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以它成功而又辉煌的成就丰富了我们的文学宝库。报告文学正在以一个文学家族里的新成员的身份开辟着文学的新天地。在过去的日子里，许多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涌现和受到的广泛关注与好评，似乎在说明，我国不仅是一个有古老文化传统的诗的国度、散文的国度，今天，中国也正在或是已经成为了一个报告文学的大国。
一、报告文学的现实景观
比起诗歌、小说和散文戏剧这些古老的文学艺术体裁来，报告文学不过是个年轻的小弟弟。可是，也许因为年轻，她才英姿勃发，有所作为。在人们称之为新时期（1978年以后）以来的文学创作运动中，文学创作在各个领域和门类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一个人们普遍认同的事实。但是，人们也许不难看到，在所有的文学创作活动中，报告文学的崛起与迅速发展，是一个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在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内，报告文学就一下子使自己成熟独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神奇的现象。
今天，当我们提到报告文学的时候，我相信人们大都不会陌生的。这是因为，今天，已经有许多的优秀作家聚集在报告文学的旗帜之下，有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被人们阅读、流传。报告文学的存在和表现已经是一个人们无法回避与否认的事实和现象了。如今，几乎所有的文学文化报刊，都在关注和刊发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文学作品每年都在以数百上千的数量增长着。不断有新人加入到报告文学的队伍中来。
报告文学有了各式各样的评奖活动，还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报告文学创作及其活动，已经是我国文坛上的一处不断翻新变化的风景。
然而，就在不久的以前，在我们权威的文学基本原理、文学教程和文学史着作中，报告文学还是一个依附在散文文体中的小小文学品种。《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报告文学：散文的一种，介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有的人甚至不承认它的文学地位，只把它看成存在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一种“边缘文体”。有的人虽然承认了报告文学的文学地位，可又视其为“二流文学”，“亚文学”。在报告文学已经萌生一百多年的时候，报告文学在我国竟然有如此的不幸境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误会，也不是有人有意要和报告文学过不去。我以为，最为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我们的报告文学还没有充分地把自己的个性和可能的有效作为很好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尽管我们曾经有过一直被大家普遍认同的报告文学，如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等作家作品。但是，像这样优秀的作品毕竟较少。在不少标着报告文学的作品中，除过在真实性这一点上把自己和小说、散文等文体的区别表现得较为清楚外，在其它的表现中是看不出有多少独特的个性的。有不少今天认定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其初发表的时候，就是明文标着“散文”或是“通讯”、“速写”的。例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自己就认为是一种“通讯”的形式。但长期仍被人们看成散文、报告文学欣赏着，示范着。1963年初，《文艺报》在北京召开的报告文学座谈会上，有人发言认为，“报告文学的创作，近年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人说这是因为它在整个文学中的地位没有被确定下来的缘故。”“什么是报告文学？许多人说，历来着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都有着不尽相同的解释，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科学的定义。”报告文学长时间地在新闻和文学之间游荡，被新闻和文学既接纳又排斥，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落脚之地。有的人勉强承认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可是，却把报告文学视为“二等文学”。1963年的3月中旬，《人民日报》编辑部和中国作家协会邀请了三十多位作家、记者，座谈了报告文学问题。有的同志谈道：“这次会议，扫除了把报告文学列为二等文学的错误观念。提高了报告文学的‘级别’，使它和小说平起平坐。报告文学的地位，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是会议一个不小的收获。”从这些与会者的欣喜和满足，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报告文学当时在文学界的地位了。在文学界尚且如此，在社会和读者中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报告文学的稚嫩，使得它名不正，言不顺。总是飘忽不定。
任何一种文体的建立，都不可能是在一夜之间成熟的。
报告文学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长时间经受曲折，是并不奇怪的事情。在我国，即使像小说这样的体裁，走向成熟和独立的道路也是十分漫长的。我们读了文学史以后，就会明白，小说也是在经过了神话传说、六朝志怪、到了唐代，才有了一种大的变化。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说：“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变迁。我前次说过，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底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而且文章很长，并能描写得曲折，和前之简古的文体，大不相同了，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进步。”此后，再经宋、元的几番衍进后，到了明清之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四部古典文学名着”的出现，小说走到了一个辉煌的时期。报告文学，作为新的文学体裁和品种，同样是有一个生成和发展的过程的（后文将会专门探讨论述）。
我国的报告文学，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之后，到本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迅速地成熟起来了。1978年1月，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是我国报告文学新里程的开始，也是我国的报告文学步入成熟的开始，这部作品的发表及在文学领域和整个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强烈影响，清楚地使人们看到了报告文学的创作特点和表现形态，以及它的分明而突出的社会作用和力量。这之后，迅速有一批作家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完全自觉而有意识地投身到报告文学的创作中来了。例如，理由。理由是以写小说而走向文学创作的。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之前，他已经有不少的小说作品发表。可是，在他1978年写作发表了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并获得成功之后，他就是十分自觉和热衷于报告文学的创作了。
还有一些人，则完全是受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和感染，一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就选择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迅速增多和全社会对报告文学的重视，都是和《哥德巴赫猜想》有一定关系的。我们必须要承认，在此之前，真正把报告文学创作作为目的的作家是极少的。大多数人写报告文学，是一种“业余”行为。但是，在《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不少人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就完全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报告文学创作的历史上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现象。许多的作家热衷于报告文学的创作，使报告文学创作的局势迅速改变，新的优秀的作品大量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认识和总结报告文学在文体上的自身特点，体会和寻找报告文学在创作中的特殊规律，渐渐的，报告文学的独特性和创作现律，在其不断的发展和作家们大量实践活动中较为清晰地显露出来了。所以，现在的报告文学，已经是一种在其文体和创作实践上完全区别于小说、散文的独立文体了。
报告文学的突出表现，使人们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无法对其忽视。人们在充分地认识和感觉了报告文学的社会作用之外，文学界的有关人士，还及时地对报告文学在其形式上的独立现象进行了总结和肯定。人们也许记得，早在1982年的时候，着名诗人、文学批评家，当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光年在谈到报告文学的创作时就说：“报告文学的兴起，确实很值得祝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来，报告文学一直是打先锋的。在拨乱反正的斗争中，在向人民报告时代的佳音，描绘社会主义新人，反映群众的喜悦、疾苦、愿望和要求这些方面，报告文学有时起着直接推动生活前进的作用。”“人民需要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开始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在文学领域中，报告文学兴旺发达起来，由附庸蔚为大国。”1983年3月24日，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他在讲到报告文学创作的时候，再次说道：
“我热烈祝贺我们的报告文学近两年又获得丰硕的成果！不久以前，我曾经兴高采烈地宣称，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现在，在报告文学又经过了许多的发展和演变之后，报告文学的“大国”气象和“大国”“风范”表现得更加充分和突出了。有心的人也许不难感到，报告文学独立的背后，是有着人的思想认识独立作为支撑的。
而人的思想认识的独立之所以能够实现，又是同社会历史环境和政治生活的改变密不可分的。因此，报告文学的独立，不纯粹是个文学的现象，它同时是一个政治和思想文化现象。
报告文学是新时期隆起的文学大山。
报告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今发展阶段的一颗明亮的新星。
现在，如果还有人把报告文学视为一种“边缘文体”，那他实在是对于报告文学的情况缺乏了解，是对其业已建立的独立个性和品格的忽视。如果还有人只把报告文学看成是文艺的“轻骑兵”的话，那就只能说他对报告文学的认识了解是片面的。报告文学的现实景观，要用一个军旅词语比喻的话，那它就应该是一支拥有各种新式武器的现代化的集团军了。报告文学创作既是今天我国文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人民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报告文学正伴随着我们的现实生活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二、报告文学的萌生与正名
报告文学是一种新的年轻的文学形式。这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但是，关于报告文学的萌生时间，还是存在着不少分歧的。今天，弄清报告文学的起源问题，尽管对现实的报告文学创作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无疑对于认识报告文学的特性和创作规律是有益的。
关于报告文学的起源，有两种意见：
起源于近代说
持有这种意见的人认为，报告文学的起源是伴随着近代的新闻报纸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日本作家川口浩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在《报告文学论》一文中，川口浩认为，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当然不是从前就有。这，始终是近代的工业社会的产物。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在此，才产生了近代的散文——即一般叫做Feuilleton（通俗文艺，小品文——引者注）的形式，Re-portage（报告文学——引者注）就是这种形式的兄弟”。川口浩接着说：“因为机械工业的急剧发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的进展，在文学的领域，也和在政治的领域一样地驱逐了Romantic（罗曼蒂克——引者注）的成分。在熔矿炉喷着火焰，兵工厂生产着最精巧的杀人机器的现在，什么星啦紫罗兰啦的故事，已经变成了时代落伍的作品，要靠文字吃饭的人们，无论如何也非应顺新闻杂志的势力不可。这，就是近代的集纳主义（Joumalism）和Feuilleton产生的社会的根源。”
塞尔维亚人，着名的新闻记者巴克认为“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就是报纸。它的存在是为了给读者以新闻，读者在他进早餐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世界动态的日志，他要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何发生和如何发生等。”
在我国，1931年7月，袁殊在《文艺新闻》18期上发表了《报告文学论》一文，袁殊认为，“‘报告文学’，这一名词在中国还是很新的。”“报告文学是纯然的文学：这名词，有时也称为‘通讯文学’，是从‘Reportage’的译语；而这‘Reportage’是从‘Report’（报告）这字变化出来的新名。这文学的形式，自然不会是自古已有的，它是一种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茅盾1937年2月20日在《中流》第11期发表了《关于“报告文学”》的文章，这是有关报告文学创作的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茅盾认为：
“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个匆忙而多变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式样。”周立波说：“报告（Reportage）是近代文学的一种新形式。”因为有人坚持报告文学古已有之的观点，冯牧在1988年8月27日发表在《文艺报》的《报告文学漫议》一文中强调说：“报告文学，作为文学中的一个门类，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我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现代报告文学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文学品种。”
报告文学是近代社会伴随着新闻报纸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这是大多数人的研究结果和看法。可是，具体到哪位作家的哪一篇作品是第一篇报告文学，意见就是五花八门了。有人认为，美国作家杰克·伦敦1903年发表的《深渊中的人们》是最早的报告文学。也有人认为法国作家左拉是“近代报告文学的创始者”。等等。至于近代作家的作品被认定为是报告文学的那就更多了。例如，高尔基就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其形式上也可说是报告文学。”在这个问题上，是难以有个统一的意见的。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都是自然而正常的现象。笔者比较倾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捷克作家基希和他的作品是近代报告文学出现之后的代表。日本人川口浩说：基希的作品“创出了一个新的文学形式”。周立波说，报告文学的发迹，“有人追溯到各代的散文。德国诗人海涅的《旅行记》，美国杰克·伦敦描述阿拉斯加和荒原远海的文章，辛格莱‘社会情况，的笔记，都可以说是一种报告。不过，直到德国基希（基希是捷克人，1921年迁居柏林，用德文写作，——引者注）诸人的作品出来，报告才成为一种不能被人轻视的独特的新形式。”基希不光用他大量的作品丰富了报告文学，而且，还对报告文学有不少的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对于人们认识报告文学的个性特点是非常重要的。
古已有之说
我们似乎还没有发现国外有人持这种观点。在我们国内，着名作家刘白羽是“古已有之说”的代表。刘白羽曾经两次表示了这样的观点：在《论特写》一文中，他说，“只要考察一下我们的文学传统，就可发现，早已有这样一种体裁流传下来。举一个例吧！比如《史记》，它不但是一部历史学巨着，尤其是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我们只要举出大家容易了解的《项羽本纪》，我们就可看到司马迁是怎样创造了把高度的艺术描写和深刻的评论结合起来的特写文学。”
一年之后，他在自己的文集《早晨的太阳》的“序”中，又谈到这样的看法，他说：报告文学“自古以来就在中国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全部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特写’是从外国传来的。其实，‘报告文学’，‘特写’，不过是后来加的名称。至于这种文学样式，自古以来就在大量发展着，诸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以及后来陶渊明、杜牧、柳宗元、苏东坡，更不知写了多少好的‘报告文学’、‘特写”’。
刘白羽的这一观点，初一提出，就有不少人表示难以接受。因此，多年来，少见有支持的意见。可是，到了1981年，张海珊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报告文学‘最新输入’说质疑》一文，表示赞成刘白羽的观点，并且论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散文非常发达，实在不可能设想在它那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里竟会没有报告文学的浪花。只要真正掌握报告文学的性质和基本特征，仔细考察一下三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就不难发现，——报告文学却是古已有之。正如刘白羽同志所说，报告文学‘自古以来就在中国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
另外，还有一些对报告文学起源的理解。不少人在坚持报告文学是近代的产物的同时，认为报告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是和无产阶级革命及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有人把报告文学看成是一种明显带有阶级性的文学形式。
黄钢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说：“报告文学这一近代特有的文学样式，是在什么时代条件下诞生的呢？我的看法是，报告文学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开始孕育和开始成长的”。无产阶级的报告文学“起源于《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发端于《震撼世界的十天》；但就‘艺术的文告’从理论到实践的自觉地完成，则始于基希诸人”。胡仲持也着有文章说：“报告文学既然仅仅是信史的资料似的报导性的文学作品，那么，粗粗一想，我国几千年来‘汗牛充栋’的文献中间，总该有着很多的报告文学吧。然而不然，现在任何一个科学的社会史的着述家都可以告诉你，从那么多的旧文献里，找不出一件完整的文献作品，可以不经洗剔，现成的用作信史的史料的。为什么历代的作家们对社会事实的记录，做不到近代标准的严格的信实的程度呢？因为文字这一工具一向操纵在士大夫阶级的手里。士大夫是‘治人’的，跟一般‘治于人’而从事实际生产的人民大众在意识上有着基本的差别，那些依附于压迫阶级的士大夫对于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同情尽管有着程度的深浅，但是由于意识上的阶级性，对于实际社会的任何事象，终究不能观察得透彻，思辨得明晰。因此从人民大众的观点，算得真正信实的报告文学，在中国的旧文献里一向是找不出来的。就是照世界范围来说，报告文学也实在是本世纪刚才出现的新的文献形式。因为只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因苏联大革命的成功而普及于世界的时候，各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才经过了一番意识的改造，学会了科学的观察方法和思辨方法，写得出从人民大众的观点，十分忠实的报告文学来。”尹均生在《报告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型的独立的文学样式》一文中说：“回顾报告文学兴起的这段历史，可以给我们几点启发。第一，报告文学的产生的确是同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联的，所以说它是人民的、战斗的新型文学形式之一，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组成部分。第二，报告文学总是处在时代的漩涡之中，哪里有革命激流，哪里就有报告文学。第三，社会的大动荡，反动势力的猖獗，总会带来人民群众的觉醒，促进一部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深刻变化，因而一些对时代比较敏感的记者和作家，就拿起报告文学这枝笔，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心声，写下历史的脚步。优秀的报告文学的社会价值和作用决不局限于新闻性，它是超越时代和国界的，是召唤着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革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战斗文学。”冯牧也有近似的观点，在《报告文学漫议》一文中他说：“我始终认为，我们现在所关注、所讨论的报告文学，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的兴起和发展，是和世界新闻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也是同马克思主义和近百年以来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人类解放事业的兴起与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写进了文学史的报告文学的前驱者和大师，都是如约翰·里德、基希、斯沫特莱、爱伦堡、柯尔佐夫、艾·斯诺这样一些革命战土和进步作家的原因。”
我对报告文学萌生和发展的理解
对于报告文学的起源和发展，人们是可以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的。但是，任何一种文学体裁的萌生和发展，自有它的根源和规律的。报告文学的萌生和发展，自然也不例外。
报告文学这个名称的出现，大家基本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报告文学这个称谓最早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前后的德国。据川口浩的研究考证，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的刊物《左翼曲线》第2卷第1号卷头语中说：“新的普洛文学的新的样式正在产生，这就是劳动通信和工场壁报。我们的后继者，要从劳动通信员及工场壁报的制作者及编作者的里面产生出来。”川口浩特别说明，“劳动通信和报告文学，普遍被当作同义语一样，其实，两者决不是同一的东西。报告文学，却是一种文学，两者的机能，完全两样，因为前者不是文学，而后者却是纯然的文学。”此后，一些报纸把记者、作家用文学的笔调所写的，报导现实生活中真人真事的文章称之为“报告文学”。从此，报告文学这样的作品就先是在欧洲，后来又在亚洲和世界各地出现了。
从报告文学这个名称的正式启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和新闻报纸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由此可见，巴克说，“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是报纸”，这个看法是极有道理的。而说到报纸，我们就不能不想到近代科学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因为，正是这种科学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才为新闻报纸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条件和保障。而报纸的大量创办和发行的不断扩大，又给新闻的展开以刺激。因此，可以认为，报告文学的出现是适应着新闻报纸的发展而产生的。
没有新闻报纸业的大发展，报告文学这种形式就无从提起。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新闻和报纸还不能为报告文学提供一种表现的可能的时候，报告文学只能是一种空想。就像科学和工业未能为电影的出现提供物质的条件的时候，电影就是不能想象一样。尽管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和电影有所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在报告文学这个称谓出现之前，即使有多少类似或接近报告文学的作品，那它毕竟还不是报告文学。带有纪实特点的文章，描述真实见闻的作品，它可以是人物传记、墓志铭，可以是真实的生活札记、记事随笔，可以是旅行纪实等等，可就是不是报告文学。我们不能说它像而就认定它是。人是猴子变的，猴子和人有相像之处，可猴子和人是有根本的区别的。报告文学是有它的个性特点的，它的个性特点除了真实性之外，还有现实性、文学艺术性等。不能只从真实性一个方面去认定作品，把那些具有真实性的文章，都说成是报告文学。在判断一个文学对象的时候，如果没有了个基本的界定，那么许多的事情就没法说得清楚了。我们当然不是否认事情都有个过渡的过程，忽略报告文学的演变情形，非得要用报告文学这个称谓出现的那一天划出是或非来。然而，把报告文学的萌生起源一下子推到几千年前的古代去，我以为是没有道理的。
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文学的表现始终是和人类社会的历史阶段相互适应的。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讲到希腊艺术时曾经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里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我们只要仔细地体会马克思的这些话，就不难理解出它的意思。在马克思看来，神话、史诗这两种文学体裁是只能在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都还十分低下的社会阶段产生，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随着自然力的被支配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它们就必将逐渐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各种演变，产生新的体裁。报告文学是社会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到近代，有力地促进了新闻报纸业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古老的一些文化现象怎么可以与它等同呢？
报告文学的产生，除了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以外，还要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土壤。由于社会各方面矛盾的加剧，阶级斗争空前的激烈，到了本世纪初终于酿成世界大战。战争无情地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人们痛恨战争，又无法躲避战争。在一个非正常的生活时期，人们时时都在为自己的生活环境操着心，为自己的安全操着心。所以，关心时局，关心有关的矛盾冲突和战争的一切消息，就是人们的一种实在的欲望了。新闻记者发出的消息满足不了人们的期望，这时，那些无法找到安定的创作环境的作家，也就难以静下心来写春花秋月，鸿篇巨制。于是，有些作家也就到了矛盾冲突的漩涡，到了战争的前沿，写自己的见闻。正是生活的现实把记者和作家们集聚到了一起，把新闻和文学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人们写自己眼见的事实，描述真实的事件和各种感动了自己的人物事迹。从此，一种用文学笔法描写真实的人，真实的事的文体——报告文学就被生活和记者、作家共同创造出来了。这种作品既满足了人们了解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又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对象。它比新闻消息充分丰富，它又比通常的文学真实灵活，亲切自然。因为战争，在德国产生了报告文学这个新的文学形式。
同样，在我国，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抗战斗争，极大地推动了报告文学的发展。而这些现象，都是近代的生活事件。我们在研究报告文学的起源的时候，不能不给予充分的关注。
报告文学的出现和得以存在与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它填补了新闻和虚构文学之间的空白地带，并且在这个空白地带较为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个性和作用。新闻是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和行为的。真实、客观，及时具体、短小精练等是它基本的表现特点。虚构性的文学创作，有行动自由，生动形象，典型性强，丰富多彩等等的特点。可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既真实生动，又有比较重大的影响力的人物和事件，新闻因为及时短小而无力或是顾不上作充分的报导，而文学又因为可以虚构经常地回避了这些真实的存在。所以，这样一个也许并不算小的社会生活空间内的生活，就无形间被忽略和闲置起来了。报告文学正好在新闻和文学的空白地带建立起自己的基地，以自己特有的个性和手段实现了对这些真实的，有充分社会意义的事件和人物的文学报告。在新闻和虚构的文学之间没有这个空白地带，报告文学就会没有立足之地，也就不会有它的存在和发展了。报告文学最早是新闻和文学结缘的产物。随着新闻、文学和报告文学各自的革新与发展，报告文学现在已经是个独立的个体了。田仲济在《特写报告发展的一个轮廓》一文中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他说：“从特写报告发展的历史看，就时间来说，的确是一种新的文学，年轻的文学。就它的产生来说，也可以说是从其它文学形式蜕变成功的：是新闻通讯渗入了形象化的表现方法；是散文渗入了新闻性和战斗性；是小说限制在了真人真事上。”报告文学在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之后，又吸收了新闻和文学的有机营养，生长了全新的自我。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奋斗和发展，现在，报告文学已经告别了童稚的年代，步入了成熟的青年时期。
我们充分地注意到，报告文学在表现人类的进步事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时的突出成绩和作用。可是，这一切的存在，或许还不足说明，报告文学是一种有着分明阶级性的文学体裁。它只属于无产阶级自己所拥有。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被进步作家和无产阶级战士所运用，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也就像无产阶级可以用小说、诗歌等文学形式为自己的主张作宣传，表现自己的伟大成就一样。认为报告文学具有分明的无产阶级性质，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斗争中孕育和生成，并为无产阶级所拥有的观点，是多少带有一些感情的因素的。因为非常的看重某些作品，而忽略了作品体裁的非阶级性存在，这是偏颇的根源。报告文学最根本的归宿不是阶级性，而是事实的真实，谁拥有了真实，谁就拥有了报告文学。
三、报告文学的历史成果
在报告文学大约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家作品的存在，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可喜收获，是支持和促进报告文学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保证。
国外报告文学的历史成果
在报告文学这个名词出现之前，确实出现过不少非常近似于后来的报告文学的作品。对于像有不少人看重的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微支的《旅美书简》、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俄国作家安·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德国作家盖奥尔格·福尔斯特尔的《环游世界的旅行记》、法国作家爱米尔·左拉的《我控诉》、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苏联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月九日》、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等作家作品，都是不能轻易忽视的。这以后，又陆续出现的伊里亚·格·爱伦堡的《战争》、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约翰·赫西的《广岛浩劫》、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瓦伦丁·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等等作品，也是人们较为熟悉的。
但是，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基希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这种新的文学体裁，是在很长的时间内由许多作家作品的酝酿和准备之后才慢慢成熟起来的。可是。惟有基希的贡献最自觉，最明显和最突出。基希是报告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人们公认的世界报告文学大师。
埃贡·埃尔温·基希于1885年4月29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1948年3月31日病逝于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他出生在一个布商的家庭，十七岁中学毕业后便人工科大学学习采矿。他在服了一年兵役后，从1905年起就从事新闻工作。他先后在《布拉格日报》、《波希米亚》报和《柏林日报》等新闻单位工作。作为新闻记者，基希一生曾经旅行过世界的许多国家。正是这种新闻记者的身份和到处旅行的经历，为他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在报告文学创作上有丰硕的成果。早在1908年，他就发表了报告文学《布拉格街头拾零》，1919年又出版了《布拉格冒险》一书。在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中，基希大胆地揭露了布拉格社会生活的黑暗状态，真实地描述了贫困、犯罪、卖淫等现象。并且适当地指出了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了革命工人运动之后，基希的思想、眼光和作品的锋芒就更加犀利了。他1920年的《布拉格军团里的士兵》、1924年的《怒吼的新闻记者》、1926年的《沙皇·东正教教士·布尔什维克》、1927年的《世界冒险》、1928年的《时间匆匆》、1929年的《天堂美国》、1932年的《亚洲剧变》、1933年的《秘密的中国》、1934年的《禁止入内》、1935年的《五洲探险、1937年的《在澳大利亚登陆》、1942年的《广场奇闻》、1945年的《墨西哥漫游》等大量报告文学，就是他对于报告文学的实际贡献。基希的这些作品，真实具体，观点鲜明，激情饱满，有很强的战斗性。在对报告文学的理论认识和研究上，基希的《报告文学——一个危险的文学样式》，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所以，有人说：“是他创造了报告文学这个新时代的文学体裁”。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报告文学创作一直是十分活跃的。有一些作品也被陆续介绍到我国。例如：英国作家科·瑞安的《最长的一天》就被李文俊、陶洁和申慧辉合译成中文发表在《世界文学》1992年的2、3期上。《最长的一天》，报告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战役的作品。这部作品曾由美国的福克斯电影公司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由着名导演制作和不少着名影星出演。影片在世界各地上映后，获得很大的成功。作品描写了诺曼底登陆那天的战斗及事前准备与事后余波。事情头绪繁多，人物众多，但作者写来有条不紊。作者笔端多带感情，读来扣人心弦，有身临其境之感。1985年《译林》第3期，刊载了英国作家福莱特的《万里救人质》。作品报告的是美国和伊朗在外交上发生了人质事件，美国某公司的两名工作人员被伊朗扣押，美国派出营救组前往伊朗解救。经过一番紧张复杂的活动之后，两名美国人质终于脱险。作品详细报告了事件的起因和中间的冲突及最后的结果。情景复杂，紧张激烈，十分吸引人。此书在1984年，曾经长时间居美国“非虚构小说”类畅销书之首。前苏联作家阿·阿达莫维奇和达·拉格尼合作的，报告1941年法西斯侵略者包围列宁格勒前后情景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围困纪事》、格里高利·麦德维杰夫作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总工程师所写的报告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重大核泄漏事故的《切尔诺贝利真相》、美国作家斯·特克尔根据135个曾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的口述整理的报告文学作品《好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口述历史》、德国作家特·瓦尔拉夫报告外籍劳工在德国工作时所遭受的歧视和各种不公平待遇的《在底层》、拉·施勒德尔夫与沃·尼曼恩合作，报告了德国的突击队，经过长途奔袭，成功地在索马里粉碎了恐怖分子劫持民用航空飞机行为的《摩加迪沙行动》、日本作家反映战争期间妓女生活惨状的《山达根八号妓院》（改成电影后，中文题名《望乡》）、美国作家斯塔兹·特克尔表现许多人在美国不同生活追求和经历的《失去与得到的美国梦》等等作品，可以说都是报告文学的新的发展与收获。当然，肯定还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因为各种原因还未能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还不能具体地描述它。
但就我们见到的这些作品，也足以看到国外报告文学的发展态势了。
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成果
中国的报告文学，起步较晚。据杨如鹏先生考证认为，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才有了萌芽”，“直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报告文学’这个名称才介绍到我国”。我的观点与这个观点比较接近。我不大同意有的人把中国报告文学的起始时间与中国的近代史等同起来的看法。在“报告文学”这个名词进入中国之前，一些作家也在无明确文体意识的状态下创作了不少作品。这些作品非常地接近于后来的报告文学，后来人们也就把它当成报告文学看待了。像瞿秋白在1920年-1924年间，记述自己在前苏联的生活见闻和心理感受的长篇写实文章《俄乡纪程》、《赤都心史》就是一个例证。另外，还有茅盾、叶圣陶等人描写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的《五月三十日的下午》和《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朱自清描写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凶残屠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的《执政府大屠杀记》等等作品，也是这样的情形。1930年8月，“左联”执委会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新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和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最早提到报告文学和大力倡导作家去写这样的文学作品。有人考证，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有不少作家、记者创作了许多反映抗战事件和人物的作品，南强编辑部的阿英，及时地将其中的一部分作品编辑成书，题名为《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出版发行。阿英在书前写了《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的文章。这是我国的第一本报告文学的结集。
报告文学被更多的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应当说是在夏衍1936年发表了他的《包身工》和宋之的发表了他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之后。这两篇作品，以它的实际表现告诉人们，报告文学是个什么样子，具有怎样的特点和作用等。
这一年，萧乾发表的反映苏北、鲁西一带大水中难民生活的《流民图》，也引起人们的注意。范长江报告我国西北地区风俗民情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也是这个时期内报告文学的重大收获。它的出现，使报告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内容都有了大变化。等到了1937年时，周扬就说：报告文学“成为非常流行的运动”。这之后，报告文学就十分活跃地运动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有着不凡表现。例如，出现了舒群的《西线随征记》、丘东平的《第七连》、刘白羽的《逃出北平》、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周立波的《战地日记》、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刘白羽的《游击中间》、何其芳的《日本人的悲剧》、《环行东北》、穆青的《雁翎队》、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黄钢的《我们看见了八路军》、曾克的《挺进大别山》、华山的《我们还要回来的》、《总崩溃》、《英雄的十月》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报告文学的创作也是有发展有曲折的。在当代文学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像魏巍、巴金、刘白羽、杨朔等人报告朝鲜战争生活的报告文学，如《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作品。
出现了揭露和批判社会生活中丑陋的人和行为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出现了报告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如柳青的《王家斌》、《一九五五年在皇甫村》、沙汀的《卢家秀》、孙谦的《大寨英雄谱》、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华山的《神河断流》、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特别的姑娘》，反映和表现先进模范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魏钢焰的《红桃是怎么开的？》、徐迟的《祁连山下》、穆青、冯健和周原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甄为民等人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等。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报告文学创作也像其它文学体裁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这期间，出现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例如：报告河南省干部杨水才事迹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报告北京大兴县干部王国福事迹的《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等，这些作品，都是严重地受到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局限和影响的。在其思想认识性上有严重的偏差。好一点的有《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忆铁人》等，也是少不了有那个时代的痕迹的。还有的标着报告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些服务于“四人帮”政治阴谋的玩艺，与文学无关。
四、新时期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收获与发展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是伴随着新时期我国社会生活的发展脚步崛起和发展成熟起来的。没有政治生活的巨大改变，没有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的现实环境，报告文学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认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重大收获的时候，必须要了解这个社会环境。否则，就无法准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报告文学发展的内在原因。报告文学是一种特别需要文化土壤和文化环境保障的文体，它的生长往往和这种土壤与环境相适应。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重大收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对知识、知识分子的推崇与报告
自1949年10月建国以来，因为极“左”思潮和不正常政治生活的影响，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直未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在过去多年连续不断地要求学习，改造的被动局面上又掉价一档，成了被批判、打击的“臭老九”，知识神圣、科学神圣的口号在这样的环境下变得毫无作用和力量。在当时出现的文艺作品中，知识分子总是些被歪曲成不讲阶级、不明是非的糊涂虫乃至敌对势力的帮凶，只有在工农兵人物的不断教育关怀下才可以成为稍有用处的人。总之，知识分子、知识因为被愚昧而粗野的对待处在一种可悲尴尬的位置上。
1978年，《人民文学》第1期上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立即在社会上和读者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这篇作品除去它所写的题材内容和陈景润这位有突出创造成就的科学家有着分明的神秘诱惑力外，其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在文艺创作上突破了“四人帮”规定不能写真人真事，不能写活着的人的文艺禁区；它把知识分子和其对科学的执着追求精神作为正面的，主角的形象内容给予热情的赞颂；它用活生生的人与事批判了知识分子从事科学研究而被说成“白专道路”、“只专不红”、“不突出政治”的谬论；它通过陈景润的真实经历曲婉地对“文化大革命”那种妨碍以至破坏科学研究的行为环境提出了可能的批评，并呼吁社会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等人们敏感而关心的问题。再加上作者在文坛荒漠之后，较早地以真正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报告生活人物的鲜明艺术性等，更使这篇作品不同凡响。《哥德巴赫猜想》为报告文学创作题材领域的拓展和作家的思想行动自由树起了一个成功的先例。同时，也为整个文学在冰封多年后的复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并受到普遍热烈的赞赏之后，立即就有许多作家随之而来，走向知识分子，走向不同的科学领域和知识分子的五彩人生世界，写出了许多十分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徐迟自己，在《哥德巴赫猜想》之前的1977年，就发表了报告李四光人生及科学道路的《地质之光》。
之后，他又陆续发表有报告植物学家蔡希陶的《生命之树常绿》、报告着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科学人生的《在湍流的涡漩中》、报告我国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家及研究成果的《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等。另外，像理由报告遗传学家童第周的《让我们活得更年轻》、报告数学家华罗庚的《高山与平原》、报告妇科专家林巧稚的《她有多少孩子》、黄钢报告李四光人生及科研道路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黄宗英报告中年科学家秦官属坎坷境遇的《大雁情》、柯岩报告两位居不同地心却同一地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学人事迹的《奇异的书简》、陈祖芬报告主动归国的内燃机专家王运丰经历苦难而心不改，志不移的《祖国高于一切》等，都是这个时期内涌现出的报告文学力作。这些作品，大都以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和科学道路为线索，既富人生启迪，又传播科学知识。这些作品以其丰富的内容和作者充沛的激情描写，有力地恢复、改变了知识分子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人心目中的形象，使知识、科学的旗帜再次飘扬开来。这种在舆论上对知识和科学的尊崇，为此后人们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对国家的科技现代化进程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为沉冤鸣屈，为正义鼓呼
长时期内滋生形成的极“左”思潮及屡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给为数众多的人的心灵造成了剧痛与创伤。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劫难，更使中国冤魂遍野，屈鬼成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新的历史生活必须面对这个沉重的历史债务和严峻的现实问题。报告文学向来以锐敏和公正取信于读者，在这个许多人心牵情系的问题上，充分地表现了她的鲜明态度和正义的行为。
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以诚挚之心，深情地诉说了对父亲陶铸的怀念及他所遭遇打击的不平。声情至哀，平地起炸雷，较早地把对冤魂的鸣屈声传递出来。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则大胆地把对象定在1976年的“4-5天安门事件”上。作品从对这一牵涉到国家命运的，世界闻名的大冤案的报告，追寻人民对周恩来的真诚感情，表现人民是如何通过对周恩来的哀悼来与“四人帮”的恶行进行斗争的情形，表现了许多人在关心国家命运的斗争中的机智、勇敢和无私精神。王晨、张天来的《划破夜幕的陨星》，则把有个性见解，着有《出身论》不屈于邪恶、坚定地反对“血统论”却遭到杀害的青年遇罗克的冤案报告出来，让千百万知情和不知情者感到生活中曾有过的黑夜之深沉。张书绅的《正气歌》，报告的是坚持独立思考，长期与林彪、“四人帮”的恶行和极“左”行为作不屈不挠斗争，最后竟被切断喉管枪杀了的真理斗士张志新的事迹。祖慰、节流的《线》，报告武汉市一家剧场跑片员李郑生因为宣传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领袖，认为实践“是真理的惟一标准”，是“最高的革命权威”等而被指为“反革命”惨遭冤杀的详情。另外，像鄂华报告为与“四人帮”作斗争而牺牲的史云峰烈士事迹的《又为斯民哭健儿》，理由在《倒在玫瑰色的晨光中》报告一位青年思想家因见解与极“左”环境冲突而被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枪毙、李士非报告“广东的张志新”——官明华事迹的《昭雪之后》等。每每发表，都在社会上，读者中引来一片唏嘘之声。一代元戎彭德怀，战功赫赫，却为民负冤多年。一篇《彭大将军回故乡》（作者，罗海鸥、江立仁），以其翔实动人的报告掀开了历史的迷雾，把一个有颗纯净心灵，刚正不阿性格的彭德怀引领到了人民中间，让人看到被冤者的无私和冤案生起的莫名其妙。稍晚发表的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报告哥哥遭难之后她们一家人悲惨生活情状的作品。作品中所历述的那许多令人精神恐惧和当事者生理遭难的内容，十分深刻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冤屈者家人曾有过的苦难。类似的作品还有不少，很难一一述及。这样内容的作品，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生活背景下，是很能触动人们心弦的。它对每一件冤案叫屈的，都是在以鲜明的立场态度为正义，为真理作着有力的鼓与呼。也可以说，这些曾激动了许多人的报告文学，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以后正确地认识评价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以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一些重大决策都提供了充分的舆论准备。这些作品的出现，是报告文学有效地介入社会生活，在大的社会矛盾冲突中坚持正义，批判邪恶，以自身的特殊功能促进社会思潮正确运行的精彩之章。这样的作为在此前的报告文学创作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十分值得珍视和给予充分的评价。
改革时代的主旋律与奏鸣曲
改革开放，是中国近十多年来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几乎生活中所有的活动都在围绕着这个主旋律而发生进行着。
报告文学是改革开放主旋律的积极参与者和弹奏者，许多作家以非常充沛的热情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去，及时地报告着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冲突，艰难推进，以及改革开放给中国各个生活领域带来的生机和巨大变化，为许许多多的改革人物树碑立传，谱写着改革开放生活有声有色的乐章。程树榛的《励精图治》较早地把官本言在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的改革行为报告给读者。宫本言作风扎实，精通业务，敢于斗争，办事果断，干工作“说了算，定了干”，人称“宫大胆”。在一重闹得人心思散，濒临崩溃时，他接职上任。
上任后，他深入调查，艰苦奋斗，抓人心，管生活，大胆整顿，锐意改革，迅速使这个在国务院都挂了号的“老大难”改变了面貌，步人正轨。作者此后还写有《励精图治续记》，追踪宫本言调任黑龙江省委工作时的改革活动。作者把自己的钦佩和热情寄寓在对人物的描写之中，对于生活中改革人物的行动流露出极大的喜悦之情。理由在写过不少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之后，也对改革生活抱有浓厚兴趣，他在《希望在人间》里报告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厂长黄宗汉在职期间，顶着有人不断告状，他被迫作检查的情况下，奋力整治烂摊子的事迹。他知人善任，吸收外资和外来技术，只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将亏损8年，负债累累的厂子扭亏为盈，两年之后，竟成了“百万富翁”，被列为北京市的41个重点企业。理由还报告了广州南方大厦经理邓汉光所进行的商业改革行为，同样以生动的写真报告让人看到了改革开放给生活带来的光彩和希望。很多作品都是改革开放生活的热情参与者，如《艰难的起飞》，就十分具体地描写了丹东市二轻局的改革实践及所取得的可喜成绩。李士非的《热血男儿》报告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创建者袁庚的改革作为；周嘉俊的《南通虎》描写南通市长在当地如虎动作的改革业绩。他还对一段时间内影响遍及全国的步鑫生改革行为及步鑫生现象进行了有益的思考；雷铎的《世界第X特区——深圳》及较后倪振良的《深圳传奇》，都对中国重大改革成果深圳特区创建发展作了充分的报告等等，都是作者对改革开放这个生活主旋律的有力弹奏。
农村生活的变革，是这些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战场，在表现农村真实改革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中，首推乔迈的《三门李轶闻》，这篇作品不回避生活中的尖锐矛盾，把发生在三门李村党员干部与群众关系对立疏远，以至于出现在群众自愿组建生产承包小组时无人乐意吸收党员干部参加的严峻局面真实地描述出来，一下子让人看到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勇气和党员干部在思想作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比照中对山东农村改革年月的深刻变化进行了十分深入动情的描写，充满了泥土的气息，流溢着时代的信息与激情。李存葆、王光明的《沂蒙九章》对于沂蒙山区的人们借助改革之风，打开山门，重整河山，借山致富，日渐脱贫现象的报告，也给人以很大的抚慰和鼓舞。张锲的《热流》、王兆军的《原野在呼唤》、李准的《一个“精灵”的出现》对于发生在河南大地上的改革人物，改革新气象所作的富有气势却又具体的报告也十分引人注目。王立新的《毛泽东以后的岁月》对安徽凤阳县农民当年冒险实行承包制活动的追踪报告，多年之后再读，仍然令人感慨颇多。卢跃刚等人的《寻找中国农民的真理》对于农村历史现实的描写与反思，无疑是农村生活的沉重之声。作者们的投入和思辩也从一个新的视角为农村的改革生活提供了参照。
着眼于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改革的报告文学，这些年也出现过不少。杨守松的《昆山之路》、《苏州“老乡”》在这方面就十分突出。昆山县（后改为市）地处江苏省东沿，紧邻上海。多年来，上海不投资，江苏怕投资，成了个有地利而都不光顾的地方。改革开放之后，昆山人再也不等待了，自办科技开发区。他们态度坚定，方法灵活，服务到家。很快就吸引来大量海内外资金，闯出了一条内地搞开发开放的“昆山之路”。昆山的作法，得到国务院的认定，也影响到整个苏南地区。苏州“老乡”纷纷跳出水田，也跳出长久以来固定的生产方式，办工业、办乡镇企业，一下子四处开花，各方收获，一派兴旺发达景象。“昆山之路”是开放改革之路，是致富之路，这条路因有了杨守松的报告而名扬天下。
报告文学如此深入透彻地追踪改革步伐，为现实生活的发展进行张扬似乎少见。它是作家的自觉，是作家的良知，也是报告文学的责任所在。贾宏图的《解冻》，在多视角的扫视下，报告中苏关系冻结多年之后“解冻”的声息渐强，黑龙江开放边防口岸，大力做好中苏边境贸易，使北方冻土上显示出改革开放春潮的生活。作者写到黑河、哈尔滨、绥芬河等地如何利用当地口岸做活贸易文章，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许多生动故事和智慧人物，读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像用一船西瓜换回一船化肥的故事；像黑河市在江心岛开办自由贸易市场的故事等，都是有趣且动人的。在报告改革生活方面，陈祖芬的《挑战与机会》有着特殊的风格，作品把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人民如何抓住机会，迎接国际上新知识与技术的挑战，以缩小与世界的差距作为主要内容。作者把现实采访描写和联想充分发挥出来，信息量大，放射力强，思维活跃。它不在一个定止的地方论改革，可时时处处都在对改革表示着理解和促进。这是一个系列作品，主要有《经济和人》、《论观念之变革》、《理论狂人》等。至于以一个更小的地区或从单一方面对象进行报告的作品，那就更多了。
中国改革的深化，同样在相对稳定的军营内也展开着，书写军营内的重要改革生活内容，是一批部队作家多年来的责任和义务。钱钢、江永红的《“蓝军司令”》和《奔涌的潮头》是较早传出军队改革生活信息的作品。此后，徐志耕、程童一、陶正明三人合作的《“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杜守林的《瘦虎雄风》、中夙的《侨乡步兵师》《大势》、大鹰的《谁来保卫2000年的中国》、曹岩的《世纪之约》，更是从较深的层面，较大的范围上对军队面临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结合自身特点所进行的多方面改革所进行的报告，让人了解到在军营里面，一种更加稳定切实的改革活动同样是热浪滚滚，成绩巨大。
另外像周纲的《西天一柱》、汤世杰的《鲁布革陈痛之秘》、罗来勇、陈志斌的《前门外的新大亨》、贾鲁生的《亚西亚怪圈》、邢军纪、曹岩的《商战在郑州》、李存葆的《大王魂》等，都是有其特点和丰富内容的作品。这些从不同社会生产侧面报告改革现实生活的作品，是文学加入并促进社会改革的实际步骤，它为报告文学自身的发展和显示其特殊的社会作用提供了许多好的经验。有的作品因为与生活的深入联系可能会使它具有文学和历史的双重价值。
描写社会精英人物的报告
对于社会生活中杰出人物事迹给予热情的颂扬报告，这是我们报告文学的优秀传统。在近十多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这个传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理由的《中年颂》，报告北京清河毛纺厂中年女工索桂清的事迹。索桂清娘家在天津，三年中她先后为娘家、婆家的两位老人送终，孩子要自己管，自己身体又不好，可她出满勤，出满力，干满活，以自己柔弱的肩膀，为家庭、为国家挑起了重担。理由动情地说：中年人是社会的中坚，国家的脊梁，应当给予热烈的称颂。《中年颂》出现在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之先，在谌容同样也表现了这样的主题内容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柯岩的《船长》，用诗一般的激情和个性化的语言报告了中国远洋货轮“汉川号”船长贝汉廷历经风浪，稳操航船的事迹。作者写了贝汉廷的航海生活，表现了他从一个船长到一个“主人”的人生飞跃。他专业精通，“在海里像一块冲不动的礁石”，在岸上“像一块千锤百炼的钢铁”，外国人称他是“邓小平式的船长”。他不是外交官却办“外交”，他搞航运，却在世界各地广交朋友。他是一位合格的船长，也是一个社会的精英人物。穆青、陆佛为、廖由滨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非常生动地报告了农民植棉专家吴吉昌为了完成周总理让他设法解决棉花脱蕾落桃问题的嘱托，在“文化大革命”中那十分艰难的日子里，顶着挨斗、批判、被打成残疾、克扣工分口粮等许多压力打击，千难万苦地在家中、田间进行着反复钻研和试验的事迹。可是，待吴吉昌解决了问题，周总理却已逝世，这令他非常的痛苦。作者把文章做在完成的目的和过程上。目的表现了主人公承诺的庄重和信用，过程表现了主人公矢志不移的决心和战胜困难的精神。在矛盾冲突中写人、写情，用细小的情节叙述表现人的性格，也表现人的智慧。
这是作者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之后的又一篇精彩之作，很为读者欢迎。鲁光的《中国姑娘》是报告中国女排队员突出成绩和动人事迹的群雕式作品。他把女排的活动置于中国体育、排球历史的过程中来认识，既写出过去的希望，又写出排球队在几经苦打苦拼，用心巧练，为民族争气的情景。鲁光的报告并非完全看重结果的那种体育报道，他十分重视对运动员教练员精神、性格乃至心理的挖掘和描写。所以，他作品中的袁伟民、孙晋芳、郎平等人都以真实的人而具备了相当的文学形象，给人留下较明晰的印象。
《中国姑娘》堪称成功报告体育运动的优秀作品。钱钢的《核火》把多少年默默无闻地奉献于祖国核武器研制事业，却英年早逝的邓稼先的事迹公开报告给读者。邓稼先为了祖国科学事业，从不计个人得失，常年工作生活在有害物质和艰苦的环境中，最后身患疾病不治而亡的事迹非常令人感动。钱钢很好地表现了邓稼先的人品、才学、道德的统一，把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人生高度用他的经历行为作了生动形象的表现。黄宗英的《小木屋》报告自愿赴西藏从事林学研究的女科学家徐凤翔的事迹也很为人们称赞。徐凤翔本可以有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但她为了填补国家林学研究的空白，更好地掌握西藏的森林资源，她长期与家人分居，自己在西藏高原那充满危险，遍地是困难的地方搞研究。然而，她宗教般的行为却不尽为人所理解，为了一个高原上的小小研究站，她呼吁多时，求助过许多部门和人物却不能解决。黄宗英为徐凤翔的精神行为所感动，以报告文学的形式也加入呼号的行列，使她的文学式呼号更见动人和富有力量。
在报告精英人物方面还有魏钢焰的《忆铁人》、李延国的《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在这片国土上》、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孟晓云的《胡杨泪》、贾宏图的《她在丛中笑》、肖复兴的《生当做人杰》、和谷的《市长张铁民》、李荃的《中华之门》、杨景民的《黎鳌》、长江的《走出古老的寓言》、邢军纪、曹岩的《锦州之恋》、张正隆的《血情》、王宗仁的《青藏高原之脊》，胡世宗的《最后十九小时》、郭宝林的《高原雪魂——孔繁森》、一合的《黑脸》、谭谈的《大山的倾诉》、徐剑的《鸟瞰地球》、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邢军纪的《雪山之子》、石言、爱民的《天地人心》、乔迈的《中国之约》等。这些作品或颂扬一种高尚无私的品格，或赞美一种坚定的行为意志，或推崇一种纯洁的情感，本意都在宣传和倡导精神的亮丽和行为的文明进步，为人们树立榜样。报告文学作家们在报告这些社会精英人物的同时，也把报告文学本身纳入到了促进和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进程中去了，并使自己的社会形象得到了有力的塑造。
对“社会问题”的审视报告
报告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历来肩负着两方面的责任，这就是赞美文明和进步，揭露愚昧和丑陋。因此，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应是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过去，因为多种复杂的原因，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长期不被认识和运用，或者是在运用时受到了不应有的限制。五十年代一些作家就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之后，这方面的作品几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到了1986年后，报告文学创作伴随着拨乱反正，反思历史，倡导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的发展，面对许多矛盾和困难时，突然发现，要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困难，必须首先要敢于面对矛盾和问题，对所存在的社会生活环境、生活状况必须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于是，许多以观察审视各类社会生活问题的报告文学出现了。这种创作现象的作品，被人称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这种概念脱胎于茅盾早年有关报告文学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的观点。
报告文学反映社会问题，始于五十年代。《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就是这样的作品。“文革”后的《人妖之间》直接面对的是王守信贪污案件，但作者的目的却不仅仅是把这个案件的过程如实地告诉给读者就完事。他要寻根问底，他要弄清楚为什么王守信从一个不识几个字的煤厂女工一步步地上升为宾县燃料公司的经理，并与省里、国务院的部里及少数外地省份的人都联系上，最后大有权倾宾县之势，贪污56万元人民币（在当时，56万元是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在沿着案件的踪迹考察之后，作者认为：为数不少的干部思想作风变坏，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使王守信借以结成一个严密的关系、金钱网络，然后谋私谋利，这是个非常值得人们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超过了王守信贪污56万元钱本身。作者提出，管理好党的干部，纠正不正之风，这是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党的建设和社会问题。《人妖之间》发表之后，引起社会各方的强烈反响，人们为作品表现出的勇气和深度感到高兴，也为报告文学可以如此地面对社会重大矛盾事件和问题感到欣慰。
但是，表现“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概念在更多的作者、读者头脑中清晰起来，是较为集中地出现了一批视角相近，手法相近的作品之后。这些作品是：赵瑜的《中国的要害》、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麦天枢的《爱河横流》、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张桦的《京华建筑沉思录》、陈冠柏的《黑色的七月》等作品。这些作品明显地摆脱了此前那种多就一人一事而展开报告的表现方式，而是把在社会生活中感觉到，发现到的某一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作为思考的核心点，然后围绕这个点再把观察描写的对象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中去，最后依据众多真实，具体的社会人生现象对问题进行一种比较认真深入的宏观思考表现。这样的作品，看似对象分散，但它内容丰富，问题单一集中，对社会的覆盖面较大，所以，一般都具备相当明显的普遍性和典型性。“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一经出现，很快就受到了读者的重视和欢迎。
像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抓住“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而不少家长及社会忽视对他们进行正常严格的教育，不少人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采取了放任溺爱的作法这样的社会问题，通过广泛调查后，用大量精彩生动的故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文学性的报告，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样对待独生子女，不只对他们的健康成长不利，对国家民族的未来也是堪忧的。赵瑜的《中国的要害》，通过对太行山区交通严重不畅，公路时常堵塞，有时一堵就是一个星期、十天的时间，给当地的经济造成的妨碍，人民生活改善存在的困难进而意识到交通“要害”，不只对太行山区，对于整个中国也是个重要的问题。像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更是为人们打开了一道神秘之门。作者亲身混入丐帮，与他们同吃同游荡，看他们偷抢，看他们私下的组织网络，从中了解了许多孩子之所以流入丐帮的原因，了解了丐帮中同样存在着森严的等级的内情等，为人们认识了解丐帮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同时也为社会有关方面重视和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像麦天枢的《爱河横流》、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就以年轻人的感情生活，爱情生活为对象，把许多为了爱或不爱而去追求幸福，摆脱痛苦的行为报告给读者，让人看到了感情种子在中国新一代人心灵中的萌动，也让人看到这种萌动对于老一辈人，对于传统的社会道德，社会规范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自然在想爱和求爱的过程中，因人而异地还存在着许多复杂的问题，有些人的行为也许不融于传统，但也不融于文明。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们对于感情的要求已不再是羞于谈及，感情的把握，已不再交于他人的自觉和要求终究是合理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初发阶段，多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为对象，它确实对人们了解自身有着启蒙的作用。它以其对社会生活的巧妙切入诱发出读者对它的空前热情。
随着读者对“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兴趣的增强和作者视点、思维的扩展，更加贴近社会运行发展机制的不少问题被作家们捕捉住，并更多付诸理性色彩地表现出来了。在这个阶段，苏晓康、张敏的《神圣忧思录》首先以大影响于社会各方。《神圣忧思录》，涉及对国家民族有现实和长远影响的教育问题。以大量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历述了教师因为其收入微薄，经济困窘，社会地位低下，而使他们多年形成的教育神圣观念产生动摇，许多人不愿对参与教育活动发生兴趣的状况后，作者感到了比教师经济困难、教育经费紧张更为严重的问题，当教育神圣的旗帜倒下之后，那么国家兴盛、教育为本这样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将如何在中国得到落实。
神圣的不再神圣，这是作者对当时教育危机最严重的“忧思”。这篇作品发表之后，正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在两会会场立即就掀起了一个谈论教育，关注教育的热门话题。我们的体育界，历来是个热衷于讲名次、争金牌的地方。可是，赵瑜的《强国梦》却跳出常规，认真地对多年来人们对体育理解，参与的观念行动进行审视。赵瑜并不简单地反对争名次夺金牌。但是，他认为体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们身心健康，使人们的生命在锻炼中得到强化。而我们的体育活动中，从指导思想和训练体制，恰恰丢掉了这个最为重要的东西。一切为名次，千方百计夺金牌。在名次和金牌上附挂了太多、太重的政治功利性因素。在许多时候，竟然不惜以牺牲全民健身利益保尖子，甚至不惜牺牲运动员的身心健康求名次、求金牌。在对运动员的培养上，也是只重运动，不考虑其文化心理乃至生存的技能培养，使得不少运动员在年轻轻的结束了运动生涯之后，竟然成了个绝少生活技能的“半残废者”，成为社会的负担。我们的一些人，总讲要“体育强国”，这自然有某种象征性，但体育到底还是体育，金牌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强弱水平。赵瑜的《强国梦》对体育的认识和理解，其本意就在于吁请人们正确适当地认识体育活动，给体育运动以恰当的地位和评价。
可以说，这样的提请和作者表现出的不少理解是发人深省的，他对于人们在参与和接触体育活动时持一种平和的态度，体会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是十分有益的。与赵瑜的《强国梦》同一题材的尹卫星的《中国体育界》则从技术训练的角度对体育运动作了全景式的观察与报告。
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也是瞩目于愈来愈热的出国潮流而发出的思考之作。改革开放后，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而出国。或商贸、或科技交流、或相互进修，出国是正常的。于是乎，在这各式各样的出国行为中，就演示了不少值得人们深思的悲喜剧。然而，这些喜悲剧的出现又不纯粹是个人的行为所致，在不小的成分上，它同我们的教育制度，人事制度，知识分子政策有关。社会未能给知识分子提供合理正常流动的条件，也未能给知识分子应有的重视和酬劳，对于知识分子试图有所发挥的积极性也未能给予重视或尽可能多地提供条件。正是由于这种种的原因，许多人把改善境遇的希望寄托到了出国上。在大量行色匆匆的出国者身上发现并提出与知识分子相关的问题供人思考，这是《世界大串连》最为引人重视的地方。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写一项旨在改变一部分群众的生存困难、国家拨出巨款迁移甘肃、宁夏的整70万人到河西走廊定居的工程，却因为环境的、历史文化的、政策的原因，以及愚昧落后的习惯，干部粗糙的工作作风等，造成了许多新的矛盾。到头来让人真不知道此举“究竟是悲是喜是幸福还是痛苦是希望还是绝望了”。如因为贫穷，农民铲草皮做燃料，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更不利于发展生产；穷得一无所有，可每家都在迅速地繁殖后代，人口增长极快；为了脱穷，国家移民，可竟有不少人宁愿守着穷死也不愿离开等。这部作品在较多的层面上对国家的穷困面貌及传统的负面现象有所表现，真实地反映出生活中的两难境地，直让人感到生活每发展一步都是多么地沉重。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是第一部认真地对土地问题进行报告思考的文学作品。我们脚下的土地，过去只识得它是国之所有，生死之托。可如何认识它，利用它，把它在必要时推入商品市场，却是许多人，甚至连土地管理部门的人也不明白的。作品写了在利用土地时的缺乏计划，使许多年不该占用的土地被占用了，浪费了，在防治生态失衡方面的工作不力，使许多土地沙化碱化流失了；在不知土地价值的时候，又轻易地把不少土地租让给别人低息使用造成遗憾等等之后，大声地向人们提出，我们的土地资源不是无限的，我们的土地正在迅速地在荒废减少，必须在新的观念上来认识使用土地，让祖先留下的基业更好地造福于人民，造福于后代。这部作品站在土地上看土地，却又超越土地本身，在认识观念上的升华使人感到洞明，会让人在面对别的问题时也引起多一点的思考。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是对湖南娄底市市长借用权力“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的追踪报告，作者不畏权势，为寻求民主、公正而仗义执言及在事件进程中发出的许多感叹，实实有着“事件”以外有关法制、民主的思考。像这样一些在较大生活范围内表现问题，提出和思考问题的作品还有许多，像苏晓康的《最后的古都》、《自由备忘录》、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傅溪鹏的《沉重的车站钟声》、白描的《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吴民民的《留日学生心态录》、麦天枢、张瑜的《土地与土皇帝》、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胡平、张胜友的《历史沉思录》、《东方大爆炸》、李宏林的《八十年代离婚案》、麦天枢的《白夜——性问题采访手记》、柳明的《别有一难在人间》、马役军的《婚姻大世界》、胡平的《秋天的变奏》、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乔迈的《失去了，永不再有》、赵瑜的《兵败汉城》、瘦马的《人工大流产》、梅洁的《大血脉之忧思》、丰收的《西部大监狱》、谭旭的《天下第一难》、何晓鲁的《江西苏区悲喜录》、解思忠的《盛世危言》、何建明的《本世纪告别愚昧》、吴海民的《金圆新闻》等，这些作品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各个方面，尽管作者在对问题的认识方面会有不同的表现，但作者们关注社会现实，力图通过自己的作用，对问题的认识解决有所助益却是要充分肯定的。简单地从作者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一面就认为是只看问题，找毛病，那就是很大的偏颇了。在生活中，一个正确问题的提出就是对生活的一个有益的关注。这些“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正是报告文学作家们热情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表现，也是作家们对生活投入，责任意识的表现。自然，也是他们对报告文学社会功能从认识到实践的一次次十分有效有益的运用，它将十分有利于报告文学的发展。
在关注人们直接的生活内容的时候，报告文学作家们还不失时机地把目光传向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乃至整个生态环境领域。这是一种新观念的觉醒，也是阔大心胸的表现。它摆脱了短期的功利行为和目的，是对人类的一种长远和终极关怀。沙青在《北京失去平衡》中首先对北京地下水在开采利用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报告和看法。不久又在《皇皇都城》里对北京在处理垃圾问题上遇到的困惑、焦虑进行了报告。
作者把这些老百姓平常不大关心过问的问题十分突出地提示出来时，人们这才知道吃水、垃圾处理过程中的严重问题和危机。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通过对武夷山等地对森林的乱砍滥伐，严重地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悲惨状况，大声地发出警告。岳非丘在《只有一条长江》中对长江流域各地许多只计收益却不管两岸植被破坏，水质污染的行为发出怒吼。希望人们能从大局出发爱惜和保护这惟一的长江不遭受污染，造成灾难。徐刚的《沉沦的土地》，也是从许多土地流失的惊人和流失的不可思议的现象提出问题，作品把尖锐的批判和深深的忧思结合在一起，在痛苦的现实面前让人类产生出反省的自觉。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是报告文学创作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新途径和新领域，它使创作更加贴近生活，也使作品对社会的参与变得直接明了起来d从许多作品中，我们看到，作家对于问题的发现和报告都具有积极意义和理性深度，反映了敏锐和深刻的风格。这对于社会现实生活，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自己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会有不小的帮助。这样风格作品的大量出现，也把报告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报告文学创作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使报告文学创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独领风骚，占据文学舞台的中心，成为社会上万众瞩目的对象。但是，也应指出，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被社会、被读者接受和认可之后，许多人都把热情和兴趣投向这个方面，把发现问题的目光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之后，“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创作本身也就“出现问题”了。这时，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以点代面，以小代大的现象有之；在认识和理解问题时，片面性、偏颇的看法也不难发现；更有一些人把搜寻的目光转向生活中那些冷僻的角落，借对象的奇趣吸引读者的注意。还出现了不管反映什么问题，都要把对象放到全景、宏观上去表现，结果是贪大求全，人为地堆砌资料，把作品拉得很长，作品本身已不再是报告文学而近似某个行业领域的资料汇编或调查报告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报告文学的文学品格，也对“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创作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是这类作品创作中的一个教训。
历史生活的现实报告
报告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它的现实性要求。但这并不说明，报告文学创作就完全排斥现实生活题材之外的一切内容。在一些历史的题材对象中，同样蕴含着对于现实生活十分有价值的内容，报告文学作家通过对它的揭秘报告之后，同样会使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挥非常有益的作用。在这方面，许多成功的作家作品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
大鹰的《志愿军战俘记事》，是比较早地把目光投向历史生活的作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因为复杂的原因，有近万名志愿军战士成了战俘。在战俘营中，他们艰苦卓绝地斗争，受尽了精神和皮肉之苦，有一部分人动摇了，但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对祖国，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坚定信念返回祖国。可是，使他们未曾想到的是，回国后，他们这些人从此被打入另册，不被信任，不被任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冲击迫害。这固然与过去那极“左”思潮有关，但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心理，与不少人对于战俘的认识理解也有关。
应当如何认识战争，认识战俘，战俘是否就等于叛徒？等等。作品以不少战俘的悲惨命运让人反省历史，引起你对人，对人的命运的思考和理解。同一题材的作品还有于劲的《厄运》、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也是令人有许多恸问和沉思的血泪历史报告。当年西路军远征新疆，在河西走廊与匪军马家军遭遇，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终不敌对手打击，全军覆没。在西路军中，有一支女兵红军团，她们在战败后许多人惨遭杀害，也有不少人流散当地各处（至今仍有人在），受尽苦难。作品在记述了当时生死搏杀之后，通过访问和资料搜集，真实地把女兵团蒙难的过程和不少人的命运报告给人们，让人们对那页心颤的历史和人物的命运发出许多疑惑的慨叹和同情。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正如题目显示的那样，它通过大量资料和当事者的见证，真实地报告了日本侵略军当年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作品所提供的大量事实物证，既击溃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当今那些妄图抹去历史罪责的政治家的滥言，也为我们的后代记取这血泪的历史书写下有力的一笔。这部作品绝不仅仅是对历史事迹的再现，它对于现实的日本和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有实际作用和意义的。
解放军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撰写并出版的大型报告文学丛书《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和《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是两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报告文学丛书。这两部丛书，对中国革命史和抗日战争中的许多大事变都进行了全景式的报告，可以说是文学式的历史，又是历史性的文学报告。对于认识许多历史大事件颇有帮助，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大工程。
在报告历史生活的题材中，像陈立人的《中日缅甸大角逐》、邓贤的《大国之魂》、王戈的《通向世界屋脊之路》、陈立人的《孤独八百士》、陈凯歌的《我们经历过的日子》、邓贤的《日落东方》、王苏红、王玉彬的《中国大空战》等，都是内容丰富，有较大反响的作品。还应特别提到的作品还有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上》、胡平的《中国的眸子》和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黄济人的作品如实地记述了一批当年的国民党战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在精神上所进行的一次次新的决战。写了他们思想、情感、行为的转变过程，既有信息性，又有一定的人生经历感悟深度。胡平的《中国的眸子》，较为充分地对影响江西省许多人的一件冤案进行了报告。一位有见识并占有正义和真理的女青年被活活地杀害并被掏去肾脏移植他人，可到了天晴气朗的日子却因为不少当事人的阻拦冤案迟迟不能昭雪。作者写的是旧案，但画出的却是不少人丑陋的灵魂。思考的是更加深入和沉重的社会问题。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反映的是“文革”后期插队云南边远地区的知识青年要求返城风潮的内容。作品报告了知识青年在那里生活的苦闷不适及不同人的相异命运，并在返城与阻力的冲突中描绘出不少感人的场面和不同性格的人物。知青梦的生成和梦的破灭过程，是一个阶段社会生活的侧影。作者在作品中有反省、有批判，也有思考。在报告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中，这是最为厚重的一部。
在历史性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一种带有相近特点的作品正在迅速发展并引人注意，这就是被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的作品。这是一种新形态的报告文学。这种报告文学，仍然着重报告文学的现实性。但是，她不完全或绝对地从题材对象上对作品作现实性的要求。她在现实性的核心点固定之后，把关注的目光扩展到更加阔大的领域。凡是那些通过文学的报告对于现实生活的进程会发生影响促进的题材内容，都可以拿来报告与表现。“史志”性的表现使她在纵横两个方面具有特点，使她的整体性和个性特点更加明显。
“史志性报告文学”的概念由笔者提出，并对其作了初步的论述。
最早具有“史志性报告文学”特点的作品有范长江写作并出版于三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这两部作品虽然带有明显的旅行记特点，但其中许多内容是有史志性价值的。再接着体现这种“史志性”的作品除上文已提到的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等外，就要数钱钢的《海葬》、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了。但使人对这种类型的报告文学概念明确起来，却是到1995年内出现了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韩作荣的《城市和人》、倪振良的《深圳传奇》、张建伟的《温故戊戌年》、何建明的《科学大师的名利场》等一批作品之后。
“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外在特点，自然是带有史志的色彩了。像《海葬》它直接面对的是大清国北洋水师从兴军到毁灭的进程，主要写了李鸿章在办北洋水师过程中的困惑及失败的非偶然性。这题材的表现看来是纯粹的历史了。但是，当你深入地感受作者在对李鸿章变革生活环境及行为所进行报告时的复杂心态时，你就会明晰地意识到作者对于现实改革生活的思考。《海葬》不能不面对北洋水师的覆灭命运，可它却把历史和现实沟通，希望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相互接近类同的地方，从而使现实不致再走历史的弯路。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是通过对鸦片战争的文学报告，对历史提出一种认识，对现实提供一种参考。它除了重那些正史中涉及的事件人物资料外，也十分注意并用心搜集那些足以影响决策人物心态、情绪、行为的生活细节，而这些细节的背后又是有着影响强烈，积淀深厚的文化基础的。作者从大量看似琐碎的生活流程中审视历史，但它逼近的目的却是历史事迹的本源。它看到一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无常。与其它一些有关鸦片战争史书区别的是，在《昨天》里，作者不是单纯地从结果上下结论，一般地指斥英帝国主义的恶行和大清王朝的无能与惨败。它把一种反思、自省的自觉置于自己的思考之中，在对历史作批判的时候，很有洞悉力地把不少本可以避免的矛盾冲突指示出来。
而所述的一些因为文化传统、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思维特点的差异而引发的矛盾冲突现象历史地发生了，但它对于今人仍然是有启示和参考作用的。两位作者，从历史的细微处人手，在历史的本质处落脚。严肃的历史因为其文学性的报告而生动形象便于理解了。历史内容因其文化分析而有了更多一些的现实性价值。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和《温故戊戌年》从不同的视角报告了大清王朝变革失败的历史事件。前者报告清王朝主政者在深感国势衰败时自发地进行改革，可后来因为权臣们相互的权力、利益争斗而使改革流产；后者写戊戌年的变法维新运动。可是，良好的动机却因为十分幼稚、鲁莽的操作导致失败。在这两部作品中，人们几乎看不到一点关联现实的文字。但是你会感到，作者所报告的所有的历史生活，似乎都与现实正在运作着的改革生活密不可分。其实，作者正是把历史作为宝鉴置于现实之前，为今天的民众，为今天的改革者提供一种真实形象的参照。历史在这些作品中，自然仍不失史志的品格，但作者们的用意却不全在于机械地再现历史的本原，他们更多地在于把历史作为对象，从中发现总结出对现实有用的内容。在这里，作家们直面的是历史，可思考的却是现实。历史与现实中间并不隔着万水千山，有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可以很近很密切，不作分析地把历史报告从报告文学中剥离出去，有失偏颇。
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是他“航天系列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在《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和《走出地球村》这三部报告文学作品中，李鸣生几乎把人类的飞天梦想从生成到实现在我国的发展实践过程作了最为具体真实、形象生动的报告。李鸣生的报告很好地兼顾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方面，他从现实回溯到历史，又从历史拉到今天和未来。报告“亚洲一号卫星”和“澳星”发射时，他的现时性展现十分叫人钦佩；在报告中国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发射过程时，他却沿着现实的隧道走向过去，在一个宽泛的历史空间里报告一颗卫星诞生发射所牵连到的丰富社会内容。李鸣生的作品，把历史与现实，把现实与梦想，把科技和政治、文化、经济等结合到一起，着成了独具风格的文学报告。同时，它又是一部很好的文学特性的中国航天科技工程史。韩作荣的《城市与人》和倪振良的《深圳传奇》也有明显的史志品格。前者报告长沙现实的经济战略，城市发展定向问题。但作者却环绕这个中心对长沙市的历史沿革、文化、民俗传统作了十分简练但却很迷人的描述。在这种描述的背景上，既让人对今天长沙城的思路有了一个意向，又对长沙这块土地及长久以来这块土地上孕育积存的特有文化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深圳传奇》显然是报告深圳作为中国改革最突出成果的现实了。但作品却对中央决策者设立特区构想的提出、论证、操作发展过程作了清晰的报告。可以说，它既是深圳现实的报告，也是深圳的历史报告，无论从史与现实哪方面看，它都是很有价值的。
“史志性报告文学”还是一种刚被人们认识发现的表现方式，但已有的作品说明了她穿透生活的能量及广阔的活动领域与发展前景。人们应有足够的耐心期待着她的发展完善和繁荣。
军旗猎猎队伍雄壮
近十多年来，报告文学的发展繁荣，主要是因为有了一支不断壮大的作家队伍。而在新时期以前，几乎少有一个专心于报告文学创作并以其闻名的作家。实在应当充分地肯定和感谢徐迟的功绩，他的《歌德巴赫猜想》在一片文化沙漠的边缘使人们看到了绿洲，让人们动情地领略了报告文学的风采，对报告文学产生向往和留恋。从此，报告文学创作的队伍迅速扩大形成梯次，如海涛排浪，汹涌澎湃，绵延不断。
方阵之一：徐迟、黄宗英、柯岩、理由
徐迟早年以诗歌创作步入文坛，可后来，他对报告文学情有独钟，几乎把最多的时间和热情用到了报告文学创作上。除上文已提到的着名作品之外，他还写有《向着二十一世纪》、《石油头》、《结晶》、《刑天舞干戚》、《雷电颂》、《马思聪》、《火中的凤凰》等报告文学作品。徐迟的作品向来以诗情洋溢为人称道，不少作品在思想认识和理论勇气上都有较高的表现。但是，徐迟的作品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期，都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痕迹；有时语言尽管华丽、典雅，但也不免有空泛之憾。但是，徐迟是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是报告文学作家队伍中统帅式的人物，他对报告文学的贡献和作用是历史性的。
黄宗英：演员出身的黄宗英，在电影圈内红火之后又步入文坛，凭着她的灵气，她的敏锐和勤奋，在散文、报告文学创作中屡有建树。五十年代，她的《农村生活一日》、《上海姑娘在井冈山》、《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新泮泊》等，就让文坛对她刮目相看。近十多年中，她的《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星》、《橘》、《固氮蓝藻》、《八面来风》、《小木屋》等，更是受人颇多赞美。黄宗英报告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她感情、行为的投入。她敢爱敢恨，甚至不惧风险地介入到一些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她的作品写真人，抒真情，发真声，尽管有时要受到环境的拘囿，但却洋溢着时代的精神和热情。在写法上，黄宗英总是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参与感，但太多的自身参与有时也让人感到有一点点随意和矫情味道。
柯岩：以写诗闻名。可因为《船长》、《特邀代表》、《奇异的书简》、《美的追求者》、《癌症≠死亡》、《东方明珠》等报告文学作品的发表，使她在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诗化和激情，是柯岩作品的突出特点。柯岩的作品也不失庄重和严峻的一面，有一种内在的雄辩性。所以，常能让读者为之动容。但柯岩的作品有时显得直露，语言灵动却仍有理智情感浮泛的不足。
理由：这是与《扬眉剑出鞘》、《中年颂》、《痴情》、《她有多少孩子》、《高山与平原》、《香港雨霏霏》、《世界第一商品》、《倾斜的足球场》、《希望在人间》、《手眼神通》、《李谷一与“乡恋”》及前文提到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品联系在一起的名字。理由为中国的当代报告文学提供了富有华美、生动、情浓意长的作品外，还提供了不少有见识的理论观点。理由的作品量大质好，是比较早就以报告文学打天下的极少数作家之一。但理由也许过多看重报告文学的“小说化”表现方式，致使他的一些作品现实精神和批判力有所不足。理由是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中闪光的明星人物。因为他，报告文学更让人喜爱。
方阵之二：陈祖芬、张锲、袁厚春、李延国、鲁光、祖慰、乔迈、肖复兴、刘亚洲、贾宏图、蒋巍、韩少华、孟晓云
这是一支受到良好训练而又屡经战斗的方队。他们一度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是为报告文学的大发展打基础的一拨人。像陈祖芬对生活的锐敏和热情及其笔如龙蛇般的表现方式；张锲在热情拥抱现实生活时的激情报告；李延国从生活的深处走来，以真诚感受书写生活的巨变；鲁光以体育为营扎寨，独树旗帜；祖慰“怪味”特异，自嚼生活况味；乔迈以小见大，参透生活底蕴；肖复兴“不薄名人爱凡人”，为普通人物立传；孟晓云走迸青少年的世界掀开他们的心扉；刘亚洲的报告文学创作更是风景独异，他的《恶魔导演的战争》、《这就叫马尔维纳斯》、《攻击、攻击、再攻击》等，把眼光投向国际生活中的大事件，以大量的信息和十分生动的语言表现了现代战争的状况和人的行为性格。这些作家，都是各具特长，独领风骚的角色。他们的许多作品，都是报告文学的重要收获。在中国当代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这一批作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出现和存在，徐迟等人不再感到孤单；此后出现的又一批作家也有了走近报告文学的兴趣和信心。所以，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贡献。这些作家们虽然都有上乘的创作表现。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他们都有变革的努力和实践，但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使他们变革的成效不是十分的明显。这使人感到了他们的老到和滞后。
方阵之三：钱钢、苏晓康、麦天枢、赵瑜、贾鲁生、胡平、张胜友、徐刚、沙青
这是一支充满活力并富于开创性的报告文学“铁军”。
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出现，最重要的是扩大并实践了报告文学相对自主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现实矛盾，影响社会变革的作用。他们推出了“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形态，实现了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一次较为重大的变革，使报告文学创作在其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切实建立起自己特异的品格和独立地位，并以其繁荣的实践把这种品格和独立性昭示天下。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不只是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表现形态，重要的还在于它促动了人的一种理性自觉，改变了过去报告文学创作多作直观描绘，较少审视评判的情形，从而使报告文学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更富于主动精神和影响力量。在对报告文学的认识理解以至促其变革活动中，这个方阵的作家显然是十分主动和颇有锐气的。他们比较好地处理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他们在有效吸收此前报告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以新的思维和实践激活了报告文学对生活的穿透力和表现力。报告文学创作在他们这个时段进入到了空前未有的鼎盛时期。所以，他们的创作在中国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创作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他们在走向深刻的同时，有时也伴随着偏颇；在对新的表现方式的追求当中，有时也显示出粗糙和浮泛。
方阵之四：张建伟、卢跃刚、李鸣生、马役军、黄传会、邓贤、邢军纪、何建明、杨黎光、徐剑
这是如今正活跃于报告文学创作领域的更加年轻的一支新军。这支新军中的成员似乎更富于独立作战的能力。他们每一个人，只要选准了一个对象，就都能单枪匹马地干出较大的动作来。他们当然也非常关注现实，可好像更喜欢用开放的眼光在历史生活中寻找与现实的对应点。把“史志性报告文学”的概念明朗起来，主要是他们的功劳。在社会普遍浮躁、市侩之风盛行时，把报告文学创作的独立纯净性、毫不流俗高贵品格固守住，也是他们令人钦佩的地方。当整个文学创作表现出颓势，更多的人较少对生活的重大矛盾问题表示浓厚兴趣时，这些作家却能仗义执言，投身文学经世致用的活动中，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感，使报告文学面对社会的思考不致停歇，创作状况令人欣慰，这正是这一批作家们能赢得广大读者欢迎的地方。当然，在特殊的环境里，在他们扩大思考领域时，许多本应及时捕捉住的社会矛盾、社会热点问题却少见涉及，致使他们的创作现实力度不足。在承传创新的同时必须加强自己作品同现实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这也许是这些作家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了。
如今的报告文学队伍，是个千军万马竞相奔腾的局面，非常难于比较精确地使其有序排列。以上所列四大方阵，只不过是个初略的排列，肯定有不尽准确之处，像王宗仁、杨匡满、陈冠柏、周嘉俊、杨守松、曾凡华、傅溪鹏、周纲、张正隆、长江、白描、霍达、李玲修、罗达成、李宏林、曹岩、杨景民、中夙、徐志耕、张桦、柳明、岳非丘、罗盘、吴民民、倪振良、雷铎、大鹰、李忠效、丰收、张雅文、梅洁等等作家，或与不同的方阵创作有着关系，或是自我有其个性特征，就很难简单地对其定位了。当代的报告文学创作潮流中，有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才显得更加灿烂辉煌。
报告文学已是个独立的世界。大量报告文学创作的实际成果已经表现出了她特殊的个性，并把这种个性从题材内容、思想观点、表现形式等方面作了很充分的强调与显示。
事实说明，此前不少认定或论证报告文学的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和框束现实的创作。1994年秋，在京的一批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汇聚西山西峰寺，就报告文学的现状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对报告文学的功能、题材范围、表现方式等方面都有新的见解。但这并不能改变大局，新的理论建设仍显得不足。所以，加强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已经成为它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了。
五、报告文学的发展前景
今天，在我们的文坛上，报告文学创作一直在生机勃勃地发展着。报告文学有了自己的活动天地与活动方式，有了自己的作家队伍和为数众多的读者群体。报告文学自身也在不断地追求和寻找着新的变化。因此，报告文学的创作，即使在某一个时期有一些冷清或沉寂的现象，也会是暂时的现象，而不断地发展，才是它的必然趋势和未来前景。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报告文学的萌生与成长，存在与发展，不是一个人为的偶然的文学现象。报告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是一种社会生活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社会的科学和物质环境，为报告文学的出现提供了物质的保障，而社会精神的变化和发展需要，也为报告文学的出现发展创造了很好的人文环境。新闻报导与虚构文学之间的空白地带，也是报告文学得以滋生的肥沃土壤。所以，报告文学在现阶段还是有继续发展的空间。
茅盾说：“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我们这个时代除了科学发达和物质丰富之外，还有些什么特点呢？我以为，如下的现象是值得人们关注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达，社会生活的变化会愈加的迅速和复杂，因此，人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变化（如人们普遍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关心，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生态状况的关注等）。在这个时候，尽管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的支配下，新闻传媒的手段空前地多样和丰富，新闻消息空前地快速和多样，但似乎仍然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和欲望。现在，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一般的人都有了自我认识和判断社会生活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还需要有关未来的信息，也需要那些想象的生活，可是，最为看重和关心的，还是眼前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真实状态。人们需要更加直接，更加具体的认识现实的社会生活，需要尽可能及时准确地应对和把握现实的社会生活。而恰恰是在满足人们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生活的要求和欲望方面，报告文学有着新闻和虚构文学不能替代的特点和作用。它是最有条件把现实的社会生活作真实充分而又是生动形象的报告的一种形式。正是因为报告文学的这种纪实性，我们可以这么说，报告文学是适应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学形式，所以，它的存在和发展，是时代使然。
纪实类非虚构文学的兴盛，在人类文化界都有着一定的表现。据不少人研究认为，在世界各国，如今，都有着类似的现象。在国外，有“新新闻主义”、“非虚构小说”，“口述实录文学”。这些新的文学品种，在其表现形态上，酷似我们的报告文学。它们都强调作品的真实性，强调作品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积极介入，同时也重视作品的文学艺术性。这类作品，创作的势头十分强劲，每年都有大量的作品涌现，有的还成为畅销书。根据手头的一份资料显示，1991年，美国《纽约时报·书评杂志》评出本年度的十本最佳图书，在十本最佳图书中，写实性的作品就占有四本。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图书评比中都有表现。由此可见，这类文学创作态势之一斑。
在表现的形式方面，我国的报告文学也和国外的这类创作非常的相近。现在，不光有比较短小灵活的短章，还有了中篇、长篇作品。除了文字的作品之外，还出现了影视、广播及话剧、连环画等报告的形式。这些形式虽然还只是初步的尝试和探索，还存在着不完善和不同的认识，但是，这些现象至少说明，报告文学的影响是越来越巨大了。
从历史的和现实的多种现象来看，报告文学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报告文学的前景是乐观的，是远大而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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