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酿酒量相对减少，但1946年压榨葡萄量创纪录，因而改变了这个情况。那一年压榨的葡萄达160万吨，增加了40%。

    事实证明，那是一个反常的年度。战争结束了，酒厂可以买到各种品种的葡萄。这意味着，葡萄酒的批发渠道很快就可以填满。果然，那一年的批发量有大幅度增加，涨幅为48%，从1945年的3800万箱增加到1946年的5600万箱。葡萄酒的消费量增加了大约50%，部分原因是数百万大兵从欧洲回国；在欧洲，许多人第一次品尝了佐餐葡萄酒。我个人认为，1946年葡萄价格的上扬和葡萄酒价格的变化无常可能直接归因于一个名叫刘易斯·罗森斯蒂尔的纽约人。

    罗森斯蒂尔作为申利公司的头头，从战争一开始，就从塞拉家族那里收购了加州最大的葡萄酒酿造公司——罗马公司，保留约翰·塞拉的总裁位置。由于战时价格管制突然取消，葡萄酒的价格可以根据供求关系而涨落。战争期间，葡萄的供应十分短缺；罗森斯蒂尔认为，战后几年中，葡萄酒的需求将是很大的。

    罗森斯蒂尔从纽约指示塞拉，从1946年的葡萄酿酒季节开始，酿造大量葡萄酒；其数量远远超过了申利公司自己拥有的酿酒厂的生产能力。他的意图是使申利公司控制那年秋季加利福尼亚葡萄酒的绝大部分，从而左右市场。事实上，早在1944年，申利公司在加州拥有的葡萄酒贮藏能力就已经超过3500万加仑，成为加州最大的葡萄酒公司。

    加州的葡萄产量中至少有1/3不上市，它们是合作社酒厂的葡萄种植者生产的。申利公司想把剩余的葡萄产量垄断起来。而这些葡萄正是我们这些圈外的葡萄酒公司所需要的。

    塞拉在全州各地同酒厂签约，让它们为申利公司生产散装葡萄酒，答应除了付给购买葡萄的钱以外，还从优付给每吨的加工费。当时葡萄的价格没有限制。在这些成本加利润的合同中，特别强调产量。因此，各个酒厂竞相争购葡萄。当然是用申利公司的钱啦。葡萄生产者可开心了，葡萄的价格很快从头年的56美元一吨猛涨到1946年的100美元一吨。

    散装葡萄酒的价格随着葡萄的价格而上涨。

    1946年秋天，散装餐末甜酒的价格达到创纪录的高度，一加仑1.50美元。朱利欧和我进行了认真的交谈。这个价格为战争期间散装葡萄酒价格的两倍，为战前的五倍。虽然我们正在压榨葡萄，但我们认为以这样的高价去同申利公司争购葡萄，是不明智的。

    申利公司促使葡萄和葡萄酒的价格大幅度上扬。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它以自己的行动促成葡萄价格的猛涨，它又按照这种猛涨了的价格购买葡萄。另一家大酿酒公司——全国蒸馏公司也加入了这个抢购的行列。它在战争期间收购了意大利瑞士种植园。

    我们认为，罗森斯蒂尔在这方面犯了一个巨大的估计错误。更糟的是，由于申利公司的行动，其他酒商也势必受其害。

    我们觉得，葡萄价格太高了。由于葡萄的收成不错，酒价太高，不久就会下跌。

    这个行业的一场灾难正在蕴酿之中。

    朱利欧

    1946年深秋，我们正在压榨葡萄，我接到克里巴里酒厂的特德·克里巴里的电话。“我听说你正在收购葡萄，”他说。“不错，我们正在收购。”“我承诺的葡萄酒生产任务缺少葡萄货源，”他说。“我能购买你的一些葡萄吗？”

    那一年，克里巴里家族的酒厂采取了一种跟我们相反的经营方针：它停止生产瓶装酒，只卖散装酒。他们跟罗马公司签订了成本加利润的合同。那就是说，葡萄价格多么高，他们都不在乎。

    “你知道市场行情吗？”我问。“一吨120美元，是不是？”这是在那个疯狂的年头我听到的最高价。我想把这一点肯定下来。“你将付给我们的葡萄一吨120美元的价钱吗？”“是的，”他说。自取消禁酒令以来的13年中，加州的葡萄种植者平均每吨卖到34美元。

    那一年行情变得反常了。“我给你回话吧，”我说。我给去东部出差的欧内斯特打了电话。像往常一样，那年我们购买的葡萄，每吨价钱在50美元至60美元之间，当价钱上涨时。我们停止购买。“市场情况反常，”我对欧内斯特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他说。“卖。”我给克里巴里回了电话，对他说，我们的交易达成了。“我很高兴，朱利欧。”“有一件事情，你必须马上付款。”这就是欧内斯特和我对整个市场的估计。一些人将落得个倾家荡产的结局。但在他们破产之前，我们要收回我们的钱。克里巴里寄给我一张支票。我们给他运去300吨我们的葡萄。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我们的葡萄卖给另一家葡萄酒公司。1946年情况的出现，在时机上对我们是最不利的了。战争结束后，许多酒商重新卖散装酒。而我们则决定只卖瓶装酒。我们投了大量资金，装备了一个新的、最优良的瓶装车间。当时给我们供应酒瓶的是欧文斯。在他的帮助下，我们设计了一个最清洁无菌的瓶装车间。这个房间的空气经过过滤，处于高压之下，一打开屋门，空气不是进来，而是出去。为了避免酒箱的尘土进入酒内，我们把酒瓶从酒箱里取出来，通过传送带从墙眼里传入瓶装车间。瓶子装上酒、贴上商标、盖上盖子以后，再从另一个墙眼传出来放进纸箱里。我们安装了4条瓶装线，这个车间可以容纳6条流水线。现在，我有14条瓶装线，我们的瓶装车间成为这个行业的楷模。

    欧内斯特

    我同朱利欧谈话以后过了一两天，我在纽约一家旅馆的走廊里碰到了辛辛那提的一位瓶装商鲍勃·吉布森。他最近在萨克拉门托附近建立了自己的酒厂。

    “欧内斯特，你在这里干啥？”他问。

    我耸耸肩。“卖葡萄酒呗。”

    “你为什么不首先给我打电话？”他说。

    “你需要葡萄酒？”

    “要雪利酒。你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吗？”

    “可以，你要多少？”我问道。

    “你有多少？”

    “50万加仑。”

    “我都要了。”

    “你出多少价钱？”

    “一加仑1.50美元。”

    二话没说，我就同意了。朱利欧和我已经商定，只要价钱合适。我们不仅可以卖葡萄，而且可以卖散装葡萄酒。

    吉布森在旅馆的休息大厅里给我们俩找了座位，掏出支票簿，当场就写了一张75万美元的支票，购买50万加仑的雪利酒。

    “那酒是我的了，”他说。

    “是的，你弄到手了。”

    我在东部卖散装葡萄酒，一直呆到感恩节以后。葡萄酒业究竟如何发展，我感到不安。朱利欧亦有同感。

    由于一些酒业公司在消费者对葡萄酒的需求方面作了错误的判断，葡萄酒的生产显然会大量过剩。有鉴于此，目前的高价是人为造成的。过不了多久，葡萄酒就会暴跌。

    我回家后，有一天中午我把职工集合在我们的新瓶装车间。我们的四条瓶装生产线已经安装好了。我们最近搞瓶装酒，因此每天必须两班倒。

    我脱掉茄克，把一个木箱翻过来，站在上面。“我弟弟和我在1933年创办这个公司。我们曾经有过十分困难的时期，但我们度过来了。我们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一点。”

    这是我第一次向我们的职工发表讲话。我并不是那种善于发表鼓动性演说的料子。在我们这里呆过一段时期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现在，我们面临着最大的挑战。我们必须卷起袖子，准备战斗。葡萄酒行业陷入困难的处境。有些酒厂将难以生存下去。葡萄的价格疯狂地猛涨，原因是某些局外人企图控制我们的行业，想搞垮我们。

    “朱利欧和我希望大家同舟共济，共度难关。我们希望各位提高效率，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家。”

    我解释说，我们认为，今年生产的葡萄酒太多，散装酒的价格肯定要下降。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快地把我们的散装酒卖给其他酒厂。这就是说，我们自己商标的葡萄酒将减少。我们的瓶装生产线将闲置起来，我宁愿按照现在的价格卖掉我们的葡萄酒，也不愿坐等灾难的来临。

    当我讲完话以后，吃惊的查利·克劳福德走到我跟前。“欧内斯特，如果你把我们的葡萄酒大部分卖给其他酒业公司，等到3月份我们的批发商断酒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别为这个发愁，”我说。“我相信，等到春天来了。只要出我们现在的一半卖价，就可以把我们的酒买回来。”

    不久，散装葡萄酒的价格猛涨到一加仑1.75美元，这是战后的最高价。接着，价格急转直下。到1947年夏季，零售商和批发商积压了大量葡萄酒，价格下泻到一加仑38美分。我们以如此便宜的价钱买回了我们在几个月前以一加仑1.50美元的高价卖出去的大部分葡萄酒。

    酒价长期低落，以致一些同酒厂签约购买其1947年产品的商家宁愿放弃定金，也不愿提货，再付钱了。

    纳帕峡谷合作社1946年把它的一部分酒按一加仑85美分至1.05美元的价钱卖给申刊的罗马公司。它预计酒价还会上涨，所以囤积了一部分，准备次年卖高价。不料价格一溜下滑，它不得不把其余的酒按照一加仑25美分的价格卖给我们。

    不幸的是，克里巴里酿酒公司已经签约，同意让罗马公司以酒折价还帐。它得到了一批以一加仑1.50美元折价的葡萄酒，这批酒后来连一加仑30多美分的价钱都卖不到。艾尔·克里巴里后来说，他家的酒厂那一年连营运资金都丧失了。他们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他们终于破产，厂子被我们收购。

    到了1947年底，市场一片混乱。

    1946—1947年，大多数酒厂亏损巨大。相当一部分酒厂破产停业，或者不久之后关闭。据报道，申利公司亏损1600万美元。全国蒸馏公司亏损900万美元。路易斯·佩蒂说他“持平”。

    据我估计，在那个疯狂的年度，只有盖洛兄弟酒业公司一家有盈利。

    我们在许多市场上稳步地上升到顶峰。例如，当我们进入纽约市场时，我们竞争对手的售价是一瓶酒1.10美元。起初，我们的定价跟他们一样，但很难打进去。我决定把我们的定价降到一瓶酒1美元。

    据我所知，罗马公司的头头跟佩特里公司、意大利瑞士种植园和同业工会的头头进行接触，请求他们在纽约和其他地方保持原价。“让盖洛公司按照那个价钱出售他们的产品。照现在那个销路，他们的酒很快就会卖完了。那时顾客就会买我们那个价钱的酒。盖洛公司由于没有存货了，他们就会在零售商中间站不住脚。”

    我们的确卖了大量葡萄酒，这是事实。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一方面迅速地从莫德斯托往纽约发货，另一方面同样迅速地购进散装葡萄酒，而进价只有他们购买高价存货的价格的1/3。因此，我们并无断酒之虞。我们继续保持我们的定价，很快不仅在纽约，而且在其他地方居于领先地位。

    加利福尼亚是全国人均葡萄酒消费量最高的一个州，而在这个关键性的市场上，1947年我们的葡萄酒也是最畅销的。

    我们跟其他酒商一决雌雄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1947年底，各地酒商解雇和撤换了许多酒厂经理，这是所谓1946年的闹剧和1947年的浩劫的结果。罗森斯蒂尔来加利福尼亚同酿酒业的十几位领袖进行了会晤。此事闹得满城风雨。申利公司的这位总裁当时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商界巨子竟然有兴趣跟我们一谈，这倒使我们受宠若惊。

    “我们大家部赔钱了，”罗森斯蒂尔袍怨说。他说，原因是葡萄酒的生产过剩。“我有一个计划，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我想建议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本州生产的每一瓶葡萄酒都必须盖有加州的印章。为此，它们必须是具有四年历史的陈酿葡萄酒，这将使全国葡萄酒的上市量减少，价格马上就会上升。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赔钱，而可以赚钱了。”

    许多酒厂库存积压，这是事实，因为他们以高价买进葡萄，成本太高了。这一切当然是罗森斯蒂尔自己造成的。如果你以120美元一吨的价钱购进葡萄的话，那么，你的葡萄酒的售价必须是一加仑1美元以上，这样才能够本。

    朱利欧和我没有压库现象，不仅那一年没有，而且一向是如此。

    罗森斯蒂尔想让葡萄酒学会向州议会提出这个议案。葡萄酒学会理事会主席是沃尔特·泰勒，他是果业公司这个巨大的葡萄种植者合作社的头头。这个公司的葡萄酒也过剩，其中有些是4年以上的陈酒。泰勒自然赞成此举。

    罗森斯蒂尔回到纽约以后，展开了一系列游说和估计票数的活动。如果葡萄酒学会向州议会提出这个陈酿议案的话。它颇有获得通过的可能。没有这个行业的支持，肯定是不行的。

    罗马公司的新头头是最近退休的詹姆斯·赫伯特将军，他是罗森斯蒂尔亲自物选的人才，负责公司的葡萄酒业务。他精明干练，善于运筹帷幄，曾任洛杉矶港口司令。在以后的日子中，我同他在其他方面合作得很好，但是在这个压缩加州葡萄酒市场的计划上，我们俩却是死对头。对罗森斯蒂尔的计划，我连考虑都不考虑。这又是一场争取生存的搏斗。如果我们输了，我们的酒厂只好关门大吉。对其他中小酒厂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没有雄厚的财力，把酒贮存4年不卖。

    1943年，我当选为葡萄酒学会的理事。我给其他理事打电话，极力反对这个计划。首先我指出，陈酿计划不一定能够改善葡萄酒的质量。其实，罗森斯蒂尔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提高葡萄酒的质量。与此同时，赫伯特将军给酒商们打电话，给那些没有陈酿葡萄酒的厂家打保票，他可以便宜地卖给他们一些；如果他们卖酒，他可以出高价买下来。他到处许下诺言，不惜拿申利公司的钱收买人心，为的是多拉赞成票。

    大多数小酒商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个计划毫无意义。库存积压的大酒商则站在罗森斯蒂尔一边。我估计了一下反对者和赞成者的人数，发现双方的力量对比非常接近，相差无几。

    当时葡萄酒学会举行会议，往往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像约翰·塞拉、A.R.莫罗、沃尔待·泰勒、“帕德雷”·吉米·瓦伊和哈里·巴西加卢皮这样一些老手都是些心狠手辣之辈，他们不怕对抗。他们知道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全力以赴，务求得逞。如果你成为他们的障碍，他们会尽快地把你踩在脚底下。

    当葡萄酒学会开会，就罗森斯蒂尔的提案表态时，我继续进行说服工作，直到最后一刻钟。我估计了一下，要击败这个计划，只有一票之差。

    主席泰勒提议进行口头表决。

    我知道泰勒是大力支持此举的，所以我要求进行点名表决。根据议事规则，我有这个权利。

    泰勒表示同意，一一点了理事们的名字。当他们表态的时候，我对照了我的名单。当点到布鲁诺·比斯塞格利亚时，他说了一声“是”。而在我的名单上他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这个计划对他是极为不利的。我怀疑，赫伯待将军是否对他许诺了什么东西，因而使他改变态度。

    我一下子跳起来说，“主席先生，有错误。”“什么错误？”泰勒问。

    “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明白‘是’或‘否’表决的含义。请重新讲一下这个问题，再进行一次表决。”

    泰勒满怀信心地笑了一下，照我的意见办了。他在会前了解的理事们的态度大概跟我了解的情况不一样，他肯定认为，有足够的票数可以通过这个提案。

    当再次进行表决时，比斯塞格利亚终于认识到他的错误，大声明确他说了一个“否”字。

    我们以一票之差击败了这个提案。

    泰勒大怒。“等等，盖洛！你没有权利要求再进行一次表决！”

    由于这是正式的表决，泰勒也无可奈何。

    赫伯特面露惕色，说了声“请原谅”，便离开了会场。

    几分钟以后，我也出去了，看见赫伯特从走廊里的电话亭走出来，精神沮丧。

    “我刚跟罗森斯蒂尔通了电话，”他说。“他在欧洲。我一跟他谈到会上发生的事，他就大声吼叫。我对他说，电话听不清楚。”

    这位将军对他的老板挂了电话。

    这个武断的陈酿计划的失败是申利公司和全国蒸馏酿酒联合公司在葡萄酒行业中垮台的开始。蒸馏酿酒厂家错误地估计了葡萄酒生意的性质。战争期间，大的蒸馏酿酒厂家把他们的大量葡萄酒推向零售商。他们以为他们的葡萄酒被消费者接受了，他们的牌子站稳了脚跟。实际上，零售商是为了得到他门的烈性酒，才接受他们的葡萄酒的。他们对这种搭配的做法十分气愤。他们硬向零售商搭配的葡萄酒多年以后仍然尘封在零售商的仓库里。战争结束以后，酒类又可以自由流动了。于是，零售商不再定购蒸馏酿酒厂家的葡萄酒了。

    大约在1949年，我开始积极参与解决葡萄酒业面临的各种问题。我的努力大部分是低调的，在这个行业的各种委员会和论坛上发挥作用。

    在对大家都有好处的情况下，我们一致同意，为了保证葡萄和葡萄酒的“有序营销”，1949年通过了一项州营销法规，以便调节佐餐葡萄酒和餐末甜酒的销售。但它并未能促使价格上扬。

    1949年还通过了一项稳定价格法，但未能根据这个法令征集到资金。这些干预并不是加州葡萄酒业所需要的那种长期解决办法。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必须提高葡萄酒的质量。对某些人来说，葡萄酒业的唯一目的是拯救葡萄业。正如当时的一位经济学家所说，“为什么要提高葡萄酒的质量呢？这只会增加销售量，促使价格上扬，鼓励种植葡萄的人增产，结果会导致葡萄的进一步过剩。”

    幸而大多数人没有听信这种危险的“逻辑”推论，这对加州葡萄酒业的前途大有好处。

    如果我国的哪个酒厂酿制了一瓶坏葡萄酒，并且销售出去，那会使我们大家都受其害。购买了这瓶酒的消费者就可能再也不买葡萄酒了。

    如果我们不致力于不断改进现有葡萄酒的质量，并努力生产对那些不喜欢现有葡萄酒的消费者具有吸引力的新型葡萄酒，那么，我们怎能指望葡萄酒跻身于美国生活的主流呢？

    朱利欧

    到50年代初期，葡萄种植者合作社在加州葡萄酒业中已经占很大比重。路易斯·佩特里在1951年成立的葡萄种植者联合公司是一家最大的合作制葡萄酒公司。它拥有275个葡萄种植者成员和1900万加仑葡萄酒贮存能力。加在一起，总共有20家合作制酒厂，生产能力超过7000万加仑，约占当时加州葡萄酒总贮存能力的1/3。

    合作制公司发祥于洛代地区。他们对约翰·塞洛十分不满。塞洛在禁酒令取消的时候，在那里创办了罗马公司，他经常把葡萄的价格压低。我记得，有一年我们以一吨50美元的价格买进葡萄，塞拉不满意地问道：“你们是不是发现今年的葡萄不好买？”“完全不是这样，”我回答说。“那么，你们为什么出如此高的价钱？”“我们认为这个价格比较合适，”我回答说。“我想按那个价格把我的霍琅农场的葡萄卖给你们，”塞拉想虚张声势地吓唬我。我从抽屉拿出合同簿，写了起来。“且慢，”塞拉原先得意洋洋，现在有点犯愁了。“我要卖，就得每天卖1000吨。”“行，我们可以一天接受1000吨，”我继续写着。“我将停止收割我们自己的葡萄，先压榨你们的。”我写好收购塞拉7000吨葡萄的合同后对已合同簿扔在他面前。“你是知道在哪儿签字的，”我说。他有点勉强，但还是签了字，给我们发来货。早期，洛代的葡萄种植者总是受塞拉的摆布。他把每吨的价格张贴在压榨机上，让每个人都看到，但是，当农民把葡萄运来时，如果他看到排队的人很多，他便出去把价格压下来。由于队排得很长，葡萄种植者的卡车有时需要等12个小时才能到压榨机跟前；在等待的期间，价格已经变化多次。葡萄种植者把吊床放在卡车底下休息，以免失去所占的位置。甚至第一个排队的优质葡萄种植者，也只有把车开到压榨机跟前的时候，才知道他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价钱。如果售价低于种植葡萄的成本，那一年就赔钱了。这么连续两三年如此，种葡萄的人就会破产。

    洛代的葡萄种植者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所以他们开办了自己的酒厂。30年代中期，出现了七八家这样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最后完全切断了对塞拉的供应，所以他把他的公司搬到了弗雷斯诺。

    塞拉在曼特卡也有一个酒厂。他在那里购买葡萄，很少付现钱。他总是说，等他把葡萄酒卖了以后，再给葡萄种植者付钱。到春天以后，葡萄种植者去看看他的葡萄酒是否已经卖了。他们见不到塞拉，只能跟他的会计谈谈。这位会计看看帐簿说，“不错，葡萄酒已经卖了，但压榨费很高，贮存费很高，我们没有卖上好价钱……所以你们反而欠我们的钱。”

    这就是办合作社的原因。我不能责怪葡萄种植者，由于他们受到一家酒厂如此残酷的虐待，所以他们处处采取怀疑态度，过了许多年，才慢慢恢复对其他酒厂的信任。

    这些合作社是葡萄种植者作出的真诚努力，以便保持葡萄种植业的稳定。这是迫切需要的。不过，合作社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欧内斯特

    有一段时期，合作社是我们的强劲竞争对手。

    它们可以得到政府的长期贷款来建设现代化的工厂，这种优惠贷款是我们这些厂家得不到的。不仅如此，它们在赋税方面也得到巨大的好处。在赋税方面，它们比一般公司享受的主要优惠是有权建立免税的储备，它们的收入只上一次税，即作为葡萄种植者成员的个人所得税。而常规公司的所有者（股东）所得的利润要上两次税：一次是公司利得税，另一次是个人所得税。

    合作社的另一个巨大有利条件是：它们无需为它们的葡萄付现金。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合作制酒厂一直是我们的强大对手。50年代初，在全国5个最大的酒厂中，有两个是合作制公司。它们对葡萄酒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早期，合作社每年控制着加州葡萄收成的1/3以上。

    合作社的一个不利因素是，它们的成员没有营销经验。合作社的性质决定了它主要是生产者，而不是营销者。当葡萄酒行业加强营销、广告和销售技巧的时候，合作社的牌号迅速垮了下来。

    合作制酒厂衰微之时，正是佐餐葡萄酒销量大增之日。合作社主要生产可用劣质葡萄作原料的餐末甜酒。不过，合作社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它们的经营管理不行。虽然它们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它们舍不得花钱雇佣或保留合格的人员。即便合作社雇到了能干的人。

    他也很难得到董事会对他的行动计划的支持。董事们不懂得或者不重视营销问题，不知道如何去做。后来，我门慢慢抵销了合作社的有利条件。不过，它们的某些有利条件在若干年以后仍然保持，主要是供应散装葡萄酒，而不是它们的商标。1950年，我第一次访问了我父母的故乡。我和阿米莉亚收拾好行李以后。又装了几箱食品杂货。我们听说，战争和通货膨胀把意大利的经济搞得一团糟，人民贫穷，缺吃少穿。我们装了一些罐头鱼和香肠。我们认为这些食品容易保存。当我们停靠在那不勒斯时，意大利海关工作人员登上船。他们问我们带了些什么东西，我说带了些食品杂货。“你们为什么带食品？”海关人员迷惑不解地问。“我们听说在一些小的城市”——我不想伤害他的民族自尊心——“人们可能得不到所需要的食品。”他检查了各个箱子，对每样东西都作了记录。然后，他开始把一些数字加起来。“你干什么？”我问。“计算关税。”“关税？我们是要把这些东西赠给那些饥饿的人们，而你们却要征我们的关税？”“先生，我们是按照法律办事。”他一口气念出了关税的数字。那个数目比我们购买这些食品所花的钱要多得多。我恼火了。我转身对阿米莉亚说，“我们不付关税。一分钱也不付！”

    这位海关人员叫来了他的上级。

    我不想付关税，也不想把东西扔下就走。更不想在对付了这些人之后，把这些东西拿到黑市上去卖四倍于关税的价钱。

    我一言不发，抱起装满东西的箱子，就扔到了海里。

    上了岸，我们租了一辆小汽车，把行李放在后座上，把其余的东西捆在车顶的货架上。我们以前没有到国外旅行的经验。由于行李过多，我们吃了苦头，汲取了有价值的教训。在这以后，阿米莉亚和我到世界各地旅行时，各人只带一个手提箱。

    我们朝意大利北部走去。

    在皮埃蒙特区的大草原上找到了我父亲的故乡福萨诺，那里有一个小旅馆是我父亲的出生地，他在那里长大成人。旅馆的楼下现在开了一个小商店，而当年曾经是厨房和餐厅。楼上看来有一些小卧室。对于我父亲那个大家庭来说，这个地方显得小了一些。

    我找到了我父亲的一个兄弟伯纳多，他开了一个小咖啡店。我估计，他顶多不过70来岁，然而他那样子俨然是90岁的龙钟老人了。不过，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位温文尔雅、颇有教养的长者。这出乎我们的意外，因为他一辈子都是在这个孤陋寡闻的偏僻小村度过的。

    在我们离开以前，我塞给伯纳德几百美元。起初，他不肯接受，但我坚持要他收下。我记得，我回国以后又寄给他几张支票。后来传来消息，说他去世了。

    在风景如画的皮埃蒙特产酒区的一个心脏地区，找到我母亲的诞生地阿格利亚诺。在我们到达之前，有人传话说，有一个来自美国的盖洛先生要来访问。因此，我们碰到了颇为热闹的场面。成群结队的人涌向街头，他们显然希望我邀请他们参加盛大的宴会，就像我的迈克叔叔20年以前所做的那样。迈克叔叔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宫翁的做法。他竭力要给西莉亚婶婶的家人和城里所有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迈克由于在禁酒期间私自酿酒而大发横财。他和他妻子的出国旅游讲排场，摆阔气。他甚至把他的新买的克莱斯勒牌折篷轿车迢迢万里运到意大利，行驶在这里的穷乡僻壤的狭窄道路上。

    那天晚上，我使许多人失望了，因为我没有大摆豪华宴席。我们只是简单地拜访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叔叔、婶婶、堂兄堂弟等。

    有一位堂兄弟把我带到他的酒窖，给我打开一瓶他自己酿制的巴比拉葡萄酒。他一打开瓶盖，酒窖便溢满了醇厚的酒香。他的葡萄酒妙极了。他的家人现在仍然知道如何酿酒。自那时以来，我多次喝过巴比拉葡萄酒，但都赶不上我那位堂兄弟的酒。

    阿米莉亚想去看看位于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脉脚下的卢尔德。她对我说，那里是上个世纪发生“神迹”——童贞女马利亚显灵——的地方。

    一天下午，我们驱车100英里，于下午5点钟到达那里。我们在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转来转去，终于看到一家可能比较舒适的旅馆。阿米莉亚在汽车里等着，我进去询问有无房间。

    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坐在写字台的后面。我问他有无房间，他说有。他打开旅客登记册，我写了我的名字。

    他看了我的名字说，“请稍候。”他到后面去了。

    一个跟我的年纪差不多的妇女走出来。“你的名字叫欧内斯特·盖洛吗？”她问道。“是的。”“你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吗？”“是的。”“你是搞葡萄酒生意的吗？”“不错。”“你是我的表兄啊。”原来她是我父亲妹妹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很早就搬到了这儿。这个巧合真令人喜出望外。我们在我表妹的小巧干净的旅馆住了一夜。次日，我们去图卢兹拜访了我的年迈的姑姑。她用美味的烤小牛肉招待我们，还追忆了许多往事。

    孩子们长大以后，老盖洛家庭的日子很艰难，在我父亲和其他孩子上学以前，他们要排队把玉米糊涂在门旁挂着的一根巨大的香肠上。这使他们的不大丰盛的午饭具有了特殊的风味，同时节约了家庭的食品。

    看了我父母亲生长的故乡和了解了较多的当时的情况，我很感激他们在美国找到了较为优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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