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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发动了对波兰的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与此同时，纳粹政府计划中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拉开序幕。一个被称作“犹太公寓”小组的机构，在勃兰登堡一座废弃的监狱即52号中，建起了第一座毒气室。1939年12月的一天，“犹太公寓”小组的高层领导人聚集在那里观看了第一次毒气攻击实验。负责实施此项“科学成果”的埃贝尔博士非常高兴，实验的结果完全符合他的预测：一群赤身裸体的犹太人被带进“淋浴室”后不到一分钟，就全部被从喷头里喷出来的毒水和毒气杀死。之后他们拖出尸体，拔掉死者嘴里的金牙，用铁箱车推进了焚尸炉。片刻，砖石垒起的高大的烟囱里，就冒出了黑色的烟。

    被剃成光头的王济良孤零零地站在毒气室和焚尸炉之间的空地上，仰头观望着和云雾渐渐衔接起来的黑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这是第五次他来德国寻找自己的爱人吉娜，却走进了死亡集中营。怎么会一次比一次更糟呢？恐惧和忧伤就在这一刻变成了恼恨和忏悔。他恼恨的是自己：怎么就那么轻信呢——吉娜的来信，吉娜在52号等着他？他显然是被骗来的，在中国和德国，许多人都知道他在找吉娜，到底谁是那个用心歹毒的骗子？他忏悔的是罪孽：在他自动走进52号，跟一些被抓来的犹太人关在一起时，他就本能地把服从和邀宠当作了延缓死期的唯一办法。于是他成了焚尸炉的建造者之一，炉子和烟囱的许多石块上都留下了他敲打的痕迹。他跪了很长时间，看到一个德国守卫朝他走来，才慌慌张张爬起来。

    德国人似乎非常满意从遥远的中国骗来一个石匠帮助他们建造焚尸炉。现在，建造结束了，留着王济良已经没有意义了。而王济良作为一个东方人的实验价值却凸显出来。埃贝尔博士认为，东方人对各种病菌甚至毒气有着比西方人更强的耐受力，如果王济良能够证实他的观点，他将建议政府从东方比如从日本进口毒气，因为有资料显示，日本人对一氧化碳的研究和制造领先国际，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毒气主要对付的是中国人、朝鲜人和东南亚人。王济良被守卫带进了实验室。他来集中营已经好几个月了，见识过许多犹太人从这里进去又出来，出来后就不是原来的人了：有的疯癫，有的全身溃烂，有的痉挛抽搐，有的从内脏到皮肤都会奇痒，无法排解，时有撞墙割腕的。被用作实验的人个个痛不欲生，比毒气直接杀死更可怕。王济良一直在哆嗦，牙齿的碰撞和心脏的跳动一起“咚咚咚”地响。实验室内门套着门。守卫把他推进了一扇橘黄色的门。里面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对他点了点头。也许就是这个点头的动作突然让他镇静了下来，也让他有了跟他们谈谈的勇气。他说：“俺要见埃贝尔博士。”医生吃惊而疑惑地说：“你？要见埃贝尔博士？”“有重要的事，非常重要。”“又是告密？”医生显然遇到过为了自己多苟活几时而出卖别的犹太人的人，“告诉我也行，是什么地方还藏着犹太人，还是犹太人把值钱的东西藏在了什么地方？”“不是告密，是关于领袖，关于全世界的领袖希特勒的事。”不知从哪里来的灵感，他竟用上了“全世界的领袖”这个词。医生显然很感兴趣，因为即便是纳粹，也只说“我们的领袖”。“‘全世界的领袖’？你很会表达。”医生不断重复着这个词，出去了。

    王济良有了一次跟52号的领导人埃贝尔博士谈话的宝贵机会。他说他有能力建造一座领袖墙，这堵墙二十丈长、三丈高，每一块垒上去的石头上，都有领袖的头像浮雕。他还可以打造无数希特勒的立体雕像，让它们耸立在世界各地。“大人，俺来过德国，俺知道德国到处都是优质的花岗岩。”埃贝尔博士说：“我明白你是想照你现在的样子活下去。这是不可能的，来到52号的人，首先得为领袖的事业承担科学实验的义务，你没有别的选择，我也没有权力让你脱离领袖批准的实验计划。”王济良说：“等等大人，你还是应该看看俺的手艺。”

    几块被运来修建焚尸炉而没有用上的闪长岩成了他的救星。这种比花岗岩更坚硬的岩石，可以打造成石器。王济良就用自己仓促打造的闪长岩石器，照着只要有墙就会悬挂的希特勒标准像，完成了一尊花岗岩雕像，粗放而写意。埃贝尔博士看了一眼就觉得是他见过的最好的领袖像。不知是博士自己的决定，还是他请示了更高的官员、更有权力的部门，或者纳粹们都认为，建造一堵领袖墙和在世界各地耸立起希特勒雕像，远比拿一个东方人做生化实验更重要、更神圣，居然让王济良实现了苟活下去的想法。很快，52号死亡集中营宽敞的院子一角，变成了王济良打造领袖墙和希特勒立体雕像的现场。有两个健康的犹太人在帮助他搬运石头，他们都感谢他，让他们摆脱了实验的危险。

    一丝不苟的打造进展缓慢，三年后领袖墙才在勃兰登堡市的中心广场耸立起来。历来细心的德国人这次却变得粗心大意，没发现每个浮雕头像上都有一个或几个就要溃烂的毒疮，有的在眼睛里，有的在鼻子上，有的在下巴或胡子里。仇恨如同海里的盐，无处不在却很难分辨。三年里每个星期王济良都会看到剃着光头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被押进毒气室，毒死后又被活着的犹太人或吉卜赛人运往焚尸炉，每见一次，就会庆幸一次：老天爷和祖师鲁班的保佑，让俺成了石匠，是石匠的手艺救了俺。领袖墙立起来后，他又开始打造希特勒雕像，有头像、立像、半身像，有等身的，也有巴掌大的，都是就着石料，因地制宜。每个雕像上也都毫无例外地留下了王济良的仇恨：猪鬃般的胡子、被骟掉的睾丸、毒蜘蛛一样的纽扣、长在肚子上的狼眼、象征死亡的纸铜板。有一次一百多个犹太人用木桩滚动、绳索牵拉的办法运来了一块没有裂缝、大得出奇的花岗岩。埃贝尔博士要求他不要破开，就打造成一尊。“我要让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领袖像，后人无法超越。”王济良高兴地说：“太好了，俺又有效劳的机会了。”他花了半年多，才粗略完成脸部的雕刻，时常来检查的埃贝尔博士催他快点儿，他却越来越慢。他说他要雕出最温情的笑容、最漂亮的胡子、最光滑的皮肤、最威严的手势以及最逼真的头发、手掌的纹脉、衣服的纤维等。他觉得埃贝尔博士的屡屡催促，意味着这最大的雕像也是他最后的工作，完成之后，博士将把他抓进实验室，开始实验东方人的病毒耐受力。“大人，这么大的整一的石料俺从来没见过，上帝真是偏袒德国，千万可要对得起了。等着瞧就是了，世界上最伟大、最神奇的领袖像，是一点儿一点儿磨出来的，在它耸立起来时，德国就会胜利。”他反反复复说着类似的话，极力拖延时间。拖延是最无奈的反抗，也是最有成效的自我保存，埃贝尔博士突然死掉了。他嗜喝白兰地，用实验器具做酒杯，休闲时喝，忙累时也喝，一天能喝好几次。有一天他给妻子打电话，打着打着抓起来就喝，结果他抓错了，喝下去的不是酒，而是准备注入五十个人体的实验病菌。他当场死亡，来不及有任何交代。王济良听说后用中国话说了一句《黄鼠狼吃鸡》里的戏词：“天理昭彰不分男女，报应不爽无别古今。”从此他的工作越来越慢。52号的新任领导人几次想把他投入毒气室，都因为这尊巨大而神圣的领袖雕像不能半途而废而改变了主意。

    1945年4月，王济良的工作不得不收尾了。就在他雕刻巨像的右脚皮鞋时，纳粹在52号进行了最后一次毒杀和焚尸。第二天便有了隆隆的炮声，所有的纳粹看守仓皇逃跑。傍晚，进军勃兰登堡的苏联红军进入了52号死亡集中营。当一个苏联人用手势告诉王济良，他可以马上离开时，他说：“别催俺，俺的工作还没完。”他似乎担心活灵活现的雕像会顷刻复活，拿起榔头和铁凿子，先凿瞎了希特勒的眼睛，又凿塌了它的鼻子，凿烂了它的嘴，最后在胸腔上开出了一个大洞，又在大洞上拉了一泡屎。第二天，王济良去了这座城市的中心广场，看到耸立在那里的领袖墙已经被炮火摧毁，便去不远处苏联红军的营地要了些吃的，花一个星期时间，把所有石块上的希特勒浮雕都凿成了缺鼻子少眼的残废，这才放心地离开了勃兰登堡。

    王济良一边乞讨一边走，来到不来梅港时已是六月。等了三个月才等来一艘英国货轮“考文垂”号，上前打听行程，意外地遇到了辛格船长。原来“泰晤士”号在战争中给美、英联军运送给养时被德国人击沉，辛格船长侥幸获救。德国人投降后，他被英国船业公司聘任为“考文垂”号的船长。辛格船长钦佩地说：“又是来找吉娜的，都第五次了，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多么伟大的爱情，执着而残酷，浪漫得不可思议。我要是女人一定嫁给你。”王济良跟着“考文垂”号在不来梅和南部非洲的开普敦之间漂流到来年四月，才有机会回到青岛。日本人早已败走，青岛如今是国民政府当政了。他激动又沉重地踏上故乡的岸，迷迷茫茫走向团岛，去砖房看望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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