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和李香兰座谈之后，报上登出了我们的合影，我就成了与李香兰齐名的热点人物，隔三差五都要被人议论到，而且总是把我、李香兰和胡兰成这样的人排在一起，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又觉得是活该。后来议论得越来越多，似乎我成了文化汉奸之一。我从来不曾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成了众人的枪口所指。这已不是一般的议论，很多时候都在谩骂，甚至涉及我的私生活。即便他们所说的是事实，这也牵扯不到我是否是汉奸的嫌疑。更何况私人的生活用不着向大众表白，除了对自己家里人之外，我对任何人没有解释的义务和必要。我最终选择沉默，同时也不愿耗笔墨去打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工作。但是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说明我的态度，给人一种错觉，认为我是默认了。我决定再版《传奇》，趁机在序里面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给他们一个无声的回击。在我设想中，这本《传奇（增订版）》要与旧版有所不同，我后来发表了一些新的小说，如《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和《桂花蒸·阿小悲秋》。我把书稿带到炎樱那里，请她为我的小说集设计封面。炎樱做封面很有一套，当年她为胡兰成的杂志《苦竹》做的封面就是几支竹子，斜斜地切过封面，竹子与叶子颜色各不同，却互相映衬，我非常喜欢，甚至大喜过望。

    我先和炎樱去买东西，我的很多零食和衣裳都是炎樱陪着我买的。我很自私，主动陪她买的却很少。她有时也抱怨，但是并不是真正生气。我很欣赏她的审美与眼光，她不写字，要是发奋写起来，必定是超过我的，她有时艺术直觉真的让我惊讶。那天我们先去逛街，她在报摊上把报纸杂志翻得一团糟，最后一本也没有买。报贩子讽刺她说：“谢谢你。”她马上答道：“不客气。”把报贩子气得直瞪眼。我们跑到一边，她开心地大笑不止。她有时候很天真，非常享受这样的淘气。她买东西，会抹掉零头，这是她的老习惯。即便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会这样做，她把皮包亮给老板看，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我们本来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太好了，忍不住—”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说：“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啊？”但是老板出面了，劝自己的女人：“就这样吧，不然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还告诉我们附近哪家茶室蛋糕最好。我们离开商店时开心死了，我猜想那个老板是被炎樱的孩子气所打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棕黄色皮肤的初恋吧？或者他把炎樱当成他早逝的妹妹。

    一直逛到分手，炎樱才向我打听我的设计要求。第三天她就骑着脚踏车来送画稿，急急忙忙地上楼来：“张爱，要亲我一下，我都爱死了这封面。”我白了她一眼，说：“什么呀？”她急急地打开画稿：“张爱，你也会爱的，真的。”我看到那幅画，是晚清的一个仕女，还穿着古朝衣裳，有点像我。这个女人在那里幽幽地弄着骨牌，旁边坐着个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最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突然就有个比例失调的人形，像鬼魂一样出现了。她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往里偷窥—这个现代的女人也可以看成是读者，他们要偷窥我的生活，我笔下那个古色古香的世界。这画面有点使人不安，但是正是我希望要的。我谢了她，请她吃了蛋糕。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家报馆打来的，说“大东亚第三届文学者大会”邀请我参加，报上已经登出我的名字了。我大大地吃了一惊，这件事怎么事先不通知我？我自从和胡兰成结婚，又和李香兰在一起座谈，就变得“臭名昭著”。如果再参加这个什么“大东亚第三届文学者大会”，我该怎么在上海滩活下去？不被骂死才怪。我趁着送炎樱来到报摊，果然买到头天的报纸，上面赫然列着我的名字。我很生气，好几天了，也没有人通知我。我回到家气得不行，把报纸放在桌上。姑姑看了看说：“这些人不能沾的。”我说：“我知道，我什么时候主动贴上去沾过他们？沾到人就是沾到脏。”姑姑说：“嗯，也包括姑姑。”我气得瞪了她一眼，姑姑说：“我知道你受够了我，有地方去，你早跑掉了。”我想这是她对我的想法，我打算反唇相讥，最后还是忍住了，是她受够了我，她没有办法。

    后来，我还是给那家报社写了封信，希望他们刊登出来以表明我的态度。我的信很短，只有一行字：“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

    隔了几天，报上报道会议情况，代表名单上仍然有我的名字，这个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随它去。但是在《传奇（增订版）》出版时，我写了一篇“有几句话同读者说”，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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