新闻：是指旨在收集、传播、挑选、介绍和出版与人物与社会生活有关的事件的活动、机构及其后果的总体。”这个观点的概括性是很大的，可似乎太宽泛了点。至于另外一些形象性说法：“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就是新闻”、“凡是反常的、有刺激性的、奇特的，人们好奇的就是新闻”，“人咬狗就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能让女人喊一声：啊呀，我的天呀的东西就是新闻”，“一个女演员加上一个银行经理，再加上十万美元是大新闻”等等说法，我们只需了解就行了，大可不必认真的。
了解了新闻的概念和它的主要特点之后，人们就会发现，新闻和报告文学所承受的新闻内容是不能简单等同的。
在进行报告文学创作时，作家必须要搞清楚，报告文学所要承担的新闻任务是些什么内容，它应当怎样来体现这些内容。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报告文学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新闻效应。多年来，逐步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追奇求新，猎怪捕异的现象，以为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才有新闻性。这样的看法，既是对新闻的错误认识，也是对报告文学的新闻因素的片面性理解。它对于报告文学创作十分有害。还有不少人，简单地把报告文学当成新闻宣传，热衷于“广告文学”的写作，使报告文学的严肃性、庄严性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些现象的存在，原因就在于没有把新闻性同报告文学的新闻因素区分清楚。现在，明确地强调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就是要使报告文学从一些人简单地把它与新闻对接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显示出自己的个性。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应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关注与表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重大事件
报告文学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生活依赖性很强的文学样式。它的生存和发展，始终是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现实社会生活，是报告文学生长的土壤，也是报告文学驰骋的战场。所以，关注与表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重大事件，是报告文学现实性的首要特点。
报告文学还在萌生的时候，就非常重视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重大事件。例如，基希作品的主要题材和内容，就是坚决地反对阶级剥削和民族侵略。正是许多记者和作家在着力报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许多社会人生问题的过程中，创造了报告文学这种新的文学样式。
多年以来，我国的报告文学在热情地关注和表现现实生活方面，是有巨大成绩的。在过去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是反侵略和求解放的斗争。所以，就有不少作家以报告文学为武器，报告人民英勇的抗日救国斗争和伟大的革命斗争生活；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建设国家变成了主要的任务，也就有许多的报告文学，满腔热情地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更是激情充沛，积极地投身到伟大的民族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潮流当中，为民族的复兴，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鼓与呼。多年来，报告文学就是伴随着社会生活的脚步不断壮大发展起来的。
报告文学及时地参与现实社会生活，是和新闻那样紧跟现实社会生活的脚步一同动作的情况有所区别的。报告文学的现实性，不能被理解成“现时性”。把报告文学创作看成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现炒现卖”，是十分错误的。以为报告文学只有像新闻消息那样报告现实社会生活，就是具有了新闻性的看法是错误和不切实际的。新闻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社会生活的观察哨，它是时时刻刻密切关注和表现着社会生活的动向和变化的。因为新闻自身的特点，它可以立刻出动，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对每一个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有立刻的反映。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传媒手段多样的时代，有许多动态消息，从发生到传递到受众的耳中、眼前，几乎是没有任何间隔的。像电视、广播的实况转播就是这样。而报告文学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样，也不必向这样的方向去努力的。报告文学有传递信息的功能和义务，但是它传递的方式和手段与新闻是大不一样的。报告文学对社会生活现实的参与是一种内在理性的参与，而不纯粹是新闻消息那样是直接和外在的参与。例如：陈景润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时有了突破，取得了非常令人惊喜的成绩。作为新闻，它只要把这个事实及时地报道出来就行了。而作为报告文学就不能这样。报告文学作家必须透过这个事实，看到和发现围绕这个事实发生的许多重要的事情，要认识这个事实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徐迟正是发现了陈景润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非常的时期，在那样多的政治、生活压力下，几经艰难才取得这样辉煌的成果的情形之后，感觉到了这事实不同一般的意义，产生了报告这个人物和他的事迹的激情的。因此，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就完全和新闻消息不同，它既包含了新闻消息的内容，但比新闻消息更加丰富和深刻。徐迟在他的作品中假借陈景润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曲折、遭遇、坎坷和成就，在不能对“文化大革命”说不的时候作了有限的批判，对于泼在陈景润身上的脏水（如：
他埋头搞研究被说成是“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是追求个人名利等），给予有力的批驳。更加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陈景润和他事迹的褒奖，纠正了人们对科学、科学研究和知识分子的偏颇或错误认识，把被错误思潮搞乱，搞颠倒了的事情再颠倒过来，使它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了。这就是对社会政治思想活动的介入，就是不脱离现实的表现。徐迟的创作行为，在其时间性上虽然是晚于新闻，但它因为参与了现实社会生活的伟大变革斗争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不同的表现手段，有不同的接触社会生活的方式，在表现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是不好强求一致的。报告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虽然没有新闻那样及时，那样广大的覆盖面。可是，它因为自己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而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参与方式。而且，用这种方式所取得的效果是新闻消息所无法替代的。在报告或报道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报告文学和新闻报导是并行不悖的，不能希望它们互相替代或行动一致。它们只能是各取所长，互为效果。《哥德巴赫猜想》出现得比新闻消息晚了许久，但它并不使人感到它的滞后。当然，也有比较及时的报告，像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就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二十五天时见报的。1960年2月3日，山西省平陆县的六十一位农民弟兄，在筑路工地不幸食物中毒，因为当地缺少急救药品，生命危在旦夕。为了挽救这些人的生命，平陆县的领导把电话打到北京，寻求支援。北京的特药商店、卫生部、空军、民航等有关单位，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行动。在和平陆的反复电话联系之后，终于由空军直升飞机把所需药品空投到了出事地点，挽救了这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生命。这是一件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协作精神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队行动的事件，很能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特点。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两位作家立即深入到有关单位去作详细的采访，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写出了这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样的速度，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是比较少的。然而，就是这样快速，也是无法和新闻消息的速度相比的。所以，在强调报告文学现实性的时候，是要切忌和新闻消息争时间，抢速度的。
在参与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方面，报告文学不可能具有新闻那种广泛性。有许多事实，很可能是极好的新闻题材，但它不一定适合报告文学，或者说它无法成为一篇报告文学的题材。例如，一次偶然的交通事故，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某地发现了一头长有五条腿的牛之类的消息，作为新闻是不能回避的，可作为报告文学作家，就不一定对它有兴趣。报告文学参与社会生活，不是像新闻那样直接地表象地参与，它应当是一种内在的理性的参与。它不是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就必须报告什么，而是要看什么事件，什么人更具有报告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报告文学作家在面对社会生活时不是像新闻记者那样是一种被动的表现行为，他的活动，完全是主动的有着很强选择性的行动。如果，拿要求新闻记者接触生活那样的标准来要求报告文学作家，那实在是一种无理的苛求。而且也是在人为地把报告文学等同于新闻。新闻的目的是最新最快最多地为人们提供信息，报告文学是对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和追问，它除了提供一定的信息之外，更多的是表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判断。新闻记者是在一个庞大的新闻网络中行动的，报告文学作家则是一种个体的行动。尽管这种个体的行动要受社会现实生活的制约，可它毕竟要自由灵活的多了。报告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参与，是在关注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和斗争，关注那些足以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面貌的事件人物，是在不断地提出和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的过程中来参与生活的。报告文学不是作为一种工具被运用到生活中去，而是作为一种真实艺术地表现社会生活的形式存在于生活之中。所谓报告文学不脱离现实生活，就是说它的内容不能游离于社会的矛盾中心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不是说报告文学必须参与到任何一个社会生活事件中去。现实性和简单的新闻性要求的区别就在这里。
现实性应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在我看来，提倡报告文学作家及时地参与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重大矛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机械片面地理解这个看法，认为报告文学作家只有参与一切现实生活，才是不脱离现实；只有表现新发生的事件才是参与了现实生活，那就是一种误解了。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一切有助于人们认识解决现实矛盾，有利于人们的观念更新，走向文明进步的报告，都可能具备现实性。
一个题材是否具有现实性，是否有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它是否刚刚发生的事实，而在于它是否包容着和现实社会生活有关的内容。美国作家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是一本描述前苏联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最初几天自己在当地见闻的长篇报告文学。可是，直到1920年时，列宁才看到这本书。尽管作品所报告的事件内容已经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了，但列宁仍然认为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列宁写道：“我衷心地把它推荐给全世界的工人们。我希望这本书能被印成千百万册，被译为各种文字，因为它给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正确而异常生动的描写。”列宁之所以在事件过后几年还对约翰·里德的书以高度评价，就是从当时的苏联现实和世界政治生活环境考虑的。认为它对于苏联的革命虽然已经成为历史，可是，在世界范围内，它仍然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不能把报告文学的现实性作狭隘的理解，认为只有对新近发生的事件人物的报告才具有现实性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对于这样的看法若是不加分析地接受，报告文学创作就会失去自我的独立性，流于简单地，粗糙地追踪各类新发生的事件的状况中去。报告文学和新闻的区别和分工，就在于，一个必须紧密地追踪生活的脚步，一个可以和生活的事件人物有一定的间隔。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是不乏新闻已经作了报道之后，报告文学作家才寻踪而去，然后创作出了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事例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这样，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等等一些作品也是这样。报告文学不可能像新闻那样地表现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它的行动比新闻滞后一点并不会影响它的现实性。倒是那些一味地追时间，赶时效，而不对报告对象作深入分析研究的“现时”报告，真是失缺了现实的作用和价值。有大量报告文学作品的题材对象是作家自己在生活中发现的，开始，他并没有在社会上有大的影响。可是，在作家对其进行了真实生动的报告之后，它立即就成了社会的热点，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例如，黄宗英的《小木屋》，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张敏等的《神圣忧思录》等等作品，就是如此。如果用表现刚刚发生的标准来要求，那么，这些作品不就是过时了吗？
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既存在于大量的现实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身上，也存在于那些和现实生活沟通着的历史生活当中。例如，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国鸦片战争纪实》，报告的是一百多年前的历史生活。但是，因为作者除过在历史政治的角度认识历史的矛盾和斗争之外，还着重从文化的角度对历史的事件人物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就在认识英人以强欺弱，毒害我国人的野蛮行为的同时，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看到了清王朝政府从上到下的封闭无知，盲目自大等对于那场战争所发生的作用。作品揭示了那场战争发生的复杂性，在揭露了英国政府和他们的官员们冷酷无礼的侵略性的过程中，也对历史进行了真实认真的分析和反省。这里报告的是历史的事实，可是，它对于人们更加准确深入地了解把握历史，对于人们认识和掌握今天改革开放的现实，也是很有明显的启发和益处的。历史的生活因为作者的现实眼光而明显地有了现实性。同样的现象，还表现在钱钢的《海葬》、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温故戊戌年》等不少作品中。现实性，就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现实的努力和行为，就是人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和途径走近现实，认识和把握现实，促进和改变现实的活动。所以现实性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报告文学作家，在一个广大的空间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现实性的关键是要有现代意识
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是和现代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地真实地报告现实，不一定就有现实性。报告文学应当是站在社会生活前沿，站在时代前沿的文学。作家并不是为了现实而现实的。他的目的，是要用一种先进的、文明的、现代的思维、观念和标准来认识和影响现实。是为了现实更加合乎人们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而走向现实。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它不光及时地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更加重要的是从现实的矛盾和现实的事件人物上面发现了现代的社会人生内容。发现了一种现代精神和现代的观念。例如，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里所描写和表现的人物及精神，就是一种反对侵略、无私抗争的精神。这种行为和精神，就是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像表现雷锋、焦裕禄事迹的报告文学作品《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它所倡导和表彰的无疑也是一种积极向上、无私奉献、纯洁高尚的新时代的精神。在近些年间，出现了许多表现人们在改革的大潮中不避矛盾、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所表现的许多行为和精神，也是弥漫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和未来精神的。例如柯岩的《船长》中的贝汉廷、理由《希望在人间》里的黄宗汉、袁厚春《省委第一书记》里的高扬、杨守松《昆山之路》里的吴克铨等等。
现实生活中不少事件和人物，并不都能体现现代精神的。因为历史的、传统的、个人的种种复杂原因，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存留着许多与现代精神不一致，相矛盾的东西。究竟谁在哪些地方表现了现代的行为和精神，就要看作家的观察和发现了。如果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不作分析，只是因为生活中存在，就去报告它，这难免就会把某些仍然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行为简单地，不加批判地报告给读者，这样的报告就很难说具备现实性了。我们的书摊上出现的不少报告清官逸闻艳事，山野奇闻传说的书，就是标着报告文学的名义招揽生意的。这样的文字，既不能和现实生活发生联系，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现实性可言了。报告文学的重要任务，就是发现和表现社会生活中那些腐朽的死亡和新生的成长。好的报告文学，不光要为读者提供生活中的重要事实和人物，还要为读者提供新的认识和精神。它不但要满足读者期望了解生活的欲望，还要可能地影响和改变读者对生活的感觉和理解。强调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既是要求报告文学充分地关注现实生活的变化，对生活中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件人物及时地作出报告，还要求报告文学要用分明的现代意识去关照现实生活，给现实生活以有力的影响。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批关照生态环境状况的作品。像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描述了北京的水危机状态；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报告长江沿岸许多只管自己致富，不管对长江的水质和沿岸风景的破坏的恶劣行径；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报告不少地方滥砍滥伐林木，造成生态失衡，给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造成许多新的艰难的情形等，就是用一种新的现代的观念关照现实的很好例证。至于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中以现代的观念认识和判断事物的情况就更多了。例如，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就是在历述了我国的许多人缺乏对土地的认识，无计划，无报酬地使用土地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之后，把一种土地既是国家的宝贵资源，也是商品，同样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不同形式的交易的观念带进了土地管理的领域。使多年来形成的土地管理模式和行为有了变化。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是报告文学能不能从生活的现实走到生活的前沿，走到时代的最新高度的基石。因此，我们的作家，不仅要有面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积极性，还应该有用以认识和判断社会生活的现代意识及现代观念。
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完成于文学。所以，报告文学必须具有文学性就是一个不争的问题。基希说报告文学必须是“艺术文告”。这实际就是强调了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特征。冯牧批评了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简单化的看法，他说：
“报告文学应当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它不应当是报告加文学。有把一般的通讯特写就像加上味精似的加上一些华丽的词藻，以为这就是报告文学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但是，就是在这个看似不争的问题上，我们仍然发现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分歧意见。何其芳曾经这样认识报告文学，他说：“报告文学者，记叙当前发生的事情之记事文也。”
这是他给报告文学下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他显然忽略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的。对于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忽略，莫过于谢泳的意见了。谢泳说：“我把报告文学理解为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所给予的一种主动的参与方式。报告文学既是知识分子情感的宣泄（无论是激愤还是冷静），更是对社会文化价值的独特阐释。报告文学作家并不是为了文学才选择报告文学这一形式的。如果说他们一再宣称自己的报告文学作品是文学的话，那对于这种文学作品我们也必须从社会、政治、文化等角度来进行分析。我从来不愿意分析报告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规律，而且在我所接触到的报告文学中，我也实在看不出它们在叙事方式或结构方式上有多么巧妙的地方，如果说报告文学也的确存在一些艺术问题的话，那也只是一些最简单的创作技法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报告文学作家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有差别，那也不会很大。无论是集合式报告文学，还是卡片式报告文学，或者像祖慰那样在形式上故弄玄虚的变化，都是写作方式的细微差别，如果这就是所谓报告文学的艺术规律的话，那么这种艺术规律是非常容易掌握的。”谢泳的这些话中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报告文学不一定是一种文学形式，因为“报告文学作家并不是为了文学才选择报告文学这一形式的”；二是，即使报告文学被看成一种文学形式，那它“也只是一些最简单的创作技法问题”。而这些“所谓的报告文学艺术的规律”，又“是非常容易掌握的”。不能说他的这些看法中没有一些合理的见解，但是，从整体上分析，这些看法是有很大的片面性的。它本身也存在着矛盾。说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所给予的一种主动的参与方式”，那么，这方式是一种什么方式？既然不是文学的方式，那它应当定为什么方式呢！其实，在后面，他又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文学样式，只是这种文学样式的“艺术规律”只是一些“简单的技法”就是了。报告文学是不是一种文学样式的问题，就不必细说了；已经有许多的人的观点存在着，它足以驳倒谢泳的观点了。关于报告文学的“艺术规律”的问题，确实是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问题。
是不是就像谢泳说的那么简单，我至少是不这样认为的。
报告文学是一种不同于新闻和其它文学形式的文学样式。所以，它在接触表现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时就必须有自己的规律和方式特点。多年来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的实际表明，报告文学在其选材、构思、表现的过程中，都是有许多讲究的。要创作出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像谢泳说的那么容易。我以为，要认识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首先要承认，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和人们一般所说的文学性是有区别的。一般情况下所说的文学艺术性，是指在自由创造基础上的文学艺术性。而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必须在事实真实的基础上建立和展开。可以虚构和必须真实的严格区别，也就把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作了个性化的限制与界定。不考虑真实性对报告文学的限制，简单地以小说等文学体裁的艺术性来要求报告文学，又不去发现报告文学自身的文学艺术性特点，自然是会有不满足的。在认识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时，人们需要一种新的眼光和开阔的胸襟，应当提醒自己不固守在传统的观念上。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我认为至少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真实性的感染与诱惑力量
多年来，人们都在谈论和研究文学的艺术性。可是，人们更多注意和研究的是文学表现技巧手法的问题。表现技巧和手法，自然是很重要的，是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的必备因素。但是，对于真实性，人们却总是把它放置到内容的范围之内。其实，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真实性也许是更加重要的东西。没有了真实性，所有的技巧和手法都变得玄虚无力。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真实就是事实的真实，是它生命的根基所在，其作用和价值就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内容的部分，但它实在也是文学艺术性的一部分。
报告文学的真实是新闻的真实，但报告文学表现真实的方式和新闻有不少的区别。新闻一般只是对于事实作客观地传播扩散，而报告文学却是作家对事实进行了主观的浸润之后的一种描写表现。所以，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这其中是有着作家的认识和倾向的。而什么样的真实能够对读者产生感染和诱惑的力量，这里面又是大有文章的。在纷纭的社会生活中，在每天都在发生着千千万万件事实的时候，人们不可能也无法对每一件事实都关心，都产生兴趣。因此，对于事实的选择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文学式的内容。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之所以具有文学艺术的因素，是因为它作为报告文学的一种特性存在又区别于其它文学形式而出现的。新闻里面有大量的事实，可是这些事实太单纯，太枯燥，太密集，太芜杂，缺少艺术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小说等文学形式里，有较强的艺术性，可是，它们所提供的事实却加进了虚构的成分，没有可靠的生活依据。一个缺少欣赏性，一个没有可信性。但是，读者在这两方面所有的欠缺感，又恰恰被报告文学这种既是真实的还是艺术的文学样式给弥补了。因为，报告文学为人们提供和文学艺术地表现了一种可信的真实，就对读者有了一种特殊的诱惑和感染力量。尤其是在社会生活出现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环境变得异常复杂，人们不易辨识自己的生存环境，不便进行生活选择的时候，报告文学的这种真实性就显得更加可贵，就更加有吸引人的作用。真实既是报告文学的基本原料，也是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魅力所在。试想，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里若不表现陈景润生活和科研事迹的真实；鲁光在《中国姑娘》里若不表现女排运动员英勇拼搏的真实事迹；胡平、张胜友在《世界大串联》里若不表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纷纷走出国门的真实状况，那么，这些作品还会有如今这样的作用和力量吗？报告文学中的真实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是作为一种艺术的因素而存在的。人们很难把它和其它艺术手段清楚地区分开来。因为，如果离开了真实谈艺术，是无法进入报告文学的堂奥的。许多作家、理论家，之所以反对把报告文学看成是新闻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艺术性的简单相加，原因就在于认为，在报告文学里真实和艺术实在是无法分开的一个整体。麦天枢在《西部在移民》里有这样的描写：
去年，不，是前年，我们陪北京来的一帮记者去定西县黑山沟，随便进了一户人家，那情景今天想起来还想哭：破屋里。炕上躺着个老大爷，不住嘴地哼哼，说是病了，好几天了就这么躺着，吃了几片阿司匹林，还是从队长家里借来的。身上盖一床被子，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堆，已经辨不清是什么颜色了，一问才知，这是一九七四年周总理说了话，兰州军区来挨户救济的军用被子。地上跪着一个老婆婆，怎么劝也不起来，好不容易把她扶起来，才知道老人家穿的裤子只有半截，裹过的三寸小脚没有袜子，她是怕人看见了丢人。姑娘十八岁了，一直躲在土坯砌的厨房里不出来，我跟两个女记者挤进去说话，女娃娃哭了：大热天，她穿个棉背心，膀子露在外面，腰也露在外面——背心太短了；穿条好几种颜色的裤子，已经说不上是穿，像个门帘子，挂在身上——像这样严格的白描文字，表现出的严酷的真实，你能说它只有真实而没有感染力吗？这样贫穷的情景谁看后都是无法忘记的。报告文学艺术化的过程和目的，实际上就是使真实更加充分和更加有说服力。在这里，真实既是文学艺术性的起点，也是文学艺术性的终点。更是文学艺术性的基础和舞台。离开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谈论、要求和判断其文学艺术性程度如何，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谈。
以典型形象表现真实社会生活
文学艺术的特点是通过典型的形象表现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说：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报告文学尽管表现的是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但它属于文学范畴，所以同样也应当具备这样的特点。只是报告文学在实现这个特点的过程和方法与其它文学形式不完全相同就是了。
小说是通过艺术虚构的方法来塑造典型，用个性分明的情节和形象来感染读者。而报告文学作家的艺术活动范围就要小得多了，他只能在严格的真实范围内来实现典型化、形象生动性。人们不能对来自真实的报告文学在典型性、形象生动性方面有太多的苛求，但是，报告文学作家却不能放松在这方面的努力。因为，报告文学若是忽略或放松了在这方面的努力，就等于自觉地放松、放弃了文学的追求，这同样是对报告文学的一种放弃。
报告文学的典型化，是通过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了解，研究之后，在反复地对题材对象的选择中来实现的。波列夫依在《论报纸的特写》一文中说：报告文学作家在创造典型，塑造形象时，和小说家完全不同，“他们要从生活在自己周围同时代的人们之中，找寻出一个人，这个人的生活要能够完完全全体现出他的创作意图，能够反映出时代的最最典型的特征。”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事件和人物，报告文学不可能都进行报告。报告文学作家要选择的，只能是关联着社会生活的重大矛盾，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突出的人物等方面的题材内容。在这种选择什么和不选择什么的过程中，就开始了典型化的活动。例如，乔迈的《三门李轶闻》，所报告的虽然是吉林农村的一件有关党员作风、党群关系的事，可是，因为它典型性强，就非常引人注意。乔迈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吉林省怀德县十屋公社三门李第四生产队的五名党员，在群众自愿结合，划分联产计酬作业小组时，因为多年形成的漂浮作风，“见椅子歇腿，见酒盅开胃”，严重脱离群众，如今无情地被群众冷落一旁。
此后，他们认真反省，组建“党组”，一年后又赢得群众信任，和群众联合一起，共同致富的消息。出于一个作家的敏感，乔迈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典型意义的题材。对它进行报告，可以真实充分地使人们看到，党员的作风建设和榜样作用是多么地重要。很快，乔迈就深入到当地去进行认真采访，不久就写出了这篇名重一时的作品。这个作品出现在1981年那个农村社会生活刚刚开始发生新变化，新组合的环境中，发生在那个群众可以有限地左右自己的命运，一些党员干部却还在旧的思维和不健康行为轨道上滑行的时候，就有很强的震动力和启发性。《人民日报》1983年3月24日，全文予以转载。《人民日报》在转载时加的“编者按”中称，该作“表现了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难能可贵的敏感和热情”，“从党群关系方面提出了共产党人在四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做什么榜样的问题”。中共黑龙江省委，吉林省委接连发出通知，把《三门李轶闻》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整党教材”。之后，又改编为电影《不该发生的故事》在全国上映，同样引起强烈的反响。《三门李轶闻》在当时那个群众对党员存在着抱怨和期望的环境中，有着分明的典型性，所以，它的创作是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品所表现的题材内容是否具有典型性，是作品能否引人关注，产生社会影响的重要因素。这是许多成功的报告文学一再证明了的事实。因此，也是作家必须重视的问题。
选择了具有典型价值的题材，这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紧跟着的工作，就是要考虑如何形象生动地表现这个题材的问题了。报告文学表现真实的生活，是有许多方式和手段的，茅盾说：“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
（关于更加具体的表现艺术，在后面还将会作出阐述）这就是说，除过在真实性问题上不能动摇外，报告文学的艺术天地也是十分广阔的。问题在于，作家是否能够很好地把握和运用所有的艺术手段。例如，夏衍在《包身工》里为了表现“包身工”的生活环境，他作品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皮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地呼喊，“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地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浇在脸上。
这是“包身工”生活环境的逼真描写。从这个环境和她们的生活起居的一个场景，读者在还没有接触“包身工”的工作时就对其生活的艰难有了一个初步的感觉和印象。在这些描写文字中，有白描，有声音，有动作，有评论，是多么地富有形象性和现场气息啊！是多么地富有感染人的作用！
这可以说是具象性的描写。还可以有比较虚泛但却也是形象的描写。例如，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里，为了表现陈景润生活科研的大环境，但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复杂的，混乱的现象又难以作具体的描写，因此，徐迟就把它虚化一下，用一种比喻的文字作了恰当的说明。作品写道：
一台一台的戏剧，排演出来，喜怒哀乐，淋漓尽致；悲欢离合，动人心肺。一个一个的人物，登上场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呵。乃有青松翠柏，虽死犹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英雄豪杰，人杰地灵，于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
这些文字，是多么的灵动美妙。它既形象，又深刻。既是凝炼的诗的语言，又是有高度概括力的评论语言。很富有文学艺术的表现力。从以上两个例证，我们足以看到，报告文学在表现真实的过程中，是完全可以实现生动形象的表现的。
问题就在于作者是否有形象化地表现真实的本领。但是，不管如何，人们必须重视文学地表现社会生活的真实性这一点不可。因为，这一点是报告文学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主要内容，也是报告文学不同于新闻信息的明显地方。作为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无论如何也缺少不了的。
理性精神和感情力量
报告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直接地参与的一种文学样式。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纷纭的关系面前，报告文学无法也不应该回避。因此，报告文学需要很强的理性精神。没有这样的精神，作家在复杂的矛盾生活面前就辨不清方向，分不出是非来，搞不好就可能使自己的创作汇人到俗流或误区中去。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理性是报告文学的灵魂。理性是报告文学是否表现出超凡脱俗，表现出深刻和灵光的重要方面。理性也是作家走向社会生活的肌理和进入读者的思辨领域的最好方式之一。
有没有理性精神，理性精神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报告文学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关系到它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读者的问题。因此，报告文学的理性精神也同它的真实性、典型形象性一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性内容，也应该为人们所认识。
报告文学的理性精神，首先表现在作家对于题材的选择过程中。能不能发现和勇于选取那些与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事件人物有密切联系的题材，这不仅有一个胆识问题，重要的还是作家是否具有理性眼光的问题。例如，有关体育方面生活内容的报告文学作品，在赵瑜的《强国梦》之前，已经有过许多篇。但是，在已经有过的作品中，都几乎一致地是表现运动员刻苦训练，为国争光，在世界各种赛场升国旗，奏国歌的内容。表现这些内容本身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在我们的体育活动中，还有没有误区，在哪些地方需要反省，需要改革，需要更新才对呢？这样一些有关体育活动方向，性质和能否健康发展的问题，一直是很少有人进行思考的。赵瑜长期身居体育运动当中，对体育界情况了解很多。所以，《强国梦》的发表说明，赵瑜是第一个公开对中国的体育运动进行认真分析和认识总结的人。在赵瑜看来，我们的体育工作是有很大的成绩的。与旧中国那种人称“东亚病夫”的状况相比，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们正在走向一个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但是，我们的体育体制是有忽略全民健身这个根本目的而注重培养尖子，争夺金牌这样的偏颇倾向和弊端的；我们的体育训练是有忽略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而把夺名次看得高于一切这样的误区的；我们多年来的体育实际表明，在对体育性质的认识上，不少掌管体育管理大权的人是存在着不尽合于体育宗旨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认识的。有许多的事实表明，把过多的政治内容和道德内容附着在体育运动上面是不科学的，也不利于体育的健康发展。总之，赵瑜在自己的报告文学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和看法。表现出一直对于体育的新理解和新观念。《强国梦》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不少人对作者的勇气和独到的认识理解表示支持和同意；也有人对作者的看法表示不能接受。可是，人们都认为，赵瑜为全面、深刻、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体育运动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可以给人们许多的启发和参考。《强国梦》中如果不存在这种明显的理性内容，还依旧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那它就不会有这样的重要价值和作用的。据来自有关方面的消息说，我们的体育主管部门在此后的体育改革行动中，在不少的时候和地方是受《强国梦》影响的。
基希说：“真理是艺术最上乘的原料。”报告文学的理性内容，是它对读者产生诱惑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在报告文学作品中，有真实的事实尽管是重要的。但是，作家若是缺乏认识和穿透事实的思辨，缺乏用理性的眼光关照事实的能力。就很难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功能和作用了。报告文学不像小说那样，作家要把自己的倾向性隐蔽起来，最好让读者去从作品的情节和人物的性格形象上体会作品的思想和作家的倾向性。恩格斯说：文学作品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是就一般的文学概念而说的。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新的文学样式，它自应有它的个性特点。报告文学在事实面前，不能含糊自己的态度，必须要有分明的观点。只有提供了事实并提供了观点的报告文学才有个性和冲击力量。简单地罗列事实，在纷纭复杂的矛盾冲突面前缺少主观的判断，说话吞吞吐吐，王顾左右而言它等搪塞态度，都是报告文学创作所忌讳的。报告文学的理性层次，时常同作品的成败得失成正比。愈使对生活事件或人物有精到理解和认识的作品，愈是成功的作品，愈能博得读者的欢迎。例如，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就是因为能够在大家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现象上发现重要问题，有独到见解而博得读者好评，受到很高评价的。
涵逸的作品在哪些地方表现出了理性见识，我们不妨作一下分析。因为历史的复杂原因，我国的人口数量未能得到科学的控制，导致这个问题非常地难以解决。为了弥补历史的重大失误，政府强行地规定，一般情况下，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这样作的后果，是造成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又因为人们的舐犊之情颇浓，独生子女就变得非常地娇惯，在养育的过程中受到过多的溺爱。在缺少严格要求，正当教育的情况下，不少独生子女产生了无知、自私、任性、孤僻等不良作风和行为。就是在这到处都可以看见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涵逸发现了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不重视对独生子女进行正当的优良的教育，只是一味地娇惯溺爱的话，不仅他们的前途堪忧，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也是不容乐观的。因为这些独生子女一个个就像“小皇帝”一样地被人们供着，服从着，维护着，他们怎么可能会掌握良好的谋生手段，建国本领呢？所以，作家大声地提醒人们，我们不要培养“小皇帝”，而要培养高素质的接班人。作品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和让人深思的故事作为自己论证的基础，因此，把现象分析得透彻，把问题提得尖锐，也把结论表述得清楚有力。
理性的光芒在照亮了平凡的事实之后，显得更加的光彩，报告文学也因为有了这种理性的精神而庄严凝重了。理性在这里，有着极好的启蒙作用和感召力。它是冷静的，也是热烈的。它作为高质的原料而构成了文学艺术的一个部分。
感情的内容，历来是文学艺术的重要成分。报告文学既要充分地表示大的爱憎是非，还要随时发现和表现生活中那些富有感情内容的事实。注意用浓郁的感情内容感染读者。
理由在《倒在玫瑰色的晨光中》在叙述了一个有个性见解的青年的冤情经过之后，有这样的描写：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以为他还活着。当时专政机关采取的惟一仁慈措施就是没有把他的死讯告诉他那精神渐近失常的母亲。如今，这个老人时常颤颤巍巍地走出屋外，用凄凉而呆滞的目光寻觅着。向里弄，向派出所，向她所能找到的一切人苦苦哀求着：“你们帮他说说话吧，把他放出来吧。他是有学问的，他会四门外语。报纸上不是讲要重视人才吗？他会有用的。他是我的儿子，把他放出来吧——”这个青年是在粉碎“四人帮”事件过后许久被屈杀的。
了解了这个背景，再读这样的描写，人们的心里该会是个什么滋味。这位母亲的呼喊和诉说，是多么有力地撞击着读者的情感大门啊！
老一辈革命家陶铸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打击陷害，含冤死去了。几年后他的女儿陶斯亮在她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里，有如此的诉说：
爸爸，您的女儿是个医生，曾给许多病人看过病，曾在许多病人弥留之际进行抢救，也曾守护过许多病人与生命告别。可是；您病中，我却没能给您喂过一次药，打过一次针，甚至在您临终之际，我都不能让您看上一眼——爸爸，女儿对不起您——女儿实在对不起您——我知道，您一定会原谅女儿的，可是，我又怎么能宽恕自己呢？怎么能不合着刻骨的仇恨诅咒万恶的林彪和“四人帮”呢？
在这里，陶斯亮怀着深深的遗憾、痛苦、自责和愤怒的心情，向爸爸述说着多年来自己和妈妈的生活遭际，述说着对爸爸的惦念以及对他遭遇的不平。这是一个女儿写给爸爸的信，也是一个人在遭遇过大悲痛之后的哭诉，也是一份讨伐罪恶的檄文。感情是温情的，是犀利的，也是极富感染力的。
在报告文学作品中感情和理性如同双刃刀，它们在不同的面上发生着作用。感情的描写和表现，是文学艺术作品特有的手段，它也是作品文学艺术性的重要成分。报告文学作品中没有了感情的因素，就会减轻生活的气息，减弱对于人的感情世界的开掘，也就会影响对于社会和人的深入表现。
艺术地使用语言
语言艺术即文学，它以语言为工具来生动地表现社会生活，塑造艺术形象。
文学的语言是文字语言。在绘画、表演、音乐中还有线条、色彩、形体、符号、声音语言等等。报告文学自然是用文字语言来描述真实的社会生活的文学形式，因此，它的语言艺术，理所当然地是文学性的重要部分。
报告文学的语言艺术，主要是指作家在叙述和描写过程中运用文字的表现力的能力如何。文字是个可塑性极强的对象，它可以表现许多有形无形的内容。所谓“诗传画外意，贵有唾中态”，就是这样的意思。报告文学作品以语言传递社会人生内容，因此，准确有效地掌握语言艺术非常重要。
巴金在《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里，是这样描写他见到的彭德怀的：
他进来了，我们注意的眼睛并没有看清楚他是怎样进来的。一身简单的军服，一张朴实的工人的脸，他站在我们面前显得很高大，很年轻。他给我们行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着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跟我们中间的距离忽然缩短了、消失了。
作者用这么一点文字，就把彭德怀司令员那种简朴的作风，平和的性格，和蔼可亲的举止和富有幽默感的形象描绘出来了。可见，语言在写形状物方面的能力。
再看理由在《扬眉剑出鞘》里的一段描写：
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口令。小栾轻捷地跃进几步，挥出剑去，在对手面前晃了几晃，对方举剑相迎。
这是一种互相挑引的动作，两道剑光翩翩缠绕，仿佛在空中划着问号，都在试探对方的虚实。小栾越逼越近，对方一直退到“警戒线”上，出现短暂的相峙。小栾奋臂挥剑，“啪”的一声，把对方的剑向外一击，剑尖威协着对手的胸部。对方本能地把剑向内拨去，做出防守动作，这正是小栾所预料的。她连续转入第二战术意图。趁对方头一个防守动作还没完成，一抖腕子，把剑抽了出来，那剑在空中划出一个扇面形，从内侧绕到外侧，指向对方暴露出来的空当。同时弓步上前，飞剑直刺。这一连串娴熟细腻的剑法，伴随着力度、幅度、深度、精度，刹那间爆发出来，如灵蛇吐焰，银光一闪，正中对方的腹部。
裁判台上，表明扎加列娃被刺中的彩灯亮了。
这里，理由把一次瞬间即逝的击剑场面描绘得很精彩。
让人有如同身临其境之感。这种用文字语言分解击剑动作，演绎击剑过程的能力，确实是令人叹服的。
报告文学的语言，不光要承担准确表现事实的任务，还要承担生动形象地描绘事实的任务。因此，语言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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