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天资聪颖的毛泽东读书用心，很快领悟了《论语》十二则中的内容。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讷于言……”
对于这些内容，毛泽东熟记于心，尤其对“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二句更为领悟深刻。爷爷毛恩普曾问他：“书上讲的‘忠’、‘信’二字是什么意思呀？”
毛泽东回答：“两个字是相通的，‘忠诚’和‘信义’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就要讲‘忠诚’守‘信义’……”
对于孙子的回答，毛恩普是满意的。
1912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省高等学校（后改为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曾写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毛泽东读书生涯》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帷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例之反对，抑又可哉？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央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吾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备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来由也。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文章中，毛泽东结合国情，充分肯定了“徙木立信”的历史作用和人必须“恪守信义”的重要性。
1916年夏，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利用暑假离开长沙，徒步40里路去到板仓看望他的恩师杨昌济。
来到杨昌济家中，杨昌济在书房见远道而来的毛泽东汗流浃背的样子，急忙招呼女儿杨开慧去给毛泽东取了冷毛巾来擦脸：“快擦一擦，看你淌得这身汗，衣服都湿透了……”
“学生来看望先生，不觉得热……”毛泽东弯腰恭恭敬敬地向杨昌济鞠了一躬，然后直起身来从杨开慧的手中接过了递给他的冷毛巾，“谢谢先生！”
杨昌济问他：“暑假前听说你要同蔡和森一起去游学，收获如何呀？”
“收获不少。”毛泽东将冷毛巾递还给杨开慧，然后回答杨昌济的问话说，“只是乡里人生活过于贫苦，现在兵患四起，捐税又多，老百姓的负担太重……”
“是啊！”杨昌济紧了紧眉宇，示意毛泽东在一把靠背椅上坐下来说，“国难当头，你们能走出去看一看，实属不易。”又说，“作为学生，我主张学问要贯通古今，融合中西，博学而精深，追求新思想和躬行实践，深入了解国情民情，以实现改革社会，拯救国家的抱负。”
“谢谢先生的教诲。”毛泽东诚恳地说，“我和蔡和森等一些同学，在探索中认识到，单是团结校内的同学还不够，必须向校外发展，向全国发展，团结更多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人，这样才会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去冲决历史的罗网。”
“嗯，你的这种想法很对。”杨昌济赞许说，“在实践中如果遇到困难，我或许可以帮助你。”继而又说，“润之，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你看过吗？如果看过，上面所载的李大钊的文章《青春》，你也一定读过了？”
“读过了。”毛泽东点头说，“李大钊教授指出了中国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呼吁青年们行动起来，把一个行将死亡的旧中国改造成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新中国。我来拜访先生，就是想就此请教先生。”
这时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站在一旁插话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也读过李大钊的《青春》！”
直到这时，杨昌济才向毛泽东介绍说：“我这个女儿也很新潮哩！她乳名叫霞，从小就爱读《木兰辞》，整天‘唧唧复唧唧’的，大一些了更加追求新思想，颇不让须眉哩！”
受到父亲的夸奖，杨开慧微红了脸，叫了一声“爸”，便转身去放冷毛巾了……
书房中，杨昌济仍在听毛泽东继续谈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连年的军阀混战，中国已变得支离破碎，老百姓们更是困苦不堪。清朝被推翻了，袁世凯也死了，又闹起来一个北洋军阀政府。沙俄帝国趁乱侵占了我国北方大片领土，还不顾我国的反对策动外蒙搞‘独立’，日本侵占我国的台湾、山东，英国策动西藏的达赖妄图搞‘独立’，还搞什么‘麦克马洪线’，中国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学生立志在这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纵然牺牲也在所不惜！决意联合众多的仁人志士以唤醒和发动民众，把一个行将死亡的旧中国改造成新的国家……”
杨昌济颇有感触地说：“你有如此志向很好，很对！当年我远涉重洋，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9年，本想以教育为中国做一番事业，没想到政府却是如此！李大钊先生说得对，不打破这种现状，中国就没有希望。”
此时毛泽东的眼睛里闪现出了炯炯目光：“新的中国一定会出现的！无论路途多么艰难、多么遥远，新的‘道路’一定会找得到，先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杨昌济深感欣慰地说：“很好！看到你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我很欣慰。但是，要寻求新思想，开辟新道路，任重道远啊！光靠一个人的理想和勇气是远远不行的，还要团结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要联合广大的民众，并且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超人一等的智慧，同时要有强健过人的体魄，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毛泽东点头应道：“学生定将铭记先生的教诲。”
天色渐晚，杨家堂屋里的方桌上摆放好了饭菜，毛泽东被杨昌济拉着手来到堂屋，同杨家人一起坐下来吃晚饭……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映红了板仓的山山水水。
在杨家的小院里，杨昌济、毛泽东、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坐在竹凳上边喝茶边聊天。
杨昌济对毛泽东说：“你既然来了，就再走一走。我对你讲，最近从日本回国的柳午亭先生就住在附近，离板仓40里。他思想进步，学识渊博，你不妨去见一见。”又说，“他有个儿子叫柳直荀，也是位有抱负的青年。”
毛泽东说：“谨遵师命，我一定前去拜访柳先生。”
杨昌济说：“今日你先休息好，明日再去……”
次日清晨，毛泽东遵照杨昌济的嘱托上路了。
中午过后，毛泽东终于赶到了柳午亭的寓所；在拜访中，毛泽东同柳午亭先生探讨了有关体育和中国的妇女解放等问题……
1926年5月，毛泽东受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聘请，到设在广州市番禺学宫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了第6期的所长。
在讲习所，毛泽东除主要负责所里的全面工作外，还担任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三门课程。
6月中旬的一天，天降大雨，街道上的积水没过了人的膝盖，被大雨阻止在讲习所外的毛泽东冒雨往讲习所赶；讲习所的教育长萧楚女劝他找地方避一避雨，等雨停了再去讲习所，而毛泽东却说：“雨再大也要赶回去，人不能失信，更何况我还是所长！”
萧楚女见拦不住毛泽东，只得陪同毛泽东一起冒雨往回赶；二人来到讲习所，翘首以待的学员们见他们的所长和教育长全身上下都被雨水淋得精湿深受感动，急忙上前去搀扶他们，同时提议他们先去换了身上的湿衣服，而毛泽东却坚持说：“没时间了，先上课！”
在课堂，身穿湿衣服的毛泽东十分形象地对学员们讲：“整个社会就像是一座塔——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倒。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讲得既形象又生动，学员们都很爱听，也容易理解；但学员们也注意到了毛泽东身上穿的衣服，当一堂课讲完时，毛泽东身上的湿衣服也被他的体温温干了……
12月1日，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举行。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两个大会发出专电邀请毛泽东回湘指导。
当月初，毛泽东偕妻带子到了武汉。
12月17日，毛泽东和妻子杨开慧由汉口到达长沙。
这时，长江以南大革命的形势风起云涌，农民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此，毛泽东是高兴的……
返回长沙的第四天，毛泽东出席了湖南全省工农两个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欢迎大会，并发表了题为《工农商学联合问题》的讲演。
在此期间，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再赴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12月特别会议。
会后，毛泽东重返长沙，准备率先在湖南大地展开农民运动。
12月26日，毛泽东接到湖南省工人、农民两个代表大会联合发出的邀请函，请他出席两个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闭幕典礼。
这一天恰逢毛泽东33岁生日，杨开慧见他连日奔波、操劳，劝慰他好好休息一下，而他却坚持连夜赶写明日需要用的演说稿，并说：“两个大会都发了邀请函，我不能失约哩！”
次日，毛泽东应邀出席湖南省工人、农民两个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闭幕典礼，作了题为《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演说……
1935年6月上旬，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开始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红军已经走得太疲劳了。无日无夜的行军作战，风餐露宿，栉风沐雨，部队早已没有了粮食，全靠战斗中缴获敌人的军粮，或是挖了野菜来吃，即使一块番薯、一块木瓜，也是很好的充饥之物，几个人也要你一口、我一口地互相紧让着吃……
在夹金山脚下，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得到一块番薯，像宝贝似的跑去拿给毛泽东说：“主席，你看——我得到了这个！”
毛泽东见陈昌奉手上拿的是一块番薯，高兴地说：“好，好，你和老侯老侯，侯登科、毛泽东身边的马匹饲养员。两个分吃了吧！”
陈昌奉赶紧将番薯递向毛泽东说：“这是给你的……”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讲过了，你和老侯一人一半。”并坚持说，“我讲的话是要执行的！”
陈昌奉手上拿着那块番薯，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毛泽东，忍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就要翻越夹金山了。面对皑皑雪山，但见白茫茫一片，寻路无路，觅途无途，全靠了向导在前引路开拓前进；雪深山陡，走在前面的人尚有积雪拦身，走在后面的人因雪被长长的队伍踏实了，又坚又滑，稍不留神就有翻下山去的危险……
单人战士走在雪山上尚且要步履艰难地一步步前行，那些背了行军锅、抬了担架的人就更吃力、更危险了；毛泽东早已不骑马了，他的黄骠马上驮了他的全部行装，他和陈昌奉、侯登科等人手挽手地踏雪向前……
雪山口上的风很大、很冷，吹得红军战士们一个个睁不开眼睛；耳朵被冻硬了，脸和嘴唇被冻僵了，人们依然顶风冒雪继续翻越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雪山。队伍中的红旗在风雪中晃动，一点点，一点点，在白白的雪的世界里显得格外醒目，激励着人们咬牙坚持着一步步向前迈进……
人们的手脚早已被冻僵，只是靠着两条大腿的移动而向前挪动着身躯；到了向山下行进时，人们走得更艰难、更小心了，稍有不慎，便有被雪山吞没的危险，已经有人和战马翻滚下了山底、再也没能爬上来……
风雪中，毛泽东先是抓了他的黄骠马的尾巴一步步走着；由于马匹饲养员侯登科的年龄大些，走在风雪中更显吃力，毛泽东便让他用一根绳索捆绑了腰际，让马拖着前行。
下山时，毛泽东风趣地对陈昌奉和侯登科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我还带着你们来这里踏雪……”
侯登科说：“行啊，我跟主席来！”
而陈昌奉却说：“我可是……不来了……”
见陈昌奉被冻得浑身打战，连说话也发抖，毛泽东竟自充满豪情地大笑起来，并开口高喊了他自己写过的两句诗：“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经毛泽东这样一说，陈昌奉来了精神……
1938年4月，久居南洋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家庚出于对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尊敬和信赖，捐献给延安两辆小汽车。这是延安城中仅有的两辆小汽车。在考虑这两辆小汽车的“分配方案”时，毛泽东坚持以“军事工作的需要”和“照顾年纪大的同志”为由，将汽车分配给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是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在杨家岭的山坡上散步，听到有人在后山坡上唱信天游信天游，陕北民歌的一种表现形式，高亢激昂、独具风韵。，便顺着歌声走了过去。
歌唱得很悠扬，内容不错；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年龄只有十几岁的小战士在唱。朱德缓步近前，轻轻拍了一下小战士的肩头；小战士回头一看，赶忙立正了敬礼：“总司令……”
朱德笑了：“小鬼，你唱得很好呀！”
小战士红了脸，再一看旁边还站着毛泽东，立刻又赶过去敬礼：“毛主席！”
毛泽东笑着对他说：“小鬼，你唱歌唱得很好啊！”又问，“为什么不去鲁艺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啊？”
“报告毛主席！”小战士郑重地回答说，“我正在党校学习，我觉得应该先学点政治，武装武装头脑。”
毛泽东和朱德都高兴地笑起来。毛泽东说：“有道理！要懂政治，年轻党员更要用心学，还要学得进去！”又问，“那你还唱歌吗？你的歌唱得很好呢！”
小战士说：“不矛盾，唱歌是业余爱好，学政治是主要任务。”
毛泽东面向朱德：“你看，小鬼想当政治家哩！”
朱德微笑着说：“青年人就应该有这样的志气啊！”
小战士连忙解释说：“不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政治家！我不会打仗，不懂战略战术……”
毛泽东被小战士说得仰脸大笑起来。朱德说：“学学政治蛮好的，打仗还早，你还是个娃娃么，啥子战略战术，懂得那么一点就可以了，文武双全的人难得找，还是唱好你的歌，鼓舞士气嘛！”
毛泽东止住了笑，也对小战士说：“总司令讲得好，做工作起码要懂得一门学问。”
小战士点点头，答应把自己的歌唱得更好……
临近1939年元旦，延安党校和鲁艺搞了一次联欢，这名小战士上台为大家唱了两支歌，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和称赞。
当月，这名小战士即被调进鲁艺，成了一名专业的歌唱演员。
1940年1月15日，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分在延安的党政军干部举行大会，庆祝吴玉章同志的60诞辰。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热情颂扬了吴玉章几十年来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他在讲话中说《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页。：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1942年10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午饭后散步途中遇上了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黎侠同志，知道她前不久刚刚生了一个女儿，便关切地问：“娃娃呢？”
黎侠叹了口气说：“哎，病了……”
这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黎侠生下女儿后由于缺乏营养而无奶水，女儿也经常生病。毛泽东便对她说：“你把我那份牛奶给娃娃拿去吧！”
黎侠忙说：“那怎么行呢！主席日夜为民族操劳，就这么点营养，她一个小孩子算得了什么……”
毛泽东却说：“要关心我们的下一代呢！中国的革命就靠这一代，没有下一代怎么行啊？”
黎侠知道中央办公厅喂了一头奶牛，是用来照顾中央领导同志的，每天挤一点分给每位中央领导同志，以保证他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些；她不能为了自己的孩子而要了毛泽东的那份牛奶，再说她也知道毛泽东的身边也有一个刚满两岁的小女儿……
不想第二天，毛泽东的卫士用一个酒瓶盛着给黎侠送牛奶来了；黎侠说什么也不收，坚决让毛泽东的卫士把牛奶拿回去。
毛泽东的卫士只得将牛奶拿了回去，可毛泽东又让他送了来，并对黎侠说：“你就让孩子喝了吧！拿回去主席是不同意的，我还得挨批评。”
没办法，黎侠只得收下了毛泽东送给她的这份牛奶；以后，毛泽东的卫士天天给黎侠送牛奶来，一直送了半个多月……
1943年正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在枣园外面散步，遇到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乡正在一起晒太阳、聊天，便走上前去问他们都有多大年岁了。老人们说，他们都已经60岁开外了，其中有两个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正月十五恰好是他们俩的生日。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很好么！你们都是年逾花甲、德高望重的人，应该给你们祝寿才好！”
其中一位老人说：“现在打仗，正困难呢，还祝哪门子寿啊！”
毛泽东感触到老人们思想开朗，识大体、顾大局，便继续笑着说：“日本鬼子是要打仗的，大家的寿也是应该祝的！”
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五下午，毛泽东派人请来了枣园乡的24名60多岁的老人，招待大家在一起吃寿面、喝寿酒。毛泽东举着酒碗祝贺老人们延年益寿、老当益壮，并说：“老年人的经验多，做事情稳重；教育娃娃要靠老人，教小伙子搞生产，支持革命，也离不开老人哩！”
毛泽东的话，直说得大家心里暖烘烘、喜洋洋的。毛泽东又说：“大家都要学战国时代的廉颇和三国中的老黄忠，人老心不老么，总是要奋斗才好！”
老人们寿宴后，毛泽东给每人送了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作为祝寿的礼物，并告诉大家只有多讲卫生，才能保障身体健康……
10月21日，毛泽东得知了他过去的警卫员吴吉清的孩子患了重病，十分焦急，便亲笔给延安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侯建存写了一封嘱托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三联书店1986年版。：
在边区政府工作的吴吉清同志（他过去是我的特务员）的小孩患病甚重，群医束手，拟请费神为他检查一下，看是否还有希望，未知可否？
1945年1月间，延安组织了50岁以上的年长者集体祝寿。毛泽东朱德等人同时被邀请到了杨家岭中央礼堂的“祝寿台”上。
祝寿活动中，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多作贡献……
1946年11月下旬，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的中央礼堂为朱德祝寿。
毛泽东说：“我们的总司令60岁大寿，是我们大家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的光荣！总司令戎马半生，为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我们都应该为他祝贺啊！我相信，我们的总司令能活100岁！”
在朱德60岁寿辰的庆祝会上，毛泽东为之题词：
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
1958年2月初，毛泽东想及早年曾为他和杨开慧照看孩子的陈玉英，便派人专程前往湖南将陈玉英的女儿孙燕接进了北京中南海。
这时孙燕已经十七八岁了，毛泽东在丰泽园的紫云轩热情地接待了孙燕，让她坐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详细询问了她妈妈的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同她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并留她一起吃了午饭。
2月10日下午，毛泽东再次派人接来了孙燕。
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的会客室里，毛泽东了解了孙燕在中学的学习情况和升学志愿，并对她讲“要全面发展”。
孙燕深受鼓舞地回答说：“我一定努力去做！”
毛泽东又说：“一个人要懂得多方面的知识，要全面发展，就要大胆学习。我们国家有演戏的、唱歌的、写历史的、写剧本的、写小说的、画画的、研究科学的等等。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财富哩！”
孙燕认真地点头听着——工作人员在一旁见了，感到毛泽东对待孙燕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达32年之久的故乡韶山。
回到韶山后，毛泽东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村上的一些老人，有和毛泽东同辈分的，也有比他辈分高的；一见面，毛泽东即说：“三十年没见到你们了，我是来看望你们的。”
当天下午，毛泽东还特意去了韶山中学，同学校里的孩子们合影留念。
在孩子们中间，毛泽东见到一个男孩子手上拿着一本课本，便从这个孩子的手上取过课本来看，并问他：“伢子，你现在学什么呀？”
男孩子回答：“我们现在学的是汉语拼音。”
毛泽东笑了：“哦，汉语拼音——你可以当我的老师哩！”
听毛泽东这样一说，围拢在毛泽东身边的孩子们都笑了……
当日晚，毛泽东在韶山宾馆写下一首七言律诗：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12月，毛泽东在杭州西湖侧畔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逐章逐节讨论的方法，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时正处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的饭桌上见不到一点点肉了，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干马齿菜或炒干白菜；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出于对毛泽东的关心，专程由上海赶来杭州，给毛泽东送了一兜螃蟹。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将螃蟹煮了拿给毛泽东，毛泽东摇摇头就是不吃，吩咐送给了杭州西湖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的孩子们，自己身边没有留下一只……
1962年1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让他的厨师破例做了几样湖南的家乡菜，邀请了清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章士钊、程潜等人来吃饭。
临开饭时，毛泽东请大家进入餐厅，并热情地拉了溥仪的手，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风趣地对他说：“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呦，我做过下面的老百姓呢！”
说着话，毛泽东亲自动手给溥仪夹菜，并说：“尝尝我们湖南的苦瓜吧！”
“好，好！”溥仪连忙说，“我自己来，自己来……”
见溥仪吃了这口菜，毛泽东问：“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吧？”
溥仪连口说：“好吃！好吃！”
毛泽东又对章士钊和程潜说：“请！都吃，都吃！”
章士钊和程潜也拿起了筷子：“好，好……”
工作人员看得出来，毛泽东对章士钊和程潜是打心眼里尊敬的……
1965年9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就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局势中的许多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当有外国记者问及陈毅“中国好战”和陈毅本人是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好战分子”时，陈毅拍了麦克风，大义凛然地说：“老子就是好战！老子就是好战分子！”并怒言，“我们中国人本来不想打仗，可有人要打，那就打好了！美帝国主义和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总是想挑起战争。老子早就想打仗了！老子头发都等白了！打就早打，如果现在不打将来打，老子等不上，老子还有儿子，老子的儿子也要跟他们打！”
陈毅不用讲稿的讲话，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敌人挑起战争威胁的民族志气，同时也充分表明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为保卫祖国而积极备战的决心和士气；而对于世界上一切真正的好战分子，则起到了不小的威慑和实际的震慑作用……
当毛泽东在中南海听了陈毅答记者问的录音后，竟高兴地夸赞说：“讲得好呢！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长，是个真正的外交部长；这一下外国人也晓得了，我们的这位外交部长不大好惹哩！”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打电话给陈老总，明天请他来我这里见一见。”
次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华访问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时，再次称赞陈毅说：“我们有一位不大好惹的外交部长。”并说，“他可是我们军队中一位了不起的元帅呦！”
接见结束后，工作人员提醒毛泽东说：“主席不是说要见陈老总吗？打电话叫他来一下？”
“回去！”毛泽东挥挥手说，“说在游泳池见，就在游泳池见。”
1973年2月下旬的一天，中央政治局的人都聚到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来开政治局会议。当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江青等人都到了小会议室时，毛泽东已经坐在会议室的沙发上等候着大家了。人们依次向毛泽东问了好，然后各自找到适合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这时候，已是耄耋之年的朱德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也来了，看上去身体依然很健康，一派气宇轩昂、挺拔威武的样子。
毛泽东一见到朱德进来，便想站起身来迎接，被快走几步的朱德上前阻止了；毛泽东只得微欠了身子，伸手拍一拍自己身边的沙发扶手，请朱德在自己的身边坐下来，并很动情地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啊？”
朱德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告诉毛泽东：“我很好。”
这时候，所有在座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身上。大家只见毛泽东心有所思地抬起手来，从他身边的茶几上拿了一支雪茄烟，自己动手划着火柴吸着烟，继续对朱德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就不高兴；我说你是红司令，红司令嘛！”
听毛泽东这样一说，在座的大多数人都爽朗地笑起来；但也有人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点，依然继续说：“我说是红司令，就是红司令——红司令嘛！”
在座的人们再一次欢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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