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张狂极了,拒绝别人请吃饭,拒绝别人请跳舞,拒绝别人的约稿,包括我的弟弟张子静—他凑热闹跟几个同学合办了一本文学杂志《飙》,几乎乞求我为他们创刊号写上一点文字。可是,我怎么可能看得上这种没有丝毫名气的杂志?我果断拒绝了。我实在控制不住要张狂,我的名气几乎盖过那些当红明星,关于我的花边新闻也在各大小报上刊登,我的衣食住行成了小报永不厌倦的话题。确实,我在这方面非常讲究,那次去给苏青送小说《封锁》,我完全不顾别人的观感,穿的是一件在虹口购买的布料做成的套头长裙,刺目的玫瑰红,散落着粉红花朵,嫩绿的叶子印在深蓝或碧绿的地上,一块布料就是一幅画,我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记得从巷弄里经过的时候,许多正在玩的小孩子像看把戏似的追着我看,我看也不看他们,匆匆走过。我几乎走到哪儿都会引起市民注目,我毫不在意,这也是我要达到的效果,我得意得不得了。我知道我长得不漂亮,如果再穿上一身黯然失色的衣裳,那怎么见人?也不可能有人要多看我一眼。我这样的人要引起别人关注,只能另辟蹊径,只能别出心裁,只能和别人不一样,这是我一向的主张。
有一天我到印刷厂去送大样,那天我穿的是一件桃红色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背心,长发披肩。工人们一个个都停止了工作跑出来看我,我也没有丝毫害羞之感,仿佛这一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仿佛我张爱玲就是这样的人,天生应该如此。我自然地走到机器边,看到上面全是印着我的照片,我点点头。工人说:“你看,正在印你的东西,全是你的—都是要用脚来踏,印一张照片,我要踏十五踏。”我笑眯眯地看着,说:“是的吗?真是神奇啊?”我看着纸上自己的模糊的照片,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他们。但是我喜欢这种高高在上、傲视一切的感觉,我不能没有它,它是一股气,托着我在天上飞翔。
那时候我迷恋衣裳,迷恋旗袍,我认为衣裳是一种“袖珍戏剧”,我就是在借着它才可以完美自如的表演。我跟苏青在一起有时候根本不谈文学,只谈穿衣。苏青听不下去,她是不太讲究的,但是我逼着她听。后来受我影响,她也喜欢跟我谈。有一天她拿着一件绸旗袍对我说:“生孩子之后身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件旗袍好漂亮,可惜现在腰一直细不下来,不能穿。”我帮着用力穿上身,结果将她的身材裹得很紧,她也难受,只好脱下来,我也替她遗憾。
我有一套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是从舅舅家晒霉的衣堆里发现的,放了很多年都没人穿了,我把它讨了来,洋洋得意地穿在身上,有一天我就是穿着这一身衣服去天地出版社见苏青。
苏青的家里十分杂乱,一个很小的孩子坐在泥地上哭,煤炉上的水开了,而苏青正在淘米洗菜。她的衣着不堪讲究,却让我生出一份亲切。苏青笑着说:“职业妇女的写作真是不容易,淘米时写好的句子,饭熟了就忘得一干二净。”我笑起来,我其实也有同感。她爽快地说:“你的《金锁记》出来,我只有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改日请你吃饭,今日要去救一个人,去求周佛海周先生。”
我那天后来鬼使神差地和苏青去了周佛海先生家,我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受难的书生名字叫胡兰成—这么一个好的名字,后来却像一根刺,一辈子扎在我生命的血肉里,拔也拔不出来,最终长成一根肉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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